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3日星期三

新加坡闽藉人士的社会正能量


《拓展与传承: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福建人》 - 柯木林:新加坡闽藉人士的社会正能量




















原文:


新加坡闽藉人士的社会正能量
柯木林
                                
  本文根据笔者于2013年6月发表的〈闽藉人物与新加坡〉一文写成。该文原载东南周末论坛选粹编委会编,《东南周末论坛选粹 4》 (中国: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2013年9月第1版) , 页 210-220。作为第二届《东南亚福建学研讨会》(2015年12月12-13日在吉隆坡举行)提呈的论文,本文内容有所调整与增删,特此声明

       殖民地时代,当华族社会的福利问题不被执政当局所重视时,是华社内部自生的力量,发挥了照顾华人的利益。尤其是在新加坡,闽藉人士所发挥的社会正能量,不容忽视。从开埠初期办理旅居异地的漳泉人士的丧葬事宜,乃至往后的建学校、办医院、赈灾筹款等社会公益活动,都有闽藉人士的身影。本文梳理了过去一百多年来闽藉人士对整体新加坡社会的贡献。

       我们知道,早期新加坡的华族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两省,而福建省移民多来自漳州、泉州、福州、永春、南安、同安和兴化。漳泉人士因为共同通用一种方言---厦门语 系,所以这两个地方的人能互相水乳。由于他们是福建省最早出国的移民群,最早在海外与外国人接触,因此,新加坡闽藉人士的概念, 有异于一般所理解的闽籍概念。以新加坡的闽藉概念来说,漳泉人往往被认为代表福建人,漳泉话也就是福建话了。其他如福州、福清和兴化等籍人士,都被挤于福建人之外[1]。

       职是之故,祖籍同属福建省的陈嘉庚与胡文虎就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方言的族群 :闽帮与客帮。这是由于说不同方言所造成的隔阂而形成的, 也是华人社会结构中“帮”的特征。 “帮” 的表现在新马最为突出,陈育崧的〈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一文述之甚详,可以参考[2]。

      本文所论述的闽籍人士,乃不以方言区分,而是以福建省所辖的地理範畴为准。除中国移民外,早期峇峇 (海峡侨生 Straits Chinese)对新加坡发展的贡献,极值得重视。由于历史因素,早年南来新加坡的峇峇,大都是拥有一定经济势力的漳泉人士, 他们多数来自马六 甲,通晓英语及马来语,同时又对中华文化钦慕,因此在这块土地上,春风得意马蹄捷,对早期新加坡华族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没。

闽帮的开山鼻祖

          1821年2月18日,第一艘中国帆船从厦门直航新加坡,掀开了中国沿海移民搭乘帆船大批南下的序幕[3]。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新加坡有两股华族移民:一股来自中国沿海闽粤两省,他们随中国帆船南来,有商人、手工业者和劳工;另一股则是来自马六甲的漳泉商人集团。不过,由于此时大批中国移民浪潮尚未出现,这时期新华人口的增加,主要是来自马六甲的商人[4]。 因此,开埠初期的新加坡华人社会是和马六甲分不开的,两地拥有共同一批侨领。

        从马六甲来的移民,大部份已经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国际关系,当然比较从各地迁来的零散移民群更具优势。在这批马六甲漳泉商人集团中, 薛佛记(Si Hoo Keh 1793-1847)是真正的领袖。

      从现存新加坡地政局 (Singapore Land  Authority ) 契据及恒山亭碑文资料看, 薛佛记至迟在1826年或更早一点就已来到新加坡,并且事业有成, 在新加坡拥有七塊土地,俨然是个大地主[5]。

     薛佛记在马六甲是经营锡矿业的, 他的矿区在宁宜河 (Linggi River) 流域一带[6]。新加坡是他事业发展的另一根据地。取之社会, 用诸社会。在新加坡发迹后, 薛佛记开始关心旅新漳泉侨民的问题。於是创办恒山亭、 捐建天福宫,  晚年回到马六甲后又致力于青云亭的中兴大计。富者乐善好施, 成为华族社会的优良传统。

      1828年, 薛佛记捐银764.2元兴建恒山亭,占总建筑费14.3%,成为大董事[7]。恒山亭是开埠初期新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代表了漳泉集团在新加坡的实力,而薛佛记又是此机构的大董事,因此奠定了他在福建帮的领导地位, 成了新加坡的闽帮开山鼻祖[8] 。从年龄上看, 此时薛佛记35岁, 适值风华正茂之年[9]。

     恒山亭位于新加坡的惹兰红山(Jalan Bukit Merah), 这座奉祀福德正神 (俗称土地公或大伯公) 的古庙,1992年5月11日毁于大火[10]。但在创建时, 其主要职责是办理旅新漳泉乡侨的丧葬祭奠, 管理福建塚山。比较严肃的邦人集会和议事,都在这里举行。薛佛记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把塚山的管理规模化、制度化。在他任大董事期间所制定的《恒山亭重议规约》(1836年), 开日后华族庙宇管理之先河[11]。 

    《恒山亭重议规约》针对早年恒山亭在管理上所遇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就是规约的意义所在。《恒山亭重议规约》为日后华族庙宇管理的楷模, 这是新华社会第一个庙宇管理条规,写得很具体,有些规定到今天还有用。比如, “制定拜祭时间”、 “早晚照顾巡查”、 “不许亭内和尚设卖鸦片烟” 等等……半个世纪后, 闽帮另一领袖章芳琳(Cheang Hong Lim 1841-1893, 祖籍福建省长泰县)在丹戎巴葛 (Tanjong Pagar) 附近的纳喜士街 (Narcis Street)的金兰庙内树立《金兰庙条规》 (光绪十七年,1891年),规定在庙内设司祝管理庙务,并不许在庙内聚赌聚饮,抽鸦片及从事非法活动等等,仍然脱离不了《恒山亭重议规约》的基本精神[12]。

  薛佛记祖籍福建省漳州府东山上营 (今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石榴镇东山村上营 , 东山清代属漳浦县), 生死都在马六甲, 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峇峇[13]。但他所创导的闽帮文化, 却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以他本人而言, 他字文舟, 恒山亭创建之初,赠匾“福弥春秋”,其中 “秋”字,用的却是古体的“秌” [14], 而且题署时喜欢用“漳郡浦邑”,以示不忘本源 ,很有中国文人的气质[15]。在新加坡奋斗十数年后, 至迟在1843年回到马六甲, 四年后在马六甲辞世, 终年54岁[16]。垂暮之年不忘回归故里,可见 “落叶归根”的观念, 仍然根深地固地存在着!

   1839年薛佛记任青云亭亭主,致力于该亭的中兴大计, 但仍然与新加坡保持密切联系[17]。青云亭是英国殖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特殊历史产物。1824年《伦敦条约》(Anglo-Dutch Treaty of  17th  March 1824)  签订,次年英国从荷兰人手中接管马六甲,废除甲必丹制度。呷华社会失去数世纪来传统的领袖制度,遂变通以青云亭亭主取代甲必丹的领导地位。亭主属终身职 , 青云亭於是成为呷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第一任亭主梁美吉 (祖籍福建省南安县,任期 1824-1839) 是薛佛记三妹世娘的丈夫[18]。薛氏家族因此执新华、呷华社会领导层之牛耳,成为新马两地的豪门!

  青云亭亭主制度实行91年,共有六位亭主。自梁美吉、 薛佛记之后, 青云亭亭主全部由薛佛记的姻亲陈金声家族包办[19]。在新加坡,直至1919年,中华总商会及福建会馆会长薛中华 (See Teong Wah 1886-1940)为薛佛记的曾孙[20]。薛佛记家族对新呷两地华族社会的影响, 历百年不衰, 值得称颂 !

陈笃生与天福宫

    庙宇是华人节日庆典的主要场所。在新加坡星罗棋布的华人寺庙宫观中,位于市区繁华地带的天福宫,是一座历史悠久、地位显赫的古庙。早年的庙宇,不仅是人们祈求心灵平安的宗教场所,更是华社领袖人物的发靱地。

    不同方言群体都有自己的宙宇、崇拜不同的神祗、创建自己的义山,组织自己的地缘、血缘与业缘的会馆。 此外,各帮还有各自的私会党。19世纪新华社会的这种“帮”与“帮权”的局面,  殖民地政府并不干涉,反而使其合法化。帮权是绅权的基础,而绅权的取得,需要神授。在这样的背景下,庙宇的社会功能除宗教信仰外,更多地承担着政治的角色。庙宇的建设和管理者都是有名望的商人,这些商人同时又是华社的领袖和帮权政治的核心人物。

    因此,在帮权政治的年代,庙宇活动成了当年华社先贤攀登领导层的社会阶梯, “帮权政治” 也成了新加坡华人史的重要课题。陈笃生可说是庙宇活动中最突出的一人[21]。

   隨着社会的进步,以“慎终追远”为主要目的的恒山亭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1842年底天福宫落成, 取代恒山亭的地位,成为新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 天福宫位于人口密集的直落亚逸街 (Telok Ayer Street),介於商业区和住宅区之间,是漳泉侨民聚居的地带。从1850年的 《建立天福宫碑记》看, 薛佛记捐金2400元,仅次于陈笃生的3074.76元, 陈笃生任天福宫大董事, 成为新华社会的领袖人物。

  必须指出: 当1850年《建立天福宫碑记》落成时,薛佛记已于三年前 (1847年)在马六甲辞世了; 而陈笃生亦于是年 (1850年) 逝世。那么《建立天福宫碑记》 仍然以他们的名字雋刻, 至少说明两点 : (一) 薛佛记在天福宫筹建时 (1842年之前或更早一点)已退居二线 ; (二) 福建帮的领导权也于此时从薛佛记和平地转让给继起的陈笃生 (Tan Tock Seng 1798-1850)了。

      陈笃生 , 祖籍福建省海澄县[22],马六甲出生,一生事业以在新加坡者为重,死后葬在新加坡。他从零售商起家, 以炒地皮致富。除了以天福宫为基地服务闽幇侨民外,陈笃生最为家喻户晓的,是1844年独资7,000元创办陈笃生医院 (Tan Tock Seng Hospital), 不分种族帮派,为人民提供医药服务,惠及整体新加坡社会[23]。陈笃生医院创办时原为贫民医院 (The Chinese Pauper Hospital),旧址在珍珠山 (Pearl’s Hill), 由一委员会管理。潮帮领袖人物佘有进 (Seah Eu Chin) 与粤帮领袖人物胡亚基 (Hoo Ah Kay) 均为委员会成员[24], 闽潮粤三帮领袖彼此合作, 共襄义举, 毫旡帮派畛域之分, 殊为难得!

  陈笃生逝世后, 哲嗣陈金钟 (Tan Kim Ching 1829-1892) 继任天福宫大董事。 陈金钟在新加坡十分活跃, 可说是19世纪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1852年捐3,000元修葺陈笃生医院,扩建其两翼病室及改进院务, 此举造福人群, 值得一书。陈金钟能操流利的巫语、泰语, 因而使他在商业界外的其他领域中, 有出色的表现。1864年受委为五位华人陪审员之一;1871年被封太平局绅 (Justice of Peace)。此外,亦代表日本、泰国、俄国三国担任驻新加坡领事,并被泰王赐封 “佛耶”(Phya Anukul Siam-Kitch Upanich Sit Siam Rath,意即侯爵)的荣衔。1888年,日本也授予 “勳三等旭日章”(3rd Class Decoration of the Order of the Rising Sun),  这在新加坡历史上可说是空前的[25]!

  陈金钟因为是侨生,兼有东西两种文化背景,必然有其不同于同时代人之视野和远见,他了解到英帝国殖民地的盛衰,会直接影响他旣得的利益。他一生致力于政治和社会活动,典型地反映了早期华商,关心社会安宁和稳定的愿望与心态。和平时期,他积极参与立法议会、市政委员会的事务,协助殖民政府对本岛的治理及策划, 维持地方法律与秩序 ; 又时常举行盛大的宴会, 广邀各族领袖、政府官员,聚集一堂,互相交换意见, 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动乱期间他成了和事佬, 调解华族间的纠纷[26]。

      1906 年天福宫重修, 主其事者乃陈金钟长孙陈武烈 ( Tan Boo Liat 1874-1934,陈笃生曾孙)。此前, 陈武烈于1899年任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 财政 , 他也是该校发起人之一。 1900年发起组织海峡英籍华人公会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同时亦为华人义勇军的队员, 担任陈笃生医院管理委员会委员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27]。

  从1850年《建立天福宫碑记》到 1906年《重建天福宫碑记》, 陈笃生祖孙三代领导福建帮近60年。在此期间陈氏家族不仅关注本帮侨民福利, 同时亦利用他们的财富, 作出惠及整体新加坡社会的义举, 进一步巩固了闽帮在新华社会的领导地位与影响力,为他帮所望尘莫及!   如果我们拓宽历史的视野, 那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陈嘉庚 (Tan Kah Kee 1874-1961, 祖籍福建省同安縣集美社, 今厦门市集美镇) 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 闽帮的影响又波及整体东南亚社会,并提升到关注国家存亡的高度! 

华文教育的创始者

      海外华人向来重视教育。新加坡的华族先辈当年积极办学,便是旨在让年轻的一代能接受知识的启蒙,文明的教化。虽然英国殖民地政府治理新加坡一百多年,但 一直没有把提供义务教育作为其施政职责。到了战后,这一情况才开始改变。所以,在此前百年以上的时期内,本地的华校都是由华社自资兴办。

       正是因为社会上有这样的需求,让我们看到了在政府没有提供义务教育的那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是华校为新加坡承担了绝大多数孩童教育的社会责任。自1849年崇文阁开创,至 1955年南洋大学成立,新加坡华文教育经历有百年的风雨历程。

         差不多与《建立天福宫碑记》刻石的同时, 新加坡第一间华文学塾祟文阁也在1849年在天福宫的偏殿兴建。这所学塾, 实开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先河。 祟文阁比一般公认的第一所华文学塾萃英书院的成立 (1854年) 还早五年[28]。崇文阁是否是新加坡最早的华文学塾,至今尚有爭议。但五年后(1854年)在厦门街(Amoy Street) 成立的萃英书院,则是学界公认的最早华文学塾。

  祟文阁的创办人就是我们熟悉的陈金声 (Tan Kim Seng 1806-1864), 祖籍福建省永春县, 生死都在马六甲[29]。然而, 许多人只知道陈金声曾捐资协助殖民地政府解决居民的食水问题[30], 但却很少人知道陈金声其实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创始者。祟文阁与萃英书院都是由陈金声创办, 从此注重子女教育,成为新华社会的又一优良传统。陈金声作为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开创者,其地位无可取代!

  《崇文阁》与《萃英书院》碑文记载建院的过程,  为我们保存了一些早期华教的珍贵史料[31]。这些碑记有一个特点,即:捐金兴学的人士,都是当年闽帮显赫一时的领袖人物 (如洪俊成、龚光传、徐炎泉等),而且多数是从马六甲迁徙过来的移民,他们的名字曾重复地出现在恒山亭、庆德会、及天福宫的碑碣中。这正说明了那时福建帮的财势与人力,都远在其他各帮之上[32]。
  
    崇文阁创建时,陈金声捐金880元, 成为大董事[33]。其他帮的领袖人物如潮帮佘有进亦有捐助 (捐金200元) 。萃英书院成立时, 陈金声又捐献 “基地壹所值价银一千七百一十元正” [34] 。值得一提的是 : 从《萃英书院捐题石碑》(咸丰十一年,1861年) 中,我们发现薛佛记的两个儿子薛荣樾 (See Eng Wat) 、薛茂元 (See Moh Guan or Si Moh Guan  ?-1879 ) [35] 兄弟均为萃英书院12名董事之一,  可见薛氏家族成员之热心华文教育。我们当然不会忽略陈金钟。作为陈笃生的继承人, 崇文阁创建时, 陈金钟捐金 100元 ; 1854年萃英书院建立,又捐金150元, 说明陈金钟也是一个热心华教的慈善家。

  1887年, 陈金声哲嗣陈明水(Tan Beng Swee,字宪章,1828-1884) 扩建崇文阁与萃英书院; 陈明水乃薛佛记女婿[36]。陈明水之子陈若锦 ( Tan Jiak Kim, 1859-1917, 陈金声孙 )更秉承先志,从而宏大之。提倡文教,替海外迁民奠百年基石,卓识远见,楷笵后人。陈金声家族致力教育事业,历三世而不衰,实在难能可贵。

  崇文阁与萃英书院对推动华人传统教育影响很大。19世纪90年代许多富商豪门有遣送子弟回国受教育之举,其中也有一些本地生长的士人回国参加科举考试,希望循传统科举路线,考取功名。如恆春号邱正忠送其子, 著名诗人邱菽园((Khoo Seok Wan  1874-1941)回祖籍福建受教应考;谦源公司黄福 (甫田) 送其子黄景棠返国读书中举[37]。1890年新加坡才子吴锡卿  (一作吴席卿, 可能是吴达文, 此君在左秉隆(1850-1924)领事主持的会贤社月课的得奨名录中, 得奨次数最多, 在36次月课中,有24次名列榜上) 归国应考, 文人多以诗歌送别,成为士林佳话 ,都是明显的例子[38]。

       106年后, 陈六使 (Tan Lark Sye 1897-1972, 祖籍福建省同安县) 领导新加坡福建会馆同仁登高一呼,创办全东南亚最高的华文学府---南洋大学 (Nanyang University 1955年)。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台湾和港澳以外地区曾经存在过的唯一一所华文大学, 校址在裕廊西云南园(Jurong West 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址)。南洋大学的成立, 与此前陈嘉庚倡建的南洋华侨中学校 (1919年), 前后辉映, 都是新华社会重视子女教育的具体表现。
 
     从祟文阁到南洋大学,新加坡华文教育经历了整整一百年的风雨沧桑,终于发展到了巅峰。在此百年历程中, 福建帮领袖人物在推动华文教育发展的事业上, 居功至伟[39]! 1986年, 随着教育制度的改革,华文教育才转型为华文教学[40]。

薛有礼与《叻报》

        1881年12月10日 (星期六),  全东南亚第一份以日报形式出版的华文报章在新加坡诞生了! 这份维持了半个世纪以上的华文日报 (1881-1932), 其创办人薛有礼竟然是一位受英文教育的峇峇。

     薛有礼为什么要创办《叻报》?他创办《叻报》的动机始终是一个谜。《叻报》的立场又是如何?又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份维持半个世纪以上的《叻报》最终停止出版?

       《叻报》创办人薛有礼仍薛佛记长孫。这位受英文教育的峇峇竟然办起华文报来,令人费解。因此, 有关《叻报》创办的原因, 历史学家有许多推测和说法。有的说是为了名,也有的说是为了利。根据陈蒙鹤 (Chen Mong Hock)的研究,她认为是出于 “爱国精神” [41]。其实薛有礼创办《叻报》,原因是复杂的。出于 “爱国精神”固然说得过去, 但一种对“文化使命感”的冲动及其出身的家庭背景, 亦值得关注 !

  19世纪的峇峇家庭, 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融入不少本地文化元素。《恒山亭重议规约》部分条规是以闽南话夹杂巫语、英语写成的,就是很好的例子[42]。今天, 我们在马六甲峇峇文化博物馆 (The Baba Nyonya Heritage Museum) 及新加坡土生文化馆(Peranakan Museum)内所看到陈列品, 从日常的生活起居到节庆婚丧,旡一不受中华文化的影响[43]。

  薛佛记以牧民为己职,从创立恒山亭,到捐建天福宫,再到接任青云亭亭主,借助的也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起初是 “慎终追远”, 其后则是 “绅权神授”。通过兴建宗祠庙宇, 参与管理庙宇活动, 作为进升领导层阶梯的途径。用南洋史学界泰斗陈育崧(Tan Yeok Seong  1903-1984 )的话说, 就是 “凭藉 “神权”来建立 “绅权” [44]!

      薛有礼没有见过他的祖父,出生时薛佛记已辞世三年矣!然而, 有关薛佛记的行事, 薛有礼在家中必有所闻。目前虽然没有资料说明薛有礼是否曾经回祖籍探望,但从他的父亲薛荣樾 (See Eng Wat 1826-1884,薛佛记次子) 这代开始 ,薛家就已经和中国接触频繁。薛荣樾经营船务生意, 长期往返新加坡、厦门之间;他的三子薛有福 (薛有礼的弟弟)是第三批留美幼童, 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又到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之后在福建海军服务,1884年于中法马江之役殉国,年仅23岁[45]。

       这种与中国接触的家庭背景,可能引起薛有礼本身对祖国的爱慕之情。急需认同祖国文化及自已寻根的迫切, 也是创办《叻报》的动力。薛有礼別名崇仪 , 足以说明他本人对文化礼仪的重视。也正因如此, 他可以辞去汇丰银行( Hong Kong & Shanghai Bank) 这份酬劳丰厚的买办(comprador)职位 ,可以拒绝殖民地政府要他当市政局 (Municipal Board) 议员的邀请 (1892年),一心一意地办报[46]  ;更难得的是: 当1890年《叻报》面临危机时,他还是毅然地继续维持下去。如果没有一种对“文化使命感”的冲动,是很难做到的 ! 薛有礼曾说:“ 慨夫叻地同侨,囿于旧俗,身之与国,漠不相关,惄然忧之,遂以觉世牖民,引为己责,念裨风教者莫良于报,于是毅然奋发,独任其难” [47]。由此可见,他是以“觉世牖民”为己任而创办《叻报》,颇有一番抱负 , 这也正是他创报的缘由! 当时《叻报》排版的铅字和印刷机器均从中国购进[48]。

  旣然薛有礼创办《叻报》是出于 “爱国精神”与 “觉世牖民” ,那么诱导当地侨民,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保持联系,仍《叻报》精神[49]。因此, 在延攬编辑人才时, 这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只有找到一位与他办报理念一致的编辑, 才能贯彻他的理想。薛有礼聘请编辑人才, 颇感困难。旧时中国人士对新加坡还很陌生,一般书香门弟的子弟多不肯离乡背井来这“蛮夷之域”。几经物色,方以重金礼聘香港《中外新报》的一位编辑叶季允南来主持《叻报》编务。叶季允主《叻报》笔政,一干就是40年[50] !

  叶季允的办报精神与薛有礼是一致的,否则两人不可能共事这么长的时间[51]。叶季允从1881年《叻报》创刊到1906年薛有礼辞世[52], 宾主相处达25年之久。此后《叻报》由薛有礼长子薛兆熊继办, 叶季允再主笔政15年至1921年逝世,前后服务《叻报》达40年[53], 由此可见薛氏父子对叶季允办报精神的肯定。陈育崧誉叶季允为 “南洋第一报人”, 真是没有言过其实。

   《叻报》于1932年3月31日停刊,正是叶季允逝世后十年的事。《叻报》自叶季允去世以后,后继无人[54],不仅报纸内容贫乏,而且绝大多数篇幅为广告占据,加以其时各华文报风起云涌,相继出现,《叻报》赶不上时代,结果被淘汰了。

   《叻报》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是研究新华历史的重要文献。除《叻报》外,由新加坡闽藉人士所创办的华文报章,比较著名的尚有:林衡南(?-1898 祖籍福建省金门)的《星报》(1890-1898)、邱菽园(祖籍福建省海澄县)的《天南新报》(1898-1905)、林文庆(1869- 1957   祖籍福建省海澄县)的《日新报》(1898-1901)、乃至其后出现的《南洋商报》(陈嘉庚创办,1923年)、及《星洲日报》(胡文虎创办,1929年)等等,足见闽藉人士在新加坡报业史上,实占有一席之位[55]。

杰出的海峡侨生
  
  在新加坡历史上, 海峡侨生三杰的事迹不容忽视。 林文庆医生( Dr Lim Boon Keng) 是海峡侨生三杰之一,其他两位为宋旺相爵士(Sir Song  Ong Siang 1871-1941)和伍连德医生 ( Dr Wu Lien Teh  1879- 1960,字星联,槟城出生)。三杰中除伍连德是广东省台山人外,其他两位都是闽籍人士。

   林文庆是第一位获颁英女皇奖学金(Queen's Scholarships)前往英国深造的闽籍华人。这位受英文教育的峇峇,对新加坡社会贡献良多。位于加冷盆地组屋区(Kallang Basin Estate)附近的文庆路(Boon Keng Road)就是纪念他的。

  林文庆祖籍福建省海澄县鳌冠(今厦门市海沧区)。1887年到英国,进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医学院修读医科,1893年5月间回到新加坡,在英国生活了六年。林文庆回新加坡时,《叻报》新闻 “学医有成” (1893年3月20日,星期一)还特别报导:“林君文庆,本闽籍叻生,长叻中,乃已故林君天尧之次子也。前者曾往英京攻习医术,兹接英京来信云:林君所学之技,业已有成,且经考试,领有凭照为医。现君已于(二月)廿八日由英启程,言返叻中,庶得以悬壶济世矣!” (原文无标点符号,此为笔者所加)

    20世纪初,林文庆在新加坡挂牌行医,药房取名九思堂西药房(The Dispensary),医术高明,驰名遐迩 。1905年,他把九思堂西药房的股份转让给殷雪村医生(Dr Suat Chuan Yin),结束了他的医务经营,从此专心社会工作, 成了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56]。

  林文庆在英国留学时,因经验不谙中文的刺激,使他回新加坡后,热衷于以英语推广中华文化,鼓励和他一样的峇峇去学习中文。1897年3月,林文庆创办了中国好学会(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后来孙中山在南洋各地设立阅报书社,便启发于此。从1898年至1907年,林文庆特别活跃,其成果包括设立了一系列的社团(海峡英籍华人公会、中华商务总会、华人体育会、威基利俱乐部的创立,他都参与其事),办了杂志(《海峡华人杂志》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建立了女校 (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以及华语训练班(又称新加坡官话传习所,The Teaching of Kuan Hua in Singapore)等。

1898年,第一个华语训练班在林文庆的寓所开课。他的朋友和学生每逢星期日就去学习华语。1900年,由于学生日多,乃借用安祥山(Ann Siang Hill)的威基利俱乐部(Weekly Entertainment Club)上课。此外,林文庆也到处演讲,解释并宣扬中国历代圣贤,特别是孔子的教训,并常常进行有关华人峇峇的辩论。1927年任厦门大学校长期间,更把屈原的《离骚》译成英文。此《离骚》英译本“The Li Sao”于1929年上海首版,43年后的1972年在台北由东方文化书局再版[57]。

       海峡侨生三杰中的另一位英女皇奖学金的得主是宋旺相,祖籍福建省南靖县。1893年,宋旺相考获英国剑桥大学法学士和文学士学位。返回新加坡后,创办爱德根与旺相律师馆(Atiken & Ong Siang Co.),新加坡有许多著名律师皆出身自此律师楼。

        1893年,宋旺相被推选为新加坡中华基督教会会长,连任48年。1894年,他曾参与创办新加坡第一份罗马拼音的马来文日报《东方之星》(Bintang Timor),但只出版了一年就停刊。1897年,与林文庆和伍连德创办《海峡华人杂志》,倡导华人剪辨、戒鸦片等事。1899年,与林文庆、邱菽园等创建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1900年,与陈若锦、林文庆等合创“海峡英籍华人公会”(The Straits Chinese Association)。

       宋旺相亦担任海峡华人文学协会会长(The Straits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新加坡教育局委员、新加坡植物园主席等职位。1922年,应《新加坡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总编辑麦比士(Walter Makepeace)邀请,撰写《新加坡华人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这是研究新加坡华人的重要典籍之一。 也由于撰述《新加坡华人百年史》,1936年宋旺相获英皇颁赐英帝国二等勋章(K. B. E.)爵士衔,有“新华太史公” 的美誉[58]。

   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与林文庆及槟城的伍连德医生齐名,称为“海峡三杰”。今日布连拾街磐石堂长老会有“宋旺相纪念碑”,记载他曾任新加坡中华基督教会会长48年、磐石堂长老41年,可见他也是一位热心教会工作的峇峇(侨生)。林文庆与宋旺相两人在新加坡历史上均占有一席之位。

          一百多年来, 峇峇先贤在新加坡开创了许多的“第一”:
  
     ~  成立第一个 “慎终追远”的组织: 恒山亭
     ~  设立第一所华文学塾: 崇文阁
     ~  创办第一家华文日报:《叻报》
     ~  捐献第一家自来水供应设备
     ~  第一次以英语推广中华文化

  这些史实,已黯然于历史的尘封故纸堆中,应该加以发掘表扬,还其原貌。更何况在短短的一百多年岁月中,又早已后继无人,我们在记录这批早年峇峇先贤的贡献时,的确有点感慨[59]!

闽藉人士的银行

        上文所述,乃新加坡闽藉人士在社会文化方面所开创的“第一”。由于新加坡一开埠就制定自由港与自由贸易政策,鼓励经济发展,因此在自由港、商业至上和商人至上的氛围中,发展金融经济体系是商业社会的本质,遂有倡导华人自设银行之议,这其间当然少不了闽藉人士的身影。

         新加坡第一间银行, 加尔各达联合分行(The Union Bank of Calcutta) 是在1840年设立,那是新加坡开埠21年后的事[60]。1903年, 第一间由广帮人士组织的华资银行,广益银行出现。1912年9月,闽藉人士创办的华商银行在新加坡注册。20年后的1932年,华商银行、和丰银行(1917年成立)及华侨银行(1919年成立)合并为华侨银行有限公司。今天,华侨银行乃是新加坡三大 銀行之一[61]。

       华商银行的最初主脑人物是林秉祥(Lim Peng Siang  1872-1944),祖籍福建省龙溪县二十八都浒茂保溪州社(今龙海市紫泥镇溪州村凤林社)[62]。当时林秉祥集合了福建帮的数名领袖,如李俊源、林文庆、殷雪村、杨清海、陈若锦、陈齐贤、陈仙精等创设华商银行,由李俊源任主席,林文庆为副主席,他为总理。1912年9月4日华商银行在珠烈街(Chulia Street)的一座二层楼店屋开幕[63]。

     谈到林秉祥,不得不提和丰集团。林秉祥的和丰集团,业务庞大,包括船务、米业、油较、肥皂制造厂、出入口行等等。尤其是和丰轮船有限公司,其全盛时期拥有至少8艘排水量在千吨以上的远洋巨轮,航行于中南、新缅等航线,还拥有川行于荷属东印度与英属马来亚各港口之间20余艘小型轮船,主要运载面粉、白米、树胶和咖啡等物产。林秉祥所经营的航运业,促进了东南亚地区区域贸易的发展。和丰轮船公司每年运载大量的中国移民到东南亚各地谋生,解决了当地劳工缺乏的问题,对于当地开发以及经济发展,贡献极大[64]。

闽帮领袖民信业

       在新加坡的金融经济体系中,早于银行业的是民信业。民信业是新加坡社会中的特殊行业, 尤其是在战后初期百废待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只有民信业一枝独秀[65]。

   民信业是经营侨批的生意。侨批是海外华人与家乡亲人来往的“銀信合一”的书信。这种原来只作为家书、报平安与汇款回家糊口的简单目的信函,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侨批横跨三个时代:从清末、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侨批、侨汇与民信业关系密切[66]。

   新加坡的民信业领袖林树彦 (Lim Soo Gan  1928-1993),祖籍福建省安溪县官桥镇赤岭村[67],他是行业中的翘楚,所经营的侨通行,业务遍及中国、新马和印尼等处。举凡香港、上海、福州、泉州、古田、厦门、吧城(即今椰加达)、旧港、泗水、砂朥越、怡保、吉隆坡、马六甲、槟城等处都有分行(约25间)。战后初期,他以南洋汇业总会会长的身份,在稳定汇率及中南通汇上,为业者及华社作出贡献,值得一书[68]。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战火迫近新马的时候,一部份华侨纷纷将其储蓄购汇国币,寄返国内眷属;但有一部份汇款因新马沦陷在即,寄发不及,以致积压下来。这些汇款人都希望等待战事结束后,再来计算支领[69]。到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后,民信业便完全停顿。而一些寄汇者到战后接到国内家书,才知道该项汇款全无收到,均已落空了[70]。

     和平后,侨民都急须汇款回国救济家眷。可是,当时马来亚与中国之间,只有重庆、上海、香港、南京、汉口、北平、天津等埠,有电报可以沟通消息。至于邮政则全未恢复,侨汇也尚未得当局的批准[71]。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侨众于渴 望之余,纷纷恳请政府速通侨汇[72]。

     1945年秋,林树彦以新加坡各帮汇兑公会联席会议代表的身份(这联席会议是由林树彦出面邀请闽、潮、琼三帮汇兑公会组成的,临时办事处即设在侨通行),一面晋谒英军政当 局,一面恳请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致电中国政府速定汇率,以恢复侨汇事宜。结果中南侨汇乃于1946年3月18日(星期一)正式开放(其实全新信局已在 1945年11月22日复业收汇)[73]。

    同年,林树彦因鉴于战后方兴未艾的民信业,乃联合各帮民信界领袖,发起组织“南洋中华汇业总会”,为同业及华侨谋福利[74]。1946年10月,林树彦以汇业总会会长身份,向本坡外汇统制官及中国政府交涉,恳请当局取消在当年10月14日所颁布的《侨汇自由兑换限制令》, 结果获致成功,该项法令遂于1947年1月3日宣布无效[75]。

   1948年10月,林树彦又发起组织“中华汇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应付本地政府在当年所颁布的民信局应缴保证金条例[76],并以该公司向政府担保同业会员的保证金问题,收效也很大。这是因为由公司担保,可为同业们节省保证金额。 

    在战后初期时局纷扰不定,林树彦挺身而出,为数百同业与广大侨众福利而奔走,丰功伟绩,确是不可抹煞。他把一个世纪以来稳健发展但又没有内在联系的民信业,组织起来,团结在汇业总会的旗帜之下。这种谋求同业合作的精神,令人嘉许。鼎盛时期侨通行属下的雇员当在百人以上,这个数目虽不能算 多,但这些人的职业,可说是林树彦对新加坡社会,尤其是对华族社会的贡献[77]。

闽籍人物与近代中国

        一百多年来,新加坡闽藉人士所发挥的社会正能量,不仅仅限于文化与经济方面。在建国之前的好长一段时期中,闽藉人士在关心祖国政局,保卫新加坡这个南洋第二故乡上,也有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迹!

      新加坡在历史上被誉为 “南洋第一埠头” [78],由于地处中西文化要衝,因此当19世纪中国近代史处于风云变幻之际,这个 “南洋第一埠头” 亦受波及。中国近代史不少名人与事件,都与这块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关键的历史时刻,新加坡闽籍人物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新加坡的闽帮开山鼻祖薛佛记,其孫子薛有福为第三批留美幼童,曾参加福建海军,1884年8月在中法马江海战牺牲。薛有福是此次海战中殉国的唯一本地清朝海军军官。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福州马尾昭忠路还可以看到当年奉旨建造的昭忠祠,祠中的石碑上镌刻着736名阵亡官兵的姓名,其中就有:“扬武”舰 留美回国练生六品军功薛有福” 的刻字,永铭青史[79]!

   19世纪80年代,洋务运动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朝野上下,中兴迷梦正浓。代表中国近代化的北洋舰队,威风凛凛,出没于七洲洋上,宣扬大清国 威。北洋舰队曾于1887年11月、1890年4月及1894年3月三度访问新加坡, 在当地社会引起极大轰动。北洋舰队三次访新期间,其中两次北洋舰队將 领就住在闽籍殷商李清渊(祖籍福建省永春县)的豪华别墅振裕园[80]。

  1887年11月北洋舰队第一次到访新加坡。 陈金钟以新华社会领袖的身份,在树林园 (可能就是今天的植物园) 设宴款待。宴会当晚, 陈金钟“循西例起而敬颂中国大皇帝万寿无疆”,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了这番话: “我大清自开基以来二百余年,尊尚王道,乃日久而弱,故数十年来海疆多事。但有文事必有武备,惟今作始,必先治内而后外患不入,非一朝一夕可以为之夫!中国能自振兴,共享太平,自是朝廷之福,而我辈亦可共乐尧天。兹遇诸君皆抱異才,际遇风云,可作公侯千城之选,将来精忠报国,共勋昇平,敬望诸君有以尽欢于今夕也……”[81]。

  可见陈金钟是多么渴望看到祖国中兴大业的完成, 他也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后盾,以提高海外华人的地位。

  由于新加坡是东南亚地区中华人人数最多,财力最富的,因此辛亥革命前夕,新加坡华人就成了维新派与革命党争取的对象。 戌戍维新失败后,1900年2月2日, 康有为从香港来新加坡投靠星洲才子邱菽园,寓客云庐。邱菽园曾支助康有为的保皇运动,并担任组织保皇党新加坡分会会长。与此同时, 闽籍殷商陈楚楠 (Tan Chor Nam 1884-1971 祖籍福建省厦门) 也积极参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82]。

  1944年,有一位受英文教育的新加坡人,在和平前夕被日本人杀害。他就是林谋盛(Lim Bo Seng  1909-1944)烈士。

  林谋盛祖籍福建省南安县美林镇满山红村后埔自然村[83]。父亲林路 (Lim  Loh, 亦作林志义  1851-1929) 是新加坡著名的建筑商, 位于皇后坊(Empress  Place)的维多利亚纪念堂(Victoria Memorial Hall) 即为他所建。林谋盛是林路第11子。

  由於林路拥有许多房产, 至今在他的故里, 人们还流行这样的一句话: “有林路的富, 没有林路的厝”。 2006年9月18日泉州市人民政府将“林路大厝”列为 “泉州市十佳古民居” [84]。

  林谋盛16岁时来新加坡与父亲团聚,进入莱佛士书院学习。毕业后,前往香港大学攻读商科。在香港学习两年后,父亲逝世,林谋盛返回新加坡处理后事, 承继父业,并参与社会活动,曾任新加坡建筑公会会长、新加坡福建会馆教育科主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等职务,是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年轻的领袖人物[85]。

  然而,最使林谋盛名留青史的是他的抗日事业。林谋盛目睹日本侵略中国,仍投身抗日活动,先后参与发动侨界抵制日货、筹集赈款等活动,支持中国抗战,策划在新马地区日本人开设的铁矿和橡胶园的罢工活动[86]。
  
   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日军南侵,林谋盛出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委兼劳工服务团主任,号召劳工支援对日作战,并组织华侨抗日义勇军,林谋盛因此被日本视为“危险人物”。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前夕,林谋盛辗转到印度,又从印度飞抵重庆,在重庆待了两个多月,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咨议及福建省临时参议员。


  1942年6月,林谋盛在印度加尔各答,将流落那里的2000多名华人海员组织为“中国留印海员战时工作队”,主持训练工作。1943年,在他的建议 下,中英双方合作开展收复新马的敌后工作,林谋盛奉命驻印与英军联络,参与组织136部队,被授上校军衔,并任马来亚华人区区长。1943年10月,林谋盛潜入马来亚,在敌后开展工作。1944年5月27日,林谋盛被捕,同年6月29日牺牲,年仅35岁。今天位于伊丽莎白女皇道(Queen Elizabeth  Walk今改称海滨公园 Esplanade Park )旁建烈士纪念碑,及连接惠德里路(Whitley Road) 的谋盛道(Bo Seng Aveune)就是纪念他的[87]。

  林谋盛距薛有福牺牲之年,整整一个甲子。这两位闽藉英雄,一个抗日,一个禦法,说明了闽藉人物的爱国情操[88]。二战期间,陈嘉庚号召东南亚华人参加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通过滇缅公路,运送战争物资前往中国,在后方支援中国抗日运动的壮举;及另一位闽籍人物胡文虎(Aw Boon Haw 1882-1954 祖籍福建省永定县)捐款支援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将士的抗日事迹,更是这种情操的高度表现。

  谈到胡文虎,他的著名住宅虎豹别墅是许多新加坡人的共同记忆,这是一个时代旅游景点的标签。当早期的新加坡还没有今天这么多旅游景点时,虎豹别墅是人们公共假日休闲的好去处[89]。

闽籍领袖人物的素质

以福建帮为首的新加坡华族社会之所以能稳健发展,并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侨民的拥戴,不是没有原因的。

福建帮内部团结, 帮领导人物合作无间,没有彼此倾轧现象。由“开基” 恒山亭的薛佛记到继起的陈笃生、陈金声,并没有留下夺权斗争的痕迹。福建帮之所以能取得超帮的领导权,全靠他们那种大公无私和卓识远见的领导精神,这是一个优良传统。

     来自福建省的移民,没有分帮分派,形成小集团的现象。1881年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人口调查时,福建省移民并没有被细分成更小的单位计算。反之,来自广东省的移民至少分为四大帮,即广东、客家、潮州及海南,明细如下 :

                                        表一   海峡殖民地口调查 (1881)

籍贯
人数
福建人
24,981
潮州人
22,644
广东人
14,853
海峡侨生
9,527
海南人
8,319
客家人
6,170
其他
272
总数 ()
86,766
     
        资料来源: Maurice Freedman, “Immigrants and Associations: Chinese in Nineteenth-Century Singapor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3, No.1, 1960, p.26.


   五十年后的1931年, 官方人口普查显示, 新加坡的福建人共有180,066名, 占当地华族人口的45.50%,  福建帮是最大的方言族群 :
  

表二   海峡殖民地人口调查 (1931)
籍贯
人数
福建人
180,066
潮州人
82,369
广东人
94,191


海南人
19,896
客家人
19,222


总数
395,744
资料来源: Singapore Census Returns,1931

      如果从长时间来看,华人方言群的分布,自 1881年至1980年的一百年间, 福建人所占的比例,至1980年依然保持在45.50% (包括福州、兴化人士)的水平 :          

                                          表三   华人方言群分布比例 1881-1980
方言群
1881
1891
1901
1911
1921
1931
1947
1957
1970
1980
福建
28.8
37.6
36.0
41.7
43.0
43.0
39.6
40.6
42.2
43.1
潮州
26.1
19.5
16.8
17.1
16.8
19.7
21.6
22.5
22.4
22.0
广东
17.1
19.2
18.8
22.2
24.9
22.5
21.6
18.9
17.0
16.5
海南
9.6
7.1
5.8
4.9
4.6
4.7
7.1
7.2
7.3
7.1
客家
7.1
6.1
5.2
6.6
4.6
4.6
5.5
6.7
7.0
7.4
福州




4.0
1.6
1.3
1.5
1.7
1.7
三江




0.4
-
-
1.0
0.8
0.8
兴化




0.5
-
1.0
0.8
0.8
0.7
福清




1.8
2.1
0.9
0.7
-
-
广西





0.2
0.1

-
-
其他
0.3


7.5
2.2
1.6
1.3
0.1
0.7
0.7
海峡
11.0
10.5
9.4
-
-
-
-
-
-
-
总计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总数 (’000)
86.8
121.9
164.0
219.6
317.5
418.6
729.5
1090.6
1579.9
1856.2


资料来源 :Cheng Lim-Keak, 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85),p.14 Table 2.1

         2010年新加坡华族人口籍贯调查显示,在华族总人口2,793,980中,福建人有1,118,817名,加上福州与兴化人,总数在1,198,599名,占华人总人口的42.89%,仍然是主要的方言群:                        

表四   新加坡华族人口籍贯调查(2010年)


资料来源: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Census of Population

        过去一百年来,新加坡闽藉人数基本上维持在华族总人口的43.95 %左右。如果我们回望19世纪新加坡华族领导层:薛佛记之子薛茂元、陈笃生之子陈金钟、 和陈金声之子陈明水, 都是同时代的人物。福建帮一时人才辈出,群季俊秀,揖让成风,乐善好施,是这一世代的特点。闽帮领袖人物均能以大局为重, 不仅关心本帮侨民, 亦惠及整体华族社会。加上其财势与能力都凌驾各帮之上,  因此一旦领导福建帮, 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新华社会的领袖人物[90]。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新加坡闽藉人士对当地社会的贡献真是罄竹难书。20世纪50年代,当新加坡迈向建国之时,闽籍人物于此关键的历史时刻,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曾任职华民政务司署(Chinese Secretarial office) 高级官员的孙崇瑜(Sng Choon Yee  1897-1991),祖籍福建省闽侯县。1950年代,新加坡第二任首席部长林有福( Lim Yew Hock 1914 – 1984),祖籍福建省金门县;首任民选市长王永元(Ong Eng Guan 1926 -2008)祖籍福建省安溪县。反殖运动中的左派人物,如林清祥(Lim Chin Siong 1933 – 1996 , 祖籍福建省晋江县)、林福寿医生(Dr. Lim Hock Siew 1931- 2012, 祖籍福建省漳州)等,都是福建人[91]。

  新加坡建国后,曾任副总理与内政兼国防部长,新加坡共和国开国元勋的吴庆瑞博士(Dr Goh Keng Swee  1918-2010),祖籍福建省漳州; 首任大法官黄宗仁(Wee Chong Jin  1917 – 2005 ),祖籍福建省厦门;曾任国家发展部部长,也是开国元勋之一的林金山(Lim Kim San  1916-2006),祖籍福建省金门县; 著名女律师、李光耀夫人柯玉芝 (Kwa Geok Choo  1920-2010),祖籍福建省同安县。从1965年至2016年的五十年间,新加坡共和国有七位总统,其中三位华人总统都是闽籍人物:黄金辉 (Wee Kim Wee  1915-2005,第四任总统,祖籍福建省海澄县) 、王鼎昌(Ong Teng Chong   1936-2002,第一任民选总统,祖籍福建省同安县),还有现任总统陈庆炎博士(Dr Tony Tan Keng Yam,祖籍福建省永春县),他的先祖就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创始者陈金声[92]。

  社会及经济活动方面,新加坡大华银行主席黄祖耀 (Wee Cho Yaw 祖籍福建省金门县); 现任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长及福建会馆会长蔡天宝(Chua Tian Poh祖籍福建省晋江);现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其生(Thomas Chua  Kee Seng 祖籍福建省金门县),都是福建人。

“侨史何人秉笔书”

        一百多年来,闽藉人士在这块土地留下他们的足迹,为新加坡社会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应该永载史册!

         逃虎逃秦三百载,相逢莫问武陵渔
         金山佬与南洋伯  侨史何人秉笔书

这是陈育崧的诗作,收录在他的诗集《椰影潮声》[93]中。这首诗道出了他个人的感慨,对于今后谁耒继写海外华人的历史,感到忧心重重[94]!

陈育崧祖籍福建省海澄县,槟城的侨生,具有多重身份。他是新马史学界泰斗,蜚声国际的历史学家。凡是研究南洋史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他也是商人、收藏家、华社领袖。 他受中英教育,双语兼通,身怀好几个新加坡“第一”:第一位创办书局出版“马来亚化”教科书,第一位为非华文主修者编纂系列教材,也是第一位将个人藏书几乎全数捐献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学者。陈育崧的学术地位受学界肯定,有《椰阴馆文存》三卷及其补编存世[95]。

    自1923年宋旺相的英文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出版后[96],至今已有92年。 在这近百年的时空内,新华社会天翻地覆,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二次世界大战、援华抗日运动、反帝反殖斗争、独立建国等等。然而,继《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后,再无一部系统载录新华历史的典籍,尤其不能折射到这百年来的沧桑巨变,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有鉴于此,新加坡华人会馆最高领导机构——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毅然负起这项浩繁而艰巨的历史工程, 于2015年11月出版《新加坡华人通史》,作为新加坡共和国建国50周年及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30周年庆典的献礼。 

这部筹备三年多,聚集新加坡及海内外37位历史学者撰写的《新加坡华人通史》,全书80多万字、厚826页,有300多幅插图的史学巨著,可说是新加坡历史上一项大规模、有计划的民间修史工程。这本书的出版,打破了过去百年来新加坡华社没有一部系统的华人通史的尴尬局面, 填补了目前世面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新加坡华人通史的空白。这也是近百年来第一部以华文撰写的华人通史,一部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才完成的史学巨著,意义非凡。李显龙总理主持发布仪式上评价说,这是“献给华社的珍贵礼物” [97]。
  《新加坡华人通史》主编柯木林 (Kua Bak Lim),祖籍福建省海澄县锦里乡东屿村顶社(今厦门市海沧区嵩屿街道东屿社区)[98],“(1971年)南洋大学第十二届历史系荣誉学位毕业生,当过16年公务员,在中国当过15年房地产咨询项目管理总经理, 2011年退出职场,全身心投入学术工作,特别是有关本地历史的研究”,现为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99]。
   柯木林对新华历史人物研究颇有心得。1995年11月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此书共收录1175名人物,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艺术、宗教等领域,上起新加坡开埠(1819年),下迄1990年。在《新华历史人物列传》的基础上, 2012年11 月又主编了《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作为第七届 “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的献礼纪念品,以永久保存与记录新加坡闽籍人物的贡献[100]。
      今天,祖籍地的观念虽不及以前强烈,但在闽帮社团的不懈努力下,闽籍先贤那

种大公无私和卓识远见的精神,必定会传承下去!                                                                                        

 注释


[1]  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载陈育崧、陈荊和编著,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部出版 ,1972年) ,页 15。  .

[2]  同上注, 页 3-29。

[3]  李业霖,〈中国帆船与早期的新加坡〉, 载 柯木林 、 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 (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12月初版),页 4。

[4]  马六甲漳泉商人集团是在1824年开始移入新加坡,至1827年臻于高峰。根据记载, 1827年漳泉集团在新加坡约有两千人,占该年度新华人口(6088人)的三分之一强。19世纪新加坡的繁荣, 确实有赖于这批移民的苦干与进取心-- 参阅林孝胜,〈开埠初期的新华社会〉, 载柯木林, 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 南洋学会,1975年) ,页29。

[5]  同注 1 ,页6-7。

[6]  宁宜河介于森美兰与马六甲两州之间,是百余年前华族先辈前往马耒半岛内陆拓荒必经的历史河流。又参阅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年11月, 第1 版),页 213。。

[7]  从道光十年(1830年)《恒山亭碑》上看,恒山亭于1830年建竣时,共花费宋银5336.2元。薛佛记捐银764.2元,占总建筑费14.3%,被推为大董事。

[8]   张夏帏,〈开埠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恒山亭〉,载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4月),页39-46。

[9]  《东山薛氏家谱》, 页 10 : “第十七世仁佛记,字文舟,中衍公之长子, 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癸丑九月廿四日亥时,卒于道光廿七年(1847年)丁未八月十八日丑时”。.

[10]  柯木林,〈火烧恒山亭的感想〉,   载《联合早报》 , 1992年5月17日。

[11]  柯木林,〈从碑文资料看恒山亭〉,  载柯木林著,《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07年8月),  页 217。

[12] 金兰庙建筑物已不复存在,遗址现为邻里公园(金兰园)。有关《金兰庙条规》,可参阅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前引书, 页 56。

[13]  峇峇即土生土长华人 (Peranakan), 亦称侨生或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他们吸取了马来文化,又保留些许中华文化. 平时在家中使用马来语及英语, 男的叫峇峇(Baba), 女的叫娘惹(Nyonya)。

[14] 道光八年 (1828年)“福弥春秌”匾, 下款刻曰“漳郡浦邑东山上营社大董事薛佛记敬立”,此匾在1992年5月11日大火中被毁。

[15] 马六甲青云亭内的道光二十五年 (1845年)《敬修青云亭序》碑, 其落款亦署 “漳郡浦邑亭主薛文舟谨志”。

[16] 同註 9。

[17] 从新加坡回到马六甲后, 薛佛记任青云亭第二任亭主,时年46岁, 已年逾不惑,他继续发挥影响力, 为侨民谋福利。1846年,即他辞世的前一年, 恒山亭重辟新塚,仍以其名刻石。垂暮之年, 对坡人事业尤耿耿于怀, 这种天下为公的精神,令人钦佩 -- 见道光廿六年》(1846年)《恒山亭重开新冢布告事碑》。

[18] 《东山薛氏家谱》(页 10) : “十六世中衍…娶邱氏…生子三,长佛记,次明记,三佛世;生女五,长名田娘,次名和娘, 三名世娘(邱氏出,适泉州南安县梁美吉官), 四名文娘, 五名瑞娘” ;又参阅青云亭《梁美吉碑》(道光戊申年,1848年)。

[19]  青云亭座落于马六甲市区的庙堂街(Temple Street),是新马两地历史最悠久的古庙, 约建于1673年。青云亭实行亭主制历91年,共有六位亭主,各亭主姓名及其在任年代如下: (一) 梁美吉  (1824-1839); (二) 薛佛记 (1839-1847) ;(三) 陈金声(1847-1864)  ;(四) 陈明水 (1864-1884); (五) 陈明岩 (1884- 1893) ;(六) 陈若淮 (1893-1915) 。亭主制度取消后,由四大理事代行亭主权。最早四大理事是傅金忠,曾德才,陈祯禄与罗金水。--- 参阅《马六甲青云亭》,网上资料http://www.mba.net.my/mybuddhism/Temples/QingYunTing-Melaka/MyBuddhism-Temple-QingYunTing-Melaka-Content.htm。

[20]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s’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reprint),p 104。

[21]  柯木林,〈新加坡华人通史导论〉,载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5年11月),页 9。

[22]  陈笃生祖籍的确实位置直至2010年3月,其后人陈继廉从新加坡回乡寻亲时,发现陈笃生曾孙陈武烈曾捐龙銀150大员修路(见《重修苍头社石路捐缘碑记》,光绪卅一年,1905年),始确定其故乡具体地点即今福建省龙海市海澄镇仓头村后许社。--  参阅《新加坡华人通史》,页14。

[23]  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年11月, 第1 版), 页86。

[24]  参阅 The History of TTSH ,网上资料http://www.crescent.edu.sg/ipw/2000/sec1/13g10-ttkhospital/Website/history.htm 及《新华历史人物列传》, 前引书, 页 104 & 150。

[25]  杨进发, 〈十九世纪新加坡华族领导层〉,载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页 44。

[26]  同上註。

[27]  《新华历史人物列传》, 前引书, 页 83。

[28]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  ,载《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前引书, 页 9。又:庄欽永认为崇文阁非学校, 见

庄欽永,《新呷华人史史料考释》(新加坡:青年书局,2009年),页201-222。本文採用陈育崧的说法。

[29]  陈金声生于1806年11月18日,1864年3月14日逝世。其位于马六甲Jalan Tan Tai Pringgit墓地的石碑上, 至今仍然清晰地刻着 “ (丰山) 同治三年岁甲子桐月榖旦 皇清显考特授呷政諡尊荣陈府先生佳城 孝男 明岩 明水 明惠 明月 女玉喜娘 玉合娘 孙若淮 若楠 若琛 若锦 若銓 若銮仝立石”。

[30]  柯木林,〈从陈金声纪念喷泉谈起〉, 载《石叻史记》, 前引书, 页 230-233。

[31]  崇文阁有两塊碑记 :《兴建崇文阁碑记》(同治六年,1867年) 与《重修崇文阁碑记》 (光绪十三年,1887年);  至于《萃英书院捐题石碑》(咸丰十一年,1861年), 目前保存在新加坡博物馆。

[32] 柯木林,〈崇文阁与萃英书院〉, 载 《石叻史记》, 前引书, 页 226-229。有关庆德会组织, 参阅同书页57-64: 吴华, 〈不被注意的庆德〉。

[33]  《兴建崇文阁碑记》(同治六年,1867年)。

[34]  萃英书院的大董事仍是陈金声 , 碑文镌刻其号陈巨川,见《萃英书院捐题石碑》(咸丰十一年, 1861年)。

[35]  薛茂元为薛佛记四子,1879年任恒山亭大董事, 捐金800元,率众重修 (见光绪五年, 1879年 《重修恒山亭碑记》。1879年亦即薛茂元辞世之年,相信他之继承父志办理恒山 亭,应该上推若干年。我们假设自薛佛记离新后他就在某种形式上接管了恒山亭,那么,新华领导层世袭的传统风气,茂元实为开此风气的第一人! 

[36]   柯木林, 〈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载 《石叻史记》,  前引书, 页 73。

[37]  黄景棠,是新加坡谦源公司 “黄福翁之少君,生长星洲,丁酉科 (1897年) 拔贡,朝考以知县分发河南,留粤与郑孝廉家让、陈茂才芝昌力断时敏学堂,固最留意学堂之人也。” --见《天南新报》,1901年12月14日。 

[38]  1889年4月19日《叻报》刊载有梁耀流:〈送吴君席卿茂才旋闽赴试偶占七律为赠〉:“才如江海气如虹, 旷览山川眼界空;少伯生涯馀伟略,班候事业属英雄。南游已历三千里,北上还搏九万风;把酒临岐何惜别,早期归去步蟾宫。”此诗可见吴席卿亦为中国南来之文人。另送别吴席卿诗又见于1890年7月14日《叻报》。有关资料亦可参阅梁元生, 〈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中 ‘士’阶层之分析〉,载梁元生著,《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新加坡 : 国立大学中文系, 2005年2月初版), 页 21-24。

[39]  Yen Ching-hwang, The Role Of  Hokkein  Chinese  In The  History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Volume 9, 2006 ) , pp. 79-104 .

[40]  《新加坡华人通史》,前引书,页 424。

[41]   Chen Mong Hock,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28。 

[42]  同註 8。

[43]  马六甲是新马峇峇文化的发源地,  此博物馆 (The Baba Nyonya Heritage Museum) 位于No. 50 Jalan Tun Tan Cheng Lock, Melaka, Malaysia。

[44]  陈育崧,〈石叻古迹导言〉, 载《石叻古迹》, 前引书, 页 iii。

[45] 《东山薛氏家谱》,页 11 : “考讳有福,乃荣樾(螟蛉子)第三子,係王氏(如意)所出,生于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十二月十五日亥时。自八岁习中华书。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 三月在江苏上海县应出洋肄业总局考试,蒙列优等,赏给官学生衔取录,侯派出洋。于七月隨同之批委员邝其照驰往美国。九月抵美,奉派在士布令非炉地方学习语言 文字。光绪元年(1874年) 调赴厚诺地方实学院肄业。三年七月升赴该处中书院。六年四月考进波时顿大书院学习工艺。七年(1881年)四月考起第三班,即奉调回华。八月抵沪,九月选派 到福州船政衙门,蒙总理船政大臣黎,考验赏给军功七品顶戴。十月派入后学堂, 学习水师驾驶、天文算学、战阵等技。八年六月考列优等。十一月派赴扬武轮船学习帆索枪礟, 涉历风涛。至十年(1884年) 七月初三日傍午,为法人寇福垣马江,考见危授命,尽忠殉难,没于王事,仅廿三岁而已”。

[46]   Song Ong Siang, opcit, p. 104。

[47]  《叻报》社评〈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 ,1911年12月11日。此文一连两天在《叻报》发表,文章注明 “本报今日,纸张扩展,适届出世,三十周年,题字序之,以作纪念 ”。文末又有“黄帝二千六百九年冬十月惺噩生季允氏识于位育选楼”的字样。 

[48]  潭江, 〈谁是海外华文日报第一家?〉 , 《中国新闻网》,  2006年09月12日 ,网上资料http://www.chinanews.com.cn/hr/hrlt/news/2006/09-12/788462.shtml。

[49] “本馆居停,生长炎洲,沈潜学海,囊归祖国”---参阅前引文<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 

[50]  前引文〈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记录当年叶季允被聘南来担任《叻报》主笔之事 : “不佞时方及冠,寄迹香○○○界楼迟,勉励撰述,乃不以为不肖,于数千里外驰○相○○三致函,再致电,并遣人在港延纳,促至坡中”。

[51]  “刊发之初,即由不佞一肩担荷,言谕得由自,行事许以便宜,宾主之间,颇有苔芩之雅,推之置腹,沥胆披肝,相见以天,猜嫌悉泯.”---参阅 《叻报》社评 〈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续), 1911年12月12日。

[52]  根据《东山薛氏家谱》记载, 薛有礼于光绪卅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公元1906年8月29日逝世, 终年55岁。又根据 “The Straits Times”(1906年08月30日)的报导, 薛有礼是在其住家振瑞路(Chin Swee Road) 93号因心脏病辞世. 

[53]  陈育崧曾赋诗一首赠予笔者,诗云: “豆腐街头棲隐处,短垣残壁半生烟.报人心血诗人泪, 缀网劳蛛四十年”。该诗题为〈同木林访叶季允故居〉,载陈育崧著, 《椰荫馆文存》(第一册), (新加坡:南洋学会,未曙出版年月) , 页 XV。

[54] 笔者曾访问《叻报》法庭记者洪锦堂(1906-1983),据他回忆,叶季允辞世后,继任《叻报》主笔的有周君南(湖南人)、陈练青(潮州人)、李铁民(代主笔,福建人)、李健(江浙人)及梁显凡(广东南海人)等。

[55]  《新加坡华人通史》,前引书,页750。

[56]  柯木林,〈想起林文庆医生〉, 载《联合早报》,2012年7月14日。

[57] 同上註。

[58]  《新华历史人物列传》, 前引书, 页 38。

[59]  柯木林主编,《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新加坡: 新加坡福建会馆,2012年11 月), 页 8。

[60]  《新加坡华人通史》,前引书,页 547。

[61]  同上注,页 548-550。 

[62]  同上注,页741。

[63]  同上注,页 549。

[64]  《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  前引书,页 178。 

[65]  柯木林, 〈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1945-49)〉,载 《新加坡华族史论集》,前引书,页161。
[66]  柯木林,〈百年跨国两地书〉,载《联合早报》, 2013年01月26日。

[67] 《新加坡华人通史》,前引书,页 744。 

[68]  柯木林,〈新加坡民信业领袖林树彦〉,载 《新华历史人物研究》,前引书,页 174。 

[69]  柯木林, 〈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1945-49)〉,载 《新加坡华族史论集》,前引书,页171。

[70]  同上注, 页172。

[71]  心远,〈沟通邮电与侨汇〉,载《华侨经济》,卷一期一(1945年11月23日),页2-3。

[72]  《星洲日报·总汇报》,1945年09月22日。

[73]   柯木林, 〈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1945-49)〉,载 《新加坡华族史论集》,前引书,页174-175。

[74]  《南洋商报》,1946年03月16日。

[75]  柯木林, 〈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1945-49)〉,载 《新加坡华族史论集》,前引书,页183-185。

[76]  同上注,页186-187。

[77]  柯木林,〈新加坡民信业领袖林树彦〉,载 《新华历史人物研究》,前引书,页 176-177。 

[78]  柯木林〈晚清海外笔记中的新加坡〉,载 《石叻史记》,前引书,页12-18。

[79]  笔者曾于2010年5月16日专程考察昭忠祠。有关阵亡官兵数据,乃取自祠中的《勅建马江昭忠祠碑》(光绪十二年,1886年),该碑文字出自福建按察使,署理船政大臣裴荫森(1832-1891)手笔; 而薛有福的名字,则见于庙内 “碧血千秋”祠堂之铭刻。

[80]  柯木林,〈北洋水师访问新加坡的历史反思---兼谈甲午海战时期的北洋舰队〉,载 <<南洋学报>>, 卷 65  (新加坡: 南洋学会, 2011年8月), 页 17-61。

[81]  参阅 《叻报》 新闻〈漏述补登〉, 1887年11月19日。

[82]  《新加坡华人通史》,前引书,页190-194。

[83]  同上注,页 747。

[84]  柯木林, 〈留取丹心照汉青: 从薛有福到林谋盛〉, 载《怡和世纪》 期 20  (新加坡怡和轩, 2013年6 / 9月),  页 11-13。

[85]   《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 前引书, 页 193。

[86]  同上注 。

[87]   同注 85,  页 194。

[88]    同注 84。

[89]    柯木林, 〈虎豹別墅应有的定位〉, 载《联合早报》,2012年06月30日 。.

[90] 柯木林, 〈薛氏家族。《叻报》。闽帮文化〉, 载《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 前引书,  页 327。

[91]  《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 前引书, 页 39-40(孙崇瑜); 页165-166(林有福); 页 21-22(王永元); 页 191-192(林清祥); 页195-196(林福寿)。

[92]   同上註, 页 99-100(吴庆瑞);, 页 251-252(黄宗仁);, 页 171-172 (林金山);, 页214-215 (柯玉芝);, 页 253-254 (黄金辉) ;, 页 25-26(王鼎昌) , 页 66-68(陈金声)。

[93]  陈育崧旧学根底很好,作旧诗也是他的拿手。他诗稿,作为其史著《椰荫馆文存》(1983年10月出版)的一部分,收录在《椰荫馆文存》卷二,页 425-435。

[94] 在史学方面,陈育崧也用心提携后进,是一位难得的导师。1973年,一批年青学人林孝胜、张夏帏、柯木林、吴华、张清江、李奕志在他的鼓励下,勘察了将近25处的历史古迹,嗣后出版《石叻古迹》一书,作为南洋丛书第13种(1975年4月出版)。付梓后陈育崧欣然赐序,以示支持与鼓励。

[95]  《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 前引书, 页73-74。

[96]  1919年,新加坡开埠100周年,为纪念此百年盛事,当局计划出版《新加坡百年史》。其总编辑特邀当时的一位执业律师宋旺相撰写有关华人史的部分。宋律师钟情历史,欣然承诺。他利用业余时间广集资料,由于资料太多,不忍割爱,乃自成一书,这就是著名的英文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全书凡数十万言,文字及图片600余页。该书初版于1923年,1967年再版。全书分为十期(1819-1919),每期十年,分述各期中参加建设新加坡的华人事迹。宋旺相始料不及的是,他的“不务正业”竟使他名留青史。《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是一部编年体的史著,尽管有不少缺欠,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被认为过于偏狭性,但作者却以其生花妙笔,为我们描绘百年来新华许多生动有趣的人物与事迹,保留了许多珍贵史料,为研究新华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著述。

[97]  《联合早报》新闻 〈 宗乡总会推介《新加坡华人通史》〉,2015年11月10日。

[98]  柯木林,〈海沧寻根记〉,载《源》 (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期102,2013年10月),页45。

[99]  雨石,〈《华人通史》通狮城 与总舵手柯木林一席谈〉(访员 王如明 谢声远),载《怡和世纪》 期 28 (新加坡:怡和轩会刊),2016年3月/5月,页 77-78

[100]  这本《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收录了自1819年至2012年6月的已故新加坡闽籍人物155名,列为 “新加坡福建会馆丛书”系列之七。由于《新华历史人物列传》的下限止于 1990年,这本《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乃侧重撰写自1990至2012年的历史人物。编者从《新华历史人物列传》中选录了511位闽籍人物,再从 511位中筛选,并增补新近发现的史料与人物,最后决定以155名人物作传。换言之,从收录闽籍人物的层 面上看,可视为《新华历史人物列传》的续篇或补遗。


原载林忠强等主编,《拓展与传承: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福建人》(吉隆坡:新纪元大学学院,2017年6月),页 123-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