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周刊》- 《三州府文件修集》 百年前英殖民官的华文读本 (2017-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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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州府文件修集》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研究华人史典籍，但却鲜为人知。1970年代初当我开始进入华人史研究领域时，就注意到这部宝典。然而当时只能通过第二手资料认知。最近在征得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缮本珍藏部同意之后，有缘翻阅这123年前在新加坡出版的殖民地官员读本，深感其内容深邃，故作此文，以让更多读者了解这读本的史学价值。
文图⊙柯木林（本地历史学者）
《三州府文件修集》（简称《修集》）是123年前在新加坡出版的公务员读本。看看《修集》的英文原名“A Text Book of Documentary Chinese，Selected and Designed for the special use of Members of the Civil Servic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Protected Native States”，你会发现这个读本的中文书名其实是个非常优美的译名。
这本由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印务所印制的公务员读本，到底是怎样的一本文集呢？笔者在翻阅此书后，对其内容及所蕴含的意义，深受感动！
早年当过公务员的都必须通过IM （Government Instruction Manuals ，简称IM）的考试。记得大学毕业后进入关税局服务，上班的第一天，人事部就把一本厚厚的IM（约有800多页）交给我，并严粛地吩咐必须熟读，要在一年内考试及格，否则无法转正。
何为“三州府”？
IM这项考试制度如今似已取消，但对许多公务员而言，IM考试是个头痛问题，不容易过关。这考试源自殖民地的文官制度，当年培训公务员可是一大课题。百年前本地殖民地官员所必修的读本，就是著名的《三州府文件修集》。
三州府是当时华人对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组成的英属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 1826-1946）的俗称。这个政治体系自1826年开始，一直延续了120年到1946年才结束。三州府首府初时设在槟城，1832年迁往新加坡。1867年4月1日，英国殖民地部正式接管三州府，划入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总督驻守新加坡。
三州府的形成源自1824年英荷签订的《伦敦条约》。此条约解决了英荷两国在东南亚与马来群岛的贸易与势力范围的纠纷，也决定了日后新加坡的命运。《伦敦条约》签订后，荷兰的势力范围在印尼，马来半岛则归英国管辖。
这本《三州府文件修集》在1894年出版。此前17年，1877年,英国已在新加坡设置华民护卫司署（Chinese Protectorate，俗称大人衙），这与同年设置的清朝驻新加坡领事馆，两者都以治理华人为首要任务。殖民地政府为了更有效地处理华人事务，乃严格要求公务员必须通晓汉语及方言，《三州府文件修集》就是为任职华民护卫司署的公务员量身订制的，最初只作为中文教材，但如今却成为研究华人史的珍贵资料。
《修集》内容简介
《三州府文件修集》长29.5厘米，宽23厘米，厚 4.2厘米，约为今天的16开本。《修集》外的黄色纸皮封套，是国家图书馆为更好地保护此善本书而刻意加上的。
此读本由海尔（G.T. Hare）主编，分三册七卷，共收录了383篇函件：第一册包括禀帖卷（Petitions 118件）和告示卷（Proclamations 70件）；第二册包括通商书札卷（Letters 83件） 和杂文卷（Miscellaneous 55件）；第三册包括文字格式卷（Forms 30件） 、咨文照会格式卷 （Despatches 13件）和奏章卷（Memorials 14件）。
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读本除标题是英文外，原始函件竟全是中文文言文，而且文中无标点符号，我们不得不佩服当年这批殖民地官员的中文程度。主编海尔在读本 《缘起》（Memorandum）中开宗明义地说 : “本文集的目的是要弥补公务员及其他人士，长期以来在学习书写中文，以备未来之需方面所感受的欠缺。…我深信这些文章所具有的浓厚地方色彩，不但使学习书写华文趣味盎然，对未来的学习也富有建设性……”
《缘起》署期1894年5月，正值甲午战争前夕，大英帝国势力如日中天。有关这位洋人主编的资料不多。我们只知道他是新加坡首任华民护卫司毕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1840-1907）的副手，即副华民护卫司（Assistant Protector of Chinese），精通华文和华人事务。为使海峡殖民地的官员更加熟悉清朝及海外华人事务，他编撰了这本著名的《三州府文件修集》。此外，他也曾在《海峡华人杂志》上发表有关赌博这一社会现象的文章。
据颜清湟教授研究，海尔于1896年上书英国殖民部，吁多颁发英国勋章给海峡华人领袖，以笼络当地华人，藉以应对清廷大量售卖官衔给当地华人的举动。虽然他获得海峡殖民地总督的支持，但英殖民部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那么，为什么这批公务员的中文程度竟如此之好?
当年的“学政人员”
自从英国涉足马来半岛政局后，由于殖民统治的需要，大批观察家、探险家、公务员和学者也接踵而来，英国在遴选外派公务员时非常严格。
这批公务员有个特殊名称叫“学政人员”，英文学界称之为“scholar-administrator”, 也有使用“scholar official” 。他们的真正身份是由伦敦派驻东南亚的英国官员，负责管治和领导中央或地方的政务，都是中级以上的领导层，而非执行日常业务的低层公务员。
当我们翻阅史料，进一步了解这批人员的背景、经历和学术成果后，才惊讶地发现他们都具备良好的语言条件、教育背景和优良的学术传统。他们大部分出自名牌大学，如剑桥、牛津或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等名校，允文允武，精通几国语言，有些还谙方言，是不折不扣的汉学家。
这批旣是学者，又是高级公务员的老外进入东南亚后，热衷于对当地历史文化及民俗风情的研究，通过他们眼睛，打开了对我们自身的认识。这扇窗户，也同时让东南亚进入世人的眼帘。
事实上，学术研究只是他们的副产品，但凭着过人聪颖及优越语文能力，他们留下了无数研究成果，开拓出新的学术视野。这批兼具行政和学术双重身份的人员，最后有些还转型成为专业的学院派学术人员，如白剌顿（C. Otto Blagden, 1864-1949）、温斯德（Richard Olof Winstedt，1878-1966）和巴素（Victor Purcell，1896－1965）等。
事实上，本地华人史许多重要史料，大都由这批优秀的殖民学政人员以英文保存下来。
《修集》的史料价值
《修集》蕴藏不少华人史的珍贵资料。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仅举一例说明之：
同济医院是新加坡华人社会一个重要民办慈善医药团体，但对其成立年代向来都有争议，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1867年，另一是1885年，两说相差18年。
到底以何者为准？
《修集》卷一《禀帖卷》中，就有关于同济医院的记录:
“具禀人何道生梁炯堂等
禀为倡设同济赠医社事切何道生梁炯堂等
现拟在本埠单边街门牌第三十一号设立医社敦请高明医师赠诊 贫病不取医资以便贫人理合禀明谨此切赴护卫司大人案前
恩准施行”
这份文件没有日期，所以对同济医院的创建年代未能肯定。但从文字中可以知道同济医院的前身是同济医社，原址在单边街（North Canal Road）31号。
发起人为何道生（Ho To Seng）、梁炯堂等。医社以中医中药，为贫病无力延医者诊病，不收医资。医社命名“同济”，表现了“同善相济”的精神。
此外，《修集》卷四中还有一篇关于创建同济医社的重要文件, 可以确立同济医社创社的年代：
署期光绪十一年岁次乙酉（1885年）八月吉日的《请设石叻同济医社赠医公启》（卷四第34件），让我们对同济医院创办的情形、社会背景、首任医师和成立日期都获得充分的肯定，确立了同济医院创院时期的信史，弥足珍贵。
《三州府文件修集》就是这样的一部宝典。百年弹指一挥间，《三州府文件修集》也走进历史。今天公务员培训已与往日不同，从实施IM考试到Civil Service Code of Conduct （《公务员行为准则》），公务员的素质一路走来也与殖民地时代的有所不同。
原文：
《三州府文件修集》:
百年前新加坡英殖民地官员的华文读本
柯木林
百年前新加坡英殖民地官员的华文读本
柯木林
英文原名的A Text Book of Documentary Chinese, Selected and Designed for the special use of Members of the Civil Servic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Protected Native States，中译为《三州府文件修集》，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优美的翻译。这本于123年前由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印务所印制，在新加坡出版的公务员读本，到底是怎样的一本文集呢？笔者在翻阅此书后，对其内容及所蕴含的意义，深受感动！
早年当过公务员的都必须通过IM (Government Instruction Manuals , 简称IM)的考试。记得大学毕业后进入关税局服务，上班的第一天，人事部就把一本厚厚的IM（约有800多页）交给我，并严粛地吩咐必须熟读，要在一年内考试及格，否则无法转正（confirm)。
《三州府文件修集》
IM这项考试制度如今似已取消，但对许多公务员而言，IM考试是个头痛问题，不容易过关。这考试源自殖民地的文官制度，当年培训公务员可是一大课题。一百年前本地殖民地官员所必修的读本，就是著名的《三州府文件修集》。
三州府是当时华人对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组成的英属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 1826-1946）的俗称。这个政治体系自1826年开始，一直延续了120年到1946年才结束。三州府首府初时设在槟城，1832年迁往新加坡。1867年4月1日，英国殖民地部正式接管三州府，划入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总督驻守新加坡。
三州府的形成源自1824年英荷签订的《倫敦條約》(Treaty of London, 亦称The Anglo-Dutch Treaty of 1824 )。此条约解決了英荷兩国在东南亚与马来群岛的贸易與勢力範圍的糾紛，也決定了日後新加坡的命運。《倫敦條約》签订后，荷兰的勢力範圍在印尼，马来半岛则归英国管辖。
这本《三州府文件修集》在1894年出版。此前17年，公元1877年, 英国已在新加坡设置华民护卫司署（Chinese Protectorate, 俗称大人衙），这与同年设置的清朝驻新加坡领事馆，两者都以治理华人为首要任务。殖民地政府为了更有効地处理华人事务，乃严格要求公务员必须通晓汉语及方言，《三州府文件修集》就是为任职华民护卫司署的公务员量身订制的，最初只作为中文教材, 但如今却成为研究华人史的珍贵资料。
《三州府文件修集》长 29.5厘米, 宽23厘米，厚 4.2厘米, 约为今天的16开本，外有黄色纸皮封套，是国家图书馆为更好地保护此善本书籍而刻意加上的。此读本由海尔(G.T. Hare) 主编，分三册，七卷：第一册包括禀帖卷（Petitions 118件）、告示卷(Proclamations 70件)；第二册包括通商书札卷(Letters 83件) 、 杂文卷(Miscellaneous 55件)；第三册包括文字格式卷(Forms 30件) 、咨文照会格式卷 (Despatches 13件)、奏章卷(Memorials 14件), 共收录了383篇函件。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读本除标题是英文外，原始函件竟然全是中文，文言文又没有标点符号，我们不得不佩服当年这批殖民地官员的中文程度。
主编海尔在读本〈缘起〉（Memorandum）中开宗明义地说 : “本文集的目的是要弥补公务员及其他人士，长期以来在学习书写中文，以备未来之需方面所感受的欠缺。…我深信这些文章所具有的浓厚地方色彩，不但使学习书写华文趣味盈然，对未来的学习也富有建设性…”。〈缘起〉曙期1894年5月，此时正值甲午战争前夕，大英帝国势力如日中天。
有关这位洋人主编的资料不多, 我们只知道他是新加坡首任华民护卫司毕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 1840-1907）的副手 (Assistant Protector of Chinese)，精通华文和华人的事务。为了使海峡殖民地的官员更加熟悉清朝及海外华人事务，他编撰了这本著名的《三州府文件修集》。他也曾在《海峡华人杂志》上发表有关赌博这社会现象的文章。
根据颜清湟教授的研究，海尔于1896年上书英国殖民部吁请多颁发英国的勋章或颁发另一种勋章给海峡华人领袖，以笼络当地华人，藉以抗拒清廷的大量售卖官衔给当地华人。虽然他获得海峡殖民地总督的支持，但英伦殖民部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参阅 Ching-hwang Yen , Ethnicities, Personalities and Politics in the Ethnic Chinese World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2017,pp 463-465）
为什么这批英殖民地公务员的中文程度竟如此之好?
学政人员
自从英国涉足马耒半岛政局后，由于殖民统治的需要，大批观察家、探险家、公务员和学者也接踵而来。英国在遴选外派公务员时非常严格。这批公务员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叫“学政人员”。英文学界称之为 scholar- administrator, 也有使用scholar official 。他们真正的身份是由伦敦派驻东南亚的英国官员，负责管治和领导中央或地方的政务，都是中级以上的领导层，而非执行日常业务的低层公务员（参阅廖文辉, 〈马来亚研究的播种者－英殖民学政人员概述〉，载《现代马华》（第4期），吉隆坡：新纪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2007年11月，页40-47）。
当我们翻阅史料，进一步了解这批人员的背景、经历和学术成果后，才惊讶地发现他们都具备良好的语言条件、教育背景和优良的学术传统。他们大部分出自名牌大学，如剑桥、牛津或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University of Dublin）等名校。他们允文允武，精通几国语言，有些还谙方言，是不折不扣的汉学家。老牌殖民主义者确是高瞻远瞩。
这批旣是学者，又是高级公务员的老外进入东南亚后，热衷于对当地历史文化及民俗风情的研究，通过他们眼睛，打开了对我们自身的认识。这扇窗户也让东南亚进入世人的眼帘。
事实上，学术研究只是他们的副产品，可是由于他们过人的聪颖以及优越的语文能力，却使他们留下无数的成果，开拓新的学术视野。这批同时兼具行政和学术双重身份的人员，最后有些还转型成为专业的学院派学术人员，如白剌顿（C. Otto Blagden, 1864-1949）、温斯德(Richard Olof Winstedt，1878-1966) 和巴素（Victor Purcell，1896－1965) 等。本地华人史许多重要史料，大都由这批优秀的殖民学政人员以英文保存下来。
史料价值
《三州府文件修集》蕴藏不少华人史的珍贵资料。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只举一例说明。
同济医院是新加坡华人社会一个重要的民办慈善医药团体。但对其成立年代，向来都有争议。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1867年，另一是1885年，两说相差18年。到底以何者为准？
《三州府文件修集》卷一〈禀帖卷〉中，就有关于同济医院的记录:
（第一件）具禀人何道生 梁炯堂等
禀为倡设同济赠医社事切 何道生 梁炯堂等现拟在本埠单边街门牌第三十一号设立医社,敦请高明医师赠诊贫病,不取医资,以便贫人,理合禀明,谨此切赴护卫司大人案前 恩准施行
(A Petition to the Protector of Chinese from HO TO SENG and another repor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ong Che Medical Institution in Singapore)
这份文件没有日期，所以对同济医院的创建年代未能肯定。但从文字中可以知道同济医院的前身是同济医社，原址在单边街（North Canal Road）31号。发起人为何道生（Ho To Seng）、梁炯堂等。医社以中医中药，为贫病无力延医者诊病，不收医资。医社命名“同济”，表现了“同善相济”的精神。
《三州府文件修集》卷四中还有一篇关于创建同济医社的重要文件〈请设石叻同济医社赠医公启〉(卷四第34件) , 可以确立同济医社创社的年代。这篇曙期光绪十一年岁次乙酉(1885年)八月吉日的〈请设石叻同济医社赠医公启〉，使我们对同济医院创办的情形、社会背景、首任医师和成立日期都获得充分的肯定，确立了同济医院创院时期的信史，弥足珍贵。
《三州府文件修集》就是这样的一部宝典。一百年弹指一挥间，《三州府文件修集》也走进历史。今天公务员培训已与往昔有异，不论是IM考试 或Civil Service Code of Conduct （《公务员行为准则》）的实施，公务员的素质一路走来也与殖民地时代的不同。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新加坡华人通史》主编）
初稿 2017年03月10日
定稿 2017年03月21日
原载《早报周刊》，2017年04月23日
马来西亚研究资讯 - 柯木林：《<三州府文件修集>：百年前英殖民官的华文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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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地契 说国情道家事 (2022-02-27)
摄影家兼收藏家蔡斯民举办“地契”展览，展出约整百张中国清朝、民国至中共建国前后的地契，从陈旧的地契解读中国各历史时期的政经文化。
20世纪90年代，摄影家蔡斯民在中国的旧货市场看到地契，觉得有趣，向收藏家买货，陆续收集数百张地契，以清朝居多。这次举办“地契”展览，展出约百张从中国清朝、中华民国至中共建国前后的地契。
地契是中国老百姓最大的财富象征，都被珍藏于家中最为隐蔽之处，具有生存根本的重要性。也是收藏家的蔡斯民受访时说：“每一张地契都有一个家庭的故事要说，比如兄弟争论的故事。”
考古发现，中国早在夏商就有地籍简册之类的土地文书。地契是指中国历代土地买卖的契约，也是土地所有权和缴纳税费的凭证。地契真实地反映当地各个历史时期的房产买卖关系，地价变动、农民负担程度等，可以看到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历史、人文风俗的状态，解读地契，就是解读历史。
有关地契的收藏和研究，在中国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民间收藏家有数量不等的地契收藏，各省市档案馆、历史博物馆也有少量收藏。中国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档案室自1958年以来，从全省收集了明代、清代、民国时期的地契文书约四五千份，但保存状态不佳。
清光绪时期的红契，契尾明确印发了土地使用买卖的管理条例。（蔡斯民提供）
完好地契不易找
蔡斯民指出，完整的地契是很绵长的，一张接一张，但是很难收到品相完整的，即使博物馆藏品也是如此。他说：“收藏地契的最大问题就是风化。一张宣纸（写成的地契）能够耐多久？明代的地契很难找到。不可能收到很完整的地契。残缺是时间的画笔，破烂是一般地契的状态。”
发黄变脆的地契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家毛同强的创作素材，他耗时三年，由民间搜集1300余件地契，组成大型装置作品《地契》。涵盖了从清末民初、中共建国、文革、改革开放后等重要时期的地契，力图借用“地契”自身的文本与历史价值，来言说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与土地之间形成的内在密切联系，被栗宪庭誉为“是近十年甚至是近30年中国当代艺术史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此作在上海泓盛2013秋拍拍出552万元人民币（约117万新元）。
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土地典卖契约文书记录了土地产权转移和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是研究中国土地和税赋制度的重要资料。
一份正式地契的内容包含：立契人、受契人、土地说明（四方边界、所含税亩）、典当或出卖原因、立契手续、土地所有权说明、双方权利和义务、土地附产说明、上手契的处理说明、官颁契与契尾，最后是写立文契时间、卖户、中人签字画押。
地契和土地凭证在形式内容相似，如明确宣示土地所有权及土地所在位置，但二者实际上有很大差异。土地凭证是颁发给土地所有人的所有权证明，而地契既可能是证明土地所有权的契约，也可能是典当、出卖土地的契约，同一块地多次转卖会产生多份地契。市场上，地契存世量比土地凭证大。毕竟买卖土地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涉及到身家性命，而一些土地与房屋典当的地契，往往是主人为了一时的燃居之急（如短钱、需钱）而做出的行为，比出卖土地的频率要高得多。
“白契”“红契”“契尾”
民间买卖双方私立的契约叫“白契”，不为官府所承认。图为清光绪年间的白契。（蔡斯民提供）
与地契相关的三个术语是：“白契”“红契”“契尾”。
清代地契总体上采取“民写官验”的形式。首先由买卖双方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然后请当地享有较高威望者做见证人。立据时，四邻和主要亲属、族房也都到场，并在契约上签名画押，这样的契约叫做“白契”，也称私契，不为官府所承认。
合法有效的书契，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由买卖双方携带白契到官府缴纳地产转移契税，办理推收过户，再由官府在白契上粘贴官署统一印制的文书，加盖大红色的州县骑缝章，叫“红契”。验契时一般加盖两处官印，一处盖在契中地价数额上，并画一押；另一处在契未所写年号上。正式的“红契”由盖有官印的白契（草契）和契尾组合而成，在法律上受官府保护。
中华民国时期的红契 。（蔡斯民提供）
清代官署制约土地的典押、买卖文书沿用明朝旧制，叫“契尾”。契尾上明确印发土地使用买卖的管理条例，清楚规定“税契之设”的目的、内容、形式及违规的处罚方法，表明清代在土地使用上的规范化管理。
清代民间存在大量的未经官府验核的白契，这些白契在宣纸上用毛笔书写，然后经过举荐的保人画押，再经家族中有威望的长辈签名认可，在民间一般仍被视为有民事约束力的土地产权凭证。但对官府而言，这意味着大量的契税逃漏。
土地契税的征收源于东晋，宋元明清沿用至今。税额根据契约上买卖双方做出田房产总价按比例征收。民国后的十余年，中国处于北洋军阀统治，契税征收沿用旧法，但不再使用契尾，而是另印契纸，使用时经登记注册，将旧契粘连发业主收执。
中共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和改革开放时期，规定土地所有权归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一般为70年。
1950年的房产执照带有中共建国的鲜明时代特色——毛泽东肖像与国旗。（蔡斯民提供）
“地契”展览
即日起至3月25日
周一到五中午12时至傍晚5时
斯民国际艺苑
10 Ubi Crescent
Ubi Techpark Lobby E #04-90 S408564
观展须预约，电话：683727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