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9日星期六

闽南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以新加坡华人史研究为案例


《闽台文化研究》 - 柯木林:闽南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以新加坡华人史研究为案例






原文
           
《闽南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
--以新加坡华人史研究为案例--
                          [新加坡] 柯木林

  闽南文化是海外华人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在东南亚一带,闽南文化简直就是中华文化的代名词。新加坡由于地处“南洋之要冲”, 有 “南洋第一埠头”的美誉,是西方各国商贸船只通往中国的总汇,因此历史上新加坡也成了“闽广客民流寓之地” 1。
  闽南文化研究应该另辟视野,换个角度,从海外华人视角看问题。作为长期研究新加坡华人历史的学者,本文以新加坡华人史研究为案例,对闽南文化的研究方法、挑战与问题,提出个人见解,与诸位学者讨论。
  
一  新加坡的福建省移民

   早期东南亚的中国移民,主要来自闽粤两省。而南来新加坡的福建省移民,则多数耒自漳州、泉州、永春、南安、同安、福州、福清、兴化等地。由于漳泉人士是 福建省最早出国的移民群,最早在海外与外国人接触,因此,在新加坡, 福建人指的是讲厦门语系的漳泉人士。只有漳泉话才是福建话,只有漳泉人才称福建人,后移民至此的如福州、福清和兴化等籍贯人士,都被挤于福建人之外2 。
   职是之故,祖籍同属福建省的陈嘉庚(Tan Kah Kee 1874-1961)与胡文虎(Aw Boon Haw 1882-1954)就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方言的族群 :闽帮与客帮。胡文虎可以担任香港福建同乡会的永远名誉会长,但在新加坡,他只能是客帮领袖,而陈嘉庚則是名符其实的福建帮首领3 。
  追本溯 源, 薛佛记(Si Hoo Keh 1793-1847)是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这位祖籍福建省漳浦县东山上营 (今石榴东山村上营) 的福建人, 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峇峇”(海峡华人),生死都在马六甲。薛佛记在马六甲是经营锡矿业的, 他的矿区在宁宜河 (Linggi River) 流域一带。新加坡是他事业发展的另一根据地。在新加坡发迹后, 薛佛记开始关心旅居新加坡的漳泉侨民的问题。於是创办恒山亭, 捐建天福宫, 晚年又回到马六甲致力于青云亭的中兴大计。富者乐善好施,成为华族社会的优良传统4 。

二  恒山亭、青云亭与“峇峇”
  
  这里要对恒山亭、青云亭与“峇峇”这几个名词稍作解释。
   恒山亭位于新加坡的惹兰红山 (Jalan Bukit Merah), 这座奉祀福德正神 (俗称土地公或大伯公) 的古庙,1992年5月11日毁于大火5。但在创建时, 恒山亭的主要职责是办理旅居新加坡的漳泉乡侨的丧葬祭奠, 管理福建塚山。比较严肃的邦人集会和议事,都在这里举行。薛佛记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把塚山的管理规模化、制度化。在他任大董事 期间所制定的《恒山亭重议规约》(1836年), 开日后华族庙宇管理之先河6。开埠初期,恒山亭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简称新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7。
   隨着社会的进步,以“慎终追远”为主要目的的恒山亭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1842年底天福宫落成, 取代恒山亭的地位,成为新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 天福宫位于人口密集的直落亚逸街 (Telok Ayer Street),介於商业区和住宅区之间,是漳泉侨民聚居的地带。从1850年的《建立天福宫碑记》看, 薛佛记已退居二线 ,陈笃生任天福宫大董事, 成为新华社会的领袖人物。陈笃生(Tan Tock Seng  1798-1850), 祖籍福建省海澄县,马六甲出生,一生事业以在新加坡者为重,死后葬在新加坡。从1850年代开始至1906年代,陈笃生祖孙三代领导新加坡福建帮近60 年。1906年天福宫重修时,主其事者大董事陈武烈(Tan Boo Liat  1874-1934)乃陈笃生曾孙8。
  青云亭是英国殖民 政府统治时期的特殊历史产物。1824年《伦敦条约》(Anglo-Dutch Treaty of 17th March 1824) 签订,次年英国从荷兰人手中接管马六甲,废除甲必丹制度。马六甲华人社会(简称呷华社会)失去数世纪来传统的领袖制度,遂变通以青云亭亭主取代甲必丹的领 导地位。亭主属终身职 ,青云亭於是成为呷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9 。第一任亭主梁美吉 (祖籍福建省南安县,任期 : 1824-1839) 是薛佛记三妹薛世娘的丈夫10。薛氏家族因此执新华、呷华社会领导层之牛耳,不愧为19世纪新马两地的豪门。直至1920年代,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福建会 馆会长薛中华 (See Tiong Wah 1886-1940),就是薛佛记的后人11 。
  上述史实,说明了早年的新华社会与呷华社会一衣带水,也说明了早年新华领袖与呷华领导层有着紧密的连系,两地往往拥有共同一批侨领。
   作为结束十九世纪的号角,1900年8月1日一个不寻常的团体成立了,海峡英籍华人公会 (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 应运而生。他们提出“皇家华人” (King’s Chinese) 的口号, 掀起参政的浪潮,高举改组立法院的旗帜, 企图全面投向殖民地主子, 对中国起了离心作用。因此,我们不难看到,当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之际,一些受英文教育的“峇峇”,竟然要组织“义勇军”到中国与八国联军会合, 攻打义和团12 。吊诡的是,虽然多数峇峇以英国为效忠对象,但本身仍以作为“永春峇峇”为荣13 。
   “峇峇”即土生土长华人 (Peranakan), 亦称侨生或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他们吸取了马来文化,又保留些许中华文化。 平时在家中使用马来语及英语, 男的叫峇峇(Baba), 女的叫娘惹(Nyonya) 14。 政治上,他们效忠英国,以英国为其"祖家”,正如中国移民视中国为祖国一样。
  新加坡的“峇峇”多数是从马六甲来的华人。在这块新开辟的土地上,他们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与英人通商交往,个个风云际会,春风得意马蹄捷,对早期新加坡华族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没。这批峇峇在新加坡开创了许多的“第一”15 :
  
* 成立第一个 “慎终追远”的组织: 恒山亭
* 设立第一所华文学塾: 崇文阁
* 创办第一家华文日报:《叻报》
* 捐献第一家自来水供应设备
* 第一次以英语推广中华文化

  因此,研究早期新加坡华人史,离不开恒山亭、青云亭与“峇峇”这一族群。早年华人庙宇中的碑文、匾额乃至墓志銘、族谱,多有峇峇语言,其间夾杂不少英文、马耒语及闽南方言,颇具南洋色彩。“峇峇文化”是闽南文化在海外伸延的另一章,值得重视。

三  问题与困惑
  
   新加坡华人历史虽然不如中国历史那样波澜壮阔,把它分作几个阶段来研究,并不是不可以。不过,如果要研究象新华社会这样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以人物为切 入点,研究这些人物的历史及其接触面,可以清楚地看出早期新华社会的历史轮廓。这是一项从点到面的研究方法,值得提倡16 。
  然而,有那些课题值得研究?如何开展这些课题的研究呢?这是长期困扰学者的问题。如果从比较广泛的立场来看,则新华历史研究,可以注重以下四方面:

* 社会组织 
   在东南亚一带, 尤其是新马, “帮” 的表现最为突出,这是由于说不同方言所造成的隔阂而形成的, 也是华人社会结构中的特征。早年的新华社会往往有帮权政治的存在,如闽帮、潮帮、粤帮或漳泉集团、永春集团等。我们可以通过庙宇、会馆这些组织,从横的方 面瞭解当日华人社会的情况17。

* 社会生活 
  这是要观察在同一社会中人们的实际生活情况。从最基本的家庭制度开始,扩大到社会各阶层的民俗民情、行业文化及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是可以研究的课题。

* 社会问题 
   所谓社会问题可说是社会关系的失调 (maladjustment),其影响足以危害全体社会或一部分人的福利与生活安全。如早年华人社会中的偏见或各帮派族群间的斗争; 会党组织、 猪仔娼妓的苦难、械斗与战争的干扰等等,都是新华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应该注意的问题。

* 社会政策 
  社会问题产生了,就必须采取集体行动,予以对付或改善,这就须要一套完整良善的社会政策。因此,社会政策可说是用以治疗社会问题的良方。如英殖民地政府政策、社团注册法令等都是显著的社会政策的例子,必须重视。
  
  在研究方法上,可採用 “三重证据法”,即:

* 文献资料 
传统史学以文献为重要资料,至今犹然。文献资料除官方档案外,还有民间史料, 如报刊杂志、会议记录、公司账本、名人遗嘱、族谱等等,亦应关注。尤其是民间史料,往往可以提供令人惊喜的第一手信息。

* 田野工作 
田 野工作是史学研究重要的一环。在华人史研究领域中,从考察历史遗迹现场,如墓地、庙宇所在位置及庙里的匾额、碑铭等,可以为我们解决不少问题。天福宫内的 三个匾额: “波靖南溟” (出自光绪皇帝手笔);“泽被功敷” (天福宫大董事陈笃生所立);及“显徹幽明” (中国派驻新加坡第一位专业领事官左秉隆所奉献),从献匾人的身份,不难想见天福宫在当年是何等重要的组织18。

* 口述历史 
这是除文献资料、田野工作外的口头传播的活态文化,称为 “口述历史”或“口碑” 资料, 类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记忆遗产”。亲历讲述、后人追忆的口述历史,与文献资料、田野工作相呼应, 构成了海外华人史研究的"三重证据法"。

四  闽南文化研究的挑战

  闽南文化旣为海外华人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闽南文化研究如果缺了海外华人文化这部分就不完整。然而,研究海外华人文化的最大挑战乃係方言及语文方面的局限。这里例举说明:

* 峇峇文化
  前文述及的《恒山亭重议规约》,此规约(木牌)刻于道光丙申年 (1836年), 是研究新华历史最珍贵的实物史料。《恒山亭重议规约》木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早年恒山亭在管理上所遇到的问题。规约有不少饶有趣味的句子,如:
   (第四条)“凡清明节,七月普渡、中秋佳节一概不许闲人在亭内及亭外左右私设宝场,以乱规模,倘有不遵者,请褒黎大狗吗礁来,挪交褒黎主责罚…”
 (第五条) “恒山亭之香资 , 和尚於每月朔望日落坡捐化…”
  上述(第四条)是以闽南话夹杂巫语、英语写成的。“褒黎”即警察(police),“大狗”是闽南语警长之俗称;“吗礁”是马来语mata-mata(警察), (第五条)“落坡” 意即进城, 这种文句该是当时一般 “峇峇”(侨生)所惯用与明了的19 。

* 族谱文字
  《东山薛氏家谱》是薛佛记家族的族谱,成书于薛中华这一代。薛佛记有一位孙子薛有福(See Ewe Hock 1863-1884)为第三批留美幼童,曾参加1884年8月的中法马江海战,并于此海战中殉国,年仅23岁。今天,在福州马尾的昭忠祠内的“碧血千秋” 祠堂中,就有纪念薛有福的刻字,永垂青史! 20
 《东山薛氏家谱》(页 11)对薛有福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考讳有福…(于)光绪元年(1874年)调赴厚诺地方实学院肄业。三年七月升赴该处中书院。六年四月考进波时顿大书院学习工艺 ”。
   上文所记載的 “厚若地方”, 即美国麻省的霍利约克(Holyoke) 小镇,“波时顿大书院”,即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缩写:MIT)。薛有福到美国时才12岁,曾居住在霍利约克的小镇,后考入麻省理工学院21 。可见要解读海外华人的族谱,是颇费周章的!
  又如林义顺的《澄邑马西乡林氏族谱》。林义顺(Lim Nee Soon, 1879-1936)是新加坡潮帮的杰出人物,他的夫人祖籍福建省龙溪県,是一位娘惹。《澄邑马西乡林氏族谱》采用编年体,中西历并用,中历以大清或民国 纪元,西历月份则以口语化的拼音方式书写,其中有不少具有南洋色彩的文句22 。
  比如正月二十七日写成“然花里(January)二十七 号”, 六月用“润月”(June),十二月用“利心末”(December)。其他口语化的记载如厦门街(Amoy Street)写成“厦门实得力”,凌晨四时55分写成“早四点十一个字”,警察局用“巡捕房”,官方机构用“公班衙”等23 。
  这种方言夹杂英语的字句,就是峇峇语言。容易吸收外来词汇是峇峇语言的一大特色。上述例子,为学者们提供研究“峇峇文化”的素材。

* 侨批语言
   侨批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实物史料。原来只作为家书,报平安与汇款回家糊口的简单目的,却万万想不到在数十年后的今天, 竟然提升到中国国家档案与世界文化遗产的高度,并且越来越受史学界的重视。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把侨批誉为“侨史敦煌”,足见其份量24 。
  侨批中有不少以闽南方言写作的书信。如不谙闽南方言,难以解读。如金手指 (金戒指)、邮局保家 (掛号信)、度落月 (产后做月)、卫生员(女性补品)、臭丸 (樟脑丸)、桂林干 (龙眼干) 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 古典诗文
  19世纪80年代有不少南来文人,基于种种原因,路过或在此作短暂停留,并写下不少经典的古诗文作品,对星岛及南洋风物,有所咏赏,不失为研究新华社会的史料25 。
   黄遵宪(1848-1905)是中国近代一位颇有见地,颇有才能的外交家。他曾任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三年多。旅居新加坡期间,黃遵宪写了不少具有南洋色 彩的诗篇。榴梿是南洋水果中万果之王,黄遵宪也写入了诗中: “都缦都典尽,三日口留香”。“都缦”即是沙笼。本地有“当了沙笼吃榴梿”的谚语26 。
   星洲才子邱菽园(1874-1941),祖籍福建省海澄县(今厦门市海沧区新垵村惠佐)。在他的诗集中有“董岸修光十爪齐,强分左右別高低,须知答礼无 需左,右手方拈加厘鸡” 之句27 。“董岸”即tangan, 马耒语“手”的意思;“加厘鸡”(curry chicken)为新马地区的美食。这首诗通俗易懂,將马来语入古诗,又在诗中解说了马耒民族的习俗(马来人右手进食),一绝也!

五  结语

  海外华人文化可以丰富闽南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保持闽南文化的完整性,就不能把闽南文化的研究孤立起耒。闽南文化研究须要有海外华人史的底蕴,这是一项由外及里,由边陲看中心的研究。当然,我们所要做到的是从各方面广泛地收集史料。
  这些史料,除官方档案外, 民间史料也是十分重要。民间史料尤其是侨批,它填补了官方档案中对基层史料记录的空白。通过侨批足以窥视近代中国社会动荡的历史图景,及基层人民的生活样相, 为研究海外华人史不可多得的瑰宝。
  历史研究从来不易。闽南文化加上海外华人文化研究,更是难上加难。侭管如此,还是要坚持。谨以屈原《离骚》中的几句话,与诸位学者共勉!
  “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作者是新加坡历史学者)

稿于2014年1月6日

注:本文简略版载《闽台文化研究》(季刊),2014年第1期 (总第37期),(福建: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2014年3月),页16-18



注释: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係档案史料汇编>>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4月第1版),页 8。
2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载《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部出版 ,1972年) ,页3-29。
3  李培德,〈华商跨国网络的形成、延伸和冲突--以胡文虎与陈嘉庚竞争为个案〉,载 柯木林主编,《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 (新加坡:福建会馆,2012年11月),页 336-347。
4  柯木林, 〈薛氏家族·《叻报》·闽幇文化〉,载 柯木林主编,《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页318-327。
5  柯木林,〈火烧恒山亭的感想〉, 《联合早报》 (1992年5月17日) 。
6  柯木林,〈从碑文资料看恒山亭〉, 载《石叻史记》, (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 2007年8月),页 209-221。
7  张夏帏,〈开埠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恒山亭〉,载 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4月),页39-46 。
8  见《重修天福宫碑记》(1906年)。
9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载《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前引书, 页 6。
10  见青云亭《梁美吉碑》(1848年) ; 又参阅《东山薛氏家谱》,页 10。
11  柯木林, 〈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载 柯木林著,《石叻史记》,前引书,页65-73。
12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Reprint), pp. 320-321。
13 根据峇峇专家陈志明教授于2013年9月21日(星期六)在新加坡《三州府论坛》上的讲话。
14 钟天祥,〈南洋的另一类汉语 --峇峇话〉,新彊大学《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8月。
15  柯木林, 〈主编的话〉, 载 《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 前引书, 页 8-9。
16  柯木林, 〈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 载 柯木林、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 1986年4月),页59-64。
17  林孝胜,〈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帮权政治〉,载《石叻古迹》,前引书, 页 3-38。
18  柯木林 〈“古色古香的天福宫〉, 载《石叻古迹》, 前引书, 页47-52。
19 柯木林,〈《澄邑马西乡林氏族谱》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载《石叻史记》,前引书,,页115-127。
20  柯木林, 〈缅怀峇峇先贤薛有福〉, 《联合早报》,(2013年8月24日)。.
21  同上注。
22  同注19。
23  同上注。
24  柯木林, 〈侨批”凭什么申遗〉,《中华读书报》, (2013年5月29日) 。
25 柯木林,<“与君话冷炎州月”—古典诗文中的新加坡>,载 《华侨大学学报》 2013年第3期 (中国:泉州华侨大学, 2013年9月15日) , 页141-147。
26 柯木林,〈黄遵宪总领事笔下的新加坡〉,载 柯木林、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4月第一版),页153-169。
27  啸虹,〈谐用闽南音译马来语〉,载《星洲日报》(1932年9月4日)。




薛佛记(Si Hoo Keh 1793-1847)是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祖籍福建省漳浦县东山上营 (今石榴东山村上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