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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初期的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
柯木林
本文旨在探讨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由盛而衰的因素。文章以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９年为断限，这是因为这段时期是民信业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它由大局盛至衰的过渡时期。通过这一特殊的时代来探讨新加坡民信业的情况，应该是较有意义的。
一
侨汇是海外华侨汇款回国的简称。广义的侨汇是包括一切华侨汇捐回国的义款赈款以及接济侨眷的家用汇款，甚至华侨回国投资事业，交通、农业，地产，建筑 等的资金，也包括在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中国国内情势扰攘，不能吸引华侨或者外国资本家的投资，于是１９４５年开始，华侨的汇款仅限于接济家用的 性质。
１００年来，侨汇对中国的经济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过去中国的入超，就是藉着侨汇弥补，侨汇对中国财政的贡献实在不小。而在世界各地的侨汇中，新马侨 汇是最重要的一环。据估计，从１９３７年下半年至１９４１年止，总计４年半侨汇数额为国币５３亿元折合叻币１１亿元 ，每年平均数为１１．７亿元约为 叻币２．４５亿元 。在这里，新马所占的数额，大约是七分之一，即是每年１．６７亿元，约为叻币３５００万元。若以中国对外贸易入超数目而论，１９３８年 的入超总数是１．２３亿元，则移新马华侨的汇款挹注，尚有余裕。由此可见新马侨汇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实属不小。这时期的侨汇之所以有辉煌的成绩，除了华侨热 心捐款支持抗战以外，其中最重要因素便是当时新马经济繁荣，华侨对国内巨大投资(包括矿农、畜牧、贸易以及资助华南各种事业的建设)所致。
侨汇与民信业关系密切。侨汇的产生应该是很早，自从华人到海外谋生时便开始了。不过，早期侨汇是归侨或水客们办理，到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民信局。民信 业于是成了新加坡社会中的特殊行业。尤其是在战后初期百废待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只有民信业一枝独秀，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与官方的邮差相对，民信局的任务除了负责邮递的全责外，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带银。它一方面将华侨的银信送到国内的侨眷手中，一方面从侨眷那里携带音讯。所以这个特殊的商业机构，可说是华侨特别雇佣的邮差。
二
新加坡是华侨集中之地，所以民信局的设立实属必要。新加坡最早的一间民信局是在源顺街(即直落亚逸街)一带，但因人事变迁，世代久远，确实的地址已不 可考。１８４５年，新港之间已有定期的邮船，每月来往一次，定期邮轮的川行，无疑地有助于民信局的经营。到１８７３年时，侨汇侨批的传递，已为少数华商所 垄断。当时的政府，为便利一般劳动阶级，遂决定开办一华人小邮局于中街８１号，并规定凡欲寄返银信必须经过此邮政局，办法及程序公布于邮政总监的通告第二 号中。１８７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当华人小邮局开业之日，曾发生严重的暴动及罢市，新邮局被捣毁，警察被殴打，有数人死于暴动。嗣后，据华民护卫司及警察总 长的报告，这次事件的煽动人是本坡经营侨汇的华商。他们散布谣言，谓华侨今后不能再有邮费寄家书的机会，英人统办邮政，不过是增加剥削华侨的新途径，要侨 胞们群起反对，所以才酿成暴动事件。
１８８７年，新加坡已有４９家民信局，其中潮帮开设的占３４家，闽帮占１２家，客帮２家及广帮１家。侨批寄邮的统计，１８８６年是１８万封，１８８９ 年是２８万封，汇款数额，每年约达１００万元，到１８９１年，除原有正式开铺的４９家民信局外，还有无固定地址的水客１６人往返各地，作流动式的收取侨汇 银信。由此可见，远在１００多年前，先侨经过一番的努力，才有日后民信局的存在。
民信局诞生以后，立即成为华侨汇款回国最重要的机关。虽然当地政府所开办的华人小邮政局收汇的成绩很不错，然而，它在国内派送的范围毕竟是有限。要知 道，国内侨眷是分布在穷乡僻壤、山陬海隅，无处不有的，有时要派送一封信，还要跑上几十里路程，才可以达到目的地。至于民信局则不同，各信局都普遍深入民 间，对地方情形十分熟悉，能代为派送银信到任何穷乡僻壤的侨眷家里，侨眷莫不称便；而且民信局在接收侨汇的手续上，十分便利，实在和水客差不多一样的简 单。所以，这里的华侨心理和习惯，总是喜欢把银信托民信局“寄”回国才算安心。民信局因得着侨胞们的信赖，因此，营业蒸蒸日上、门庭若市，虽有政府的华人 小邮政局与之分庭抗争，但对它们并无多大影响。
然而，民信局在收汇以后，是用什么方法把这些汇款寄回国内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开几个不同阶段来谈。因为在不同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信局的汇款方法也随之而异。
先从民信局历史发展的第一时期说起。在还没有民信局的组织以前(中国当时也未设邮政机构)，所有华侨的银信全赖水客转送。水客办理侨汇，分为两种： (一) 原信原银，带回中国交付收款人；(二)订明原银，听水客购货运往中国，以经营生意。但生意的盈亏，与寄款人无关。水客必须将原额银信交给收款 人，换回证据，才算完成任务。水客除带银信外，还可以替华侨附带带些南洋土产。水客南来时，也同样可以替国内侨眷带来故乡风味的食物和音讯。由于那时交通 不便，同侨寥落得很，华侨远适异国、客旅邸中，偶而听到一个“乡音”，便雀跃三丈。所以，水客们十分受华侨欢迎。这种水客当时据说有几千人，是跟着海舶而 往来，每年阳历１２月到新加坡，至次年６月方才回国。百多年前新加坡的商业市街上，常有许多人拥挤在一起，便是为了办理这种由海舶汇款回乡的手续。这是早 期侨汇的传递方式。
当殖民地逐渐开发以后，各地都市依次建立起来，各港海舶往来也渐频繁；各种部门商业机构也跟着发展起来。于是民信局遂独立成为华侨特殊商业之一。在这 时期中，民信局是怎样被委托寄款回乡呢？方法仍是和第一期差不多。仍然是各属的劳动者，依托其同乡信局之信用卓著者，由该被委托信局，选派得力人士回乡， 一面交清寄款，一面传递消息，并为取得回文，另外还带来一般家乡的消息。由于民信局在金融的周转及信用方面都胜于寻常水客(水客良莠不齐，每有逃没信款情 事)；而且有时经营民信局的人，还会本其较优异的知识与经验，来和汇款人接谈及帮助汇款人解决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各项问题，非公式化或官僚式的营业所能望其 背项；所以，这些寄款人通常均与民信局建立密切而合作的关系，不仅是民信上的往来而已。这是民信局构成独立部门后的第二时期历史。
第三时期是邮电银行事业发达以后。在这时期中，民信局需要海外与国内双方配合才能搞起分送银信业务。从表面上看来，信局的组织规模有大有小，规模小的 民信局只有职员数人，而规模大的也不过数十人，但一般上信局都有总行及分行。总行设在南洋，分行设在汕头、厦门或闽粤两省各市镇，大抵是接近华侨家乡的地 方。这里的华侨要汇款可先到某信局缴款。该信局将款项折成国币后，付给汇款者收据一纸见图１ ，并登记此人姓名、地址、职业及故乡的通讯处，然后将此编 号入簿。华侨汇款时，往往留下家信一封(如不识字，可请民信局代笔)，封面上批明汇款数额(俗称“批款”，见图２)。此信背面贴有长２寸、宽１寸的薄白纸 信封，外印有该信局图章及批信号码见图３ 。小信封内备有３寸宽、５寸长的白纸一张，预备收款人写回信之用。民信局一俟集信款后，一面由银行汇去汇票 (本坡信局多数向汇丰、渣打、中国、华侨等银行购汇国币)，一面由邮政局寄出侨信。信款到了国内入该信局分行，由分行着人派送(此人俗称“派批”)。收 款人接收后，即将小信封写回信答复如不识字，由派批代笔 。此信在民信局视为收据，在汇款人视为回信，俗称“回批”。回批是由新加坡信局对号送给汇款 人，同时取回汇款时所付的收据。
民信局付给汇款者的收据样本
由本坡寄往中国的“批款”
国内的“回批”
所以，在这时期中，民信局的汇款是方便与安全了许多。从前要专人携信带款，人事上安全上恐有不周。现在各民信局在国内各地都设有分行或代理处，这里由
银行及邮局寄出信款，国内信局接收后，立即派人分发，既快速便捷，又有条不紊。有时国内分行虽未接到南洋总行的现款，也按照“批信”中所述的数目，由派批
分送到各汇款的家里。因为总行与分行既同属一机构，彼此可以划帐，所以也不必等银行款到，便可先行分发。
侨胞们在汇款时需稍付手续费，但其数甚微，往昔且有不取汇费者。民信局不重视汇费而重视汇率，汇率往往有利于信局而不利于汇款人，这是民信局的主要收 入。不仅如此，民信局将零星批款陆续收入，等到积有大宗款项然后才汇往中国，其中经过的时间所生的利息也归信局。此外，民信局所收的汇款，可资周转，以充 实其本业资金，实一举而数利。最初信局所收的汇款向银行购汇国币汇出，获利不高。其后因抗日战争起，中国金融基本动摇，国币汇率日跌，如再向银行购汇国 币，殊属失算。为避免损失，于是转变汇款方法，改为购汇港币，托港方分局或联号向银行转汇国币，然后驳汇到国内派送。利用港币站稳、国币日跌的套汇方法， 获利更为可观。这就是为什么战后民信业之所以特别繁荣的原因。新加坡民信业领袖林树彦根据各种不同的套汇方式，将新马的民信局分为三等：
⑴第一等信局与银行同等地位，能自设通汇，自由买卖英镑或国币，收价较平宜于二三等信局；
⑵第二等信局系向银行及第一等汇兑店接洽购买港币，然后在上海及中国内地交换国币；
⑶第三等信局系将所收侨汇转交银行或第一等汇兑店转寄中国，或作上列的代理店，收价稍高。
上述三等信局的收价虽然高低不同，但大多是根据香港及上海分店或代理人每天用电报拍来的行情为标准，并加算约１０％，作为中国方面的分信工及当地的印件电报等费。
三
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２日新马光复以后，断绝了将近４年的中南音讯得以恢复。一般华侨乃纷纷投书向国内亲属报告此间情形，而华侨亲属也叠叠来函叙述国内物 价高涨、生活困苦的艰境，希望此间华侨尽速汇款回国，接济经济枯竭的侨眷。一般投机商人，就是利用华侨急于汇款的心理，私定汇率，每百元国币竟收至叻币５ 元，乘机牟利。但因未获信赖，所以寄汇者仅属少数而已。到１１月间各银行及民信局规定以叻币５．３８元兑国币１０００元的汇价复业以后，侨胞们莫不争先恐 后，前往投寄。不及一周，汇款数额竟超过１．５亿元，其间获利竟达每汇千元国币可赚叻币１．０９元。一周之间，赢利最少１５万元，数目之巨，利益之厚，诚 足惊人，民信业于是成了新加坡光复后最热门的生意。加以民信局的谋利方法，是以香港为汇运中心，以叻币购汇港币，然后再以港币从黑市里兑换国币，利用国币 日跌、港币不变的套汇之术，大赚其钱，真是有如秋风扫落叶一样；有些信局甚至故意扣留侨汇，等到国币黑市价低降后才付款，藉以猎取汇率低跌的巨利。就是因 为国币绝对的日跌，有如江河日下之势，所以造成民信业利润日升，那时纵使没有计然之术的，经营起民信业来也会钞票滚滚而来，获利盈万，一时成为小暴发户。 有些商号甚至如眼镜公司、药行等也经营起民信业，民信局成了战后初期新加坡社会的畸型产物。
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至１９４８年这段期间，可说是民信业的黄金时代(其中以１９４６年及１９４７年上半年最佳，１９４８年则较逊色)。这一方面是由于 战后初期华侨都急于汇款回家的缘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币价值日降，而银行却格于遵守国币官定汇率，所收汇价较之民信局国币自由汇价(黑市)高昂。最初银 行的国币汇价较自由市价高１０至２０巴仙，继后则相差愈来愈大。
在这种情况下，致使银行侨汇业务难以与民信局竞争，再加上银行寄汇往来的时间，一般上都比民信局延缓，因此汇款者均舍银行而选民信局，造成民信业日趋巅峰；而银行侨汇业务日走下坡，终至门可罗雀，民信局几乎囊括全部侨汇。
战后新马侨汇的大量逃避，成为香港金融投机一主要部份，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造成侨汇的逃避，除了上述中国国内经济根本问题未解决、币值未稳定等因素 外，本地民信局的林立，也是一个导因。因为侨汇黑市途径，均为民信局经营。民信局套取国币的方法有三，那就是：⑴在本坡买货出口，在港将货变款，而复买入 国币；⑵由本坡银行汇取港币，在港代理人即将此项港币视国币变动时机，买入国币；⑶由本坡将收受侨汇的商号打单，持单向港汕联号或办庄，随时兑取国币，所 以逃避侨汇十分便捷。此外，本地侨汇逃避香港也较无困难。因为新马与香港同属英镑集团，是以新马超出当地限制的侨汇额以及其他商业汇款，均可大量汇转香 港。再者，香港的金融在法律上虽有统制，但对侨汇之转汇及国币交易，实际上没有受牵制，因而形成侨汇逃避的大本营。新马侨汇逃港数额，虽难获得精确数字， 但根据香港有关方面的估计，世界侨汇经香港逃入国内者占侨汇总额８０％，每月至少有美金２０００万元，数目之巨，诚足惊人。由引可见新马侨汇逃避额于该项 数目中，殊非微小。
四
新加坡民信局分福建帮、潮州帮、琼州帮、广东帮及客帮等５帮，其中以前３帮信局较为重要。在黄金时代中，全新信局共计约２００余家。同业组织，除闽、 潮、琼３帮汇兑工会外，尚有１９４６年３月成立的“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及１９４８年１０月成立的“中华汇业股份有限公司”，其藉团结精神，共谋业务发展。
华侨汇款回国数额的增减，由好几个因素决定，海外华侨人数、海外华人的经济状况和国内的治安与投资机会等，此外，汇率的高低也很重要。汇率有利时，他 们可以多汇，否则少汇。战后国币汇率低跌波幅极大，使得侨胞们对国币失去信心；再加上上述的因素不利于侨汇，因而导致侨汇的衰退。虽然汇率的低降，民信局 利用套汇方法，营业蒸蒸日上，形成汇业的黄金时代，然而，“盛极而衰”，中国通货膨胀短暂地使民信业走入红运，但跟着而来的便是它的衰微。１９４９年９月 新中国成立以后，民信业从此一蹶不振。
根据笔者于１９７０年１０月调查所得，新加坡当时尚存的民信局约有５５家，即闽帮２２家，潮帮１２家及琼帮２１家，如果再加上广客２帮的信局，也不过 ６０家。６０家的信局与黄金时代的２００余家数目相比，简直是天渊之别。因为民信局是建立在一个移民社会的基础上，当时旅居新加坡的华侨，他们的眷属多在 国内，很少在这里建立家室的。就由于他们与中国尚有眷属亲戚等关系，以故逐月汇款回乡接济家用之需，自属无可厚非之事。加以其时银行制度未盛，华侨既感银 行汇款手续繁苛，语言尤多隔膜，因此，汇款者多舍银行而趋信局，才造成民信局的滋生。
然而，时过境迁，如今一切情况都改变了。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境的华侨几乎绝迹，而新马两地也相继获得独立。大多数的华侨都安定下 来，建家立室，致力于当地的建国大业。他们与中国的关系逐渐地疏远了。而侨生人数的增加，更减少了汇款的可能；银行业务的高度发展，过去中国通货膨胀情形 不复存在，也使一些汇款者改由银行寄汇。据新加坡大学经济学系李绳毅讲师研究所得，从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４年，新马两地华侨汇款平均每年数额是１４００万 元(其中以１９６１年及１９６２年最少)，多数经由银行寄汇，尤以中国银行收汇最多。职是之故，民信局业务更受打击。民信局既是建立在一个移民社会的基 础上，现在这社会基础动摇了，它也就自然跟着消失了。(本文略有删节)
作者系新加坡学者
侨胞们在汇款时需稍付手续费，但其数甚微，往昔且有不取汇费者。民信局不重视汇费而重视汇率，汇率往往有利于信局而不利于汇款人，这是民信局的主要收 入。不仅如此，民信局将零星批款陆续收入，等到积有大宗款项然后才汇往中国，其中经过的时间所生的利息也归信局。此外，民信局所收的汇款，可资周转，以充 实其本业资金，实一举而数利。最初信局所收的汇款向银行购汇国币汇出，获利不高。其后因抗日战争起，中国金融基本动摇，国币汇率日跌，如再向银行购汇国 币，殊属失算。为避免损失，于是转变汇款方法，改为购汇港币，托港方分局或联号向银行转汇国币，然后驳汇到国内派送。利用港币站稳、国币日跌的套汇方法， 获利更为可观。这就是为什么战后民信业之所以特别繁荣的原因。新加坡民信业领袖林树彦根据各种不同的套汇方式，将新马的民信局分为三等：
⑴第一等信局与银行同等地位，能自设通汇，自由买卖英镑或国币，收价较平宜于二三等信局；
⑵第二等信局系向银行及第一等汇兑店接洽购买港币，然后在上海及中国内地交换国币；
⑶第三等信局系将所收侨汇转交银行或第一等汇兑店转寄中国，或作上列的代理店，收价稍高。
上述三等信局的收价虽然高低不同，但大多是根据香港及上海分店或代理人每天用电报拍来的行情为标准，并加算约１０％，作为中国方面的分信工及当地的印件电报等费。
三
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２日新马光复以后，断绝了将近４年的中南音讯得以恢复。一般华侨乃纷纷投书向国内亲属报告此间情形，而华侨亲属也叠叠来函叙述国内物 价高涨、生活困苦的艰境，希望此间华侨尽速汇款回国，接济经济枯竭的侨眷。一般投机商人，就是利用华侨急于汇款的心理，私定汇率，每百元国币竟收至叻币５ 元，乘机牟利。但因未获信赖，所以寄汇者仅属少数而已。到１１月间各银行及民信局规定以叻币５．３８元兑国币１０００元的汇价复业以后，侨胞们莫不争先恐 后，前往投寄。不及一周，汇款数额竟超过１．５亿元，其间获利竟达每汇千元国币可赚叻币１．０９元。一周之间，赢利最少１５万元，数目之巨，利益之厚，诚 足惊人，民信业于是成了新加坡光复后最热门的生意。加以民信局的谋利方法，是以香港为汇运中心，以叻币购汇港币，然后再以港币从黑市里兑换国币，利用国币 日跌、港币不变的套汇之术，大赚其钱，真是有如秋风扫落叶一样；有些信局甚至故意扣留侨汇，等到国币黑市价低降后才付款，藉以猎取汇率低跌的巨利。就是因 为国币绝对的日跌，有如江河日下之势，所以造成民信业利润日升，那时纵使没有计然之术的，经营起民信业来也会钞票滚滚而来，获利盈万，一时成为小暴发户。 有些商号甚至如眼镜公司、药行等也经营起民信业，民信局成了战后初期新加坡社会的畸型产物。
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至１９４８年这段期间，可说是民信业的黄金时代(其中以１９４６年及１９４７年上半年最佳，１９４８年则较逊色)。这一方面是由于 战后初期华侨都急于汇款回家的缘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币价值日降，而银行却格于遵守国币官定汇率，所收汇价较之民信局国币自由汇价(黑市)高昂。最初银 行的国币汇价较自由市价高１０至２０巴仙，继后则相差愈来愈大。
在这种情况下，致使银行侨汇业务难以与民信局竞争，再加上银行寄汇往来的时间，一般上都比民信局延缓，因此汇款者均舍银行而选民信局，造成民信业日趋巅峰；而银行侨汇业务日走下坡，终至门可罗雀，民信局几乎囊括全部侨汇。
战后新马侨汇的大量逃避，成为香港金融投机一主要部份，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造成侨汇的逃避，除了上述中国国内经济根本问题未解决、币值未稳定等因素 外，本地民信局的林立，也是一个导因。因为侨汇黑市途径，均为民信局经营。民信局套取国币的方法有三，那就是：⑴在本坡买货出口，在港将货变款，而复买入 国币；⑵由本坡银行汇取港币，在港代理人即将此项港币视国币变动时机，买入国币；⑶由本坡将收受侨汇的商号打单，持单向港汕联号或办庄，随时兑取国币，所 以逃避侨汇十分便捷。此外，本地侨汇逃避香港也较无困难。因为新马与香港同属英镑集团，是以新马超出当地限制的侨汇额以及其他商业汇款，均可大量汇转香 港。再者，香港的金融在法律上虽有统制，但对侨汇之转汇及国币交易，实际上没有受牵制，因而形成侨汇逃避的大本营。新马侨汇逃港数额，虽难获得精确数字， 但根据香港有关方面的估计，世界侨汇经香港逃入国内者占侨汇总额８０％，每月至少有美金２０００万元，数目之巨，诚足惊人。由引可见新马侨汇逃避额于该项 数目中，殊非微小。
四
新加坡民信局分福建帮、潮州帮、琼州帮、广东帮及客帮等５帮，其中以前３帮信局较为重要。在黄金时代中，全新信局共计约２００余家。同业组织，除闽、 潮、琼３帮汇兑工会外，尚有１９４６年３月成立的“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及１９４８年１０月成立的“中华汇业股份有限公司”，其藉团结精神，共谋业务发展。
华侨汇款回国数额的增减，由好几个因素决定，海外华侨人数、海外华人的经济状况和国内的治安与投资机会等，此外，汇率的高低也很重要。汇率有利时，他 们可以多汇，否则少汇。战后国币汇率低跌波幅极大，使得侨胞们对国币失去信心；再加上上述的因素不利于侨汇，因而导致侨汇的衰退。虽然汇率的低降，民信局 利用套汇方法，营业蒸蒸日上，形成汇业的黄金时代，然而，“盛极而衰”，中国通货膨胀短暂地使民信业走入红运，但跟着而来的便是它的衰微。１９４９年９月 新中国成立以后，民信业从此一蹶不振。
根据笔者于１９７０年１０月调查所得，新加坡当时尚存的民信局约有５５家，即闽帮２２家，潮帮１２家及琼帮２１家，如果再加上广客２帮的信局，也不过 ６０家。６０家的信局与黄金时代的２００余家数目相比，简直是天渊之别。因为民信局是建立在一个移民社会的基础上，当时旅居新加坡的华侨，他们的眷属多在 国内，很少在这里建立家室的。就由于他们与中国尚有眷属亲戚等关系，以故逐月汇款回乡接济家用之需，自属无可厚非之事。加以其时银行制度未盛，华侨既感银 行汇款手续繁苛，语言尤多隔膜，因此，汇款者多舍银行而趋信局，才造成民信局的滋生。
然而，时过境迁，如今一切情况都改变了。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境的华侨几乎绝迹，而新马两地也相继获得独立。大多数的华侨都安定下 来，建家立室，致力于当地的建国大业。他们与中国的关系逐渐地疏远了。而侨生人数的增加，更减少了汇款的可能；银行业务的高度发展，过去中国通货膨胀情形 不复存在，也使一些汇款者改由银行寄汇。据新加坡大学经济学系李绳毅讲师研究所得，从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４年，新马两地华侨汇款平均每年数额是１４００万 元(其中以１９６１年及１９６２年最少)，多数经由银行寄汇，尤以中国银行收汇最多。职是之故，民信局业务更受打击。民信局既是建立在一个移民社会的基 础上，现在这社会基础动摇了，它也就自然跟着消失了。(本文略有删节)
作者系新加坡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