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我的侨批缘 (2016-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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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望
柯木林／文图新加坡宗乡总会学术主任
作者毕业于南洋大学历史系，其荣誉学位毕业论文《新 加坡侨汇与民信业初探 （1945-49）》，是中国大陆以外第一篇有系统研究侨批的论文，至今为研究侨批必要参考的经典之作。在作者眼中，侨批可被喻为“千面女郎”，因为侨批 档案具有多面性，取决于研究者要从哪一方面作切入点。
1971年，我的大学荣誉学位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初探 （1945-49）》，指导老师是曾任南洋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崔贵强，校外考委则是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学者郑德坤教授。当年之所以选择侨批研究，乃因发现在新 加坡的市街上常有民信局、银信局或汇兑庄的招牌。
亲访战前民信业巨头
为什么像新加坡这样一个商业繁盛，银行业 务发达的国家，汇兑信局还能够存在呢？这个问题引起我的兴趣，于是开始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发觉到汇兑民信业在1940年代是新加坡各 行业中最突出者；尤其在战后初期百废待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只有民信业一枝独秀。可是有关民信业的历史，当时还是一片空白，于是下定决心，写作这篇论 文。
开始写作时一片茫然，不知从何着手。突然我想到了陈育崧，他是国际知名的华人史专家。在很冒昧的情况下，打电话给他，但他却以十分诚恳与 热心的口吻，约我面谈。就在他东海岸的住宅里，在他那闻名国内外的书房——“椰荫馆”与他会面。交谈后他立即借我一份文件夹，里面尽是些战前剪报及有关的 文献资料。他又取出名片，介绍我去访问林树彦、周镇豪、黄正本三位战前民信业领袖。
在陈育崧的帮助下，顺利地完成了论文。这件事使我毕生难忘，而当年我访问过的前辈们，如今都已作古了。人事沧桑，如斯而已。
父母留下的侨批单据
我的父亲是厦门海沧的移民，曾与侨批侨汇发生过关系；而我的大学荣誉学位毕业论文，研究的也是侨批课题。这篇论文目前收录在我的著作《石叻史记》一书中，其间155页，有当年我父亲寄往故乡海沧侨批的插图。因此，个人和家庭早与侨批有历史的缘分，天意也！
先父柯文法1930年代由家乡福建省海澄县东屿村南渡，先至砂拉越的古晋，1930年代移居新加坡，经营杂货店生意，后在吻基（Boat Quay）一带从事饲料贸易。1960年生意失败后，经南洋柯氏公会宗亲的介绍到小坡一家五金行当会计，直至1973年逝世。
母亲林荫治为我舅公的养女。先父的发妻（即我的大妈）在日军轰炸鼓浪屿时被杀害。大妈辞世后，父亲在新加坡续娶。我母亲生五男四女。由于在之前我的三个哥哥及一个姐姐在日本统治新加坡期间因缺粮夭折，因此，我在家中的排行仅次于另一个姐姐，而居长子的地位。
先父南来后，他的妹妹，即我的姑母依然留在家乡。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条件不好，时常收到家乡来信。信中除报告平安外，也时常要求我们汇款，或寄送一些旧衣服。晚间也时常看到父亲附案写家书，有时我也跟他去汇款。
侨批蕴藏着无数民间历史
然而，当时还不懂事，只是略知在家乡有亲人需要照顾，所收到的家信或回批也不在意，看了就扔。现在这些侨批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是始料不及的。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们也没有汇款或者寄旧衣服回去。姑妈的生活条件改善了，他们都富裕了起来。
从个人家庭的故事，可看到侨批的式微是必然的，也看到了中国经济从落后到腾飞的过程。侨批蕴藏着无数的民间历史，不仅仅是“两地书”，更是“抵万金”的家书，很有史料价值！
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2013年6月19日，在韩国光州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IAC）第11次会议上，由福建、广东两省联合推荐、中国国家档案局申报的“侨批档案”顺利通过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侨批是什么，竟能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批”是闽南方言，即“信”的意思，原只作为家书报平安与汇款回家糊口的简单目的。侨批可说是海外华人与故乡亲人之间的家书和汇款凭证，是民间原生态“草根”的档案文献，在过去一段很长时间内并未受到重视，也不被官方典籍文献所记录。
从时间上看，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70年代的150年期间，横跨三个时代：晚清、中华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有数十万封由海外侨民通过“水客”“批局”“民信局”“银信局”或“汇兑庄”寄回国内的家书及汇款的“银信”，被统称为“侨批”。
侨批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涵盖面很广。从现存资料看，侨批内容繁杂多样，但基本都记录了一个时代低层人民的生活样貌与社会图景，这是最真实、最朴素、最珍贵的原始资料。这是侨批的史学价值。
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把侨批誉为“侨史敦煌”。把侨批和中国历史上的“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相提并论，足见其分量。
原文：
《我的侨批缘》
[新加坡] 柯木林
[新加坡] 柯木林
• 个人简介
柯木林 (Kua Bak Lim ), 新加坡著名历史学者，新加坡土生土长。1971年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第十二届），获一等荣誉文学士学位，1990年往澳洲Monash Mt Eliza Business School 进修企业管理课程。历任新加坡关税局，建屋发展局，怡安产业公司，怡禾控股有限公司高层管理，在中国从事房地产咨询与项目管理业务15年。旅华期间，主编 并出版《物业管理运作指南》，为同行业者提供规范化的管理模式；同时受邀在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讲课。
2015年1月获新加坡政府文化、社区 与青年部，国家艺术理事会、国家文物局联合颁发的“SG 50”奖牌，以肯定其对新加坡文化艺术遗产所作的贡献。2015年11月主编的《新加坡华人通史》 一书，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作为新加坡共和国建国50周年的献礼。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为此书举行推介仪式时，称这是“献给华社珍贵的礼物”。
业余从事学术活动，对中国历史文化甚有造诣，尤擅长新加坡华族历史人物的研究，文章多发表在学术期刊、会馆刊物、报章及杂志。著述甚丰，为学界熟知的 有：《新加坡华族史论集》(1972年)、《石叻古迹》（1975年）、《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合著 1986年）、《新华历史人物列传》（1995年）、《石叻史记》(2007年) 及《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2012年）等。其中《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一书曾获新加坡社会发展部颁发的1988年度书籍奖中之“学术著作奖”。
社团活动方面，1986年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时，被委为学术主任，领导学术组有计划、有系统地收集和整理华人史料，普及与开展华人历史研究的工 作，负责挕录制作首部新加坡华人历史记录片《抚今追昔》(1987年);主编并出版《总会三年》(1989年)，为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保存了其首创三 年的历史记录。
除现任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外，亦任新加坡华裔馆董事、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智囊团成员、南洋柯氏公会名誉董事、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泉州市华侨历史博物馆海外顾问等。
此外，不时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福建省图书馆、厦门大学人文国际讲坛、泉州市华侨历史博物馆、泉州市图书馆 等发表公开学术演讲；同时也是报章媒体、广播电台、电视访谈的对象。因兼有学术与商场实战的双重経验, 其演讲可从阐新的视角看问题，很受欢迎 。
• 研究侨批的经历
1971年，我的大学荣誉学位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初探》，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学者郑德坤教授是这篇论文的校外考委。郑教授对此论文给予 极高评价，我因此获颂一等荣誉文学士学位。这是海外第一篇有系统研究侨批的论文，至今仍为学者们研究侨批必要参考的经典之作。
当年之所以选择 侨批研究，乃因发现在新加坡的市街上常有民信局、银信局或汇兑庄的招牌。为什么像新加坡这样一个商业繁盛，银行业务发达的国家，汇兑信局还能够存在呢？这 个问题引起我的兴趣，于是开始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发觉到汇兑民信业在1940年代是新加坡各行业中最突出者；尤 其是在战后初期百废待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只有民信业一枝独秀。可是，有关民信业的历史，当时还是一片空白，于是下定决心，写作这篇论文。
开始写作时一片茫然，不知从何着手。然而失望中出现了曙光，我想到了陈育崧，他是国际知名的华人史专家。在很冒昧的情况下，打电话给他。但他却以十分诚 恳与热心的口吻，约我面谈。就在他东海岸的住宅里，在他那闻名 国内外的书房 —“椰荫馆”与他会面。交谈后他立即借我一份文件夹，里面尽是些战前剪报及有关的文献资料。他又取出名片，介绍我去访问林树彦、周镇豪、黄正本三位战前民 信业领袖。在陈育崧的帮助下，顺利地完成了论文。这件事使我毕生难忘。而当年我曾经访谈过的前辈们，如今都已作古了！人事沧桑，如斯 而已。
《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初探》一文探讨了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由盛而衰的因素。文章先就侨汇与民信业的起源及其历史发展作概括性的介绍，同时阐述战前新马侨汇 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所扮演的角色；接着从战后民信业的复兴及其黄金时代的来临看当年民信界的盛况，并检讨造成民信业极盛的因素。最后，从华族人口及其经济资 力、中国国内经济与政治变动情况，和殖民地政府对民信业的政策等方面，分析侨汇衰微的原因。文章以1945至1949年为断限，是因为这段时期是民信业的 黄金时代，同时也是它由盛而衰的过渡时期。通过这一特殊的时代来探讨新加坡民信业的情况，应该较有意义。
当年荣誉班同学的论文，多侧重于政治史的研究。我的这篇侨批论文涉及经济史，颇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作为历史系的学生，为了更有効地写作涉及经济理论的论文，我还自费参加由新加坡大学校外进修系主办的经济学课程，于课馀之暇，在晚间修读经济学科。
侨批横跨三个时代，即：晚清、中华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时间上看，它盛行于19世纪中期，直至20世纪70年代，历时150余年。这是一个特殊时 代的特殊产物。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把侨批誉为“侨史敦煌”，足见其份量。2010年3月侨批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2年5月又被选入《世界 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2013年4月19日至20日, 由中国国家档案馆主办, 福建省档案馆与广东省档案馆协办的〈中国侨批·世界记忆工程国际研讨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我受邀并发表专题论文《一个新加坡学者眼中的侨批》, 籍以支援 “中国侨批” 的申遗工程。
2013年6月19日，在韩国光州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IAC）第11次会议上，由福建、广东两省联合推荐、中国国家档案局申报的〈侨批档案〉顺利通过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 个人和家庭跟侨批相关的故事
我的父亲是厦门海沧的移民，虽然我本人在新加坡土生土长，但同样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在我父亲的那个时代，就曾与侨批侨汇发生过关系；而我的大学荣誉 学位毕业论文，研究的也是侨批课题，这篇论文目前收录在我的著作《石叻史记》一书中，其间155页，有当年我父亲寄往故乡海沧侨批的插图。因此，个人和家 庭早与侨批有历史的缘分，天意也！
先父柯文法1920年代由家乡福建省海澄县东屿村南渡，先至砂𦛨越的古晋，1930年代移居新加坡，经营杂货店生意，后在吻基一带从事饲料贸易。1960年生意失败后，经南洋柯氏公会宗亲的介绍到小坡一家五金行当会计，直至1973年逝世。
母亲林荫治为我舅公的养女。先父的发妻（即我的大妈）在日军轰炸鼓浪屿时被杀害。大妈辞世后，父亲在新加坡续娶。我母亲生五男四女。由于在之前我的三个哥哥及一个姐姐在日本统治新加坡期间因缺粮夭折，因此，我在家中的排行仅次于另一个姐姐，而居长子的地位。
先父南耒后，他的妹妹，即我的姑母依然留在家乡。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条件不好，时常收到家乡来信。信中除报告平安外，也时常要求我们汇款，或寄送一些旧衣服。晚间也时常看到父亲附案写家书，有时我也跟他去汇款。
然而，当时还不懂事，只是略知在家乡有亲人需要照顾，所收到的家信或回批也不在意，看了就扔。现在这些侨批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是始料不及的。
父亲在1973年去世之后，我们跟家乡的来往也就开始疏远。1994年我在华工作，偶而也回家乡看看，每一次都看到家乡环境在不断的变化。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我们也没有汇款或者寄旧衣服回去。姑妈的生活条件改善了，他们都富裕了起来。从我们小家庭的故事，可以了解 侨批的 式微是必然的，也看到了中国经济从落后到腾飞的过程。侨批蕴藏着无数的民间历史，不仅仅是两地书，更是“抵万金”的家书，很有史料价值！
Remark: 03-05-2016 @ 14:05
澎湃私家历史 - 滨下武志谈华侨、侨汇与亚洲经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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