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28日星期一

《新加坡前传》












《联合早报》- 第一章 :700年城墙遗址 隐埋闹市中 (2019-01-26)

https://www.zaobao.com.sg/znews/singapore/story20190126-927139

  一片破碎的青花瓷、一张泛黄的地图、一条在岁月侵蚀下支离破碎的铜丝……这些文物为新加坡拼凑出怎样的历史面貌?
  1819年是新加坡历史的转捩点,但绝不是我们故事的起点。
  在开埠200年之际,《联合早报》推出《新加坡前传》平面报道与网络多媒体系列,一连五天揭示新加坡700年来被遗忘的历史,反思我们一贯的历史叙述。
  翻开岁月的土壤,在历史中“沉睡的小渔村”,在数以万计的文物中苏醒。
  新加坡拉——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名字,诉说着被遗忘的古老王国从繁荣走向衰亡的故事。
  “新加坡拉”(Singapura)一词中的“pura”,在梵文中的意思是“城墙以内的地方”,这意味着古新加坡有一座城墙。
  根据新加坡第二任驻扎官约翰·克劳福(John Crawfurd)1822年的记录,这座约三米高、五米宽、1.5公里长的土墙,就坐落在福康宁山的北面,也就是今天的史丹福路一带(右图及右上角位置图)。

成兵家必争之地 筑城墙防御外敌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系教授约翰·米锡克(John Miksic)认为,能够建造如此坚固的城墙,可见700年前的新加坡已经是个具有军事实力的稳定政体。
  米锡克教授解释:“古时候的马来港口多数没有城墙,只要有外敌入侵,他们就会迅速迁移到别处另辟港口,但新加坡拉的居民没这个打算,似乎对这片土地已有归属感。能够动员那么多人力在短时间内建好城墙,足以证明新加坡拉是个相当有组织和规模的王国,君王也有一定的号召力。”
  传说中的新加坡拉王国,一共经历了五任君王的百年统治,在古代东南亚实属罕见。
  1299年,来自苏门答腊巨港的桑尼拉乌他玛(Sang Nila Utama)王子,在海岛淡马锡(新加坡岛旧称)创建王国。当时正值马来古王国室利佛逝(Srivijaya)末期,东爪哇的满者伯夷王国(Majapahit)迅速崛起,暹罗王朝也企图扩大在马来群岛的势力范围。
  淡马锡是满者伯夷的属地之一,除了是区域内的贸易中心,也是各国政治势力博弈的焦点,于是这座城墙起到了军事防御的作用。
  根据古典文献《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记载,新加坡拉曾两次遭受外辱,不过在居民的捍卫及坚固城墙的保护下,暹罗和满者伯夷军队都只能无功而返。

虚实交错 《马来纪年》重构新加坡拉传说
  关于新加坡拉王国的记载,最早出现在《马来纪年》中。根据书中前几章的描述,新加坡拉是“一个伟大的城市,无数外国商人慕名而来,英名散布到全世界”。
  成书于15世纪的《马来纪年》,据说由柔佛王朝的一名宰相编写,是研究马来历史必读的古典文献,但有学者指出,书中的记载不可尽信,因为当中包括了神话传说及无法考证的历史。
  也有学者认为,书中内容以君王及亲信为中心,只是为了借此巩固马来皇权的正统性,难免有失偏颇。
  《马来纪年》的手稿几经增补和删减,如今存在许多版本。1896年英国传教士谢拉北尔(W. S. Shellabear)的译本,现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展示。国家图书馆则于去年底从英国购得马来文豪孟诗阿都拉(Munsyi Abdullah)受莱佛士委托而修订的《马来纪年》原册。
  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伊恩·辛克莱(Iain Sinclair)受访时解释:“《马来纪年》是为了教育马来君王而撰写的,常于新王登基大典上诵读,内容大部分是口述历史,凭先辈们的记忆代代相传,因此我们不应期望从书中寻找‘绝对的事实’。”
  辛克莱也强调,虽然中国史籍《岛夷志略》和《明史》也对“淡马锡时代”有所记载,却没有一本像《马来纪年》如此详细记录新加坡拉王朝的建立、统治及灭亡。

福康宁山“陵墓”是空棺
  在福康宁山婚姻注册局附近的山坡上,有一座陵墓,不时会有回教徒到墓前膜拜吊祭。他们深信陵墓上刻着的名字——伊斯干达沙(Iskandar Shah),是新加坡拉王朝的末代君王。
  据《马来纪年》记载,伊斯干达沙因为误信谗言,在大庭广众下杀死了王妃。他的宰相岳父为了报复,打开城门让满者伯夷军队进城大开杀戮,造成新加坡拉尸横遍野。伊斯干达沙落荒而逃,到马六甲建立新政权,成为马六甲王朝的开国君王。
  也有一说,指陵墓的主人有可能是新加坡拉的开国君王——桑尼拉乌他玛。不过,米锡克教授在福康宁山的考古发现驳斥了这种说法。
  他指出:“我们发现陵墓下面什么都没有,更没有遗体,因此确定这不是陵墓。再加上伊斯干达沙逃亡到马六甲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因此他的陵墓不可能会在新加坡。”
  讲解者林韵冰
     “博物馆之友”义务导览员
    在国家博物馆、晚晴园、泰勒版画院等主持中英双语导览
    从事家居维修行业
  厚重的历史从林韵冰口中讲出来,便有了不一样的生命。林韵冰在国家博物馆当义务导览员已有四年,本职工作是提供家居维修服务。平日工具箱里带着电钻、锤子和螺丝批的她,比喻自己踏入博物馆就摇身一变成为“讲古佬”,将历史解析为一个个生动的故事。
  虽然自己的职业与历史没有直接关系,但林韵冰却是因工作中的巧遇,决定加入“博物馆之友”(Friends of the Museums)成为义务导览员。
  聘请林韵冰上门维修的顾客中有很多外籍人士。健谈的她在与客户聊天的过程中惊讶地发现,即便是暂居本地的外籍人士,也有不少对本地历史相当了解。“那些洋人太太知道的比我还多,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啊!”
  谈起本期视频内容,林韵冰更感慨:“桑尼拉乌他玛王子的故事,大部分国人都比较熟悉,但即便如此,也还有大量可推敲的细节,可见历史长河中有太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林韵冰说,历史不该是沉闷而古板的。那些历史上的人、事、物都曾经存在,用故事引出那些灵动而鲜活的个例,才能让人肯继续听下去。



《联合早报》- 第二章 :谁才是新加坡原住民? (2019-01-27)



https://www.zaobao.com.sg/znews/singapore/story20190127-927399


  元代商人汪大渊14世纪航海到国外通商,途经新加坡;他所编撰的航海记录《岛夷志略》一书中,
  明确提到这里存在着三个不同的群体:班卒居民、龙牙门居民,以及和龙牙门土著一同生活的华人。
  新加坡的土著是谁?一般人或许认为,新加坡最早的居民是马来人,但也有学者提出不一样的看法。

19世纪开始“马来人”才成土著统称
  700年前的新加坡已经是个生机勃勃的城市,当时至少有三个族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和一般人想象中不同,这群土著未必是今天广泛定义中的马来人,而且,华人早在14世纪就已经在新加坡落地生根。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系教授约翰·米锡克(John Miksic)指出,一般人常常笼统地用“马来人”来形容新加坡的土著,但“马来人”这一词,是从19世纪开始才普遍成为马六甲海峡一带土著的统称。因此,如果用这个统称来描述新加坡14世纪的原住民,我们很可能会忽视了他们的多元性。
  有关本地土著的详细记录,最早出现在元代商人汪大渊编撰的航海记录《岛夷志略》中。汪大渊公元14世纪航海到国外通商,途经新加坡。他回国后把一路上的见闻整理成《岛夷志略》,里头以地名分出一百个章节。
  不少学者相信,“龙牙门”和“班卒”这两个章节分别指的是新加坡的圣淘沙一带和福康宁山一带。

700年前新加坡或已是个多元社会
  汪大渊在书中明确提到三个不同的群体:班卒居民、龙牙门居民,以及和龙牙门土著一同生活的华人。
  米锡克教授受访时解释:“班卒和龙牙门居民不论是衣着或生活方式都不同,他们很可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
  根据汪大渊的描述,班卒居民留着短发,头上缠着金丝花纹的绸缎,身穿红色布条。龙牙门的居民则大多盘起长发,穿着短布衫,系着青布稍,衣着风格可能类似今天的沙笼(sarong)。
  汪大渊形容龙牙门居民为强盗,说他们“俗好劫掠”,凡用来进行贸易的物品“皆剽窃之物”;相反的,他形容班卒居民为一群诚实的商人,出产盐、酒、棉花、丝布等多种商品,进行买卖。
  《岛夷志略》一直是研究新加坡古代历史的重要史料,但相关章节中只有100多到200多字的只言片语,难以重建一个完整的历史图像。
  米锡克教授从1984年起带领团队到福康宁山上展开了13次的考古挖掘,那里相信是汪大渊书中所描述的班卒。考古团队的挖掘工作,后来也延伸至福康宁山脚下的国会大厦和皇后坊一带。
  这30多年的考古发现,大致符合汪大渊书中的描述,也弥补了文献中的部分遗缺。这些文物映照出一幅超乎许多人想象的图景——14世纪的新加坡不仅是个蓬勃的闹市,岛上也已经有小型的“生产工业”。

讲解者戴柔星
■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曾在国内外多处进行考古挖掘

  考古生涯中的一次重要发现,差点被戴柔星当恶作剧,但也让他悟出对历史的独特见解。
  戴柔星是本地第一名获得北京大学陶瓷考古博士学位的学者,主要研究东南亚沉船出水的宋元陶瓷。他对古代陶瓷的兴趣源于一艘沉船——黑石号(Batu Hitam)。
  目前展于亚洲文明博物馆的黑石号是中国唐代的货船,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海域发生意外后沉没。黑石号1998年被发现时,戴柔星仍在求学。“当时所有有关黑石号的报道我都关注。正因如此,后来才选择了与沉船息息相关的陶瓷作研究。”
  一次在河北的考古,戴柔星从唐代地层发现一批晶莹剔透如现代工艺品的陶瓷碎片。以他当时对古代瓷器的了解,唐代的瓷器制作工艺未能达到如此精湛水平。说起这个意外的发现,他笑说:“我当时还以为是同事故意放进去捉弄我呢!”
  戴柔星说,这批瓷器数量不多,证明唐朝虽有工匠能做出这样高质量的瓷器,但手艺很快就失传了。因此大量残骸中只有零星数片,往后几百年的地层中再也没有了。
  “这也正说明了,历史其实并不是一条不间断的长河,而是由许多断层组成的。工艺、文明都不是一直向上发展的。很多时候后继无人,就断了。”

14世纪福康宁山一带有首饰铜器工坊
  本地三位历史学者柯宗元、王添顺和陈大荣在联合撰写的《新加坡700年历史》书中,根据现有史料推断14世纪新加坡的城市规划。他们认为,王室居住的宫殿建在福康宁山上。福康宁山东侧位于现今婚姻注册局的地段,曾是个首饰工坊,也是宫廷工匠的活动区。
  米锡克教授的考古团队在那里发掘超过1万个用来制作首饰的珠子和玻璃碎片原料。团队检验了玻璃原料的材质,发现这批玻璃原料来自中国。这意味着,新加坡早在14世纪就已经有一套和国外链接的生产线。这批工匠相信是从中国进口原料,再进行加工,除了把玻璃制成珠子,也为它添上五彩缤纷的颜色。
  在福康宁山脚下的国会大厦,则可能曾是个铜器工坊。考古学者在那里挖掘出600多件铜器,当中包括铜丝和鱼钩。大部分的铜丝已经支离破碎,鱼钩虽然也已经腐蚀,但仍旧保留原有的形貌。米锡克教授指出,铜丝很可能是工坊使用的原料,鱼钩则是工坊的产品。
  尽管目前已经有大批文物出土,但与14世纪新加坡历史相关的文献记录不多,学者只能根据有限的资料,拼凑出14世纪零星的生活面貌。米锡克教授认为,有关新加坡古代历史的研究,还有许多发展的空间。
  他说:“还有许多亚洲的文献尚未经过深入研究,当中相信能找到更多有关古代新加坡的记录……在新加坡北部和西部也有一些地点适合进行考古挖掘。它们的历史可能更久远,但这些地方目前仍未开放给学者进行研究。”


《联合早报》- 第三章 :开埠前的神秘商港 (2019-01-28)

https://www.zaobao.com.sg/znews/singapore/story20190128-927586

  近年的历史文献与考古研究发现,如果让葡萄牙人来叙述这个地区的经贸与军事发展沿革,新加坡的现代史或许会提早两个世纪,从1586年说起……
  1819年普遍被视为新加坡现代史的开端,但若让葡萄牙人重写这段历史,新加坡的现代史或许早在1586年就已掀开序幕。
  长期以来,新加坡几乎没有任何16世纪至17世纪的文物出土,这段时期成为神秘的历史空窗。不过,近年的研究发现,新加坡这个曾被遗弃的港口城市,正在这看似沉寂的200年中悄然苏醒。早在莱佛士登陆之前,新加坡现代国际商港的地位已经逐步成形。

17世纪新加坡地图上出现港务大臣职衔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彼得·波许博格(Peter Borschberg)受访时指出,根据早期英殖民政府的历史叙述,新加坡从14世纪末至莱佛士登陆的500多年间,没有重要的历史。“这或许是出于无知,也可能是英殖民政府有意隐瞒真相。后来不少学者沿用了这套说法,但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这种历史叙述显然不符合实情。”
  十六七世纪间的新加坡隶属柔佛王朝,当时已是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也是西方帝国通往南中国海的航线之一。
  1586年,葡萄牙人发现一条从西方通往南中国海的新海路。这条名为圣他芭芭拉海峡(Santa Barbara Channel)的航道,穿过圣淘沙南部海域与布拉尼岛(Pulau Brani)附近海域,把新加坡放上世界贸易的舞台。
  拥有马来血统的葡萄牙天文学家兼数学学者艾勒迪亚(Manoel Godinho de Eredia)1604年绘制的一幅地图,第一次记录这条崭新的航线,也意外地揭示了新加坡在柔佛王朝扮演的重要角色。
  地图记录了新加坡一带的海域,里头出现的好几个地名包括丹戎禺、丹那美拉和双溪勿洛。这些名字,我们今天看来都不陌生;不过,在丹戎禺上方却出现一个神秘的名字——沙班达(Xabandaria,也称Shabandar)。它不是地名,而是一个港务官员的职衔。
  波许博格副教授解释:“沙班达一般负责管理柔佛王室的投资,代表他们进行买卖……这是个等级相当高的职位,新加坡设有沙班达,意味着这里的贸易活动有一定的规模。”
  他也指出,在柔佛王朝内设有沙班达的港口不多,其他设有同样职务的地点大多是重要的商业中心。这表示新加坡在16世纪至17世纪间很可能是个举足轻重的港口,而非我们想象中渺无人烟的小渔村。

加冷盆地出土明代青花瓷 或揭示重要港口位置
  不过,沙班达在地图上的位置并不明确。若新加坡真的设有重要港口,这个海港究竟在哪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名工人在加冷盆地进行打捞工作时,意外从河底挖掘出一批破损的青花瓷;艾勒迪亚地图留下的谜团,也随着这些文物的出土而解开。
  这批青花瓷在外流传了将近20年,直到1980年代才被学者发现。大部分的青花瓷已经下落不明,只剩九片现存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当中多数是盘子,不少印有相似的风景画。
  历史学者柯宗元受访时指出,青花瓷的设计风格可明确追溯到16世纪至17世纪万历年间。柔佛王朝的其他地区,包括柔佛拉马,都出现大批类似的青花瓷。由此推断,新加坡是柔佛王朝海上贸易网络中的重要一环,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小港口。
  这也显示加冷盆地也很可能是沙班达驻守的位置。他推测:“从国外驶来的商船会在加冷盆地停靠,船员在这里检查货物和缴付税款,同时可以取得新鲜的食用水。在检查货物的过程中,若发现破损的青花瓷,船员便把它们抛入河中,以减轻船上的载货量。”
  波许博格副教授则指出,当时柔佛王朝的贸易中心在峇株沙瓦(Batu Sawar)和柔佛拉马一带。但柔佛河道窄小,从国外驶来的大商船得把货物转运到小船上,才能在窄小的河道穿行。“加冷盆地因此成为大货船的集散港口,让商人换乘小船,或是直接在这里进行一些买卖。”

17世纪时 葡荷曾考虑在新设置堡垒
  17世纪的新加坡不只是个商港,也是重要的军事战略地点,葡萄牙和荷兰都曾考虑在新加坡设置堡垒。
  葡萄牙与荷兰当时都有意扩充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1603年,这两个野心勃勃的帝国在樟宜岸外海域发生正面冲突。荷兰人劫持了葡萄牙人的商船桑答·卡达里那号,并以350万弗罗林(按现今的弗罗林汇率,相当于262万9000新元左右)高价拍卖船上的商品。
  双方在事件后,都发布了类似新闻快报的公告。值得注意的是,葡萄牙方的公告中提出应在新加坡设堡垒,甚至建议葡萄牙与西班牙联盟收并新加坡。
  荷兰也曾计划在圣淘沙一带设置堡垒。波许博格副教授指出,葡萄牙和荷兰的目的都是要牵制对方,不过双方最终都没有将计划落实。

  新加坡前传第三章讲解者
  周雁冰
    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高级执行级记者
    从事文化艺术相关工作多年
    曾任新加坡美术馆助理馆长及策展人

  周雁冰(46岁)觉得自己是个好奇的人。她认为,读历史必然是因为心中有疑问,但她却不在意自己的疑问永远没有答案。
  除了是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的高级执行级记者,周雁冰目前也参与本地美术口述历史工作,以及为国家艺术理事会、文化奖、美术展等撰写艺术类文章。
  周雁冰从小参加舞蹈与戏剧等艺术社团,父母也从事文艺工作;对她来说,艺术不只是工作,更与生活息息相关。爱好广泛的她,不仅经常阅读美术和文化方面的书籍和刊物,对社会、科学、文学、心理、星象等课题也有涉猎。
  谈及本地及区域历史,周雁冰表示,自己除了阅读,也会参加相关课题的讲座。她对于海外华人与家园意识的部分,以及国家形成对文化的影响方面较有兴趣。
  她说,一个人关注历史,必定是心中有疑问,包括对于过去的叙述、现在的状况和未来的方向,但找寻答案并不是最终目的。“因为历史是叙述和故事的累积,就像一幅永远也拼凑不完全的拼图。而有些拼图永远都会缺一个口。就算以为拼完整了,它也不是立体的。很正常,习惯就好。”
  “读历史是认识人生和生命的过程,认识的是自己、我们所处的时代,甚至是我们的未来。所以虽然在历史中或许没有确切的答案,但就是没有答案才好玩。”



《联合早报》- 第四章 :华族先民垦荒 造就农业王国 (2019-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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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般历史叙述中,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是为了设立贸易港口,其实,在他的推动下,新加坡原来曾有过一段辉煌的种植史,而把新加坡打造成农业王国的幕后功臣是一群华族先驱。
  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新加坡设立港口时,就已经盘算着在本地发掘种植业的商机。
  英国人相信新加坡的气候和土壤适合种植香料,因此莱佛士于1822年在福康宁山上开辟实验植物园,要把新加坡发展成东南亚的香料贸易枢纽,与垄断香料市场的荷兰人抗衡。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蒂莫西·巴纳德(Timothy P. Barnard)受访时解释:“当时几乎所有殖民港口都设有植物园,由于欧洲气候不利于农作物生长,欧洲列强都竞相控制香料的来源,希望在东南亚一带种植,再转口到欧洲赚取利润。”
  不过,巴纳德副教授也强调:“当时新加坡的土地其实并不肥沃,再加上靠近赤道的热带气候,只适合种植经济作物如豆蔻和丁香,而不是日常所需的粮食作物。”

是自然爱好者 莱佛士更是商人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展品中,有一组新加坡首任驻扎官威廉·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的自然历史绘图集。长久以来,大家对法夸尔对自然界的爱好都更为了解,对莱佛士的收藏却知之甚少。
  巴纳德副教授指出,其实莱佛士所收藏的绘图和植物标本比法夸尔的还多。“莱佛士委任科学家和植物学家深入森林收集及研究植物标本,还聘请画匠记录马来半岛的动植物品种。可惜的是,这些标本和绘图都在1824年的一场火患中化为乌有。”
  莱佛士是个自然爱好者,但他更是一名商人。本地历史学者柯宗元认为,莱佛士对自然科学的热爱纯粹出于商业利益考量。
  柯宗元说:“莱佛士在短时间内洞悉了新加坡的资源、地理和经济贸易的潜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这片土地。他只对有商业价值的动植物感兴趣,要不然他的实验植物园里怎么连一朵胡姬花也没有?胡姬花占了植物生态系统的三分之一,一个真正的自然爱好者肯定知道这一点。”

甘蜜种植业大兴 造就首批华人富翁
  虽然欧洲殖民者推动了本地种植业的发展,但早在他们登陆之前,华人种植甘蜜(gambier)已在岛上蔚然成风。
  甘蜜是19世纪新加坡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可用来鞣制皮革、制作丝绸染料,也是嚼槟榔用的配料,因此甘蜜也俗称“槟榔膏”。
  1840年代是甘蜜种植业的鼎盛时期,当时全岛有多达800个甘蜜园,产量占了所有经济作物的四分之三。欧洲纺织业和皮革业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甘蜜需求,促使甘蜜园主大量种植甘蜜,输出到欧洲国家。
  柯宗元指出,当时有超过九成的甘蜜园主是潮州人,大部分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廖内群岛,实行的是一种叫“港主”的经济组织形式。
  沿着河流两岸开芭俗称“开港”,而拥有开芭准证的人被称为“港主”。当时的甘蜜种植园有两种命名方式,一种是以港主的姓氏命名,如蔡厝港、林厝港和杨厝港。“厝”在方言的意思是“住房”,而“厝港”指的是河流汇集之处建立的村落。另一种则是以店号命名,如盛港、南桃港及和兴港。
  到了1890年代,由于耕地有限,再加上柔佛苏丹鼓励华人迁往柔佛开辟种植园,新加坡的甘蜜种植业开始没落,并逐渐被橡胶种植业取代。

  讲解者
  温昌
    电子制造公司高级经理
    自然协会鸟类研究组副主席
    负责自然协会每年的鸟类数量普查和统计工作

  自小在橡胶园长大的温昌(60岁),对生态环境有着和城市人不同的感情。在他看来,自己对动植物的了解远远不如老一辈,但还是要尽力培养下一代更亲近大自然。
  温昌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士乃,1980年代中期移居新加坡。他少时家境并不富裕,每逢学校假期都帮忙打理橡胶园和菜园,家中不但没条件请长工,有时候甚至还得给其他园林打工,赚取额外收入。
  农活虽然繁重,但忆起与旁人不同的童年,温昌仍觉得非常有趣,觉得那是一段“游山玩水”的时光。
  移居本地后,温昌希望自己在城市中长大的孩子也有机会接触大自然,每逢周末都带他们到自然保护区运动,沿途看见各类动植物,更会即兴讲解。
  温昌感慨,相较于长辈们的博学,他对自然界了解得还不够深入。
  “小时候擦伤或磕碰,大人随手拿起某种草药就能止血、治扭伤。老一辈对植物的认识,远比书本来得多。”
  温昌感叹,自己这一代人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看着国家一步步变化,感触良深。
  “建国前几百年为我们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继续往下走的时候,除了追求经济方面的成就,也要为后代留下良好的自然环境。”


《联合早报》- 第五章 :中英博弈风起云涌 (2019-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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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前传第五章完结篇
  新加坡在变幻莫测的世界局势中,常常成为大国角力的外交擂台。
  清朝末年,中国首个驻外领事馆就设在“南洋第一埠头”新加坡,然而其过程却一波三折,清廷与英殖民地政府上演了连串风波。
  1877年5月,英国政府在新加坡设立华民护卫司署,试图把触角伸向本地华人;五个月后,中国首个驻外领事馆在新加坡正式成立。这绝不是偶然,而是中英双方在新加坡展开政治角力的起点。
  新加坡在变幻莫测的世界局势中,常常成为大国角力的外交擂台。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独特的角色,其实早在19世纪,就已显露端倪。

设华民护卫司署 抗衡大清朝廷
  在一般的历史叙述中,英政府设立华民护卫司署是为了解决华人面对的社会问题。但有学者指出,设立华民护卫司署其实还有一层更深的考量,那就是和中国清朝政府抗衡。
  清朝末年,财政逐渐枯竭的清廷将眼光投向海外。中国首个驻外领事馆应运而生,地点就在新加坡的驳船码头和蒙咸街交界处。
  宗乡总会学术组主任柯木林受访时指出:“新加坡当时没有独立外交,要在这个英殖民地设领事馆,意味着清廷必须直接和英殖民政府交涉,一段中英之间的外交风云就此展开。”
  新加坡汇集了清廷所需要的经济和政治资本。新加坡开埠后迅速吸引大批华人前来,19世纪下半叶,华人已经占新加坡总人口的六成。本地华人人口达15万人,私有企业有八成归华人所有。
  柯木林解释:“新加坡在清朝的史册里面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南洋第一埠头。早在设立领事馆的10多年前,已经有清朝官员到访新加坡,清朝高官和文人对新加坡并不陌生。”
  由于华人当时是人口比率最高的族群,一旦清廷势力渗透新加坡,英政府的地位也会动摇。因此中国要在新加坡设领事馆一事,面对重重阻碍。

本地华人由谁管 中英双方冲突不断
  1877年2月,清廷外交大臣郭嵩焘曾到英国,为设立领事馆和英政府谈判。英国人刻意捷足先登,在5月设立华民护卫司署,等到同年10月才批准中国设立领事馆的申请。华民护卫司署的对象同样是住在新加坡的华人,负责管理本地华人事务。
  剑桥大学东亚系在读博士生高健康曾针对这一课题,研究19世纪的英国伦敦官方档案。他指出,档案中明确记录,英政府在批准中国请求的同时,设了两个严格的条件。
  第一,中国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只是临时的安排;第二,清廷不能从中国派遣官员出任领事,只能在新加坡寻找领事人选。这显示英国人一开始就对中国存有戒心。
  中国领事馆成立后,中英之间的冲突越演越烈。新加坡华人应该由谁来管?中英双方针对这个问题僵持不下,多次引起纷争。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于1893年。
  1893年,中国海禁正式解除后,华侨回国合法化。中国的新条例发布后,驻新加坡的总领事馆随即在本地报章发布公告,宣布将为本地华人发中国护照,收费介于1至4西班牙银元。这项举措引来英国的激烈反弹。
  英政府发出长达三页的公告,强烈谴责中国总领事“越过权限”。文中强调,总领事的职责仅限于充当中国的“商业代理人”,旅居本地的华人应遵守英政府制定的条约,总领事没有权利在这里执行清廷的新条例,干涉本地事务。
  但英政府的警告并未奏效,直至1890年代,中国总领事仍持续签发护照。一直到1911年清朝政府被推翻,中英两国的交锋才告一段落。
  经过一个多世纪,世界格局已经重新洗牌,但柯木林认为,这段历史能为新加坡提供重要的借鉴。他说:“新加坡作为一个岛国,独立以前就已经是强国竞争的对象。这段历史提醒我们,海外华人这一块,可算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华人协助把新加坡建立起来,但也因为华人人口多,我们在处理许多国际事务时,必须格外谨慎。”

  讲解者
  柯木林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学术组主任
    曾任职新加坡政府部门、 法定机构及其附属公司高级职员
    《新加坡华人通史》主编

  一板一眼的历史书或许会让人觉得枯燥,但对柯木林却是纾压自娱的良药。
  柯木林(70岁)从事历史研究超过40年,主要研究早期华人移民史。1973年他与五名志趣相投的友人一起勘探新加坡古迹,并在《星洲日报》连载所见所闻,后来更将文章出版成《石叻古迹》一书。这是他最早的历史著作之一。
  1993年,柯木林被派往中国苏州,在中国一待就是15年。然而,无论在何处生活,他从未放弃自己对历史的钻研。除了走访各处历史古迹,柯木林也经常受邀在各地举办历史讲座,分享早期华人移民的相关历史。2009年他从中国回到本地,受邀担任新加坡宗乡总会学术组主任。
  多年来醉心研究历史的柯木林,自南洋大学毕业后并未继续深造。他说,父亲希望他当公务员,所以他没想过把历史研究当成专业。
  他解释,每个人工作中都不免会碰上不如意的事情。“要调节心情,有些人会选择念佛经以平复心情。手中的108颗佛珠转过一遍,烦心的事情也许就忘得差不多了。”

  柯木林说:“我把历史当修行,研究历史就是我忘却烦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