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柯木林：SG50——2015年的回望 (2015-02-28)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50228-451456
乙未年（2015年）大年初三，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通商中国、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照例举办一年一度的新春团拜。会长蔡天宝在团拜会重 申：“宗乡总会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出版《新加坡华人通史》一书……预计在今年11月间出版。”（见2015年2月22日《早报星期天》第6版）
《新加坡华人通史》是宗乡总会为纪念新加坡共和国建国50年，暨宗乡总会成立30周年而出版。这是继宋旺相的英文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后，另一部有关新加坡华人历史的著作。所不同的是，前者以英文书写，后者以中文书写。但相同之处，都是为了纪念新加坡的历史盛事而出 版的典籍。1919年2月6日，新加坡庆祝开埠一百年，当时的名律师宋旺相负责编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于1923年出版。
英国殖民地政府 以2月6日作为新加坡开埠纪念日，乃因莱佛士在1819年2月6日这一天，与柔佛苏丹胡仙（Sultan Hussein）正式签约，租借新加坡岛，辟为商港。1819年2月6日对新加坡而言，是一个新时代的降临。146年后，新加坡的命运，在1965年8月 9日彻底改变，这一天新加坡独立了。独立后的半个世纪，新加坡从一个转口贸易港，转化为迈向知识经济的后工业社会；人均收入从1959年的600多元，提 升到2014年的6万多元；国势从第三世界跃升为第一世界。今天，这个弹丸小岛已是国际闻名的大都会。
这种成就，不是天赋的。只要我们熟读新 加坡历史，必能从中得到某些启示，了解新加坡成功的秘诀。正如蔡天宝会长在致词中所说：“《新加坡华人通史》这本著作记录了先贤的贡献，以及新加坡的发展 历程。希望借着《通史》的发行，能起到抚今追昔的作用，让大家缅怀先辈的奋斗历程的同时，珍惜现今社会所取得的成果”。
通史是史学著述的一种体例。通过这种体例，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历史，涉及重大的历史事件，杰出的历史人物及多种领域的文化等。在叙述中要体现出历史发展的轨迹或贯穿其中的线索，让读者对历史有整体的认识。
回首百年，往事并不如烟。近日，国家文物局和东南亚研究院的那烂陀－室利佛逝研究中心（Nalanda-Sriwijaya Centre），在新加坡河口附近的皇后坊一带（具体地点在维多利亚剧院和音乐厅正前方，占地约1000多平方米，约等于10个四房式组屋的面积），进行 考古挖掘工作。这是自1984年以来面积最大的考古挖掘，预计需时两个多月，在4月9日结束。据悉，至今出土的文物总重量达400公斤，包括700多年前 的陶瓷碎片、中国元朝的小型佛像、龙泉青瓷碗和古铜钱等。当局希望从出土的文物了解新加坡数百年前的历史面貌。
从过去31年的出土文物看，新 加坡在莱佛士登陆前，已是一个繁荣的商业贸易港口，而不只是一处海盗巢穴那么简单。当时已有不少华人在此聚居经商。我们有理由相信，莱佛士开埠新加坡不是 偶然的，肯定是做了一番研究之后决定的。莱佛士开埠新加坡的意义，在于重启古代新加坡的繁荣。新加坡在开埠后短短的五年内，就迅速发展为东南亚的区域贸易 商港，于是商业至上、商人的社会地位从此奠定，直至今日。这些都是有其历史轨迹可寻的。
这次的考古工作，从2月14日至今的短短两周，《联合 早报》与《海峡时报》均作出大篇幅报道。考古地点将于日后兴建皇后坊（Empress Place）步行公园。因此建议，此次出土文物在进行分析、记录和存档后，应该放回原位，其上加盖玻璃罩及文字说明，不仅作为步行公园的人文景观，并可让 国人知道，新加坡的历史并非从莱佛士开始。这样才不失这次考古的意义，也是献给新加坡共和国建国50周年最好的礼物。
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研究员 吴庆辉认为，新加坡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大时段，即：古代新加坡（1819年之前）；殖民地时代（1819年至1959年，含日治时期）；当代新加坡 （1959年至今）。本地资深历史学者林孝胜在“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分合问题”（载柯木林、林孝胜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 会，1986年，页61-75） 一文中亦指出，新华历史可分作三个时期 : 新华社会统一时期（1819年至1877年）；新华社会分裂期（1877年至1941年）；新华社会政治回归运动时期（1942年至今）。
这 些分期，都是学者们对新加坡历史的解读及研究心得，有其合理性，不存在对与错的问题。我在这里提及新加坡历史的分期，核心意思是：当我们如火如荼地庆祝建 国50年的同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新加坡的历史不仅仅是50年。四年后的2019年，我们又将迎来新加坡开埠200年！我们必须要有清晰的历史概念，才 不会被50年、200年或700年这些数字搞糊涂！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联合早报》- 皇后坊展开历来最大规模考古挖掘 (2015-02-14)
http://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50214-446757
新加坡河口附近的皇后坊一带目前正展开本地历来最大规模的考古挖掘工作。至今出土的文物总重量达400公斤，包括700多年前的陶瓷碎片、中国元朝的小型佛像、龙泉青瓷碗和古铜钱等。
负责这项工作的本地考古学者林祯祥预计，两个多月的考古挖掘工作在4月9日结束后，有望从两米深的泥坑中挖出至少两三公吨的古物。
这次的考古挖掘地点位于维多利亚剧院和音乐厅正前方。占地约1000多平方米，约10个四房式组屋。是新加坡自31年前开始考古挖掘工作以来面积最大的挖掘地点。
这是国家文物局和东南亚研究院的那烂陀—室利佛逝研究中心（Nalanda-Sriwijaya Centre）首次在这个地点进行考古挖掘，希望从出土的文物了解新加坡数百年前的历史面貌。
这项工作也是配合市区重建局将在市政区（Civic District）进行的翻新工程，在工程人员还未动工把皇后坊（Empress Place）发展为步行公园之前，先让考古学者在该地“寻宝”。
林祯祥说，皇后坊的考古挖掘地点靠近以前的海岸线，是早期人们聚居经商的地方。他们是根据所挖到古物的设计和样式等初步鉴定所属年代。
目前出土的古物以陶瓷碎片居多，相信是早期人们遗弃的陶瓷器具。此外，工作人员发现一条殖民地时代建造的污水管。
林祯祥说，把可能埋在地底的文物挖掘出来只是整个考古工作的一小部分。之后，还得对文物进行深入分析、记录和存档。预料这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视最终出土的文物数量而定。
国家文物局政策规划总司长陈子宇说，同之前的考古挖掘工作安排一样，有收藏价值的文物日后将在博物馆展出，其他则会作为研究与教育用途。
新加坡是从1984年开始考古挖掘工作。至今已在30多个地点进行挖掘。包括福康宁山、旧国会大厦、达士敦山、皇后坊、政府大厦前大草场、国家美术馆和圣淘沙等。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黄循财昨天也到考古现场视察及参与挖掘。
《联合晚报》- 皇后坊考古挖掘发现元代古物, 预计可挖出三吨古物 (2015-02-13)
《联合早报》 - 教科书新加坡史推前五百年 莱佛士登陆前已是繁荣贸易港 (2014-5-13)
Straits Times - Dig into past uncovers 700-year-old artefacts (2015-02-14)
《联合早报》- 当局澄清喊停传言 皇后坊考古挖掘 按计划进行至4月 (2015-02-25)
http://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50225-450048
网络日前传出皇后坊考古挖掘工作将提前中止的消息，结果吸引大批公众赶在昨天停工前到场协助挖掘，但有关当局澄清未对挖掘工作喊停，工作将按计划进行至4月上旬。
一名参与挖掘工作的义工日前在社交网络上发布消息，指原定长达两个月的皇后坊考古挖掘工作将提前一个月于昨天停止，并呼吁公众前去挖掘地点助工作团队一臂之力。据一名在场的义工指出，昨天估计有50多人响应号召，比平日义工人数多出四倍。
配合市区重建局将在市政区进行的翻新工程，国家文物局和东南亚研究院的那烂陀—室利佛逝研究中心（Nalanda-Sriwijaya Centre）目前在新加坡河口附近的皇后坊一带，展开本地历来最大规模的考古挖掘工作。
市建局、文物局和那烂陀—室利佛逝研究中心昨天受询时联合发表声明指出，从未对挖掘工作喊停，并强调这项工作将如期在4月9日之前结束。
声明说：“我们从一开始便针对工作进程达致协议，参与挖掘工作的各个单位也都掌握相关工作的时间表。考古工作自今年2月展开以来便持续进行，未曾停止，而一切工作将在4月9日完成。”据了解，挖掘地点共分为13个挖掘区，昨天有好几个区的挖掘工作已经完毕。
另外，声明也指出，文物局正同东南亚研究院合作，“聘请更多人手让考古工作顺利进行”，但有关当局并未透露所需的人手数目。
虽然当局强调并未中止挖掘工作，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义工昨天告诉本报，挖掘工作每天一般从早上8时30分开始，直至傍晚6时结束，但工作团队昨天却突然接到指示，在下午2时30分停止挖掘。即便如此，昨天现身帮忙的50多名公众仍协助团队挖掘出不少宝贵文物。
目前已挖出700多公斤文物
此次挖掘地点位于维多利亚剧院和音乐厅正前方，占地约1000多平方米，约10个四房式组屋。这是新加坡自31年前开始考古挖掘工作以来面积最大的挖掘地点。
负责这项工作的本地考古学者林祯祥预计，挖掘工作结束后，有望从两米深的泥坑中挖出至少两三公吨的古物。目前，工作团队已挖出700多公斤文物，包括700多年前的陶瓷碎片、中国元朝的小型佛像、龙泉青瓷碗和古铜钱等。
新国志 SG50—2015年的回望
https://xinguozhi.wordpress.com/2015/03/02/sg50-2015%E5%B9%B4%E7%9A%84%E5%9B%9E%E6%9C%9B/
乙未年（2015年）大年初三，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通商中国、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照例举办一年一度的新春团拜。会长蔡天宝在团拜会重 申：“宗乡总会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出版《新加坡华人通史》一书……预计在今年11月间出版。”（见2015年2月22日《早报星期天》第6版）
《新加坡华人通史》是宗乡总会为纪念新加坡共和国建国50年，暨宗乡总会成立30周年而出版。这是继宋旺相的英文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后，另一部有关新加坡华人历史的著作。所不同的是，前者以英文书写，后者以中文书写。但相同之处，都是为了纪念新加坡的历史盛事而出 版的典籍。1919年2月6日，新加坡庆祝开埠一百年，当时的名律师宋旺相负责编着《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于1923年出版。
英国殖民地政府 以2月6日作为新加坡开埠纪念日，乃因莱佛士在1819年2月6日这一天，与柔佛苏丹胡仙(Sultan Hussein)正式签约，租借新加坡岛，辟为商港。1819年2月6日对新加坡而言，是一个新时代的降临。146年后，新加坡的命运，在1965年8月 9日彻底改变，这一天新加坡独立了。独立后的半个世纪，新加坡从一个转口贸易港，转化为迈向知识经济的后工业社会；人均收入从1959年的600多元，提 升到2014年的6万多元；国势从第三世界跃升为第一世界。今天，这个弹丸小岛已是国际闻名的大都会。
这种成就，不是天赋的。只要我们熟读新 加坡历史，必能从中得到某些启示，了解新加坡成功的秘诀。正如蔡天宝会长在致词中所说：“《新加坡华人通史》这本着作记录了先贤的贡献，以及新加坡的发展 历程。希望借着《通史》的发行，能起到抚今追昔的作用，让大家缅怀先辈的奋斗历程的同时，珍惜现今社会所取得的成果”。
通史是史学著述的一种体例。通过这种体例，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历史，涉及重大的历史事件，杰出的历史人物及多种领域的文化等。在叙述中要体现出历史发展的轨迹或贯穿其中的线索，让读者对历史有整体的认识。
回首百年，往事并不如烟。近日，国家文物局和东南亚研究院的那烂陀－室利佛逝研究中心(Nalanda-Sriwijaya Centre)，在新加坡河口附近的皇后坊一带（具体地点在维多利亚剧院和音乐厅正前方，占地约1000多平方米，约等于10个四房式组屋的面积），进行 考古挖掘工作。这是自1984年以来面积最大的考古挖掘，预计需时两个多月，在4月9日结束。据悉，至今出土的文物总重量达400公斤，包括700多年前 的陶瓷碎片、中国元朝的小型佛像、龙泉青瓷碗和古铜钱等。当局希望从出土的文物了解新加坡数百年前的历史面貌。
从过去31年的出土文物看，新 加坡在莱佛士登陆前，已是一个繁荣的商业贸易港口，而不只是一处海盗巢穴那么简单。当时已有不少华人在此聚居经商。我们有理由相信，莱佛士开埠新加坡不是 偶然的，肯定是做了一番研究之后决定的。莱佛士开埠新加坡的意义，在于重启古代新加坡的繁荣。新加坡在开埠后短短的五年内，就迅速发展为东南亚的区域贸易 商港，于是商业至上、商人的社会地位从此奠定，直至今日。这些都是有其历史轨迹可寻的。
这次的考古工作，从2月14日至今的短短两周，《联合 早报》与《海峡时报》均作出大篇幅报道。考古地点将于日后兴建皇后坊(Empress Place)步行公园。因此建议，此次出土文物在进行分析、记录和存档后，应该放回原位，其上加盖玻璃罩及文字说明，不仅作为步行公园的人文景观，并可让 国人知道，新加坡的历史并非从莱佛士开始。这样才不失这次考古的意义，也是献给新加坡共和国建国50周年最好的礼物。
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研究员 吴庆辉认为，新加坡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大时段，即：古代新加坡（1819年之前）；殖民地时代（1819年至1959年，含日治时期）；当代新加坡 （1959年至今）。本地资深历史学者林孝胜在“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分合问题”（载柯木林、林孝胜着，《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 会，1986年，页61-75） 一文中亦指出，新华历史可分作三个时期 : 新华社会统一时期（1819年至1877年）；新华社会分裂期（1877年至1941年）；新华社会政治回归运动时期（1942年至今）。
这 些分期，都是学者们对新加坡历史的解读及研究心得，有其合理性，不存在对与错的问题。我在这里提及新加坡历史的分期，核心意思是：当我们如火如荼地庆祝建 国50年的同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新加坡的历史不仅仅是50年。四年后的2019年，我们又将迎来新加坡开埠200年！我们必须要有清晰的历史概念，才 不会被50年、200年或700年这些数字搞糊涂！
《联合早报》- 章良我：写在SG50之后 (2016-01-12)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talk/story20160112-569947
2015年终于离狮城岛国而去了。对于广大新加坡民众而言，2015年既重又长，经历得还真有一点不容易。岁暮年终之时，于是有人在回首昨日，也有人在展望明天。
对于喜欢阅读本地文史资料、关注本地人文动向的我，特别在2015年第12个月份里，参加了由本地各大民间文化机构组织的多场文化活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场在晚晴园举办的英语纪录片（附中文字幕）的观赏会。
在该观赏会上放映的，是一部根据本地律师Eric Ng对“狮城”一名由来的自我探索，而拍摄的纪录片《探秘红狮之城》（The Hunt for the Red Lion）。在影片里，Eric考查了传说中和古代文献记载的说法，访问了多位专家与学者，提出了一个有趣而不失大胆的推测：《马来纪年》中所描述的巨港 王子山尼拉·乌他玛，在狩猎中远远见到的红狮，可能是当时岛上华人先民在华人节庆时舞的狮子。
必须提到的是，这部纪录片是受到SG50基金赞助的一个项目。在接受观众提问“为什么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提议会被遴选为SG50基金的赞助项目”时，Eric以英语回答说：“也许，他们（指SG50基金项目遴选委员会）看中了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感兴趣的真诚和热心。”
毋庸置疑，经过SG50国家金禧年大大小小的欢庆项目的宣传，不少以前对本土社会人文历史不甚关心的国人，对自己文化祖先的来历以及新加坡的前世今生开 始兴趣大涨。苦于实质性的历史文物尚有待发掘，一些颇有“旅游市场战略”考量的机构，纷纷在数年前就开始推出了诸如“龙牙门”雕像之类的“人造文物”。
而另一方面，那些负责旅游观光的机构或者是更高当局，却对本地一些具有文化价值的潜在资源，视而不见。新加坡新华文艺协会的前任会长骆明曾经讲过这样一 段故事：1980年代后期，郁达夫的儿子郁飞来新加坡，曾到中峇鲁当年与他父亲居住过的房子参观、凭吊，他还记得当年桌子和床的摆放位置。2000年过 后，当郁达夫的孙子郁俊峰再到那儿参观的时候，房子已经出租给了外劳，不可以进入参观了。
众所周知，就像创作了著名的曲子《黄河大合唱》的中国音乐家冼星海一样，郁达夫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文学家。与只在少年时代在本地的养正学校求学，并没有留下很多的历史痕迹的冼星海不同，郁达夫跟新加坡有密切的关系。
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接受星洲日报社聘请，前来新加坡出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主编文艺副刊〈晨星〉、《星洲晚报》文艺副刊〈繁星〉，以及 《星光画报》文艺版等。后来，他还写社论，同时协助马来亚《星槟日报》刊物的编辑工作。郁达夫的南来新加坡，带动了当时本地区华文文化事业的发展。
在晚晴园的馆藏展览中，我读到了郁达夫来新加坡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估敌》。当时正值日本军国主义虎视眈眈，开始把战争的魔爪伸向中国大地。这是郁达夫 在南洋宣传抗日救亡的第一声，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他在担任《星洲日报》编辑的三年间，先后一共发表了400多篇抗日政论。
当日本发动法西斯战争侵略马来亚时，一介文人郁达夫毅然参加了陈嘉庚领导的抗日筹赈会的工作。直到日本军队入侵新加坡的前一天，他才与一班参与抗日活动 的文艺界人士，乘坐小火轮，逃到苏门答腊，然后化名赵廉，利用各种机会掩护和支持当地人民的抗日活动。让人悲摧的是，这位人生历程千姿多彩的文化人，却在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以后的1945年8月29日，因身份暴露，在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逮捕，后被秘密杀害。
郁达夫的家乡浙江富阳原先就有一个“郁达夫故居”，2015年9月1日，郁达夫在杭州故居“风雨茅庐”也开始正式开放。在中国抗战爆发后，郁达夫告别自己设计的安乐窝“风雨茅庐”，义无反顾地辗转福州、武汉等多个城市，随后前来新加坡，以笔为枪，继续投入抗日斗争。
无疑地，郁达夫在本地的住屋是一个极富文化意义和历史内涵的纪念文物。我询问了多个熟悉或曾经访问过中峇鲁郁达夫旧居的朋友，大家都确认，这间屋子至今 还是私人房产，谢绝外人参观。我有时不免慨叹：为何不办成个郁达夫纪念馆？如果这里有非本土因素的政治考虑，那么晚晴园的纪念对象也不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先 驱？
在轰轰烈烈的SG50过后，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在拓展新加坡本土文化历史内涵这一方面，我们还有哪些方面做得不够？
《联合早报》- 刘家明: 红点小国的国运 (2015-10-17)
《联合早报》- 张从兴: 观春秋而察当世 (2015-10-12)
《联合早报》- 占历年来30次挖掘工作中25次 新发展项目带动本地考古工作 (2016-03-17)
http://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60317-593501
新加坡虽缺乏文化遗产影响评估机制，也没有与考古相关的法律框架或政策，但是自1984年在福康宁山展开首个考古挖掘工作以来，小岛国至今已在不同地方进行了30次的考古挖掘工作，当中25次是由新发展项目所带动。
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考古学者林祯祥（46岁）前天在“古代与城市文化遗址”研讨会上，向东南亚各国的与会者介绍新加坡的考古挖掘工作时，公布上述数据。
曾展开考古工作的地点包括福康宁山、国家美术馆、皇后坊、维多利亚音乐厅、新加坡河口、新加坡管理大学、善牧主教座堂（Cathedral of the Good Shepherd ）、印族文化馆、甘榜格南的马来皇宫、大草场、旧国会大厦、达士敦山、圣安德烈教堂、乌鲁斑丹、水仙大厦，以及尼路的民居等。
林祯祥说，过去10年，本地考古人员进行了至少20次的考古挖掘项目，当中85％是那些具有考古价值，却即将面临新发展项目的地段。考古人员希望抢在发展商动土盖大楼前，抢救地下文物，从而保存新加坡的历史。
林祯祥自2002年以来，参与了至少20次挖掘工作，而2006年以来的所有本地考古挖掘，全部由他主导。他说，本地考古挖掘次数越来越频密，是因为有越来越多国人，特别是由考古学者带领的考古团队，认识到其重要性与必要性。
他说：“每个考古遗址都有其独特性，但是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便是挖掘出来的文物清楚显示新加坡自淡马锡时期，就已经是个生气勃勃的市集。”林祯祥所领 导的考古团队，去年初在皇后坊展开历来规模最大的考古挖掘工作，挖出了3.5公吨的文物，当中就包括700多年前的龙泉青瓷、元朝小佛像、木板、金币、青 花瓷和古铜币等。
林祯祥说，本地考古工作者目前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尽快整理过去数十年挖掘出来的大量文物。他说，本地的考古工作一直面对资金不足问题，能筹到的资金几乎全部都用在较迫切的挖掘工作上。
另一方面，整理工作耗时耗力。他说，每花一天进行考古挖掘就得花大约21天来进行整理工作，包括清洗、分门别类、编码、拍照、包装等，最后还要拟出一份完整的清单。在完成这部分工作后，学者才可能对这些出土文物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
未来考古工作应由文物局主导
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考古组过去五年参与了10项考古挖掘工作，挖出至少5.5公吨的文物。林祯祥说，当中至少3.5公吨的出土文物，目前还有待整理。
过去30年，本地考古挖掘工作的运作模式经历不少变化。林祯祥在学术汇报中说，从1980年代至2000年代之间，所有的考古工作都是由考古学家主动找私人发展商或领导发展项目的政府机构洽谈后展开的。
2010年起至2015年，考古工作者会先找国家文物局，再由文物局出面找相关的发展商或开发单位进行协商和洽谈，让考古团队先进行考古挖掘。
谈到未来模式，林祯祥认为应该由国家文物局主导、出面，同时找发展商和考古学家商讨要如何在开展新项目前，先进行考古挖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