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历史学者柯木林：《给阿嬷的情书》何以引发海外华人社会关注？
《给阿嬷的情书》引发海外华人社会关注？
【新加坡】 柯木林
据报导，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全球上映，估计后期票房可超20亿人民币。新加坡的映期订于2026 年6 月18 日。
近年来，以海外华人移民历史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并不多见，因此，当《给阿嬷的情书》上映后，迅速在海外华人社会引发关注，也引起不少讨论。究其原因，除了影片本身真挚感人，更重要的是它以“侨批”作为叙事基础，触动了许多华人共同的历史记忆。
笔者很早便接触侨批研究，1971 年大学时期的毕业论文便以侨批为研究对象。所谓侨批，不只是家书，更是研究海外华人移民史的重要文献。它记录了无数下南洋华人的离散经历、家庭责任、经济困境与情感寄托。从某种意义上说，侨批是海外华人社会最真实的历史档案之一。
这些年来，侨批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并从民间家书发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侨批档案”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使这批珍贵文献获得国际认可。回想2012年9月，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NLB）与泉州市档案馆联合举办《家书抵万金》展览时，便曾唤起不少老一辈华人的集体回忆。只是相较于学术界与文化界，一般民众对侨批的认识仍然有限。如今透过电影这一大众媒介，让更多人认识侨批、关注侨批，无疑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
《给阿嬷的情书》最令人欣赏之处，在于它没有选择书写名人传奇，而是把镜头对准普通百姓。长期以来，许多历史叙事偏重成功人士、商业巨擘或社会领袖，而无数默默无闻的劳动者，却往往被遗忘。影片中的人物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却有真实的人生。他们面对贫穷、离散、责任与思念，在艰难环境中挣扎求存。正因为平凡，所以动人。
影片故事发生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泰国，但若从更长远的历史脉络来看，无论是泰国、马来亚、印尼，还是新加坡，早期南洋华人的经历其实有许多共同性。异地谋生、语言不通、生活困顿、工作劳苦，同时牵挂故乡与家庭，可谓“两处乡愁”。若要用一个字概括他们的处境，那便是“难”。然而，正是在这种艰难之中，一代又一代移民逐渐建立家庭、事业与社会网络，把苦难转化为生存与发展的力量。
与此同时，有些影评也触及海外华人身份认同这一重要课题。事实上，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从来不是静止不变的。从华商、华工到华侨、华裔，再到最终成为居住国公民，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与时代印迹。人物既保存中华文化传统，也努力融入当地社会，这种多层次身份状态，正是海外华人社会的真实写照。
因此，若把影片简单解读为带有政治色彩，未免失之偏颇。长期以来，华人史研究领域早已形成基本共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并非同一回事。保留祖先语言、家族观念、传统节庆或文化记忆，并不等同于政治上的归属认同。影片更多呈现的是家族情感、文化传承与移民经验，而非政治诉求。对此若过度解读，反而容易偏离作品本身所要表达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给阿嬷的情书》并非商业大片。参与拍摄者大多是素人，没有丰富的影视经验，也没有庞大资金与专业制作团队支持。整部作品能够完成，靠的是一群人的热诚与坚持。正因为如此，影片流露出一种难得的真诚。文化工作向来不易，长期从事文化活动的人都知道其中艰辛。对于这样一部尝试保存历史记忆、推广侨批文化的作品，社会或许更应给予鼓励与支持，而非急于扣帽子、泼冷水。
影片最后的“片尾说明”尤其值得关注。这些资料不仅是剧情补充，更体现创作者对历史的敬畏。某种程度上，它让电影超越娱乐功能，成为历史记忆的载体。电影未必能够完整呈现历史，但却能够让更多人愿意走近历史、了解历史。
《给阿嬷的情书》之所以受到关注，也许并不只是因为电影本身拍得如何，而是因为它触碰了许多人内心深处关于祖辈、家族与迁徙的共同记忆。有人戏称影片走红是“祖宗显灵”，虽然只是玩笑，却反映出一个事实：那些被尘封已久的侨批故事，终于再次被看见了。
影片把侨批从档案馆带进电影院，从学术研究走向社会大众，使海外华人的集体记忆得以传承与延续。从这个角度而言，《给阿嬷的情书》的价值，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场关于历史记忆、文化传承与移民经验的公共对话。
作者为新加坡历史学者
知乎 - 《给阿嫲的情书》中，中国都解放了，木生为什么还不回家？而且一次都没回过，有钱了也没回过？
因为在五十年代初期，土地改革压过了侨务工作。
在这一期间，大批侨眷因为侨汇而被提升了“阶级成分”，成为了被斗争的对象。南京市华兴村一归侨被划为地主，遭到吊打，所有侨汇都被充公。广东台山、开平两县甚至发生了逼死侨眷的现象，引起国内外华侨、侨眷的强烈不满。根据1953年侨务工作扩大会议上廖承志所作的工作报告，在广东640万侨眷中，被错划为中农、富农、资本家等成分的约有128万人，被错划为地主或错误处理的约达24万人，合计共有152万人。
受这些负面事件冲击，有的侨眷开始写信给亲人要求少寄或不寄侨汇，有的在接到侨汇后让侨信局将原款退回，有的甚至申请到港澳或出国居住。这直接导致侨汇数量从1952年秋开始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1953年降势趋稳，除年节外大致为月均950万美元，而在1954年仍然持续下滑。
在《救国自救：纽约华侨衣官联合会简史1933-1950》中，对这段历史是这样描述道:
……1952年广东的美国华人家庭在土改运动中确实吃了很多苦。其中之一是中央坚持要依赖南下干部指导土改，而这些北方干部不懂当地历史，也不会说当地语言。他们只看到当地侨眷有一块地或一幢西式楼房，就将其打为“华侨地主”，作为阶级敌人对待。
在台山，由于许多侨眷都在1943年的大饥荒中饿死，战后华侨家庭都有意识地购置田产，以便再有饥荒时家人有田产可持，不想刚置产数年或数月，便被打成“地主”或“剥削分子”，有些干部以惩罚相威胁，迫使侨眷写信给其海外亲人要钱，有一些广东本地干部曾设法保护侨眷，但他们却被视为“对地主手软”的“右倾分子”而被撤职。其结果便是广东的土改运动伤害了大量只有少量田产、楼房的侨眷，导致普遍的不满。
从事后的纠正工作来看，在泉州专区，在1954年冬至1956年底期间，就有2379户华侨被摘掉了“地主、富农”的帽子。占全专区的95%以上。[1]而在广东全省类似情况的华侨更是高达3.5万户，其中仅台山县就有2580户。可见当时成分划定中的荒诞程度。
除土改外，对侨汇收入造成负面影响的另一因素就是干涉侨眷使用的自由。之前华侨寄给亲属的侨汇除开生活开支，其余多用于婚丧嫁娶、买地置产、公益捐献、经营商业等用途。但受当时政策影响，这些事业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阻拦，同时地方上还出现了强行“动员”侨眷将资金用于地方建设、爱国储蓄、购买公债等行为。一些地区要求侨眷写信向海外亲友要钱，一些地区强迫侨眷以侨汇作为合作社资金，强迫侨眷将侨汇存入信用社，或强迫侨眷认购公债、捐赠。在海外华人群体中造成了恶劣影响。这类问题在1955年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侨委颁布的《关于过去侨汇工作状况和改进今后工作的报告》中也得到了确认：
……如今投机买卖已被禁止，买田地、放高利贷受到限制，造坟、作功德我们虽不禁止，也不提倡，修建房屋则买地，材料供应等实际问题仍有待解决。举办公益事业如办学、修桥、补路等，问题是乡中无人积极主持其事，形成有的募款回来，无人过问。
而面对大幅下降的侨汇收入，政府不得不开始改弦易辙。
首先是在1953年，政务院就在《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处理办法补充决定》中确定了“不论对侨眷劳动人民或侨户地主，均不得干涉与侵犯其侨汇所有权。”
但出于某些原因，仅有福建省对这份文件进行了公告，而并未向其他地区详细通报。甚至中侨委在1953年和1954年召开的二次侨务扩大会议上，都不敢公开提出保障侨汇所有权的政策。这导致许多干部仍然将侨汇视作“剥削所得”，造成一方面歧视侨眷，另一方面见侨汇眼红，各种侵害侨眷的现象时有发生。
据潮安、 潮阳、澄海、新会、恩平、开平、梅县、文昌等8个县13个区17个乡的不完全统计，违反政策追余粮赔偿113宗，其中写信或发电报到海外44宗，清算和摸查海外家产28宗，对华侨地主及工商业者追讨过重的28宗，检查或扣 压侨汇5宗，未划即追、吊打肉刑、被迫自杀各1宗。
在开平县平原乡，华侨吴奕悟因为夜间出门大便前没有打报告，就被找到理由进行了一番“斗争”，并被罚款5000万元。结果工作队一看她这么容易就答应了交钱，就又暗示群众继续斗争，要再罚出1亿元。群众们便又对她进行了一番“猛烈斗争”，导致她在次日因伤重不治而亡。在宝安县，一个有港澳关系的人被打成反革命特务集团 成员，在审讯中被打得发哆嗦，硬说他是用牙齿发报，当场把口中的金牙拔出来，搞得鲜血直流。[2]
另一位老华侨谭裔柏，在美国做了四十多年的洗衣工。年老落叶归根，返乡在家耕种着八斗田，一直到1949年时因为年老体衰，才将土地出租收了两斗谷，结果就被算了1100万的“剥削账”。这个老华侨之后因为害怕再遭清算，便在次年以74岁高龄重新去了美国，走的时候发誓再不寄一个钱回国。[3]
参考
《联合早报》- 罗鼎钧：从“阿嬷的情书”到华人的深耕 (2026-05-27)
在牛车水宝塔街的历史店屋里，仿佛还能闻到淡淡的中药苦香、陈年木地板的潮气，还有街边档口的油烟味。这里是近代华人“下南洋”的落脚点。最近，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公映，那段历史再次活生生地撞进新马两地华人的心坎里。
电影里一个细节让人落泪：主人公郑木生在异乡溺亡，同乡谢南枝为了不让他在故乡的妻子绝望，毅然决定隐瞒死讯，用他的名义继续编造平安家书、按期寄款，一编十余年。这种超越血缘的“大义与守望”，恰恰是近代新加坡华人跨国“侨批”网络中，最真实、最沉重的情感底色。
新加坡历史学者柯木林曾把侨批形象地喻为“千面女郎”，既是底层苦力拿血汗钱对冲风险的金融凭证，又是维系两地家庭凝聚力和情感的唯一纽带。说白了，对当年的过番客来说，侨批就是全家人的生命线。
最早的侨批传达靠的是“水客”，他们就像候鸟，每年12月到次年3月，趁着东北季风南下新加坡，在直落亚逸街的同乡寄宿旅舍里落脚，收集华工的家书和现银。到了6月，再顺着西南季风北返中国。他们不单运钱，常常还在本地采购香料、土产，运回中国变现后再派发给侨眷，自己从中套利。这种原始模式，全凭“同乡声誉”和四个字——笃诚守信。
后来，这种模式进化成专业的民信局。1880年郭有品创办“天一信局”，在新加坡设立分局。信局的信用重于泰山，即便遭遇海难丢失现银，老板变卖家产也要悉数偿还。再到后来，民信局与新崛起的华资银行交叠在一起，形成从“收集、调拨、承转到派送解付”的严密四步流程。嘉宾达街、海南二街的算盘声，不仅牵动本地华商神经，更撑起闽粤老家无数乡村的柴米油盐。
在那个年代，华工大多目不识丁，这就催生牛车水五脚基、大树下一个独特群体——代书先生。他们是记录者，更是情感的翻译官，华工口中粗粝、琐碎甚至充满抱怨的话，在代书先生手下，变成符合传统孝道与温情脉脉的尺牍佳作。
侨批的分配在当年非常严格。在儒家宗法制度下，“祖母在，即不寄母亲；母亲在，即不寄妻子”，甚至未成年的长子比生母享有更优先的收批权。
同时，由于长期分离，许多华工在新加坡和中国各维持一个家，两边情感与经济平衡，全靠这一张张汇款单来博弈。然而，没有一种繁荣可以永恒。二战后，新加坡民信业曾迎来一波畸形爆发，全盛时期登记的信局多达200余家。随着1950年代后，多重内外因素交织，走向落幕。
英殖民政府的外汇限制收紧资本的口袋，中共建政后的金融整顿，扼杀黑市套汇空间，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华人社会的身份转向。今天，侨批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而在牛车水原貌馆的翻新展览中，硕莪街临终养病所的静默空间，与余仁生、林志源等老字号的崛起并置，诉说着华人从“落脚”走向“深耕”的连绵历史。
作者是台湾时事评论员
鸦片战争后，下南洋的中国侨民，持续往家乡寄侨批，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外汇来源。
1864-1980年，华侨汇款累计约108亿美元；抗日时期，南洋华侨汇款购买飞机、药品、军粮等物资，支援救国；经济困难时期，每年上亿的侨汇，造桥，修路，建学校，为国家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
至1980年代，批局退出历史前，全国总计收到超3000万封侨批；2013年，侨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被誉为“侨史敦煌”。
After the Opium War, Chinese emigrants in Southeast Asia continued to send remittances back to their hometowns, which became a crucial source of foreign exchange for modern China.
From 1864 to 1980,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s totaled approximately $10.8 bill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remittances from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were used to purchase airplanes, medicine, military rations. and other supplies to support national salvation. In times of economic hardship, annual remittances amounting to hundreds of millions were allocated to building bridges, roads, and schools, making immense contributions to the nation's revitalization.
By the 1980s, before remittance agencies faded from history, China had received over 30 million remittance letters in total. In 2013, these remittance documents were inscribed into UNESCO's "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 and hailed as the "Dunhuang of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以上内容出自-《近代广东侨汇研究》、《海外华侨与祖国抗日战争》、《中国侨乡研究期刊论文提要索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官方公告。
《联合早报》- 沈泽玮：《给阿嬷的情书》的统战启示 (2026-05-21)
统战工作最高境界——直抵人心最软处，用情去完成攻心。
周末去看了中国当下最受追捧、总票房预计破16亿人民币（约3亿新元）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万种思绪被电影情节搅动不止的一秒钟空隙里，我突然回过神，热烫的脑袋闪过冰冷两字——统战？
从情感中抽离地看，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统战片，即便导演未必有这个初衷。统战对象不是平日新闻中常见的台湾人，而是全球华人，更多聚焦东南亚华人。没有宣传口号，没有宏大叙事，唯有“情义”两字贯穿全片，牵起一个女人写给另一个女人，跨越半个世纪的情义文书。
剧中演员全讲潮汕话，演员据说也都是素人。潮汕话既非潮州话，也非福建话，听不太懂，但借助字幕就能完全看懂。
影片讲述上世纪40年代，一个叫郑木生的潮汕青年在战乱中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而“过番”下南洋，留下妻子叶淑柔在老家独自抚养三个孩子。他先到马来亚，再到暹罗（今泰国）。在暹罗结识华人女子谢南枝，两人相互扶持，建立起情义相挺的真挚情谊。
郑木生在跑船时与歹徒搏斗落水身亡。谢南枝帮忙办后事，还继续以郑木生名义，寄送侨批给素未谋面的叶淑柔，汇款也没少，甚至连咸猪肉和脚踏车都寄上，为相隔江海万里的另一个家庭守护长达18年的美丽谎言。
谢南枝和叶淑柔在垂垂老矣之时，终于在泰国见上一面。此时谢南枝已患上老人痴呆，恍惚中，她脱口而出：“你是淑柔姐吗？我给你寄的咸猪肉好吃吗？” 一句老人之间关于吃的寻常问候，承载谢南枝对叶淑柔一辈子的情义羁绊，止于唇齿，掩于岁月。
散场后，坐我后头、说着标准普通话的中国北方观众在讨论侨批。似乎在走进电影院之前，他们从来不知道这是什么。他们肯定也不像中国南方人那样，有亲戚在东南亚。侨批是十九至二十世纪的海外华人寄回中国家乡，集家书与汇款凭证于一体的信件，是那个动荡时代的乡愁印记。
身为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华人，我不禁在想，当这部影片在东南亚国家放映时，当地华人群体，尤其是经历侨批时代的老一辈，如果还健在并能走进影院看电影，那些纸短情长的悲欢离合，会在他们内心产生多大的触动？他们当年可能只是个孩子，如今两鬓斑白回看历史，侨批记录的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喜愁悲欢虽早远去，却始终是他们人生剪影的一部分。
年轻一代的东南亚华人，他们的观后感又是什么？以第三者的视角看着别人的故事时，是否也会产生“那是我曾祖父祖母的故事”的共鸣？我出世的那个年代，侨批已走进历史，但仍记得小时候听长辈说过，要寄东西“回唐山”。
《给阿嬷的情书》是部好片，至少在人工智能全包揽就能整出短视频的“预制菜智能时代”，导演证明了有克制、有温度的人文电影，终究还是要人来做。
说片子具备某种统战效果 ，因为它做到真正的润物细无声。不同于生硬、容易引发警惕、仿佛只差没把“统战”二字刻在额头上的表达方式，这部电影以质朴的影像语言和情感真挚的叙事结构直抵人心，让人不自觉对“唐山”产生亲近，进而形成跨地域的华人情感共振。
影片更是让人思索，非中国籍、不在中国出世长大的华人，他们与中国的连接是什么？那些不理解中国社会运作，甚至不谙中文，却被中国崛起所吸引的华人，他们与他们想象中的中国，又是何种关系？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强大和统战工作不断扩展，这种连接会否不断加深？若是，这会给大中华地区以外的华人和他们所属国家的治理，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当下虽没了侨批，却有小红书、TikTok、微信、淘宝等各式各样的现代应用，它们正以更便捷方式，将世界编织入同一张由中国构建的信息网络之中。
影片的“过番”落脚处设定在泰国，中泰友好是个自然卖点。再延伸开来，有华人的东南亚国家都是潜在市场。上网查了一下，中国媒体报道，影片发行方确实将重点放在东南亚市场，“尤其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潮汕侨胞聚居地区”。也果不其然，媒体报道称，中国全国多地统战部门及侨联组织，如汕头、福州、马鞍山等地，将电影作为重点文化项目，“纷纷组织统战成员、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集中观影”。
我想起跟台媒朋友聊起祖籍话题时的一段对话。大家都是祖籍福建，她快速反应说，祖辈上了哪艘船，就决定了后代的命运。她祖辈那艘去了台湾，我祖辈那艘漂到了新加坡。
极富画面感的一句话，我听出些许宿命感和难以言说的历史分岔感。台海两岸关系千丝万缕，盼最终能以水到渠成方式和平处理。
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以来，作为位于东南亚的多元种族国家，虽以华人为多数，但并非华人国家。国语为马来语，国歌亦然。经历数代人落地生根后，国家认同与身份认同早已清晰不过。就个人而言，新加坡人、新加坡华人、祖籍福建东山，是明确的身份排序；与中国，是祖籍连接，而非祖国情感。
Straits Times - A love letter to the Nanyang generation (2026-06-07)
《新明日报》- 是否能原音上映等审批 《给阿嬷的情书》6月18日登陆狮城 (2026-06-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