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和世纪》第24期 - 大时代的“风向标” — 新华甲午人物五个人
大时代的“风向标”
--新华甲午人物五个人--
--新华甲午人物五个人--
--柯木林--
新华甲午人物指的是1887年北洋海军成军前, 至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后的短短八年期间，新华历史上的五位名人，都曾经与北洋舰队有过某种形式上接觸。 他们个人的际遇、行事乃至政治理念与立场的转变，似乎是伴随着时代的节奏“起舞”，而不是个人意愿所能左右。新华甲午人物可说是大时代的“风向标”。本文 之作，就是想针对这段历史时期的五位人物事迹，谈谈他们的心路历程。
这五个人就是：华社领袖陈金钟 （Tan Kim Ching 1829-1892）、李清渊 （Lee Cheng Yan 1841-1911）、薛有礼（See Ewe Lay 1851-1906），他们都是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 俗称峇峇） ；报人叶季允 （Yeh Chi -Yuen 1859-1921），执当年舆论界之牛耳; 还有一位外交官，晚清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 （Tso Ping Lung 1850-1924）。
甲午前夕，北洋舰队曾经三次到访新加坡 (1887年11月, 1890年4月 及 1894年3月)，引起整个华族社会极大的震撼。海外华人对中国的“崛起”，充滿了中兴迷梦与幻想。北洋舰队访新期间, 左秉隆领事及本地峇峇殷商, 对中国都抱有很大期望。他们的奋兴程度, 从接待北洋舰队时的举止言行中，表露无遗！
左秉隆： “喜见王家神武恢”
左秉隆是第一位由北京直接派驻新加坡的专业外交官。领事期间，左秉隆是处在一种复杂的环境下。作为没落皇朝的外交官，左秉隆面对的是“日不落”大英帝国 的海外代表--华民护卫司 (Chinese Protectorate)。由于两者都是处理侨民问题，在职务上未有重复之处，爭端在所难免。左秉隆护侨之力有限，心情苦闷可想而知。我们从其诗著《勤 勉堂诗钞》中，不难看得出来。所谓 “外侮频来缘国弱”, "事无公理有强权” 正是他领新期间心情的写照。
因此，当1887年11月北洋舰队首次访问新加坡时，左秉隆兴奋极了，他看到了祖国中兴的曙光。在《勤勉堂诗钞》卷四（页 113）这首〈中国新购铁舰抵坡喜而赋此〉七言律诗中， 这样写道:
喜见王家神武恢，新从海外接船回
龙旗如面握云日，鱼艇中心伏水雷
自古成功多用众，由耒豪举总轻财
圣朝自备防边策，分付鲸鲵莫妄精
左秉隆一生的事业多在海外，外官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受重视的。更何况19世纪是大英帝国登上最高峰时期，当年中国国势衰微，所谓“弱国无外交”是也！左 秉隆以弱国领事官的身份，与强势的大英帝国的外交家较量，为祖国的尊严与千百万海外侨民的福祉呕心泣血，其工作与处境之艰辛，可见一斑。
甲午战争13年后, 1907年10月, 当左秉隆第二次回到新加坡任总领事时，时局已发生巨大变化，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作为腐败满清王朝的海外代表，领新后期的左秉隆在革命的大时代里成了反面人物！
陈金钟：有文事必有武备
19世纪上半叶，新加坡华族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天福宫。从1860年到1892年的30多年期间，陈金钟领导整个新华社会,叱咤风云。
陈金钟祖籍福建省海澄县，他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峇峇，生死都在新加坡。陈金钟能操流利的巫语、泰语, 因而使他在商业界外的其他领域中有出色的表现。1864年他受委为五位华人陪审员之一；1871年被封太平局绅 (Justice of Peace，简称J . P)。此外，亦代表日本、泰国、俄国三国担任驻新加坡领事，并被泰王赐封 “佛耶”（Phya Anukul Siam-Kitch Upanich Sit Siam Rath,意即侯爵）的荣衔。1888年, 日本也授予 “勳三等旭日章”(3rd Class Decoration of the Order of the Rising Sun), 这在新加坡历史上可说是空前的！
1887年11月, 当北洋水师四艘巡洋舰回国，途经新加坡时, 陈金钟以新加坡华人领袖的身份, 设宴款待来访的北洋舰队将领。席间，陈金钟 “循西例起而敬颂中国大皇帝万寿无疆” 。陈金钟因不懂说中文，所以用英语演讲。他的演讲后来由《叻报》以文言文翻译出来,摘录如下:
我大清 自开基以来二百余年，尊尚王道，乃日久而弱，故数十年来海疆多事。但有文事必有武备，惟今作始，必先治内而后外患不入，非一朝一夕可以为之夫!中国能自振 兴，共享太平，自是朝廷之福，而我辈亦可共乐尧天。兹遇诸君皆抱異才，际遇风云，可作公侯千城之选，将来精忠报国，共勋昇平，敬望诸君有以尽欢于今夕 也…。(见1887年11月19日《叻报》新闻〈漏 述补登〉的报导)。
陈金钟这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反映了早年峇峇的政治倾向, 与文化认同双重性格的特点。早年的峇峇因兼有东西两种文化背景，必然有其不同于同时代人之视野和远见。他们了解到: 英帝国殖民地的盛衰，会直接影响旣得的利益。因此仍致力于政治和社会活动，关心社会安宁和稳定。 另一方面, 与其他侨民一样,也渴望看到祖国的中兴，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后盾，以提高海外华人的地位。
然而，历史就是这么吊诡，陈金钟讲这番话的 24年后，他的孙子陈武烈 （Tan Boo Liat 1874-1934）竟然是孙中山的忠诚支持者。我们可以说,陈金钟基本上是“亲清”，但孙子陈武烈是“反清”的。祖孙三代截然不同的政治思想，与甲午战 败有着不可割舍的关係。
李清渊：振裕园行邸
李清渊是19世纪中叶新加坡华人社会领袖，祖籍福建省永春 县。1841年出生在马六甲的土生华人家庭。1858年来新加坡谋生，从事进出口贸易。李清渊善于交际， 与英国殖民地政府关系密切。1 8 8 9年至1 9 1 0 年担任华人参事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 委员， 历时2 1 年； 他也出任保良局( P o Leung Kuk）委员、陈笃生医院管理委员会委员，并获得太平局绅头衔。
李清渊家业丰富。1890年4月,北洋舰队访问新加坡期间,李清渊将其著名别墅，位于东陵的振裕园 （Magenta Cottage）提供给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居住。
李清渊虽为峇峇，但他亦与满清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1890年和1906年向满清政府捐官，获得同知与花翎二品顶戴衔。然而, 这批被英殖民地政府刻意培育的族群，嗣后有所质变。1900年8月17日,一个不寻常的团体成立了--“海峡英籍侨生公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他们提出“皇家华人”的口号，企图全面倒向殖民地政府。我们看到，当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这批受英文教育的峇峇，竟 然要组织义勇军到中国，协助英国鎮圧义和团。 1900年距1894年甲午战争也不过短短六年，其变化之快速，令人唏嘘!
薛有礼与叶季允
薛有礼为创办人。《叻报》是新加坡乃至全东南亚最早的华文日报，从1881年12月到1932年3月，足足维持了51年的悠长岁月。叶季允主《叻报》笔政凡40年。薛有礼与叶季允是主僱关系。
薛有礼祖籍福建省漳浦县东山上营（今福建省漳州市石榴东山村上营），其家族背景可不简单。他的祖父薛佛记 （Si Hoo Keh 1793-1847）是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父亲薛荣樾（See Eng Wat 1826-1884）经营船务生意，长期往返新加坡与厦门之间, 是一名殷商。薛有礼的弟弟薛有福 (See Ewe Hock 1862-1884) 是第三批留美幼童，曾在满清海军服务，1884年死于中法海战。薛有礼的侄子薛中华（See Teong Wah 1886-1940）于1920年代领导福建幇，为著名华社领袖，曾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新加坡福建会馆会长等职。
一位受英文教育的峇峇，又出身望族，怎么会办起华文报来？因此，许多人对薛有礼办报的动机颇多猜测，有人说他为了名，也有人说是为了利。但根据陈蒙鹤的研究，她以为薛有礼之创办《叻报》，是出于爱国精神。
薛家在薛有礼的父亲这一世代时，就与中国接触频繁。这种家庭背景，可能引起薛有礼本身对祖国的爱慕之情。急需认同祖国文化及自已寻根的迫切, 也是创办《叻报》的动力。薛有礼曾说：“ 慨夫叻地同侨，囿于旧俗，身之与国，漠不相关，惄然忧之，遂以觉世牖民，引为己责，念裨风教者莫良于报，于是毅然奋发，独任其难”。
由此可见，薛有礼是以“觉世牖民”为己任而创办《叻报》。 更难得的是: 当1890年《叻报》面临危机时，他还是毅然地继续维持下去。如果没有一种对“文化使命感”的冲动, 是很难做到的!
作为影响大众舆论的媒体工作者,叶季允以儒者、社会导师的身份自居,这可从多篇《叻报》社评中看出。和早期文人一样, 叶季允对于中国国难有着深切的悲痛。他始终关注中国时局，对满清政府的态度,在甲午战争前后有明显的改变。甲午战争前夕，北洋舰队访问新加坡期间，《叻 报》发表社评，追踪报导，凸显了海外华人对祖国中兴崛起的期待。慈禧太后60大寿时,《叻报》遥祝慈禧太后万寿无疆。
甲午海战败后16年，1911年后武昌起义成功,《叻报》的版面发生了变化。《叻报》纪年方式由原来的“大清宣统三年”改为“岁在辛亥年”,之后再改为黄帝纪年、阳历纪年和中华民国纪年。这种转变，代表了《叻报》及海外华人对民国新政府的期望。
结语
左秉隆从 “护侨使臣” 到 “反面人物”；陈金钟、李清渊及薛有礼这批峇峇殷商之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从关注中国时局，到其后继峇峇社会之全面倾向殖民地政府；叶季允对满淸政府立场 的改变，在在说明了个人在大历史格局中的渺小。这一切诱因，当然是源自甲午战争的失败。
海外华人的心路历程，可以从这五个新华甲午人物的行事 窥其蛛絲马跡。从1894年到1911年的17年期间，从 “亲清” 到 “反淸”，从 “维新”到 “革命”，有其长期合理性。如果说，甲午战败宣告第一次中国近代化的彻底破产，对中国是耻辱的话；那么，甲午战败对海外华人社会而言，却是集体政治意识的 觉醒与反思。这支寄托了中华大地亿万人民期望，与千百万海外侨民骄傲的北洋舰队，而且经过国家多年的辛勤经营，何以如此不堪一击？
甲午战败亦使康有为的维新运动, 一下子没有了市场。海外华人成了“革命之母”。一度作为孙中山在新加坡及海外革命基地的晚晴园，在中国大历史变革中之佔有一席之位，乃拜甲午战败之赐！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Remark ： 4-8-2014 @ 18:40/ 7-8-2014 @ 16:19 / 8-8-2014 @ 00：27
原载《怡和世纪》(新加坡：怡和轩会刊, 第24期)，2014年9月，页8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