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周末讲坛选粹4》 - 闽籍人物与新加坡
原文
闽藉人物与新加坡
[新加坡] 柯木林
[新加坡] 柯木林
一 引 题
新加坡自1819年开埠以来，闽籍人物对当地社会的贡献很大。在短短一百多年岁月中，闽帮人才辈出，群季俊秀。他们排难解纷、建医院、建学校，发起公益事业。闽帮领袖人物均能以高瞻远瞩及大公无私的伟大胸襟，作出许多超帮贡献，所以获得当地政府及人民的敬重。
2012年11月，第七届“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 在新加坡举行。作为本届的东道主，新加坡福建会馆出版了《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为此次大会的献礼纪念品。这本《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收录了自1819年至2012年6月的已故新加坡闽籍人物155名，列为 “新加坡福建会馆丛书”系列之七。如此一来，可以永久保存与记录新加坡闽籍人物的贡献。
我主编完成这部典籍后，对闽籍人物在新加坡的贡献，甚有感觸。本文之作，旨在盘点过去一百多年来 ，闽籍人物在新加坡一些可歌可泣的事迹，及其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
二 新加坡的闽籍概念
新加坡的华族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两省，而福建省移民多来自漳州、泉州、福州、永春、南安、同安和兴化。漳泉人士因为共同通用一种方言---厦门语 系，所以这两个地方的人能互相水乳。他们是福建省最早出国的移民群，最早在海外与外国人接触。因此，以新加坡的通俗概念来说，漳泉人被认为代表福建人，漳 泉话也就是福建话了。其他如福州、福清和兴化等籍人士，都被挤于福建人之外。
职是之故，祖籍同属福建省的陈嘉庚与胡文虎就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方言的族群 ：闽帮与客帮。这是由于说不同方言所造成的隔阂而形成的, 也是华人社会结构中“帮”的特征。 “帮” 的表现在新马最为突出。
本文所论述的福建人，乃不以方言区分,而是以福建省所辖的地理範畴为准。除中国移民外,，早期峇峇 （海峡侨生 Straits Chinese）对新加坡发展所发挥的社会功能，亦不容忽视。由于历史因素，早年南来新加坡的峇峇，大都是拥有一定经济势力的漳泉人士。他们多数来自马六 甲，通晓英语及马来语，同时又对中华文化钦慕，因此在这块土地上，春风得意马蹄捷，对早期新加坡华族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没。
三 新加坡的闽帮开山鼻祖
19世纪20年代开始，有两股移民向新加坡推进，一股是随中国帆船南来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劳工；另一股则是来自马六甲的商人集团。不过，由于此时大批中国移民浪潮尚未出现，这时期新华人口的增加，主要是来自马六甲的漳泉商人1。
马六甲漳泉商人集团是在1824年开始移入新加坡，至1827年臻于高峰。根据记载, 1827年漳泉集团在新加坡约有两千人，占该年度新华人口（6088人）的三分之一强。十九世纪新加坡的繁荣, 确实有赖于这批移民的苦干与进取心2。
因此, 新加坡开埠初期的华人社会是和马六甲分不开的。从马六甲来的移民，大部份已经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国际关系，掌握时机来此开辟新天地，当然比较从各地迁来的零散移民群更具优势。
薛佛记（Si Hoo Keh 1793-1847）是马六甲漳泉商人集团的真正领袖。从现存新加坡地政局 (Land Office) 契据及恒山亭碑文资料看,薛佛记至迟在1826年或更早一点就已来到新加坡,并且事业有成, 在新加坡拥有七塊土地,俨然是个大地主3。
薛佛记在马六甲是经营锡矿业的, 他的矿区在宁宜河 (Linggi River) 流域一带4。新加坡是他事业发展的另一根据地。取之社会, 用诸社会。在新加坡发迹后, 薛佛记开始关心旅新漳泉侨民的问题。於是创办恒山亭, 捐建天福宫, 晚年回到马六甲后又致力于青云亭的中兴大计 (详见后文)。富者乐善好施,成为华族社会的优良传统。
1828年, 薛佛记捐银764.2元兴建恒山亭，占总建筑费14.3%，成为大董事5。恒山亭是开埠初期新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代表了漳泉集团在新加坡的实力,而薛佛记又是此机构的大董事,因此奠定了他在福建帮的领导地位,成了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6 。从年龄上看, 此时薛佛记35岁, 适值风华正茂之年7。
恒山亭位于惹兰红山(Jalan Bukit Merah),这座奉祀福德正神 (俗称土地公或大伯公) 的古庙,1992年5月11日毁于大火8。但在创建时, 其主要职责是办理旅新漳泉乡侨的丧葬祭奠, 管理福建塚山。比较严肃的邦人集会和议事，都在这里举行。薛佛记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把塚山的管理规模化、制度化。在他任大董事期间所制定的《恒山亭重议规约》(1836年), 开日后华族庙宇管理之先河9。
《恒山亭重议规约》针对早年恒山亭在管理上所遇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就是规约的意义所在。《恒山亭重议规约》为日后华族庙宇管理的楷模,这是新华社会第一个庙宇管理条规，写得很具体，有些规定到今天还有用。比如， “制定拜祭时间”、 “早晚照顾巡查”、 “不许亭内和尚设卖鸦片烟” 等等…半个世纪后,福建帮另一领袖章芳琳（Cheang Hong Lim 1841-1893, 祖籍福建省长泰县）在丹戎巴葛 (Tanjong Pagar) 附近的纳喜士街 （Narcis Street）金兰庙内树立《金兰庙条规》 (光绪十七年,1891年)，规定在庙内设司祝管理庙务，并不许在庙内聚赌聚饮，抽鸦片及从事非法活动等等，仍然脱离不了《恒山亭重议规约》的基本精神10。
薛佛记祖籍福建省漳州府东山上营 (今石榴东山村上营 , 东山清代属漳浦县), 生死都在马六甲,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峇峇11。但他所创导的闽帮文化, 却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以他本人而言, 他字文舟, 恒山亭创建之初,赠匾“福弥春秋”,其中 “秋”字,用的却是古体的“秌” 12, 而且题署时喜欢用“漳郡浦邑”，以示不忘本源 ,很有中国文人的气质13。在新加坡奋斗十数年后, 至迟在1843年回到马六甲,四年后在马六甲辞世,终年54岁14。垂暮之年不忘回归故里,可见 “落叶归根”的观念, 仍然根深地固地存在着!
1839年薛佛记任青云亭亭主，致力于该亭的中兴大计, 但仍然与新加坡保持密切联系。青云亭是英国殖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特殊历史产物。1824年《伦敦条约》(Anglo-Dutch Treaty of 17th March 1824)签订,次年英国从荷兰人手中接管马六甲，废除甲必丹制度。呷华社会失去数世纪来传统的领袖制度，遂变通以青云亭亭主取代甲必丹的领导地位。亭主属终身职 ,青云亭於是成为呷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第一任亭主梁美吉 (祖籍福建省南安县,任期 : 1824-1839) 是薛佛记三妹世娘的丈夫15。薛氏家族因此执新华、呷华社会领导层之牛耳,成为新马两地的豪门!
从新加坡回到马六甲后, 薛佛记任青云亭第二任亭主,时年46岁, 已年逾不惑。较之10年前任恒山亭大董事,此时薛佛记的领导能力更臻成熟。他继续发挥影响力,为侨民谋福利。1846年，即他辞世的前一年, 恒山亭重辟新塚，仍以其名刻石16。垂暮之年, 对坡人事业尤耿耿于怀,这种天下为公的精神，令人钦佩。
1879年，薛佛记四子薛茂元（Si Moh Guan ?-1879）任恒山亭大董事。此时上距恒山亭初建已四十馀载矣, “雨蚀风残,庙宇改容”,已经到了不得不维修重建的地步。薛茂元捐金800元，率众重修17。1879年亦即薛茂元辞世之年，相信他之继承父志办理恒山 亭，应该上推若干年。我们假设自薛佛记离新后他就在某种形式上接管了恒山亭，那么，新华领导层世袭的传统风气，茂元实为开此风气的第一人!
青云亭亭主制度实行91年，共有六位亭主。自梁美吉, 薛佛记之后, 青云亭亭主全部由薛佛记的姻亲陈金声家族包办18。在新加坡,直至1919年,中华总商会及福建会馆会长薛中华 (See Teong Wah 1886-1940)为薛佛记的曾孙19。薛佛记家族不愧是新马两地的豪门, 这个家族对新呷两地华族社会的影响, 历百年不衰, 值得称颂!
四 和平转让领导权
隨着社会的进步,以“慎终追远”为主要目的的恒山亭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1842年底天福宫落成, 取代恒山亭的地位,成为新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 天福宫位于人口密集的直落亚逸街 (Telok Ayer Street)，介於商业区和住宅区之间，是漳泉侨民聚居的地带。从1850年的 “建立天福宫碑记”看, 薛佛记捐金2400元，仅次于陈笃生的3074.76元, 陈笃生任天福宫大董事, 成为新华社会的领袖人物。
必须指出: 当1850年《建立天福宫碑记》落成时,薛佛记已于三年前 (1847年)在马六甲辞世了; 而陈笃生亦于是年 (1850年) 逝世。那么《建立天福宫碑记》 仍然以他们的名字雋刻, 至少说明两点 : (一) 薛佛记在天福宫筹建时 (1842年之前或更早一点)已退居二线 ; (二) 福建帮的领导权也于此时从薛佛记和平地转让给继起的陈笃生 (Tan Tock Seng 1798-1850)了。
陈笃生 , 祖籍福建省海澄县,马六甲出生,一生事业以在新加坡者为重,死后葬在新加坡。他从零售商起家, 以炒地皮致富。除了以天福宫为基地服务闽幇侨民外,陈笃生最为家喻户晓的,是1844年独资7,000元创办陈笃生医院 (Tan Tock Seng Hospital),不分种族帮派,为人民提供医药服务,惠及整体新加坡社会20。陈笃生医院创办时原为贫民医院 (The Chinese Pauper Hospital)，旧址在珍珠山 (Pearl’s Hill), 由一委员会管理。潮帮领袖人物佘有进 (Seah Eu Chin) 与粤帮领袖人物胡亚基 (Hoo Ah Kay) 均为委员会成员21, 闽潮粤三帮领袖彼此合作, 共襄义举,毫旡帮派畛域之分, 殊为难得!
陈笃生逝世后, 哲嗣陈金钟 (Tan Kim Ching 1829-1892) 继任天福宫大董事, 陈金钟在新加坡十分活跃, 他可说是19世纪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1852年捐3,000元修葺陈笃生医院,扩建其两翼病室及改进院务, 此举造福人群, 值得一书。陈金钟能操流利的巫语、泰语, 因而使他在商业界外的其他领域中, 有出色的表现。1864年受委为五位华人陪审员之一；1871年被封太平局绅 (Justice of Peace)。此外，亦代表日本、泰国、俄国三国担任驻新加坡领事，并被泰王赐封 “佛耶”（Phya Anukul Siam-Kitch Upanich Sit Siam Rath,意即侯爵）的荣衔。1888年,日本也授予 “勳三等旭日章”(3rd Class Decoration of the Order of the Rising Sun), 这在新加坡历史上可说是空前的22！
陈金钟因为是侨生,兼有东西两种文化背景，必然有其不同于同时代人之视野和远见，他了解到英帝国殖民地的盛衰，会直接影响他旣得的利益。他一生致力于 政治和社会活动，典型地反映了早期华商，关心社会安宁和稳定的愿望与心态。和平时期，他积极参与立法议会、市政委员会的事务，协助殖民政府对本岛的治理及 策划, 维持地方法律与秩序 ; 又时常举行盛大的宴会, 广邀各族领袖、政府官员，聚集一堂，互相交换意见, 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动乱期间他成了和事佬, 调解华族间的纠纷23
1906 年天福宫重修, 主其事者乃陈金钟长孙陈武烈( Tan Boo Liat 1874-1934陈笃生曾孙)。此前, 陈武烈于1899年任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 财政 , 他也是该校发起人之一。 1900年发起组织海峡英籍华人公会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同时亦为华人义勇军的队员,担任陈笃生医院管理委员会委员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24。
从1850年《建立天福宫碑记》到 1906年《重建天福宫碑记》, 陈笃生祖孙四代领导福建帮近六十年。在此期间陈氏家族不仅关注本帮侨民福利, 同时亦利用他们的财富, 作出惠及整体新加坡社会的义举, 进一步巩固了福建帮在新华社会的领导地位与影响力,为他帮所望尘莫及! 如果我们拓宽历史的视野, 那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陈嘉庚 (Tan Kah Kee 1874-1961,祖籍福建省同安縣集美社, 今厦门市集美镇) 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 福建帮的影响又波及整体东南亚社会,并提升到关注国家存亡的高度!
五 提倡传统教育
差不多与《建立天福宫碑记》刻石的同时,新加坡第一间华文学塾祟文阁也在1849年在天福宫的偏殿兴建。这所学塾, 实开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先河, 祟文阁比一般公认的第一所华文学塾萃英书院的成立 (1854年), 还早五年25。
祟文阁的创办人就是我们熟悉的陈金声 (Tan Kim Seng 1806-1864), 祖籍福建省永春县,生死都在马六甲26。然而, 许多人只知道陈金声曾捐资协助殖民地政府, 解决居民的食水问题27, 但却很少人知道陈金声其实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创始者。祟文阁与萃英书院都是由陈金声创办,从此注重子女教育,成为新华社会的又一优良传统。
《崇文阁》与《萃英书院》碑文记载建院的过程, 为我们保存了一些早期华教的珍贵史料28。从这些碑记中，我们看出一个特点，即：捐金兴学的人士，都是当年福建帮显赫一时的领袖人物 (如洪俊成、龚光传、徐炎泉等)，而且多数是从马六甲迁徙过来的移民，他们的名字曾重复地出现在恒山亭、庆德会、及天福宫的碑碣中。这正说明了那时福建帮的财势与人力，都远在其他各帮之上29。
崇文阁创建时，陈金声捐金880元, 成为大董事30。其他帮的领袖人物如潮帮佘有进亦有捐助 (捐金200元) 。萃英书院成立时, 陈金声又捐献 “基地壹所值价银一千七百一十元正” 31。值得一提的是 : 从《萃英书院捐题石碑》(咸丰十一年,1861年) 中,我们发现薛佛记的两个儿子薛荣樾 (See Eng Wat) 、薛茂元 (See Moh Guan)兄弟均为萃英书院十二名董事之一, 可见薛氏家族成员之热心华文教育。我们当然不会忽略陈金钟。作为陈笃生的继承人, 崇文阁创建时， 陈金钟捐金 100元 ; 1854年萃英书院建立，又捐金150元, 说明陈金钟也是一个热心华教的慈善家。
1887年, 陈金声哲嗣陈明水（Tan Beng Swee,字宪章，1828-1884） 扩建崇文阁与萃英书院; 陈明水乃薛佛记女婿32。陈明水之子陈若锦 ( Tan Jiak Kim, 1859-1917, 陈金声孙 ）更秉承先志，从而宏大之。提倡文教，替海外迁民奠百年基石，卓识远见，楷笵后人。陈金声家族致力教育事业，历三世而不衰，实在难能可贵。
崇文阁与萃英书院对推动华人传统教育影响很大。19世纪90年代许多富商豪门有遣送子弟回国受教育之举，其中也有一些本地生长的士人回国参加科举考试，希望循传统科举路线,考取功名。如恆春号邱正忠送其子, 著名诗人邱菽园回祖籍福建受教应考、谦源公司黄福 (甫田) 送其子黄景棠返国读书中举33; 1890年新加坡才子吴锡卿 (一作吴席卿, 可能是吴达文, 此君在左秉隆领事主持的会贤社月课的得奨名录中, 得奨次数最多, 在36次月课中,有24次名列榜上)归国应考,文人多以诗歌送别,成为士林佳话 ,都是明显的例子34。
106年后, 陈六使 (Tan Lark Sye 1897-1972,祖籍福建省同安县)领导新加坡福建会馆同仁登高一呼,创办全东南亚最高的华文学府---南洋大学 (Nanyang University 1955年)。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台湾和港澳以外地区曾经存在过的唯一一所华文大学, 校址在裕廊西云南园（Jurong West 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址)。南洋大学的成立, 与此前陈嘉庚倡建的南洋华侨中学校 (1919年), 前后辉映, 都是新华社会重视子女教育的具体表现。
从祟文阁到南洋大学,新加坡华文教育经历了整整一百年的风雨沧桑,终于发展到了巅峰。在此百年历程中, 福建帮领袖人物在推动华文教育发展的事业上, 居功至伟35!
六 “ 觉世牖民 独任其难 ”
1881年12月10日(星期六), 新加坡乃至全东南亚最早的一份华文日报《叻报》(1881-1932)诞生了!《叻报》创办人薛有礼仍薛佛记长孫。薛有礼是一位受英文教育的峇峇,竟然办起华文报来,令人费解。因此, 有关《叻报》创办的原因, 历史学家有许多推测和说法。有的说是为了名，也有的说是为了利。根据陈蒙鹤 （Chen Mong Hock）的研究，她认为是出于 “爱国精神” 36。其实薛有礼创办《叻报》,原因是复杂的。出于 “爱国精神”固然说得过去,但一种对“文化使命感”的冲动及其出身的家庭背景,亦值得关注 !
19世纪的峇峇家庭,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融入不少本地文化元素。《恒山亭重议规约》部分条规是以闽南话夹杂巫语、英语写成的,就是很好的例子37。今天, 我们在马六甲峇峇文化博物馆(The Baba Nyonya Heritage Museum) 内所看到陈列品,从日常的生活起居到节庆婚丧,旡一不受中华文化的影响38。
薛佛记以牧民为己职,从创立恒山亭,到捐建天福宫,再到接任青云亭亭主,借助的也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起初是 “慎终追远”, 其后则是 “绅权神授”。通过兴建宗祠庙宇, 参与管理庙宇活动, 作为进升领导层阶梯的途径。用南洋史学界泰斗陈育崧（Tan Yeok Seong 1900-1984 祖籍福建省海澄县）的话说, 就是 “凭藉 “神权”来建立 “绅权” 39!
薛有礼没有见过他的祖父,出生时薛佛记已辞世三年矣!然而, 有关薛佛记的行事, 薛有礼在家中必有所闻。目前虽然没有资料说明薛有礼是否曾经回祖籍探望,但从他的父亲薛荣樾(See Eng Wat 1826-1884,薛佛记次子)这代开始 ,薛家就已经和中国接触频繁。薛荣樾经营船务生意,长期往返新加坡、厦门之间;他的最小儿子薛有福 (薛有礼的弟弟)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又到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之后在福建海军服务，1884年于中法马江之役殉国,年仅23岁40，
这种与中国接触的家庭背景，可能引起薛有礼本身对祖国的爱慕之情。急需认同祖国文化及自已寻根的迫切,也是创办《叻报》的动力。薛有礼別名崇仪 , 足以说明他本人对文化礼仪的重视。也正因如此, 他可以辞去汇丰银行( Hong Kong & Shanghai Bank) 这份酬劳丰厚的买办(comprador)职位，可以拒绝殖民地政府要他当市政局 (Municipal Board) 议员的邀请 (1892年),一心一意地办报41 ;更难得的是: 当1890年《叻报》面临危机时，他还是毅然地继续维持下去。如果没有一种对“文化使命感”的冲动,是很难做到的 ! 薛有礼曾说：“ 慨夫叻地同侨，囿于旧俗，身之与国，漠不相关，惄然忧之，遂以觉世牖民，引为己责，念裨风教者莫良于报，于是毅然奋发，独任其难” 42。由此可见，他是以“觉世牖民”为己任而创办《叻报》，颇有一番抱负 , 这也正是他创报的缘由! 当时《叻报》排版的铅字和印刷机器均从中国购进43。
旣然薛有礼创办《叻报》是出于 “爱国精神”与 “觉世牖民” ,那么诱导当地侨民，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保持联系,仍《叻报》精神44。因此, 在延攬编辑人才时, 这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只有找到一位与他办报理念一致的编辑, 才能贯彻他的理想。薛有礼聘请编辑人才, 颇感困难。旧时中国人士对新加坡还很陌生，一般书香门弟的子弟多不肯离乡背井来这“蛮夷之域”。几经物色，方以重金礼聘香港《中外新报》的一位编辑叶季允南来主持《叻报》编务。叶季允主《叻报》笔政,一干就是40年 !45
叶季允的办报精神与薛有礼是一致的,否则两人不可能共事这么长的时间46。叶季允从1881年《叻报》创刊到1906年薛有礼辞世47, 宾主相处达25年之久。此后《叻报》由薛有礼长子薛兆熊继办, 叶季允再主笔政15年至1921年逝世,前后服务《叻报》达40年48, 由此可见薛氏父子对叶季允办报精神的肯定。陈育崧誉叶季允为 “南洋第一报人”, 真是没有言过其实。《叻报》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是研究新华历史的重要文献。
七 杰出的海峡侨生
在新加坡历史上, 海峡侨生三杰的事迹不容忽视。 林文庆医生( Dr Lim Boon Keng 1869－1957) 是海峡侨生三杰之一，其他两位为宋旺相爵士（Sir Song Ong Siang 1871－1941）和伍连德医生( Dr Wu Lien Teh）。林文庆也是第一位获颁英女皇奖学金（Queen's Scholarships）前往英国深造的闽籍华人。这位受英文教育的峇峇，对新加坡社会贡献良多。位于加冷盆地组屋区（Kallang Basin Estate）附近的文庆路（Boon Keng Road）就是纪念他的。
林文庆祖籍福建省海澄县鳌冠（今厦门市海沧区）。1887年到英国，进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医学院修读医科，1893年5月间回到新加坡，在英国生活了6年。林文庆回新加坡时，《叻报》新闻 “学医有成” （1893年3月20日，星期一）还特别报导：“林君文庆，本闽籍叻生，长叻中，乃已故林君天尧之次子也。前者曾往英京攻习医术，兹接英京来信云：林君所学之技，业已有成，且经考试，领有凭照为医。现君已于（二月）廿八日由英启程，言返叻中，庶得以悬壶济世矣!” （原文无标点符号，此为作者所加）
20世纪初，林文庆在新加坡挂牌行医，药房取名九思堂西药房（The Dispensary），医术高明，驰名遐迩 。1905年，他把九思堂西药房的股份转让给殷雪村医生（Dr Suat Chuan Yin），结束了他的医务经营，从此专心社会工作，成了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49。
林文庆在英国留学时，因经验不谙中文的刺激，使他回新加坡后，热衷于以英语推广中华文化，鼓励和他一样的峇峇去学习中文。1897年3月，林文庆创办了中国好学会（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后来孙中山在南洋各地设立阅报书社，便启发于此。从1898年至1907年，林文庆特别活跃，其成果包括设立了一系列的社团（海峡英籍华人公会、中华商务总会、华人体育会、威基利俱乐部的创立，他都参与其事），办了杂志（《海峡华人杂志》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建立了女校 （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以及华语训练班（又称新加坡官话传习所，The Teaching of Kuan Hua in Singapore）等。
1898年，第一个华语训练班在林文庆的寓所开课。他的朋友和学生每逢星期日就去学习华语。1900年，由于学生日多，乃借用安祥山（Ann Siang Hill）的威基利俱乐部（Weekly Entertainment Club）上课。此外，林文庆也到处演讲，解释并宣扬中国历代圣贤，特别是孔子的教训，并常常进行有关华人峇峇的辩论。1927年任厦门大学校长期间，更把屈原的《离骚》译成英文。此《离骚》英译本“The Li Sao”于1929年上海首版，43年后的1972年在台北由东方文化书局再版50。
海峡侨生三杰中的另一位英女皇奖学金的得主是宋旺相，祖籍福建省南靖县。1893年，宋旺相考获英国剑桥大学法学士和文学士学位。返回新加坡后，创办爱德根与宋旺相律师馆（Atiken & Ong Siang Co.），新加坡有许多著名律师皆出身自此律师楼。
1893年，宋旺相被推选为新加坡中华基督教会会长，连任48年。1894年，他曾参与创办新加坡第一份罗马拼音的马来文日报《东方之星》（Bintang Timor），但只出版了一年就停刊。1897年，与林文庆和伍连德创办《海峡华人杂志》（Straits Chinese Magazine），倡导华人剪辨、戒鸦片等事。1899年，与林文庆、邱菽园等创建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1900年，与陈若锦、林文庆等合创“海峡英籍华人公会”（The Straits Chinese Association）。
此外，宋旺相亦担任海峡华人文学协会会长（The Straits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新加坡教育局委员、新加坡植物园主席等职位。1922年，应《新加坡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总编辑麦比士（Walter Makepeace）邀请，撰写《新加坡华人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Chinese in Singapore）。这是研究新加坡华人的重要典籍之一。1932年，宋旺相获英皇赐封爵士衔，有“新华太史公” 的美誉51。林文庆与宋旺相两人在新加坡历史上均占有一席之位。
一百多年来, 峇峇先贤在新加坡,开创了许多的“第一”:
* 成立第一个 “慎终追远”的组织: 恒山亭
* 设立第一所华文学塾: 崇文阁
* 创办第一家华文日报:《叻报》
* 捐献第一家自来水供应设备
* 第一次以英语推广中华文化
这些史实，已黯然于历史的尘封故纸堆中，应该加以发掘表扬，还其原貌。更何况在短短的一百多年岁月中，又早已后继无人，我们在记录这批早年峇峇先贤的贡献时，的确有点感慨！52
八 大历史小注释
新加坡在历史上被誉为 “南洋第一埠头”，由于地处中西文化要衝，因此当19世纪中国近代史处于风云变幻之际，这个 “南洋第一埠头”亦受波及。中国近代史不少名人与事件，都与这块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关键的历史时刻，新加坡闽籍人物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新加坡的闽帮开山鼻祖薛佛记，其孫子薛有福为第三批留美幼童，曾参加福建海
军，1884年8月在中法马江海战牺牲。薛有福是此次海战中殉国的唯一本地清朝海军军官。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福州马尾昭忠路，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年奉旨建造的昭忠祠，祠中的石碑上镌刻着736名阵亡官兵的姓名，其中就有：“扬武”舰留美回国练生六品军功薛有福” 的刻字,永铭青史53!
19世纪80年代，洋务运动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朝野上下，中兴迷梦正浓。代表中国近代化的北洋舰队，威风凛凛，出没于七洲洋上，宣扬大清国 威。北洋舰队曾于1887年11月、1890年4月及1894年3月三度访问新加坡,在当地社会引起极大轰动。北洋舰队三次访新期间，其中两次北洋舰队將 领就住在闽籍殷商李清渊（祖籍福建省永春县）的豪华别墅振裕园。
1887年11月北洋舰队第一次到访新加坡。 陈金钟（祖籍福建省海澄县）以新华社会领袖的身份,在树林园 (可能就是今天的植物园) 设宴款待。宴会当晚, 陈金钟“循西例起而敬颂中国大皇帝万寿无疆”,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了这番话: “我大清自开基以来二百余年，尊尚王道，乃日久而弱，故数十年来海疆多事。但有文事必有武备，惟今作始，必先治内而后外患不入，非一朝一夕可以为之夫!中 国能自振兴，共享太平，自是朝廷之福，而我辈亦可共乐尧天。兹遇诸君皆抱異才，际遇风云，可作公侯千城之选，将来精忠报国，共勋昇平，敬望诸君有以尽欢于 今夕也…”54。
可见陈金钟是多么渴望看到祖国中兴大业的完成, 他也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后盾,以提高海外华人的地位。
由于新加坡是东南亚地区中华人人数最多，财力最富的，因此辛亥革命前夕，新加坡华人就成了维新派与革命党争取的对象。 戌戍维新失败后,1900年2月2日, 康有为从香港来新加坡投靠星洲才子邱菽园(Khoo Seok Wan 1874-1941祖籍福建省海澄县)，寓客云庐。邱菽园曾支助康有为的保皇运动，并担任组织保皇党新加坡分会会长。与此同时, 闽籍殷商陈楚楠 (Tan Chor Nam 1884-1971 祖籍福建省厦门) 也积极参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1944年，有一位受英文教育的新加坡人，在和平前夕被日本人杀害。他就是林谋盛烈士。
林谋盛祖籍福建省南安县美林镇满山红村后埔自然村。父亲林路(Lim Loh, 亦作林志义 1851-1929) 是新加坡著名的建筑商, 位于皇后坊(Empress Place)的维多利亚纪念堂(Victoria Memorial Hall) 即为他所建。林谋盛是林路第11子。
由於林路拥有许多房产, 至今在他的故里, 人们还流行这样的一句话: “有林路的富, 没有林路的厝”。 2006年9月18日泉州市人民政府将“林路大厝”列为 “泉州市十佳古民居” 55。
林终谋盛16岁时来新加坡与父亲团聚，进入莱佛士书院学习。毕业后，前往香港大学攻读商科。在香港学习两年后，父亲逝世，林谋盛返回新加坡处理后事， 承继父业，并参与社会活动，曾任新加坡建筑公会会长、新加坡福建会馆教育科主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等职务，是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年轻的领袖人物。
然而，最使林谋盛名留青史的是他的抗日事业。林谋盛目睹日本侵略中国，仍投身抗日活动，先后参与发动侨界抵制日货、筹集赈款等活动，支持中国抗战，策划在新马地区日本人开设的铁矿和橡胶园的罢工活动。
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日军南侵，林谋盛出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委兼劳工服务团主任，号召劳工支援对日作战，并组织华侨抗日义勇军，林谋盛因此被日 本视为“危险人物”。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前夕，林谋盛辗转到印度，又从印度飞抵重庆，在重庆待了两个多月，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咨议及福建省临 时参议员。
1942年6月，林谋盛在印度加尔各答，将流落那里的2000多名华人海员组织为“中国留印海员战时工作队”，主持训练工作。1943年，在他的建议 下，中英双方合作开展收复新马的敌后工作，林谋盛奉命驻印与英军联络，参与组织136部队，被授上校军衔，并任马来亚华人区区长。1943年10月，林谋 盛潜入马来亚，在敌后开展工作。1944年5月27日，林谋盛被捕，同年6月29日牺牲，年仅35岁。今天位于伊丽莎白女皇道（Queen Elizabeth Walk今改称海滨公园 Esplanade Park ）旁建烈士纪念碑，及连接惠德里路(Whitley Road) 的谋盛道（Bo Seng Aveune）就是纪念他的56。
林谋盛距薛有福牺牲之年，整整一个甲子。这两位闽藉英雄，一个抗日，一个禦法，说明了闽藉人物的爱国情操57。二战期间，陈嘉庚号召东南亚华人参加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通过滇缅公路，运送战争物资前往中国，在后方支援中国抗日运动的壮举；及另一位闽籍人物胡文虎（Aw Boon Haw 1882－1954 祖籍福建省永定县）捐款支援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将士的抗日事迹，更是这种情操的高度表现。
谈到胡文虎，他的著名住宅虎豹别墅是许多新加坡人的共同记忆，这是一个时代旅游景点的标签。当早期的新加坡还没有今天这么多旅游景点时，虎豹别墅是人们公共假日休闲的好去处58。
九 闽籍领袖人物的素质
来自福建省的移民，没有分帮分派，形成小集团的现象。1881年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人口调查时，福建省移民并没有被细分成更小的单位计算。反之，来自广东省的移民至少分为四大帮，即广东、客家、潮州及海南，明细如下 :
表一 : 1881年海峡殖民地口调查
籍贯
|
人数
|
福建人
|
24,981名
|
潮州人
|
22,644名
|
广东人
|
14,853名
|
海峡侨生
|
9,527名
|
海南人
|
8,319名
|
客家人
|
6,170名
|
其他
|
272名
|
总数 (约)
|
86,766名
|
资料来源:Maurice Freedman, “Immigrants and Associations: Chinese in Nineteenth-Century Singapor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3, No.1, 1960, p.26.
50年后的1931年， 官方人口普查显示, 新加坡的福建人共有180,066名,占当地华族人口的43%, 福建帮仍然是最大的方言族群 :
表二 : 1931年海峡殖民地人口调查
籍贯
|
人数
|
福建人
|
180,066名
|
潮州人
|
82,369名
|
广东人
|
94,191名
|
海南人
|
19,896名
|
客家人
|
19,222名
|
总数
|
395,744名
|
资料来源: Singapore Census Returns,1931
由于福建帮内部团结, 没有彼此倾轧现象, 再加上其财势与能力都凌驾各帮之上, 因此一旦领导福建帮, 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新华社会的领袖人物。
以福建帮为首的新加坡华族社会，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帮领导人物的合作无间。由“开基”恒山亭的薛佛记到继起的陈笃生、陈金声，并没有留下夺权斗争的现象。福建帮之所以能稳健发展，全靠他们那种大公无私和卓识远见的领导精神。
19世纪新加坡华族领导层模式似有“世袭”的现象 : 薛佛记之子薛茂元；陈笃生之子陈金钟； 和陈金声之子陈明水, 都是同时代的人物。福建帮一时人才辈出，群季俊秀，揖让成风，乐善好施，是这一世代的特点。闽帮领袖人物均能以大局为重, 不仅关心本帮侨民, 亦惠及整体华族社会, 所以能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侨民的拥戴。福建帮之所以能取得超帮的领导权，是有其历史因素的59。
十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20世纪50年代，当新加坡迈向建国之时，闽籍人物于此关键的历史时刻，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50年代，新加坡首席部长林有福（ Lim Yew Hock 1914 – 1984），祖籍福建省金门县；第一任市长王永元（Ong Eng Guan 1926 -2008）祖籍福建省安溪县。反殖运动中的左派人物，如林清祥（Lim Chin Siong 1933 – 1996 祖籍福建省晋江县）、林福寿医生（Dr. Lim Hock Siew 1931- 2012 祖籍福建省漳州）等，都是福建人60。
新加坡建国后，曾任副总理与内政兼国防部长的吴庆瑞博士（Dr Goh Keng Swee 1918-2010），祖籍福建省漳州; 首任大法官黄宗仁（Wee Chong Jin 1917 – 2005 ）,祖籍福建省厦门61。从1965年至2013年的48年间，新加坡共和国有七位总统，其中3位华人总统都是闽籍人物，包括现任的总统陈庆炎博士（Dr Tony Tan Keng Yam），他的先祖就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创始者陈金声62。
社会及经济活动方面，新加坡大华银行主席黄祖耀 (Wee Cho Yaw祖籍福建省金门县); 现任新加坡宗乡总会会长及福建会长会长蔡天宝（Chua Tian Poh福建省晋江）, 也都是福建人。
今天，祖籍地的观念虽不及以前强烈，但在闽帮社团的不懈努力下,闽籍先贤那种大公无私和卓识远见的精神,必定会传承下去！
(稿于 2013年6月18/29日)
原载东南周末论坛选粹编委会编,《东南周末论坛选粹 4》, (中国: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2013年9月第1版) , 页 210-220
注释:
1 林孝胜，“开埠初期的新华社会”， 载柯木林, 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 南洋学会,1975年) ，页29。
2 同上注。
3 陈育崧，陈荊和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部出版 ,1972年) ，页 6。
4 宁宜河介于森美兰与马六甲两州之间,是百余年前华族先辈前往马耒半岛内陆拓荒必经的历史河流。又参阅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年11月, 第1 版），页 213。
5 从道光十年（1830年）《恒山亭碑》上看，恒山亭于1830年建竣时，共花费宋银5336.2元。薛佛记捐银764.2元，占总建筑费14.3%，被推为大董事。
6 张夏帏，“开埠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恒山亭”，载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4月），页39-46。
7 《东山薛氏家谱》,页 10 : “第十七世仁佛记，字文舟，中衍公之长子, 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癸丑九月廿四日亥时，卒于道光廿七年（1847年）丁未八月十八日丑时”。
8 柯木林，“火烧恒山亭的感想”, 《联合早报》 (1992年5月17日)
9 柯木林，“从碑文资料看恒山亭”, 载《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07年8月), 页 217。
10 金兰庙建筑物已不复存在.遗址现为邻里公园(金兰园)。有关《金兰庙条规》,可参阅《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 56。
11 峇峇即土生土长华人 (Peranakan), 亦称侨生或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他们吸取了马来文化,又保留些许中华文化. 平时在家中使用马来语及英语, 男的叫峇峇(Baba), 女的叫娘惹(Nyonya)
12 道光八年 (1828年)“福弥春秌”匾, 下款刻曰“漳郡浦邑东山上营社大董事薛佛记敬立”，此匾在1992年5月11日大火中被毁。
13 马六甲青云亭内的道光二十五年 (1845年)《敬修青云亭序》碑, 其落款亦署 “漳郡浦邑亭主薛文舟谨志”
14 同註 7
15 《东山薛氏家谱》(页 10) : “十六世中衍…娶邱氏…生子三,长佛记,次明记,三佛世;生女五,长名田娘,次名和娘, 三名世娘(邱氏出,适泉州南安县梁美吉官), 四名文娘, 五名瑞娘” ;又参阅青云亭《梁美吉碑》(道光戊申年,1848年)
16 《恒山亭重开新冢布告事碑》(道光廿六年,1846年）。
17 《重修恒山亭碑记》(光绪五年,1879年）。
18 青云亭座落于马六甲市区的庙堂街(Temple Street)，是新马两地历史最悠久的古庙, 约建于1673年。青云亭 实行亭主制历九十一年，共有六位亭主，各亭主姓名及其在任年代如下: (一) 梁美吉 (1824－1839); (二) 薛佛记 (1839－1847) ;(三) 陈金声(1847－1864) ;(四) 陈明水 (1864－1884); (五) 陈明岩 (1884－ 1893) ;(六) 陈若淮 (1893－1915) 。亭主制度取消后，由四大理事代行亭主权。最早四大理事是傅金忠，曾德才，陈祯禄与罗金水。--- 参阅《马六甲青云亭》(http://www.mba.net.my/mybuddhism/Temples/QingYunTing-Melaka/MyBuddhism-Temple-QingYunTing-Melaka-Content.htm)。
19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reprint),p 104。
20 《新华历史人物列传》, 前引书, 页86。
21 参阅 The History of TTSH (http://www.crescent.edu.sg/ipw/2000/sec1/13g10-ttkhospital/Website/history.htm) 及《新华历史人物列传》,页 104 & 150。
22 杨进发, “十九世纪新加坡华族领导层”，《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页 44。
23 同上註。
24 《新华历史人物列传》, 前引书, 页 83。
25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 前引书, 页 9。又：庄欽永认为崇文阁非学校. 见庄欽永,《新呷华人史史料考释》(新加坡：青年书局，2009年），页201-222。本文採用陈育崧的说法.
26 陈金声生于1806年11月18日,1864年3月14日逝世。其位于马六甲Jalan Tan Tai Pringgit墓地的石碑上, 至今仍然清晰地刻着 “ (丰山) 同治三年岁甲子桐月榖旦 皇清显考特授呷政諡尊荣陈府先生佳城 孝男 明岩 明水 明惠 明月 女玉喜娘 玉合娘 孙若淮 若楠 若琛 若锦 若銓 若銮仝立石”
27 柯木林，“从陈金声纪念喷泉谈起”, 载《石叻史记》, 前引书, 页 230-233。
28 崇文阁有两塊碑记 :《兴建崇文阁碑记》(同治六年,1867年) 与《重修崇文阁碑记》 (光绪十三年,1887年). 至于《萃英书院捐题石碑》(咸丰十一年,1861年), 目前保存在新加坡博物馆。
29 柯木林，“崇文阁与萃英书院”, 载《石叻史记》, 前引书, 页 226-229。有关庆德会组织,参阅同书页57-64:吴华, “不被注意的庆德会”。
30 《兴建崇文阁碑记》(同治六年,1867年)。
31 《萃英书院捐题石碑》(咸丰十一年,1861年)。
32 柯木林, “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石叻史记》, 前引书, 页 73。
33 黄景棠，是新加坡谦源公司“黄福翁之少君，生长星洲，丁酉科 (1897年) 拔贡，朝考以知县分发河南，留粤与郑孝廉家让、陈茂才芝昌力断时敏学堂，固最留意学堂之人也。”--见《天南新报》(1901年12月14日)。
34 1889年4月19日《叻报》刊载有梁耀流：〈送吴君席卿茂才旋闽赴试偶占七律为赠〉：“才如江海气如虹，
旷览山川眼界空；少伯生涯馀伟略，班候事业属英雄。南游已历三千里，北上还搏九万风；把酒临岐何惜
别,早期归去步蟾宫。”此诗可见吴席卿亦为中国南来之文人。另送别吴席卿诗又见于1890年7月14日《叻
报》。有关资料亦可参阅梁元生, “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中 ‘士’阶层之分析”，载梁元生著,《新加坡
华人社会史论》(新加坡 : 国立大学中文系, 2005年2月初版), 页 21-24。
35 YEN Ching-hwang, THE ROLE OF HOKKIEN CHINESE IN THE HISTORY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Volume 9, 2006 ) , pp. 79-104 .
36 Chen Mong Hock,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28。
37 同註 6。
38 马六甲是新马峇峇文化的发源地. 此博物馆 (The Baba Nyonya Heritage Museum) 位于No. 50 Jalan Tun Tan Cheng Lock, Melaka, Malaysia。
39 陈育崧 “石叻古迹导言”, 载《石叻古迹》, 前引书, 页 iii。
40 《东山薛氏家谱》,页 11 : “考讳有福,乃荣樾(螟蛉子)第三子,係王氏(如意)所出,生于同治元年（1862）壬戌十二月十五日亥时。自八岁习中华书。于同治十三年(1874)三 月在江苏上海县应出洋肄业总局考试，蒙列优等，赏给官学生衔取录,侯派出洋。于七月隨同之批委员邝其照驰往美国。九月抵美，奉派在士布令非炉地方学习语言 文字。光绪元年(1874) 调赴厚诺地方实学院肄业。三年七月升赴该处中书院。六年四月考进波时顿大书院学习工艺。七年（1881）四月考起第三班,即奉调回华。八月抵沪，九月选派 到福州船政衙门,蒙总理船政大臣黎,考验赏给军功七品顶戴。十月派入后学堂, 学习水师驾驶、天文算学、战阵等技。八年六月考列优等。十一月派赴扬武轮船学习帆索枪礟, 涉历风涛。至十年(1884)七月初三日傍午,为法人寇福垣马江，考见危授命，尽忠殉难，没于王事，仅廿三岁而已”。
41 Song Ong Siang, opcit, p. 104.。
42 《叻报》社评“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 (1911年12月11日)。此文一连两天在《叻报》发表,文章注明 “本报今日，纸张扩展，适届出世，三十周年，题字序之，以作纪念 ”。文末又有“黄帝二千六百九年冬十月惺噩生季允氏识于位育选楼”的字样。
43 潭江, “谁是海外华文日报第一家？” , <中国新闻网>, 2006年09月12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hr/hrlt/news/2006/09-12/788462.shtml)。
44 “本馆居停，生长炎洲，沈潜学海，囊归祖国”---参阅前引文“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
45 前引文“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记录当年叶季允被聘南来担任《叻报》主笔乛事 : “不佞时方及冠，寄迹香○○○界楼迟，勉励撰述，乃不以为不肖，于数千里外驰○相○○三致函，再致电，并遣人在港延纳，促至坡中”。
46 “刊发之初，即由不佞一肩担荷，言谕得由自，行事许以便宜，宾主之间，颇有苔芩之雅，推之置腹，沥胆披肝，相见以天，猜嫌悉泯.”---参阅 《叻报》社评“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续), 1911年12月12日。.
47 根据《东山薛氏家谱》记载, 薛有礼于光绪卅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公元1906年8月29日逝世,终年55岁.
48 陈育崧曾赋诗一首赠予笔者,诗云: “豆腐街头棲隐处,短垣残壁半生烟.报人心血诗人泪, 缀网劳蛛四十年”。该诗题为 “同木林访叶季允故居”,载陈育崧著, 《椰荫馆文存》(第一册), （新加坡：南洋学会，未曙出版年月) , 页 XV.
49 柯木林，“想起林文庆医生”,《联合早报》(2012年7月14日).
50 同上註.
51 《新华历史人物列传》, 前引书, 页 38。.
52 柯木林主编,《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新加坡: 新加坡福建会馆,2012年11 月), 页.8。
53 笔者曾于2010年5月16日专程考察昭忠祠。有关阵亡官兵数据,乃取自祠中的《勅建马江昭忠祠碑》(光绪十二年,1886年),该碑文字出自福建按察使,署理船政大臣裴荫森(1832-1891)手笔; 而薛有福的名字,则见于庙内 “碧血千秋”祠堂之铭刻。
54 《叻报》 新闻 “漏述补登” (1887年11月19日)。
55 柯木林, “留取丹心照汉青: 从薛有福到林谋盛” 载《怡和世纪 (期 20)》(新加坡怡和轩, 2013年6 / 9月), 页 11-13。
56 《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 前引书, 页 194。
57 同注 55。
58 柯木林, “虎豹別墅应有的定位”, 载《联合早报》 (2012年6月30日)。
59 柯木林, “薛氏家族。《叻报》。闽帮文化”, 载《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 前引书, 页 327。
60 《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 前引书, 页165、21、191、195。
61 同上註, 页 99、251。
62 同上註, 页 66。
《联合早报》 - 墓园树立说明匾牌 双语介绍先贤成就 (2014-03-30)
http://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40330-326525
今年恰逢陈金钟（1829-1892）的185岁诞辰，陈金钟后人昨天趁清明祭祖之际，在武吉布朗陈金钟墓园，为后人自己出资安置的不锈钢牌匾举行简单的揭幕仪式。
揭幕礼邀请了泰国驻新加坡大使马鲁吉帕蒂马（Marut Jitpatima，60岁）主持仪式。原来一个半世纪前，陈金钟也是暹罗（今泰国）驻新加坡总领事。
吉帕蒂马大使说，陈金钟曾长时间担任泰王拉玛四世的驻新总领事，目前位于乌节路泰国大使馆的地契，还是泰王在陈金钟协助下才买到的。时至今日，陈笃生医院还在协助训练泰国的医生与护士。
陈金钟和父亲陈笃生（1798-1850）都是本地开埠时期福建帮的领导人。陈金钟担任过天福宫大董事，也是新加坡福建会馆创立后的第一位领导人。因为这个渊源，福建会馆现任副主席方百成昨天也受邀为匾牌主持揭幕仪式。
陈金钟生前曾和陈金声的儿子陈明水一起创建陈氏宗祠保赤宫，因此保赤宫主席陈泓志、总务陈加和、董事陈国荣昨天也出席了活动。保赤宫的张再吴道长还到场为陈金钟诵经。
陈笃生的玄孙（第四代后人）陈继廉（67岁）和来孙（第五代后人）陈显壮是上述活动的主要推动者。陈继廉的曾祖父陈德源是陈金钟的弟弟，陈显壮则是陈金钟的直系后人。
据了解，陈家后人在两年前为欧南园的陈笃生墓，以及陈金钟原配蔡霞娘和媳妇黄娘的墓立过类似匾牌。蔡霞娘是马六甲甲必丹蔡士沧的孙女。
陈继廉受访时说，新加坡人近来对文化历史更感兴趣，周末经常有人到武吉布朗寻幽探秘，寻访先驱人物的坟墓，而武吉布朗义工导览员也帮忙立一些指示牌。
他说：“既然大家对陈笃生、陈金钟的生平事迹感兴趣，身为他们的后人，不妨与大家分享这段历史。我们于是决定在他们的墓旁立匾牌，介绍他们的成就与贡献。”
陈家后人下来还会为陈金钟的孙子陈武烈，以及陈继廉的祖父陈维贤（陈齐贤的弟弟）安置类似说明匾牌。陈武烈和陈维贤的墓都在武吉布朗。
为其他先人立匾牌
陈家后人自费为先人的坟墓立匾牌，方便访客阅览，与国人的历史意识与日俱增不无关系。这和陈金钟的迁葬墓于2005年清明期间，被本地华文报章“重新发现”时的情景刚好相反。
当时，陈金钟的古墓被遗忘多时，隐没在攀藤和丛林间，经过一番砍伐树枝、拉藤拔草的功夫，古墓才重现眼前。陈笃生、陈金钟的后人虽遍布世界各地，但因年代久远，后人早已不知道坟墓的存在。
陈金钟的墓碑上端雕着双龙吐珠，碑文上写着“诰授资政大夫赏戴花翎候补道、大暹国钦差大臣大英国甲必丹”等，显示他生前功绩显赫。
根据目前已知的史料，陈金钟在世时不仅与泰国王室关系密切，还在泰国有过一房妻室，娶的是泰国贵族女子，生了三名女儿。
陈金钟的泰裔外曾孙狄拉吾，三年前曾到新加坡出席陈笃生后人的大聚会。原来陈金钟在泰国的一个孙女嫁给了泰国前外长塔纳（Thanat Khoman）。塔纳是亚细安于1967年8月8日成立时的泰国外长。
陈金钟是靠米业发达的。陈笃生去世后，他把“陈笃生商行”改为“陈金钟商行”，原本单独经营，后来他的堂弟陈振林加股，公司改名“金钟兄弟行”。不久，堂弟退出，便改为“金钟公司振成号”，专营米业，在西贡、曼谷设有碾米厂，是很成功的头盘米商。
Grave of Madam Chua, posthumous name Hau Hwee (孝惠), wife of Tan (Kim Ching), native of Chiang Theng (漳澄), Hokkien province.
The tombstone was erected by her sons, Soon Toh (纯道), Sian Khe (善继), Kek Jang (克让), her daughters, Lan Neo (兰娘), Cheng Gay (青霓), Woon Neo (温娘) and her grandsons, Kwee Wah (季騧), Kwee Swee (李随), Cheow Pin (昭彬), Boo Liat (武烈), Kwee Liang (季良), Boon Moh (文谟) and Peh Shih (伯适).
Buried aside, the second daughter-in-law of Madam Chua by the name of Madam Wee, posthumons name Yih Hoe (懿和).
The tombstone was erected by her sons Kwee Swee, Cheow Pin, Boo Liat, Kwee Liang and Kwee Wah, both on the Eight Year of Guangxu Reign (i.e.1882) of Qing Dynasty.
《联合早报》- 王赓武： 拥抱陈嘉庚精神 新加坡表现会更杰出 (2019-10-28)
历史学家王赓武在探讨“陈嘉庚留给21世纪的文化遗产”时说，陈嘉庚是企业精神与儒家道德社会责任相结合的典范。他在生意失败后，全方位争取更高成绩，如果新加坡人都拥抱陈嘉庚的这种精神，新加坡就会有更杰出的表现。
陈嘉庚逝世超过半个多世纪后，要了解这位本地先贤的历史定位依然很不容易，即使是对王赓武如此杰出的学者而言。
王赓武年少时就听父亲谈起陈嘉庚的功绩，曾在陈嘉庚侄儿陈共存带领下，参观陈嘉庚家乡厦门集美、厦门大学和陈嘉庚故居，也读过各种与陈嘉庚有关的书籍，还发表过以陈嘉庚为题的主题演讲。可是今年89岁的他，依然在寻思陈嘉庚一生的卓越功绩，思考认识这名先贤的意义。
陈嘉庚倡立的华侨中学今年庆祝100周年，华中百年华诞系列讲座的压轴是邀请多位学者和陈嘉庚后人重新探讨“陈嘉庚留给21世纪的文化遗产”。这场公开讲座本月19日在华中校园内举行，吸引不少关心这一课题的公众前来聆听。
除了国大东亚研究所前主席王赓武教授发人省思的主题演讲，多名海内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例如陈嘉庚与女婿李光前，陈嘉庚与林文庆，陈嘉庚与弟弟陈敬贤，陈嘉庚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灵魂人物林连玉的关系，重新审视这位历史人物。
陈嘉庚受易经影响？
身为历史学家，王赓武最感兴趣的是，陈嘉庚如何成为过去数世纪不断演变的中国儒商代表，以及他是否受根植于中国文化深处的易经思想影响？
陈嘉庚是把企业精神与儒家道德社会责任相结合的典范。他在生意失败后，投身于更崇高的社会改革运动，提供资源学习先进思想，掌握新方法提高表现，全方位争取更高成绩。王赓武说，如果新加坡人都拥抱陈嘉庚的这种精神，新加坡就会有更杰出的表现。
王赓武也发现，陈嘉庚和很多华人在看待权力变更时，不是把善恶、阴阳、古今等概念放在对立或互相毁灭的两极来看，而是采用古老易经的智慧，明白善恶之间的矛盾能化解，光明之后的黑暗不是灾难，因为光明会回来，也明白现在包含过去，重要的是能辨别那一部分过去对现在有所帮助。
王教授也在演讲中提到旅居澳大利亚的历史学者杨进发博士和他的著作《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强调这是研究陈嘉庚必读的著作。他原本希望能由杨进发来谈陈嘉庚，可惜对方刚刚与世长辞。
追随者可采的四攻略
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1993年在香港召开时，王赓武受邀发表主题演讲，他马上想到陈嘉庚是华商的精神典范。陈嘉庚不仅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南洋最早具有环球化视野的华商，他生产的物品很早就销售到世界各地，而他向外发展的胆识为他带来国际声望。但这也为他的商业王国带来危机，特别是遇到他难以掌控的世界经济大萧条。
王赓武指出，最让人感佩的是，陈嘉庚在生意失败后能从各种事务中抽身，把自己重新打造成深具影响力的社群领袖，他的救国理念感召成千上万人，影响范围非常广。
王赓武曾在1993年的演讲中，提出那些想追随陈嘉庚的华人所可采用的四种攻略：
第一种攻略是，在外地赚了钱后衣锦还乡，在家乡建校铺路造福乡民族亲。过去要当名好华侨都会这样做。
第二种攻略是，把赚到的钱投资在自己居住的新家园，帮助新家园变得繁荣昌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和当地社会各阶层紧密联系和建立共识，让彼此有共同的未来。
第三种攻略是，一旦所在地不再符合安居乐业的条件就撤离，迁移到更自由、更安全，同时能让自己保住华人身份认同的地方。
第四种攻略是，善用能力资源扩大地方势力，必要时走入政治领域来捍卫自己作为华人的权益，甚至致力于改变中国，帮助中国变得繁荣昌盛。
25年后第二攻略才是选择
王教授说，他在1993年时从香港近距离观察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认为陈嘉庚如果还在世，肯定认不出中国，但他相信陈嘉庚会很赞同中国当时的变化。
他在回看陈嘉庚一生时，认为陈嘉庚起初采用第一种攻略，后来改用第四种攻略。王教授认为，当陈嘉庚的本地声望越来越高时，他也可能采用第二种攻略，留下来建设新加坡，他唯一不会采用的是第三种攻略。
不过25年后的今天，特别是在新加坡生活23年后，王赓武教授对上述四种攻略有新的想法。他无法想象今天还会有人愿意采用第一种攻略，把钱寄回中国帮助乡民。事实上，今天的中国也不需要这种帮助。第二种攻略，即优先发展新家园才是大家理所当然的选择。
王教授指出，无论是哪个国家或政府，都会要求自己的公民促进当地企业，也会鼓励大家投资在对自己国家有利的项目上。更重要的是，各地华裔对自己国家的未来有更大承担，也对其他国民面对的社会问题更为敏感。
他相信如果陈嘉庚生活在今天，他会很直接，很热心的关怀新家园的社群组织，就像他当年关怀自己的家乡集美一样。
至于第三种攻略，王教授不太确定这是否还是一种选项。这种选择在20世纪很普遍，当时很多老牌帝国正被新兴国家取代，有些国家对新移民持开放态度，能包容文化差异，很多发达国家接纳多元文化，不少华人因此选择移居到那些让华族文化和华文教育享有自主权的地区。但是今天的情况比较复杂，中国积极在海外推动中华文化，让很多国家对这些文化运动背后的政治动机产生怀疑。
不过，最明显的变化在第四种攻略。王赓武说，在陈嘉庚生活的年代，社群领袖和殖民地官员交涉或与其他族群领袖交手时，只须代表自己的族群，无须过问全国性议题。殖民地当局也会划分好不同族群的利益范围。
今天的情况大不相同，如果要在地方政治发挥影响力，绝不能只是当名代表族群的华社领袖，必须超越族裔与文化，参与地方政治，关心华族社群以外的课题，愿意和其他族裔居民携手合作解决各种问题。
黄坚立：陈嘉庚与李光前翁婿关系
国大历史系的黄坚立副教授说，陈嘉庚和李光前的关系特殊，先是雇主与雇员，后是翁婿，但所知细节不多。
黄副教授说，受到史料局限，两人的关系总显得模糊隐蔽。陈嘉庚处事比较高调，加上有回忆录，显得比较透明。李光前比较低调，没有留下个人回忆录，他捐给国家文物局的40箱个人物品后来不知所踪，使到研究工作困难重重。
陈嘉庚和李光前如何相识不得而知，但坊间有借伞之说。比较确切的是，陈嘉庚在1916年聘用李光前负责公司财务和向欧美直销橡胶。
1920年，陈嘉庚把长女陈爱礼嫁给李光前。之后，陈嘉庚曾把一部分华商银行股票转给李光前，帮他进入董事部。1927年。李光前决定离开陈嘉庚的公司自立门户时，两人的关系可能变得紧张，但最终还是化解不愉快，李光前后来助陈嘉庚改组福建会馆，也在陈嘉庚破产时伸出援手，又帮他组织筹赈会等。
二战后陈嘉庚转向中国事务，翁婿间依然相互扶持。到了1950年，两人合作扩建集美和厦大的设施，李光前负责注资，陈嘉庚负责策划和督建工程。陈嘉庚去世后，李光前回中国治病时，曾感佩岳父晚年转向支持共产中国的胆识，但坦言陈嘉庚与家人关系不亲密，为人固执。为了避免争吵，连他都选择言听计从。
李元瑾：陈嘉庚与林文庆莫逆之交
本地历史学者李元瑾博士以“莫逆之交”形容林文庆与陈嘉庚的关系，指出林文庆是具备专业资格的“士”，由“士”成为本地早期跨族群领袖，陈嘉庚则是长袖善舞的杰出商人，由“商”转为得到中国政府认可的社群领袖。
两人的结交是从橡胶种植开始。1912年秋，陈嘉庚回国办学，林文庆应孙中山之邀到上海，两人同船多日，有机会畅谈中国之贫弱和国民教育。两人办学理念契合，成为深交。1921年5月，厦大第一任校长邓萃英辞职，陈嘉庚向林文庆求救，林文庆毅然抛下舒适生活出任校长，至1937年才回新。
李元瑾说，从厦大发生的各种事件看，陈嘉庚对林文庆的信任程度胜过对弟弟陈敬贤，即使林文庆落入日本人魔爪，被迫交奉纳金，陈嘉庚在也没有在《华侨回忆录》中骂林文庆。
两人最终都“落叶归根”，不同的是林文庆从厦门回到新加坡，陈嘉庚却是选择从新加坡回到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陈嘉庚在新加坡面对“冷遇”而林文庆被厦大遗忘。但是两人目前都被尊崇为先贤，各有地铁站以他们命名。中国也尊他们为杰出华侨，在厦大为他们立了雕像。
孙女：陈嘉庚是严父
陈嘉庚孙女陈佩仪分享陈嘉庚的家庭生活，勾勒他作为大家长的一面。有四名妻妾的陈嘉庚育有17名子女。但他所生孩子人数远不止这些。以陈佩仪的祖母吴惜娘（陈嘉庚二房）来说，她生了16胎，只有三男三女长大成人。
在儿女眼中，陈嘉庚是严父，不苟言笑，不讲故事，一大早便用藤条敲打房门，要孩子们起来读书或做些有用的事。孩子们对他是“避而远之”。只有儿子成年了，他才会教他们经商之道。
陈佩仪说，陈嘉庚不请朋友到家中做客，也不和家人一起用膳，三餐都是独自一人在家吃，由妻子在旁伺候。等他吃完，便轮到儿子们吃，儿子们吃饱了，才轮到家中女眷。
世界经济在1929年陷入大萧条前，陈家住在嘉文纳路一栋大洋房，生活富裕舒适，有司机、女佣、厨子，还请专人教女孩弹钢琴、跳芭蕾舞和学英文。
陈嘉庚一早醒来便到隔邻的总督府（今日总统府）园地散步。早餐后由司机带他到各处巡视，中午回来用餐，之后午睡片刻，再到办公室处理公务，黄昏回家用晚膳。他热爱阅读，一度有4000本藏书。
生意受挫后，陈佩仪的祖母不仅没有足够家用，有时还得到陈嘉庚的米仓乞讨些米回来。陈嘉庚破产后，大洋房没了，陈佩仪的父亲陈元凯想买武吉知马的一栋房子安顿家人，向一名富裕亲戚借钱不果，没想到陈嘉庚的一名同乡知道此事后，二话不说便把钱交到陈元凯手里，还告诉他不用急着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