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宫崎滔天·晚晴园
Dr. Sun Yat Sen, Miyazaki Toten and Wan Qing Yuan
原文:
孙中山·宫崎寅藏 ·晚晴园
[新加坡] 柯木林
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公元1929年），林义顺（Lim Nee Soon 1879－1936年）在上海的时候，曾赠送一帧亲笔题字的个人近照给宫崎（寅藏）夫人。此时宫崎寅藏（Miyazaki Torazo 1871－1922年）已辞世七年了。林义顺的这一举动，说明了他对宫崎寅藏的情谊。
宫崎寅藏或作宫崎虎藏，又名宫崎滔天（Miyazaki Toten），号白浪庵滔天，世以号称。日本熊本县玉名郡荒尾村（现为荒尾市 Arao Shi）人，是一位支持辛亥革命的日本人，孙中山（Dr Sun Yat Sen 1866－1925年）的好友。宫崎寅藏也是一名浪曲师，艺名桃中轩牛右卫门[1]。
在赠个人照的三年后，民国二十一年（即公元1932年），林义顺在北平（今北京）旅次，当时《民国日报》记者特地到其寓所，北京崇文门外手帕胡同46号李姓朋友的家中访问他。当时林义顺提到孙中山时这么说：“从前孙总理（孙中山）提倡革命的时候”，“无钱复无兵又无一军舰”，但亦能推翻建制，建立民国，“就是因为当时一般同志，都抱决心，拥护他的主张” [2] 此时，距辛亥革命成功也已21年了。
上述这两件事，不仅说明了林义顺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及支持革命事业的日本友人念念不忘，也说明了孙中山对海外华人的影响，至深且巨。
林义顺祖籍广东省澄海县岐山镇马西村（今属汕头市区） [3]。他是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华人，孙中山的忠诚追随者。当孙中山旅居新加坡时，林义顺就和他的舅舅，晚晴园（Wan Qing Yuan or Sun Yat Sen Villa）的主人张永福（Teo Eng Hock 1871－1959年），还有商人陈楚楠（Tan Chor Lam 1884－1971年）等，在经济上与精神上支援孙中山。林义顺也曾冒着生命的危险，把革命宣传品带到闽南潮梅各处分发，从而助长了华南地区反清的革命运动，遂有中国近代史上的1907年黄冈起义（黄冈位于闽粤交界处）[4]。
孙中山、宫崎寅藏、张有福、林义顺、陈楚楠等，他们来自不同国度，是如何走在一起的呢？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理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从中窥视当年新加坡、中国、日本三地的联系。
20世纪初期新加坡的日本社群
新加坡地处南海一隅，离赤道仅138公里，这里常年是夏，天气炎热，所谓 “南洋乃化外之邦，榛莽之疾地” 也。然而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早在莱佛士登陆前的500年，新加坡岛上已有华人居住，并与泉州通商[5]。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人的到来，日本被迫打开国门与西方列强通商贸易。明治维新（Meiji Restoration 1868－1912年）所推行的改革，使日本日渐富强。与此同时，日本和海外世界的接触也日益增加。另一方面，新加坡由于地处东西海上贸易的中心，吸引了各地的轮船和移民前来进行贸易活动或寻求新生活, 这些新来的移民当中也包括了日本人。
日本人何时移民新加坡，已无从查考。不过，早期日本社群在新加坡的形成并不光彩。自19世纪中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期间，到新加坡落户的日本移民之中，包括被称为“唐行姑娘”（Karayuki-san）的日本娼妓。她们都是色情交易（yellow slave trade）的牺牲品。这批唐行姑娘多数出身九州地区（包括长崎Nagasaki Prefecture和熊本Kumamoto Prefecture）的贫困家庭[6]。南来后以出卖肉体为生，其中有不少客死他乡者。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新加坡的日本人墓园是由妓院经营者出资兴建的原因[7]。
伴随新马地区经济的发展，吸引不少日本人南来。据统计[8]，1889年，即日本政府设立新加坡领事馆后的10年，旅居新加坡的日本人口约有2690人[9]。从1891年至1911 年的20年间，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 1826－1942年; 1945－1946年）[10] 的日本人人口激增，其中以新加坡的增长最快（表一）：
（表一）：海峡殖民地与马来联邦日本人人口分布表（1891－1911年）
1891
性别
|
新加坡
|
槟城
|
马六甲
|
霹雳
|
雪兰莪
|
森美兰
|
彭亨
|
男
|
58
|
1
|
2
|
4
|
8
|
2
|
-
|
女
|
229
|
20
|
15
|
28
|
60
|
12
|
-
|
总
|
287
|
21
|
17
|
32
|
68
|
14
|
6
|
1901
性别
|
新加坡
|
槟城
|
马六甲
|
霹雳
|
雪兰莪
|
森美兰
|
彭亨
|
男
|
188
|
26
|
10
|
23
|
47
|
15
|
2
|
女
|
578
|
212
|
10
|
175
|
186
|
41
|
46
|
总
|
766
|
238
|
20
|
198
|
233
|
56
|
48
|
1911
性别
|
新加坡
|
槟城
|
马六甲
|
霹雳
|
雪兰莪
|
森美兰
|
彭亨
|
男
|
514
|
-
|
-
|
125
|
116
|
71
|
25
|
女
|
913
|
-
|
-
|
629
|
579
|
262
|
222
|
总
|
1427
|
266
|
92
|
754
|
695
|
333
|
247
|
资料来源:
1. E.M. Merewether,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taken on 5th April, 1891;
2. George T. Har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Census of the Population, 1901;
3. A.M. Pountney, The Census of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911;
4. J. E. Nathan, The Census of British Malaya, 1921.
兹转录自Yuen Choy Leng, “The Japanese Community in Malaya before the Pacific War : Its Genesis and Growth ”,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9, No 2, Japan and the Western Powers in Southeast Asia (Sep. 197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65.
统计图表（一）中几乎有一半的日本人是居住在新加坡的[11]。当时，在新加坡的日本人主要从事医药、牙科、摄影、电影放映及锡矿、橡胶种植等行业。日本人所经营的零售商店多分布在密驼路（Middle Road）、海南街（Hylam Street） 、马来街（Malay Street）和马拉巴街（Malabar Street，即今白沙浮广场 Parco Bugis Junction）等处，而百货商号如“越后屋”（Echigoya）等亦在新加坡设立分行。日本旅馆如都旅馆（Miyako Hotel）、和硕田馆（Sekidenkan Hotel）等则坐落在美芝路 （Beach Road） [12]。《日本人社会百年史》记录了1910年末 （明治四十三年）旅居新加坡的日本人职业类别：
表（二） 旅居新加坡的日本人职业类别表（1910年末 明治四十三年）
资料来源：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史料，兹录自杉野一夫主编，《日本人社会百年史 （1915-2015）》（新加坡：日本人会，2016年12月），页 32。
上表可知截至1910年末，娼妓业依然一枝独秀。正好说明了此前20年（1891年）设立的日本人公墓用于安葬“唐行姑娘”，乃有其长期合理性。
明治维新以后，为了改善日本的国家形象，乃于1915年6月禁止日本女性进入海峡殖民地从事“不道德活动”（immoral purposes）,，本地的日本娼妓业从此一蹶不振。到了1921年，新马地区的日本社群有了明显的变化。由于橡胶业的蓬勃发展，引来了不少日本商人[13]。
商人集团的到来，意味着在新加坡的日本社群有了经济基础。1915年新加坡日本人会（Japanese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成立，作为日侨联系中心。日本人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重视教育，坚信软实力的输出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当我们移民海外，我们也必须把我们的文明，尤其是精神遗产散播至世界各地，并为世界和平及人类福祉作出贡献” [14] , 于是他们办学办报。早在一战之前，既使日侨不多，但“日本人小学”（Nipponzin Syogakko ，英译Japanese Elementary School) 已于1912年创办，说明了这一理念在海外移民社区的贯辙[15]。
有了优质的教育体制，文盲率低，为报刊在日本社区的成长提供条件。第一份日文报纸《南洋日日新闻》（Nanyo Nichinichi Shimbun，英译 South Seas Daily）于1914年创刊，其宗旨在于推广亚洲观及提倡日本殖民文化[16]。1920年，作为外务省（Gaimusho， 英译 Japanese Foreign Office) 直辖的东方通信社（Toho Tsushinsha， 英译The Eastern News Agency）在新加坡成立[17]。兹后还有英文版的日本报章在本地发刊[18]。直至日据时期（1942年2月15日－1945年9月12日） [19]《昭南日报》（Syonan Shimbun）的出版达到高峰。
从资料上看，山本音吉（Yamamoto Otokichi，1819－1867年）于1862年来到新加坡，他可说是第一位定居新加坡的日本人[20]。随着日本人口的增加，1879年4月，日本政府在新加坡设置领事馆[21]。然而第一任驻新领事胡亚基（Hoo Ah Kay 又名黄埔先生 Mr Whampoa）却是当时著名的华社领袖，他同时身兼俄国和清朝的领事[22]。1880年胡亚基辞世后[23]，领事职位一直悬空，直至1889年才由中川恒次郎（Tsunejiro Nakagawa）出任领事代理，领事馆馆址迁往苏菲雅路（Sophia Road）[24]。
另一位曾经旅居新加坡的日本名人是梅屋庄吉（ Umeya Shokichi 1868－1934年），长崎 （Nagasaki）人，日活电影公司的创始者，家庭富裕。1895年在香港认识孙中山后，一见如故，并承诺“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他曾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购置飞机等武器，並在日本培养中国飞行员。武昌起义期间，又为孙中山摄制纪录片，这是非常珍贵的辛亥革命实录。他是孙中山的挚友，不仅在财力上、精神上支持孙中山，更细到照顾孙中山个人的内心情感世界，令人感动。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日本结婚的地点，就是在梅屋庄吉的住家举行。梅屋庄吉与孙中山结为义兄弟，梅屋夫人则与宋庆龄结为义姐妹[25]。
1904至1905年间，梅屋庄吉寓居新加坡，在美芝路 （Beach Road）开设照相馆。根据梅屋庄吉的外曾孙女小坂文乃 （Ayano Kosaka）所述，梅屋庄吉照相馆的具体位置就在他当年下榻的酒店（硕田馆）附近 。硕田馆旧址为美芝路21号，即今美芝路15号一帶。在一些革命党人协助下，梅屋庄吉设立戏院。孙中山逝世后，梅屋庄吉计划铸造七尊孙中山铜像，其中六尊赠予中国，一尊留在日本，但因资金问题仅铸造四尊。梅屋庄吉还计划摄制一部《大孙文》的影片，也因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影响
旅新日侨中还有一位中野光三（Dr Nakano Kozo 1869－1923年）也很出名。他是当时新加坡日本社群的领袖之一，同时也熟识改革派人士（如1900年流亡至新加坡的康有为）以及革命派人士（如吉隆坡的陆秋杰）。中野光三于1869年在日本福冈县久留米市（Kurume, Fukuoka Prefecture）诞生。在日本获得医学学位后，先于1893年到上海，随后定居新加坡。1894年，在维多利亚街（Victoria Street）391号设立东亚医院，成为第一位在新加坡执业的日本籍医生。1904年，他把诊所搬至维多利亚街46号，更名为日本神农大药房。除了悬壶济世，中野光三本身亦投资橡胶种植业，积极参与本地日本社区事务和活动。1908年创设了新加坡青年会，1912年协助创办日本人小学。1923年辞世，一年后，新加坡日本人社群共同为他在日本人墓园立碑，以纪念
西村竹四郎（Dr Nishimura Takeshiro，1871－1942年）于1871年在日本福冈县久留米市出生。他自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医科毕业后，先后到上海、汉口， 1902年来到新加坡。西村在新加坡执业并定居长达40年，他与曾任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会长的张永福是莫逆之交。1925年3月23日，《叻报》曾记载西村被邀请至同德书报社，在孙中山追悼会上致词。西村竹四郎有一本回忆录《在南三十五年》（Zainan Sanjugonen ，英译My Thirty-Five Years in the South），1936年出版，书中提及他和孙中山及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员如张永福的互动关系[28]。
19世纪中叶至 20世纪初期这50年期间，日本人在本地的活动，当以宫崎寅藏到来及被捕，乃至驱逐出境，最为人津津乐道。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详见后文。
宫崎寅藏在新加坡
在伦敦事件发生之前（1896年）[29]，孙 中山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伦敦事件后，通过西方媒体的宣染，孙中山一夜之间成为国际知名的革命领袖，从此他的追随者来自世界各地，为他的革命思想所折服。宫崎寅藏就是他的日本友人。
孙中山是在1897年9月访问横滨时，在陈少白[30] 家中初次与宫崎寅藏会面。同年11月，孙 中山来到荒尾宫崎寅藏的故居[31]。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宫崎寅藏成为第一批外籍会员，他也是孙中山在日本最信赖的革命友人[32]。宫崎寅藏终生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日本人也把对孙中山的崇敬转移到宫崎寅藏。今天荒尾市荒尾949番地1的 宫崎寅藏故居（即宫崎兄弟资料馆），依然按当时的情景保存下来，重现了孙中山和宫崎进行笔谈的历史场景。这里已经成为了解近代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促进两国友好交流的地方。
宫崎寅藏与新加坡接触是1900年7月间的事。事缘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1858－1927年）逃到香港。然而，由于香港毗邻中国，留在香港并不安全，因此英国外交部建议康有为离开香港，到另外一个英国殖民地。1900年2月2日，康有为从香港来新加坡投靠星洲才子邱菽园 （Khoo Seok Wan 1874－1941年）[33]，寓客云庐。 客云庐位于恒春号店铺三楼，故址在吻基（Boat Quay）17号， 这是邱菽园父亲的米店所在地[34]。尽管清廷要求海峡殖民地将之驱逐出境，但却为代总督瑞天咸 （James Alexander Swettenham 任期：1899.12.07 – 1901.11.05）、英国殖民部和外交部等拒绝。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对康有为提供警察保护，以防清廷的逮捕或暗杀。英国向来有对政治难民提供保护之传统政策，亦同情康有为及其改革运动，有利于康有为在海峡殖民地的停留[35]。
孙中山知悉康有为在新加坡后，乃委托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Kiyofuji Koshichiro）、 内田良平（Uchida Ryohei）前往，希望能与康有为合组“联合阵线”，共商大计，并筹集即将发动的惠州起义的革命军费[36]，以推翻满清政府。此前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宫崎寅藏曾去香港迎接逃亡中的康有为赴日本避难，宫崎寅藏与康有为算是有交谊的[37]。
1900年6月29日，宫崎寅藏和清藤幸七郎两人先抵达新加坡，并寻求与康有为会面。康有为获悉怀有特殊意图而欲会见他的日本人时，不但避而不见，反而诬告宫崎等人是慈禧太后派来的刺客。7月5日，康有为通知新加坡警方，7月6日，总督下达特别命令，彻查这两位日本人。搜查时，警方发现他们各携带两把利剑，以及一笔约2万7000元的银行汇票还有 250元 现金，宫崎等人因此被捕[38]。
一听到日本友人被逮捕的消息，孙中山乃化名于7月9日由香港经西贡前往新加坡[39]。同行的尚有几位日本人和一位欧洲人。抵新后，孙中山即与他在香港读书时的旧友吴杰模（Dr Wu Tsieh-moh）和黄康衢 （Huang Kang-chu）取得联系，并通过这两位医生，寻求当时的立法局 （Legislative Council）议员林文庆 （Lim Boon Keng 1869－1957年） 协助，但没有成功。此事件的最后结果是：殖民地政府将宫崎等人驱逐出境，五年内不得入境。1900年7月12日，孙中山偕其同行者与这两位日本友人，搭乘 佐渡丸（Sado Maru ）轮船离开新加坡[40]。
在海峡殖民地政府看来，他们最关切的是康有为的安危；其次亦担心这些日本人的活动，会在当地华人中引起动乱；第三，海峡殖民地政府认为革命份子可能欲在新加坡购买军火，利用新加坡作为革命活动的基地，不仅会使海峡殖民地与中国，而且也会使伦敦与北京之间的关系发生问题。职是之故，宫崎等人的被驱逐出境，正是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法[41]。
至于孙中山，瑞天咸已注意到他是一位著名的中国改革家。孙中山化名抵达新加坡作短暂停留时，除了总督、警察局，以及那些他想要寻求支援以释放宫崎等之人士外，并未曾会晤其他人，是以，瑞天咸并不认为孙中山在海峡殖民地会有太大的作为[42]。更有甚者，孙中山亦未发现他能在海峡殖民地发展其革命的潜在支持力量，一直到1905年《图南日报》刊行后才有新发展。
新加坡的革命活动
1905年, 《图南日报》为了庆祝乙巳年的新年，印赠日历牌，上有“忍令上国衣冠沦于涂炭，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的题词[44] 。此外，还有“自由钟”及“独立旗”插图，旗上有“同胞国民万岁万岁万岁”字样 。孙中山在檀香山看到这份日历牌后, 对其革命立场与反清的设计，十分欣悦，乃寄20元购买20张[45]。 孙中山还专函在新加坡的尢列探问《图南日报》的详情[46] ，这样才了解到新加坡华人的革命活动。从此，孙中山与新加坡结下不解之缘，直至辛亥革命成功。
《图南日报》的创办人是张永福与陈楚楠，他们两人既是富二代，也是新加坡辛亥人物[47]的中坚份子， 孙中山在海外宣传革命活动的主要助手[48]。张永福祖籍广东省饶平县樟溪镇青岗村杨梅坑[49] ，是个土生土长的海峡侨生（Straits born Chinese）。他的祖父早年南来，在柔佛州种植甘蜜胡椒。张永福的父亲张礼（Teo Lee，一作张理 1833－1899年）经营绸缎与布匹生意，兼任取佣代理，同时投资地产[50]。到了张永福这代，已经有一定的经济基础[51] 。
陈楚楠是张永福的商业伙伴，祖籍福建省厦门。陈楚楠的父亲陈泰（Tan Tye 1839－1898年）更是赫赫有名的殷商，经营杂货木材出入口生意[52]。还有张永福的外甥林义顺 （其母张春莲是张永福的姐姐），也是孙中山的忠诚支持者，此三人被誉为“星洲三杰”。
正是由于家境殷实，又有良好教育背景，容易接受新思潮。张永福本身会写旧体诗[53]；陈楚楠也曾以“思明洲少年”的笔名在《天南新报》[54]发表政论 ，鼓吹革新，后筹办宣传革命的报纸《图南日报》，该报成了当时革命党人在新加坡的喉舌[55]。林义顺更是孙中山的忠诚追随者。这是海外华人思想与财富倒流，从而影响中国的政局的一个实例[56]。
这些新加坡有识之士认识孙中山后，奠定了日后同盟会在新加坡设立分会的基础。他们很快地就为孙中山的个人魅力及思想所感染，更愿意接受他的领导，并以实际行动在经济上与精神上支持孙中山。 张永福把他的私人豪宅晚晴园让出，供孙中山用作反清革命基地，足以说明一切[57]。孙中山通过张永福与陈楚楠的社会关系网络，进一步结认识了许多本地富商，如陈嘉庚 （Tan Kah Kee 1874－1961年）、陈武烈（Tan Boo Liat 1874－1934年）等华社领袖人物，有利于革命的推动与发展。辛亥革命成功后，林义顺、陈嘉庚、陈武烈等人仍然继续支持国民政府，就是这个时期打下的基础。
新加坡与孙中山有不解之缘，并使新加坡在近代中国革命中作出贡献，胥赖《图南日报》的宣传，由此可见传媒的力量。此后十数年，报纸传媒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辛亥革命成功后，20世初期，本地两大华文报章《叻报》与《新国民报》发生论战，就是很好的例子。《叻报》代表守旧派，《新国民报》是国民党的喉舌报，论战焦点在“提名孙中山为广东政府总统是否合法”的问题上。《叻报》在社论中公开表明若孙中山接受提名为总统是很不智的[58]。这篇社论，立即引起《新国民报》的反击，论战于是开始，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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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新加坡至少面对三股势力的挑战：一是清朝驻新加坡领事；一是康有为的维新派；还有海峡殖民地政府。
从1900年孙中山第一次抵达新加坡，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11年期间，清朝共派出六任的驻新领事[59] 。目前我们所看到直接与孙中山在新加坡活动有关的淸宫秘档中，有一封由左秉隆总领事[60]发给外务部的电文，很能说明问题：
收新加坡总领事呈外务部电 (正月初五日)
腊月念四日，孙文到。坡主潮人张永福、坡督知而不拒。派人窥其动静：愚民附之、巨商则否。除随时探报外，请速设法驱逐，是幸 秉隆叩[61]
孙中山的另一挑战者是康有为!
戊戌政变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七次进出新加坡鼓吹维新和保皇思想。康有为的到来，几乎与孙中山同时，都是在1900年[63]。邱菽园是康有为的主要支持者。然而，甲午战败却使康有为的维新运动，一下子没有了市场。海外华人成了“革命之母”。一度作为孙中山在新加坡及海外革命基地的晚晴园，在中国大历史变革中之占有一席之位，乃拜甲午战败之赐[64]！ 此后邱菽园因受民主革命思潮影响，与一些革命派人士颇有私交，但对孙中山始终没有什么好感, 既使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仍然为文攻击孙中山[65]。
还有，海峡殖民地政府对孙中山的态度亦至关重要。当年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 因此，海峡殖民地总督的行动代表了伦敦殖民部或外交部的政策。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高级讲师李励图，利用英国殖民部、外交部档案，分析两位海峡殖民地总督对孙中山的态度，颇有参考价值[66]。
李励图认为，海峡殖民地政府对孙中山的出现，在政策上曾予有限度的容忍。这表示海峡殖民地政府同情中国改革者，但却不能接受孙中山利用海峡殖民地作为其革命事业的基地，引致华人团体的不满，及干扰海峡殖民地的和平与稳定。至于英国殖民部与外交部，虽然并非完全同意各任海峡殖民政府总督在处理孙中山之事件上所作的一切决定，但他们与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决定并无冲突之处[67]。
孙中山旅新期间，瑞天咸和约翰安德森（Sir John Anderson任期：1904.04.16 －1911.09.02 ）为时任海峡殖民地的代总督（Acting Governor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和总督。他们有独立行动的特权 ，因此这二人对孙中山政策所采取的任何行动，不仅是其个人判断，也代表英国的态度[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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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海外革命基地
1879年， 13岁的孙 中山离开故乡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跟隨兄长漂洋过海到檀香山（Honolulu） ，以后辗转到香港学医。由于受西方教育的影响，坚持要振兴积弱的中国，就非改变政体不可。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为逃避清廷的追捕，从此四处漂迫，过着流亡海外的生涯，但仍然坚持鼓吹革命。流亡期间，日本是他待过最久的地方。孙中山极力争取日本华人社群的支持，同时亦结交许多日后大力协助其革命事业的日本友人。
1895年11月孙中山首次抵达日本神户，同年在横滨成立兴中会，此后18次出入神户，神户可说是孙中山最早的海外革命活动中心[69]。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于东京正式成立。然而，由于来自清廷的外交压力，1907年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致使孙中山的另一海外革命基地——新加坡的重要性随之提高。孙中山旅居新加坡的次数，刚好是神户的一半[70]。新加坡的晚晴园与神户的移情阁（Ijokaku）有极其相似之处，说明海外华人富商支持孙中山的模式，没有什么差异[71]。
新加坡是东西交通的汇点，在晚清的海外笔记中早已被誉为“南洋第一埠头” [72] 。自1819年成为英殖民地后，商业活动蓬勃发展，而基础建设和通讯设施也逐渐完善。此外，新加坡也是东南亚地区中，华人人数最多，财力最富的。作为革命党的整个东南亚华人社会活动的总机关，新加坡无疑地是有极大的潜能[73]。更何况历史上，新加坡与中国关系渊远流长，新加坡是中国在海外设置领事的第一个地方 (1877年) [74] 。作为反清革命运动的总领袖，孙中山是期望海外华人在经济上支援中国的军事起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孙中山在新加坡进行革命活动。
再者，明末反清运动失败后，不少反清义士避难新马一带。马六甲第二任甲必丹李为经（1614－1685年)，就是反清复明义士[75]。新加坡劳明达街 (Lavender Street) 的社公庙也有73个“反清复明义士”的神位[76]。 洪秀全 (1814－1864年) 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受梁亚发 (1789－1855年) 的《劝世良言》一书所影响。梁亚发是一名刻书匠，曾经在马六甲及新加坡两地工作。这一切说明新马地区早已有革命火种，孙中山的到来只是点燃火种而已——晚晴园见证了这段历史[77]
孙中山第一次下榻晚晴园是在1906年2月16日[79] 。当时，中国同盟会已于数月前在东京成立（1905年8月）[80]。孙中山在晚晴园住三四天后，就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81] 。东南亚华人社会之有革命党的正式组织，即在晚晴园开始[82] 。
此后三年，晚晴园不仅成了新加坡革命志士聚会的场所[83]，也是整个东南亚华人革命党的总机关。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黄兴等近代风云人物，在这里商谈国事，为推翻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权，呕尽心血；同盟会党章在这里制定（由胡汉民起草），这份党章成了日后东南亚各地同盟会分会的楷模[84]，甚至中国近代 史上许多著名的战役，如黄冈起义（1907年5月）、镇南关起义（1907年12月）、河口起义（1908年4月）等，事前都是在晚晴园策划的[85]。
孙中山在新加坡，除了以晚晴园为主要的反清革命基地外，也用陈楚楠位于美芝路327号的板厂，和张永福的新长美布庄（美芝路105号）为通讯协商地。 1908年12月以后，孙中山改住在客纳街 （Club Street）85号及丝丝街（Cecil Street）77号的旅店。客纳街85号遗址尚在，现为一家法国餐馆；丝丝街旅店已于1930年代拆除[86]。
非常晚晴园
本文多次提及晚晴园，这里应该对晚晴园作简单介绍。
晚晴园的前身是“明珍庐” [89]。由于明珍这个女性化的名字，不禁令人联想到这是金屋藏娇的地方，“明珍”或许是这位佳人的芳名。重修前的晚晴园，其入口处的石柱上尚刻着Bin Chan House的字样 ，但经历多次修葺后，这石柱已被拆除，有点可惜！
晚晴园楼房，呈凸字形，座东偏南[90]。这种独特的建筑构式，在建筑学上称为“古典殖民地别墅”（colonial bungalow），它是本地建筑采用了当时在欧洲盛行的巴拉甸风格（Palladian）[91]，再加上中国风格和马来风格而形成的一种中西混合的建筑设计形式。这类建筑物的主要特征是讲求对称美，走廊宽阔，活叶窗板，通风设备良好，可防阳光和雨水的侵袭，适合热带的气候。所以，早期新加坡许多富有人家的住宅，都沿袭了这类的建筑格式[92]。
根据新加坡国家土地局 的记录，晚晴园的建筑蓝图，乃由粤商梅泉宝(Boey Chuan Poh，1873 ? －1926年 ) 于1900年呈交市政厅批核。1902年楼宇落成，取名“明珍庐”。梅泉宝只用来欢送一位陈姓医生，不久就将 “明珍庐”卖掉 [93]。嗣后由潮商张永福、张华丹兄弟购得，易名“晚晴园” [94]。
1910年8月4日，就在辛亥革命成功的前一年，张永福把晚晴园变卖，晚晴园一度变得凄清冷落[95]。1937年2月27日，李光前、陈延谦等合资购下晚晴园[96]，重修后开放供众凭吊。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沦陷， 在日本统治下，晚晴园被充作日军通讯营。1946年和平后再重修，作为中国国民党驻新加坡支部办公室直至1951年为止，至此晚晴园又由复兴而荒弃下来。 15年后的1966年，适逢孙中山诞辰百年纪念，在中华总商会董事诸公的倡议下，完成第四次重修工程[97]。
1994年，国家古迹保存局（今Preservation of Sites and Monuments，National Heritage Board，简称PSM）把晚晴园列为应保留的古迹。1996年，正式命名为 “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1997年, 在晚晴园的修复及扩建计划中，将衔接晚晴园主楼后方的单层建筑物（含工人宿舍、厨房和马房）拆除，改建为两层楼的展览室及视听室， 修缮工程于1999年完工[98]。2009年，晚晴园交由国家文物局管理，之后闭馆一年，耗资560万元翻修和重新规划。
要恢复晚晴园的旧观，只有从文献档案寻找答案。根据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所藏晚晴园的建筑图样，晚晴园楼下的大厅两侧，原有三间卧房，楼梯是设在大厅的左边。楼上客厅两旁，也有三个房间。1929年12月完 成内部装修后，把楼梯改建在大厅右侧[100]。 孙中山的卧室，就在楼上左边的一个后房，办公也在该房间里[101]。从建筑图上看，这睡房的面积约为 30平方公尺（6公尺 x 5公尺）。可惜当年孙中山所睡的钢床，所用的桌椅、文具，还有纪念文物及图片等，在日据时期已荡然无存。至于楼上楼下的六个房间，则于1965年重修时被拆除。
目前晚晴园总面积3119.62平方公尺，楼房面积为1441平方公尺（展区592平方公尺）[102]。屋外园地宽大，树木扶疏，地辟人静，空气清新。重修后的晚晴园，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建筑格式。201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活动中，晚晴园重开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作为同盟会南洋支部的所在地，2016年适逢孙中山150周年诞辰纪念，晚晴园又将再度成为一个旅游凭吊的人文景点。
结语
1900年，康有为、宫崎寅藏和孙中山同时抵达新加坡。尤其是康有为和孙中山两人在这里的活动，引发了本地华社对中国政治的关注，“启蒙并扩大海外华人对祖国政治参与的机会”。特别是在这两股政治力量相互竞争，彼此对立而致内部分裂的同时，也促使本地华人群体政治化的过程，“从而形塑了海外华人中华民族主义的认同”， 对新马华人社会的政治思潮产生重大的冲击[103]。
孙中山的革命理念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 旨在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共和。辛亥革命的成功，打倒权威主义，这对一向 “尊奉权力”、“崇拜权威”的普遍社会心理，是一大挑战。因此，辛亥革命对海外华人的社会及心态也有深远的影响[104]。
晚晴园在辛亥革命期间曾经扮演重要的角色。其历史亦是新加坡华人历史重要的一环。近年来，晚晴园研究人员积极搜集资料 、查证文献，以备更新晚晴园的馆史，除了充实馆内展品的内容外，更有计划地出版《晚晴园系列丛书》，侧重介绍与本地历史相关的辛亥革命史料，比如重刊张永福的《南洋与创立民国》（2013年12月）、林义顺的《星洲同盟会录》（2015年11月）、及计划出版中陈楚楠的《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等等[105]，使晚晴园成为海峡两岸之外，唯一一处研究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历史专题的基地，并将此研究扩展为一门崭新的学科：《南洋学》[106]。
作者简介：
柯木林 (Kua Bak Lim) ，新加坡华人，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获一等荣誉文学士学位，兼备商界与学界的双重实战经验，为新马著名历史学者，现为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学术顾问。主要编著有《新加坡华族史论集》、《石叻古迹》、《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读史随笔》、《新华历史人物列传》、《石叻史记》、《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新加坡华人通史》等。近著有《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
[3] 柯木林，<《澄邑马西乡林氏族谱》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载柯木林著，《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07年8月），页 116。
[6] Yuen Choy Leng, “The Japanese Community in Malaya before the Pacific War: Its Genesis and Growth”,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9, No 2, Japan and the Western Powers in Southeast Asia (Sep. 197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64-166.
[7] 1891年时新加坡已有日本人公墓，园址在杨厝港（Yio Chu Kang）一处静谧住宅区内，具体地点是825B泉和道（Chuan Hoe Avenue）。墓地现占地 3 万平方公尺，约有 1000 个新加坡日裔平民和士兵的坟墓，多数葬于 20 世纪初期。日本人墓地原本由三位日本妓院经营者出资兴建，用于埋葬逝世时贫穷而又无人依靠的唐行姑娘。1947 年之前，这里只是一片墓地，直到 1987 年才成为纪念公园，由新加坡日本人会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负责墓地公园的保养和维修工作。 -- 参阅网上资料http://www.yoursingapore.com/zh_cn/see-do-singapore/history/memorials/japanese-cemetery-park.html
[10] 海峡殖民地指的是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三个地方，华人俗称三州府。这个英国殖民地时代的政治体系自1826年开始，一直延续了120年到1946年才结束。海峡殖民地首府初时设在槟城，1832年迁往新加坡。1867年4月1日，英国殖民地部正式接管并划入皇家殖民地，总督驻守新加坡。
[11] Yuen Choy Leng, “The Japanese Community in Malaya before the Pacific War: Its Genesis and Growth”, opcit, p. 171.
[12] 《海外逢知音：孙中山。新加坡与日本特展》，前引书，页11。 新加坡日本人会史迹资料部曾于1998年根据历史资料绘制，重现大正年间 （1912－1926年）日本人在新加坡的商店和主要地标的分布图。
[13] Yuen Choy Leng, “The Japanese Community in Malaya before the Pacific War: Its Genesis and Growth”, opcit, pp. 166-167 。
[22] 胡亚基的正式职衔是“副领事”，当时他并未领取任何薪金。日本国立公文书馆（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所藏《太政类典》之外务省上申〈新加坡驻剳领事之废〉（明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记载“…在留清国人胡璇澤，以被無给領事... ”。推荐胡亚基成为驻新领事是安藤太郎领事（Consul Ando Taro）-- 参阅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即日本国家档案馆）所藏的《太政类典》，明治十二年（1879年2月10日）“安藤領事ヨリ保薦”（安藤领事推荐胡亚基成为驻新领事，NAJ-太政類典＿明治十二年＿HooAhKayViceConsulate_M0000000000000860816_027807463307.jpg）及 《公文录・明治十三年・第二百巻・明治十三年十二月・外务省》（1880年12月4日）“在留清国人胡旋澤ヲ以被無给領事”（胡亚基当时未获得任何薪金，NAJ-公文録＿明治十三年_Abolishment of Consulate in Sg_M0000000000000133775_0049.pdf）（这里附带说明一下：所谓《公文录》是当时实际文件，而《太政类典》是同时的记录，两者文字是一样的。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中的《太政类典》收录了从庆应三年（1867年）到明治十四年（1881年）期间太政官的日志、公文录等内记载的与法令等相关事项的先例。《太政类典》内的文献是分类制度、官制、官规等19个类别，并以编年的方式编目。《公文录》则是收录了从明治元年（1868年）至明治十八年（1885年）所有呈交给太政官（日本内阁前身）的正式文书。这些文献是以相关部门和年份编目。这里引用的资料应是先收录在《公文录》，然后再誊写至《太政类典》内。但不是所有的内容都会被转录在《太政类典》，只有没有前例的事项和法令／条规才会被转录）。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藏1937年出版之《明治初年に於ける香港日本人》（“明治初年在香港的日本人”）所列标题，安藤于明治七年（1874年）任驻香港日本副领事，明治十年（1877年）擢升为正领事（参阅http://rarebook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99/search/search_result2.htm?xmlId=0000127722&display=detail ）。安藤父亲为鸟羽藩医（鸟羽为京都外围的一个地方，藩医指他是地方领主（大名）所任用的医生）。早年向著名学者分别学习汉学、兰学、英学，后进入海军操练所、陆军传习所，成为德川幕府的骑兵。戊辰战争（明治维新后期维新势力与幕府势力之间的最后一场内战）战败后，被监禁一年。曾在大藏省（似财政部）任职，后调职外务省，并陪同岩仓遣外使节团巡视西方各国。任香港领事之后，也曾任上海总领事、夏威夷领事。任夏威夷领事时成为基督教徒，亦任外务省首任移民课长。自农商务省商工局长之职卸任后，致力于宣教工作和禁酒运动 （参阅网上日文资料https://kotobank.jp/word/安藤太郎-1129469 ）。相关日文资料得到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助理图书馆员吴玉美协助翻译，谨此致谢。
[2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英国驻华使臣威妥玛为中国驻新加坡领事胡璇泽病故事致恭亲王照会〉，载 《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4月第1版）,插图页 。又：1880年3月胡亚基逝世后，因为职位空置有段时日，日本政府曾一度考虑是否废除驻新日领馆。直至1889年才有公文记载设立驻新及驻马尼拉领事馆。由此推断可能1880年3月后曾短暂废除驻新日领馆。--参阅《公文录・明治十三年・第二百巻・明治十三年十二月・外务省》（1880年（明治十三年）12月4日，NAJ-公文録＿明治十三年_Abolishment of Consulate in Sg_M0000000000000133775_0049.pdf）。
[29] 这是指1896年秋， 孙中山在伦敦被缉捕入清朝公使馆的一件国际事件。具体时间是1896年9月23日到10月23日。嗣后孙中山被邀出书描述其遭遇，书名《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因而名声大噪。
[30] 陈少白（Chan Siu-bak， 1869－1934年）原名闻绍，后更名白，字少白，以字行，在日本期间曾用名陈璧、服部次郎，广东新会外海南华里人，清末革命家，与孙中山、尢列和杨鹤龄同被称为“四大寇”。
[32] 宫崎寅藏认识孙中山后，曾将孙中山之英文著作《伦敦蒙难记》译成日文。1902年，他撰写自传《三十三年之落花梦》，介绍孙中山之革命活动，成为研究孙中山、辛亥革命和中日关系史的重要资料。此书中之孙中山序（原为日文）云： “宫崎寅藏者，今之侠客。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心，发拯危扶倾之志。日忧黄种陵夷，悯支那削弱。数游汉土，以访英贤，欲建不世之奇勋，襄成兴亚之大业。闻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谋，创兴共和之举，不远千里相来订交，期许甚深，勖励极挚。方之虬髯，诚有过之。惟愧吾人无太宗之资，乏卫公之略；驱驰数载，一事无成，实多负君之厚望 崎。宫崎寅藏与革命党人交往亦密，他的家也成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最早发行所。1912年，宫崎曾随孙中山至南京，参加临时政府成立典礼。1913年3月，孙中山再度造访宫崎家，对其家人和聚集来的荒尾村民发言说，“时隔十七年予重返荒尾村，目睹眼前那熟悉的景致，不胜欢喜。宫崎寅藏君及其过世的兄长弥藏君，均与予有深交。并为吾国之事业而竭尽全力相助。俏若日华（中) 两国的友谊能如吾等之君子之交，予坚信一千年一万年之后的两国之友谊，也定会携手共进，和睦友善。同时也将会不断促进两国的发展和为人民造福。对能栽培出如等重仁义道德，为邻国而倾力心血的宫崎君义士的荒尾村，以及诸众乡亲等，予将深表谢意。在此谨向平冈村长及各位仁人义士们，表达予之敬佩之念”。 根据当地报章熊本《日日新闻》的报导，致辞之后，一行人到前庭摄影留念，下午2时30分从该处出发前往万田坑。(以上参阅网上资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宫崎滔天)。 宫崎寅藏也与张永福保持良好关系。 从张永福的信中，可以知道张永福曾经到日本探望宫崎寅藏，并得到他的热情招待：“滔天先生道鉴：阔别清颜忽焉久矣， 未尝昔问，怀仰日深，伏维起居佳胜为慰。 前，在江户遇，承照料，感激莫能忘也！ 归星而后,日事经营已稍具头绪， 知关锦念，用敢奉闻。春初寒重，千乞为人珍练临楮怅惘，书不尽怀，专此敬请，道安不一 弟 张永福 方汉城上言（二月十日）”。这封没有志明年份的信函，肯定写于辛亥革命之后，因信中述及 “日事经营已稍具头绪”。再查阅张永福的生平事迹, 可以知道从1919年开始，张永福己在新加坡种植橡胶, 同时到日本物色制胶鞋机器，在惹兰勿刹（Jalan Besar）的工厂生产“网球鞋”，鞋子以“平民”为品牌。张永福在游历日本时见当地人穿着胶鞋，觉得轻便又结实耐用，所以决定发展这方面的业务。
[33] 邱菽园是富商,曾独资创办《天南新报》（1898年），兼任主编，经常亲撰社论，鼓吹维新救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邱菽园捐献叻币25万元资助保皇党在汉口发动起义。但因康有为扣压捐款，汉口起义改期数次而失败，他得知实情后大为震怒，在《天南新报》上撰文（1901年10月22日）公开声明与维新派断绝往来，并表示效忠清廷。但亦有文章称他们并未断绝关系，因为康有为仍有点评邱菽园诗。有关信函现存邱菽园家属手中，两人不知是否日后成为文友? 还是一直都保持联系? 至今仍是悬案。
我与君居星嘉坡，日饱郇厨腹其皤
顷邈经月不相见，有似年女隔天河
重垣闭关绝宾客，竟日枯坐如禅和
奉花洗叶作功课，午鸡一鸣清睡过
翻思京华人事沓，忽得收身坐维摩
诗题中的星洲寓公指的就是邱菽园。康有为在新加坡逗留约半年之久，直到1900年8月9日才离开新加坡，迁往槟城。
顷邈经月不相见，有似年女隔天河
重垣闭关绝宾客，竟日枯坐如禅和
奉花洗叶作功课，午鸡一鸣清睡过
翻思京华人事沓，忽得收身坐维摩
诗题中的星洲寓公指的就是邱菽园。康有为在新加坡逗留约半年之久，直到1900年8月9日才离开新加坡，迁往槟城。
[36] 惠州起义，又称“庚子惠州之役”。自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准备发动一次新的反清武装起义，也是孙中山领导的较大规模的一次起义。1900年10月8日，兴中会会员郑士良受孙中山委托，率领会党群众600余人在惠州三洲田起义。后因日本台湾总督不准孙中山登陆，在弹药已尽的情况下，郑士良只好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将大部分起义军解散，率部分随从逃避香港。
[38] 有关这段事迹，当年的英文报章《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 dated 12th July 1900）及华文报《叻报》都有详细报导。兹将《叻报》(1900年7月12日)新闻(<疑害康有为要案录登>)转录于此:“日来叻地纷传有日本人二名，新由东瀛取道香港来叻。此二人在于本国时与康有为有樽酒之雅，抵叻之后欲往谒康，因被国家将其执获等情， 兹经探悉，其实在情形特详录之，以供众览。查此两日本人一名宫崎虎藏氏、一名清籐幸七郎氏，颇有家资，素称才干。于本月前抵叻，欲往谒晤逃避在叻之康有为，惟康不允见之。嗣本坡巡捕官据有报案之车，爰即率差至勿力峇沙路（注：Bras Basah Road）日人客寓中，将此二人执获禁于狱内羁留所候讯。当时日本驻坡领事得闻是信，爰即照会本坡制府，一面电致日廷请示。闻日领事云：此二人在于东遍颇饶声望，当其抵叻之际，宫崎虎藏曾作一函计恒春号邱君菽园云，欲谒康叙话。至其所以谒访之故，係欲询问中国现在忧乱情形在康之意以为如何。盖伊现充日本报之采访人故也。先是，康前者避难东瀛之际，常与宫崎往来且常寄宿其家，是有旧交，故持为之请见。迨至初十日下午，国家因援驱逐出境之例，将此二人执获。闻其所以被获之故，据该领事云：因国家疑彼有欲图害康有为之意故也！此案于十三、十四两日经瑞护督及署辅政司恰律政司高，及日本驻坡领事同堂讯问，惟供词极为秘密，外人不得而知。迨经讯定，将其驱逐回东。即于本日二点钟交由日本轮船佐渡丸，将其逮解，五年之内不得再到叻中。闻尚有日本人四名，前日由法国邮船抵叻。此四人与宫崎等沆瀣一气，嗣此四人闻宫崎有等被执之事，爰即往剌付酒店中寄寓。据云，余等可以指证宫崎、清籐二人所获之罪，概属虚情。又闻日本领事云，余心亦甚不解，国家何故执此二人？然当会讯此案之时，日本领事亦曾向制军言此二人在日係属安分之人，宫崎虎藏乃日本某巨报之采访人，清籐幸七郎乃东亚会同人。该会乃日皇太子充当主席。至新来叻地之四日人，俱属宫崎之好友，中有一人现充日本东京日本报主笔，又一人乃前学校大臣之弟领事。又云余经将此一事电达日廷，惟恐因此之故英日交情不免少有所碍。缘宫崎等乃日本巨报之采访，并为国政党同人；又闻此二人被获之际，在其箱箧之内搜获银票二万七千元，现银二百五十元，利剑二柄。至新到叻地寓居剌付酒店之四日人中，有一人已被国家羁留。闻日本驻坡领事因此一案拟致浮罗底书于本坡国家向其诘问云”。经此事后康有为仍搬迁至章芳琳家中居住，见同日《叻报》之《逋客迁居》报道“现闻康有为经已迁寓已故章君芳琳之茂林园内，用特录登报牍，俾其亲友之欲访游踪者，得知所向焉！”
[42] 瑞天咸曾指出孙中山在海峡殖民地几无任何追随者，参阅 CO 273/357 dated 26th July 1900 & CO 273/267 dated 23rd January 1901 。
[43] 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新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页108。
[44] 此题词源自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1831－1863年）的诗句：“忍令上国衣冠沦于戎狄， 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张永福作了些许更动，成为《图南日报》宣传革命的标语。
[45] Chen Mong Hock,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 85.
[46] 孙中山在新加坡的联系人是“四大寇”之一的尢列（1866-1936）。1887年，孙中山在香港读书时，课余致力于鼓吹革命。1901年初，因惠州起义 （1900年10月）失败，尢列受清廷通缉，仍避难新加坡，发起中和堂组织，继续反清活动，曾悬挂惠州革命军用的“青天白日旗”作为标帜。当时尢列在单边街（即今毕麒麟街 上段，Upper Pickering Street）草药行医，善治花柳杂症，小有名气。尢列亦定期将《图南日报》寄给孙中山。
[47] 所谓辛亥人物，指的是1900至1911年，曾经与孙中山有过某种形式接觸的新加坡历史名人，从他们的行事，可以透视这场重大的中国近代史事件对当地社会的衝击。
[48] 《新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前引书，页108-109。
[49] 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5年11月），页750。
[50] 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年11月，第1 版），页108。
[52] 《新华历史人物列传》，前引书，页88-89。
[53] 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中收录不少张永福的诗作。
[54] 《天南新报》是清末改良派在东南亚地区的第一份机关报。1898年5月26日（一说1899年5月17日）在新加坡创刊。馆址在新加坡衣箱街（北京街），由富商邱菽园创办，聘康荫田和黄伯耀、黄世仲兄弟主持笔政，林文庆任英文编辑。“以歌颂清帝变政为宗旨”。1899年秋，康有为到新加坡组织保皇会，邱菽园被推举为该会南洋分会会长，该报遂成为保皇党的喉舌报。
[55] Chen Mong Hock,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 opcit, pp. 83-85.
[56] <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前引书，页53。
[57] 《新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前引书，页109-110。又根据《南洋与创立民国》（前引书，页 9）：“这晚晴园本是吾母亲晚年休养的别墅，我当然不能瞒过她做那结交国事犯的勾当，马上就告诉她老人家，说起孙先生要来这里宣传革命，想把晚晴园做机关。我那老母亲询知是提倡革命推倒满清的孙先生，她笑逐颜开…… 马上就命林义顺把晚晴园安置起来”。可见借出晚晴园，是得到张永福的母亲支持的。
[58] 《叻报》，1921年05月11日。
[60] 左秉隆（Tso Ping-lung，1850－1924年），字子兴，别署炎州冷宦，祖籍辽宁省沈阳， 入清后改隶汉军正黄旗驻防广州。 民国成立后归藉广东省番禺县。作为近代中国派驻新加坡的首任专业外交官，他任新加坡领事，前后两次。第一次自1881年至1891年，连任十年之久，始调任香港。1907年9月，再度来新加坡任总领事，直到1910年9 月任满辞官后仍留寓新加坡。1916年迁居香港，同年9月回广州，1924年卒于广州，终年75岁，葬广州北郊狮带岗之原。参阅〈左子兴先生年谱〉(节录)，载左秉隆著，《勤勉堂诗钞》(新加坡：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 之附录。
[61] 此电文在清宫秘档中列号095，题为〈军机处为坡督派人窥探孙中山行动并设法驱逐事呈外务部电〉（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五日 1908年2月6日）。除此电文外，还有〈新加坡总领事左秉隆报告孙中山活动情形事致外务部电〉（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 1908年1月4日）；〈军机处为设法从新加坡驱逐孙中山事给两广总督广西巡抚电〉（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908年1月31日）；〈军机处为设法从新加坡驱逐孙中山事给驻英大臣李经方电〉（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七日1908年2月8日）及〈两广总督为催英使电坡督从速驱逐孙中山出境致外务部电〉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九日 1908年2月10日) 等，参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4月第1版），页 173-174。
[64] 《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前引书，页387 。
[65] 邱菽园曾在《天南新报》（1899年4月11日）撰文 <论康有为之适美国为中国政治家一大问题>，以贬义词形容孙中山；又分别于同报1900年8月27日 <孙文行踪略志>与 1900年9月7日 <追溯孙文来叻情事>，认为孙中山一行来者不善。至于直接在文中批评孙中山则是辛亥革命之后，他在自己的诗文中表达，或于《振南报》上发表。 ——参阅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年），页224-226。
[69] 陈德仁、安井三吉合著，《孙文与神户》（日本：神户新闻总合出版，2002年01月，日文版），页33：“孙中山于1895年11月9日或10日，与陈少白、郑士良从香港乘搭“广岛丸”前往横滨, 在横滨停留三四日，11月12日离开横滨”。如此看来，兴中会横滨分会应该是成立于1895年11月。
[70] 有关孙中山来新加坡八次的研究，参阅Wang Gungwu, Wang Gungwu,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 XV, Pt 2 (Singapore: The South Seas Society, Dec 1959), pp. 55-68。
又：杜南发根据史料指出，乙巳秋/冬（1905年10月/11月) 孙中山由日本经新赴欧，逗留近两星期未被记录，因此孙中山来新应该是九次。这九次的时间是：
第一次：1900年7月9日至1900年7月12日，停留四天，住莱佛士酒店；
第二次：1905年7月初，停留一天，夜宿轮船上；
第一次：1900年7月9日至1900年7月12日，停留四天，住莱佛士酒店；
第二次：1905年7月初，停留一天，夜宿轮船上；
第三次：1905年10月/11月间，在晚晴园约住两星期（新发现资料）；
第四次：1906年2月16日，在晚晴园住两星期；
第五次：1906年7月初，停留一个半月，住晚晴园；
第六次：1907年3月底，停留数日，住东陵乌节路（Orchard Road）111号；
第七次：1908年3月至1909年5月，在新加坡前后住了十个半月，其他时间北上槟城、曼谷等地活动。1908年12月过后搬离晚晴园，改住在两处的旅店：一处在客纳街（Club Street）85号, 一处是在丝丝街（Cecil Street）77号；
第八次：1910年7月11日，停留一星期，住丝丝街77号的旅店;
第九次：1911年12月15日，停留一天，下榻“金钟大厦”
第四次：1906年2月16日，在晚晴园住两星期；
第五次：1906年7月初，停留一个半月，住晚晴园；
第六次：1907年3月底，停留数日，住东陵乌节路（Orchard Road）111号；
第七次：1908年3月至1909年5月，在新加坡前后住了十个半月，其他时间北上槟城、曼谷等地活动。1908年12月过后搬离晚晴园，改住在两处的旅店：一处在客纳街（Club Street）85号, 一处是在丝丝街（Cecil Street）77号；
第八次：1910年7月11日，停留一星期，住丝丝街77号的旅店;
第九次：1911年12月15日，停留一天，下榻“金钟大厦”
上述孙中山九次旅新的时间及住处，是笔者根据下列的资料整理出来的：
(a) Wang Gungwu,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 opcit, pp. 55-68.
(b) 陈楚楠追述，〈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载《东南亚研究学报》（创刊号），新加坡大学历史系，1970年8月；页50-54。
(c) 《南洋与创立民国》，前引书，页4-49；
(d) 橡胶历史文物研究小组编，《晚晴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71年），页21；
(a) Wang Gungwu,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 opcit, pp. 55-68.
(b) 陈楚楠追述，〈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载《东南亚研究学报》（创刊号），新加坡大学历史系，1970年8月；页50-54。
(c) 《南洋与创立民国》，前引书，页4-49；
(d) 橡胶历史文物研究小组编，《晚晴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71年），页21；
(e) 杜南发, 〈孙中山到底来新几次? 〉 载周兆呈主編, 《百年辛亥 南洋回眸》 (新加坡:八方出版，2011年)， 页10-17。
[71] “移情阁”位于日本兵库县神户市，是日本唯一一座纪念孙中山的博物馆级设施。该建筑物前身是曾经活跃在神户的华商吴锦堂（1855 －1926年）的“松海别庄”，1915年初在原别墅的东侧建成该幢中国式阁楼，外观呈三层八角，起名“移情阁”。因为外观状似六角，当地人称之为“舞子的六角堂”。1913年3月14日，孙中山到神户时，神户当地华人与财政界人士在此召开了欢迎孙文午餐会。1983年11月，日本兵库县接收先前负责管理“移情阁”的神户华侨总会的捐赠，并开始对建筑物进行修缮。1984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以“孙中山纪念馆”之名，对外开放。1993年12月，成为“兵库县指定重点文物”。1994年3月，伴随着明石海峡大桥的建设，移情阁被一时拆迁，从原来的位置迁移到西南方向200米处，即现在的位置。2015年10月31日，笔者曾受邀在此发表演讲, 讲题是<“何日请缨提锐旅”: 孙中山与新加坡辛亥人物>, 原文载《孫文研究》第58号 (神户: 孙文研究会，2016年6月)，页33-35。
[72] 柯木林, <晚清海外笔记中的新加坡>，载《石叻史记》，前引书，页 12-18。
[73] 《新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前引书，页112-113。
[74] 《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前引书，页364。
[75] 李为经字宏论，别号君常，明末清初福建省同安县嘉禾里（今厦门）人。为了逃避清朝统治，漂洋过海到马六甲经商，曾被荷兰殖民地政府委任为甲必丹。任甲必丹期间，购三宝山作为华侨义坟。辞世后葬马六甲三宝山，有《甲必丹李公济博懋勋颂德碑》 （立于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存世。
[76] 李奕志，〈神秘祠堂社公庙〉，载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4月），页 163-168。
[77] 柯木林, 〈新加坡纪念辛亥百年的意义〉 ，载《联合早报》, 2011年10月28日。
[79] Wang Gungwu,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 opcit, p. 60。 孙中山住晚晴园时的日常起居，根据张永福的回忆《南洋与创立民国》（页94－96）是这样的：“孙先生性恬静，平居沉默寡言，不呻吟，不吁嗟，胜不露喜，败不言蹙。……临睡必洗澡一次，浴时颇久。先生别无异嗜异好，不好花卉，不畜禽鹊猫狗，不嗜古玩古磁，珠宝璇玉字画及影相器各玩品。赌具纸牌尤未见有一着手……先生慎饮食，餐用筷箸，不用刀乂。食颇摘味，馔喜菜蔬，稍喜鱼肉，不喜辛酸苦竦香料异味。用糖以清淡，不宜太甜。烟酒及捲烟等绝不沾唇，不好餻饼食，独嗜生菓，所最嗜者为香蕉与菠萝（南洋称凤梨）两种，每称世界上之香蕉，惟南洋出产之小寸蕉为最美，而菠萝菓亦称南洋产者为第一。山竹、驴龟（两者均南洋生菓名）两物亦常赞为佳菓。先生有不时不食之义，无小食零碎食之习。先生早晨未餐前必先批阅友人远来之信札，读后随着答复，信中虽然无要事，亦无不答复者。餐后稍息，又写致各方面之书翰，每至傍午，日必缮书十数封，凡晚餐客去后，即相约而奕，至深更乃辍，日以为常”。
[80]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纪念孙中山先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10月）之“组织革命团体”。
[81] 关于新加坡同盟会成立的日期，各方记载颇不相同。大部分有关史料，包括冯自由及该分会领袖陈楚楠的著述，都说它成立于1905年底。颜清湟认为，1906年4月6日，应被认为新加坡同盟会成立之日。其后多数学者的著作或论文，都认同他的看法，几乎已成定论。杜南发根据有关资料考证了新加坡同盟会的创设，应该是在1905年11月以后的可能性较大，比目前认定的1906年4月，还提早半年。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盟书，是由孙中山与李竹痴等在晚晴园楼上商议起稿的。李竹痴常年经商槟城和仰光两地，能说各种方言，所以由陈楚楠介绍，作为孙中山在南洋各地活动的向导。第一次在晚晴园加入同盟会的，只有陈楚楠、张永福、李竹痴三人（参阅《南洋与创立民国》，页10）。张永福在他的回忆录《南洋与创立民国》一书中说：“我还记得很清楚，孙先生……他自己先行起立，举起右手，以最庄严的态度，在我们的面前宣誓，……看着他宣读誓书毕，就是李竹痴及永福，楚楠均照孙先生仪式轮流做去”。同盟会的誓辞这样写道：“联盟人X X X X X省X X府X X县人，当天发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自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天运乙巳年X月X日/中国同盟会会员X X X ）。同盟分会以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副之。同时，孙中山还授给他们“握手符号及会话的秘诀”，可见这时的同盟分会，还是一个秘密组织。翌日入会的只有林义顺一人，几天后才陆续增添了李晓生、林受之等六人。 上引资料参阅:
(a)《新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前引书，页111；
(b) 〈空白的足迹（上篇）：孙中山到底来新几次？〉，载《百年辛亥 南洋回眸》，前引书，页10-17；
(c)《南洋与创立民国》，前引书，页10；
(d) 〈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前引书，页52。
[82] 〈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前引书，页52。
[83] 《南洋与创立民国》，页12：“同盟会成立后，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组合的。如今同志廿多人，一旦信仰相同，大家亲热起来，常在晚晴园聚餐讲话，由下午集合直至半夜，高兴的时候，竟谈到月落参横”。
[84] 《南洋与创立民国》，前引书，页13。
[85] 〈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前引书，页53。
[86] Wang Gungwu,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 opcit, p. 61 & 64.
[88] 过去介绍晚晴园的建筑背景时，通常以1880年代为其落成的年份， 但这个说法有必要修正。2012年初，晚晴园研究员自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和国家土地局 (Singapore Land Authority)所取得的档案文件，以及当年《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的报道与广告，皆印证了晚晴园落成于1902年前后的说法，此一年份应无争议。
[91] 巴拉甸风格起源于16世纪的意大利，是希腊罗马式建筑的复兴形式，盛行于欧洲直至19世纪。巴拉甸风格的创始者是意大利建筑师巴拉甸（Andrea Palladio 1508-1586）。参阅 John Harris, The Palladians (New York: B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82), p. 11.
[92] 最早在新加坡提倡巴拉甸风格的是哥里门（G. D. Coleman）。他是建筑师，后来成为公共工程局的监督官和土地测量师。不过，哥里门并未将巴拉甸风格全盘抄袭过来，而是将之加以调整，以适合热带的气候状况，进而发展成一种称为“古典殖民地别墅”的建筑风格。参阅 Jane Beamish & Jane Ferguson, A History of Singapore Architecture – The Making of a City (Singapore: Graham Brash Pte Ltd, 1955), p. 19 & 117。
[93] “The Straits Times”3rd March 1902（广告）。《海峡时报》广告没有明确记载晚晴园具体落成时间。不过1902年2月23日，梅泉宝首次设宴欢送陈姓医生，并与林文庆医生举杯畅饮，至今已有115年历史。
[94] 张永福购买晚晴园之地契，署期1905年8月19日。张永福购买这幢楼房的用意，是作为供养母亲的寓所。园名“晚晴”，乃取自唐朝诗人李商隐的《晚晴》诗作：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原诗为：“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 ”。 陈楚楠亦曾与张永福合创一首题为〈晚晴园有感〉，前15字出自陈楚楠，其余由张永福补上，全诗如下：
天意怜芳草 群怀乐晚晴
晚晴无限好 斜日晚山清
本为荒凉地 今成百雉城
有花皆着叶 无木不敷荣
蝴蝶随风舞 蚕蛾藉暖身
追香游上苑 栖影息沧瀛
共契神仙侣 漫谈儿女情
登楼谁北望 遍野血膏兵
晚晴无限好 斜日晚山清
本为荒凉地 今成百雉城
有花皆着叶 无木不敷荣
蝴蝶随风舞 蚕蛾藉暖身
追香游上苑 栖影息沧瀛
共契神仙侣 漫谈儿女情
登楼谁北望 遍野血膏兵
这些诗篇使晚晴园增添几分诗情画意。
[95] 张永福于1910年出售晚晴园 (售卖地契署期1910年08月04日)，此后晚晴园几经易手，加上年久失修，楼房破损不堪。张永福曾重访晚晴园归来赋诗曰：“画壁含苔满座 尘，楼台荒冷暗无人” （〈晚晴园有感〉）。1935年底，中国驻德国大使程天放（1899－1967年）赴任途中经新加坡，发现晚晴园“不加修葺，断瓦颓垣，阅之惨目”，担心它日后完全倾圮或售诸外人。抵柏林后随即发电报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建议中央政府“拨款收购星加坡晚晴园以存史迹”，并于1936年5月获政府同意：“拨款买回保存”。
[96] 晚晴六君子联合购回晚晴园之合同，署期1938年4月25日，由R. C. H. Lim & Company, Advocates and Solicitors 完成过名的法律程序。关于购置晚晴园的经过，参阅陈丁辉, 〈挽狂澜于既倒——1937年与晚晴六君子〉, 载《联合早报》 , 2013年1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