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2日星期一

另一种文化传承方式


《联合早报》- 柯木林:另一种 文化传承方式 (2018-11-12)

https://www.zaobao.com.sg/zopinions/views/story20181112-906804

  就在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发布庆祝开埠200年系列活动的隔天,拥有100年历史的晋江会馆(1918年成立)也以别开生面的方式,为明年的开埠纪念活动做出贡献。
  根据11月7日《联合早报》的报道,晋江会馆决定把馆藏626件珍贵史料,包括1930年及1940年代的照片、会议记录和刊物、旅游证件、结婚证书、侨民登记证等等捐给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接手后,原件将电子化,确保史料永久保存。正式捐赠签约仪式于11月14日举行。
  这是继宗乡总会和南安会馆分别于2014年9月和今年3月,向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捐赠文物后的又一重要民间捐赠。相信今后民间组织的捐献会在本地引起热潮,果如是,这两家会馆将是民间团体捐献文物的领衔者。
  记忆中,国家图书馆收到历来最大的一项个人捐献是在1964年。当年南洋史学界泰斗陈育崧把他的书斋“椰阴馆”内的万册藏书几乎全部捐出。此举为国家图书馆之“东南亚室藏书”奠定了基础,今天椰阴馆万册藏书是国家图书馆善本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若以团体的捐献而言,2014年9月,宗乡总会捐赠5000册许云樵藏书,可说是近年来民间团体捐献的最大一项。
  早年华人没有文献记录的习惯,也缺乏文物保护的观念,许多会馆的成立年代不详,文物流失严重,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多数团体把问题归咎于日据时期。当然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时代是新加坡文化的浩劫,毋庸置疑,但也并不尽然。历史悠久的中华总商会,其会议记录还是完整地保存了100多年。
  其实,缺乏专业人士,没有保护史料及文物的观念才是最大的致命伤。民间团体资料的保存,胥赖领导人的远见与历史观。如果缺乏这种认识与意识,许多珍贵文献与资料往往会在不经意间流失。资料流失或缺乏,等于会馆的身份来历不明,对传承也是重大的灾难。
  我们研究历史,往往叹息于资料不足。比如新加坡第一份华文日报《叻报》,创刊于1881年。但从1881年到1887年的六年《叻报》,至今未见踪影。主要是因为《书刊注册法令》(The Book Registration Ordinance, 1886)尚未实施,出版商没有义务把出版物交给图书馆(当年的萊佛士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存档。但自1886年书刊法令生效后,这问题就不存在了,可见专业机构对保管资料的重要性。
  资料必须公开、研究与分析,才能体现出价值。否则囤积仓库,无异废纸一堆。资料捐献图书馆后,在特殊环境、适当温度及专业人士照料下,通过数码化,保护与管理,让学者应用,分享研究成果,才是上策。谨此呼吁更多民间团体,把资料捐献出来,让更多研究者受益,这才是最好的文化传承。
  国家图书馆馆长伍慧贤十分重视中文资料。今年5月,我与她带领的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团队访问了中国南方的一些省市图书馆与档案馆,新中双方做了很好的交流,互通有无,希望借此丰富国家图书馆的中文资料馆藏。与此同时,国图也走向社会,向历史悠久的民间团体征集文物及实物史料。
  此次南安会馆与晋江会馆的捐献,与伍馆长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这一方针既定,今后国家图书馆与民间团体将会有更大的合作空间。时下会馆正积极转型为传承华族传统与文化的组织,捐献文物,是另一种,也可以说是最好的文化传承方式。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联合早报》- 社论:重视民间史料收藏 (2019-01-31)

https://www.zaobao.com.sg/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190131-928524

  本报《团缘》版日前报道,越来越多会馆与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加强合作,把珍贵文献材料捐给图书馆保存。建立一个有关新加坡和东南亚重要出版物的完整收藏,是图管局的既定目标之一。
  在当局的鼓励下,民间的响应也更加积极。过去七年,共有13所会馆为图管局捐献珍贵的文件和档案,例如会馆章程、会议记录和证件、图纸及相片等。这是图管局与社团会馆以及其他民间组织的一种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图书馆获得第一手宝贵资料和文物,民间团体的收藏则有了更好的归属,协助他们把本身的历史传承下去,丰富了国家的文化和历史厚重感。
  其实,也正由于当局的重视,提高了不少民间团体对保存档案和资料的意识。新加坡长林公会于去年12月向图管局捐赠51件建国时期的会馆史料。从1947年至1956年的毛笔手抄会议记录,1966年公会为支持加冷体育场的建设而购买的第一期“新加坡彩票”,以及公会1951年至1959年的历史照片。晋江会馆去年11月配合100周年而把600多件文献捐给图书馆,许多捐献物是来自会员的个人收藏。
  南安会馆在去年3月的新春团拜活动上,把该会馆收藏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修建凤山寺的老账簿、会议记录、土地契约、会馆章程、老相片、旧剪报、各种法律文件、往来信函等106件历史文物捐给图管局。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曾于2014年9月捐献出6460件文物,包括源自许云樵藏书中的5000多本书册、日记、手稿和1300多本由宗乡总会出版或收藏的会馆期刊、书籍、校刊、课本和杂志等。
  图管局过去几年所获得的捐赠,种类繁多,不乏令人惊喜的文物,它们从不同角度为我国建国前的历史作记录。
  宗乡总会属下的大小会馆有235所,超过50年的会馆达206所,百年会馆也有46所,它们的历史几乎都比我国的建国历史还悠久,馆藏资料为研究新加坡华人社会的风土人情和文化、艺术动态提供了宝贵线索,只可惜不少年老会馆早期由于没有很好的保存方法,资料不是被虫蛀、潮化,就是丢失,或是在搬迁或修复过程被当作垃圾遗弃。如拥有140年历史的新加坡潮州西河公会,因多次拆迁而遗失了许多珍贵史料,尚存的文物仅有1878年的创会印章。日军侵略占领时期,不少会馆为了保护当时的会馆领导人和会员的安全,而自毁了不少早期会馆资料。
  今日民间的档案文献和资料以多种形式存在,如电子出版物和网站上的资料,也是丰富和宝贵的资料库,有鉴于此,国会去年7月三读通过国家图书馆管理局(修正)法案,允许图管局采集以.sg结尾的网站资料存档。单以网站来说,目前多达18万个。图管局多年来已在进行这方面的存档工作,例如,国庆庆典网站自2006年以来,每年都进行存档。
  收集民间的资料档案也是一种抢救文物的工作,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过程,牵涉到的是人力物力,电子化的存档科技虽然减轻了人力和收藏空间的难题,但如何评估资料和档案的收藏价值,则是一项更具挑战性的工作,当局可以跟学者、专家以及民间的文史爱好者进行系统化的交流与合作。
  让民间组织的捐献风气更盛,也鼓励民间组织,包括社团、庙宇、学校等等更加重视本身的历史,他们才是保护和抢救具有历史价值的档案和文物的第一关。图管局应视它们为合作伙伴,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咨询和协助。



《联合早报》- 捐出珍贵文献 更多会馆与图管局 合作保存民间史料 (2019-01-28)
 https://www.zaobao.com.sg/znews/singapore/story20190128-927587

  撰写我国200年来的开埠历史长卷,少不了从民间收集的史料和记忆。据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提供的最新数据,越来越多会馆近年来与图管局加强合作,把珍贵文献材料捐给图书馆进行保存。
  过去七年,共有13所会馆做出重要捐献,尤其自2017年开始,参与捐献的会馆和史料捐献数量均有增加,为图管局提供更多难得一见的一手材料,例如会馆章程、会议记录和证件、图纸及相片等。
  多年来,本地宗乡会馆致力于收集、保管先贤和乡亲的历史遗物,而这些民间捐赠不乏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献,包括日治时期由昭南日报社于1943年至1945年出版的《南光周刊》(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捐赠),以及晋江学校为了收容更多战后失学儿童而在1958年绘制的会所扩建设计图(新加坡晋江会馆捐赠)。
  国家图书馆参与部门副处长周韵娴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近年来会馆与图管局的互信和协作都在逐步加深,这对于收集国家历史记忆,为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建立一套更完整的出版物馆藏都十分重要。
  “会馆最主要的考量是确保珍贵史料的永久保存。”周韵娴强调,保管脆弱的纸质文献须在光线、湿度和温度上都严格把关,也需要足够的人力负责整理和修复。图管局有修复员专为破损书页进行修补,并采用无酸纸和可还原胶水加以巩固。
  对大多数宗乡会馆而言,储存空间和保管条件都面临相当大的局限。
  周韵娴说,会馆早期主要向图书馆捐赠的是内部流通的刊物和印刷品,偶尔会出现族谱之类的史料。如今人们对于保护史料的意识有提高的趋势,会馆因此更主动与图管局合作,让民众有机会亲睹更多一手的历史原件。

由会馆协创史料展览
  图馆局每年都举办学者对谈会,向本地各大学府的文史学者介绍新增馆藏史料,通过他们的研究发掘史料背后的历史价值。
  针对状态堪忧的文献,图管局会在修复后进行数码化处理,方便公众调阅。早于1945年的史料则会被列为“善本”,须经过严格审批才能查看原件。
  周韵娴指出,虽然这些捐赠物的所有权被转移给图管局,但一些会馆成员其实也在图书馆的培训下成为导览员,由他们亲自为公众讲解文物与新加坡的渊源。这让展览成了图书馆与会馆之间的协创。
  “他们既可以向图书馆反映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和方式来进行解说,可以避免展览太学术性。”

保留民间史料仍具挑战
  此外,若会馆需要借用史料举办自己的展览,图管局也会允予优先考量。周韵娴认为,这是双方合作的一种延续。
  随着图管局积极地向公众推广相关展览,让更多人接触到会馆历史,许多会馆因此也更愿意捐出他们的史料。
  虽然图管局希望尽量完整地收藏会馆史料,但不是每一样历史原件都会被馆藏。按照惯例,图管局的筛选将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史料为主,出版物的副本将不被收藏,若涉及敏感的个人信息也需斟酌。
  若要保留剩下的史料,会馆仍需要寻找其他途径,如租用仓库来解决储藏问题。虽然条件并不理想,但周韵娴建议,若能确保史料安放在有冷气的环境里,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其实也能达到基本的保存条件。
  迄今为止,图管局仍在寻找机会与更多会馆和民间团体合作,进一步收集有价值的文献和史料。
  此外,图书馆在举办展览时也尝试融入社交平台和新科技,以寻找更具互动性的方式吸引公众了解我国的文化遗产。



《联合早报》- 捐出数十纸本文献留下百年布业辉煌 (2020-10-12)
https://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201012-1091975

  面对行业萎缩、会员凋零,布行商务局决定把一批记录本地布行历史的珍贵史料,捐给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做永久保存。45件手抄文献年代横跨近一个世纪。
  新加坡布行商务局1993年庆祝85周年纪念时,特刊上的会员通讯录有169个商号,2008年庆祝100周年时,会员通讯录只有不到30个商号,今天则只剩21个,反映曾经昌荣一时的布业,在本地逐渐没落。
  面对行业萎缩、会员凋零的趋势,布行商务局决定把一批保存完好、记录本地布行历史的珍贵史料,捐给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做永久保存。
  布行商务局主席谢德根(70岁)最近在整理这个业缘公会的旧物时,翻出一箱老账簿、会议记录等。他先征得局务顾问和理事们的同意,再通过《新加坡潮州人文化与历史概说》一书的作者陈嘉琳,联络上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最终在9月下旬把45件包括百年记事簿、日清簿、会议记录、手写章程、来往总簿、来往杂务簿、局友名簿等文物捐给图管局。
  谢德根说,图管局有更好的条件来保护这批手抄文献。作为一个行业团体,布行商务局每两年会更换一批理事,而现有理事很多已年迈,加上布业在本地已没落,不容易找到年轻接班人。
  陈嘉琳指出,一个行业公会能在历经漫长岁月,包括战乱和迁徙后,仍留下这么些第一手资料实属难能可贵,她希望布行商务局捐赠文物之举能引起更多人的重视,千万不要随便扔掉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和文献。
  本地华社近年已意识到保存历史的重要,纷纷捐献文档文献以更好地保存自身历史。较受人瞩目的捐献,包括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4年9月捐出6460件文物、南安会馆2018年3月捐出106件历史文物,以及晋江会馆2018年11月捐出600多件文献等。
  新加坡布行商务局这次捐出的45件手抄文献,年代横跨近一个世纪,从1912年至1999年,当中最早的两本是民国元年(1912)的“日逐大部(簿)”和民国三年(1914)的“第二号议事簿”。

早期理事就职宣誓词
  旧文献中还可翻查到布行商务局刚成立时的章程,甚至看到早期理事宣誓就职时,要当众宣读的宣誓词:“皇天后土、明明烛烛、鉴察无私、休咎淑慝。口发心维、誓者惟实、若沦此盟、不昌不吉。”
  新加坡布行商务局创立于1908年,这意味着本地布业在晚清和英殖民地时期便存在,当时就已经有成立商务局相互扶持的必要。
  当过多届主席,目前是副主席的陈加珊(79岁)说,商务局1997年从沙球朥路(Circular Road)搬到金皇商业大厦(Sultan Plaza)九楼时,理事们从储藏室翻出这批历史文物,大家当时喜出望外,以为在二战中丢失的资料,原来是被遗忘在某个角落。
  陈加珊仔细翻阅这批文献后,亲自在百年特刊中更正和补充商务局的历史。例如很多人误以为商务局原名是新加坡潮州布行商务局,后来才去掉“潮州”二字,旧文献却显示这个组织一开始便用“新加坡布行商务局”。
  大家的错误印象可能源自早期布商以潮州人为主,而商务局两位创办人王邦杰(1856-1930)和陈德润(1859-1918)都是潮州人,也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和端蒙学校发起人。布行商务局其他发起人包括沈蔼塘、黄瑞科、杨添文和陈如初等。
  目前担任财政和局务顾问的陈可人(82岁)指出,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是新加坡布业黄金时期。他说,早期大家都是自己买布裁制衣服,当时的制衣行业蓬勃,本地布业还保有转口市场,把布转卖到周边国家。后来成衣取代裁衣,制衣业迁离新加坡,中国改革开放后,我国还失去转口贸易的优势,布业在本地逐渐没落。



《联合早报》- 翻阅千余份史料 两机构合作整理金门社群本地发展史 (2020-12-28)

https://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201228-1111826

  为保留重要会馆史料,新加坡金门会馆与国家图书馆积极合作,从千余份书信、刊物、会议记录,包括浯江孚济庙、金门轮船公司、金门公司旅社部和金门会馆等战前文件中,整理出金门社群在新加坡的发展历史。
  金门会馆会长蔡其生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金门会馆走过了150年的岁月,会馆的秘书处和文教部多年来负责保管和整理会馆资料和书籍,并且设立图书室展示金门相关书籍和刊物。
  他说:“做好史料的保存有助于记录金门人的移民历史,也是将来金门子弟寻根的重要资料,对研究本地华社和国家发展的历史具有非凡意义。”
  自2018年以来,金门会馆开始与国家图书馆接触,在2019年分别捐赠了一批珍贵手写文献,以及一批馆藏书籍和刊物,其中包括孚济庙董事部会议记录《金门孚济庙会社新加坡议程存记》,记载事项包括委派五人代表参加祖国国民代表会选举、共议金门商业学校募捐进行事项等重要的历史事件。
  文献中也出现了早年为金门和新加坡两地,提供船运服务的金门轮船公司和金门公司旅社部相关的历史文件。1922年,因金门交通不便,金门会馆决定成立金门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并在香港建造金星轮,为乡民提供每日穿行于厦门和金门的轮船服务。办事处设于新加坡,而事务所设于厦门。
  相关的史料包括由23个金门机构与学校发布的《为图今后金门航行便利劝请乡人》,记录了金门轮船公司和金门公司旅社部成立的缘由,凸显金门会馆为南洋侨乡提供船运服务的重要。

300多份罕见史料 年份横跨1922年至1930年
  国家图书馆新加坡与东南亚馆藏图书馆员李梅瑜在本月初就这批史料,举办了一场公开线上讲座,出席人数有113人。李梅瑜受访时说,之前人们对金门轮船公司和金门公司旅社部的研究甚少,但如今他们发现了300多份相关的书信和财报文件,材料年份横跨1922年至1930年,带来不少前所未见的资料。
  李梅瑜说:“金门会馆的史料收藏,包括上千件20世纪到21世纪的刊物、书信、财报文件和会议记录等。这些材料为金门会馆的历史,以及本地金门社群、新马华文文学、新马两地的华人社团提供了不少研究资料。”
  李梅瑜也指出,账簿、会议记录和书信都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这些材料能为研究提供多方面的历史背景。但纸质史料在新加坡不易保存,环境潮湿或持续的强光都会对史料造成伤害。除了要摆放在有冷气、除湿的房间之外,也须时常检查文件的损坏情况。
  蔡其生说,会馆缺乏保存史料的专业经验,因此与国家图书馆的合作可以促成双赢,也希望抛砖引玉,鼓励其他宗乡团体同样做出史料捐献。他说:“金门会馆今年庆祝150周年让我们对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这一代须要起到承前启后的责任,通过国家图书馆让史料能完整保留下去,让代代的金门人以后都能看到。”
  金门会馆在疫情下无法举办活动,150周年庆祝活动被迫取消,但会馆仍致力于提升会馆设施,包括翻新会馆建筑,以及开发会馆的管理软件。
  金门会馆在今年4月开发会馆管理系统,用于会员管理、档案管理等,其中包括建立会员数据库,实现在线会员申请,在线活动报名等功能,进一步朝着数码化迈进。
  蔡其生指出,靠人力管理资料十分繁琐,因此金门会馆在尝试引用数码科技加强这方面的效率。会馆保留多年的档案资料也正在做数码化处理,筛选重要文件,扫描存档,将来会进一步做好分类和索引,让会馆资料可以做到线上查询。此外,金门会馆的官方网站也将在不久之后正式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