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8日星期三

做什么样的人最幸福

《福建人》 2014年2月第13期 - 柯木林:做什么样的人最幸福






  柯木林,1948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厦门海沧;历史学者,专注新加坡华族历史人物研究,代表作《新华历史人物列传》《石叻史记》等;退休前任新加坡怡安公司(中国)产业总裁。

柯木林:做什么样的人最幸福
本刊记者 潘逸群

  近年来,柯木林往返于新加坡与中国之间的脚步很频繁。“这一次是2013年第5次回到中国大陆,来参加家乡厦门海沧的柯氏联谊会。”柯木林介绍道,“上一次回来是在不久前做客泉州《温陵讲坛》,主讲《陈三五娘与海洋文化》。”
  对于自己历史学者的身份,柯木林非常确信,他自认为是个“有历史癖的人”。“幼童时喜欢看历史连环画,中小学时期爱读古典小说,大学也修读历史。”他习惯了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谈论时事,以古喻今,用的也是历史。”
  经常开历史学术讲座,许多人给柯木林冠上了“教授”的名号,可他直言自己并不喜欢这个称号:“我没有在大学里专职任过教,虽然有过许多客座讲座,也出版了许多学术专著,但确实不是教授。”他对别人的恭维并不买账,正如他不在乎别人说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人”一样。
  柯木林说:“我对人生的定位就是做一个有钱的文化人,这样的人生是最幸福的。当今世上只有两个文人真正做到了,一个是金庸,还有一个是琼瑶。”

商人晓儒智,文人不穷酸
  同柯木林交谈时,要是把他当做一个历史学者来看,会觉得他很睿智、懂变通;而如果把他当做一个商人来看,又会觉得他很儒雅、有学识。他在学者和商人这双重身份里游刃有余,从不回避同时谈论历史与经商这两个话题。
  历史研究是他的爱好,而从商则是满足他生活品质的保障。他不否认自己对物质的追求:“仅仅做一个文化人并不是我的愿望,没有钱的文化人叫做穷酸。”
   柯木林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政府机构、私人企业任职,并没有专职从事过历史研究方面的工作。他坦言,当初是因为找不到专业相关的工作才转投其他行业,但是 并没有觉得遗憾。“在怡安工作的这么多年是财富的积累,”他说,“为什么要做有钱的文化人?因为文化研究要以资金为保障,我的历史研究经费从不靠别人,都 来源于自己。”
  因为工作原因,柯木林到过中国的很多地方,每到一处,他都会利用闲余时间探访附近的历史古迹,“所有研究费用都是自掏腰包”。尽管从商多年,柯木林从来没有放下对历史的研究,在他看来二者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反过来,历史文化也为经商的柯木林提供了精神上的给养,让他拥有了特殊的商业智慧。
  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因为喜欢历史,柯木林习惯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比如他会将古代帝王将相管理国家的方法借用于企业管理。柯木林认为,现在的科技是比以前发达了,但是人的智慧却未必,因此要常以历史为师。
  当代的文化人里柯木林最欣赏的是金庸和琼瑶。“他们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也取得不错的成就,既有真才实学,又有足够让人记住的文化标签。他们将文化发展成产业,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成功的商人。”文化和商业二者并不矛盾,这是柯木林最欣赏的状态。
  古代的文化人他则喜欢晏殊、苏轼。“他们都是有家底的文化人,写文章做事也有底气。就拿苏轼来说,落了难也不卑不亢,豪气干云。”他认为这才是英雄该有的样子,有一种属于文化人的高贵。

记录历史的人也会永载史册
  “上学的时候,老师让同学们写下自己的人生理想,全班大多数人写的是将来要从事的职业,唯独我写了4个字:青史留名。”也许别人看到时会有“好大的口气”的感觉,但柯木林从那时就知道,人生应该是由自己决定的,不能碌碌无为虚度一生。
   1995年,柯木林编著了《新华历史人物列传》。这部著作是一部系统载录新加坡华人历史人物生平的典籍,共收录了1819~1990年间的1175位新 加坡杰出华人,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先前这块历史研究领域是个空白。之前有一本《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是宋旺相编的,但这本书只写到 1919年,后面就没有了。近一两百年的历史还有大量痕迹可循,但如果我们这代人不去研究、记录,就会消失。”柯木林不想先贤事迹被世人遗忘,于是编著了 这本书,希望历史以资料的形式得以保存。“我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就像班固继《史记》编《汉书》、范晔接着编《后汉书》一样。这些史学家最后都青史留 名了。”
  同柯木林见面时,他带来了最新编著的关于新加坡历史名人的书册,十分厚重的两大本,凝聚着他的心血。研究历史是柯木林毕生的追求,他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也能给后人留下些什么,不管是他的历史文稿著作,还是对历史研究孜孜不倦的精神。
  “之前虽然从商,但和朋友们在一起,谈论最多的也都是历史。”和柯木林谈话,话题自然离不开他研究的历史。花甲之年的他声如洪钟,说起历史来滔滔不绝。“历史教会了我许多东西,我喜欢研究历史,特别是历史里的人物。”
   英雄自有别于常人,历史又时常上演着相似的戏剧,如果看得足够远,便可以找到英雄们相通的地方。柯木林觉得研究历史人物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人的际 遇会塑造一个人的性格,人的性格又反过来影响人的一生”,因此成败得失皆有来源,英雄们总有一种特殊品质。而研究英雄的品质,能给他人带来很多启迪。
   在这些人物中,柯木林研究最深的是左秉隆和薛佛记。“左秉隆是中国派驻新加坡的首位专业外交官,对新加坡华族社会贡献很大。”虽然当前历史对左秉隆的记 载并不多,但是柯木林对他的事迹很感兴趣。“薛佛记是新加坡‘闽帮’的开山鼻祖,也是了不起的人物。更难得的是薛佛记的后代人才辈出,他们整个家族对新呷 两地(新加坡与马六甲)华族社会的影响历百年而不衰。”柯木林探究薛氏家族长盛的秘诀,发现薛佛记留下的家训给了其子孙很大的指引作用。
  “一 个人的光芒能够盖过后世,也只有放在历史中才能实现。但其实不是后世永远无法超越前人,而是先贤已经成为大众心里的一个印记,是已经永驻的光芒。”柯木林 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道“永驻的光芒”,“这是人活一生的意义,就算不能成为大英雄,也应该有为成为英雄而努力的心。”


唯有豁达才是最后的答案
  现在,柯木林已有了孙辈,在家和小外孙女讲中文,也是他的一大乐趣。“华人的孩子怎么可以不会说中文呢?”
  柯木林对家乡福建一直有着很深的感情。柯木林的父亲是厦门海沧人,幼时柯木林就经常听父辈讲起故乡,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风土人情给儿时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第一次回中国就去了鼓浪屿。”柯木林说。
  问及身为新加坡籍闽侨回国后的感悟,柯木林深入浅出地说出了一番道理:“要做到土洋结合,天天向上!如果能在中国生存,天下任何地方都难不倒你……不要以为凡事都是一成不变的,要能举一反三。中国拥有漫长的历史为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也复杂多样,因此可能性很多。”
  柯木林喜欢曼德拉的一句话:“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痛苦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其实我仍在狱中。”
   对历史看得越透的人,对苦难就看得越轻,柯木林不喜欢谈论人生不如意的经历。他说,人生最难跨过的坎,无非就是经济、感情二事,对此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幸 运。“没有经受过什么情爱的磋磨,也几乎没有为金钱愁苦过,做了10多年总裁,现在卸任了还能继续自己喜欢的历史研究,每次遇到困境,总有贵人相助,老天 挺宠我的。”
  他觉得人生要讲究一个“顺”字,“随着自己的心意来就好”,凡事需豁达,尤其在金钱上不必斤斤计较。“有钱当然好,但不能做葛朗台。”柯木林喜欢交朋友,走到哪里都会广结善缘。有学识有风度又爽朗大方的人,谁会不喜欢呢?
  对于后生晚辈,柯木林总是耐心劝说道:“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太急,要顺其自然,但并不是说轻易放弃,而是先要努力争取,实在争取不到的时候也不要太过执念。当你觉得人生进入低谷的时候,一定要告诉自己可以扛得过去。”
  柯木林认为,遇到挫折以后,有3个时间点特别重要:3小时、3天、3星期。“有不少人连3个小时都撑不下去,冲动之下选择了自杀,十分可惜。很多时候,其实只要顶得住3个星期,之后就会觉得云淡风轻了。”


原载 《福建人》(福州:福建人杂志社,2014年02月),第13期(每月1日出版),页 92-94。






微信 - 柯木林:做什么样的人最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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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柯木林往返于新加坡与中国的脚步很频繁。“这一次是2013年第5次回到中国大陆,来参加家乡厦门海沧的柯氏联谊会。”柯木林介绍道,“上一次回来是在不久前做客泉州《温陵讲坛》,主讲《陈三五娘与海洋文化》。”
  柯木林说:“我对人生的定位就是做一个有钱的文化人,这样的人生是最幸福的。当今世上只有两个文人真正做到了,一个是金庸,还有一个是琼瑶。”(更多精彩请关注《福建人》杂志)





Baidu - 柯木林:做什么样的人最幸福?_海峡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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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木林,1948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厦门海沧;历史学者,专注于新加坡华族历史人物研究,代表作《新华历史人物列传》《石叻史记》等;退休前任新加坡怡安公司(中国)产业总裁。
  近年来,柯木林往返于新加坡与中国的脚步很频繁。“这一次是2013年第5次回到中国大陆,来参加家乡厦门海沧的柯氏联谊会。”柯木林介绍道,“上一次回来是在不久前做客泉州《温陵讲坛》,主讲《陈三五娘与海洋文化》。”
  对于自己历史学者的身份,柯木林非常确信,他自认为是个“有历史癖的人”。“幼童时喜欢看历史连环画,中小学时期爱读古典小说,大学也修读历史。”他习惯了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谈论时事,以古喻今,用的也是历史”。
  经常开历史学术讲座,许多人给柯木林冠上了“教授”的名号,可他直言自己并不喜欢这个称号:“我没有在大学里专职任过教,虽然有过许多客座讲座,也出版了许多学术专著,但确实不是教授。”他对别人的恭维并不买账,正如他不在乎别人说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人”一样。
  柯木林说:“我对人生的定位就是做一个有钱的文化人,这样的人生是最幸福的。当今世上只有两个文人真正做到了,一个是金庸,还有一个是琼瑶。”

商人晓儒智,文人不穷酸
  同柯木林交谈时,要是把他当作一个历史学者来看,你会觉得他很睿智、懂变通;而如果把他当作一个商人来看,你又会觉得他很儒雅、有学识。他在学者和商人这双重身份里游刃有余,从不回避同时谈论历史与经商这两个话题。
  历史研究是他的爱好,而从商则是满足他生活品质的保障。他不否认自己对物质的追求:“仅仅做一个文化人并不是我的愿望,没有钱的文化人叫做穷酸。”
  柯木林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政府机构、私人企业任职,并没有专职从事过历史研究方面的工作。他坦言,当初是因为找不到专业相关的工作才转投其他行业,但是并没有觉得遗憾。“在怡安工作的这么多年是财富的积累,”他说,“为什么要做有钱的文化人?因为文化研究要以资金为保障,我的历史研究经费从不靠别人,都来源于自己。”
  因为工作原因,柯木林到过中国的很多地方,每到一处,他都会利用闲余时间探访附近的历史古迹,“所有研究费用都是自掏腰包”。尽管从商多年,柯木林从来没有放下对历史的研究,在他看来二者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反过来,历史文化也为经商的柯木林提供了精神上的给养,让他拥有了特殊的商业智慧。
  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因为喜欢历史,柯木林习惯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比如他会将古代帝王将相管理国家的方法借用于企业管理。柯木林认为,现在的科技是比以前发达了,但是人的智慧却未必,因此要常以历史为师。
  当代的文化人里柯木林最欣赏的是金庸和琼瑶。“他们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既有真才实学,又有足够让人记住的文化标签。他们将文化发展成产业,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成功的商人。”文化和商业二者并不矛盾,这是柯木林最欣赏的状态。
  古代的文化人他则喜欢晏殊、苏轼。“他们都是有家底的文化人,写文章做事也有底气。就拿苏轼来说,落了难也不卑不亢,豪气干云。”他认为这才是英雄该有的样子,有一种属于文化人的高贵。

记录历史的人也会永载史册
  “上学的时候,老师让同学们写下自己的人生理想,全班大多数人写的是将来要从事的职业,唯独我写了4个字:青史留名。”也许别人看到时会有“好大的口气”的感觉,但柯木林从那时就知道,人生应该是由自己决定的,不能碌碌无为虚度一生。
  1995年,柯木林编著了《新华历史人物列传》。这部著作是一部系统载录新加坡华人历史人物生平的典籍,共收录了1819~1990年间的1175位新加坡杰出华人,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先前这块历史研究领域是个空白。之前有一本《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是宋旺相编的,但这本书只写到1919年,后面就没有了。近一两百年的历史还有大量痕迹可循,但如果我们这代人不去研究、记录,就会消失。”柯木林不想先贤事迹被世人遗忘,于是编著了这本书,希望历史以资料的形式得以保存。“我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就像班固继《史记》编《汉书》、范晔接着编《后汉书》一样。这些史学家最后都青史留名了。”
  同柯木林见面时,他带来了最新编著的关于新加坡历史名人的书册,十分厚重的两大本,凝聚着他的心血。研究历史是柯木林毕生的追求,他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也能给后人留下些什么,不管是他的历史文稿著作,还是对历史研究孜孜不倦的精神。
  “之前虽然从商,但和朋友们在一起,谈论最多的也都是历史。”和柯木林谈话,话题自然离不开他研究的历史。花甲之年的他声如洪钟,说起历史来滔滔不绝。“历史教会了我许多东西,我喜欢研究历史,特别是历史里的人物。”
  英雄自有别于常人,历史又时常上演着相似的戏剧,如果看得足够远,便可以找到英雄们相通的地方。柯木林觉得研究历史人物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人的际遇会塑造一个人的性格,人的性格又反过来影响人的一生”,因此成败得失皆有来源,英雄们总有一种特殊品质。而研究英雄的品质,能给他人带来很多启迪。
  在这些人物中,柯木林研究最深的是左秉隆和薛佛记。“左秉隆是中国派驻新加坡的首位专业外交官,对新加坡华族社会贡献很大。”虽然当前历史对左秉隆的记载并不多,但是柯木林对他的事迹很感兴趣。“薛佛记是新加坡‘闽帮’的开山鼻祖,也是了不起的人物。更难得的是薛佛记的后代人才辈出,他们整个家族对新呷两地(新加坡与马六甲)华族社会的影响历百年而不衰。”柯木林探究薛氏家族长盛的秘诀,发现薛佛记留下的家训给了其子孙很大的指引作用。
  “一个人的光芒能够盖过后世,也只有放在历史中才能实现。但其实不是后世永远无法超越前人,而是先贤已经成为大众心里的一个印记,是已经永驻的光芒。”柯木林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道“永驻的光芒”,“这是人活一生的意义,就算不能成为大英雄,也应该有为成为英雄而努力的心。”

唯有豁达才是最后的答案
  现在,柯木林已有了孙辈,在家和小外孙女讲中文,也是他的一大乐趣。“华人的孩子怎么可以不会说中文呢?”
  柯木林对家乡福建一直有着很深的感情。柯木林的父亲是厦门海沧人,幼时柯木林就经常听父辈讲起故乡,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风土人情给儿时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第一次回中国就去了鼓浪屿。”柯木林说。
  被问及身为新加坡籍闽侨回国后的感悟,柯木林深入浅出地说出了一番道理:“要做到土洋结合,天天向上!如果能在中国生存,天下任何地方都难不倒你……不要以为凡事都是一成不变的,要能举一反三。中国拥有漫长的历史为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也复杂多样,因此可能性很多。”
  柯木林喜欢曼德拉的一句话:“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痛苦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其实我仍在狱中。”
  对历史看得越透的人,对苦难就看得越轻,柯木林不喜欢谈论人生不如意的经历。他说,人生最难跨过的坎,无非就是经济、感情二事,对此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没有经受过什么情爱的磋磨,也几乎没有为金钱愁苦过,做了10多年总裁,现在卸任了还能继续自己喜欢的历史研究,每次遇到困境,总有贵人相助,老天挺宠我的。”
  他觉得人生要讲究一个“顺”字,“随着自己的心意来就好”,凡事需豁达,尤其在金钱上不必斤斤计较。“有钱当然好,但不能做葛朗台。”柯木林喜欢交朋友,走到哪里都会广结善缘。有学识有风度又爽朗大方的人,谁会不喜欢呢?
  对于后生晚辈,柯木林总是耐心劝说道:“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太急,要顺其自然,但并不是说轻易放弃,而是先要努力争取,实在争取不到的时候也不要太过执念。当你觉得人生进入低谷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自己可以扛得过去。”
  柯木林认为,遇到挫折以后,有3个时间点特别重要:3小时、3天、3星期。“有不少人连3个小时都撑不下去,冲动之下选择了自杀,十分可惜。很多时候,其实只要顶得住3个星期,之后就会觉得云淡风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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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柯木林往返于新加坡与中国的脚步很频繁。“这一次是2013年第5次回到中国大陆,来参加家乡厦门海沧的柯氏联谊会。”柯木林介绍道,“上一次回来是在不久前做客泉州《温陵讲坛》,主讲《陈三五娘与海洋文化》。”
  对于自己历史学者的身份,柯木林非常确信,他自认为是个“有历史癖的人”。“幼童时喜欢看历史连环画,中小学时期爱读古典小说,大学也修读历史。”他习惯了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谈论时事,以古喻今,用的也是历史”。
  经常开历史学术讲座,许多人给柯木林冠上了“教授”的名号,可他直言自己并不喜欢这个称号:“我没有在大学里专职任过教,虽然有过许多客座讲座,也出版了许多学术专著,但确实不是教授。”他对别人的恭维并不买账,正如他不在乎别人说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人”一样。
  柯木林说:“我对人生的定位就是做一个有钱的文化人,这样的人生是最幸福的。当今世上只有两个文人真正做到了,一个是金庸,还有一个是琼瑶。”

商人晓儒智,文人不穷酸
   同柯木林交谈时,要是把他当作一个历史学者来看,你会觉得他很睿智、懂变通;而如果把他当作一个商人来看,你又会觉得他很儒雅、有学识。他在学者和商人这双重身份里游刃有余,从不回避同时谈论历史与经商这两个话题。
  历史研究是他的爱好,而从商则是满足他生活品质的保障。他不否认自己对物质的追求:“仅仅做一个文化人并不是我的愿望,没有钱的文化人叫做穷酸。”
   柯木林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政府机构、私人企业任职,并没有专职从事过历史研究方面的工作。他坦言,当初是因为找不到专业相关的工作才转投其他行业,但是 并没有觉得遗憾。“在怡安工作的这么多年是财富的积累,”他说,“为什么要做有钱的文化人?因为文化研究要以资金为保障,我的历史研究经费从不靠别人,都 来源于自己。”
  因为工作原因,柯木林到过中国的很多地方,每到一处,他都会利用闲余时间探访附近的历史古迹,“所有研究费用都是自掏腰包”。尽管从商多年,柯木林从来没有放下对历史的研究,在他看来二者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反过来,历史文化也为经商的柯木林提供了精神上的给养,让他拥有了特殊的商业智慧。
  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因为喜欢历史,柯木林习惯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比如他会将古代帝王将相管理国家的方法借用于企业管理。柯木林认为,现在的科技是比以前发达了,但是人的智慧却未必,因此要常以历史为师。
  当代的文化人里柯木林最欣赏的是金庸和琼瑶。“他们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既有真才实学,又有足够让人记住的文化标签。他们将文化发展成产业,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成功的商人。”文化和商业二者并不矛盾,这是柯木林最欣赏的状态。
  古代的文化人他则喜欢晏殊、苏轼。“他们都是有家底的文化人,写文章做事也有底气。就拿苏轼来说,落了难也不卑不亢,豪气干云。”他认为这才是英雄该有的样子,有一种属于文化人的高贵。

记录历史的人也会永载史册
   “上学的时候,老师让同学们写下自己的人生理想,全班大多数人写的是将来要从事的职业,唯独我写了4个字:青史留名。”也许别人看到时会有“好大的口气”的感觉,但柯木林从那时就知道,人生应该是由自己决定的,不能碌碌无为虚度一生。
   1995年,柯木林编著了《新华历史人物列传》。这部著作是一部系统载录新加坡华人历史人物生平的典籍,共收录了1819~1990年间的1175位新 加坡杰出华人,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先前这块历史研究领域是个空白。之前有一本《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是宋旺相编的,但这本书只写到 1919年,后面就没有了。近一两百年的历史还有大量痕迹可循,但如果我们这代人不去研究、记录,就会消失。”柯木林不想先贤事迹被世人遗忘,于是编著了 这本书,希望历史以资料的形式得以保存。“我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就像班固继《史记》编《汉书》、范晔接着编《后汉书》一样。这些史学家最后都青史留 名了。”
   同柯木林见面时,他带来了最新编著的关于新加坡历史名人的书册,十分厚重的两大本,凝聚着他的心血。研究历史是柯木林毕生的追求,他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也能给后人留下些什么,不管是他的历史文稿著作,还是对历史研究孜孜不倦的精神。
  “之前虽然从商,但和朋友们在一起,谈论最多的也都是历史。”和柯木林谈话,话题自然离不开他研究的历史。花甲之年的他声如洪钟,说起历史来滔滔不绝。“历史教会了我许多东西,我喜欢研究历史,特别是历史里的人物。”
   英雄自有别于常人,历史又时常上演着相似的戏剧,如果看得足够远,便可以找到英雄们相通的地方。柯木林觉得研究历史人物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人的际 遇会塑造一个人的性格,人的性格又反过来影响人的一生”,因此成败得失皆有来源,英雄们总有一种特殊品质。而研究英雄的品质,能给他人带来很多启迪。
   在这些人物中,柯木林研究最深的是左秉隆和薛佛记。“左秉隆是中国派驻新加坡的首位专业外交官,对新加坡华族社会贡献很大。”虽然当前历史对左秉隆的记 载并不多,但是柯木林对他的事迹很感兴趣。“薛佛记是新加坡‘闽帮’的开山鼻祖,也是了不起的人物。更难得的是薛佛记的后代人才辈出,他们整个家族对新呷 两地(新加坡与马六甲)华族社会的影响历百年而不衰。”柯木林探究薛氏家族长盛的秘诀,发现薛佛记留下的家训给了其子孙很大的指引作用。
    “一个人的光芒能够盖过后世,也只有放在历史中才能实现。但其实不是后世永远无法超越前人,而是先贤已经成为大众心里的一个印记,是已经永驻的光芒。”柯 木林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道“永驻的光芒”,“这是人活一生的意义,就算不能成为大英雄,也应该有为成为英雄而努力的心。”

唯有豁达才是最后的答案
   现在,柯木林已有了孙辈,在家和小外孙女讲中文,也是他的一大乐趣。“华人的孩子怎么可以不会说中文呢?”
  柯木林对家乡福建一直有着很深的感情。柯木林的父亲是厦门海沧人,幼时柯木林就经常听父辈讲起故乡,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风土人情给儿时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第一次回中国就去了鼓浪屿。”柯木林说。
  被问及身为新加坡籍闽侨回国后的感悟,柯木林深入浅出地说出了一番道理:“要做到土洋结合,天天向上!如果能在中国生存,天下任何地方都难不倒你……不要以为凡事都是一成不变的,要能举一反三。中国拥有漫长的历史为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也复杂多样,因此可能性很多。”
  柯木林喜欢曼德拉的一句话:“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痛苦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其实我仍在狱中。”
   对历史看得越透的人,对苦难就看得越轻,柯木林不喜欢谈论人生不如意的经历。他说,人生最难跨过的坎,无非就是经济、感情二事,对此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幸 运。“没有经受过什么情爱的磋磨,也几乎没有为金钱愁苦过,做了10多年总裁,现在卸任了还能继续自己喜欢的历史研究,每次遇到困境,总有贵人相助,老天 挺宠我的。”
  他觉得人生要讲究一个“顺”字,“随着自己的心意来就好”,凡事需豁达,尤其在金钱上不必斤斤计较。“有钱当然好,但不能做葛朗台。”柯木林喜欢交朋友,走到哪里都会广结善缘。有学识有风度又爽朗大方的人,谁会不喜欢呢?
  对于后生晚辈,柯木林总是耐心劝说道:“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太急,要顺其自然,但并不是说轻易放弃,而是先要努力争取,实在争取不到的时候也不要太过执念。当你觉得人生进入低谷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自己可以扛得过去。”
  柯木林认为,遇到挫折以后,有3个时间点特别重要:3小时、3天、3星期。“有不少人连3个小时都撑不下去,冲动之下选择了自杀,十分可惜。很多时候,其实只要顶得住3个星期,之后就会觉得云淡风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