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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年回望甲午战争
--柯木林—
--柯木林—
甲午海战不等于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历时9个月,分为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陆战为平壤保卫战,其著名将领是左宝贵(1837-1894);海战有三个战场,即丰岛之战,黄海大東沟海战,及威海卫保卫战。除邓世昌外,参与海战战役的还有丁汝昌、刘步蟾等。
我非常喜欢《甲午风云》这部影片,总共看了8次。1966年这部影片在新加坡放映时,我读高中二年级。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北洋水师特别感兴趣,也对甲午海战着迷。于是开始收集有关甲午海战的资料。
大学毕业后,趁在中国工作的机会,特意造访了所有跟甲午战争有关的历史遗迹。从广州的邓世昌故居,到福州的马尾船政学堂(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威海的 海军公所、北洋海军提督署、“定远号”风景区,乃至天津的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也参加了2009年5月20日在山东威海举行的“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 学术研讨会”,遇见了北洋海军将领丁汝昌与刘步蟾的后裔。凡此种种,加深了我对北洋舰队与甲午海战的感性认识。
1894年至今,有三个甲午 年,除了1894年及今年的甲午年外,1954年的甲午年,同样重要。1954年的甲午年,是朝鲜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年,中国获得朝鲜战争的“平局”。 1954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诞生,中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化拉开帷幕。后来的历史证明,1954年前后对中国复兴有重要的意义。
1954年的甲午年不在本文讨论范围,这里只侧重谈论1894年的甲午海战,及其与新加坡的关係!
北洋水师。新华社会。甲午战争
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并无真正意义的 “海军”,只能说是 “水师”。这不单单是名称上的差异,而是性质和能力的不同。“水师” 并非为一支独立的军队, 其主要职责是从事取缔偷税、漏税船只,以及“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维持一般的海上治安尚可,若要对付大敌入侵,则是无能为力。
中国海军 史上有两个亮点:一个是永乐三年(1405年)7月11日的郑和下西洋;另一个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12月17日北洋海军的成军。尤其是后者,更是 晚清历史上的一大盛事。北洋海军的成军显现了三大历史转变,那就是:(一)由木帆船转变为坚船利炮,(二) 由分散各省的水师转变为独立的军种,(三) 由只有海岸防御设置转变到了制海权 。
为了培养一支近代化的海军队伍,清廷还从国外聘请专家。史载,在北洋海
军中有不少洋员。1888年10月3日《北洋海军章程》颁布,完善了海军的规章制度,制定海军军旗,从此北洋海军于舰船、装备的强化,以及制度、组织层面上的整备,都进展到相当的程度,成了一支近代化的队伍,迎来了其最鼎盛的时期。
北洋海军阵容如下:大小军舰共25艘,其中铁甲舰2艘、巡洋舰7艘、
运输船1艘,其他尚有练船、蚊炮船、鱼雷艇,总排水量3.7万吨,官兵共4000余人,号称“亚洲第一舰队”。
这支舰队,威风凛凛,出没于七洲洋上,通过实施远洋航海练习, 来维护国
家主权和宣扬大清国威 。在1888年成军前后,北洋舰队三次到访新加坡,在当地社会引起极大轰动。这三次访问的时间是:
• 第 一 次 访 问 (1887年11月)
• 第 二 次 访 问 (1890年04月)
• 第 三 次 访 问 (1894年03月)
参与这三次访新的北洋舰队與将领有:致远管带邓世昌(1849-1894)、靖远管带叶祖珪(1852-1905)、经远管带林永升 (1853-1894)、来远管带邱宝仁、济远管带方伯谦(1854-1894)、定远管带刘步蟾(1852-1895)、镇远官带林泰增 (1851-1895)。此外,还有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1836-1895)及北洋舰队总查,英国籍顾问琅威理(Captain William Metcalfe Lang 1843-1906 )。
北洋舰队来新时,军舰停泊在距然申码头(Johnston’s Pier,1933年拆除, 遗址在克力福码头(Clifford Pier)附近) 三海哩的地方。当时升旗山(皇家山 Fort Canning)鸣礼炮迎接。
北洋水师在新加坡期间,到过豆腐街(Upper Chin Chew Street,即今桥南路/新桥路之间,此街道已不存在),参观了位于源顺街(Telok Ayer Street)25号的《叻报》馆, 拜访了资政弟。当时新加坡的英文报章《新加坡自由西报》(Singapore Free Press)及华文报《叻报》都大事报道。1894年3月,北洋水师最后一次访问新加坡时,闽粤各帮商绅在同济医院公宴丁汝昌和各舰管帶及麾下将官,济济 一堂,盛况热烈。嗣后舰队北返,六个月后甲午战争爆发,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甲午战争的现实意义
甲午战 争(日本人称日清战争)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场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千百万海外华人对满清皇朝彻 底失望。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始也”。原本主张维新变法的康有为,一下子没有了市场。海外华人从此放弃维新运动, 转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甲午战败,使孙中山进一步认清了满清皇朝的腐败无能,愈发坚定革命的信念。
我们可以说,甲午战争时期的北洋海军无论从 主力舰的排水量、速度、长度及武器装备等方面看都是不错的,甚至可以说是强大的。这支寄托了中华大地亿万人民期望,与千百万海外侨民骄傲的北洋海军,自 1888年12月成军至1895年2月,仅仅6年的时间便烟消云散了! 难道这样庞大的舰队,而且经过国家多年的辛勤经营,就这么如此不堪一击?
一百多年来,中国学界有关甲午海战的失败,至今仍是热点话题。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意见很不一致,有的说朝廷腐败,有的说军纪不严,有的说炮火不佳,有的还集中在事件、人物本身的探讨,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然而,历史的真实情况又是怎样呢?
甲午海战期間,《叻报》有不少关于海战的消息,我们这里只看1895年2月《叻报》的社评。从1895年2月20日至25日一连五天,《叻报》发表了罕 见的长篇社评: <和倭统策> <续和倭统策>; <再续和倭统策> ; <三续和倭统策> 及< 四续和倭统策>。这篇长文,基本上代表了《叻报》对甲午战争的看法。其中心思想在于 “中国非不能战之国也,而今日则受败于日人者,盖六误成之也…凡此六误,成兹不胜。然则非日人能胜中国,中国自不求胜耳”。
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何谓 “六误” : “一误于中国积习,猥鄙苟偷 ;二误于国家立法,重文轻武; 三误于老成谋国,守备不裕; 四误于统帅将领,避敌畏死; 五误于军卒兵士,训练不精;六误于船械枪炮,缺憾尚多”。同年2月26日(星期二)
<急救中国之病论> 的社评,已开始对清朝政府颇有微词了:“呜呼惜哉…何京师衮衮诸公,不知古今之时局大不相同也 ! ”
其实,任何一场战争失败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单一的因素不足以解说其间的成败因果关系,甲午海战正是如此,它是由几个不同单一因素组成的复杂原因。然而 在其复杂原因当中,必然有些主导因素。这里根据各派学者的研究,试图从文献资料中窥视其蛛丝马迹,从而对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做综合比较分析,总结归纳为: 管理理念,设备维修,及实战经验三个重点来探讨此问题。当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又是互为因果,彼此关连的!
* 管理理念 (management mentality)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法制国度,没有一套总的管理理念,统治管理靠的是领袖的人格魅力,治军更是如此。北洋舰队在英国籍的军官琅威理治军期间,管理非 常严格。后来由於内部意见不同,说洋人不懂中国国情,矛盾愈积愈深,最终导致了琅威理离职。琅威理走后,北洋海军由丁汝昌接管,军纪乃由严转弛。
中华民族人性化的管理 (讲情面,讲法外情),在丁汝昌接管北洋海军后也就体现出来。因为是中国人管中国人,军官副将是老乡亲戚朋友, 使北洋舰队在人事管理方面存在许多弊端, 士兵的日常生活中恶习也不少。玩忽职守,演习是做戏。平时在操練活动中极不活跃, 个个士气低下, 纪律松散。 这支由西方新式装备包裹着的舰队,骨子里仍是一支传统的家族式封建军队,整个体系还是旧的。
北洋海军管理混乱,纪律松懈,从1886年在日本发生的 “长崎事件” 及1891年的 “主炮晾衣” 这两件事情上,很能说明问题。
1886年8月10日的“长崎事件” (日本文献记为 “清国水兵暴行”事件) ,简单地说,是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时在长崎闹事,引起日本举國,上至天皇下至民众对北洋海军产生反感,甚至激发日本对大清的敌忾心。从此 “一定要打胜定远”,成为日本海军的流行语。
“长崎事件” 发生五年后,1891年6月26日北洋舰队再度访日。当日本海军军官东乡平八郎 (Togo Heihachiro 1848-1934) 视察“济远” 舰时,看到舰上各处殊不清洁,炮管里没有擦干净, 一摸就是一把灰,甚至主炮上像洗衣坊一样, 还晾晒着水兵的衣裤。他认为主炮是军舰的灵魂,对于军舰灵魂如此亵渎,而来往的军官们却熟视无睹, 说明北洋舰队在军械保养以及军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可见这是一支没有纪律的军队,是很容易可以被击灭的。
* 设备维修 (maintenance concept)
设备维修对这样一支近代化的舰队至关重要。设备维修不仅是对原有军舰设备部件 (components) 的维护检修,包括例常维修 (routine maintenance),周期性维修(cyclical maintenance)与预防性维修 (preventive maintenance),更涵括了对军舰设备的更新 (renewal of facilities),甚至添购新的军舰,以保持与时并进的军备设施,提高舰队的战斗力。
北洋海军长期缺乏维修,更准确地说是没有维修的概 念 (maintenance concept), 有些洋顾问因此辞职。“济远”舰的“管机西人”,即德国人哈富门 (Gustaff Hermann Hoffmann) 因为“济远”舰的损毁被马虎地维修,他不愿意再跟随如此境况的“济远”舰,所以“跟济远舰结束了关系”,离开了服务约7年的北洋海军。
经费不 足,没有添购新的军舰,这些因素大大地减低了北洋舰队的战斗力。甲午战争前夕,鉄甲舰 “定远”、 “镇远” 和巡洋舰 “济远”服役都将近10年, 巡洋舰 “经远” 、“来远”、 “致远” 、“靖远” 将近7年。长时间高强度的使用,对军舰的锅炉系统产生极大的损坏,使军舰的速度变慢。丁汝昌曾向李鸿章多次申请大修,更换锅炉, 李鸿章也多次向清政府申请, 均无下文。
战舰长期缺乏维修,一旦战争爆发,船身容易震裂。譬如 “扬威”、“超勇”两艘巡洋舰是1880年下海的陈旧军舰,舰龄已达14年,老蚀不堪,速度迟缓,一开炮就震得炮上的铁锈纷纷落地。黄海海战中,日舰四艘 快速巡洋舰集中火力攻击,“扬威”、“超勇” 先后中弹起火后沉没。这就是平时不保养、不检修所造成的后果。
* 实战经验 (practical experience)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系陆军出身,为骑兵将领, 不熟悉海军事务。接管北洋海军时已年逾不惑 (时年52嵗),没有近代科学的基础,更不懂英文。试想: 一个骑兵将领,带领一支西式军备包装且满脑子封建思想的中世纪军队,可以打赢19世纪的海战吗?反观甲午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 (Ito Sukeyuki, 1843-1914),是海军科班出生的身。
没有实战经验,平时的演习操练又流于形式,于是海战一旦开启,就注定了北洋舰队不可能发挥有效的作战能力。
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 。日本早己有随时作战的决定,在明治天皇的《日清两国宣战之诏》中鼓励部下 “赖汝有众之忠实勇武,而期速克平和于永远,以全帝国之光”,诏书显得霸气十足; 而此时光绪皇帝的宣战《上谕》却说: “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暴露了清政府直到战争开始,還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游离摇摆,没有做好战争的具体筹备,很不情愿地匆匆上了战场。晚清海关总税务 司英国人罗伯特.赫德 (Robert Hart 1835-1911) 说:“对于战争毫无准备,实在令人可惊 !”
不能忘却的马年
120年来,甲午战争是中国人民心头永远的痛。甲午战败后,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国再也没有能力建立一支与北洋海军相媲美的舰队了!这局面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改观。
不知是否是历史的巧合,就在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之际, 2009年4月20日至23日,一场展示各国海军共同构建 “和谐海洋” 决心的海上大阅兵,在青岛附近的黄海海域展开。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多国海军检阅活动,有来自14个国家的21艘海军舰艇参加此次盛典。中国海军于此阅兵式 上,展现了自已的海军实力。
2009年12月7日,中国海军东海舰队舰艇 “舟山” 号导弹护卫舰, 应邀抵达新加坡进行为期3天的友好访问。这是东海舰队舰艇首次访问新加坡。此次访问, 距最后一次北洋舰队来访时,历史又过去了115年!
中国现在正积极发展海军,期望成为海洋强国。2012年9月25日,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正式投入使用,以雪甲午之辱。记得大学时期选修《世界史》,指导老师高亚伟教授说 : “中国若要崛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必须加强海军实力”,实乃真知灼见!
如果说1894年的甲午年是中国的耻辱年。那么1942年的壬午年,是為新加坡惨痛的一年,同样令人不能忘却。这年2月15日(星期日 农历大年初一),新加坡沦陷,在日本皇军的铁骑下,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悲惨岁月。日治时期,新加坡人民付出惨痛的代价。检证期间,我们到底牺牲了多少 人?是两万人、三万人、还是五万人?至今没有一个正确的统计,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结语
甲午战争使千 百万中国人民椎心泣血。中国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往往喜欢打悲情牌。甲午海战前的种种缺憾,是为埋下战后国耻的契因。一旦战争爆发,颓败之势必不能 避免。于是就以邓世昌等一批爱国将领的鲜血作垫底,挽回民族的尊严与颜面,固然悲壮伟大,实属可悲! 读史者只看到邓世昌的英勇壮烈,丁汝昌的无奈,却掩盖了此事件背后更值得反思的问题。
中国文化向来缺乏反思的传统。在一些需要反思的时候,往往搪塞而过。从甲午年到壬午年,其間48年,虽然时代背景与所处国情有所不同,但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责任让下一代对战争保持清醒的记忆。居安思危,和平生活毕竟来之不易!
Date : 25/26-2-2014 @ 02:00 am/21:52
原载《怡和世纪》(新加坡:怡和轩会刊, 第23期),2014年6/9月,页14-17
http://www.zaobao.com.sg/news/china/story20140726-370096
昨天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国主流官方媒体纷纷发表文章强调“忘战必危”。军方人士指日本右翼分子期待着一场新的战争,誓言将对侵略者“动用一切手段反击,让它永远没有再次侵略的能力”。
同时,解放军南京、济南、成都等六大军区自7月中旬起将在甘肃等地举行10场陆军兵种部队跨区基地化实兵实弹演练,演练将持续三个月左右。中国民航前天
也证实,从7月20日至8月15日,靠近中国东海的上海、南京、杭州、济南等12个机场的航班数量将因天气和高频度的军演被调减25%。日本《朝日新闻》前天报道说,由于中国军队一系列大规模演习发生在日中两国高度关注历史问题的时期,其背后可能包含中国牵制日本的意图。
1894年7月25日,中日两国舰队在朝鲜半岛以西的丰岛海面爆发军事冲突,中国军舰广乙号、租用货船高升号被击沉,巡洋舰济远号遭重创,炮舰操江号被 日方俘获。丰岛海战标志着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署《马关条约》,中国被迫接受割让台湾、赔款2亿3000万白银等屈辱条件,甲 午战争结束。
甲午战争向来被中国舆论看做“最屈辱的战争”,今年又恰逢中国农历60年一遇的“甲午”年,官方和民间都纷纷反思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以来已两次在公开场合提到甲午战争,并称“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给两岸同胞留下了剜心之痛”。
《人民日报》海外版昨天发表海军大校张军社的文章说,甲午战争永远是中国人心中无法抹去的痛。日本国内的一些右翼分子时刻都在做着准备,寻找着机会,期 待着一场新的战争,再次战胜中国。“面对日本右翼分子的猖狂挑衅,我们要明白宣示,我们不打第一枪,但也决不会让你打第二枪。对于侵略者,我们将动用一切 手段反击,让它永远没有再次侵略的能力。”
官媒促强军改革 批解放军“头大腿短”
《解放军报》昨天则发表署名“解辛平”的8000字长篇文章,指甲午战争是“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强调“强国必先强军,强军必须改革”。“解辛平”是“解放军报新闻评论员”的谐音简称。
文章警告说,中国周边特别是海上方向安全面临的现实威胁呈上升趋势,东海、南中国海波诡云谲,“我们家门口生乱生战的可能性增大”。然而,有的人却未必 真正体味到这种忧患,有的人也未必真正把国家利益放在心中。更有甚者,为敌对势力摇旗呐喊的有之,鲸吞国家资产中饱私囊的有之,骄奢淫逸大肆挥霍的有之, 浑浑噩噩甘当看客的有之……他们哪管什么国家安危、民族存亡!
文章指出,当前,横亘在解放军面前的思想坚冰、观念桎梏依然比比皆是:天天喊打 仗,却以不打仗的思想准备打仗;多年讲联合,却依然是“大陆军”思维和狭隘军种观念至上…… 当前解放军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头大、腿短、尾巴长”,与打赢信息化战争要求不相适应,已成为战斗力生成的“瓶颈”与“病灶”,非打破不可,非动刀 子不可!
《联合早报》- 卓南生:中日甲午战争与日本的舆论导向 (2014-07-27)
http://www.zaobao.com.sg/forum/expert/zhuo-nan-sheng/story20140726-370280
相对而言,日本传媒的报道与评论并不 多见。但仔细观察近年来日本大众传媒和政界围绕着“历史”、“靖国”、“领土”、“整军”和“修宪”等一系列话题开展的舆论诱导攻势,及对战后禁区的“突 破”,敏锐的政论家都能从中看到“甲午”和“马关”(日本人称之为“下关”)挥之不去的影子。
“三国干涉”奇耻难忘
最明显的例子,是体现在2010年中日在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海域发生“撞船事件”之后,日本执政党民主党一部分少壮派议员的激进言行。
针对当时日本官方以日本国内法扣押中国渔船、拘捕船长和渔民(渔民先获释放),后在中国强烈抗议和未获美国首肯的背景下,不得不连船长也释放的事件,一 部分民主党议员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他们形容这是“相当于日清战争后日本面对三国干涉的国难,日本国民对此痛恨至极”。
在一份由前外务政务官吉良州司和前防卫政务官长岛昭久牵头起草的“建白书”(即建议书)中,共有43名民主党议员联名呼吁时任内阁总理大臣菅直人“堂堂正正高举国益旗帜”,掌舵“战略性外交”。
所谓“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指的是在1895年日本打败满清后签署的《马关条约》中,原本还有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的条文,但在俄罗斯、德国和法国的干 涉下,日本只好忍痛归还中国而代之以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金。俄、德、法三国之出面干预,当然不是出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行为,而是不愿看到日本独享 辽东半岛的甜头。但对于当年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包括在媒体的渲染和鼓动下具有“爆发性的国民意识”的“国民国家”之子民)来说,如此通过武力手段夺取的战 胜品却得而复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以鼓吹甲午战争为己任的日本报章《国民新闻》主持人德富苏峰在回忆他获悉这一消息时表示,当时心情简直是 达到了“欲哭无泪”的程度。与此同时,另一家报章《日本》也为此刊载了题为《尝胆卧薪》的评论文章,以示对此“奇耻大辱”的“三国干涉”的不满,“卧薪尝 胆”遂成为当时鼓励日本人奋发图强、雪耻报国的流行语。
对于战前满脑袋“皇国史观”和弱肉强食哲学的日本人来说,他们存有如此这般狭隘“爱国 主义” 的情绪,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惊奇,但对于在战后“和平时代”(至少在表面上,坚持九条精神的“和平宪法”招牌一直都还挂着)成长起来的少壮派政治家,居然还 停留于《马关条约》年代日本人主张“侵略、割地、赔款有理”的精神状态,却不能不令人感到难以理喻。
姑且不谈“释放船长”和“三国干涉事件”究竟有何可比性,单单看他们将后者视为“国难”的史观,就足以令人对日本今后走向的不定因素感到忧虑。
2010年民主党少壮派主张仿照当年“三国干涉事件”后日本举国“卧薪尝胆”,而提出的“建白书”,包括下列方案:
一、在加深日美同盟关系的同时,加强日本自主防卫体制。
二、加强与俄罗斯、亚细安和中亚的战略关系,从而削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并对中国予以牵制。换言之,即推行现代版的“远交近攻”政策。
三、主张当局尽速买下现为民间人士所拥有的尖阁诸岛的私有地,将之转为国有地,建立灯塔等,从而实施有效的统治。
四、加强西南方面的防卫体制。具体内容包括重新检讨《防卫计划大纲》,进一步强化以冲绳半岛为中心的西南诸岛的防卫体制。此外,应尽早在尖阁诸岛的周边进行日美的共同军事演习。
这些方案可圈可点之处,其实就是“加强自主防卫体制”、“进一步对尖阁诸岛进行有效统治”(具体方案即将之“国有化”)和“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当然,这些方案与其说是某些民主党少壮派的“专利品”,不如说是日本保守人士“英雄所见略同”的共同方策。
果然,就在“撞船事件”后的4月17日(也是《马关条约》签署纪念日),一向高调主张修宪的老牌右翼政客,也是时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华盛顿演说时,抛出了东京都有意购买尖阁诸岛的“购岛论”。
同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时任首相野田佳彦宣布中央政府“购岛”(即“国有化”)的决定。9月11日,野田政府和“私人岛主”签署购岛合 约。石原选择在4月17日(《马关条约》签署纪念日)抛出“购岛论”是否有其特殊的含义或者仅是“偶然”,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上述三个与军事行动密切相关 的日子宣布购岛和接着紧凑的进程表来看,人们不能不为“中央政府”的首相野田与“地方政府”的首领石原共同串演的这幕“双簧”叹为观止。
值得 注意的是,尽管日本大众传媒并未大肆渲染这个“建白书”,但从后来的动向来看,日本的外交和军事走向是与“志士”们之构想与献策(包括将“尖阁诸岛国有 化”)相一致的。正如前面所述,这些方案并非民主党少壮派激进人士的“专利品”,它们之被付诸实现,也不意味着“志士”们具有掌控日本内外政策的能力,但 却反映了具有近似史观的日本保守派对当下的日本出路有着共同的应对处方。
“义战论”幽魂不散
不少日本人对甲午 战争及随后签署的《马关条约》,为何丝毫不存有“侵略”与“掠夺”的罪恶感呢?这既与战前“皇国史观”的拥护者将这场战争定位为“开化之国——日本”与 “因循陋习之国——清国”,即“文明”与“野蛮”两者之间的“义战”有关,也与战后日本学界和大众传媒对这段历史不彻底的反思和总结不无关系。
支撑日人“义战论”最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之一,就是以“近代化”与否作为衡量一个国家之行为是否正当,或者一个国家是否值得尊重,乃至是否有前途的重要标 准。翻开明治维新史,不难发现不少高举“富国强兵”旗号的明治开国“先贤”与“功臣”,满脑袋装的都是弱肉强食与民族优劣论的大道理。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 家,莫过于著名报人,也是教育家的福泽渝吉。他在《脱亚论》的一文中,将中国和朝鲜等近邻国家明确定位为应该谢绝的“恶友”,主张不与他们为伍,强调要力 图与西洋的文明国共进退。
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政客和各式各样的传播媒介更竭尽其能为这场“义战”摇旗呐喊、欢呼和鼓舞。
一名 日本学者在综述日本媒体与甲午战争的紧密互动关系时,这样写道:“日清战争(指甲午战争)同时也是与媒体变革并进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通过报章、杂志 和照片等新媒体传达的。此外,在日清战争期间,演剧(的普及)也达到了转折点。不仅如此,在这场战争的前前后后,对近代日本人的精神产生极大影响的军歌也 被推广和流行。”
该作者表示,这里所说的媒体并不只是大众传媒,而是指各式各样传达信息的媒介之总称,其中包括各种与战争相关的商品之推出, “祝捷会”、“慰灵祭”和“战争纪念碑”等。至于以“愚弄和嘲笑支那人”为趣旨和题材的通俗歌谣、图画、报纸杂志和戏剧等,更充斥日本列岛。当时媒体为博 取受众“热狂”与“喝彩”的花样,可以说是各显神通。不少日本专家承认,特别是在甲午战争日本打败满清之后,日本人蔑视中国的感情和观念已被牢牢根植,中 国已被定性为“没有能力达成近代化的国家”
“近代化论”面纱下的战争观
由此可见,所谓“日清战争”促使日本完 成的所谓“国民国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是在鼓吹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出兵海外、举国卷入战争的异常兴奋状态下形成和开展的。因此,战后日本人在反思 战前的行为及总结战争带来的痛苦经验时,就不能不认真追溯与检讨曾令日人陶醉与兴奋的甲午战争。
实际上,针对官方于1968年隆重庆祝明治维 新百年的庆典,日本国内曾展开大论争。歌颂明治维新者都高举“近代化”大旗,予以高度评价;反对者则着重指出,以“富国强兵”为国是的明治政府是引导日本 步向战争的起点。这场论争显示,如何看待与解读日本明治维新及其近代化乃至“近代化成功的神话”,直接影响着日本人对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反思与评 价。
时至今日,仍有部分死抱“皇国史观”的政客要为当年得而复失的辽东半岛痛心疾首,正好反映了“近代化论”面纱下以“义战”(后来发展为“大东亚圣战”)为旗号的“大义名分”理论在战后的日本仍有一定的市场。
作者是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联合早报》- 伟达:甲午之年新观察 (2014-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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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年前中国与日本的“甲午战争”,让中国人溃败得体无完肤,刻骨铭心。自那以后直到今天,中国对这场战争失败原因的各种总结反思就从未停止过,涉及从国力到体制,从战术到战略,从个体到文化。
深刻的反思和省悟固然重要,但有关的变革推动与执行力更为重要;否则就算想法再宏大,口号喊得山响,也还是事倍功半。甲午之觞于中国的最大教训,就是“半推半就式”的现代化之路行不通,要想不被开除“球籍”,就必须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包括工业,农业,科技,国防,思维观念,和国家体制的现代化。
其实在甲午战败之前的30年,当时的清朝就已经开始推行所谓“洋务”和“新政”,在基础设施建设与军事装备及训练的现代化方面,曾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清朝的封建体制与独裁腐败,基本上把物质层面的某些改进抵消殆尽。譬如慈禧太后当年为了自身享乐,不惜挪用海军军费大肆修建颐和园,乃开创了近现代中国以至世界史上国家级别“军转贪”和“化干戈为腐败”的可耻记录。
于是在甲午失败后,中国社会酝酿产生重大变革的趋势不可逆转。在过去的120年里,中国试图走出甲午失败阴影的努力,主要经历了五大阶段,其成果与挫折都值得当代中国深刻研究记取,才能在未来少走弯路,做得更好。
从1894年到1911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甲午惨败,令中国朝野几乎同时对清朝的体制和统治失去了信心,到1898年就发生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变法虽然失败,但清王朝也是气数将尽,终于在1911年被“辛亥革命”所推翻,东方古国史无前例地走向共和。
从1911年到1919年为第二阶段,共和初开,封建传统势力仍伺机反扑复辟,各种新思想和道路探索也异常活跃。同时外患未除。又是日本,在“一战”结束后试图侵占攫取中国山东的主权,从而引发了中国划时代的“五四运动”。民主和科学开始深入人心,而随后在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坚信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国图强。
1919年到1949年为第三阶段,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试图重启中断多年的现代化建设,但依旧缺乏全面改革,同时还受到了内战和外侮的严重牵制。及至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一直到抗战结束后的三年内战,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又经历了10余年的停滞倒退,仍处于“甲午耻,尤未雪,亡国恨,何时灭”的无奈状态。
1949年到1979年为第四阶段,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中国大陆终于实现了主权的独立完整,结束了半殖民地所带来的外侮及危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目标,首次被明确提出并得到初步践行。但随后又被众多的反现代化行为以至“十年浩劫”所干扰打断。而日本在这一阶段却从战败的废墟中重新发展起飞,再次走到了中国的前面。这也再次证明,只有全面现代化才是克服各种发展阻力的关键。
1979年至今是第五阶段,中国在大时代的推动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崭新道路,相信“发展才是硬道理”,推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力推动市场经济,唤醒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同时也进行着体制改革与“依法治国”的艰难探索。经过35年的跨越式努力,近现代以来中国首次开始在综合国力与发展水平上逼近日本。这也就是说,与更早的阶段相比,过去的35年,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动力最大,执行力最强的时期,并成就了中国力量的崛起。
但中国欲全面赶超日本,或者永远告别类似甲午的失败,实现全面现代化乃是唯一和必须的出路。只有从制度层面铲除腐败滥权的温床,强化普通人民的权利和尊严,21世纪的中国才会拥有真正无敌的力量。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