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6日星期五

重启 "海上丝绸之路" 的精神

《源》 期115 - 重启 "海上丝绸之路" 的精神






原文:
重启“海上丝绸之路”的精神
--柯木林--

  今年中国外交重点是全面推进“一带一路”,重点推动与相关国家互联互通基础设施、陆上经济走廊、海上合作支点的建设,追求合作共赢。“一带一路” 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战略(见  2015年3月9日《联合早报》)。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10月3日在印尼国会演讲时提出的 :“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与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 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自从 “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提出后,这些日子以来,“海上丝绸之路”一词成了宠儿。整个神州大地,冠以“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与项目的学术研讨会、文章、出版物乃至记录片,铺天盖地, 掀起了“海上丝绸之路”之热。
   海外人士包括学术团体,亦受 “海丝热”的影响,不少人从不同的角度与认知,对“海上丝绸之路”感兴趣,有些甚至从商业角度考量,看看是否可以乘搭“海上丝绸之路”的顺风船。 但大多数人对“海上丝绸之路”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了解。或许很多人会问“海上丝绸之路”到底是什么东西?
  简单地说,在历史上,中国与世界各 地交往,以不同渠道进行,其中有不少贸易路线,比较著名的有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等。丝绸之路又分 “陆上丝绸之路” 与“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比较多人知道,这是2000年前中国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古代陆路商业贸易路线。海上丝绸之路则是通过帆船贸易进行的。
  “海上丝 绸之路” 主要是取道海路,这是一条东西方交 往的海上交通要道,自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往南穿过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地区,远及东非、欧洲。也有研究者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主要的贸易商品,称为瓷器之路、茶叶之路等。
   新加坡在“海上丝绸之路”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自从负责编撰 《新加坡华人通史》这部历史钜著后(预计2015年11月初出版),更加深了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认识。新加坡可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在古代新加 坡史上,中国的帆船贸易带来了早期新加坡的繁荣,对开埠初期新加坡的经济贡献殊巨。
  这次中国重提“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依我个人的看法,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首先是重启古代文明。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延绵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其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足以引以为豪。古代中国文明通过贸易,把生活 器皿如瓷器、铜铁器等传播至世界各地。这次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就是要重启世人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大国崛起,不仅仅是经济与军事,更重要的是 文化的软势力。
  其次是重塑中国形象。中国曾经领导世界文明几个世纪,然而在近一两百年来,这个古老的帝国式微了,给人予软弱无能,不堪一击的 形象。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重整了当年汉唐雄风。欧洲需要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经济繁荣,中国却以30年的时间完成。这样的成绩,可谓令人刮目相看。此次 借助“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可以让世界进一步认识中国。
  再就是重建海洋精神。中国是个内陆文明的国家,历史上向来不重视海洋文化与海洋精 神。然而,当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在公元1500年左右(明朝弘治年间)出现,也就是世界文明从内陆文明走向海洋文明,从黄土文明走向蓝海文明的时候,中国在 这历史节骨眼上,却违反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走向封建锁国政策。19世纪已是海洋文明的世纪,而中国却把在600年前建立的郑和的庞大远洋舰队,尘封于历史 的故纸堆中。这一次“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就是要引起人们对海洋文化与海洋精神的关注。
  总之,“海上丝绸之路” 的概念,不是一时冲动提出的,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经过深思熟虑后,从中国历史的精髓中,发掘出对自己有利的文化遗产,从而加以发扬光大。“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堀起的大国,通过平等贸易、友谊参与、资源共享,与周边国家和平相处的代名词。

原载《源》双月刊  ( 新加坡 :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2015年6月),  页10-11





《联合早报》 - 包淳亮:一带一路的世界史意义 (2015-07-20)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50720-504998


  历史的发展究竟有没有目的性?某种“历史终结论”在道德上是否具有较优越的地位?如果没有目的,“党”的意义又是什么?如果有目的,“党”的目标与当前作为又该是什么?
  提出这些问题时,我心中想的却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大战略,甚至被称为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如果只是“中国”的,那么随着一带一路的步步前进,不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扩张?其他各国人通常不会欢迎任何这类的扩张,人们宁可接受利益交换之类赤裸裸的交易,至少这意味着“我”还有着主体性,没有被吞并消失的危险。
  如果“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那么是什么?对于一个熟悉共产主义的人,他可以想到马克思对于资本力量要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封建主义经济关系和封建主义势力”。一带一路的核心,是累积已达20万亿美元以上的中国资本的出路问题;象征性的具体作法,就是联合“亚投行”各参与国的资本,推动相关国家的资本积累,从而也将影响相关各国的政治发展,并带动文化变革。
  人们也不妨认为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为促进全体人类发展所提出的阶段性纲领,是世界版本的“先富带后富”。甚至中国各省的“一带一路”策略,也可称为过往中国沿海与内地省市之间“对口支援”的世界版本。比起从荷兰、英国、其他欧陆帝国到美国的此前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推动力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国家”力量,结合了波兰尼“大转型”中的破坏性角色与保护性角色。
  从这个角度出发,则“一带一路”也是为了实现人的解放、实现“普世价值”。因此“一带一路”不能是“国际关系”的学问,而必须是“世界政治”的学问。“一带一路”要逐步泯除“国际社会”,而在长远实现打破藩篱之后的“全球社会”。因此欧洲统合的经验与理念,以及其相关制度作为,甚至欧洲对开发中国家的殖民历史、政经知识与传统联系,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一带一路”所借鉴。
  中国需要欧洲,欧洲各国也需要中国。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与政治实践不同,也与美国凭藉霸权力量而享有的政治与经济优势不同,欧洲的福利主义政治经济型态,与其政治军事上的分散与弱势,使其软实力虽然强大,硬实力却颇有限,许多重大议题都需要美国牵头。
  但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国家利益都使之不会去推动一个跨越亚、非、欧三大洲的新时代全球基础建设的大计划,或者“一带一路”。欧洲的国内族群政治、福利国家体系、周边安全环境,都呼唤着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因此也是中国带给欧洲的礼物。
  但是要把“一带一路”实践好,中国恐怕也得在国家的理念上得有所突破。这种大手笔不会来自民族国家、更不会来自于受害者意识,反而更接近帝国,且立足于“战胜国”的自信。帝国是一种关于秩序的理念,一带一路通向的帝国不是中国的帝国,而是世界政府,或者说更制度化的世界治理。为了使世人更容易认识此点,中国或许可以提出联合国的改革主张,同时引入“和平宪法”,把中国更多地“交给世界”。
  “交给世界”的具体做法,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进一步扩大政治、军事、经济的对外介入,但以政策文件乃至于宪法的方式限制自身的单边作为。当联合国运作经费不再仰美国鼻息,反而处处依靠中国,才可以说新时代真的到来了。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的大西部、一带一路引领出的“新世界”的洛杉矶,就不是在新疆,而是在地中海或大西洋东岸。至于现在倍受关注的南中国海议题,更不过只是整个故事中的一个小环节而已。


作者是台湾中国科技大学助理教授




《联合早报》- 张敬伟:步履蹒跚的“一带一路”战略 (2015-07-24)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world/story20150724-506568


  美国盟国,既要中国资本又要看美国脸色,因而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看上去热闹,但在推行中充满不确定性,甚至有中途中断情况。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带给这个世界的宏大叙事。有人称为这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
  果然如此吗?说对了一半。虽然都是资本的输出,但美国目的性更强,除了帮助战后欧洲盟友恢复经济,也是打造意识形态同盟,以防止苏联共产主义幽灵侵扰。更要者,欧洲对美“马歇尔计划”具有主动诉求而非美国被动强推。
  中国“一带一路”,主推资本和过剩产能,是经济战略。而且战略所及国家和地区,范围广阔,涵盖不同类型的文明和国家。相关国家也是基于后危机时代的利益考量,对于中国资本有何乐而不为的想法。由于没有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趋同性,相关各国对“一带一路”战略表现随意,而且受美国影响较大。尤其是美国盟国,既要中国资本又要看美国脸色,因而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看上去热闹,但在推行中充满不确定性,甚至有中途中断情况。
  到目前为止,“一带一路”战略还是停留于机制准备阶段。即使是吸引欧洲背叛美国、让美日尴尬和惊诧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57个创始成员国在签约时也少了7个国家。其中,就包括了和中国有岛屿主权冲突的菲律宾和马拉西亚,以及在中美两强间摇摆观望的泰国。虽然这只是技术因素,相关国家国内审批时间存在时间差,年底亚投行正式运行应无问题。
  至于和“一带一路”战略相关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这两项高达1400亿美元的庞大资金计划似乎进展不大。刚刚在俄罗斯乌法闭幕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又设立了防范金砖国家金融风险的外汇储备资金池。但这些由中国出大头的资金,目前都没有进入实质性运用阶段。
  中国资本真得是多得用不完?未必。最新报道显示,截止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外债高达1.67万亿美元,虽然低于相关大国但也存在一定风险。另一个例子也说明中国未必不差钱,中国网络网慢价贵引起了李克强总理的重视,要求具有垄断特色的三大运营商提速降费。三大运营商反应迟钝不说,给出的理由是硬件建设跟不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目的是推进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最重要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缺陷,“安外不安内”让人看不懂。
  再者,亚投行57国资金规模只有千亿美元,但日本自起炉灶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就达1100亿美元。单从中国一直未停要求美日加入亚投行的努力看,日本财力并不比中国弱。而且日本在操作国际金融贷款方面比中国更有经验。亚投行要成为世界银行那样的全球性金融机构,还真的需要美日的加盟。
  再看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成效。如果说墨西哥高铁项目的流产,是由于墨西哥国内政治斗争所致,那么中日两国在泰国高铁项目竞争中则凸显中国竞争力的硬伤。就技术言,日本新干线技术成熟,中国高铁发生过重大事故;就融资言,日本给出的条件更加优惠。权衡利弊,泰国选择了日本高铁项目,中国只是获得了稍低层次的动车合同。中日泰国高铁项目的博弈,凸显中国产能和资本输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中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高铁项目竞争激战正酣,印尼已经交与第三方对中日高铁进行综合评估,鹿死谁手还未见分晓。
  至于在印度与俄罗斯的中国高铁项目,即使双方达成协议,要执行乃至达到最后的受益,依然不明朗。
  因而,李克强总理一直推进的中国高铁外交,目前尚未达到预期。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折射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至于中国在一些国家开展的投资项目,如希腊的海港、缅甸的水电站,也会因为政府更迭而发生变化。花了冤枉钱,但是达不到资本和产能输出的目的,这对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而言,简直难以置信。这也凸显,没有意识形态认同和政治影响力配合的资本输出,投入产出比很难预估。这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现实尴尬。
  中国遇到的最大障碍还有,中国资本和产能的输出,往往遭致西方社会尤其美国的“关切”。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被视为“新殖民主义”,这是批评;亚投行则引起美日排斥,这是忌惮。中国“一带一路”走出去的战略步伐,可以说蹒跚前行、举步维艰,这多拜美国的掣肘。
  除了中国产能和资本输出遇到的坎坷,中国军火出口也遭遇麻烦。如今,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的第三大武器出口国,但从土耳其购买中国红旗9导弹的功亏一篑到泰国所购中国三艘潜艇(价值10.6亿美元)合同的流产,都有美国因素的存在。前者是北约成员,美国不允许北约国家土耳其向共产主义中国购买武器;后者则是美国的东南亚盟国,美国更不愿意泰国在亚太动摇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要走得坚实有力,既要确保资本和产能的有效输出,更要保证较高的投入产出比。而这必须借鉴“马歇尔计划”的经验,而且要和美国维持相对和谐的双边关系。但这正是中国暂时无法破解的难题。

作者是中国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联合早报》- 学者: 海丝战略 更有助中国经济发展 (2015-02-12)




 http://www.zaobao.com.sg/finance/china/story20150212-446111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汪同三昨日指出,作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更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化解供需矛盾,实现稳增长目标。
  他昨日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上,分析了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他说,中国经济增速过去两年从两位数的高增长陡降至7%甚至更低。经济下行增加化解产能过剩的难度,也增加国家财政金融领域的风险。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为中国克服经济下行压力带来新机遇。
  汪同三受访时说:“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国与一些特定国家更紧密联系在一起,更容易,更有可能在这些国家找到海外需求。他们需要中国许多产品、技术、资金、物资的支持,这些项目肯定对于缓解国内的需求不足,产能过剩问题有益。”
  为此,近一年来,中国用充足的外汇储备建立了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并牵头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为丝绸之路沿线经济体提供基础设施。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0月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与习近平去年9月份访问哈萨克斯坦海丝研讨会时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合称为“一带一路”。
  不过,中国意欲化解产能过剩,同时也希望能与邻国互惠互利的战略,至少尚未获得来自印度的认可和期望中的回应。
  著名印度中国问题专家,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东亚研究员贾加那斯·普拉萨德·潘达(Jagannath Prasad Panda)在昨天研讨会的圆桌会议上就表示,印度是否应当加入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国内还有很多争论。
  他说,印度未来可能加入海上丝绸之路,但希望看到中方对海上丝绸之路提供明确清晰的阐释,以及有关于解决印度洋和中国南海方面的方案;中国政府发出的倡议,也应该让参与国了解这项倡议对自己的好处。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11、12日在古丝绸之路的始发地福建泉州举行。有200多位来自中国、印度、泰国、新加坡、缅甸、埃及、美国等3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业界人士与会。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蒋建国、新华社社长蔡名照、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福建省委书记尤权等在开幕式上致辞。



《联合早报》- 张从兴:和谐世界与一带一路 (2015-10-16)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51016-538145
若要评选本年度国际关系领域最引人瞩目的关键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八成会名列前茅。
  自提出来后,不仅各国媒体热议此事,许多智库、研究所也为此举行了专题讲座、专题论坛等等。一时之间,与“一带一路”有关的一切,都成了中外人士热烈讨论的话题,俨然形成了一种“不知有一带一路,则不足以论学问”的气氛。
  简而言之,“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指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前者经由陆路横贯欧亚,后者经由南中国海、印度洋横贯亚非。这“一带一路”就是把欧洲、亚洲和非洲现有和未来的城市的“点”连接起来的“线”;一旦连接成功,就会形成“面”,甚至立体的“球”,结果就是欧亚非的经济大繁荣。这也就是“一带一路”为什么吸引人,并且在中国倡导之后,很快得到欧亚非不少国家的积极反应的原因。
  至于中国为什么会提出“一带一路”,有的学者认为是因为中国产能过剩,需要经由“一带一路”外泄沿线各国;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是要以此抗衡美国的霸权,各种说法不一而足。其中,比较令我信服的还是我们的前外长、现任嘉里物流主席杨荣文的看法。他认为,“一带一路”的实质是一股洪流,一股由沿线各国的人民、货物、贸易、资金和观念等等汇成的洪流。这样的洪流,只能在各国经由道路、铁路、航线、贸易、投资、银行和金融高度连接以后,才能实现。因此,他认为要完成“一带一路”的建设,单凭亚投行的资金是不够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迟早都得参与。
  换言之,“一带一路”虽然是由中国倡议,但其成果并不只惠及中国,其他国家也会直接或间接受益。这个大战略背后的哲学思想又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中国古老的孔孟之道。具体而言,就是孔子的“和而不同”和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
  自邓小平以来,中国历代领导人很明白,这个有13亿人口、内部问题错综复杂的古老大国,要发展就必须要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所以就要跟各国搞好关系,这就要做到“和而不同”;但是各国内部如果动荡不安,也会影响到中国,所以要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经济,让这些国家的人民“有恒产”,然后自然会“有恒心”。
  其实,胡锦涛2005年在雅加达出席亚非峰会时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也表达了类似的理念,只是因为不够具体,而没有引起重视而已。现在看来,“一带一路”其实是“和谐世界”的具体化,其目的就是要打造一个全球人类共存共荣的“和谐世界”。
作者是本报评论员




《联合早报》- 刘家明:红点小国的国运 (2015-10-17)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51017-538527
本来就不怎么迷信数字,不过今年的独立50金禧年的确有特别多的事情发生,有植物园申遗成功之喜,有受阴霾困扰之怒,有痛失建国总理之哀,有东南亚运动会大收获之乐,也承受地铁故障连连之苦。沉寂了近30多年的考古活动,在靠近新加坡河口的皇后坊,竟然也挖掘出将近7吨的出土文物,填补了新加坡历史的许多空白。虽然整理、考究和研究这些文物还要一段非常久的时间,不过从一些代表性文物的出土,新加坡早期的历史已现端倪。
  根据本地国大考古权威约翰·米可锡(John Miksic)教授的推论,新加坡的考古文化层可以分成贸易鼎盛期(公元1299年到1398年)、部分贸易期(1398年到1641年)、贸易式微期(1641年到1819年)以及从1819年以后的贸易重新启动期。乍看起来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深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新加坡这个红点小国的国运,700多年来似乎还没有摆脱地域宿命;这或许不是偶然事件,小国日后的生存和继续繁荣,应该以此为镜为慎。
  先说新加坡拉王朝建于1299年,亡于1398年;大致上与中国的元朝“共存亡”,元朝的向外扩张带动了南方的贸易。在新加坡河口挖出了很多元朝时大量外销的龙泉窑瓷器,甚至还有漂亮精致的双鱼青瓷。元朝文献也有记录曾经派人南下“龙牙门蛮”(元代称南宋及其外的地方为“蛮子国”)寻找驯象,龙牙门国王也派人北上朝贡。虽然目前历史学家对新加坡是否是“龙牙门”还没下定论,不过新加坡在当时是一个繁忙贸易港的事实,可从大量出土文物里得到佐证。
  我国历史的“部分贸易期”则大约对应着明朝的盛衰(1368年到1628年)。郑和七下西洋(郑和南下西行,所以当时叫“下西洋”)宣扬明朝威德,不过东南亚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马六甲,从出土的青花瓷和其他与明代有关的物品数量看来,新加坡当时还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和补给站。这点也可以从西方葡萄牙、荷兰和法国的航海图里看得出,在地图里的“新加坡海峡”远远比本岛来得重要得多。明朝以后的清朝基本上是“封关自守”,海上的贸易已被西方“垄断”。东南亚当时是荷兰的天下,荷兰把贸易中心向南移到巴达维亚(今天的雅加达),新加坡作为一个海港已慢慢进入冬眠,从1641年到1819年的考古文化层,挖掘不到有代表性的东西,要一直到了1819年后才“浴火重生”。1842年鸦片战争后清朝被逼“五口通商”,新加坡作为中途站自由港,再被带动繁荣起来。
  从以上事件看来,新加坡的“国运和港运”好像完全与大国,尤其是中国以及侵入东南亚的强国势力的盛衰脱不了关系。似乎无论多么努力,只要大国打一个小喷嚏,小国就会得大感冒了。过去50年来,新加坡很幸运地渡过了风风雨雨,取得了目前这一点点小成绩,不过历史好像又要重演了。中国经济的起飞,“一带一路”的发展,中国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外等,对新加坡是祸是福?近日来“克拉地峡”运河的提案又被重提,中国货船破冰北航成功穿越北冰洋,这是否意味着新加坡的地理位置优势已开始受到挑战?新加坡作为世界大港的地位能继续保住吗?我们下一个50年是否是另一个贸易鼎盛期,还是贸易开始滑下坡的时代呢?
  就如龙应台女士所说,新加坡、香港和台湾都只是大海里那艘中国航空母舰旁边的小扁舟,只要母舰稍微摇一摇,我们就会面临大风浪。香港和台湾还有一条缆绳与母舰相连,新加坡就要完全靠自己了。五十而知天命,我们应该理解我们的处境:我们没有天时、资源、腹地,而地利也非绝对,我们的确是比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来得脆弱。别说我们“怕输”,这是因为我们居安思危;也别笑我们偏执、富危机感,因为我们要未雨绸缪。因为只有小心翼翼,前瞻后顾,吸取前人经验,小心掌舵,才能令我们这红点小扁舟再安然渡过下一个25年或50年。
作者是电子工程师



《联合早报》- 维文: 我国在中美之间“不选边” 仍是正确外交原则和做法 (2017-05-14)


http://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70514-759826

  外交部长维文医生说,新加坡愿意承受“短期惩罚”,以维护新加坡“作为诚实中介,言辞一致和可靠的长期立场”。
  新加坡对待美国和中国的一贯立场是与这两个大国成为好朋友,并在贸易投资等方面促进双边关系,虽然奉行这个外交原则有时会造成新美或新中关系稍微升温,但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指出,这仍是正确的做法。
  他说,新加坡愿意承受“短期惩罚”,以维护新加坡“作为诚实中介,言辞一致和可靠的长期立场”。
  维文昨天出席锡克青年协会举办的对话会,讨论新加坡面对的国际挑战。有与会者询问在中美竞争下,新加坡与亚细安如何作抉择,对此维文发表上述看法,并强调新加坡的风格是“立场一致、诚实和可靠”。
  他告诉在场约150名出席者说:“我们跟中国和美国说,我们不愿被迫选边站,因为我们认为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是更美好的世界。新加坡可以与两国合作,提供服务、展开贸易和双边投资,取得双赢。我不会对中国和美国说不一样的话。”
  维文针对提问者问题进一步说明时指出,若出现被迫作抉择的情况,亚细安成员国可能做出不同的选择,亚细安将因此分裂,回到过去附庸国的状态,成为大国“代理人之战”(proxy conflict)的战场。“这才是你要问的问题,而我同意这是个危险。”
  不过他认为,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美国和中国已形成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而非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阵营对峙的局面。
  维文指出,中国最大外来投资来源是新加坡,而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美国则是最大外来投资来源,这样的贸易投资关系显示了新加坡与中美的紧密关系,新加坡采取的一贯立场,也是继续与两个大国做朋友。

呼吁国人理解政府做法
  “就如(巡回大使)许通美上周对中国官员所说的,我们不是晴天才当朋友,我们是美国、中国、印度、日本和欧洲的全天候朋友,与南美洲也逐渐形成这样的关系。”
  维文进一步表示,新加坡与他国关系有时会碰到问题,但这“犹如潮水一样涨落”,并非双边关系遭遇挫折。他呼吁国人理解政府的做法,新加坡所采纳的外交策略,目的在于确保新加坡继续成为有价值、值得信赖,也能与各方沟通的国家。
  此外,维文也指出,虽然英国脱欧、美国总统选举和反全球化情绪高涨,造成全球局势充满不确定性,但东南亚具有庞大的经济潜能,依旧是全球一大亮点。我国积极通过“技能创前程”(SkillsFuture)提升国人技能,以及推动经济转型,为的就是要把握蓬勃发展的东南亚所带来的契机。




《联合早报》- 黄循财: 新加坡愿与中国携手落实一带一路 (2017-05-17)


http://www.zaobao.com.sg/znews/greater-china/story20170517-760923


  29国领导人参加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当中没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有人对此议论,指新加坡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配合度不高,或在倡议中没有可发挥作用的角色。国家发展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黄循财用中国商务部的数据反驳了有关说法。
  日本企业上世纪80年代“走出去”时,新加坡努力向它们招手。如今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走出去,虽然合作方式不一样,但新加坡也同样努力争取把它们吸引到新加坡,携手共创财富。
  代表新加坡到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国家发展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黄循财,昨天接受新加坡媒体访问时表达了上述观点。
  他说:“一带一路倡议很可能是世界上促进区域合作及融合的最大平台,我认为它是对贸易联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一剂强心针。新加坡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我们愿意与中国及其他国家携手落实一带一路。”
  29国领导人参加了高峰论坛,当中没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询及总理为何缺席,黄循财回答说,邀请之事由中方决定。  有舆论猜测,这意味新加坡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配合度不高,或在倡议中没有可发挥作用的角色。
  黄循财用数据反驳了有关说法。他指出,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对新加坡的投资占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总额的三成,而这些资金最终多数被投入其他亚洲国家。他以此说明,对于中国资金走出去,新加坡能发挥作用。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一带一路项目是可以看得到的实体建筑,但与新加坡的金融合作却是无形的,因此可能容易被外界忽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在高峰论坛的开幕式上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融资瓶颈是实现互联互通的突出挑战。他也表示,中国要建立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创新投资和融资模式,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多元化融资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
  黄循财指出,新加坡是金融中心,在亚细安国家落实的一带一路项目有六成最早出于新加坡,因为很多可提供项目融资的机构都在新加坡。
  他说,除了项目融资之外,新加坡能为一带一路发挥有效作用的其他方式,包括分享基建和城市规划的经验、与中资企业携手拓展第三市场,以及提供法律服务。新加坡在高峰论坛期间与中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内容涵盖以上几方面的合作。
  他介绍,新加坡在基建和城市规划方面经验丰富,并乐意分享经验,协助落实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少走弯路。
  他也指出,新加坡企业和中国企业有巨大的合作和互补空间,新加坡企业熟悉东南亚的实际操作环境,也在当地有商业人脉。
  黄循财说,日本在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后大步走向东南亚,新加坡努力把自己打造成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鼓励日本把制造基地设在我国。如今中国企业随一带一路走出去,虽然新加坡不需要基建投资,也不适合承接中国要转移的低端生产,但新中企业还是可以在携手拓展第三市场这方面,大有作为。
  另外,新加坡的国际仲裁中心可为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各方提供法律咨询、解决纠纷和仲裁等服务。
  新加坡过去半个世纪之所以能快速发展经济,原因之一是能够快于周边国家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并依托地理优势把自己打造成成交通枢纽。
  黄循财表示,新加坡明白,一带一路倡议让各地的基础建设和联通能力改善后,可能会对新加坡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但不断直面竞争本来就是新加坡的发展之道,新加坡正在提升本国机场和海港的能力,也在打造数字枢纽,对过去的成就不自满,对未来的竞争不惧怕。










《联合早报》- 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主席张松声:新加坡商界期待参与“一带一路” (2017-05-23)

http://beltandroad.zaobao.com/beltandroad/analysis/story20170523-763341

  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取得圆满成功,引起了新加坡商界的广泛兴趣。在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将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另外,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将分别提供2500亿元和13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产能、金融合作,获得了全球商界的积极响应。
  新加坡一直是国际的联系枢纽,尤其在经贸联系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新加坡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所能扮演的角色,可追溯到历史悠久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根据考古资料和历史记载,新加坡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位置,以及在福康宁山和新加坡河所发现的陶瓷,皆反映了新加坡以往与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广泛海事交流。
  我们的持续繁荣取决于我们能否继续作好连接枢纽。我们是一个小国,因此在地缘政治上不足以产生重大影响。然而,作为大国之间的连接枢纽,我们会使自己成为双方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而不排斥任何人。
  在外交层面加强各国的联系可以促进更好的贸易关系,而更好的贸易关系又可以深化双边与多边关系。“一带一路”倡议是新加坡成为全球新贸易生态系统的核心,和奠定新加坡企业未来的良好契机。
  时至今日,新加坡凭借在东西方文明交叉路口的战略位置,在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接入点的同时,将继续扩大其重要角色,成为全球交通枢纽之一。作为全球主要的海事、航空中心,每周平均约2700艘船舶从新加坡通往全球各个港口,樟宜国际机场每周约7000趟航班起降,新加坡将借力“一带一路”,继续发挥其世界重要物流和运输枢纽的优势。
  新加坡在融资、保险、法律、仲裁、项目管理和培训与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可以定位成为提供众多“一带一路”项目商机的区域中心。
  作为全球四大金融中心之一,新加坡拥有200多家银行,预计将会有更多银行相继在此设立区域运营总部,以便协调区域性的金融活动。另外,新加坡是主要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可为企业和投资者对于人民币的跨境需求提供便利。目前,已有许多中资银行在新加坡发行“一带一路”债券以融资项目,约60%的亚细安基础设施项目,主要是通过在新加坡的银行融资。
  这个背景,让新加坡企业可以继续发挥所长,积极寻求投资“一带一路”项目的机会。中国企业可以与新加坡企业联手,到其他国家进行项目合作。
  近年来,新加坡已成为亚洲企业在国外拓展业务的首选。根据贸易与工业部的官方统计数据,至今已有超过6500家中国企业进军新加坡,其数量几乎是五年前的两倍。这充分证实了新加坡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及寻找亚细安市场商机的良好跳板。
  另一方面,中国仍是新加坡企业首屈一指的业务扩展目的地。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企业和项目,纷纷采用了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政策和平台进军中国市场。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政府间项目的发展。例如中新(重庆)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今年4月,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与广西政府签署了《合作备忘录》,通过广西共同促进中国西部同东南亚的互联互通。
  当新加坡在加强管理公共和私营项目的能力时,还可借助其在教育、公共政策、公共行政和治理方面的经验,协助交流如何管理“一带一路”项目的最佳方式。这能让来自不同背景的外国企业伙伴,掌握实施与“一带一路”相关项目的核心技能。

设立“一带一路办公室”

  新加坡的丰富经验,可使其成为中国考虑在区域内设立“一带一路项目规划与实施办公室”的首选,加强区域内政府间在“一带一路”项目上的合作。这正符合新加坡作为亚细安-中国关系协调国所应扮演的桥梁角色。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也可为《亚细安互联互通总计划》作出贡献,有助于缩小区域内基础设施的差距。新加坡可利用其知识发挥协调作用,并通过知情评估加速项目的实施。这个办公室可提供的服务,包括制定企业战略和对策,建立企业和融资能力,通过建立合资伙伴关系及设立海外代表处,积极寻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规划项目有关的商机。
  通过加强合作和一体化,中国和亚细安的企业可从改进发展中获益。一个繁荣的亚细安,未来必将成为中国产品与服务更为重要的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加坡设立“一带一路项目规划与实施办公室”的初衷,主要是通过新中双方政府合作,促进区域内的共同繁荣与发展。但是,以完全开放包容为主旋律的“一带一路”倡议,更需要的是区域间商界的精诚合作,方能实现互学互鉴、互利多赢的目标。
  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是区域内率先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机构之一。通过调动、分享和交换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信息,加深了商界对这一倡议的认识,使他们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此项倡议。
  这些主要是通过搭建新加坡暨区域商务论坛和“一带一路”专网等平台,以及参与“一带一路”论坛和研讨会的方式实现。早在2014年9月的第十一届中国-亚细安博览会的演讲中,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主席就强调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及其意义。
  新加坡暨区域商务论坛始于2015年,主要为区域商业领袖、学术界和政府官员提供一个高层、中立和建设性的平台,以便他们交流与讨论当今世界经济所面对的热门课题。
  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个论坛受到区域商业界的大力支持,参会代表人数已从第一届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人,增加到第二届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人。
  第三届新加坡暨区域商务论坛计划于今年8月15日在新加坡举行,主题为“通过区域合作把握商机”,届时将安排一系列的精彩活动,包括区域合作项目的备忘录签字仪式、商务配对、商业领袖之间的交流会议、“一带一路”专网英文版的推出,以及首个“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商务调查报告的发布等。
  “一带一路”专网,是由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和《联合早报》在去年3月份联合推出,旨在帮助企业进一步了解“一带一路”倡议及相关信息,把握中国、东南亚和区域内经贸发展规划所带来的商机。
  根据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的最新调查,该专网受到新加坡、亚细安和大中华地区商界的好评,使用者已在其正式推出的一年内达到780万。为了扩大受众面,专网的英文版已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推出。
  显然,商界乘着“一带一路”倡议之东风,必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商机。商界有能力,亦必须扮演牵头角色。担任国际链接枢纽的角色,无论是从商界的角度,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或者从推动国际商贸关系来说,都是正面的事。我们应该积极响应、积极参与,因为这项倡议对我们事关重大,不容忽视。
  中国以颇具远见的宏伟规划,已经为贸易和投资制定了崭新的发展蓝图,此时正是我们一起努力,再创佳绩的良好时机。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话所云:“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强烈呼吁新加坡企业积极开拓,发挥所长,充分交流经验,实现信息互通,共同把握“一带一路”商机。
  只要我们大家携起手来,精诚合作,我们就一定能够在一个稳定、互信和繁荣的环境中共同进步。






《联合早报》- 相蓝欣:欧洲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为何发生变化 (2017-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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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学者(如王义桅、张维为之类的官方宣传家)侈谈“中国模式优越论”,甚至公开鼓吹“一带一路”倡议是“5000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观点在欧洲人看来十分荒谬,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古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的直接传承关系并不存在,中国过去几年的宣传手段,严重阻碍了西方人对这个倡议的正面理解。
  直至去年底,欧洲对“一带一路”的倡议持肯定态度,欧盟委员会甚至愿意积极地考虑,如何使欧洲的战略投资基金(即“容克基金”,European Fund for Strategic Investments,简称EFSI)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问题。
  但今年以来,欧洲对此倡议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笔者认为,除了双方在经济利益上确实有某些冲突之外,中国的宣传方式是主要原因。
  中国对“一带一路”倡仪的宣传与欧洲人的观念存在巨大的误区。首先,欧洲人认为,“丝绸之路”的概念并非中国首创。古丝绸之路是现实存在的,并无观念基础。中国历史上绝无此概念,也没有“全球化市场经济”的现代运作理念和实践经验,因为古丝绸之路并不是中西直接通商和文化交流,而是通过中亚、中东的中间商人进行操作的。
  事实上,正如德国学者所指出的,“丝绸之路”的概念是现代欧洲发明的,19世纪的德国地质学家里希特霍芬(Richtehoffen)才是这个概念的发明者(英文Silk Road一字,源于der Seidenstrasse,德语的“丝绸之路”)。中国的对外宣传强调“一带一路”是历史概念的传承,难以服人。
  更有甚者,少数学者(如王义桅、张维为之类的官方宣传家)侈谈“中国模式优越论”,甚至公开鼓吹“一带一路”倡议是“5000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观点在欧洲人看来十分荒谬,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古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的直接传承关系并不存在,中国过去几年的宣传手段,严重阻碍了西方人对这个倡议的正面理解。
  其二,在欧洲人看来,以基础建设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也不是中国首创。在19世纪中叶和末期,欧洲和北美也出现了大规模基础建设项目投资的热潮,比如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德国的巴格达中东铁路等计划。按照列宁当时的分析,这是大量剩余资本和过量制造业产能所推动的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扩张行为,因而提出了金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之说。
  中国的宣传将“一带一路”与19世纪的历史彻底切割,但未能把中国的倡议与19世纪的基础建设投资的相同点与区别解释清楚,自然引起外人的不安。
  更重要的是,任何跨国的基础建设项目都不可能与地缘政治完全切割。19世纪的西方列强从不讳言地缘政治因素,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对殖民地的争夺也是公开的。中国的对外宣传对“地缘政治”讳莫如深,并一再强调没有地缘政治内涵,反而引起欧洲人,特别是美国人的猜疑。
  事实上,地缘政治本身并不是战争的始作俑者。历史上既有引起冲突的地缘政治,也有维护和平、保持国际体系稳定的地缘政治。1815年建立的维也纳公约体系,便是后者的一个经典例子。维也纳体系的基本原则是维持战略均势。
  此外,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没有19世纪那种争夺殖民地的地缘政治背景,其特点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达到欧亚大陆的战略稳定。因此,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提出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理念,即“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一种维护和平的地缘政治(geopolitics for peace)。
  其三,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的“独奏”,而是国际合作的“交响乐”的宣传说法,更加令人啼笑皆非。西方人对好的交响乐的理解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必须有一个出色的指挥家,第二是有优秀的演奏员。指挥家是灵魂,演奏员的技术功底固然重要,但必须领会指挥家的意图,服从指挥家的领导。
  中国既自封为指挥家,也有要求参与者服从命令的意图。这样的宣传调子如何展示“一带一路”倡导的各国平等合作的初衷?在今年5月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带一路”成功与否,取决于支撑它的基本原则,特别是投资项目决策的透明度、市场经济原则及对现存国际规则的遵守,而不是另起炉灶。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交响乐说”确实有另起炉灶的嫌疑。
  当然,与19世纪的大规模基础设施的投资项目一样,“一带一路”能否成功,说到底还是取决于具体项目的获利前景。19世纪的这些项目促成了大量资本的国际流动,也大大增加了国际上的货物流动,很多项目的投资者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迄今为止,中国在跨国投资方面的经验主要局限于发展中国家,很多项目的运作和决策缺乏透明度。中国提供的资金和相关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资金,不过是杯水车薪,关键在于能否以这些资金为杠杆,撬动大量的国际资本,否则如此雄心勃勃的倡议无法引起国际社会的兴趣。
  此外,中国在国际风险投资方面还存在巨大的人才赤字。无论是中国央行机构还是官方的丝路基金,都缺少有全球战略视野和专业水平的国际银行家和金融家。从欧美国家的角度看,中国的国际金融人才的匮乏,将成为“一带一路”的最大瓶颈。即使与沙俄时代的西伯利亚大铁路项目相比,中国尚没有出现与俄国财长维特伯爵相媲美的国际融资家。
  然而,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一带一路”倡议刚起步三年多,中国还有时间纠正对这个倡议的宣传失误。美国与中国之间存在战略猜疑,但欧洲与中国并无地缘政治的冲突,中国应当及时利用欧洲人习惯的提法,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要义进行新的诠释,淡化“丝路传承说”和“交响论”之类的妄言。
  笔者多次受邀在欧盟组织的高层会议上讲解“一带一路”倡议,感觉到欧洲人最能够理解,也最感兴趣的是“一带一路”对欧亚大陆的和平前景将做出人们要的贡献。因此,中国应当旗帜鲜明地打出“维护和平的地缘政治”的口号,同时将这个口号与欧盟最热衷的“欧亚连通”(Euro-Asian connectivity,即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连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欧洲人看来,保持和提高国家之间的连通性是维护和平的关键。


作者是瑞士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生院教授




《联合早报》- 伊藤亚圣:如何与一带一路相处 (2017-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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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的内情在不断变化。它原是中国政府主导,以基础建设为轴心,建设覆盖整个欧亚大陆广域经济圈的构想,于2013年开始启动。但是,今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上,除了亚洲外,来自非洲和南美的元首和首脑也列席参加。一带一路已经超越了欧亚大陆,成了强化中国和整个新兴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倡议。
  看投资数据可知,事实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没有增长。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的直接投资额同比减少2%为145亿美元,只占投资总额的8.5%。中国对外投资的大部分还是发达国家。来自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的投资额以及建设项目额,也具有同样的倾向。作为中国企业,比起风险大的新兴国家更倾向于通过购买发达国家的企业,来获得技术、品牌和知识。
  尽管如此,作为长期的趋势,中国成为资本过剩国家,很明显在资金流上,增加对外投资,在储备上增加对外资产。所以,一带一路虽是现政府推出的政策,但是应该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更为重要。届时,则需要在以下的角度来整理具有多项内容的一带一路。
  第一,硬件的一带一路和软件的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连结中国和欧洲的欧亚大陆桥的扩建等,具有很多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物理上看得到的项目。另一方面,还包含和设备出口相关的技术标准的普及、卫星信息网的建设,以及电子商务网络的建设等项目。尤其应该关注的是“数字一带一路”的动向。
  第二,“制度化的一带一路”和“非制度化的一带一路”。英、德、法也参加的亚投行(AIIB)在一带一路的相关框架中,最具制度化,而且是在参加时需要签署成立协定的国际机关。除此之外,通过中国和新兴国家首脑之间的双边谈判而推动的个别项目,受当时的政府和民意影响的情况较多。笔者认为,日本应该参加一带一路相关项目中,尤其在制度化上做得较好的亚投行,以便为地域开发做出更大的贡献。
  回顾一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15年香格里拉对话的主题演讲中表示,“希望中国参加TPP,美国和日本参加亚投行”。对于日本来说,本来可以有这样的选择。但是,在美国新政府上台后,TPP生效无望,即通过亚投行和TPP这些复数的制度框架连结亚洲经济的动向受挫。不过,在今年的达沃斯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阐述“坚决维护自由贸易”的发言让人印象深刻。
  坦率的说,日中关系自2008年日中两国首脑就“战略互惠关系”达成协议之后,没有进展。不如说,以2012年尖阁诸岛(钓鱼岛)问题为开端,日中关系自邦交正常化以来可以用最差来形容。但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今年的6月8日,在G20峰会个别会议上,和习近平表达了对一带一路的期待。近期,东京有可能就一带一路做出进一步的决策。
  事实上,日本的商社和大银行等私企,有和中国企业在第三国家共同实施项目,或者实施融资合作的情况。相反,也有日本企业入驻作为一带一路项目的中国开发的工业园区。6月,中国日本商会成立关于一带一路的联络协议会。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亚洲经济总是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实际引领者,也就是被称为“事实上的经济一体化”现象。中国为主角的时代也是如此,事实上的经济一体化还在不断发展。同时,我们目前需要共同打造让亚洲经济更加繁荣的一个更加制度化的框架。即需要描绘一个新版“制度上的经济一体化(De jure Economic Integration)。

作者是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教授



Straits Times - Scholar says China's BRI needs an image change (2018-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