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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健历史人物的视野
- 柯木林 -
每每读史，总觉得关健历史人物之所以名留靑史者，不是没有原因的。在历史关节点上，这些人物的睿智、言论以及他们对时局的判断与预见，远远超越同时代人的视野，而且历久弥新，至今看耒，也没有过时的感觉。
在东亞近代化历史的进程中，中日两国是在同一起步点上的。两国都曾经有过一段长时期的锁国。两国国门的开启，都不是自愿的，而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被打开。
中国国门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被英国打开。13年后，1853年，日本在 “黑船事件” (Kurofune Raiko) 发生后，其国门被美国打开。
中日两国都是历史悠久的国度，在经历此重大事件后，不可能没有反应。他们都想到了 “维新自强”。在实施此政策时，两国同时出现了一批极富远见的政治家。他们除了施展个人抱负外，其实亦是两国国力的较量：日本经历明治维新，中国经历洋务 运动。然而，由于国情迥异，在实施维新自强過程中，一个处于上升态势、一个处于下降态势，20余年后，逐渐拉开差距，两国国力开始易位。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个时代这批关健历史人物的事迹时，不禁粛然起敬。这些人怎么如此聰明，如此有智慧。重温他们的言论，必可从中得到某些启示。
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1785-1850）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1794-1857）即是在他的嘱托下，将西方史地资料《四国志》（亦称《四洲 志》）和历代史志等增补为《海国图志》，向国人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科技发展的情况, 使国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是这么大，还有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等这么多的国家。林则徐结合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主张 “师夷长技以制夷”，建议制造枪炮、轮船和其他机器工业产品，加强海防、抵御外侮。
林则徐辞世28年后，1878年，曾纪泽 （1839-1890）奉旨赴英、法、俄任清政府驻三国公使。曾纪泽在任职的八年半期间, 不仅看到了外国的资本主义，也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别及政治制度的不同。正如他在诗中所说：“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馀言，始信昆仑别有 山"。
曾纪泽使英期间，订购了 “致远”、“靖远”号巡洋舰，对中国新式海军的振兴寄予很大的期望。这两艘巡洋舰成了日后北洋海军的主力舰。
北洋海军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具有现代意义的海军。 清朝创建与发展海军有一个过程。 当时的“海防”主要以防御自南方海上入侵而来的敌人为其目的, 所以海军建设的重心也置放于南方, 即呈现所谓 “重南轻北” 的现象。
1870年中叶以后，在以往的西洋诸列强之中, 又增添了日本这个新敌人。用北洋大臣李鸿章（1823-1901）的話说：“泰西虽强，尚在七萬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为了对付日本这个来自东方海上的新威胁,作为近邻又是永久之串的紧张感，日本於是成了中国海军的假想敌, 也是建设北洋海军的推动力。李鸿章说：“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中国政治家很早就看出日本对中国的威胁。
1887年，曾纪泽卸任，回国担任总理衙门大臣。他在香港《德臣西报》(The China Mail 1845-1974)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引起很大震撼：“沿至道光末年，沉睡之中国，始知己之境地，实在至危至险，而不当复存自恃巩固之心”。《南 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略已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然究未能使之全醒。尚须庚申圆明园之火焦及眉毛，俄国之僭伊犁，法国之吞东京（越南），始知欧洲 人四面逼近其地，势极形危险”。
曾纪泽指出，1860年后，李鸿章整顿中国军务，日有起色。今如他国再有战事，中国终不至有庚申之祸。他认 为：“中国能顺受其颠沛，而从中渐复其元气，如帆舟之航海，將狂风所损坏之物，悉从船面抛去，修整桅舵，以将杀之风，作为善风，乘之稳渡"。这样的国家， 不可称之为將亡之国。
曾纪泽于1890年辞世。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辞世四年后，甲午海战爆发，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中国这只睡狮尚未睡醒！
历史总是令人感慨
我们可以说，甲午战争是日本挑起的。日本是有备而来打这场战争的，这也是日本长期侵略中国的一个策略。
日本野心家和思想家吉田松阴 （Yoshida Shoin 1830-1859）是早期侵华理论的提倡者。他提出 “得失互偿”的攘夷保国之策，主张在与欧美和好的同时，将失之于欧美者，取之于邻国。吉田松阴的这种主张，通过他开办的 “松下村塾”，影响了他的子弟。明治维新许多重要的政治家如伊藤博文 (Ito Hirobumi 1841-1909)、木户孝允 (Kido Takayoshi 1833-1877)、山县有朋 (Yamagata Aritomo 1838-1922)等都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最高国策。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一局长小川又次 （Ogawa Mataji 1848-1909）提出《征討清国方略》，其中提到：“自明治维新之初，常研究进取方略，先讨台湾，干涉朝鲜，处分琉球，以此断然決心同清国交战。此国 是实應继续执行”。这就把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国策，作了最完整的表述。
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在第一届国会会议的施政演講中 说：“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护主权线，二曰保护利益线。所谓主权线，乃为国之疆域。所谓利益线，乃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攸关之区域。如若不保主权 线与利益线，则国将不国。方今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独守主权线已不足，非保护利益线不可”。 可見作为日本国策的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亚太政策，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即甲午战争以前已基本形成。
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Mutsu Munemitsu 1844-1897）是甲午战爭的策动者。他在1895年战胜中国后所写的回忆录《蹇蹇录》（1896年首版问世，1929年中译本题为《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中国外交秘史》,1963年复以《蹇蹇录》为名,中译新本。蹇蹇，语出《易经》六十四卦之“蹇卦”。卦辞中有所谓“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意指国王的大 臣忠心直谏，并非为己，而是为公）中指出，当时日本政府确立的策略是：“外交上居于被动地位”和“军事上先发制人”。陆奥宗光所说的这些谋划，反映出当年 日本政客的不择手段。
从甲午战争起，“军事上先发制人” 即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一直成为日本军队的传统。1894年7月25日，日本偷击中国运兵船“高升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及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用的都是不宣而战的技俩。同时，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面学习西方，且在历史的关 节点上，善于抓住机遇，勇于主动进击，发扬首创精神去书写历史，从而快速崛起。
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的年轻学人姜鸣，在最近出版的《甲 午一百二十年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一书中，引用了1876年1月24日李鸿章会见日本使臣森有礼（Mori Arinori 1847-1889）的一段很有意义的对话，摘录如下 （頁 9）：
“李（鸿章）问：你怎么看中西学问？森（有礼）答：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 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他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李（鸿章）问：日本西学有七分吗？森（有礼）答：五分尚没有。李（鸿章）问： 你们连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森（有礼）答：这是外貌，其实在本领尚未尽学会。敝国上下俱好学，只学得现成器艺，没有像西国从自己心中想出法儿的一个 人。李鸿章沉思道：久久自会有之。
但大家很少引用他们后面继续的对话。森（有礼）说：据我看来，和约没甚用处。李（鸿章）反驳道：两国和好全 凭条约，怎能没用？森（有礼）说：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于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李（鸿章）说：此是谬论！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 许。森（有礼）说：万国公法亦可不用。李（鸿章）说：叛约背公法，将为万国所不容。他还指着桌上酒杯打比方说：“和”是和气，“约”是约束人心，如这酒 杯，围住了，酒就不会泛溢。森（有礼）答：和气无孔不入，有缝即去，杯子如何拦得住呢？”
从他们对话中可以看出，日本政治家信奉丛林法则 (The Law of the Jungle，即自然界里生物学方面的物竞天擇、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规律法则)，早将国际法看透了。今天我们反思历史，要了解日本这些特征，才能更好地与之相处。
历史总有许多令人感慨之处。中日两国各自代表自已国家利益的政治家，亦曾彼此惺惺相惜。1885年4月，李鸿章与日本首任首相伊藤博文谈判朝鲜甲申政变 后日本撤兵问题，事后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推荐伊藤博文：“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 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 。
而伊藤博文也向日本政府报告：“有 人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现虽经历中法战争，又开始努力整顿海军，以 我看来，皆是空言。现在法事甫定，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倘若此时日本与中国作战，是催其速 强也。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中国执权大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 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发行纸币，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再看中国情形，惟现时则不可妄动”。
中国国情，伊藤博文是不幸言中。 10年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1895年3月、4月间，李鸿章前往日本，与伊藤博文谈判乞和。在第一次会谈时，伊藤博文向李鸿章谈起中国的情况：“十 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李鸿章）论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抱歉！”。李鸿章答曰：“维时闻贵大臣（伊藤博文）纵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感佩贵大臣力 为变革俗尚。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回想10年前两人在天津会谈后彼此的 观感，历史竟是如此难堪和无情。
其实，真正有远见的还是法国的政治家拿破仑 (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1816年，英国使臣阿美士德勋爵（清朝官方文书译作罗尔美都 Lord William Pitt Amherst 1773-1857）来华谈判贸易失败后，回国時途经圣赫勒拿岛(The Island of Saint Helena)，拜访了在滑铁卢战败，被监禁于該岛的拿破仑。他们之间的一段谈话，很有意思。
阿美士德首先讲述了自己在华的经历，认为只有战 争才能使中国打开国门。拿破仑评论说：“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开始你们可能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 军事和商业设施，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他们会建造船只，用火炮把自己装备起来。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伦敦请来，建 造一支舰队，把你们打败”。阿美士德反驳说，“中国在表面强大的背后是泥足巨人，很软弱”。拿破仑指出，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狮 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
二百年后的今天，猛然穿越这段时空时，不禁要问：这只东方巨狮睡醒了吗？回想当年这批政治家的谈论与目前时局，是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原载《怡和世纪》(新加坡：怡和轩会刊, 第25期)，2015年2月/5月，页81-83
曾任清政府驻英法俄三国公使的曾纪泽，在诗中说：“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馀言，始信昆仑别有山"
Remark : 30-11-2014 @ 2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