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华人社团：二百年来新华社会的中流砥柱
柯木林
海外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华团、华教、华报，是研究华人史学者必须涉及的领域,三者间有其互动及内在联系。本文述及华团，亦涉及华教，但不谈华报。华团即“华人社团”的缩写，这是指在《社团注册法令》（The Societies Ordinance 1890）下获准注册的华人团体，属非盈利性质，不能从事非法与政治活动。主要类型有地缘、血缘、业缘等组织；此外尚有另类社团如俱乐部、非常组织及书报社等等……
本文在界定华人社团的范畴内，侧重对宗乡会馆的论述，但对宗乡会馆之外的其他社团在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所发挥的功能，也作了扼要梳理；文末对今后华人社团, 尤其是宗乡会馆的历史,在大时代的变革中所发挥新的社会功能，提出了看法。?
细说从头
新加坡宗乡会馆的历史，可说是近百年华人社会发展史的缩影1。这是新华历史的特点, 只有在掌握这一特点, 也即是对新华社会的发展规律有所认识后，才能有效地进行研究。过去二百年来, 华人社团历经风雨沧桑, 至今依然存在。
2017年5月，位于珊顿道(Shenton Way)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Singapore Chinese Cultural Centre) 由总理主持开幕仪式2，从此新加坡华人在文化上有了一座标杆性的建筑物, 意义重大。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是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简称宗乡总会,英文缩写 SFCCA）于2012年农历春节期间创议的3，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宗乡总会为当前新加坡华人宗乡会馆的总机构4。
从1890年至1940年日本占领新加坡前的半个世纪，可说是华人会馆的黄金时代。这时期所组织的会馆，有一个特色，就是多数以“总会”的姿态出现而组成规模更大的会馆，如血缘性的陇西李氏公所（1907年），南洋江夏堂（1924年）；地缘性的漳州总会（1929年）、潮州八邑会馆（1929年）、南洋客属总会（1929年），和广东会馆（1937年）等等，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5。
然而，早期会馆所组织的“总会” 与1986年成立的宗乡总会，并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有其本质的不同。过去“总会”的组织，只限于地缘或血缘的组合，宗乡总会则是联合血缘和地缘组织的大团结，是历史性的，为划时代的创举6。
以此为基点，上溯二百年！
1819年新加坡开埠前还只是一个一百多人的渔村。19世纪初，英国选择新加坡为商港与贸易城市, 可说是近代新加坡历史的开始。为进行开发，吸引各地移民。这些移民包括来自马来亚、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其中以中国移民最多。自1830年开始，从中国沿海各省，如福建、广东及海南岛等地来的华人，一直是新加坡的最大移民群7。
南来的移民虽然也有商人，但大多数为劳工、技术工人（如木工）或落魄文人（后沦为写信匠，书记及私塾教员）。这批移民构成了当年新华社会的中下层阶级。他们来到这块英国在远东建立的商业基地后，由于人地生疏，需要依靠乡亲或宗亲的协助，才能解决生活问题。同乡亲戚间的紧密合作与关怀，是当时求生存的必要条件。正如道光廿四年（1884年）《重建应和馆碑》中所说的：“盖闻客旅重洋，互助为先，远适异邦，馆舍为重” 8，正是当日情景的写照。
在这背景下，?会馆应运而生。但从历史上看，会馆的组织，并不只是单纯地为新客提供就业与住宿而已。会馆仍是当年各籍贯移民的联络中心和团结机构。会馆办理的事务包括团结乡亲，照顾病弱同胞，主持婚丧仪式，排解纷争，维持法纪，办医院，办学校和带头发起公益事业。
不过，这是有个过程的。在会馆创立之前，神祠庙宇的作用，不容忽视！
社会功能
19世纪初，在政府未将华人社会事业和公众福利纳入行政范围之前，所有民间一切公众生活，多通过神祠庙宇来安排、处理和执行。
南洋史学界泰斗陈育崧在《石叻古迹》一书的序文里，对早年神祠庙宇的功能及其与新华社会中帮权结构的关系，阐述透彻，很有见地。他认为，神祠庙宇是公众集会的中心。庙宇满足人民的宗教生活，对神祗的崇拜，除了原有的机能外，它的副产物或副作用，往往超过主作用。生活的社会化和集体化，是社群团结和社区结成的主要原动力。所有公众事务和公众活动，以此为范围，成一个社群的聚合轴心，巩固了“帮”的结集，起了血缘和地缘的吸引作用。一间庙宇，一经社会化起来，作用便大大地扩大，最显著的：“举办善举、开设学校、发展高度的社会机能” 9。
新加坡的早期社会，是建立在“帮”的体系上。许多庙宇是以“帮”为轴心，“帮”高于一切，“帮”首的威权，不可侵犯。“帮”首的计划，可能希冀（？）用庙宇建立起一个一统的“神权”，再凭藉这“神权”，来建立 “绅权”，并运用“绅权”来领导一帮，进而至于超帮。“绅权”促使“帮权”合法化，正所谓“绅权神授”是也10。来自马六甲的土生漳泉商人，就是通过建庙作为团结族人的中心而赢得绅权（帮领导权），并垄断了闽帮的领导层。
会馆社团继承了神祠庙宇传统，发展高度的社会机能，但其表现是全方位的，主要有：（一）教育；（二）民生；（三）经济；（四）政治等四个层面:
. 教育
从1819新加坡开埠至1959年这一时期的新加坡华文教育，其发展至为曲折崎岖，既经过由私塾转为现代学校阶段，又经历中国清朝政府与民国政府的监督和英国殖民地政府的管制时期。开埠至二战前的华文教育史，主要是通过官方档案文件、碑铭、政府和私人出版物、报刊、社团和学校纪念刊、课程、课本、杂著及其它文献得以保存下来。
新加坡华人最早创办的学校，是设在天福宫左侧的崇文阁，建于1849年。五年后，萃英书院在厦门街(Amoy Street)成立。这两所学校其性质有如中国的学塾，它标志着新加坡华人办教育的先河11。1905年应和会馆首先创办新式学校，称为应新学校。除了教导华文，也教英文和数学。接下来开办的学校有道南学校(1906年)、爱同学校(1912年)和崇福女校(1915年) 12。
早年办校的热忱弥漫着整个华族社会。在同一时期，其他会馆也纷纷兴办学校，其中包括客属茶阳会馆的启发学校(1906年)，琼州会馆的育英中学(1910年)，广东人创立的养正学校(1905年)，和义安公司创立的端蒙学校(1906年)。1919年南洋华侨中学成立，它是由不同籍贯人士共同发起的，也是新加坡第一间的华文中学13。
1955年，东南亚第一所华文高等学府南洋大学在新加坡福会馆登高一呼的情况下诞生了。当时参预筹款办南大的人士有三轮车夫、德士司机、工人、职员、僧人和其他各阶层人民。南大的成立象征着华人热心教育事业的最高峰。
. 民生
南来华人漂洋过海, 来到异国他乡, 面对的两大挑战, 一是汇款回国赡养家
眷; 另一则是医药问题。早年华侨汇款回国赡养家眷的风气很盛行，本地的汇兑信局就是经营侨汇的生意。二战期间寄汇无门, 战后，侨民都急于汇款回国救济家眷, 经过南洋中华汇业总会(Nanyang Chinese Exchange and Remittance Association）14的努力，殖民地政府终于宣布自1946年3月18日（星期一）起，中南正式通汇15。
成立于1885年的同济医院 (Singapore Thong Chai Medical Institution )，原名同济医社。医社取名“同济”，表现了“同善相济”的精神。同济医院是由来自不同方言群的人士负责发起和管理的，以中医中药，为贫病无力延医者诊病，不收医资。同济医院的成立，说明了华人社会不同籍贯，不同姓氏人士，在为广大人民出钱出力办公益时，是不分彼此，通力合作的。一百年来，同济医院在医疗保健事业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值得称颂16。
各会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推举中华总商会出面领导，进行救灾工作。譬如1951年的武吉士村（Kampong Bugis）大火，1954年的波东巴西(Potong Pasir)、大成巷(Lorong Tai Seng)，芽笼士乃 (Geylang Serai)、勿洛(Bedok)等大水灾，及1961年的河水山(Bukit Ho Swee)大火。在总商会的领导下，群策群力，帮助灾民渡过难关，重建家园17。
. 经济
自1837年以来，新加坡设有外国人商业会议所，除英国委员外，华人与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同以委员身份参与其事。1860年以后，华人被拒入会，终至组成中华总商会。过渡期中并无相似机构存在,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时称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于1906年创设, 其目的为增进商业,发展公共福利。会址于禧街(Hill Street) 47号 , 1939年时有会员750人18。
中华总商会至今还在发挥作用。作为具有影响力的环球华商网络，总商会为会员提供一个利于经商与文教交流，在促进本国工商业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教育活动与社会服务方面，贡献殊巨。尤其是自1991年创导的每两年一次的“世界华商大会”，至今已举办了14届。
. 政治
华人社团亦肩负国家兴亡的责任，尤其在二战期间，更是如此。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Nanyang Federation of China Relief Fund简称南侨总会 NFCRF）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也是有特出表现的华人社团。
在日本谍报人员所作的调查报告《南方华侨团体调查》中（见注36），这个组织最引人注意，因为该会事实上为“排日救国运动之中枢” 19，积极支持中国和新马的抗日战争，和筹款协助中国民间的赈灾救亡工作20。
自1906年成立以来,中华总商会无疑是新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随着战后亚洲各地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华侨开始关心本地的政治及公民地位问题。1955年中华总商会发动大集会，呼吁选民踊跃投票，争取废除立法议会的语言 限制，以提高华人的政治认识。1957年在总商会及各会馆的努力下终于成功地争取到公民权法案的通过。接下来的工作就是鼓励和协助华侨办理登记成为新加坡公民的手续21。
1959年新加坡自治，总商会在加冷机场举办自治博览会以示庆祝。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面临印尼对抗，总商会联合各会馆社团召开拥护政府的御侮大会。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独立，发展国防是当务之急。总商会也义不容辞，号召全国社团，筹募国防基金22。今天中华总商会代表更以官委议员身份, 在国会议政时为民请命。
另类社团
新华社会还有另类社团,非常重要也另具特色。在日本的《南方华侨团体调查》报告中之“新加坡华侨团体一览表（1939年）”也提到，简述如下：
. 怡和轩俱乐部 (Ee Hoe Hean Club)
为新加坡屈指俱乐部， 1895年成立，1927年新建会址于武吉巴梭（Bukit Pasoh Road）43号,发展会务。会员虽谓不分帮派，实则仍以福建人居多，人数一百余人，每月经费约500元。其目的在联络侨民、促进社交、激励对中国贡献。当年的抗日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即以该会为办事处23。
. 海峡英籍华人公会 (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成立于1900年8月17日, 获殖民地政府的保护与支持，初创会员约874人，有终身会员与普通会员。该会宗旨是：培养亲英思想; 维护海峡侨生福利;要求参政:
-- 加深会员对英国各种事项之关心，奖励会员一心一德为英国之忠良臣民
--有关殖民地全体侨生华侨福利问题，不问其为社会性、文化性或道德性，如予讨论 时，皆提供便利
-- 在一切合法状态下
-- 指派代表委员驻在伦敦，促进本会会务
-- 奖励以实际方法使华侨接受专门教育
-- 致力于依法保护侨生权利
1900年10月在马六甲成立分会，入会者有二百人24 。当中国发生庚子事件之际，这批受英文教育的侨生，竟然要组织“义勇军”?到中国与八国联军会合，攻打义和团。由于是乌合之众，又缺乏军事训练，最后不了了之25！1919年2月6日新加坡开埠百年纪念日，莱佛士铜像揭幕，侨生公会代表曾向总督致贺词，总督亦有答词26。
. 昭南华侨协会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
日本占领新加坡后, 改名 “昭南岛”, 这是日据时期奉命建立的华侨组织，初期主要任务为筹募“奉纳金”。因记载混乱，成立日期不详,会址在吾庐俱乐部。成立以来在日军当局指导下,召集来自马来及昭南岛之代表, 决议向日本宣誓全面效忠,该协会亦开办日语学校，报名踊跃，远逾原定名额27。
1943年8月当时已在马六甲、槟城、吡叻等大都市组成华侨协会11处，在马来华侨总协会统辖下活跃于各地28。后因粮食短缺，日军当局强迫疏散新加坡人口，在马来亚柔佛邦开辟农垦区。该会曾筹集100万元费用，并派人清除丛林，招募华侨“志愿垦荒”。到1944年9月共招募到1．2万人。日本投降后，放弃垦区计划。1945年8月23日随马来亚华侨总协会解散29。
蔡史君在《新加坡华人通史》一书中（第14章）对 “华侨协会” 在军政中所扮演的角色与“贡献”作了历史的评价：“华侨协会”并不是“出于保护华侨、或为华侨社会谋福利而创立 ”。相反的，“华侨协会”是始终“为日本军政当局效犬马之劳，并出色地履行了“大日本帝国”所赋予的、傀儡团体的职责” 30。
. 同德书报社(United Chinese Library)
以传播三民主义，启发侨民知识为宗旨，同德书报社是同盟会员奉孙中山之命所设，成立于1911年，其英文社名即孙中山所定31。该社广集报刊，陈列供侨民阅览，促进文化建设32；设学校倡华语，并提倡移风易俗，改良结婚礼仪，举办文明结婚或集团结婚33。同德书报社组织系统如下:
监察委员会 | 社员大会 | 执行委员会 | 常务委员会 | 总务 | 秘书处 |
财务 | |||||
图书 | |||||
慈善 | |||||
教育 | |||||
讲演 | |||||
体育 | |||||
剧务 |
早年的同德书报社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与文教社会力量,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南侨总会）成立前，同德书报社扮演了介于中华总商会与南侨总会之间的角色。因其领导人多为新华社会的文教与商界精英，其中不少饱学之士，他们都很有办事能力与社会经验，也都能独当一面34。
二战结束初期，新加坡陷入无政府状态，同德书报社组织新加坡秩序维护队，呼吁人民合作，停止殴斗，指挥交通，维护新加坡的治安35。
社团领袖
华社精英几乎集中在华人社团, 尤其是宗乡会馆。
华社领袖与华人社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绅权神授 ” 造就华社领袖；华社领袖领导华人社团, 华人社团又襟托华社领袖。
日本人很清楚这道理。二战前，其谍报人员以商人身份，深入东南亚华社展开调查。日据时代由台湾总督府外事部出版的《南方华侨团体调查》36就是属于这类型的间谍报告，其目的在如何“利用统制”华人团体。当时日本对华人会馆，更做了详细研究，列举了谁是主导人物、其身家财产，是否有排日(反日)情绪等等。日本南侵时，就是根据报告中的资料，进行逮捕与屠杀。
新加坡开埠后，莱佛士把住民分成商、工、农三个阶级，依照他们所说的方言，任命一人为“头人”(Headman即客长), 相当于荷属的“甲必丹” 制度。 这些“头人对殖民地统治者负责他们属下聚落的治安(仅限于一种“方言群” ) , 是分化的间接统治37。
莱佛士委任的客长，必需是一批和他思想理念相同的，才能确保其殖民地政策被切实地执行。 此后，这种制度逐渐发展，形成一个传统，而政府委托的“头人”，也被冠以“太平局绅”（Justice of Peace）或“华人参事局” ( Chinese Advisory Board) 委员等衔头。
华社领袖有一定的素质，普遍言之，是以其拥有的财富来鉴定的。一个领袖，不但要有钱而且要会出钱，本族群的一切公益善举，总以他为“缘首”。此外亦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 政府信任
华社领袖通过建庙作为团结族人的中心而赢得“绅权”（帮领导权）。但巩固绅权也要得到当政者的认可，即政府的信任。政府信任度与华社领袖地位稳定与否成正比，对鞏固华社领导权至关重要。早年华社领袖向清朝政府捐官，或希望殖民地政府授予荣衔，此为重要原因之一38。
政府在委任或授予荣衔时，也要考虑能否与其共事者，才能顺利推行必要政策。早年华商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陈笃生（Tan Tock Seng 1789-1850年）、佘有進(Seah Eu Chin 1805-1883年)、胡亚基(Hoo Ah Kay 1816-1880年)等都是很好的例子。陈笃生被殖民地政府奉为华社首领，并封为太平局绅，是华社受封的第一人39。
陈嘉庚 (Tan Kah Kee 1874-1961年) 被英国殖民地政府认为是一位“社会秩序的维持者”（Law and Order Man), 也是一位有效能的“合作者”。陈嘉庚这种“无党无派”的政治立场，符合英殖民地政府的中立政策，也符合了英殖民地政府反对"有党有派” (如中国国民党与马耒亚共产党等）的传统方針。在这种情况下，陈嘉庚为殖民地政府认可，在14年抗战中，他领导的南侨总会，团结广大海外侨民，积极支持和参加中国抗战。实事求是，如果没有殖民地政府的默许, 陈嘉庚要取得新华社会超帮领袖的地位是不可能的。此后陈嘉庚改变立场, 终不为殖民地政府所容, 那是后话40。
* 华社支持
早期华社分朋离系，各帮有各自侨长、帮派领袖。“帮权”是华社领袖社会力量的来源，也是取得领导权的资本。由于对传统民间信仰的强烈，华社领袖的信仰，必须顺从民意。
1839年陈笃生捐地建全新加坡最宏伟的华人庙宇天福宫，作为福建帮和华社总机构，目的在获取华社支持。1839年至1843年，伦敦传教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曾积极向陈笃生传教，但他还是坚决反对基督教信仰，并施压阻止别人信教。陈笃生十分清楚，一旦信奉耶苏基督，将被同胞排斥，影响业务和社会地位。另一原因是:一旦接受基督教，就得放弃祖先崇拜及民间信仰，这是华社领袖无法接受41 。
《陈金声遗嘱》(The Last Will and Testatment of? Mr. Tan Kim Seng dated 13th April 1862)更明确指出：“如果任何儿子或其男性后裔一旦放弃华族宗教和礼俗及崇奉其他宗教，则他或他们以及其父系的男性后裔即失去对其遗产的任何权利” 42。这段文字, 可视为19世纪华商崇奉华人传统宗教和文化最指标性的表白，目的是不希望被华社抛弃。
* 时局影响
新加坡一开埠就制定自由港与自由贸易政策，鼓励经济发展，这意味着商人的地位要比其他阶级重要，商人阶级是新加坡社会的中坚份子, 自由港、商业至上和商人至上不但决定了殖民地时代新加坡的经济体系、商业社会的本质，也影响了华社领导层的模式。财富、威望和权势成为海外华人社会的主要价值观43。
所谓时势造英雄，华社领袖有钱有势有地位, 是识时务者。陈笃生与陈金声（Tan Kim Seng? 1806-1864）两大家族祖孙三代，都是当年新华、呷华社会主要领袖人物，咤吒风云的两地豪门44。
以陈金钟（Tan Kim Cheng 1829-1892, 陈笃生长子）为例, 他一生致力于政治和社会活动, 在商业界外的其他领域中, 也有出色的表现。和平时期，积极参与立法议会、市政委员会的事务，协助殖民政府对本岛的治理及策划, 维持地方法律与秩序 ; 又时常举行盛大的宴会, 广邀各族领袖、政府官员，聚集一堂，互相交换意见, 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动乱期间成了和事佬, 调解华族间的纠纷，曾受委为五位华人陪审员之一；被封太平局绅 (Justice of Peace)。此外，亦代表日本、泰国、俄国三国担任驻新加坡领事，并被泰国、日本赐封，正是时局使然45。
未来展望
华人会馆在不同历史时期里曾发挥不同的作用：他们排难解纷，维持法纪，各领风骚。早年会馆领导人在新华社会里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有些还是执新华社会牛耳之领袖人物。然而，物转星移，今日华人会馆的时代背景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华人会馆的社会地位也已不同以往，正确评估自己，明晰所负任务，是华人会馆之必须。
今后华人社团在新华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将会如何？它是否还是华人会馆的领导机构？今后活动方向又是怎样呢？
1989年1月笔者在宗乡总会成立三周年时，提出了华人社团的“五化计划” 46：
* 观念现代化
* 管理专业化
* 组织年青化
* 活动多元化
* 体系制度化
六年后，在宗乡总会成立10周年时(1995年)，笔者又提出了“三个重新 ” 47 :
* 重新定位
* 重新调整
* 重新开拓
这些概念性的理论，至今看来，仍能适用。因具体内容在各别文章中都已有详细讨论，此处不再重复。不过，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一个能经得起百年风雨的团体,有其存在的“长期合理性”。这类团体，生命力强，适应力亦强，能曲能伸，是“打不死的”。他们非盈利又造福人群，没有不能继续存在的理由。
建国初期，在大环境极不利于华人社团的艰难时刻，华人社团韬光养晦，静观时局，以不变应万变。一旦时机成熟，那积压已久的能力，即刻发挥作用。伴随着1984年12月的 “全国宗乡会馆研讨会”，打破了多年来会馆沉寂的局面,接着成立了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宗乡总会成立的意义，在于抢救华人意识和维护中华文化的传承48。过去30年来，在宗乡总会领导下，开展全方位的活动，推出一系列有关华族历史与文化的活动，为普及与弘扬华族历史文化, 促进融合新移民作出贡献49。
总之，在现阶段中, 华人社团已转型为保留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堡垒，继续成为华社的中流抵柱，历久弥新！今后如何协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与其他各族同胞和谐共处，将是宗乡总会,也是华人会馆新的历史使命。
作者是新加坡历史学者
附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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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台湾总督府外事部出版的《南方华侨团体调查》的扫描本, 属于间谍报告 （吴玉美提供）
注释：
1 <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序>, 载林孝胜、林源福、柯木林编, 《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 新加坡: 国家档案馆, 1986年3月。
2 《联合早报》，2017年5月28日。
3 “ Chinese Clan Plan Centre for New Citizens“, The Straits Times, dated 26th Jan 2012
4 1984年12月2日，九家会馆：新加坡福建会馆(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潮州八邑会馆(Teochew Poit Ip Huay Kuan)、新加坡广东会馆 (Singapore Kwang Tung Association)、新加坡福州会馆(Singapore Foochew Association)、南洋客属总会(Nanyang Khek Community Guild)、新加坡琼州会馆(现为海南会馆? The Singapore Hainan Hwee Kuan) 、三江会馆(Sam Kiang Huay Kwan)、新加坡晋江会馆（Singapore Chin Kang Huay Kuan）、及新加坡惠安公会（Singapore Hui Ann Association）联合发起主办《全国宗乡会馆研讨会》，打破了多年来会馆沉寂的局面。之后在这研讨会的基础上，于1985年12月12日注册成立了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86年1月27日举行成立典礼。
5 柯木林，<华人会馆的现代化问题> ， 载《总会三年》(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89年1月)，页45。
6 同上注。
7 华人对今日新加坡的繁荣贡献很大,英国殖民地政府也承认这点,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内的华人半身铜像, 其碑文曰：“此华人半身铜像为艺术家史德龄于一九三九年寄赠星坡者。华人素以坚忍耐劳著称叻乡，叩三府暨马来全属今日之繁荣得诸华人能力者良非鲜浅，史君敬仰此优异之点，乃以此像相赠云”
8 丁荷生、 许源泰主编,《新加坡华文铭刻夤编 1819-1911（上册）》（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页205。
9 陈育崧 , 《石叻古迹》序，载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4月），页 i 。
10 同上注，页ii 。
11 柯木林,< 崇文阁与萃英书院>, 载《石叻古迹》，前引书， 页 217。
12 《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前引书， 页 82-84。
13 《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前引书， 页85-87。
14 1946年3月成立的 “南洋中华汇业总会”，为汇业界最高领导机构，希望藉此联络各汇兑信局，以团结精神巩固汇业机能，共谋业务发展。总会办事处设于大坡乞纳街（Club Street）49号。参见柯木林, <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 载柯木林、 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 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 1972年)， 页 180。
15 柯木林, <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 载《新加坡华族史论集》, 前引书，页 175。
16 柯木林,< 民办医药团体同济医院>,载《石叻古迹》, 前引书，页 251-253; 又参见柯木林, < “善与人同?和衷共济”：关于新加坡同济医院的几个问题>, 载《同济医院150周年文集》,( 新加坡: 同济医院, 2017年), 页 122-130。
17 《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前引书， 页 97-100。
18 杨建成主编, 《三十年代南洋华侨团体调查报告书》（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中华民国七十三年二月初版），页91 。
19 《三十年代南洋华侨团体调查报告书》, 前引书，页104。
20 1937年10月10日双十节，以陈嘉庚为会长，南洋各地代表168人参加，在新加坡召开大会。南侨总会会所于武吉巴梭（Bukit Pasoh Road）43号，负责协调各地筹赈会，赈恤救济祖国难民。
21 《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前引书， 页 124-125。
22 《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前引书， 页 127-134。
23 《三十年代南洋华侨团体调查报告书》，前引书， 页 100 & 108。
24 《三十年代南洋华侨团体调查报告书》, 前引书， 页 106-107。
25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Reprint), pp. 320-321。
26 《三十年代南洋华侨团体调查报告书》，前引书，页107 。
27 同上注，页107-108 。
28 《三十年代南洋华侨团体调查报告书》，前引书，页108 。
29 网上资料 “昭南岛华侨协会介绍” http://www.hgzz.net/zhuanti/129641.html 。
30 柯木林主编, 《新加坡华人通史》（新加坡: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2015年11月）， 页 579-580。
31 《三十年代南洋华侨团体调查报告书》，前引书， 页 95。
32 同上注。
33 早年同德书报社也设置夜学，教导侨生语文，进而提倡国语（华语）运动。为方便受英文教育者学习中国语文，也採用英文讲授，向英文教育者传扬中华文化，培训具备现代民主思想的人士。同时还教授日语，并开体育、音乐各夜学课程；甚至成立童子军、篮球队、足球队、羽球队、演讲队、圣约翰救伤队。
34 柯木林,<似此星辰非昨夜：?同德书报社105周年社庆>, 载 《新加坡同德书报社105周年纪念特刊》，2015年8月,? 页13。
35 同上注, 页 13-14。
36 此书编号为“调查第百二”（经济部门第十），于昭和十八年（1943年）三月发行，正是日本侵占南洋后两年，这系一政府部门调查报告，与学者专家著作有所差别。当时日本官员以征服者立场来撰写此报告，供内部参用。这种日本官方内部文件，在讨论分析问题方面，存有过分主观，分类不合理弱点。但观其报告构思及引用文献目录，可知日本官员的敬业精神及学术素养。参阅杨建成主编, 《三十年代南洋华侨团体调查报告书》（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中华民国七十三年二月初版），页1-2 。
37 陈育崧、陈荊和编著,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部出版 ,1972年)，页 5。
38 《新加坡华人通史》, 前引书， 页 9 。
39 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年11月, 第1 版），页 86 。
40 柯木林, <“敢將先贤较前贤”--从薛佛记到陈嘉庚>,载《南洋学报》 第七十卷 (新加坡：南洋学会,2016年11月), 页 189之注 62。
41 《新加坡华人通史》, 前引书, 页543 。
42 柯木林，<传统与前卫：难得一见的先贤文献>，载柯木林著， 《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2月），页 233。
43 《新加坡华人通史》, 前引书, 页 9 。
44 柯木林，< "青山一道同云雨"?：从古庙碑刻看新呷两地渊源>,，节本载《怡和世纪》(新加坡：怡和轩会刊, 第33期)，2017年10月/2018年1月，页84-86 。
45 柯木林主编，《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新加坡：福建会馆出版，2012年11月）， 页 69-70。
46 柯木林，<华人会馆的现代化问题> ， 载《总会三年》，前引书， 页 46-48。
47 柯木林,<跨世纪的宗乡总会>， 载《总会十年》（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5年12月），页37-39。
48 《新加坡华人通史》，前引书， 页 13。
49 柯木林, < 宗风远鬯 与时俱进: 新加坡宗乡总会对华族文化的贡献>, 载程希、吴小安主编,《华侨博物馆与华侨华人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6年8月)， 页 357-367。
Chinese Associations: 200 years of mainstay in Singapore
By KUA Bak Lim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is in fact a microcosm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After struggling through hardship and storms of problems for the past two centuries, the clan associations are still in existence today.
This article basically trace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from the early years to the present . Will the clan associations vanish due to rapid changes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s ? What are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these organisations? The writer will be sharing with you his perceptions of the clan associations, and also its future potential.
Conceptually, the clan associations ar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namely, kinship clan associations; and locality clan association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the clan association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Early Chinese immigrants were mostly destitute and had emigrated from the coastal provinces of China, such as Fujian, Guangdong and Hainan Island. They came to Singapore and struggled to survive in this remote place, often alone and without relatives.
Under colonial rule, the well-be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was not actively addressed by the authorities and so it was left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to take care of their own interests. In the beginning, the association simply provided employment and accommodation for new immigrant clansmen, such as caring for the sick and the poor.
As time goes on, the role played by the clan association became more complex. It became the contact centre and unifying organization for all local immigrants. Its duties later evolved to include the organizing of wedding and funeral rites, resolving disputes, maintaining law and order, running hospitals and schools, public welfare and charity, etc. In short, Chinese Associations provided four areas of community functions, ie education (built schools)；livelihood (care for people)；economy (economic contribution) and political (political awarenes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 was not smooth sailing. As early as 1890,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promulgated the "Dangerous Societies Ordinance" to control their activities. From 1890 to 1940 , this period of half a century saw the golden era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 However,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from 1942 to 1945, clan associations were in a state of virtual hibernation for three years and 8 months. From 1959 to 1970s, clan associations began to decline , until the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SFCCA)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in 1986 that have given a new life to the activities of Chinese Associations.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are in a period of renaissance since the inception of SFCCA. They have launched a series of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ingapore Chinese. Toda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have transformed themself into a stronghold to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and to preserve traditional Chinese customs. It also works on ways on how to help new immigrants integrate into the larger local community and live in harmony with other ethnic groups. This will be its new historical mission.
《联合早报》- 新一期《怡和世纪》纪念新马沦陷80周年 (2022-02-14)
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culture/story20220214-1242477
配合“新马沦陷80周年”，新一期《怡和世纪》如期在2月15曰面世。
80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对新马三年八个月的残暴统治。本期以“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为主题，发表怡和轩主席胡财辉和中华总商会会长黄山忠的纪念文字。另有文章记录日本侵略军大屠杀现场。资深研究员林少彬根据日方密件，揭示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林恩和则从二战后政治变迁角度，勾勒民间向日本追讨血债走过的坎坷之路。
本期“时评”撰稿人陈迎竹、黄彬华、潘永强深入分析乌克兰、台海形势，日本极右翼势力蠢蠢欲动和马来西亚两次州大选后的政局走向。其中《安倍为何要打“台湾牌”》尤值一读。“四脚亭”保持一贯特色，课题广泛，立论公允，文笔犀利。“财经”方面，读者关注的我国经济复苏、中小企业数码化、财富税和数码经济等课题，都有及时的反映。邹文学和佟暖在“特写”一栏，通过对人物的专访、交流，描述疫情下剧团的生存、老人的护理和旅行社的困境。“钩沉”有柯木林的会馆往事和角色，李奕志的陈嘉庚英籍民身份和李国梁的福南见证科技时代的变迁。
本期要目还有林清如的《坦坦荡荡一君子》、卓南生的《我所知道的洲日报黄思总编辑》、何启良的《眠云卧石尔安归——记杨金荣 》、胡林生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自信 》等。
本地友联书局、草根书局、新华文化事业、纪伊国屋书店、卓尔书店等皆有代售。有兴趣者可上集品店ZShop网站或《怡和世纪》网站订阅。详情电询：62242678，或电邮eehoehean@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