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学报》第七十卷 - 柯木林: “敢將先贤较前贤”--从薛佛记到陈嘉庚
“敢將先贤较前贤”
--从薛佛记到陈嘉庚
--从薛佛记到陈嘉庚
柯木林
一 引言 ：新华史上的两朶奇葩
本文旨在评述薛佛记与陈嘉庚二人的功绩，并旁及新加坡历史上福建帮领导层的某些方面。薛佛记在开埠初期照顾闽帮族人，其家族在往后一个世纪间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值得大书特书。兹后陈嘉庚在前贤的基础上所发挥的功能，己远远超出一个华族领袖所扮演的角色，而提升到国家与民族存亡的高度。
二 从恆山亭到天福宫
1992 年5月11日晚7时许，一场大火烧毁了新加坡的百年古庙恆山亭。这座奉祀福德正神 (俗称大伯公，类似中国的土地公) 的古庙,自1828年建成至其毁于大火，已在惹兰红山 (Jalan Bukit Merah) 佇立了164年1。谈到恆山亭，不得不提及其创办人薛佛记。薛佛记不仅是当年恆山亭的大董事，更是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2。
薛佛记的祖籍在今天的福建省漳浦县石榴镇东山村上营社 , 东山清代属漳浦县,所以他题署时喜欢用 “漳郡浦邑”，以示不忘本源。根据《东山薛氏家谱》所载，薛佛记生于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九月廿四日（1793年10月28日），卒于道光廿七年丁未八月十八日（1847年9月26日），生死都在马六甲，可说是个地地道道的峇峇3。如果以其远祖薛一平为第一代，传至薛佛记已是第17代了。不过薛家从第15代薛明绰开始，就已定居马六甲4。
薛佛记在马六甲是经营锡矿业的, 他的矿区在宁宜河 (Linggi River) 流域一带5。新加坡是他事业发展的另一根据地。取之社会, 用诸社会。在新加坡发迹后6，薛佛记开始关心旅新漳泉侨民的问题。於是创办恆山亭, 捐建天福宫, 富者乐善好施,成为华族社会的优良传统。
薛佛记很有中国文人的气质，他字文舟, 恆山亭创建之初, 赠匾“福弥春秋”, 其中 “秋”字 用的却是古体的“秌” 7，。在新加坡奋斗十数年后, 1843年回到马六甲，致力于青云亭的中兴大计，之后在马六甲辞世,终年54岁8。
恆山亭所在位置的惹兰红山，当年这里是一片冢山。《恆山亭碑》文说得很清楚：“恒山之左，叠叠佳城，垒垒丘墟……每值禁烟令节，一滴之到夫谁…是以会同人…建亭于恒山之麓，以备逐年祭祀” 9，可见恆山亭之建是在冢山开辟以后。换言之，是先有冢山而后有恆山亭。因此，恆山亭创办的宗旨，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慎终追远”。更具体地说，就是办理旅居新加坡的漳泉人士的身后事问题。比较严肃的邦人聚会，也在这里举行10。
1828年恆山亭兴建，薛佛记捐款764.2元，占总建筑费的14.3%，任大董事11。早年恆山亭的组织简陋：无会员登记、无会议记录，无组织章程，不过，却树立了选举领导人的原则与领导人的责任感与传统12。恆山亭有一个10人领导层 （5位董事, 5位总理），被视为当年新华社会具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 南洋史学界泰斗陈育崧指出 “领导人物是用他所拥有的财富来鉴定的。 一个领袖，不但要有钱而且要会出钱。本群的一切公益善举，总以他为缘首” 13。
薛佛记任恆山亭大董事凡12年。他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把冢山的管理组织规模化、制度化。规模化是指扩建恒山亭；制度化即是成立管理委员会，制定管理条规，开日后华族庙宇管理之先河14。
恆山亭是开埠初期福建帮的最高领导机构,代表了漳泉集团在新加坡的实力,而薛佛记又是此机构的大董事,因此奠定了他在福建帮的领导地位,成了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从年龄上看, 此时薛佛记35岁, 适值风华正茂之年。12年后，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福建帮的领导机构由恆山亭转移至天福宫，薛佛记也退居二线15。
1879年，薛佛记已辞世多年，其四子薛茂元 (See Moh Guan ? - 1879) 依然负起重修恆山亭的重任。薛佛记的孙子薛有礼(See Ewe Lay 1851-1906) 是新加坡第一家华文日报《叻报》的创办人。《叻报》自1881年12月发刊至1932年3月停刊，足足维持半个世纪以上的悠长岁月。20世纪初期, 历任新加坡市政局主席（1919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及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等职的薛中华 (See Teong Wah 1886-1940)，乃薛佛记的曾孙。一百年来，薛氏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不容忽视16。
1840年，天福宫取代恆山亭成为福建帮的最高领导机构。天福宫位于人口密集的直落亚逸街 (Telok Ayer Street ) 17，介於商业区和住宅区之间，是漳泉侨民聚居的地带。从 “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年）看, 薛佛记捐金2400元，仅次于陈笃生 (Tan Tock Seng 1798-1850) 的3074.76元18。陈笃生任天福宫大董事, 成为新华社会的领袖人物。这里可以看出福建帮领导权的和平转让，没有出现相互倾轨与内讧现象,为他帮树立良好的榜样。福建帮之所以能取得超帮领袖的地位，不是历史的偶然。
天福宫成立于1840年应该可信。该年4月从中国迎来妈祖神像，新加坡还举行了一个盛况空前的迎神庙会，以示庆祝。宋旺相的英文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对此迎神盛会有精彩的描述19。许云樵教授也肯定此乃天福宫成立的日子20。这座妈祖神像，今天依然供奉于天福宫的正殿里。
天福宫领导层的组织， 大体沿用恆山亭旧制。恆山亭有10人领导层，此时天福宫的领导层，已增至12人, 包括1名大董事，2名副大董事，9名大总理21。除大董事陈笃生外，其他领导人尚有薛佛记、龚光传、梁讚源(梁瓚元) 、杨金水、苏源泉、谢宝荣等。其中梁讚源(梁瓚元) 、杨金水、苏源泉、谢宝荣亦为庆德会 (Keng Teck Whay)的创始人22。庆德会创办于1831年，其性质有如互济会，会员泰半是仲介商人，他们购买欧洲舶来品转卖东南亚各地商人23。庆德会“可能是早期由马六甲耒新加坡的峇峇所组织的"峇峇公会”，藉以联络峇峇之间的情谊 ”24。
当1850年 “建立天福宫碑记” 落成之际， 陈笃生亦于是年（1850年）辞世,而薛佛记则早陈笃生三年（1847年）在马六甲作古了。此时天福宫的领导层出现真空现象。因为后起之秀的陈金钟（Tan Kim Ching 1829-1892）尚年少 （时年21岁），他要在10年后才登上历史舞台。从1850年至1860年这10年间，谁主政天福宫？新加坡福建帮的领导人又是谁呢？至今尚有争议。然而，陈育崧独具慧眼，他敏感地意识到，此人就是陈金声（Tan Kim Seng 1806-1864）25。
陈金声字巨川, 祖籍福建省永春县桃城镇丰山村, 他与薛佛记有姻亲关系26。 一百年前“丰兴号”（陈金声的店号）三字，妇孺皆知。陈金声的祖父于18世纪到马六甲经商，父亲在马六甲出世，本人也诞生于马六甲。陈金声幼年就读私塾学堂，同时进教会学校学习英文和荷文。他一生醉心教育,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创始者, 曾捐建崇文阁（1849 年）与萃英书院（1854 年）27。陈金声亦热心公益，1857年11月18日捐款13，000元促政府兴建自来水库，为市民解决水供问题28。陈金声晚年退隐马六甲，为陈金钟取得天福宫大董事铺路。
从1860年开始， 陈金钟与邱正忠（Khoo Cheng Tiong 1820-1896）、蔡绵溪(1836-1903)三人领导天福宫凡三十余年直至1890年代29。
陈金钟系天福宫首任大董事陈笃生的长子。他幼年受英文教育，亦受传统文化的熏陶。陈金钟在新加坡十分活跃,可说是19世纪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1852年捐3,000元修葺陈笃生医院, 扩建其两翼病室及改进院务, 此举造福人群, 值得一书。陈金钟能操流利的巫语、泰语, 因而使他在商业界外的其他领域中, 有出色的表现。和平时期，他积极参与立法议会、市政委员会的事务，协助殖民政府对本岛的治理及策划, 维持地方法律与秩序 ; 又时常举行盛大的宴会, 广邀各族领袖、政府官员，聚集一堂，互相交换意见, 以促进社会的和谐。 骚乱期间他成了和事佬, 调解华族间的纠纷。1864年陈金钟受委为五位华人陪审员之一；1871年被封为太平局绅 (Justice of Peace)。此外，陈金钟亦代表日本、泰国、俄国三国担任驻新加坡领事，并被泰皇封为“佛耶”（Phya Anukul Siam-Kitch Upanich Sit Siam Rath,意即侯爵）的荣衔。1888年,日本也授予 “勋三等旭日章”(3rd Class Decoration of the Order of the Rising Sun),这在新加坡历史上可说是空前的30！
早年的天福宫似乎已建立了一套良好的选举系统，三年一选，具有相当的民主意识与观念。继陈金钟、邱正忠与蔡绵溪三人领导层后，1897年初的选举，陈武烈（Tan Boo Liat 1874-1934）成功当选天福宫大董事31。陈武烈乃陈金钟长孙，陈笃生的曾孙。陈武烈任天福宫大董事凡18年，并于1906年重修天福宫32。陈笃生、陈金钟、陈武烈祖孙三人领导天福宫前后60年，历四世而不衰，传为佳话。
三 福建会馆的成立
天福宫的侧殿, 至今尚保留有一块匾额，上书 “会馆”二字，此匾额是1840年天福宫创建时留下来的珍贵文物，可见当年的福建会馆是附属于天福宫，会馆办事处也设在天福宫内的“画一轩”。
福建会馆到底成立于何时？长期以来，史学界根据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的记载，认为陈金钟在1860年任福建会馆大董事时，就是福建会馆成立之年。战后曾任新加坡华民政务司署要职的郑惠明 (Homer Cheng Hui Ming)，他利用该署档案， 指明1860年为福建会馆成立年代。因此，1860年为福建会馆成立之年，似乎已无异议33。
然而，2010年新加坡福建会馆出版《南海明珠天福宫》一书，民间学者吕世聪根据《建立天福宫碑记》中的一段文字，认为天福宫于道光廿年（1840年）成立时，福建会馆也同时成立34。南澳佛林德斯大学 （The Flinders University）历史系杨进发博士肯定此说。天福宫与福建会馆这两个组织共同存在了75年，直至1916年5月22日，天福宫与福建会馆合并，成为天福宫-福建会馆（Thean Hock Keong- Hokkien Huay Kuan ）35。
既然这两个组织共存多年， 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杨进发认为: “ 这个问题至今还未能完全解答，比较合理的看法是两组织分工合作。天福宫领导层负责管理该宫产业与处理传统的迎神，普渡等宗教活动；而福建会馆的领导人主要办理恒山亭与麟山亭的产业，並处理丧葬祭尊的活动。此外， 福建会馆还维持萃英书院等教育事业。 换言之， 一个是有宗教色彩的组织，另外一个是社会活动的团体，两者虽然有共同的领导层，但有不同的职员。这种的解释还须要更多的史料来证实” 36。
1889年《社团注册法令》（The Societies Ordinance of 1889 ）生效。该法令把社团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没有政治色彩的社团，免注册；第二类或有政治性质的社团，则为注册社团。注册社团每年必须向社团注册官提呈职员更动，会员记录与会议记录等等。
1890年，天福宫成为《社团注册法令》下免注册的组织。1915年福建会馆成立，次年也被豁免注册。从1916 年开始， 福建会馆的名字正式被启用。此前，闽帮人士及《叻报》都以天福宫为福建帮最高机构37。
福建会馆成立后，由律师制订会馆章程。原本设在天福宫内的会馆办事处已不敷应用，于是乃另建一屋38，将崇文阁之右廊改造，建筑费则取自天福宫39。虽说1890年以前福建会馆地址是设在天福宫内，但在1890 年注册时， 其地址却在中街(Market Street)29号，主席为邱新再（？-1905）而非陈金钟。说明了此时的福建会馆已具独立性，不在天福宫的控制之下。因此，1916 年可视为天福宫与福建会馆的分水岭40。
从1915年至1929年，薛中华连续担任福建会馆总协理15年。在此期间，福建会馆组织并不严密。虽有新章程，但无法实行。主要原因是领导层缺乏推行改革的决心，故有会馆虚名而无会员的记录。每届选举，座办都得特别用心，免得问题多多。换言之，此时福建会馆的制度已不合时宜，赶不上改良与民主的步伐。就是因为这种散漫，终于导致了日后陈嘉庚改组福建会馆的决心41。
四 陈嘉庚的风云岁月
薛佛记辞世27年后, 1874年10月21日，在距离薛氏故里100多公里，车行约2個半小时的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今属厦门市集美镇）的一个小渔村，陈嘉庚出世。有关陈嘉庚的资料很多，这里撇开他早年的奋斗史不谈，只侧重他对新加坡的贡献。
陈嘉庚以经营树胶业发迹。从1911年开始，他已经是百万富翁。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因经营船务运输而致富。此后，他与弟弟陈敬贤（Tan Keng Hean 1888-1936）两人合作发展树胶制造业、树胶贸易、树胶种植与胶园投资等42。1925年陈嘉庚的事业如日中天，其公司利润高达八百万叻币，雇用工人三万二千人，公司分布马来半岛40处；荷属东印度群岛、婆罗洲、缅甸、泰国28处；香港两处、中国大陆21处，俨然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43。
陈嘉庚的领导才能崭露头角，源自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 （Shantung Relief Fund Committee 简称山东筹赈会SRFC）。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44，陈嘉庚担任山东筹赈会主席, 声讨日本。山东筹赈会历时九个月（1928.5.17-1929.1.31）共筹得＄1，340，000叻币。其中抵制日货，即对日本经济的制裁，赢得华族社会极大的反响45。
山东筹赈会突显了陈嘉庚的领导才能。后来的历史证明，山东筹赈会可说是“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Nanyang Federation of China Relief Fund简称“南侨总会” NFCRF）的预演。有了山东筹赈会的经验，日后处理更加复杂的南侨总会，当然更得心应手。
在处理完山东筹赈会的事务后，陈嘉庚乃聚焦福建会馆。1929年，陈嘉庚以移民身份出任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 象征马六甲侨生集团领导会馆时代的结束46。这一年，上距薛佛记创建恆山亭（1828年）整整一百年，历史的巧合，令人惊叹！
从1929年 至1949年的20年间，是陈嘉庚的风云岁月年代。尤其在新加坡，鼎盛时期的陈嘉庚，其各企业共盈利约＄8,000,000，每日雇用员工多达15，000人47。在此期间, 陈嘉庚不论在财力、影响力、活动力都是可圈可点的。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改组福建会馆；二是倾资兴学；三是领导抗日。分述如下：
（一）改组福建会馆
福建会馆（Hokkien Huay Kuan）这名称是在1929年才被独立应用。此前为天福宫（1840-1916）；1916年至1929年期间，称天福宫-福建会馆48。
陈嘉庚提倡改组福建会馆，源自他的革新精神。陈嘉庚于1909年在新加坡晚晴园会见孙中山，并于次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出任新加坡福建保安捐委员会（Hokkien Protection Fund ）主席，曾捐献孙中山及福建政府20万元49，可见他向来就有革命理念。此次提倡改组福建会馆，其导火线倒不是争权夺利，而是为了解决闽帮教育的经费与董事问题50。陈嘉庚对福建会馆的改革，代表了新兴势力挑战老牌的薛氏家族。盖此时福建会馆的主席薛中华为薛佛记的后人。陈嘉庚与薛中华两人交恶，由此开始51。
陈嘉庚改革福建会馆历时16个月，最后的结果是 : 1929年3月16日，新加坡福建会馆改组成功。改组后的福建会馆，改总理制为委员制，领导层由35名执行委员与五名监察委员组成。新改组的福建会馆执行委员会35名委员中，五名为常务委员，陈嘉庚任常务委员会主席。执行委员会下设总务、教育、经济、建设和慈善五科。自此福建会馆面貌一新， 陈嘉庚任福建会馆主席凡20年至1949年为止。此外，他还曾两度出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协理。1923年出任怡和轩俱乐部总理52。
无独有偶，几乎与陈嘉庚挑战薛中华的同时，新加坡潮洲帮的另一名新贵林义顺 ( Lim Nee Soon 1879-1936) ，也挑战潮帮传统家族佘有进后人所领导的义安公司 （Ngee Ann Kong Si）。所不同的是，林义顺以另组一新团体潮州八邑会馆（Teochew Poh It Huay Kuan 1928年）告终53。陈嘉庚并没有另起炉灶，他凭其个人的财力与智慧、管理与组织能力，击败薛中华而赢得了福建帮的领导权，荣任福建会馆主席，是年陈嘉庚55岁。
（二）倾资兴学
陈嘉庚一生为了办学，究竟投入了多少钱54？这很难算得清楚。根据陈嘉庚本身估计，“其一生为牺牲教育费共达星币800馀万元” 55。他的摰友洪丝丝 （1907-1989）认为，陈嘉庚一生所花在教育上的钱，如果当时用来买黄金，估计相当于现在的一亿美元左右56。杨进发认为，陈嘉庚投资新马与闽南的教育费，估计共＄20,000,000叻币，因而赢得“倾资兴学”的美名。至于陈嘉庚的教育机构所培养的学生，厦门大学林金枝教授曾于1995年做过统计,约有200,000人之多。其中集美学校约 100,000人，厦门大学毕业约50,000人。新加坡华侨中学约20,000余人。这批毕业生，为中国与新马社会作出贡献57。
从1906年开始，陈嘉庚直接参与或创办的学校有：道南学校（1906年），爱同学校（1912年），崇福女校 （1915年）等。1918年，他出资创办南洋华侨中学，在负担着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办学经费的同时，又为南洋华侨中学四处奔走，共筹得5万多元，后再捐40多万元作为该校基金58。
1918年创立的南洋华侨中学校，是当年东南亚的高等学校。华中至今尤存，是新加坡的名校之一。陈嘉庚办校的精神，在他1950年5月回到中国五年后，他的追随者陈六使（Tan Lark Sye 1897-1972）创办了全东南亚最高的华文学府--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 1955年)。南洋大学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台湾和港澳以外地区曾经存在过的唯一一所华文大学, 校址在裕廊西云南园（Jurong West 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址)。
此外，陈嘉庚亦捐钜款500,000元为震灾救难与建医院之用。他还以身作则，亲自领导五次的赈灾慈善：1917年的天津水灾筹赈、1918年的广东水灾筹赈、1924年的闽粤的水灾筹赈，与1934年的新加坡河水山火灾筹募等等59。
国际知名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对陈嘉庚的评价很高，他说，如果陈嘉庚是本世纪（20世纪）中华民族伟大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确当之无愧。他付出毕生经历，倾尽个人财富，在社会和海外发展，培育人才，为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作出巨大的牺牲和卓越的贡献。在历史上这是极少数的人物60。
（三）领导抗日
谈到陈嘉庚的亊业，离不开他领导的南侨总会。1938年10月，南洋所属45埠168人宣布成立南侨总会。主席团成员包括印尼的庄西言 (Tjung Sie Gan), 马耒亚的陈占梅 (Chin Chan Boey), 菲律宾的王泉笙 (Ong Chuan Seng) 及越南的陈肇基 (Tan Sau Chi)。陈嘉庚无疑地是整个东南亚华族社会公认的领导人物。此时陈嘉庚64岁61。
在八年抗战中，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团结广大海外侨民，以空前的民族热忱和爱国情怀，积极支持和参加祖国抗战，写下了壮丽诗篇。实事求是，如果没有殖民地政府的默许, 陈嘉庚要取得新华社会超帮领袖的地位是不可能的62。
谈到南侨总会，不得不涉及南侨机工 (The Nanyang Volunteer Drivers & Mechanics or Nan Qiao Ji Gong )。“南侨机工”这个历史名词，指的是1939年至1942年间，南洋地区（东南亚）的一批热血青年，为了响应南侨总会的号召，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通过滇缅公路，运送战争物资前往中国，在后方支援中国抗日运动的壮举。滇缅公路可说是海外侨民向中国国内输送物资的重要通道63。
事缘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爆发后，中国政府迁都重庆，正式宣布全面抗日。当时中国面临的是75%的交通运输线、90%的工业、100%的港口，都落入敌手的危急关头。由于海上运输通道已被切断，为了运送在国外购买的和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中国政府乃紧急修建滇缅公路64。
当年参加滇缅公路运输队的机工约3193人，他们齐集新加坡，分九批出发前往滇缅公路工作。据统计，滇缅公路上的运输车辆多达3000辆以上，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是由南侨机工驾驶的。根据陈嘉庚的估算，仅1939年2月到1942年5月之间，由滇缅公路强运的装配，就高达40多万吨，占整个抗战时期的援华战略物资的一半。海外侨民对抗战的贡献，可见一般。当然这离不开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的努力65。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为了逃避日本人的搜捕，沦陷前夕,陈嘉庚于1942年2月3日凌晨2时，身上带坡币二千元，连家人都没通知的情况下，匆匆启程，乘坐陈贵贱的小火船，离新往印尼爪哇岛避难66。之后又辗转了六个地方，在侨民与厦大校友的多次帮忙下，才得以逃脱日本宪兵的搜查。据说，逃亡期间，陈嘉庚已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他的衣袋内，藏有一包毒药和一封遗书67。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陈嘉庚结束了长达两年多的逃亡生活。大难不死的陈嘉庚，回返新加坡后，立即引起了海内外的极大轰动。新加坡五百多个华侨社团，联合为陈嘉庚举行欢迎大会，庆贺他的平安归来。这显示了新加坡各侨团在战后的空前团结，陈嘉庚的声誉在华族社会中达到了空前的高度68。
陈嘉庚非常具有历史感，他把一生的经历及二战记忆，编写出版了《南侨回忆录》（1946年3月）及《大战与南侨》（1947年1月）这两本书，为我们保存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洋抗日的珍贵史料。
五 薛佛记与陈嘉庚的领导模式
薛佛记与陈嘉庚分别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新加坡华族社会。当19世纪初叶恆山亭创建之际，新华社会仍然处于草创时期。当年华社领袖的职责，重点放在照顾弱小的低层同乡, 通过“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族群冢山的管理，建庙宇，以 "神权取得绅权” 69。因此，薛佛记的领导是在民俗信仰与宗教膜拜的框架中进行的。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华社领导人的职责被放大，不仅仅是照顾乡亲那么简单。他们的贡献，也须惠及全体社会，才能得到友帮族群领袖的支持与殖民地政府的重视。1941年底日本南侵新加坡，殖民地总督“三顾茅庐”，邀请陈嘉庚领导南侨总会，为殖民地政府解决民防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70。
陈嘉庚所处的时代，与薛佛记的时代大不相同。此時，新加坡与东南亚社会已趋向政治化与国际化，陈嘉庚频繁地往返新马、东南亚各国与中国之间，当然有着不同的视野。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陈嘉庚领导的闽帮在道义与经济上是支援英国的71。当1941年英国政府答应日本关闭滇缅公路的时候，陈嘉庚还为殖民地政府说项72。
1940年5月， 陈嘉庚代表南侨回中国慰劳抗战军民，他先到重庆，后到延安。在延安九日，他会见了毛泽东，此行是他政治立场的转戾点。他后来回忆说“见其（毛泽东）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73。
殖民时代的华族社会，认同上与中国一衣带水。华族人口虽然庞大，但却无本地意识。他们所祈望的是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以提高他们在海外的地位。因此在心理上遂有效忠国家领导层的倾向。谁能把中国带强，便向谁效忠。陈嘉庚政治立场的的转变，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战后国共内战，陈嘉庚政治立场改变。他的亲毛反蒋的言行举止，分裂了华族社会，也影响了当地社会的稳定。1949年，殖民地政府曾考虑扣留他。1950年5月，陈嘉庚回祖籍集美定居，所谓的“陈嘉庚问题”才得以解决74。
六 结语：一个时代的结束
薛佛记的远祖很早就出洋，所以在其故里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目前也没有资料显示薛佛记有生之年是否曾回故里。2013年8月，为撰写此文，我特地走访薛氏故里。从当地父老的口述资料中得知，曾孙薛中华曾回访漳浦县石榴镇东山村上营社，具体年代不详。
其实，薛家自薛荣樾 (See Eng Wat 1826-1884) 这代开始 , 就已经和中国接触频繁。薛荣樾是薛佛记的次子，他经营船务生意, 长期往返新加坡、厦门之间。 这种与中国接触的家庭背景，可能引起薛家对祖国的爱慕之情。急需认同祖国文化及自已寻根的迫切, 亦促使薛家的“内向之心”。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薛荣樾会把他的最小儿子薛有福送到福州船政学堂学习, 之后薛有福服务福建海军，1884年于中法马江之役殉国75。薛荣樾的长子薛有礼则创办了新加坡乃至东南亚的首家华文日报《叻报》，并坚持了半个世纪以上的悠长岁月76。
林孝胜在〈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分合问题〉一文中说：“他们（指马六甲华族移民集团）在新加坡和马六甲都有稳固的事业根基，但晚年都退回马六甲老家享清福。在初期，新加坡只是分枝，到十九世纪后期，根枝的地位才调换。他们的后代才将根从马六甲移殖到新加坡来，马六甲反而成为旁枝，犹如中国之於中国移民。庆德会的总部在新加坡，马六甲有分会足以清楚表现马六甲移民的这种定居观念的发展趋势” 77。
薛氏族人的移民情况，很切合这理论。薛佛记晚年迁居马六甲，是最好写照。即使在薛荣樾，薛茂元这一世代，薛氏家族在观念上仍是“非定居”的。薛荣樾卒于厦门（1884年），薛茂元死后归葬马六甲 （1879年），可见 “落叶归根”的观念, 仍然根深地固地存在着; 这也说明了他们还没有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的事实78。
不过，历史局势的发展，使得薛氏家族在薛荣樾这一世代，思想上受了很大的激荡。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正值洋务运动高峰，中国社会掀起了一些新的变化，朝野上下，中兴迷梦正浓。1877年，中国设立驻新领事，对海外华侨特别关照79。这一历史事实，吸引了千百万海外侨民内向之心。在大时代的洗礼下，几个世代以来几乎与中国断绝关系的薛氏家族，忽然又在薛荣樾这一世代，扣上环琐。 薛荣樾长期在厦门经商，他的三子薛有福回国服务清朝海军，说明了这时期的薛氏家族，与中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认同; 薛荣樾的长子薛有礼创办《叻报》，也是对中华文化认同的一种反映80。
然而，在与中国认同的同时，又促长了本地意识的萌芽，《叻报》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全体新华社会的利益。薛有礼卒于新加坡，证明了薛氏家族在薛有礼这一世代已自然而然地定居下来。20世纪初期，薛荣樾的孙子薛中华在新加坡的活动，就是在这定居的基础上展开的81。
以福建帮为首的新加坡华族社会，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帮领导人物的合作无间。由“开基”恒山亭的薛佛记到继起的陈笃生、陈金声，并没有留下夺权斗争的现象。福建帮之所以能稳健发展，全靠他们那种大公无私和卓识远见的领导精神。由于福建帮内部团结, 没有彼此倾轧现象, 再加上其财势与能力都凌驾各帮之上, 一旦领导福建帮, 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新华社会的领袖人物82。
陈嘉庚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中华民国和新中国。陈嘉庚可说是新加坡福建帮乃至新华社会的最后一朵奇葩。他的所作所为，至今无人能望向其背。这当然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因素，但陈嘉庚本人的气魄与魅力，亦有以致之。
1950年5月21日，已经是76岁高龄的陈嘉庚乘飞机回中国83，投身于更大范围的活动领域，从此，新华社会再也找不到第二位陈嘉庚了！如果说，薛佛记开创了一个时代，那么，陈嘉庚的离去，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84！
原载《南洋学报》 (第70卷, 2016年11月)
注释:
1 柯木林，〈火烧恒山亭的感想〉, 《联合早报》 (1992年5月17日)； 又見杜南发，〈恒山亭之火〉，载《联合早报》副刊《名采》（2013年5月17日）。
2 张夏帏，〈开埠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恒山亭〉，载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4月），页 43。
3 峇峇即土生土长华人 (Peranakan), 亦称侨生或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他们吸取了马来文化,又保留些许中华文化. 平时在家中使用马来语及英语, 男的叫峇峇(Baba), 女的叫娘惹 (Nyonya)。
4 《东山薛氏家谱》,页 10。
5 宁宜河介于森美兰与马六甲两州之间,是百余年前华族先辈前往马耒半岛内陆拓荒必经的历史河流。
6 从现存新加坡地政局 (Land Office) 契据及恒山亭碑文资料看,薛佛记至迟在1826年或更早一点就已来到新加坡,并且事业有成, 在新加坡拥有七塊土地,俨然是个大地主。--見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部出版 ,1972年)，页 6-7。
7 道光八年 (1828年) “福弥春秌”匾, 下款刻曰 “漳郡浦邑东山上营社大董事薛佛记敬立”，此匾在1992年5月11日大火中被毁。
8 柯木林, 〈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载《石叻史记》 (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 2007年8月)，页70。
9 道光十年（1830年）《恒山亭碑》，此碑已不复存在 。
10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载《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 前引书, 页 8。
11 从《恒山亭碑》上看，恒山亭于1830年建竣时，共花费宋银5336.2元。
12 杨进发，〈天福宫與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载柯木林主编，《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新加坡：福建会馆出版，2012年11月），页329。
13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 载《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 前引书,页5。
14 柯木林，〈从碑文资料看恒山亭〉, 载《石叻史记》，前引书, 页213。
15 柯木林，〈薛氏家族?《叻报》?闽帮文化〉， 载《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
页 320。薛佛记晚年回到马六甲任青云亭第二任亭主，致力于青云亭的中兴大计。
16 柯木林, 〈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载《石叻史记》，前引书, 页65-73。
17 道光三十年（1850年）《建立天福宫碑记》称 “直落亚逸街” 为 “直隶亚翼”。 至于天福宫命名的由来，碑文说 “颜其宫曰天福者，盖谓 神灵默佑如天之福也”。
18 《建立天福宫碑记》。
19 (譯文): “这一回的迎神行列，长达三分之一英里，可说锣声震天，彩旗蔽日。而最精彩的还是那些彩女，都是五岁至八岁的小姑娘，一队队出现于行列中紮彩的花台上，穿的是满汉衣服。这些小孩双足踏在铁柱上，铁柱被掩在衣服下，她们服饰艳丽，又多笑脸迎人，有无数锦伞为她们遮掩炙热的太阳。天上圣母的神像是安放在一顶极端华 丽杏黄绸纱的彩轿上，由一队著杏花短襖的“天神”卫护着，被迎到岛上最宏伟的天福宫。这一回的迎神赛会，被视为向华人正式宣布：天上圣母已驾临新加坡。全部迎神用费共达六千余元之钜” --見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reprint),pp.50-51；又见“Singapore Free Press & Merchantile Advertiser” dated 23-4-1840。
20 许云樵，《新加坡150年大事记（1819-1969）》（新加坡：青年书局，1969年港初版），页43。
21 《建立天福宫碑记》。
22 括弧中的名字亦出现于庆德会创始人禄位的碑刻上。
23 杨进发,〈天福宫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载《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 页330。
24 吴华，〈不被注意的庆德会〉，载《石叻古迹》，前引书, 页60。
25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载《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 前引书, 页 10 :“继薛佛记之后，金声与子宪章(即陈明水)先后同为马六甲青云亭主，兼摄新加坡天福宫大董事…”
26 陈金声的儿子陈明水（宪章）乃薛佛记女婿。--见庄欽永,〈《谢仓蔡氏家谱》考略〉，载《新呷华人
史新考》(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年），页 48。
27 見《兴建崇文阁碑记》(同治六年,1867年) 与《萃英书院捐题石碑》(咸丰十一年,1861年)。
28 柯木林，〈从陈金声纪念喷泉谈起〉, 载《石叻史记》, 页 230。1857年11月18日正好是陈金声岁的生日。
29 杨进发,〈天福宫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载《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 页330。
30 杨进发，〈十九世纪新加坡华族领导层〉，载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12月出版），页44。
31 《叻报》（1897年4月13日 星期二）新聞〈天福宫公举董事事录〉 ：“初九日为天福宫议举董事之期。是日十下钟后，诸人即陆续齐集，计有百数十人之众。诸人既集，顏君永成即起而拈香祷告。谓今日我闽人等公众董事，因议行投简之法，以觇众志，催愿神鍳在兹云云。言毕，即出木匣一具，内分三格。格外各开一孔，孔傍各黏拟举董事之姓名于上。即邱君新再；林君和坂；吴君寿珍三人也！羁复出红豆一包，即向预议诸人各分一颗，命其于此三人中择一最为信服者投之，以得票最多者掄为董事。于是诸人纷纷投入，迨开而看视。则以邱君新再所得最多，于是遂举邱君以承董事之任。迨至十二下钟之际，复将陈李邱三董事之名，照前法投筒以定正副。迨投毕看视，则举陈君武烈为正董者最多，于是正董之席遂归陈君。并闻是日之议，再于五股头内每股各举二人，以充协理。庶得以咨群材群力，但此协理议人刻猶未经议定。至于是日之议，所最难得者则吊桥头一带米郊中人，莫不联翩而至，竟无一人不到。此为该宫历来集议之所无。诸米商之虔诚踊跃一至于斯，则将来定必能仰邀冥冥之默佑矣！”
32 光绪卅二年 (1906年)《重修天福宫碑记》。
33 杨进发,〈天福宫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载《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页328-329。
34 吕世聪，〈天佑福地：从碑銘回顾天福宫的创建历程〉, 载《南海明珠天福宫》（新加坡：新加坡福建会馆出版，2010年），页220。又《建立天福宫碑记》：“我唐人由内地帆海而来，经商兹土，惟赖 圣母慈航，利涉大川，得以安居乐业，物阜民康，皆神明之保护也。我唐人食德思根，公议于新加坡以南直隶亚翼之地，剙建天福宫，背戌面辰，为崇祀圣母庙宇。遂僉举总理董事劝捐，随缘乐助，集腋成裘，共襄盛事，卜日兴筑，鸠工庀材，于道光廿年造成。宫殿巍峨，蔚为壮观…復于殿之后寝堂祀 观音大士，为我唐人会馆议事之所…”
35 杨进发,〈天福宫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页329。
36 杨进发于2011年4月7日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举办的《闽帮人物与闽商精神：新加坡福建族群的世纪回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37 《南洋商报》, 1927年11月28日。
38 根据福建会馆旧建筑物上的年代，志明“1913年”。
39 杨进发著，《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年），页16。
40 杨进发,〈天福宫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页329。
41《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前引书，页16-17。
42 杨进发,〈天福宫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页 334。
43 李培德,〈华商跨国网络的形成、廷伸和冲突--以胡文虎与陈嘉庚竞争为个案〉，《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页 334。
44 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 第二次北伐进行期间，日本恐怕中国一旦统一，必不能任其肆意侵略，是以竭力阻挠北伐之进行。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1928年，国民革命军于5月1日克复济南，日军遂于5月3日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将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后枪杀，又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并肆意焚掠屠杀。此案中中国官民被焚杀死亡者，达17，000余人，受伤者2，000余人，被俘者5，000余人。
45 《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前引书，页154。
46 杨进发,〈天福宫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页 335。又参阅新加坡福建会馆编，《波靖南溟：天福宫与福建会馆》(新加坡：福建会馆出版，2005年4月初版），页50。
47 杨进发,〈天福宫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页 334; 又参阅陈嘉庚著，《南侨回忆录》(新加坡：南洋印刷社，1946年3月25日再版），页414 ： “由50岁至52岁三年，為一生中登峯造极，得利最多及资产最巨之时。依上言三年计得利一千零七八十万元”。
48 C.F. Yong , “TAN KAH-KEE :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Revised Edition)” (Singapore :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p 135。
49 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年11月），页96。
50《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前引书，页17-18 ：“事缘1927年福建会馆属下之道南学校欠缺选举总理与财政等职，爱同学校该届董事选举投票甚寡，故陈嘉庚与薛武院两者再度联任两校之总理与财政职。陈嘉庚本人已连任道南学校之总理凡十年，对于闽侨商家之冷漠选举与本人连任年年感到不耐其烦，于是登文于《南洋商报》（1926年6月18日）呼吁闽帮人士到福建会馆开大会商讨办法，以便解决连任之问题等等。在是年6月25日所召集之第一次闽侨大会，出席者仅寥寥十余人而已…由于6月25日出席人数少，陈嘉庚等再登报呼吁闽侨出席7月16日之大会，结果在该大会中议决本坡闽侨所办之学校宜由福建会馆董事部统辖，将逐年馆业长息及公众捐款补助支配各闽侨所办之学校。此外，该日大会并组一 “改组福建会馆董事兼教育委员会”，举委员12名，以办理改组福建会馆，统计闽侨学校及其经费问题。以陈嘉庚为首的委员会，应用怡和轩俱乐部为办事处，屡次与福建会馆负责人交涉改组事，其过程甚为缓慢。经过了好几个月的磋商，福建会馆始于1927年11月底登报征集会员，凡侨闽之优秀份子，有正常之职业而原认捐基金者，即可为永远会员，且可被选为会董。征收会员与基金共费了四五个月，不幸陈嘉庚等于1928年5月组织 “山东筹赈会” 而把改组福建会馆一事迟缓进行。待 “山东筹赈会”于1929年正月结束后，始有福建会馆之选举…1929年3月，改组福建会馆大功告成。自改组后，陈嘉庚连任福建会馆主席凡二十载之久。”; 又見杨进发,〈天福宫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页 331。
51 陈嘉庚改革福建会馆的雄心，引起薛中华的不满。薛中华曾函告华民政务司署，控诉陈嘉庚
为 “颠覆份子”，企图颠覆福建会馆的薛氏领导权。陈嘉庚也不示弱，反击薛中华为买办。由于买办可能有利益冲突，故谓薛中华没有领导闽帮的资格。华民政务司署支持陈嘉庚的看法，
因而决定了薛中华失败的命运。在华民政务司署的眼中，薛中华是闽帮的保守派；而陈嘉庚则代表了前进派。前进派较有把握推动闽帮的慈善与教育事业。
52 《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前引书，页18。
53 李志贤，〈新加坡潮人社团的纷争与磨合〉，《联合早报》，2013年9月27日。
54 陈嘉庚投资办学的数额，可参阅C.F. Yong , opcit, pp. 105-106, “Table 4.1 (Donations to Schools in China) & Table 4.2 (Donations to Schools in Singapore, 1907-1941)”。
55 《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前引书，页168。
56 方雁 ,〈倾资办学：坚定的“外行”教育家〉，《福建人》（中国：福建省人民出版社，第09期，2013年10月），页 35。
57 林金枝，〈陈嘉庚倾资办学的国际影响〉，《陈嘉庚国际学会会讯》，1995年3月，页 63，今引自杨进发,〈天福宫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页 334。
58 郑琦琦，〈第一等公民—陈嘉庚〉，《福建人》，前引书，页36。
59 方雁 ,〈倾资办学：坚定的“外行”教育家〉，《福建人》，前引书，页35。
60 1990 年3月31日，中国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在1964年1月9日新发现的第2963号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用以纪念陈嘉庚毕生倾资兴学所做出巨大贡献。
61 柯木林主编,《图说石叻坡》（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4年2月）, 页42。
62 陈嘉庚被英国殖民地政府认为是一位“社会秩序的维持者”（Law and Order Man), 也是一位有效能的“合作者”。他在1916年已成为英籍民（British subject), 1918年被封为太平局绅。1923年至1933年，荣任华人参事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 局员凡10年。凡能被选为该局局员者，大都是为当局赞同与提拔的侨领。第一次大战期间，陈嘉庚曾捐助星币5000元以支持英国受伤的海陆军战士。通过华人参事局会议，历届华民政务司对陈嘉庚的言行颇为了解。更何况陈嘉庚是新加坡著名企业家，1920及1930年代的海峡殖民地总督如克里福 (Sir Hugh Charles Clifford 1866-1941)、 金文泰 （Sir Cecil Clementi 1875-1947）等，以及地方高级长官都参观过陈嘉庚的工厂，对陈嘉庚亊业进取心、组织能力及为华族社会制造就业机会，往往另眼相看。此外，陈嘉庚本人亦颇得官方人缘，譬如，1925年他担任“筹助新加坡婴儿保育会”会长时，副会长为按察司长（Chief Justice)之夫人，而名誉会长则是总督基里玛爵士（Sir Laurence Nunns Guillemard? 1862-1951)之夫人。再者，陈嘉庚是一位以幇界为基础的社会与政治领袖，而不是一位以政党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者。陈嘉庚本人一向并未进行反英运动， 他是一位抗日救亡的“无党无派”的纯民族主义者。这是英殖民地政府非常关心的。如果陈嘉庚的权力耒自党派，则英殖民地政府必然懼怕陈嘉庚或许会利用有群众基础的党派进行反英或抗英。因此，陈嘉庚这种“无党无派”的政治立场，正符合了英殖民地政府的中立政策，也符合了英殖民地政府反对"有党有派”(如中国国民党与马耒亚共产党等）的传统方針。换言之，陈嘉庚是属于民族主义的“中间派”与“缓和派”。在这种情况下，陈嘉庚的领导之为殖民地政府所认可，已是不言而喻!-- 参阅《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页 167-170。
63 柯木林：〈“南侨机工纪念雕塑”为何选址晚晴园〉，《联合早报》，2013年3月9日 ; 又参见摄于1945年3月26日的滇缅公路24拐的历史图像。
64 滇缅公路起点云南省昆明市，终点缅甸北部的小城腊戍（Lashio），全长1146.1公里，中国境内段长为959.4公里。滇缅公路于1937年11月 确定了线路，12月即征工赶修，1938年8月31日全线通车，随后又进行了改善和加固。滇缅公路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南后方一条历时最久，运输量最大的唯一国际通道。
65 郑琦琦，〈第一等公民—陈嘉庚〉，《福建人》，前引书，页24。
66 《波靖南溟：天福宫与福建会馆》，前引书，页69。
67 郑琦琦，〈第一等公民—陈嘉庚〉，《福建人》，前引书，页24-25。
68 郑琦琦，〈第一等公民—陈嘉庚〉，《福建人》，前引书，页27。
69 陈育崧 〈石叻古迹导言〉, 载《石叻古迹》, 前引书，页 iii。
70 杨进发,〈天福宫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
前引书，页333。
71 杨进发,〈天福宫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页335。
72 1940年7月， 英国听从日本要求，宣布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此举震惊了海内外华人。当时中国各沿
海港口已被日本控制，封闭滇缅公路无疑切断了中国的外缓物资供应。得知此事，身在重庆的陈嘉庚， 立
即通过广播告知海外华侨，说英国此回必出于不得以权宜敷衍，他认为关闭滇缅公路不会影响大局，希
望华侨能够谅解，不可轻举妄动，方是真心爱国。正如陈嘉庚所料，过了一个月，英国就重新开放滇缅
公路，甚至允许在夜间自由运输。如果当时侨民没有听取陈嘉庚的劝解，一旦发生冲突，结果将不堪设
想。陈嘉庚真的能为大局着想，沉得着气。---見郑琦琦，〈第一等公民—陈嘉庚〉，《福建人》，前引
书，页 25-27。
73 陈嘉庚著，《陈嘉庚言论集》(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新加坡陈嘉庚基金、中国厦门集美陈嘉庚
研究会联合出版，2004年10月），页185。1941年1月15日,南侨总会在快乐世界运动场召
开万人大会，热烈欢迎陈嘉庚回囯慰劳视察归来，向欢迎者介绍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在延安
的见闻。
74 杨进发,〈天福宫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层（1840-1949）〉，《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页334。
75 薛有福是此次海战中殉国的唯一本地清朝海军军官。今天，在福州马尾昭忠路，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年奉旨建造的昭忠祠，祠中的石碑上镌刻着736名阵亡官兵的姓名，其中就有：“扬武”舰留美回国练生六品军功薛有福” 的刻字,永铭青史。
76 Chen Mong Hock,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 24。.
77 柯木林、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4月第1版），页65。
78 柯木林, 〈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载《石叻史记》，前引书，页71-72。
79 柯木林,〈 “我视新洲成旧洲” ：左秉隆与新中关系〉，载 《南洋学报》第63卷 (新加坡: 南洋学会, 2009年12月), 页 109-130。
80 柯木林, 〈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载《石叻史记》，前引书，页72。
81 柯木林, 〈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载《石叻史记》，前引书，页72。。
82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载《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前引书，页10。
83 《波靖南溟：天福宫与福建会馆》 ，页74。
84 陈嘉庚于1961年8月12日零时15分在北京辞世，时年87岁。
资料来源: 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华侨史》第16辑 - “敢將先贤较前贤”--从薛佛记到陈嘉庚 (页26-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