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8日星期日

定识人间有此人 ——新中关系两贵人


《联合早报》- 定识人间有此人 ——新中关系两贵人 (2018-07-08)

https://www.zaobao.com.sg/news/fukan/others/story20180708-873396

  悠悠百年过去,今天当我们谈到新中关系时,不要忘了促成这外交关系的两位贵人:
  郭嵩焘与曾纪泽。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与独具慧眼,新中关系可能改写
  1990年10月,新中才有正式外交关系。但从历史上看,新中关系绝非仅有这短短的27年。从清朝在新加坡设立第一个海外领事馆算起(1877年),至今也有140年了。
  悠悠百年过去,今天当我们谈到新中关系时,不要忘了促成这外交关系的两位贵人:郭嵩焘与曾纪泽。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与独具慧眼,新中关系可能改写。本文拟讲述这两位晚清鼎鼎大名外交家的轶事,谈谈他们与新加坡的关系。

郭嵩焘推荐首任临时领事胡亚基
  郭嵩焘是促成中国驻新加坡领事的主要推手。根据他所著的《使西纪程》,他是在1876年12月13日(星期三)下午抵达新加坡的,抵步时正遇雨。英国总督哲威里“遣兵官以二马车来迎”。
  在新加坡,郭嵩焘见到了粤籍殷商胡亚基。他也走访了胡亚基的住宅南生花园,对园内的“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及所陈设”,留下深刻印象。郭嵩焘亦至总督署,并参观了驻扎在这里的英军兵营与炮台,有大千里镜(望远镜)一具,“以便瞭望”。
  第二天的访问(二十九日),天还是不作美,“雨雷”。殖民地总督“又遣马车来迎”,还安排毕麒麟当翻译陪同游历。毕麒麟就是日后当上英国派驻新加坡的首任华民护卫司,汉学家,在中国设领前是翻译人员。
  当时毕麒麟陪他参观巡洋至新的福建船政厂之“扬武”兵船,会见兵船提督蔡国祥、蔡国喜两兄弟,“船兵皆升桅声炮”。又到洪家花园参观。“洪家花园,闽广人公地也。花木成林,有水一溪,极清幽之至”。洪家花园的具体地点何处?是否就是今天的植物园,待考!
  郭嵩焘观察到当时“新加坡约二十万人,西洋人二千,番人及印度人盈万,余皆闽广人也,而粤人较多”。胡亚基向他报告说:“广属人已至七万之多”。殖民地总督“所管凡三处”,即新槟呷三地(海峡殖民地),总督府设在新加坡。在英国保护下,英国有两艘兵船驻守这里。
  郭嵩焘在新加坡只待了三天两夜就离去。第二年,1877年8月9日(星期四),郭嵩焘奏保胡亚基为清朝驻新临时领事。郭嵩焘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上奏88年后的1965年,也是在8月9日(星期一)这一天,新加坡独立了。
  郭嵩焘是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在历史上,他被誉为晚清杰出外交家,但在传统功名的仕途上,并不如意。
  在19世纪搞洋务、办外交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千百年来,中国一直认为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番邦要派“贡使”来朝拜,绝无中国派使“驻外”之理。郭嵩焘在驻英大使任内,还不断地被他的副手检举投诉,向清政府打“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指责他“勾通洋人”、 “向英国人妥协”等等 。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终年73岁。但他坚信历史不会忘记他!临终前写下这样的诗句:“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郭嵩焘墓位于湖南省汨罗市沙溪镇划江村。文革期间曾遭破坏。2011年1月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制定维护方案,予以整治管理,也算是还他一个公道。

曾纪泽推荐首任专业外交官左秉隆
  胡亚基可说是名符其实的临时领事,任期不长,仅仅三年的时间。倒是继任的左秉隆,任期长,共13年。左秉隆的到来,在新华历史上开展一片蓝天,奠定日后新华社会的基础。有关左秉隆领新惠政,笔者有多篇文章述及,这里不再重复。
  1881年3月25日,曾纪泽正式“奏请将都事左秉隆补新加坡领事”。曾纪泽时任清廷驻英法大臣,他是中国近代史名人,湘军统帅曾国藩的长子,左秉隆为其伦敦使馆英文翻译,曾纪泽十分赏识他。
  当年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新中关系其实就是伦敦与北京的外交博弈。英国是不希望中国在此设置驻新领事,以分享其对华族社会的控制。曾纪泽推荐左秉隆,意味着他在外交谈判上的胜利。
  曾纪泽比郭嵩焘小21岁 ,但比郭嵩焘早逝,终年51岁,可谓天忌英才。初到欧洲,曾纪泽以诗明志。诗曰:“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余言,始信昆仑别有山”。他从国外的角度反观中国,最早提出“中国先睡后醒论”。
  曾纪泽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中俄《伊犁条约》改签(1881年),从沙俄手中收回伊犁地区两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与英国议定《洋药税厘并征条约》(1884年),为清政府每年增加烟税白银200多万两;帮办海军事务,向英国订购军舰,筹建北洋海军,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英雄式的外交大臣,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曾纪泽对新加坡并不陌生,他到过新加坡两次。第一次在光绪四年;第二次在光绪十二年。光绪四年戊寅十一月十二日,公元1878年12月5日(星期四)上午曾纪泽首次抵新。
  曾纪泽这次是前往伦敦任英法大臣,途经新加坡。在新加坡,他接见了刚上任的驻新领事胡亚基及副领事苏溎清。在他的《曾惠敏公手写日记》中提到一个人“子兴”,这就是日后在新华历史上占有一席之位的驻新领事左秉隆。
  曾纪泽也参观了南生花园,可惜大雨,只能从室内往外观景。曾纪泽在南生花园待颇长的一段时间,在午后才去总督府,至法领事,之后游市肆。可见他一到新加坡,行程安排十分紧凑。
  旅新期间,新加坡气温介于华氏82度至84度(摄氏28-29度)。可能因雨天又逢岁末,气候凉快些。曾纪泽与胡亚基的谈话,内容涉及中国领事官在新筹募经费之事。胡亚基讲广东话,曾纪泽不谙粤语,两人“因以英语相问答焉”。他也记述在津沪时,遇闽广人谈及胡亚基,“常有贬词”,“大约出于忌妒者之口,未足凭信”。这些文字,十分精彩,颇可一读。
  曾纪泽的英文程度如何?这是十分有趣的问题。曾纪泽对自己的英语水平,非常自负。但时人对他的英语水平曾大加讥评。
  然而,我们对曾纪泽不能太苛求。曾纪泽是在非常困难情况下学习外语,靠的完全是毅力。他没有教师,只能记字母拼写,却不知道如何发音,学的是哑巴英语。虽然英语说得不好,但敢于开口。30多岁才开始学习英文而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已经是很不错了。
  曾纪泽于1878年12月7日离开新加坡,结束了为期三天的访问。八年后,1886年11月4日(星期四)他第二次到访。此时胡亚基已在六年前辞世了,而他推荐的左秉隆,自1881年上任以来,已任驻新领事五年。曾纪泽这次抵新,又遇到下雨。访新期间,在日记常“与子兴久谈”,看来他与旧部属左秉隆关系不错。
  这次曾纪泽在新加坡也只停留三天。期间刚好是慈禧太后“万寿圣节”(十月初十日)及其父曾国藩“七十六岁冥诞”(十月十一日)。曾纪泽非常重视慈禧寿诞,“率僚属向阙行礼”。1886年11月6日离新,左秉隆等送行,此后再也没回来过。
  2010年6月,湖南省长沙市文物考察人员在田野勘测时,无意间发现曾纪泽墓。墓在长沙市望城县雷锋镇牌楼坝村桃子湾,此墓早在1958年当地修水库时,毁坏严重及遭盗墓,许多文物经已遗失。目前,曾纪泽墓已在相关部门的保护下重新修建,并申请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重要的历史人文景点。
  从1877年设立海外第一个领事馆,至1911年清朝灭亡的35年中,晚清共派出12位驻新领事。清朝驻新加坡领事是在殖民地时期;独立后的新加坡共和国与中国建立的,是大使级的外交关系。新中交往,真的是渊远流长!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定识人间有此人”
                -- 新中关係两贵人
                                                                柯木林

  报载,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经接受新加坡总理的邀请,预计于明年的亚细亚峰会,对新加坡进行正式访问, 具体日期未定。这将是李克强出任总理后首次访问新加坡。
  新加坡是亚细亚国家中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1990年10月,新中才有正式外交关系。 但从历史上看,新中关系绝非仅有这短短的27年。我们姑且不论三国时代的《吴时外国传》,或元朝的《岛夷志略》中有关新加坡的记载,这毕竟太遥远,单从清朝在新加坡设立第一个海外领事馆算起(1877年),至今也有140年了。
  悠悠百年过去,今天当我们谈到新中关系时,不要忘了促成这外交关系的两位贵人:郭嵩焘(1818-1891)与曾纪泽(1839-1890)。他们两人,一个推荐胡亚基(1816-1880);一个推荐左秉隆(1850-1924)。胡亚基是中国驻新加坡首任临时领事;左秉隆则是从北京直接派驻新加坡的首任专业外交官。
  如果没有郭嵩焘与曾纪泽的努力与独具慧眼,新中关系可能改写。本文拟讲述这两位晚清鼎鼎大名外交家的轶事,谈谈他们与新加坡的关系。

郭嵩焘推荐胡亚基
  郭嵩焘是促成中国驻新加坡领事的主要推手。根据他所著的《使西纪程》,他是在光绪二年丙子十月二十八日,公元1876年12月13日(星期三)下午抵达新加坡的,抵步时正遇雨。“雨。午初,行七百二十里至新加坡,在赤道北一度二十分”。英国总督哲威里“遣兵官以二马车来迎”。
  在新加坡,郭嵩焘见到了粤藉殷商胡亚基(原文为胡璇泽),“黄浦人胡璇泽来见……遂以交之”。他也走访了胡亚基的住宅南生花园, 对园内的“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及所陈设”, 留下深刻印象。郭嵩焘亦“至总督署,见哲威里与其夫人并其二女”。大约在下午四点钟,参观了驻扎在这里的英军兵营与炮台。“兵有礮兵、有步队。步队习洋枪以辅礮兵”。郭嵩焘注意到在“将台前墙最高处别为一屋”,有大千里镜(望远镜)一具,“以便瞭望”。
  第二天的访问(二十九日),天还是不作美,“雨雷”。殖民地总督“又遣马车来迎”,还安排必麒麟当翻译陪同游历。必麒麟就是日后当上英国派驻新加坡的首任华民护卫司,汉学家,在中国设领前是翻译人员。当时必麒麟陪他参观巡洋至新的福建船政厂之“扬武 ”兵船,会见兵船提督蔡国祥、蔡国喜两兄弟,“船兵皆升桅声炮”。又到洪家花园参观。“洪家花园,闽广人公地也。花木成林,有水一溪,极清幽之至 ”。
  郭嵩焘对洪家花园的一草一木,有详细的描绘。记得中学时的华文课本《中华文选》,就收录了郭嵩焘的这篇〈新加坡洪家花园记〉。洪家花园的具体地点何处?是否就是今天的植物园,待考!
  郭嵩焘观察到当时“新加坡约二十万人,西洋人二千,番人及印度人盈万,余皆闽广人也,而粤人较多”。胡亚基向他报告说:“广属人已至七万之多”。殖民地总督“所管凡三处,西为麻剌甲(马六甲),再西为槟榔屿,则海中之一岛也。麻剌甲之西,与槟榔屿隔海相望为威诺斯里,并归其所辖属”。在英国保护下,英国有两艘兵船驻守这里。“所管凡三处”指的就是叻屿呷三地,即海峡殖民地, 总督府设在新加坡。
  郭嵩焘在新加坡只待了三天两夜就离去. “三十日,新加坡西北行二百一十里过麻剌甲,即西行出印度海”。
  离开新加坡的第二年,光绪三年七月初一日,公元1877年8月9日(星期四),郭嵩焘奏保胡亚基为清朝驻新临时领事:“……道出新加坡,见广东人道员胡璇泽为其地人民所推服。数年前,广属人民与各属互斗,亦经胡璇泽解散。英国官商皆信之!臣以新加坡领事,非胡璇泽无可充承者……”。
  郭嵩焘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当年作为“英国属地新加坡”的荒岛,就在他上奏88年后的1965年,也是在8月9日(星期一)这一天,独立了。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祖籍湖南湘阴。他是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在历史上,他被誉为晚清杰出外交家,但在传统功名的仕途上,并不如意。
  在19世纪搞洋务、办外交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千百年来,中国一直认为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番邦要派“贡使”来朝拜,绝无中国派使“驻外”之理。郭嵩焘在驻英大使任内,还不断地被他的副手检举投诉,向清政府打“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指责他“勾通洋人”、 “向英国人妥协”等等 。
  这位第一任大清驻英法公使,由于受到当朝守旧派的攻讦,在一片辱骂声中,在任不到两年就黯然退出政治舞台,称病回籍 (1879年)。此前赴英途中,郭嵩焘将沿途见闻记入日记《使西纪程》,盛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张中国应研究、学习。该书寄至总理衙门(清朝外交部)后,遭到顽固派的攻击、漫骂,直到去世,仍未能公开发行。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终年73岁。辞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他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清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但他坚信历史不会忘记他!临终前写下这样的诗句:“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郭嵩焘的悲剧当然有他个人的原因,书生意气,不知通权达变,不谙官场潛规矩,在错综复杂的种种矛盾之中,左支右绌,搞得心力交瘁。郭嵩焘的不幸,也正是那个时代的不幸!
  郭嵩焘墓位于湖南省汨罗市沙溪镇划江村。文革期间曾遭破坏。2011年1月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制定维护方案,予以整治管理,也算是还他一个公道。

曾纪泽推荐左秉隆
  胡亚基可说是名符其实的临时领事,任期不长,仅仅三年的时间。因为任期短,很难看出政绩。倒是继任的左秉隆,任期长,前后两段时间(1881-1891;1907-1911),共13年。左秉隆的到来,在新华历史上开展一片蓝天, 奠定日后新华社会的基础。有关左秉隆领新惠政,笔者有多篇文章述及,这里不再重复。
  1880年3月27日,“光绪六年二月十七日(胡亚基)患病身故”。曾纪泽在《奏为新加坡领事胡璇泽病故请酌议恤典片》中,“饬(随员)苏溎清暂行代理领事”。一年后,1881年3月25日,正式“奏请将都事左秉隆补新加坡领事”。曾纪泽时任清廷驻英法大臣,他是中国近代史名人,湘军统帅曾国藩的长子,左秉隆为其伦敦使馆英文翻译,曾纪泽十分赏识他。
  当年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新中关係其实就是伦敦与北京的外交博奕。英国是不希望中国在此设置驻新领事,以分享其对华族社会的控制。曾纪泽推荐左秉隆,意味着他在外交谈判上的胜利。
  曾纪泽比郭嵩焘小21岁 ,但比郭嵩焘早逝,终年 51岁,可谓天忌英才。曾纪泽早年攻讀經史,三十歲後受洋務思想影響,热衷于探究欧洲近代科学文化。靠着一部英文字典和一本英汉对照的《圣经》,开始自学英文,后来竟能达到用英语交谈,用英文写诗的程度。1878年, 曾纪泽出使英法,  由此走入外交生涯,找到了人生目標。
  初到欧洲,曾纪泽以诗明志。诗曰:“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馀言,始信昆仑别有山”。他从国外的角度反观中国,最早提出“中国先睡后醒论”(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这是1885年6月他卸任公使职务回中国前,在伦敦《亚洲季刊》发表的文章。
  曾纪泽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中俄《伊犁条约》改签 (1881年),从沙俄手中收回伊犁地区两万多平方公里土地;  与英国议定《洋药税厘并征条约》(1884年), 为清政府每年增加烟税白银200多万两; 帮办海军事务,向英国订购军舰,筹建北洋海军,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成為近代中國第一個英雄式的外交大臣,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筆。
  曾纪泽对新加坡并不陌生,他到过新加坡两次。第一次在光绪四年;第二次在光绪十二年。光绪四年戊寅十一月十二日,公元1878年12月5日(星期四)上午曾纪泽首次抵新。“早八十四度;夜八十三度。雨甚大,夜晴…辰正,舟行九百三十八里,抵新加坡”。这是他在《曾惠敏公手写日记》中的一段话,曾惠敏即曾纪泽。
  曾纪泽这次是前往伦敦任英法大臣,途经新加坡。在新加坡,他接见了刚上任的驻新领事胡亚基(原文为胡璇泽,号琼轩) 及副领事苏溎清(号玉川)。“饭后偕松生、仁山、子兴、子振、莘耕、兰亭乘马车至领事署,小坐”。
  这里提到一个人  “子兴”。根据《左子兴先生年谱节录》:子兴时年29岁,“总理衙门奏保都察院都事加五品衔,曾纪泽任出使英法大臣派充驻英使署翻译官,十一月回籍省亲,十二月乘海轮往英”。左子兴就是日后在新华历史上占有一席之位的驻新领事左秉隆。
  曾纪泽也参观了南生花园 (至胡琼轩家,观其花园), 可惜大雨,只能从室内往外观景。“观其花园,雨甚,不能游,但观其室厅中陈设,兼于窗间窥视鸟笼、兽圈、龟池而已”。曾纪泽在南生花园待颇长的一段时间,在午后才去总督府。“坐极久。未初,至总督署”。在总督府,他也见到了总督夫人,“谈二刻许,入席小宴。席散后,谈良久… 。申正,至法领事,谈甚久而饮酒茗。酉初,回船,偕兰亭、松生、仁山同游市肆;夜归”。可见他 一到新加坡,行程安排十分紧凑。
  旅新期间,新加坡气温介于华氏82度至84度(摄氏28-29度)。可能因雨天又逢岁末,气候凉快些。在日记中,曾纪泽记录了他与胡亚基的谈话, 内容是涉及中国领事官在新筹募经费之事。胡亚基讲广东话,曾纪泽不谙粤语,两人“因以英语相问答焉”。他也记述在津沪时,遇闽广人谈及胡亚基,“常有贬词”,“大约出于忌妒者之口,未足凭信”。这些文字,十分精彩,颇可一读。
  曾纪泽的英文程度如何?这是十分有趣的问题。曾纪泽对自己的英语水平,非常自负。在与西方人交往中,他喜欢把自己的诗译成英文,送给外国人。但时人对他的英语水平曾大加讥评,说他是清末外交界有名的人物,办过几件著名的交涉,据说是通西文的,“原来如此”!
  然而,我们对曾纪泽不能太苛求。曾纪泽是在非常困难情况下学习外语,靠的完全是毅力。他没有教师,只能记字母拼写,却不知道如何发音,学的是哑巴英语,更别说练习口语。仅仅借助一本《圣经》、一本《韦氏大辞典》、一本华兹 (Watts) 的作品、一本《赞美诗选》(Select Hymns) 和一些习字本,在丁父忧的三年时间,自学成功。直到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到北京,与当时的外交官接触,才有机会学习口语。他虽然英语说得不好,但敢于开口。三十多岁才开始学习英文而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已经是很不錯了。
  曾纪泽于1878年12月7日离开新加坡,结束了为期三天的访问。八年后,光绪十二年丙戌十月初九日,公元1886年11月4日(星期四)他第二次到访。此时胡亚基已在六年前辞世了, 而他推荐的左秉隆,自1881年上任以来, 己任驻新领事五年。
  曾纪泽这次抵新,又遇到下雨。“晴遇雨。酉初三刻,船抵新加坡,泊。会左子兴奉其母姜太恭人率其姪棠,暨胡前领事璇泽之次子来舟迎候,留子兴、树南同饭。戌正,偕内人率儿女往领事署,子兴迎入一谈…更衣后,阅文报局寄到函牍,甚多。子兴请夜宴,席散坐谈片刻,归室阅《申报》,僅读諭旨而已…,丑初睡”。
  看耒他与旧部属左秉隆关系不错,日记中常提及“与子兴一谈”、“复与子兴谈”、“与子兴久谈”、“子兴送来一谈”、“子兴来久谈。饭后复谈良久。…客去,复与子兴久谈”等等。
  这次访问,曾纪泽在新加坡也只停留三天。期间刚好是慈禧太后“万寿圣节”(十月初十日)及其父曾国藩(“先考文正公 ”)“七十六岁冥诞”(十月十一日)。曾纪泽非常重视慈禧寿旦,“率僚属向阙行礼”。1886年11月6日离新,左秉隆等人送行,“本船申正乃行,子兴、树南俟船将开,乃登岸也 ”,此后曾纪泽再也没回来过。
  2010年6月,湖南省长沙市文物考察人员在田野勘测时,无意间发现曾纪泽墓。墓在长沙市望城县雷锋镇牌楼坝村桃子湾,此墓早在1958年当地修水库时,毁坏严重及遭盗墓,许多文物经已遗失。目前,曾纪泽墓已在相关部门的保护下进行重新修建,并申请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重要的历史人文景点。
  从1877年设立海外第一个领事馆,至1911年清朝灭亡的35年中,晚清共派出12位驻新领事。清朝驻新加坡领事是在殖民地时期;独立后的新加坡共和国与中国建立的,是大使级的外交关系。新中两国交往,真的是渊远流长!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初稿2017年6月28日
2017年7月11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