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 2014年2月第13期 - 柯木林：做什么样的人最幸福
柯木林，1948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厦门海沧；历史学者，专注新加坡华族历史人物研究，代表作《新华历史人物列传》《石叻史记》等；退休前任新加坡怡安公司（中国）产业总裁。
柯木林：做什么样的人最幸福
本刊记者 潘逸群
本刊记者 潘逸群
近年来，柯木林往返于新加坡与中国之间的脚步很频繁。“这一次是2013年第5次回到中国大陆，来参加家乡厦门海沧的柯氏联谊会。”柯木林介绍道，“上一次回来是在不久前做客泉州《温陵讲坛》，主讲《陈三五娘与海洋文化》。”
对于自己历史学者的身份，柯木林非常确信，他自认为是个“有历史癖的人”。“幼童时喜欢看历史连环画，中小学时期爱读古典小说，大学也修读历史。”他习惯了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谈论时事，以古喻今，用的也是历史。”
经常开历史学术讲座，许多人给柯木林冠上了“教授”的名号，可他直言自己并不喜欢这个称号：“我没有在大学里专职任过教，虽然有过许多客座讲座，也出版了许多学术专著，但确实不是教授。”他对别人的恭维并不买账，正如他不在乎别人说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人”一样。
柯木林说：“我对人生的定位就是做一个有钱的文化人，这样的人生是最幸福的。当今世上只有两个文人真正做到了，一个是金庸，还有一个是琼瑶。”
商人晓儒智，文人不穷酸
同柯木林交谈时，要是把他当做一个历史学者来看，会觉得他很睿智、懂变通；而如果把他当做一个商人来看，又会觉得他很儒雅、有学识。他在学者和商人这双重身份里游刃有余，从不回避同时谈论历史与经商这两个话题。
历史研究是他的爱好，而从商则是满足他生活品质的保障。他不否认自己对物质的追求：“仅仅做一个文化人并不是我的愿望，没有钱的文化人叫做穷酸。”
柯木林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政府机构、私人企业任职，并没有专职从事过历史研究方面的工作。他坦言，当初是因为找不到专业相关的工作才转投其他行业，但是 并没有觉得遗憾。“在怡安工作的这么多年是财富的积累，”他说，“为什么要做有钱的文化人？因为文化研究要以资金为保障，我的历史研究经费从不靠别人，都 来源于自己。”
因为工作原因，柯木林到过中国的很多地方，每到一处，他都会利用闲余时间探访附近的历史古迹，“所有研究费用都是自掏腰包”。尽管从商多年，柯木林从来没有放下对历史的研究，在他看来二者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反过来，历史文化也为经商的柯木林提供了精神上的给养，让他拥有了特殊的商业智慧。
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因为喜欢历史，柯木林习惯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比如他会将古代帝王将相管理国家的方法借用于企业管理。柯木林认为，现在的科技是比以前发达了，但是人的智慧却未必，因此要常以历史为师。
当代的文化人里柯木林最欣赏的是金庸和琼瑶。“他们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也取得不错的成就，既有真才实学，又有足够让人记住的文化标签。他们将文化发展成产业，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成功的商人。”文化和商业二者并不矛盾，这是柯木林最欣赏的状态。
古代的文化人他则喜欢晏殊、苏轼。“他们都是有家底的文化人，写文章做事也有底气。就拿苏轼来说，落了难也不卑不亢，豪气干云。”他认为这才是英雄该有的样子，有一种属于文化人的高贵。
记录历史的人也会永载史册
“上学的时候，老师让同学们写下自己的人生理想，全班大多数人写的是将来要从事的职业，唯独我写了4个字：青史留名。”也许别人看到时会有“好大的口气”的感觉，但柯木林从那时就知道，人生应该是由自己决定的，不能碌碌无为虚度一生。
1995年，柯木林编著了《新华历史人物列传》。这部著作是一部系统载录新加坡华人历史人物生平的典籍，共收录了1819~1990年间的1175位新 加坡杰出华人，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先前这块历史研究领域是个空白。之前有一本《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是宋旺相编的，但这本书只写到 1919年，后面就没有了。近一两百年的历史还有大量痕迹可循，但如果我们这代人不去研究、记录，就会消失。”柯木林不想先贤事迹被世人遗忘，于是编著了 这本书，希望历史以资料的形式得以保存。“我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就像班固继《史记》编《汉书》、范晔接着编《后汉书》一样。这些史学家最后都青史留 名了。”
同柯木林见面时，他带来了最新编著的关于新加坡历史名人的书册，十分厚重的两大本，凝聚着他的心血。研究历史是柯木林毕生的追求，他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也能给后人留下些什么，不管是他的历史文稿著作，还是对历史研究孜孜不倦的精神。
“之前虽然从商，但和朋友们在一起，谈论最多的也都是历史。”和柯木林谈话，话题自然离不开他研究的历史。花甲之年的他声如洪钟，说起历史来滔滔不绝。“历史教会了我许多东西，我喜欢研究历史，特别是历史里的人物。”
英雄自有别于常人，历史又时常上演着相似的戏剧，如果看得足够远，便可以找到英雄们相通的地方。柯木林觉得研究历史人物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人的际 遇会塑造一个人的性格，人的性格又反过来影响人的一生”，因此成败得失皆有来源，英雄们总有一种特殊品质。而研究英雄的品质，能给他人带来很多启迪。
在这些人物中，柯木林研究最深的是左秉隆和薛佛记。“左秉隆是中国派驻新加坡的首位专业外交官，对新加坡华族社会贡献很大。”虽然当前历史对左秉隆的记 载并不多，但是柯木林对他的事迹很感兴趣。“薛佛记是新加坡‘闽帮’的开山鼻祖，也是了不起的人物。更难得的是薛佛记的后代人才辈出，他们整个家族对新呷 两地（新加坡与马六甲）华族社会的影响历百年而不衰。”柯木林探究薛氏家族长盛的秘诀，发现薛佛记留下的家训给了其子孙很大的指引作用。
“一 个人的光芒能够盖过后世，也只有放在历史中才能实现。但其实不是后世永远无法超越前人，而是先贤已经成为大众心里的一个印记，是已经永驻的光芒。”柯木林 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道“永驻的光芒”，“这是人活一生的意义，就算不能成为大英雄，也应该有为成为英雄而努力的心。”
唯有豁达才是最后的答案
现在，柯木林已有了孙辈，在家和小外孙女讲中文，也是他的一大乐趣。“华人的孩子怎么可以不会说中文呢？”
柯木林对家乡福建一直有着很深的感情。柯木林的父亲是厦门海沧人，幼时柯木林就经常听父辈讲起故乡，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风土人情给儿时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第一次回中国就去了鼓浪屿。”柯木林说。
问及身为新加坡籍闽侨回国后的感悟，柯木林深入浅出地说出了一番道理：“要做到土洋结合，天天向上！如果能在中国生存，天下任何地方都难不倒你……不要以为凡事都是一成不变的，要能举一反三。中国拥有漫长的历史为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也复杂多样，因此可能性很多。”
柯木林喜欢曼德拉的一句话：“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痛苦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其实我仍在狱中。”
对历史看得越透的人，对苦难就看得越轻，柯木林不喜欢谈论人生不如意的经历。他说，人生最难跨过的坎，无非就是经济、感情二事，对此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幸 运。“没有经受过什么情爱的磋磨，也几乎没有为金钱愁苦过，做了10多年总裁，现在卸任了还能继续自己喜欢的历史研究，每次遇到困境，总有贵人相助，老天 挺宠我的。”
他觉得人生要讲究一个“顺”字，“随着自己的心意来就好”，凡事需豁达，尤其在金钱上不必斤斤计较。“有钱当然好，但不能做葛朗台。”柯木林喜欢交朋友，走到哪里都会广结善缘。有学识有风度又爽朗大方的人，谁会不喜欢呢？
对于后生晚辈，柯木林总是耐心劝说道：“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太急，要顺其自然，但并不是说轻易放弃，而是先要努力争取，实在争取不到的时候也不要太过执念。当你觉得人生进入低谷的时候，一定要告诉自己可以扛得过去。”
柯木林认为，遇到挫折以后，有3个时间点特别重要：3小时、3天、3星期。“有不少人连3个小时都撑不下去，冲动之下选择了自杀，十分可惜。很多时候，其实只要顶得住3个星期，之后就会觉得云淡风轻了。”
原载 《福建人》（福州：福建人杂志社，2014年02月），第13期（每月1日出版），页 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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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柯木林往返于新加坡与中国的脚步很频繁。“这一次是2013年第5次回到中国大陆，来参加家乡厦门海沧的柯氏联谊会。”柯木林介绍道，“上一次回来是在不久前做客泉州《温陵讲坛》，主讲《陈三五娘与海洋文化》。”
柯木林说：“我对人生的定位就是做一个有钱的文化人，这样的人生是最幸福的。当今世上只有两个文人真正做到了，一个是金庸，还有一个是琼瑶。”（更多精彩请关注《福建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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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木林，1948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厦门海沧；历史学者，专注于新加坡华族历史人物研究，代表作《新华历史人物列传》《石叻史记》等；退休前任新加坡怡安公司（中国）产业总裁。
近年来，柯木林往返于新加坡与中国的脚步很频繁。“这一次是2013年第5次回到中国大陆，来参加家乡厦门海沧的柯氏联谊会。”柯木林介绍道，“上一次回来是在不久前做客泉州《温陵讲坛》，主讲《陈三五娘与海洋文化》。”
对于自己历史学者的身份，柯木林非常确信，他自认为是个“有历史癖的人”。“幼童时喜欢看历史连环画，中小学时期爱读古典小说，大学也修读历史。”他习惯了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谈论时事，以古喻今，用的也是历史”。
经常开历史学术讲座，许多人给柯木林冠上了“教授”的名号，可他直言自己并不喜欢这个称号：“我没有在大学里专职任过教，虽然有过许多客座讲座，也出版了许多学术专著，但确实不是教授。”他对别人的恭维并不买账，正如他不在乎别人说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人”一样。
柯木林说：“我对人生的定位就是做一个有钱的文化人，这样的人生是最幸福的。当今世上只有两个文人真正做到了，一个是金庸，还有一个是琼瑶。”
商人晓儒智，文人不穷酸
同柯木林交谈时，要是把他当作一个历史学者来看，你会觉得他很睿智、懂变通；而如果把他当作一个商人来看，你又会觉得他很儒雅、有学识。他在学者和商人这双重身份里游刃有余，从不回避同时谈论历史与经商这两个话题。
历史研究是他的爱好，而从商则是满足他生活品质的保障。他不否认自己对物质的追求：“仅仅做一个文化人并不是我的愿望，没有钱的文化人叫做穷酸。”
柯木林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政府机构、私人企业任职，并没有专职从事过历史研究方面的工作。他坦言，当初是因为找不到专业相关的工作才转投其他行业，但是并没有觉得遗憾。“在怡安工作的这么多年是财富的积累，”他说，“为什么要做有钱的文化人？因为文化研究要以资金为保障，我的历史研究经费从不靠别人，都来源于自己。”
因为工作原因，柯木林到过中国的很多地方，每到一处，他都会利用闲余时间探访附近的历史古迹，“所有研究费用都是自掏腰包”。尽管从商多年，柯木林从来没有放下对历史的研究，在他看来二者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反过来，历史文化也为经商的柯木林提供了精神上的给养，让他拥有了特殊的商业智慧。
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因为喜欢历史，柯木林习惯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比如他会将古代帝王将相管理国家的方法借用于企业管理。柯木林认为，现在的科技是比以前发达了，但是人的智慧却未必，因此要常以历史为师。
当代的文化人里柯木林最欣赏的是金庸和琼瑶。“他们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既有真才实学，又有足够让人记住的文化标签。他们将文化发展成产业，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成功的商人。”文化和商业二者并不矛盾，这是柯木林最欣赏的状态。
古代的文化人他则喜欢晏殊、苏轼。“他们都是有家底的文化人，写文章做事也有底气。就拿苏轼来说，落了难也不卑不亢，豪气干云。”他认为这才是英雄该有的样子，有一种属于文化人的高贵。
记录历史的人也会永载史册
“上学的时候，老师让同学们写下自己的人生理想，全班大多数人写的是将来要从事的职业，唯独我写了4个字：青史留名。”也许别人看到时会有“好大的口气”的感觉，但柯木林从那时就知道，人生应该是由自己决定的，不能碌碌无为虚度一生。
1995年，柯木林编著了《新华历史人物列传》。这部著作是一部系统载录新加坡华人历史人物生平的典籍，共收录了1819~1990年间的1175位新加坡杰出华人，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先前这块历史研究领域是个空白。之前有一本《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是宋旺相编的，但这本书只写到1919年，后面就没有了。近一两百年的历史还有大量痕迹可循，但如果我们这代人不去研究、记录，就会消失。”柯木林不想先贤事迹被世人遗忘，于是编著了这本书，希望历史以资料的形式得以保存。“我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就像班固继《史记》编《汉书》、范晔接着编《后汉书》一样。这些史学家最后都青史留名了。”
同柯木林见面时，他带来了最新编著的关于新加坡历史名人的书册，十分厚重的两大本，凝聚着他的心血。研究历史是柯木林毕生的追求，他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也能给后人留下些什么，不管是他的历史文稿著作，还是对历史研究孜孜不倦的精神。
“之前虽然从商，但和朋友们在一起，谈论最多的也都是历史。”和柯木林谈话，话题自然离不开他研究的历史。花甲之年的他声如洪钟，说起历史来滔滔不绝。“历史教会了我许多东西，我喜欢研究历史，特别是历史里的人物。”
英雄自有别于常人，历史又时常上演着相似的戏剧，如果看得足够远，便可以找到英雄们相通的地方。柯木林觉得研究历史人物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人的际遇会塑造一个人的性格，人的性格又反过来影响人的一生”，因此成败得失皆有来源，英雄们总有一种特殊品质。而研究英雄的品质，能给他人带来很多启迪。
在这些人物中，柯木林研究最深的是左秉隆和薛佛记。“左秉隆是中国派驻新加坡的首位专业外交官，对新加坡华族社会贡献很大。”虽然当前历史对左秉隆的记载并不多，但是柯木林对他的事迹很感兴趣。“薛佛记是新加坡‘闽帮’的开山鼻祖，也是了不起的人物。更难得的是薛佛记的后代人才辈出，他们整个家族对新呷两地（新加坡与马六甲）华族社会的影响历百年而不衰。”柯木林探究薛氏家族长盛的秘诀，发现薛佛记留下的家训给了其子孙很大的指引作用。
“一个人的光芒能够盖过后世，也只有放在历史中才能实现。但其实不是后世永远无法超越前人，而是先贤已经成为大众心里的一个印记，是已经永驻的光芒。”柯木林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道“永驻的光芒”，“这是人活一生的意义，就算不能成为大英雄，也应该有为成为英雄而努力的心。”
唯有豁达才是最后的答案
现在，柯木林已有了孙辈，在家和小外孙女讲中文，也是他的一大乐趣。“华人的孩子怎么可以不会说中文呢？”
柯木林对家乡福建一直有着很深的感情。柯木林的父亲是厦门海沧人，幼时柯木林就经常听父辈讲起故乡，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风土人情给儿时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第一次回中国就去了鼓浪屿。”柯木林说。
被问及身为新加坡籍闽侨回国后的感悟，柯木林深入浅出地说出了一番道理：“要做到土洋结合，天天向上！如果能在中国生存，天下任何地方都难不倒你……不要以为凡事都是一成不变的，要能举一反三。中国拥有漫长的历史为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也复杂多样，因此可能性很多。”
柯木林喜欢曼德拉的一句话：“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痛苦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其实我仍在狱中。”
对历史看得越透的人，对苦难就看得越轻，柯木林不喜欢谈论人生不如意的经历。他说，人生最难跨过的坎，无非就是经济、感情二事，对此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没有经受过什么情爱的磋磨，也几乎没有为金钱愁苦过，做了10多年总裁，现在卸任了还能继续自己喜欢的历史研究，每次遇到困境，总有贵人相助，老天挺宠我的。”
他觉得人生要讲究一个“顺”字，“随着自己的心意来就好”，凡事需豁达，尤其在金钱上不必斤斤计较。“有钱当然好，但不能做葛朗台。”柯木林喜欢交朋友，走到哪里都会广结善缘。有学识有风度又爽朗大方的人，谁会不喜欢呢？
对于后生晚辈，柯木林总是耐心劝说道：“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太急，要顺其自然，但并不是说轻易放弃，而是先要努力争取，实在争取不到的时候也不要太过执念。当你觉得人生进入低谷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自己可以扛得过去。”
柯木林认为，遇到挫折以后，有3个时间点特别重要：3小时、3天、3星期。“有不少人连3个小时都撑不下去，冲动之下选择了自杀，十分可惜。很多时候，其实只要顶得住3个星期，之后就会觉得云淡风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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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柯木林往返于新加坡与中国的脚步很频繁。“这一次是2013年第5次回到中国大陆，来参加家乡厦门海沧的柯氏联谊会。”柯木林介绍道，“上一次回来是在不久前做客泉州《温陵讲坛》，主讲《陈三五娘与海洋文化》。”
对于自己历史学者的身份，柯木林非常确信，他自认为是个“有历史癖的人”。“幼童时喜欢看历史连环画，中小学时期爱读古典小说，大学也修读历史。”他习惯了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谈论时事，以古喻今，用的也是历史”。
经常开历史学术讲座，许多人给柯木林冠上了“教授”的名号，可他直言自己并不喜欢这个称号：“我没有在大学里专职任过教，虽然有过许多客座讲座，也出版了许多学术专著，但确实不是教授。”他对别人的恭维并不买账，正如他不在乎别人说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人”一样。
柯木林说：“我对人生的定位就是做一个有钱的文化人，这样的人生是最幸福的。当今世上只有两个文人真正做到了，一个是金庸，还有一个是琼瑶。”
商人晓儒智，文人不穷酸
同柯木林交谈时，要是把他当作一个历史学者来看，你会觉得他很睿智、懂变通；而如果把他当作一个商人来看，你又会觉得他很儒雅、有学识。他在学者和商人这双重身份里游刃有余，从不回避同时谈论历史与经商这两个话题。
历史研究是他的爱好，而从商则是满足他生活品质的保障。他不否认自己对物质的追求：“仅仅做一个文化人并不是我的愿望，没有钱的文化人叫做穷酸。”
柯木林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政府机构、私人企业任职，并没有专职从事过历史研究方面的工作。他坦言，当初是因为找不到专业相关的工作才转投其他行业，但是 并没有觉得遗憾。“在怡安工作的这么多年是财富的积累，”他说，“为什么要做有钱的文化人？因为文化研究要以资金为保障，我的历史研究经费从不靠别人，都 来源于自己。”
因为工作原因，柯木林到过中国的很多地方，每到一处，他都会利用闲余时间探访附近的历史古迹，“所有研究费用都是自掏腰包”。尽管从商多年，柯木林从来没有放下对历史的研究，在他看来二者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反过来，历史文化也为经商的柯木林提供了精神上的给养，让他拥有了特殊的商业智慧。
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因为喜欢历史，柯木林习惯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比如他会将古代帝王将相管理国家的方法借用于企业管理。柯木林认为，现在的科技是比以前发达了，但是人的智慧却未必，因此要常以历史为师。
当代的文化人里柯木林最欣赏的是金庸和琼瑶。“他们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既有真才实学，又有足够让人记住的文化标签。他们将文化发展成产业，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成功的商人。”文化和商业二者并不矛盾，这是柯木林最欣赏的状态。
古代的文化人他则喜欢晏殊、苏轼。“他们都是有家底的文化人，写文章做事也有底气。就拿苏轼来说，落了难也不卑不亢，豪气干云。”他认为这才是英雄该有的样子，有一种属于文化人的高贵。
记录历史的人也会永载史册
“上学的时候，老师让同学们写下自己的人生理想，全班大多数人写的是将来要从事的职业，唯独我写了4个字：青史留名。”也许别人看到时会有“好大的口气”的感觉，但柯木林从那时就知道，人生应该是由自己决定的，不能碌碌无为虚度一生。
1995年，柯木林编著了《新华历史人物列传》。这部著作是一部系统载录新加坡华人历史人物生平的典籍，共收录了1819~1990年间的1175位新 加坡杰出华人，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先前这块历史研究领域是个空白。之前有一本《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是宋旺相编的，但这本书只写到 1919年，后面就没有了。近一两百年的历史还有大量痕迹可循，但如果我们这代人不去研究、记录，就会消失。”柯木林不想先贤事迹被世人遗忘，于是编著了 这本书，希望历史以资料的形式得以保存。“我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就像班固继《史记》编《汉书》、范晔接着编《后汉书》一样。这些史学家最后都青史留 名了。”
同柯木林见面时，他带来了最新编著的关于新加坡历史名人的书册，十分厚重的两大本，凝聚着他的心血。研究历史是柯木林毕生的追求，他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也能给后人留下些什么，不管是他的历史文稿著作，还是对历史研究孜孜不倦的精神。
“之前虽然从商，但和朋友们在一起，谈论最多的也都是历史。”和柯木林谈话，话题自然离不开他研究的历史。花甲之年的他声如洪钟，说起历史来滔滔不绝。“历史教会了我许多东西，我喜欢研究历史，特别是历史里的人物。”
英雄自有别于常人，历史又时常上演着相似的戏剧，如果看得足够远，便可以找到英雄们相通的地方。柯木林觉得研究历史人物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人的际 遇会塑造一个人的性格，人的性格又反过来影响人的一生”，因此成败得失皆有来源，英雄们总有一种特殊品质。而研究英雄的品质，能给他人带来很多启迪。
在这些人物中，柯木林研究最深的是左秉隆和薛佛记。“左秉隆是中国派驻新加坡的首位专业外交官，对新加坡华族社会贡献很大。”虽然当前历史对左秉隆的记 载并不多，但是柯木林对他的事迹很感兴趣。“薛佛记是新加坡‘闽帮’的开山鼻祖，也是了不起的人物。更难得的是薛佛记的后代人才辈出，他们整个家族对新呷 两地（新加坡与马六甲）华族社会的影响历百年而不衰。”柯木林探究薛氏家族长盛的秘诀，发现薛佛记留下的家训给了其子孙很大的指引作用。
“一个人的光芒能够盖过后世，也只有放在历史中才能实现。但其实不是后世永远无法超越前人，而是先贤已经成为大众心里的一个印记，是已经永驻的光芒。”柯 木林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道“永驻的光芒”，“这是人活一生的意义，就算不能成为大英雄，也应该有为成为英雄而努力的心。”
唯有豁达才是最后的答案
现在，柯木林已有了孙辈，在家和小外孙女讲中文，也是他的一大乐趣。“华人的孩子怎么可以不会说中文呢？”
柯木林对家乡福建一直有着很深的感情。柯木林的父亲是厦门海沧人，幼时柯木林就经常听父辈讲起故乡，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风土人情给儿时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第一次回中国就去了鼓浪屿。”柯木林说。
被问及身为新加坡籍闽侨回国后的感悟，柯木林深入浅出地说出了一番道理：“要做到土洋结合，天天向上！如果能在中国生存，天下任何地方都难不倒你……不要以为凡事都是一成不变的，要能举一反三。中国拥有漫长的历史为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也复杂多样，因此可能性很多。”
柯木林喜欢曼德拉的一句话：“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痛苦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其实我仍在狱中。”
对历史看得越透的人，对苦难就看得越轻，柯木林不喜欢谈论人生不如意的经历。他说，人生最难跨过的坎，无非就是经济、感情二事，对此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幸 运。“没有经受过什么情爱的磋磨，也几乎没有为金钱愁苦过，做了10多年总裁，现在卸任了还能继续自己喜欢的历史研究，每次遇到困境，总有贵人相助，老天 挺宠我的。”
他觉得人生要讲究一个“顺”字，“随着自己的心意来就好”，凡事需豁达，尤其在金钱上不必斤斤计较。“有钱当然好，但不能做葛朗台。”柯木林喜欢交朋友，走到哪里都会广结善缘。有学识有风度又爽朗大方的人，谁会不喜欢呢？
对于后生晚辈，柯木林总是耐心劝说道：“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太急，要顺其自然，但并不是说轻易放弃，而是先要努力争取，实在争取不到的时候也不要太过执念。当你觉得人生进入低谷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自己可以扛得过去。”
柯木林认为，遇到挫折以后，有3个时间点特别重要：3小时、3天、3星期。“有不少人连3个小时都撑不下去，冲动之下选择了自杀，十分可惜。很多时候，其实只要顶得住3个星期，之后就会觉得云淡风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