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木林(Kua Bak Lim) 博客: 闽南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

《闽台文化研究》 - 柯木林：闽南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以新加坡华人史研究为案例

原文
　　　　　　　　　　　

《闽南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
--以新加坡华人史研究为案例--

　　　　　　　　　　　　　　　　　　　　　　　　　　[新加坡] 柯木林

　　闽南文化是海外华人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在东南亚一带，闽南文化简直就是中华文化的代名词。新加坡由于地处“南洋之要冲”，有 “南洋第一埠头”的美誉，是西方各国商贸船只通往中国的总汇，因此历史上新加坡也成了“闽广客民流寓之地” 1。
　　闽南文化研究应该另辟视野，换个角度，从海外华人视角看问题。作为长期研究新加坡华人历史的学者，本文以新加坡华人史研究为案例，对闽南文化的研究方法、挑战与问题，提出个人见解，与诸位学者讨论。
　　
一新加坡的福建省移民

　　早期东南亚的中国移民，主要来自闽粤两省。而南来新加坡的福建省移民，则多数耒自漳州、泉州、永春、南安、同安、福州、福清、兴化等地。由于漳泉人士是福建省最早出国的移民群，最早在海外与外国人接触，因此，在新加坡, 福建人指的是讲厦门语系的漳泉人士。只有漳泉话才是福建话，只有漳泉人才称福建人，后移民至此的如福州、福清和兴化等籍贯人士，都被挤于福建人之外2 。
　　职是之故，祖籍同属福建省的陈嘉庚（Tan Kah Kee 1874-1961）与胡文虎（Aw Boon Haw 1882-1954）就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方言的族群：闽帮与客帮。胡文虎可以担任香港福建同乡会的永远名誉会长，但在新加坡，他只能是客帮领袖，而陈嘉庚則是名符其实的福建帮首领3 。
　　追本溯源, 薛佛记（Si Hoo Keh 1793-1847）是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这位祖籍福建省漳浦县东山上营 (今石榴东山村上营) 的福建人, 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峇峇”（海峡华人），生死都在马六甲。薛佛记在马六甲是经营锡矿业的, 他的矿区在宁宜河 (Linggi River) 流域一带。新加坡是他事业发展的另一根据地。在新加坡发迹后, 薛佛记开始关心旅居新加坡的漳泉侨民的问题。於是创办恒山亭, 捐建天福宫, 晚年又回到马六甲致力于青云亭的中兴大计。富者乐善好施,成为华族社会的优良传统4 。

二恒山亭、青云亭与“峇峇”
　　
　　这里要对恒山亭、青云亭与“峇峇”这几个名词稍作解释。
　　恒山亭位于新加坡的惹兰红山 (Jalan Bukit Merah), 这座奉祀福德正神 (俗称土地公或大伯公) 的古庙,1992年5月11日毁于大火5。但在创建时, 恒山亭的主要职责是办理旅居新加坡的漳泉乡侨的丧葬祭奠, 管理福建塚山。比较严肃的邦人集会和议事，都在这里举行。薛佛记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把塚山的管理规模化、制度化。在他任大董事期间所制定的《恒山亭重议规约》(1836年), 开日后华族庙宇管理之先河6。开埠初期，恒山亭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简称新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7。
　　隨着社会的进步,以“慎终追远”为主要目的的恒山亭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1842年底天福宫落成, 取代恒山亭的地位,成为新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天福宫位于人口密集的直落亚逸街 (Telok Ayer Street)，介於商业区和住宅区之间，是漳泉侨民聚居的地带。从1850年的《建立天福宫碑记》看, 薛佛记已退居二线，陈笃生任天福宫大董事, 成为新华社会的领袖人物。陈笃生(Tan Tock Seng 1798-1850), 祖籍福建省海澄县,马六甲出生,一生事业以在新加坡者为重,死后葬在新加坡。从1850年代开始至1906年代，陈笃生祖孙三代领导新加坡福建帮近60 年。1906年天福宫重修时，主其事者大董事陈武烈（Tan Boo Liat 1874-1934）乃陈笃生曾孙8。
　　青云亭是英国殖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特殊历史产物。1824年《伦敦条约》(Anglo-Dutch Treaty of 17th March 1824) 签订,次年英国从荷兰人手中接管马六甲，废除甲必丹制度。马六甲华人社会（简称呷华社会）失去数世纪来传统的领袖制度，遂变通以青云亭亭主取代甲必丹的领导地位。亭主属终身职 ,青云亭於是成为呷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9 。第一任亭主梁美吉 (祖籍福建省南安县,任期 : 1824-1839) 是薛佛记三妹薛世娘的丈夫10。薛氏家族因此执新华、呷华社会领导层之牛耳，不愧为19世纪新马两地的豪门。直至1920年代，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福建会馆会长薛中华 (See Tiong Wah 1886－1940)，就是薛佛记的后人11 。
　　上述史实，说明了早年的新华社会与呷华社会一衣带水，也说明了早年新华领袖与呷华领导层有着紧密的连系，两地往往拥有共同一批侨领。
　　作为结束十九世纪的号角，1900年8月1日一个不寻常的团体成立了，海峡英籍华人公会 (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 应运而生。他们提出“皇家华人” (King’s Chinese) 的口号, 掀起参政的浪潮,高举改组立法院的旗帜, 企图全面投向殖民地主子, 对中国起了离心作用。因此，我们不难看到，当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之际，一些受英文教育的“峇峇”，竟然要组织“义勇军”到中国与八国联军会合，攻打义和团12 。吊诡的是，虽然多数峇峇以英国为效忠对象，但本身仍以作为“永春峇峇”为荣13 。
“峇峇”即土生土长华人 (Peranakan), 亦称侨生或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他们吸取了马来文化,又保留些许中华文化。平时在家中使用马来语及英语, 男的叫峇峇(Baba), 女的叫娘惹(Nyonya) 14。政治上，他们效忠英国，以英国为其"祖家”，正如中国移民视中国为祖国一样。
　　新加坡的“峇峇”多数是从马六甲来的华人。在这块新开辟的土地上，他们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与英人通商交往，个个风云际会，春风得意马蹄捷，对早期新加坡华族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没。这批峇峇在新加坡开创了许多的“第一”15 ：
　　
* 成立第一个 “慎终追远”的组织: 恒山亭
* 设立第一所华文学塾: 崇文阁
* 创办第一家华文日报:《叻报》
* 捐献第一家自来水供应设备
* 第一次以英语推广中华文化

　　因此，研究早期新加坡华人史，离不开恒山亭、青云亭与“峇峇”这一族群。早年华人庙宇中的碑文、匾额乃至墓志銘、族谱，多有峇峇语言，其间夾杂不少英文、马耒语及闽南方言，颇具南洋色彩。“峇峇文化”是闽南文化在海外伸延的另一章，值得重视。

三问题与困惑
　　
　　新加坡华人历史虽然不如中国历史那样波澜壮阔，把它分作几个阶段来研究，并不是不可以。不过，如果要研究象新华社会这样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以人物为切入点，研究这些人物的历史及其接触面，可以清楚地看出早期新华社会的历史轮廓。这是一项从点到面的研究方法，值得提倡16 。
　　然而，有那些课题值得研究？如何开展这些课题的研究呢？这是长期困扰学者的问题。如果从比较广泛的立场来看，则新华历史研究，可以注重以下四方面：

* 社会组织
　　在东南亚一带, 尤其是新马， “帮” 的表现最为突出,这是由于说不同方言所造成的隔阂而形成的, 也是华人社会结构中的特征。早年的新华社会往往有帮权政治的存在，如闽帮、潮帮、粤帮或漳泉集团、永春集团等。我们可以通过庙宇、会馆这些组织，从横的方面瞭解当日华人社会的情况17。

* 社会生活
　　这是要观察在同一社会中人们的实际生活情况。从最基本的家庭制度开始，扩大到社会各阶层的民俗民情、行业文化及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是可以研究的课题。

* 社会问题
　　所谓社会问题可说是社会关系的失调 (maladjustment)，其影响足以危害全体社会或一部分人的福利与生活安全。如早年华人社会中的偏见或各帮派族群间的斗争; 会党组织、猪仔娼妓的苦难、械斗与战争的干扰等等，都是新华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应该注意的问题。

* 社会政策
　　社会问题产生了，就必须采取集体行动，予以对付或改善，这就须要一套完整良善的社会政策。因此，社会政策可说是用以治疗社会问题的良方。如英殖民地政府政策、社团注册法令等都是显著的社会政策的例子，必须重视。
　　
　　在研究方法上，可採用 “三重证据法”，即：

* 文献资料
传统史学以文献为重要资料，至今犹然。文献资料除官方档案外，还有民间史料, 如报刊杂志、会议记录、公司账本、名人遗嘱、族谱等等，亦应关注。尤其是民间史料，往往可以提供令人惊喜的第一手信息。

* 田野工作
田野工作是史学研究重要的一环。在华人史研究领域中，从考察历史遗迹现场，如墓地、庙宇所在位置及庙里的匾额、碑铭等，可以为我们解决不少问题。天福宫内的三个匾额： “波靖南溟” （出自光绪皇帝手笔）；“泽被功敷” （天福宫大董事陈笃生所立）；及“显徹幽明” （中国派驻新加坡第一位专业领事官左秉隆所奉献），从献匾人的身份，不难想见天福宫在当年是何等重要的组织18。

* 口述历史
这是除文献资料、田野工作外的口头传播的活态文化，称为 “口述历史”或“口碑” 资料, 类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记忆遗产”。亲历讲述、后人追忆的口述历史，与文献资料、田野工作相呼应, 构成了海外华人史研究的"三重证据法"。

四闽南文化研究的挑战

　　闽南文化旣为海外华人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闽南文化研究如果缺了海外华人文化这部分就不完整。然而，研究海外华人文化的最大挑战乃係方言及语文方面的局限。这里例举说明：

* 峇峇文化
　　前文述及的《恒山亭重议规约》，此规约（木牌）刻于道光丙申年 (1836年), 是研究新华历史最珍贵的实物史料。《恒山亭重议规约》木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早年恒山亭在管理上所遇到的问题。规约有不少饶有趣味的句子，如：
（第四条）“凡清明节，七月普渡、中秋佳节一概不许闲人在亭内及亭外左右私设宝场，以乱规模，倘有不遵者，请褒黎大狗吗礁来，挪交褒黎主责罚…”
　(第五条) “恒山亭之香资 , 和尚於每月朔望日落坡捐化…”
　　上述（第四条）是以闽南话夹杂巫语、英语写成的。“褒黎”即警察（police），“大狗”是闽南语警长之俗称；“吗礁”是马来语mata-mata（警察）, （第五条）“落坡” 意即进城, 这种文句该是当时一般 “峇峇”（侨生）所惯用与明了的19 。

* 族谱文字
　《东山薛氏家谱》是薛佛记家族的族谱，成书于薛中华这一代。薛佛记有一位孙子薛有福（See Ewe Hock 1863-1884）为第三批留美幼童，曾参加1884年8月的中法马江海战，并于此海战中殉国，年仅23岁。今天，在福州马尾的昭忠祠内的“碧血千秋” 祠堂中，就有纪念薛有福的刻字,永垂青史! 20
　《东山薛氏家谱》（页 11）对薛有福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考讳有福…(于)光绪元年(1874年)调赴厚诺地方实学院肄业。三年七月升赴该处中书院。六年四月考进波时顿大书院学习工艺 ”。
　　上文所记載的 “厚若地方”，即美国麻省的霍利约克(Holyoke) 小镇，“波时顿大书院”，即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缩写：MIT）。薛有福到美国时才12岁，曾居住在霍利约克的小镇，后考入麻省理工学院21 。可见要解读海外华人的族谱，是颇费周章的！
　　又如林义顺的《澄邑马西乡林氏族谱》。林义顺（Lim Nee Soon, 1879-1936）是新加坡潮帮的杰出人物，他的夫人祖籍福建省龙溪県，是一位娘惹。《澄邑马西乡林氏族谱》采用编年体，中西历并用，中历以大清或民国纪元，西历月份则以口语化的拼音方式书写，其中有不少具有南洋色彩的文句22 。
　　比如正月二十七日写成“然花里（January）二十七号”，六月用“润月”（June），十二月用“利心末”（December）。其他口语化的记载如厦门街（Amoy Street）写成“厦门实得力”，凌晨四时55分写成“早四点十一个字”，警察局用“巡捕房”，官方机构用“公班衙”等23 。
　　这种方言夹杂英语的字句，就是峇峇语言。容易吸收外来词汇是峇峇语言的一大特色。上述例子，为学者们提供研究“峇峇文化”的素材。

* 侨批语言
　　侨批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实物史料。原来只作为家书，报平安与汇款回家糊口的简单目的，却万万想不到在数十年后的今天，竟然提升到中国国家档案与世界文化遗产的高度，并且越来越受史学界的重视。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把侨批誉为“侨史敦煌”，足见其份量24 。
　　侨批中有不少以闽南方言写作的书信。如不谙闽南方言，难以解读。如金手指 (金戒指)、邮局保家 (掛号信)、度落月 (产后做月)、卫生员(女性补品)、臭丸 (樟脑丸)、桂林干 (龙眼干) 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 古典诗文
　　19世纪80年代有不少南来文人，基于种种原因，路过或在此作短暂停留，并写下不少经典的古诗文作品，对星岛及南洋风物，有所咏赏，不失为研究新华社会的史料25 。
　　黄遵宪（1848-1905）是中国近代一位颇有见地，颇有才能的外交家。他曾任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三年多。旅居新加坡期间，黃遵宪写了不少具有南洋色彩的诗篇。榴梿是南洋水果中万果之王，黄遵宪也写入了诗中: “都缦都典尽，三日口留香”。“都缦”即是沙笼。本地有“当了沙笼吃榴梿”的谚语26 。
　　星洲才子邱菽园（1874-1941），祖籍福建省海澄县(今厦门市海沧区新垵村惠佐)。在他的诗集中有“董岸修光十爪齐，强分左右別高低，须知答礼无需左，右手方拈加厘鸡” 之句27 。“董岸”即tangan, 马耒语“手”的意思；“加厘鸡”（curry chicken）为新马地区的美食。这首诗通俗易懂，將马来语入古诗，又在诗中解说了马耒民族的习俗（马来人右手进食），一绝也！

五结语

　　海外华人文化可以丰富闽南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保持闽南文化的完整性，就不能把闽南文化的研究孤立起耒。闽南文化研究须要有海外华人史的底蕴，这是一项由外及里，由边陲看中心的研究。当然，我们所要做到的是从各方面广泛地收集史料。
　　这些史料，除官方档案外, 民间史料也是十分重要。民间史料尤其是侨批,它填补了官方档案中对基层史料记录的空白。通过侨批足以窥视近代中国社会动荡的历史图景，及基层人民的生活样相, 为研究海外华人史不可多得的瑰宝。
　　历史研究从来不易。闽南文化加上海外华人文化研究，更是难上加难。侭管如此，还是要坚持。谨以屈原《离骚》中的几句话，与诸位学者共勉！
　　“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作者是新加坡历史学者）

稿于2014年1月6日

注：本文简略版载《闽台文化研究》（季刊），2014年第1期（总第37期），（福建：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2014年3月），页16-18

注释：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係档案史料汇编>>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4月第1版)，页 8。
2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载《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部出版 ,1972年) ，页3-29。
3 李培德，〈华商跨国网络的形成、延伸和冲突--以胡文虎与陈嘉庚竞争为个案〉，载柯木林主编，《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新加坡：福建会馆，2012年11月），页 336-347。
4 柯木林, 〈薛氏家族·《叻报》·闽幇文化〉,载柯木林主编，《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页318-327。
5 柯木林，〈火烧恒山亭的感想〉, 《联合早报》 (1992年5月17日) 。
6 柯木林，〈从碑文资料看恒山亭〉, 载《石叻史记》, (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 2007年8月)，页 209-221。
7 张夏帏，〈开埠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恒山亭〉，载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4月），页39-46 。
8 见《重修天福宫碑记》(1906年)。
9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载《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前引书, 页 6。
10 见青云亭《梁美吉碑》(1848年) ; 又参阅《东山薛氏家谱》,页 10。
11 柯木林, 〈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载柯木林著,《石叻史记》，前引书，页65-73。
12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Reprint), pp. 320-321。
13 根据峇峇专家陈志明教授于2013年9月21日（星期六）在新加坡《三州府论坛》上的讲话。
14 钟天祥，〈南洋的另一类汉语 --峇峇话〉，新彊大学《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8月。
15 柯木林, 〈主编的话〉，载《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 前引书, 页 8-9。
16 柯木林, 〈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 载柯木林、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 1986年4月)，页59-64。
17 林孝胜，〈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帮权政治〉，载《石叻古迹》，前引书, 页 3-38。
18 柯木林〈“古色古香的天福宫〉，载《石叻古迹》, 前引书, 页47-52。
19 柯木林,〈《澄邑马西乡林氏族谱》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载《石叻史记》，前引书,，页115-127。
20 柯木林, 〈缅怀峇峇先贤薛有福〉, 《联合早报》，(2013年8月24日)。.
21 同上注。
22 同注19。
23 同上注。
24 柯木林, 〈侨批”凭什么申遗〉，《中华读书报》, (2013年5月29日) 。
25 柯木林,<“与君话冷炎州月”—古典诗文中的新加坡>,载《华侨大学学报》 2013年第3期 (中国:泉州华侨大学, 2013年9月15日) , 页141-147。
26 柯木林，〈黄遵宪总领事笔下的新加坡〉，载柯木林、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4月第一版），页153-169。
27 啸虹，〈谐用闽南音译马来语〉，载《星洲日报》（1932年9月4日）。

薛佛记（Si Hoo Keh 1793-1847）是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祖籍福建省漳浦县东山上营 (今石榴东山村上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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