2017年12月21日星期四

“华风远被到南溟” -- 回望峇峇人物

“华风远被到南溟”
                   --回望峇峇人物 
[新加坡] 柯木林


摘要

  峇峇是新马华人历史一个值得研究的族群。这批貌是华人却崇拜英国文化,身着汉服但效忠英国女皇的族群,在殖民地统治时期,由于与殖民地政府的密切关系,如鱼得水,叱咤风云,成为新马华人社会上层人物。然而随着时间的洗礼,这个族群已失去当年风采!
  峇峇定义复杂,一言难尽,在各个历史时期中,有着不同的内涵。早期的峇峇人物,具有强烈的中华意识,在新加坡历史上开创了许多“第一”,对早期新加坡社会的发展有特殊贡献。
  然而这些事实早已尘封在历史故纸堆中,应该加以复原与发掘。本文理顺了一百多年来峇峇的历史贡献,通过一些人物事迹,予以历史评价。百年盘点,让我们重温这段尘封的往事。



从邱逢甲说起

  1900年3月, 中国近代史名人邱逢甲以保商局事奉命南来,宣慰华侨,他拜会了当年的《叻报》主笔叶季允, 写下了著名的 〈赠叶永翁布衣〉 一诗, 发表在《叻报》上[1]。

  旅新期间, 邱逢甲目睹了当时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儒学运动。其 <自题南洋行教图>一诗, 對在南洋講述儒學的情形, 有生动的描述[2]。儒学运动是19世纪80年代新加坡华族史上的大事, 这场运动对峇峇族群的再华化, 意义深远[3]!

  何以峇峇族群对儒学运动情有独锺? 峇峇族群的再华化又意味着什么? 百年光景,瞬间而逝!过去的一个世纪,峇峇人物对新加坡社会的发展,又作出那些贡献?百年盘点,让我们重温这段塵封的往事。

  首先还得从历史的大背景说起。


何谓“峇峇”

  峇峇(Baba),或称土生华人(Straits Chinese)是指15世纪初期定居在满刺加(Meleka马六甲)、满者伯夷 (Majapahit) 、室利佛逝(Srivijaya印尼)和淡马锡(Temasek 新加坡)一带的明朝移民后裔[4]。

  峇峇也包括少数在唐宋时期定居此地的唐人,但目前没有资料证明唐宋时期已有华人居住,所以一般上峇峇都是指明朝移民后裔。这些后裔在文化上受当地马来人或其他非华人族群的影响。男性称为峇峇,女性称为娘惹 (Nyonya)。

  大部分的峇峇原籍是中国福建或广东两省,小部分是广府和客家籍,很多都与当地人混血。峇峇文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例如他们的传统婚礼是以中国传统仪式为主,服饰(尤其是女装)则是从明朝的汉服演变而来的可巴雅 (Kebaya)。峇峇的语言为峇峇话,这并非单纯的福建话,在使用汉语的同时,依地区不同,参杂使用马来语的比例也随之不同。


峇峇家庭照

  有些受华文教育的华人也称那些从小受英式教育的华人为“峇峇”。这个用法有藐视的意思,表示此类华人已经数典忘祖或者不太像华人了。当地的闽南人亦有句成语叫作‘三代成峇’, 这句话没有藐视的成份,只是意味到了第三代华人,由于适应当地社会环境的缘故,其文化难免带有当地色彩。

  此外,峇峇亦特指一个自称并被称为“峇峇”的华人族群,也就是今日在马六甲、槟城和新加坡的峇峇。峇峇华人讲马来语,他们也自称为“Peranakan”即马来语中“土生的人”,用“Cina Peranakan”(土生华人),以识别自清末以来从中国来的移民。

  这样的分别在当时很明显也很重要,“峇峇”是土生的,而“新客”(Xin Keh)是移民,两者的生活习惯和政治意识不太一样。虽然现在的华人大都是本地出生的,可是“Peranakan”一词已成为“峇峇人”的专用自称。

  有学者把“峇峇”限定成“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专指那些在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统称海峡殖民地 Straits Settlements)出生的华人,即父系是华人血统,母系是土著血统。可是,这样定义除了把“峇峇”窄化,也含有政治性目的。因为这个定义说明他们的父亲血统是土生华人,无疑是向英国效忠。

典型的峇峇家庭布置


  在英国统治期间,所有文献都把“峇峇”、“土生华人”、“海峡华人”等同,视之为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华裔英国子民”。海峡殖民地是政治性定义,存在于1826年至1946年。海峡殖民地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峇峇”作为一个特殊族群并未随之而

  世界上峇峇娘惹的人口约八百万,其中印尼约有六百万,泰国约一百万,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各占五十万。今天,一位华人男子如取一位马来女子为妻,他自己也要信奉回教,取穆斯林名字,他们的子女不称“峇峇娘惹”,而是混血儿了[5]。


新华社会与呷华社会

  开埠初期,由于各种建设需要大批和建筑业有关的劳工、技工与木工,吸引了华人拓荒者先后从槟城、马六甲、廖内群岛及中国沿海的福建,广东两省,分四路到来新加坡。19世纪中叶,经过这波移民浪潮,新加坡华人社会基本形成[6]。

  这些移民对新加坡来说,都是外来移民。不过,由于马六甲较前于新加坡开发,因此从马六甲来的移民,大部份是商人集团, 他们已经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国际关系。他们有的在伦敦传道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剏设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 读过书,通晓英文,也有机会在洋商的事务所办事,了解洋人脾气, 懂得洋人经商的手法。他们来到新加坡这个新兴都市后,如鱼得水,一个个风云际会,春风得意马蹄捷,产生了资产阶级的一群,成为新华社会的上层阶级 。19世纪初期的新华社会是和马六甲社会分不开的,两地拥有共同的一批华社领袖[7]。

  薛佛记 (See Hoot Kee 1793-1847) [8]是这批马六甲漳泉商人集团的领袖, 他也是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薛佛记祖籍福建省漳州府漳浦县 (今福建省漳浦县石榴镇东山村上营) [9], 生死都在马六甲,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峇峇。但他所创导的闽帮文化, 却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以他本人而言, 他字文舟, 在新加坡奋斗十数年后回到马六甲, 之后在马六甲辞世, 终年55岁[10]。垂暮之年不忘回归故里(马六甲), 可见 “落叶归根”的观念, 仍然根深地固地存在着!
薛佛记是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


  薛佛记是经营锡矿业的, 他的矿区在宁宜河 (Linggi River) 流域一带[11]。新加坡是他事业发展的另一根据地。他在新加坡拥有七塊土地, 俨然是个大地主[12]。取之社会, 用诸社会。在新加坡发迹后, 薛佛记开始关心旅新漳泉侨民的问题。於是创办恒山亭, 捐建天福宫, 晚年回到马六甲后又致力于青云亭的中兴大计 。富者乐善好施, 成为华族社会的优良传统[13]。

  恒山亭位于新加坡的石叻路 (Selat Road, 今Jalan Bukit Merah ), 这座奉祀福德正神 (俗称土地公或大伯公) 的古庙, 在创建时, 其主要职责是办理旅新漳泉乡侨的丧葬祭奠, 管理福建塚山。比较严肃的邦人集会和议事,都在这里举行。薛佛记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把塚山的管理规模化、制度化。在他任大董事期间所制定的《恒山亭重议规约》(1836年), 开日后华族庙宇管理之先河[14]。薛佛记于恒山亭创建之初,赠匾《福弥春秋》,其中 “秋”字,用的却是古体的“秌”, 而且题署时用“漳郡浦邑”,以示不忘本源。道光二十五年 (1845年),在马六甲青云亭内的《敬修青云亭序》碑中, 其落款亦署 “漳郡浦邑亭主薛文舟谨志”,很有中国文人的气质[15]。


恒山亭内的《福弥春秌》匾立于1828年, 该匾下款刻曰“漳郡浦邑
东山上营社大董事薛佛记敬立”。1992年5月11日此匾在大火中被毁


  《恒山亭重议规约》部分条规是以闽南话夹杂巫语、英语写成的, 反映了19世纪的峇峇家庭,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融入不少本地文化元素[16] 。今天, 我们在马六甲峇峇文化博物馆 (The Baba Nyonya Heritage Museum) 内所看到陈列品, 从日常的生活起居到节庆婚丧, 旡一不受中华文化的影响[17]。

  1839年, 薛佛记任青云亭第二任亭主,致力于该亭的中兴大计。是年他46岁, 已年逾不惑。较之10年前任恒山亭大董事, 此时薛佛记的领导能力, 更臻成熟。他虽已离开新加坡, 但仍然与新加坡保持密切联系,继续发挥其影响力,为侨民谋福利。1846年,即他辞世的前一年, 恒山亭重辟新塚,仍以其名刻石[18]。垂暮之年, 对坡人事业尤耿耿于怀, 这种天下为公的精神,令人钦佩。

  青云亭是英国殖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特殊历史产物。1824年英荷《伦敦条约》(Anglo-Dutch Treaty of 17th March 1824) 签订,次年英国从荷兰人手中接管马六甲,废除甲必丹制度。呷华社会失去数世纪来传统的领袖制度,遂变通以青云亭亭主取代甲必丹的领导地位。亭主属终身职 , 青云亭於是成为呷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第一任亭主梁美吉 ( 祖籍福建省南安县诗山镇凤坡村 ,任期 : 1824-1839) 是薛佛记三妹世娘的丈夫[19]。薛氏家族因此执新华、呷华社会领导层之牛耳,成为新马两地的豪门。

  隨着社会的进步,以“慎终追远”为主要目的的恒山亭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1842年底天福宫落成, 取代恒山亭的地位, 成为新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 天福宫位于人口密集的直落亚逸街 (Telok Ayer Street),介於商业区和住宅区之间,是漳泉侨民聚居的地带。从1850年的 《建立天福宫碑记》看, 薛佛记捐金2400元,仅次于陈笃生的3074.76元, 陈笃生任天福宫大董事, 成为新华社会的领袖人物[20]。

  陈笃生(Tan Tock Seng 1807-1850), 祖籍福建省海澄县 (今福建省龙海市海澄镇仓头村后许社) [21], 马六甲出生,一生事业以在新加坡者为重,辞世后葬新加坡欧南山(Outram Hill)。他从零售商起家, 以炒地皮致富。除了以天福宫为基地服务闽幇侨民外,陈笃生最为家喻户晓的, 是1844年独资7,000元创办陈笃生医院 (Tan Tock Seng Hospital), 不分种族帮派,为人民提供医药服务,惠及整体新加坡社会[22]。

  陈笃生医院创办时原为贫民医院 (The Chinese Pauper Hospital),旧址在珍珠山 (Pearl’s Hill), 由一委员会管理。潮帮领袖人物佘有进 (Seah Eu Chin 1805-1883) 与粤帮领袖人物胡亚基 (Hoo Ah Kay 1816-1880) 均为委员会成员[23], 闽潮粤三帮领袖彼此合作, 共襄义举, 毫旡帮派畛域之分, 殊为难得!

  陈笃生逝世后, 哲嗣陈金钟(Tan Kim Ching 1829-1892) 继任天福宫大董事[24], 陈金钟在新加坡十分活跃, 他可说是19世纪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1852年捐3,000元修葺陈笃生医院, 扩建其两翼病室及改进院务, 此举造福人群, 值得一书。

  陈金钟之子早逝,其事业由孙子陈武烈( Tan Boo Liat 1874-1934 陈笃生曾孙) 继承。1906 年天福宫重修, 主其事者乃陈武烈[25]。

  与其祖父陈金钟一样, 陈武烈接管天福宫时也很年青, 《叻报》称陈武烈 “年少英才”,而《星报》则谓“英才卓荦” [26]。 从1897年到1916年,陈武烈是天福宫的主要领导人物。

  陈武烈亦是同盟会会员,主张革命倒清,为孙中山的挚友与忠诚支持者。1910年,陈武烈于花柏山下的秉德路(Pender Road) 修建豪华别墅金钟大厦 (Golden Bell Mansion),以纪念其祖父陈金钟。1911年12月15日(星期五),孙中山回国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途经新加坡, 住宿金钟大厦[27]。
  陈武烈领导天福宫结束于1 9 1 6年。此后有关他的资料极少,直到1934年10月17日,我们才从《星洲日报》上看到他逝世的消息。当年报载他于“二年前返国”(即1932年回到中 国),在中国患脑出血症逝世,享年60,遗骸火化后运回新加坡安葬, 逝世时最后职衔为侨务委员会委员[28]。陈武烈的墓地在俗称咖啡山的武吉布朗坟场(Bukit Brown Cemetary),古墓设计独特,墓的两旁各有六道“金光”,相信是受到国民党党徽设计的影响[29]。

  此外,陈武烈于1899年任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 财政 , 他也是该校发起人之一[30]。 1900年发起组织海峡英籍华人公会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同时亦为华人义勇军的队员, 担任陈笃生医院管理委员会委员 ,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31]。1906年6月,他與林文庆医生及殷雪村医生设立振武戒烟善社,反对抽鸦片。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特地向外务部报告此事,同时也知照殖民地总督,以奨励陈武烈对禁烟运动的贡献[32]。

陈武烈是孙中山的挚友与忠诚支持者

  从1850年《建立天福宫碑记》到 1906年《重建天福宫碑记》, 陈笃生祖孙三代领导福建帮近60年。在此期间陈氏家族不仅关注本帮侨民福利, 同时亦利用他们的财富, 作出惠及整体新加坡社会的义举。

  差不多与《建立天福宫碑记》刻石的同时,新加坡第一间华文学塾祟文阁也在1849年在天福宫的偏殿兴建。这所学塾, 实开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先河, 祟文阁比一般公认的第一所华文学塾萃英书院的成立 (1854年), 还早五年[33]。

  祟文阁的创办人就是我们熟悉的陈金声 (Tan Kim Seng 1806-1864), 祖籍福建省永春县桃城镇丰山村,生死都在马六甲[34]。然而, 许多人只知道陈金声曾捐资协助殖民地政府, 解决居民的食水问题[35], 但却很少人知道他其实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创始者。1849年,崇文阁在天福宫侧殿创设, “大董事陈巨川捐金捌佰捌拾元” [36]。陈巨川就是陈金声的别号[37]。

  崇文阁是否是新加坡最早的华文学塾,至今尚有爭议。但五年后(1854年)在厦门街成立的萃英书院,则是学界公认的最早华文学塾。陈金声是大董事(碑文镌刻其号陈巨川),捐献 “基地壹所值价银一千七百一十元正” [38],充作建筑用地。作为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开创者,陈金声地位无可取代。

  陈金声一生醉心教育,在《陈金声遗嘱》(The Last Will and Testatment of Mr. Tan Kim Seng) [39] 中更清楚地写明萃英书院及新加坡书院(今莱佛士书院)各得他捐款600西班牙元。此外,他亦捐1000西班牙元给陈笃生医院,捐给在马六甲的医院与“大众爷”的华人庙宇或慈善机构500西班牙元[40]。

  这种对教育与社会公益热心的优良家风,也影响了他的后世子孙。长子陈明水(Tan Beng Swee, 字宪章,1828-1884)继承父业志,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捐金重修崇文阁;萃英书院也由他扩建。陈明水乃薛佛记女婿[41], 明水之子若锦 ( Tan Jiak Kim, 1859-1917, 陈金声孙 )更秉承先志,从而宏大之。陈若锦热心社会公益,发起创办爱德华七世医学堂(中央医院的前身)等[42]。提倡文教,替海外迁民奠百年基石,卓识远见,楷笵后人。陈金声家族致力教育事业,历三世而不衰,实在难能可贵。从此注重子女教育, 成为新华社会的又一优良传统。


1877年 : 历史的分水岭

  1860年以后,中国政府与海外华人的关系有重大的转变。此前,满清政府禁止华人移居海外,也很少关注海外华人所受的灾难和迫害,让其自生自灭[43]。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态度也很冷淡。例如1840年,奉派前往中国参加鸦片战争的英军抵达新加坡,在岸上扎营,当地华人并未对英军采取敌视[44]。此后,中国政府改变立场,对海外华人采取保护政策,继而在海外华人众多的地区,派使设领[45]。19世纪中英两国在争取海外华人领导权上,随着左秉隆(Tso Ping Long 1850-1924)的到来, 有了新的变化。

  新加坡在晚清海外笔记中被誉为“南洋第一埠头” [46],因其地处要冲,于是成为中国在海外设置领事的第一个地方 [47]。1877年(光绪三年)中国设立驻新领事,同年英国海峡殖民地政府亦设置华民护卫司。两者都以治理华人事务为首要任务,正意味着中英两国都企图争取本地区的华族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海峡殖民地政府因深恐中国在新加坡华族社会扩张其影响力,曾多方拦阻中国在这里设置一个永久性的领事馆。几经周折, 直至1881年,中国满清政府始得派遣一位具有外交专门学识的专员到新加坡,作为海峡殖民地政府,尤其是华民护卫司(Chinese Protector)的对手[48]。

  1881年9月左秉隆领凭上任, 同年12月, 薛有礼(See Ewe Lay 1851-1906)在新加坡创办《叻报》[49]。此二事说明了中华文化对新加坡华族社会影响力的加强 。

  左秉隆领新期间, 除了创办“会贤社”引导受华文教育的知识份子关心中国时事外,他亦倡设“英语雄辩会”(Celestial Reasoning Association), 让受英文教育的侨生(峇峇),每两周在领事馆集会一次,由他亲任主席,提出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公开讨论,对侨生进行意识形态的争取, 以培养他们的“内向之心”。 有一位峇峇在参加“英语雄辩会”后回到北京,写下了这段感性的文字:

  “这是一个美丽的回忆,深印在我脑海里,永不磨灭。我感谢叶秘书给我机会,来参观雄辩会的进行。我看到会员们一个个英姿焕发,唇枪舌剑,把讨论的问题,发挥得淋漓尽致;我永远忘不掉主席左秉隆领事的和蔼的态度,明晰的言词,理智的剖断,真令人叫绝。侨生们获得他的教训,将来的成就,是未可限量的” [50] -- 〈雄辩会印象记〉

  左秉隆的文化政策,引起了殖民地政府的关注,为了不让中国领事彻底地控制新华社会,殖民地政府实行了分化新华社会的政策。1887年,英国政府设立女皇奖学金(Queen’s Scholarships)培养亲英分子,便是这种分化政策的具体反应[51]。

  林孝胜在〈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分合问题〉一文中, 将新华历史分作三个时期[52],而1877年中国在新加坡设置领事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尤其是1881年左秉隆上任以后。在新华历史的研究领域里,左秉隆的影响不容忽视。


两条路线 一种选择

  1889年2月26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皇雕像由海峡殖民地总督丝丝史密斯爵士(Sir Cecil Clementi Smith)在总督府(Government House)揭幕。负责筹建这座雕像的就是当年侨生社会领袖,太平局绅佘连城 (Seah Liang Seah 1850-1925)。筹建的目的是感激英国殖民地的统治,作为女皇七十寿辰的献礼。雕像底座镌刻着这样的一段文字:
  
  “This statue of Queen Victoria was presen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Singapore in the year of Her Majesty’s Jubilee to be placed in the Government House as a memorial of the loyal affections of Her Majesty’s Chinese subjects and of their gratitude for the benefit of her rule.”

  (笔者自译:此维多利亚女皇雕像为新加坡华人社会所奉献,作为女皇陛下寿辰之献礼。侨生社会受惠于女皇陛下的统治,乃献此雕像存放于总督府内,以志不忘,并表忠心)

  维多利亚女皇在位是英国的全盛时期,她为英国造就了一个伟大的时代。1819年,维多利亚诞生。是年,也是新加坡开埠之年。1837年,维多利亚女皇登位。52年后的1889年,新加坡作为当年“南洋第一埠头”的商业地位已基本确定[53]。

  與此同时,从马六甲来新加坡拓荒的华人,已积累了足够的资本,为日后新加坡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薛佛记、陈笃生、陈金声、佘有进 (佘连城为其次子)等这批在新加坡华族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他们的成功与发迹均得益于殖民政策。

  前文述及,英国殖民地政府为了不让中国领事彻底控制新华社会,于1887年设立女皇奖学金,培养亲英分子。女皇奖学金每年选派华族社会中的优秀份子,前往英国深造,为华族社会制造领袖,灌输亲英思想。 殖民地政府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是成功了。1900年海峡英籍华人公会成立,藉以团结受英文教育的海峡侨生。这样一来,新一辈的精英份子,使得新加坡华族社会开始分化[54]。

1900年海峡英籍华人公会成立

  因此,我们不难看到,当中国发生庚子事件之际,这批受英文教育的侨生,竟然要组织“义勇军” 到中国与八国联军会合,攻打义和团[55] 。

  这种“离心运动”与左秉隆所倡导的“内向之心”,形成了两股外向的政治支流,加深了新华社会分裂的鸿沟。迄至1941年日本南侵后,这两股外向的政治支流,又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汇合成一股反侵略的历史主流[56] 。二次大战期间, 陈嘉庚 ( Tan Kah Kee 1874-1961 )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的抗日援华运动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新加坡抗日英雄林谋盛烈士(Lim Boo Seng 1909-1944) 仍係受英文教育的富家子弟[57]。

峇峇人物的特征

  1881年12月, 新加坡乃至全东南亚最早的华文日报《叻报》出版了。从1881年(光绪七年)到1932年,《叻报》足足维持了超过五十年的悠长岁月,保存了大量的新华社会史料[58]。

  《叻报》创办人薛有礼是一位受英文教育的峇峇。他创办华文报的动机, 历史学家颇多猜测。但只要我们注意其出身的家庭背景, 就不难得到答案[59]!

  薛有礼从他的父亲薛荣樾(See Eng Wat 1826-1884, 薛佛记次子) 这代开始 ,薛家就已经和中国接触频繁。薛荣樾经营船务生意, 长期往返新加坡、厦门之间[60]; 他的第三个儿子薛有福 (See Ewe Hock 1862-1884 薛有礼的弟弟) 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又到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之后在福建海军服务,1884年于中法马江之役殉国,年仅23岁[61]。

  从薛有礼这种与中国接触的家庭背景看来,反映了早年峇峇对祖国的爱慕之情。急需认同祖国文化及自已寻根的迫切, 成了创办《叻报》的动力。薛有礼別名崇仪 , 足以说明他本人对文化礼仪的重视。早年《叻报》的社论不断地向侨民灌输传统的道德观念,俨然以社会导师的态度出现。但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国内局势的阽危,《叻报》又不得不转移目标,开始引导侨民注意中国动向。自是年以后,《叻报》的说教文章逐渐减少,而有关中国政治问题文章明显激增[62]。这些史实, 显示了早年峇峇的“内向之心” 。

  然而20世纪初期,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精英份子如林文庆 ( Lim Boon Keng 1869-1957) 、宋旺相 (Song Ong Siang 1871-1941)、伍连德 ( Goh Lean Tuck or Wu Lien- Teh 1879-1960) 等,成了当年侨生社会备受敬仰的风云人物,同时也是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如禁烟、剪辫、筹组义勇军等)的中坚倡导者。

  早年的峇峇因兼有东西两种文化背景,必然有其不同于同时代人之视野和远见。他们了解到: 英帝国殖民地的盛衰,会直接影响旣得的利益。因此仍致力于政治和社会活动,关心社会安宁和稳定。

  以陈金钟而论, 他能操流利的巫语、泰语, 因而使他在商业界外的其他领域中, 有出色的表现。1864年受委为五位华人陪审员之一;1871年被封太平局绅 (Justice of Peace)。此外,亦代表日本、泰国、俄国三国担任驻新加坡领事,并被泰王赐封 “佛耶”(Phya Anukul Siam-Kitch Upanich Sit Siam Rath, 意即侯爵)的荣衔。1888年,日本也授予 “勳三等旭日章”(3rd Class Decoration of the Order of the Rising Sun), 这在新加坡历史上可说是空前的 [63]!

  和平时期,陈金钟积极参与立法议会、市政委员会的事务,协助殖民政府对本岛的治理及策划, 维持地方法律与秩序 ; 又时常举行盛大的宴会, 广邀各族领袖、政府官员,聚集一堂,互相交换意见, 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动乱期间他成了和事佬, 调解华族间的纠纷[64]。

  但另一方面,与其他侨民一样, 陈金钟也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后盾,以提高海外华人的地位。1887年11月, 当北洋水师四艘巡洋舰回国,途经新加坡时, 陈金钟以新华社会领袖的身份,设宴款待来访的北洋舰队将领,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了这番话:

  “我大清自开基以来二百余年,尊尚王道,乃日久而弱,故数十年来海疆多事。但有文事必有武备,惟今作始,必先治内而后外患不入,非一朝一夕可以为之夫!中国能自振兴,共享太平,自是朝廷之福,而我辈亦可共乐尧天。兹遇诸君皆抱異才,际遇风云,可作公侯千城之选,将来精忠报国,共勋昇平,敬望诸君有以尽欢于今夕也…”[65]。

  陈金钟这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反映了早年峇峇的政治倾向。这种心态, 与20世纪初期林文庆出任厦门大学校長, 同时把中国古代经典《离骚》译为英文, 反映了早年的峇峇政治倾向与文化认同双重性格的特点[66]!

  然而,历史就是这么吊诡,陈金钟讲这番话的24年后,他的孙子陈武烈竟然是孙中山的忠诚支持者。我们可以说, 陈金钟基本上是“亲清”,但其孙子陈武烈是“反清”的。祖孙三代截然不同的政治思想,与甲午战败有着不可割舍的关係[67]。

  19世纪初期的峇峇,很有中华意识与文化修养,对祖籍地祖先留下来的礼仪, 虽然不甚懂涵义却遵守不逾,在新华史上他们开创了许多第一[68]。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华教、华团、华报都有他们的身影。

《叻报》是新加坡乃至全东南亚最早的华文日报。创办人薛有礼是一位受英文教育的峇峇


然而,随着时光流逝,峇峇有了“质”的变化,除了继续维持其固有的图腾,即跨族群文化的特色外,也热中于寻根,追溯文化源头。今天本土化的峇峇,政治上已没有认同危机,其效忠对象是在籍国。


结语

  由于英国殖民统治,当年大多数土生华人接受英文教育,懂得三种语言,能够同时接触中国人、马来人和英国人。也因为他们懂得三种语言,在英政府统治期间有大部分土生华人从事国家行政和公务员职位。

  在长期和英国人交往中,许多土生华人信仰基督教。渐渐地土生华人也就成为了海峡殖民地有影响力的一个群体,被称为“King's Chinese ” (皇家华人),同时效忠英女皇。由于他们“土生土长”的身份又受到英政府的重用,生活基本上已经属于富裕,故把后期到来的华人和华工区分为新客。

  早年的峇峇可说是文化上失落 ,政治上有认同危机的一群。他们尴尬的处境,是英国殖民统治者一手造成的。1877年以后,英国为了与中国争取海外华人领导权,必须制造一批亲英份子。

  正好就有这样的一批人,貌是华人却崇拜英国文化,身著汉服却效忠英国女皇。他们也甘心为殖民地政府服务,只要稍加鼓励,就会死心塌地效劳。故而在殖民统治时期,峇峇人物叱咤风云,成为新华社会上层人物。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有如林文庆[69]、陈武烈或陈祯禄[70]这异类峇峇人物,但毕竟凤毛麟角。等到日本南侵,英国人抛下不理时,他们才如梦初醒。二战以后,殖民地统治者离开了,峇峇旧时风光也不复存在。


作者是《新加坡华人通史》主编

初稿2013年8月19日
2017 年10月4日完稿
原载《华人文化研究》学报(第五卷第二期),台北:南洋文化学会编印,2017年12 月出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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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1900年3月27日 《叻报》之〈南武山人邱逢甲稿〉,诗曰:“万里飞腾志未乖,海山苍莽遣吟怀;他年岛国传流寓,诗屋人寻豆腐街”。诗中注云: “君所寓曰豆腐街” 。豆腐街是横贯桥南路(South Bridge Road)及新桥路(New Bridge Road)之间的古径,在早期是一条繁华的街道,今已不复存在。

[2] <自题南洋行教图>共有两首, 對其在南洋講述儒学的情形, 写得最为生动传神 :“ 莽莽群山海气青,华风远被到南溟。万人围坐齐倾耳,椰子林中说圣经”; 还有一首是这样的 : “二千五 百余年后,浮海居然道可行。独倚斗南楼上望,春风回处紫澜生”( 诗注:斗南楼,门人王生所 居,予为署额)。-- 参阅邱逢甲,《嶺云海日樓詩钞》(安徽 :人民出版社,1984年), 页 173。

[3] 梁元生, <十九世纪末期新加坡的儒教复兴运动>, 载梁元生著,《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 (新加坡:国立大学 中文系,2005年2月),页 63-78。

[4] 网上资料 https://zh.m.wikipedia.org/zh-sg/峇峇娘惹。

[5] 同上注。 

[6] 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 (新加坡: 新加坡宗乡联合总会, 2015年11月 ),页8。

[7]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载《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部出版 ,1972年),页10。

[8] 根据薛佛记于1847年9月22日所立的《遗嘱》(The Will of See Hoot Kee, deceased), See Hoot Kee 才是薛佛记正确的英文名写法, 与宋旺相的英文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页25)记录的Si Hoo Keh不同。--参阅柯木林,<探索与解密:新华先贤第一份遗嘱>,载《早报周刊》,2017年9 月17日。

[9] 薛佛记于道光八年 (1828年)赠《福弥春秌》一匾予刚创建的恒山亭。该匾下款刻曰“漳郡浦邑 东山上营社大董事薛佛记敬立”。此匾在1992年5月11日大火中被毁。匾额图片见《新加坡华文碑 铭集录》,前引书,页拾。

[10]《东山薛氏家谱》, 页 10。又根据《皇清显考谥维邦薛府君一位神主》牌内藏一纸条记录薛佛记的生卒年月:“父讳佛记行 享年五十有五岁 生于乾隆癸丑年九月廿四日亥时 卒于道光丁未年九月十八日丑时 葬在勿女西山穴口 癸向丁兼丑未用 缝针丙子丙午分金 牛字七度 柳字 四度”。按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九月廿四日亥时为1793年10月28日;道光廿七年丁未八月十八日丑时,即公元1847年9月26日。--参阅《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部,1982年),页425-426。

[11]宁宜河介于森美兰与马六甲两州之间,是百余年前华族先辈前往马耒半岛内陆拓荒必经的历史河流。

[12] 从现存新加坡地政局 (Land Authority of Singapore) 契据及恒山亭碑文资料看, 薛佛记至迟在1826年或更早一点就已来到新加坡。1826年和1827年土地登记的七块土地如下: (一) 契据第七号,1826.4.12地主 Si Hoot Keh, 签名:薛佛记,盖章:锦兴龙卍,知见:曾青山、杨金水;(二) 契据第二七号,1827.1.25 地主 Si Hoot Keh, 签名:薛佛记,盖章:锦兴龙卍; (三) 契据第二九号,1827.1.25 地主 Chek Kay, 签名:薛佛记 Agent to Cheh Kay;(四) 契据第三一号,1827.1.25 地主 Chek Kay, 签名:薛佛记 Agent to Cheh Kay;(五) 契据第三六号,1827.1.25 地主 Chin Seng, 签名:薛佛记,盖章:锦兴龙卍;(六) 契据第七四号,1827.1.25 登记姓名:Ku Song Lim, Agent to 佛记;(七) 契据第七五号,1827.1.25 登记姓名:Li Chat, Executive to佛记。以上资料录自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载《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前引书,页7。

[13] 19世纪新华社会就已树立选能与贤的准则与传统。领导人物是根据他所拥有的财富来鉴定的。 一个领袖,不但要有钱而且要会出钱。本群的公益善举,总以他为缘首。1828年,薛佛记以“缘首”身份,捐巨资与闽人共创恒山亭,为闽人最高领导机构。

[14] 《恒山亭重议规约》针对早年恒山亭在管理上所遇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就是规约的意义所在。《恒山亭重议规约》为日后华族庙宇管理的楷模,这是新华社会第一个庙宇管理条规,写得很具体,有些规定到今天还有用。比如, “制定拜祭时间”、 “早晚照顾巡查”、 “不许亭内和尚设卖鸦片烟” 等。-- 参阅柯木林,〈从碑文资料看恒山亭〉, 载柯木林著,《石叻史记》(新加坡: 青年书局出版, 2007年8月), 页 217。

[15] 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前引书,页245-246。

[16] 张夏帏,<开埠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恒山亭>, 载林孝胜等著, 《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4月), 页43。

[17]马六甲是新马峇峇文化的发源地. 此博物馆 (The Baba Nyonya Heritage Museum) 位于No. 50
Jalan Tun Tan Cheng Lock, Melaka, Malaysia。

[18] 道光贰拾陆年葭月十日立《恒山亭重开新冢布告事碑》( 1846年), 载《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 前引书 ,页 225-226。

[19] 《东山薛氏家谱》(页 10) : “十六世中衍…娶邱氏…生子三,长佛记,次明记,三佛世;生女五,长名田娘,次名和娘, 三名世娘(邱氏出,适泉州南安县梁美吉官), 四名文娘, 五名瑞娘” ;又参阅青 云亭《梁美吉碑》(道光戊申年,1848年), 载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前引书,页250。

[20] 参阅丁荷生 许源泰主编,《新加坡华文铭刻夤编 1819-1911(上册)》(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页133。

[21] 《新加坡华人通史》,前引书,页737。

[22] 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年11月, 第1 版),页 86。

[23] 网上资料The History of TTSH
http://www.crescent.edu.sg/ipw/2000/sec1/13g10-ttkhospital/Website/history.htm 及《新华历史人 物列传》,前引书,页 104 & 150。

[24] 陈笃生辞世时,其子陈金钟尚年少。从1850年至1860年这10年间,新加坡福建帮的领导人是陈金声。-- 参阅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载《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前引书,页10。

[25] 大清光绪丙午卅二年二月拾陆日仝立石碑《重修天福宫碑记》(1906年),参阅《新加坡华文铭刻夤编 1819-1911(上册)》,前引书,页 137。 

[26] 《新华历史人物列传》, 前引书, 页 83。

[27] 柯木林,<金钟大厦不只是一栋大厦而已>,载柯木林著,《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2月),页 118 。

[28] 根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呈行政院的函件,陈武烈于1934年10月3日在上海辞世,全文录下“事由:为本会委员陈武烈在沪逝世,请转请国民政府予以褒恤,以慰英灵而励来兹,由:本会委员陈武烈于本年十月三日在沪逝世,据报前来,不胜哀悼!查陈故委员早年参加革命,功在党国,晚近赞襄侨务,倚昇方殷,乃天不假年,遽尔溘逝,本会念其卓著勋劳,堪资表率,爰特取具陈故委员生平事略。呈请钧院转请,国民政府予以褒恤,以慰英灵而励来兹!是否有当?敬祈,鉴核!谨呈 行政院院长汪(附呈陈故委员生平事略一份)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廿二日。此前,1934年10月17日(中华民国廿三年十月十七日)的《星洲日报》就有这样的一则报道:“侨务委员会委员 陈武烈遗骸已火化 骨灰将运回星洲安葬,华侨老同盟会会员陈武烈,在国内患脑出血病逝,其遗骸行将火化,然后运骨灰回星安葬,陈君已年六十,对革命事业臂助甚力,乃老同盟会员之一,对孙总理之革命工作,给予金钱之助力不少,现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陈君于二年前返国,未返国前在暹罗居处十年之久云”。又:1934年10月17日(中华民国廿三年十月十七日),在陈武烈辞世后,张永福在呈给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信函中,简述了陈武烈的生平事迹:“陈故委员武烈生平事略-陈故委员武烈福建海澄县人,民国纪元前加入同盟会。 当时本党在南洋正值初创之 秋,侨界对本党印象未深,加盟者寥若晨星,而一般腐旧智识份子, 大都沉醉于满清功名利禄之下,对本党绝少表同情者,独陈故委员能于帝制魔力笼罩之环境中, 毅然加入本党,努力宣传。使当时迷醉虚荣之智识界,思想为之改变,旅南洋侨众,闻风加入本 党者,接踵而至。总理赴暹罗创立同盟会时,陈故委员为之介绍于暹罗诸王室,因其历世与暹王 有旧谊,且受有暹王勋爵,故总理至暹,备受彼邦人士及侨众热烈欢迎与尊崇;丙午间汪精卫同 志,在北京谋炸清摄政王,事泄被逮,陈故委员奔走营救,不遗余力;辛亥武昌起义,张永福以 筹款援助革命军事,商之于陈故委员得慨允借福建会馆为组织保安捐会之用,并得其乐任董事之 职,因之闽籍华侨,闻义解囊者甚多,不期月而捐款达至五十余万元;其后总理道经星洲,陈故 委员以住宅让作总理行辕,及总理夫人赴星洲时,亦受其热诚招待。此为陈故委员在海外赞助革 命最显著之事实也。光复后,总理任大总统时,曾授陈故委员以旌状表扬其勋绩;最近归国任侨 务委员会委员,对于海外侨胞,关怀尤切,举凡侨民利弊及兴革事宜,甚多贡献,倚界方殷,乃 不幸天不假年。遂于本年十月三日疾终沪次!以上为陈故委员生平劳绩。谨略述如上。 侨务委 员会常务委员张永福谨述(十月十七日)”这封信函是1934年10月24日交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 树人,由他转呈行政院长。

[29] 参阅2009年8月2日《联合晚报》报道:〈花一个多月 10次上坟山 陈笃生玄孙寻获陈武烈古墓〉。

[30] 陈武烈生前热心女子教育,身后其女儿在上海崇德女校就读, 无依无靠。国民政府中央抚恤委 员会特意拨款1000元资助,可谓生前功德,福庇后人。兹将有关文件录下以资参考:“查褒恤陈 故委员武烈一案:前经 钧院提请 中央常会决议:交抚恤委员会从优议恤,并经该会审议决定, “一、函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二、事迹交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三、给一等一次恤金壹千元”各 在案。兹据陈故委员之女陈吉蒂(注:Kitty Tan, 即陈宝月(Tan Poh Guat 1922-1961),陈武烈 三女,时年12岁) 函称: “先严武烈公逝世,辱荷长者暨各委员笃念故旧,以其生前致区革命, 著有勋劳,为之呈请抚恤,深感厚谊,先严遗下子女数人,家兄姊辈大都学业成就,粗足自给,惟散处四方,鲜通闻问,凡此情形,计邀钧鉴,吉蒂只身在沪,孑然无依,近承梁宇皋、王福泰 两公保证,得入上海徐家汇崇德女学肄业,惟学费与衣食之资,毫无来源,日夕彷徨,罔知所措, 此闻抚恤委员会议决,给恤金一千元,敢乞俯念吉蒂无依之苦,为之将该项恤金领出,寄交崇德 女学校长收存,以作吉蒂求学期间费用,则将来所学有成,不至流离失所,感激鸿施,靡有涯涘。” 等情;据此,查该陈吉蒂所称各节,尚属实情,可否将该项恤金,交给上海崇德女学校长指定为 其求党费用之处?理合据情转呈,敬祈 核示祗遵! 谨呈 行政院院长汪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批复回函曰:“准贵院第2684号公函:为据侨务委员会呈请褒恤陈故委员武烈等情,查 中央业有议恤之决议,函请併案核办等由过会。 查已故陈武烈同志褒恤案,前经中央常会议交 本会议恤,当经本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一、函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二、事迹交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三、给一等一次恤金壹千元,并报告中央常会在案。准函前由,相应查案函达,即希查 照转知为荷!此致 行政院 中央抚恤委员会”

[31] 《新华历史人物列传》, 前引书, 页 83。

[3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 公司,1998年4月第1版) , 页 324。

[33] 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 载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 前引书 ,页 9。又:庄 欽永认为崇文阁非学校。 见庄欽永,《新呷华人史史料考释》(新加坡:青年书局,2009年), 页201-222。本文採用陈育崧的说法。

[34] 陈金声生于1806年11月18日,1864年3月14日逝世。其位于马六甲Jalan Tan Tai Pringgit墓地的石碑上, 至今仍然清晰地刻着 “ (丰山) 同治三年岁甲子桐月榖旦 皇清显考特授呷政諡尊荣陈府先生佳城 孝男明岩 明水 明惠 明月 女玉喜娘 玉合娘 孙若淮 若楠 若琛 若锦 若銓 若銮仝立石”

[35] 陈金声曾经在1857年11月18日,正好是他50岁寿辰那天,捐款1万3000元促政府兴建自来水库, 为市民解决水供问题。今日屹立于伊丽莎白女皇道(今为海滨公园)上的陈金声喷泉,就是纪念 他的。

[36] 昔同治陆年岁次丁卯葛月《兴建崇文阁碑纪》(1866年) ,参阅《新加坡华文铭刻夤编 1819-1911(上册)》,前引书,页 383。 

[37] 《丰山陈氏族谱》, 页 1593。

[38]咸丰拾壹年岁次辛酉荔月乙未《萃英书院捐题石碑》(1861年),参阅《新加坡华文铭刻夤编 1819-1911(上册)》,前引书,页 353。此捐题石碑目前保存在新加坡博物馆。

[39] 《陈金声遗嘱》原件目前由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图书馆珍藏,参阅柯木林,〈传统与前卫:难得 一见的先贤文献〉,载 《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前引书, 页 231-236。

[40] 同上注,页 232-233。

[41] 庄欽永,〈《谢仓蔡氏家谱》考略〉,载庄欽永著,《新呷华人史新考》(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年),页 48。又:马六甲薛氏宗祠内有《陈明水贺联》,曰:“恭贺 薛府文舟翁大岳父安座之庆 业剏兰邦,堂杒相承绵世泽;基开海国,箕裘克绍振家声 愚女婿陈明水顿首拜赠□□”,参阅《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前引书,页427。 

[42] 柯木林主编, 《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新加坡: 福建会馆, 2012年11月),页 75。

[43] 最显著的例子是发生在1740年10月的 “红溪惨案”(Angke Massacre)。当年荷兰殖民当局在爪哇 巴达维亚城(Batavia 今雅加达)大规模屠杀华侨,因城西有一条河名红溪(Kali Angke),是肇事 地点之一,故称。红溪惨案爆发后,荷方因为害怕当时正值乾隆盛世的清朝采取行动,曾遣使赴 中国谢罪,不料乾隆皇帝竟以“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答复,遗 弃了远在千里海外的爪哇华人。乾隆的回应,代表了当时中央政府的海外侨民政策。

[44] 巴素博士原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槟城:光华日报有限公司,1940年),页58。

[4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前引书 , 页 2 :1886 年新加坡华人已达15万,并且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为有效地管理侨民及处理中外交涉 事务,清政府于1877年在新加坡设立了海外的第一个领事馆。

[46] 柯木林, <晚清海外笔记中的新加坡 >,载 《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 前 引书, 页 12。

[47] 林远辉〈清代在世界各地设置领事问题初探〉,《华侨史论文集(第三集)》(广州:暨南大学 华侨研究所,1983年),页71。

[48] 柯木林,〈左秉隆领事与新华社会〉,载柯木林著,《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8月),页 74 。

[49] 根据王慷鼎的考证, 《叻报》创办于光绪七年十月二十日, 公元1881年12月10日。1932年3 月31日最后一期《叻报》(列号14781) 的版首右上角有这样一则告白 : “本报创办于前清光绪七 年十月十二日,编辑及发行所在新加坡哥劳实得力十一号及十三号,电话七一六四号。总理薛梦熊, 督印人兼编辑主任梁显凡…”,查光绪七年十月十二日即公元1881年12月3日。此日期与王慷鼎 考证所得的1881年12月10日相差7天 (参阅王慷鼎“叻报创刊日期正式确定”,《星洲日报》, 24-5-1982)。笔者再根据《叻报》于1911年12月11日刊载的〈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一文来 看 , 《叻报》的创办日期应是1881年12月10日 (星期六) 无误。

[50] 引文录自陈育崧〈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载左秉隆著,《勤勉堂诗钞》(新加坡: 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年)页 5。

[51] 柯木林,〈左秉隆领事与新华社会〉,载《石叻史记》, 前引书,页79。

[52] 这三个时期分别为 : 1819-1877 (新华社会统一时期) ; 1877-1941 (新华社会的分裂期) ; 1942- 至今 (新华社会政治回归运动时期) --参阅柯木林、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 坡:南洋学会,1986),页61-75。

[53] 柯木林, <维多利亚女皇雕像记 >,载 《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 前引书, 页 63。

[54] 柯木林,〈左秉隆领事与新华社会〉,载《石叻史记》, 前引书,页79。

[55]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Reprint), pp. 320-321。

[56] 柯木林,〈左秉隆领事与新华社会〉,载《石叻史记》, 前引书,页80。

[57] 柯木林, 〈铁血情长:薛有福的“情书”与林谋盛的“家书”〉,载《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前引书, 页 322-324。

[58] Chen Mong Hock,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p 24-53。

[59] 柯木林, 〈薛氏家族·《叻报》· 闽帮文化〉,载 《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页 322-323。

[60] 1854年,薛荣越、茂元(茂源)、坤元(坤源)、德元(德源)等几兄弟合资创办“锦兴船务行”,开辟新加坡与厦门之间的航线,并在厦门设“锦兴分行”,由薛荣越负责业务。又参阅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前引书,页 213。

[61] 《东山薛氏家谱》页 11 : “考讳有福,乃荣樾(螟蛉子)第三子,係王氏(如意)所出,生于同治元年 (1862年)壬戌十二月十五日亥时。自八岁习中华书。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在江苏上海县 应出洋肄业总局考试,蒙列优等,赏给官学生衔取录,侯派出洋。于七月隨同之批委员邝其照驰 往美国。九月抵美,奉派在士布令非炉地方学习语言文字。光绪元年(1874年) 调赴厚诺地方实 学院肄业。三年七月升赴该处中书院。六年四月考进波时顿大书院学习工艺。七年(1881年)四 月考起第三班,即奉调回华。八月抵沪,九月选派到福州船政衙门,蒙总理船政大臣黎,考验赏给军 功七品顶戴。十月派入后学堂, 学习水师驾驶、天文算学、战阵等技。八年六月考列优等。十一 月派赴扬武轮船学习帆索枪礟, 涉历风涛。至十年(1884年)七月初三日傍午,为法人寇福垣马江, 考见危授命,尽忠殉难,没于王事,仅廿三岁而已”。

[62] Chen Mong Hock, opcit, p.49。

[63] 杨进发, 〈19世纪新加坡华族领导层〉,载柯木林、吴振强合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12月),页 44。

[64] 同上註。

[65] 《叻报》 新闻 “漏述补登” (1887年11月19日)。

[66] 柯木林, 〈想起林文庆医生〉,载《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前引书,页 256。

[67] 柯木林, 〈大时代的“风向标”:新华甲午人物五个人〉,载《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前引书,页 387。

[68] 早年南来新加坡的峇峇,大都是拥有一定经济势力的漳泉人士。他们多数来自马六甲,通晓英语及马来语,同时又对中华文化钦慕,因此在这块土地上,春风得意,对早期新加坡华族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没。他们在新加坡开创了许多的“第一”:
  · 成立第一个 “慎终追远”的组织恒山亭
  · 设立第一所华文学塾崇文阁
  · 创办第一家华文日报《叻报》
  · 捐献第一家自来水供应设备
  · 第一次以英语推广中华文化
这些史实,已黯然于历史的尘封故纸堆中,应该加以发掘表扬,还其原貌。-- 参阅柯木林,<主编的话>,载《世界福建名人录. 新加坡篇》,前引书,页 8。

[69] 林文庆是女皇奖学金得主,他与宋旺相、伍连德合称“海峡三杰”。在他与宋旺相主编的《海峡华人杂志》(季刊,出版时间自1897年4月至1907年12月,因财政问题停刊)中曾说过: “让我们不要忘记 , 我们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后代 。如果我们忘记了,那我们就一定没有希望 !我们的祖先,在基督教之前两千年,已是一个文明教化的民族, 他们充满智慧的语言, 现在正在我们耳朵里响着…… ” – -参阅News and Notes, "We Are A Peculiar Peopl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6(1902), p. 167, 原文为: “ Let us never forget that we are the descendants of a great people. If we do, then surely there will be no hope for us. Our ancestors were a civilized people two thousand years before Christ. Their words of wisdom are today ringing in our ears….”.

[70] 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的创始人陈祯禄 (Tun Dato Sri Sir Cheng-lock Tan 1883- 1960)本身是诞生于马六甲的土生峇峇华人,他曾经有如下想法:

· “华人若不爱护华人的文化,英人不会承认他是英人,巫人也不会承认他是巫人。结果,他将成为无祖籍的人。世界上只有猪牛鸡鸭这些畜生禽兽是无所谓祖籍的。所以,华人不爱护华人文化,便是畜生禽兽”

· “失掉自己文化熏陶的华人,绝对不会变得更文明。一个人的母语,就像一个人的影子,不能够和他本身分离”

陈祯禄逝世后,他的墓碑上刻着“民国四十九/庚子年十月二十五日仙逝”。当时距离英国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迁台已经10年之久,加上马来西亚已于1957年独立,马来西亚华人 普遍上为了避免其他种族质疑效忠程度已采用西元纪年。陈氏家族采用民国纪年为正朔,也证实 峇峇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具有中华意识。-- 参阅网上资料 https://zh.m.wikipedia.org/zh-sg/峇峇娘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