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导 论
中华民族可说是世界上
最富历史感的民族，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保有自己完整历史的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不是凭空捏造的，这不仅有文字记载，也有出土实物为根据。在纸张未发明之前，中
国的历史先是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甲骨文），然后是铸于青铜器（钟鼎文），接着是用漆书写于竹简上（竹书）。从公元前1600年的商朝至今，保存自己的历
史，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中国历史上的史官体制也是世界闻名的。从周代开始完善的政府主导的史馆，一直遵循严格的职业规范，忠实客观地记录 一朝一代的君臣言行，并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连皇帝也不容易过问史官撰写的内容。史官有崇高的操守, 为了维护历史记录的真实性, 可以牺牲生命，这就是 “董狐之笔”。以后各朝的史馆，不仅要修撰本朝皇帝的起居注，记录朝廷大事，保存与整理原始档案，还要编修前朝史。此外，民间私修的历史、野史、笔记、小 说，也多少保存了某方面的历史面貌。
中华民族这种优良的传统，随着移民被带到海外移居地来。海外华人在重大庆典时都会出版纪念特刊，就是很好 的例子。近年来，新加坡华族社团从单纯的特刊出版，又提升到整理整个华族社会的资料，并细分至族群的历史，如《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1986年）、 《新华历史人物列传》 （1995年）、《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2012年）、《江夏风云人物》（2014年），及2015年3月出版的《金门先贤录·新加坡篇》与《走 近新加坡柯氏宗族》（2015年8月）等等，均系代表。
华族社群各自表述自己的历史文化与人物事迹固然重要，但毕竟是局部与片面的。作为新加 坡华社最高领导机构的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简称宗乡总会, 英文简写SFCCA），因有鉴于目前世面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新加坡华人通史，乃认为有必要完成这项历史性的工程。
2013年9月18日，在第 14届理事会暨执委会第七次会议上，一致通过编写一部完整的《新加坡华人通史》的决定, 以填补这个空白。会议決定后，便交由学术委员会负责执行。作为宗乡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的我，乃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新加坡华人通史》全书的统筹与编撰工作。
记得在一次《联合早报》访谈中，我曾表示最大的愿望是 “集合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联合撰写一部从1819年到今天的新加坡华人社会通史” [1] 。但基于种种局限，这个计划一直无法实现。如今23年过去，弹指一挥间。2015年适逢新加坡共和国建国50周年，曁宗乡总会成立30周年庆典，际此双庆 时节，编撰出版一部完整的新加坡华人通史，意义非凡。
然而《新加坡华人通史》工程浩大，最大的挑战就是制定全书纲目。由于这是一项全新工程， 完全没有前例可循。唯一可资参考的是几部当年殖民地官员所撰写的英文典籍，还有就是一般的历史著述。我们用了一整年的时间, 数易其稿，最后才敲定全书各个章节的纲要。尽管如此，在整个编辑过程中，还是不断地修改。
通史是一种体例
通史是史学著述的一种体例。通过这种体例，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历史，涉及重大的历史事件，杰出的历史人物及多种领域的文化等。在叙述中要体现出历史发展的轨迹或贯穿其中的线索，让读者对历史有整体的认识。
因此，《新加坡华人通史》内容浩瀚，涵盖领域广，时间跨度大。全书从开埠前的 “海疆殊域” 到经济转型；从上层社会的领袖人物到基层人民的生活样相；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从华商、华侨、华裔到新加坡华人；从文化认同、政治觉醒到本土意识的萌 芽、茁壮与成长；从本土的意识形态如文化、教育、文学（包括古典诗文）、乃至出版、戏剧、美术、影视活动及表演艺术等等，都有着墨。有些 “争议性的历史课题” 如秘密会社（俗称私会党）、中国国民党、马来亚共产党在本地的活动, 亦不避讳。这样做的目的是忠实于历史，让读史者更能全面地窥视新加坡华人史的全貌。
我们以全方位、多角度来撰写这部通史，希望在内容及体例上 有所突破。在编写过程中，翻阅旧报刊，档案资料，倒有不少惊喜与发现。本书开章篇〈海疆殊域〉， 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古代新加坡的图景。在莱佛士登陆前的500年，大约在公元1300年的时候，当时被称为淡马锡、单马锡（Temasek）或龙牙门的新加 坡，是一个商港及海盗渊薮[2]，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近年來岛上各地发掘的出土文物如宋、元及明初的瓷器与钱币，以及1984年 新加坡考古发掘出土的14世纪文化层遗物，显示这里是个商港。汪大渊(1311-1350)的《岛夷志略》（1349年）纪录了1330年与1337年旅 途，是个佐证。当时新加坡岛上已有华人居住，并与中国通商。汪大渊告诉我们，海盗专劫掠回航商船，和泉州通商的货物 “皆瓢窃之物也”[3]。
然而，这段历史只维持了大约一百年。古代新加坡在17世纪开始没落。接下来两百年，新加坡陷入浑沌状态，直到莱佛士开埠为止。如果新加坡华人史从14世 纪说起，或自1819年上推500年，亦不为过。我们有理由相信，莱佛士开埠新加坡不是偶然的，肯定是做了一番研究之后决定的。莱佛士开埠新加坡的意义, 在于重启古代新加坡的繁荣。新加坡在开埠后短短的五年内就迅速发展为东南亚的区域贸易商港，是有其历史轨迹可寻。
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天然形 势，加上历史及人文发展的因素，决定了新加坡必然成为本区域的贸易重镇，同时也产生了促进东西文化交汇的气候，与孕育多元文化的肥沃土壤。700年后，新 加坡在整个区域以及全世界所处的形势，从殖民地时期直至今日，基本上并无太大的改变；新加坡曾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地位亦有增无减，多元种族与文化的社会 特色，本质上仍旧和古时候的情况相同。
开埠初期，由于各种建设需要大批和建筑业有关的劳工、技工与木工，吸引了华人拓荒者先后从槟城、马六甲、廖内群岛及中国沿海的福建、广东两省，分四路到来新加坡。19世纪中叶，经过这波移民浪潮，新加坡华人社会基本形成 (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1821年2月18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第一艘中国帆船从厦门直航新加坡。从1827年开始，《新加坡纪事报》（Singapore Chronicle）就不断报道华工随中国帆船到来新加坡的消息。中国帆船带来了早期新加坡的繁荣，对开埠时期新加坡的经济贡献殊巨。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风帆时代的新加坡〉清楚地描绘了早年中国帆船的贡献。
自1836年以来，华人是新加坡的最大族群，华社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新加坡的社 会和经济稳定。从殖民地到建国后的国际和外交关系，这个特殊的“华族”因素一直困扰不休。基于这个原因，殖民地政府对清廷（中国）在新加坡设置领事不只特 别敏感，并感到不安，主观上认为清廷领事企图控制新加坡华社及传播 “亲中国”的政治思想。历史上两国政府在“设领”的问题上一直纷争不断，说白了，亦即是两国政府对海外华社的“领导权之争”。
中国驻新加坡领 事一章，阐述了历史上新中关系的来龙去脉。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首任专业外交官左秉隆领新期间 （1881-1891），领事馆馆址时常搬迁，原因不详，学者可进一步探讨。本书第四章第二节列表志明了从晚清、中华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 的驻新领亊名单及馆址，很有参考价值。
清朝驻新加坡领事的情况，目前已有专著，如温仲佶(Wen Chung Chi) 的 The Nineteenth-Century Imperial Chinese Consulate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1964年新加坡大学硕士论文)；及蔡佩蓉的《清季驻新加坡领事之探讨（1877-1911）》（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2年出版）等。但民国时期的驻新领事这课题，向来涉及者少，该章节（第四章第二节）对其中最后几任民国领事，如唐榴、高凌 百、伍伯胜作了简略的介绍，还有许多空间有待学者进一步研究。至于当代中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的研究，目前还是空白，这是学者可以开发的研究领域。清朝 驻新加坡领事是在殖民地时期；独立后的新加坡共和国与中国建立的，是大使级的外交关系。2015年适逢新中建交25周年，回顾这段历史，颇有一番感受！
1900年，以康有为（1858-1927）为首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1866-1925) 为首的革命派，不约而同地来到新加坡。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七次进出新加坡鼓吹维新和保皇思想；而孙中山也先后九次来新宣传革命，并在此策划了其中三场起 义。他们两人在这里的活动，引发了本地华社对中国政治关注，“启蒙并扩大海外华人对祖国政治参与的机会”。特别是在这两股政治力量相互竞争，彼此对立而致 内部分裂的同时，也促使本地华人群体政治化的过程，“从而形塑了海外华人中华民族主义的认同”， 对新马华人社会的政治思潮产生深刻的影响（本书第四章第四节）。
由于康有为和孙中山的政治动员，让地处南洋边陲的新加坡，一跃成为区域内推动 和改变中国前途的政治中心。新加坡同时扮演保皇运动的总部，及革命运动的基地，致使本地华人，在对辛亥革命成功后接踵而来的共和、讨袁、北伐、抗战、国共 斗争等中国政治动态，都有所回应。百年前维新派和革命派播下的政治种子，持续在新加坡华社的土壤发酵成长。这种“内向之心”（亲中国）的现象，一直到二战 结束、新加坡争取自治及独立后，本地华人社会的政治认同，方才逐渐由中国转向新加坡。
新加坡早期的华族移民，主要是来自马六甲的漳泉商人，和 中国沿海闽粤两省的移民。移民群中说不同方言所造成的隔阂而形成的“帮”，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的特征 。在新马，“帮”的表现较东南亚其他地区突出。不同方言群体都设立自己的宗宙、崇拜不同的神祗、创建自己的义山，组织自己的地缘、血缘与业缘的会馆。此 外，各帮还有各自的私会党。因此，“帮权政治”是新加坡华人史的重要课题。19世纪新华社会的“帮”与“帮权”的局面, 殖民地政府并不干涉，反而使其合法化。帮权是绅权的基础 ，而绅权的取得，需要神授。在这样的背景下，庙宇的社会功能除宗教信仰外，更多地承担着政治的角色。庙宇的建设和管理者都是有名望的商人，这些商人同时又 是华社的领袖和帮权政治的核心人物（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及第七章第二节）。
帮权特征也表现在移民时代的华商世界，主要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 是帮权和行业的关系。移民由于生活在陌生的多元种族环境，往往靠语言相同的同乡引介进入同乡从事的职业，造成某帮群多数从事某种行业的现象。如来自马六甲 的华商控制转口贸易、潮商独霸胡椒甘蜜种植业、广客商分别垄断酱油与当铺业等。另一层面是各帮分享同个行业，但根据帮权结构占据各自地盘。例如汇兑或民信 业业就有闽、潮、广、客及海南帮群的汇庄。华资银行起初也是有鲜明的帮权色彩。行业的帮权结构是一双面刃。初期有助于企业建立商业网络，但当企业发展到成 熟阶段就必须跨越帮界，甚至华社和国界，走向区域。否则，帮权结构便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除了经济大势外，建基于帮权结构的民信业的没落为一佳例 （第十二章）。
由于新加坡一开埠就制定自由港与自由贸易政策，鼓励经济发展，这意味着商人的地位要比其他阶级重要，商人阶级是新加坡社会的中 坚份子。自由港、商业至上和商人至上不但决定了殖民地时代新加坡的经济体系、商业社会的本质，也影响了华社领导层的模式。财富、威望和权势成为海外华人社 会的主要价值观。那些来自马六甲的土生漳泉商人，通过建庙作为团结族人的中心而赢得绅权（帮领导权），并垄断了闽帮的领导层 。巩固绅权也要得到当政者的认可，华社领袖向清朝政府捐官，或希望殖民地政府授予荣衔，此为重要原因之一。
新加坡华族领导层一开始就为后世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华社领袖不仅要有钱，还要肯出钱，并能配合殖民地政府的政策，才能有效地为新华社会作出贡献。这种传统至今犹然，百年不变。本书第三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三节，和第五章第一节阐述了上述的史实。
1880年代，殖民地政府设立英女皇奖学金 (Queen’s Scholarships) ，鼓励与教育土生子弟。1890年代以后，从英国学成归来海峡华人，壮大了亲英与亲英国文教领导层的行列。一个“皇家华人”(King’s Chinese) 的领导层模式终于出现。这与来自中国且具草根性的领导层，形成对照。
就是由于这种分化政策，使得早年的新加坡明显地分为迁 民社会 (Immigrant community )与峇峇社会 (Baba community)，两个社会都有各自的精英 。这两个社会的分化一直到日本南侵之后，才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汇合成一股抗日洪流。陈嘉庚（1874-1961）领导的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Nanyang Federation of China Relief Fund, 简称 “南侨总会” NFCRF）在这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
二战期间, 日本给侵略区人民造成的痛苦,是灾难性的，幸存者至今记忆犹新。在新马，反日浪潮源自1928年的济南惨案。但当时的“山东筹赈会”只有“反日情绪”而无 “救亡概念”。嗣后〈田中密摺〉[4] 曝光，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侵华野心已暴露无遗，整个舆论界才如梦初醒，开始铺天盖地传播田中奏折。单在上海出版的《日本田中侵略满蒙积极政策 奏稿与注释》，不到一个月竟印了24版。新加坡三大华文报，《叻报》、《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也分别于1931年10月9日，10月13日及10月 22日以大篇幅连载田中奏折，唤醒侨胞的抗日救亡意识。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与新马及其他海外华人地区，才有亡国危机 感，才萌发 “救亡意识”。1937年的七七事变，一个以新加坡为基地，由陈嘉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个空前绝后的爱国爱乡的海外华人民族主义运动的旗帜下，新马 华人，不分男女老幼、政治意识、籍贯、富商、劳工、知识分子及学生，大家团结一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私忘我地到处奔波筹赈救国。除筹赈救国外，更大 的意义在保护他们的“第二故乡”。“南侨总会”的抗日救亡决心坚持到最后，直至新加坡沦陷前夕，陈嘉庚等人才离开前往印尼避难。本书的第十三章对此有详细 的阐述。
1942年2月15日，日本占领新加坡，结束了英国在新加坡长达123年的殖民统治，取而代之的是日本“三年八个月”的军政统治。“三年八个月”是新加坡 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而“华侨大检证” 、“南京大屠杀” 与菲律宾“巴丹死亡行军”并列为二战期间日本军政的三大污点。新加坡在“大检证”期间（1942年2月21日到23日) 到底牺牲了多少人，至今仍有争议。本书第十四章指出，当年死难者“应在五万人以上”。该章亦对“华侨协会”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在军政中所扮演的角色与“贡献”作了历史的评价：“华侨协会”并不是“出于保护华侨、或为华侨社会谋福利而创立 ”。相反的，“华侨协会”是始终“为日本军政当局效犬马之劳，并出色地履行了“大日本帝国”所赋予的、傀儡团体的职责” 。
必须一提的是， “三年八个月”日治时期使新加坡华人认识到，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是摆脱外来势力控制的唯一道路。华人必须改变、并放弃战前不参与当地政治的移民思想， 而应该落地生根，与其他民族并肩奋斗，自己当家做主，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才不会重蹈那黑暗的“三年八个月”的覆辙。 从这角度看，“三年八个月”是警示人民必须反抗一切外来侵略，并立志当家做主的“反面教材”。2015年乃和平70周年,居安思危，重温这段历史，是否可 以从中得到某些启示！
二战后，东南亚掀起如火如荼的民族主义运动，争取独立自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殖民地政府严厉管制华人到 中国旅游、探亲及升学，也不准中国移民的到来。在这国际大势下，华侨正处于十字街头，有一种有家归不得的感觉，也有衣锦还乡美梦破灭的失落。一般华人普遍 对中国新政权既不了解也没信心,回去是条不归路。既然不想也不能 “落叶归根”回国， 只好调整心态作 “落地生根”的打算。这是二战后华社帮权政治转型，以及华人归属感由“华侨”到“在地华人”转向的基调，最终入籍成为新加坡公民。
曾经的文化重镇
峇峇社会的历史与文化，是南洋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有其奇异缤纷的色彩。由于外人对峇峇不谙 “汉语” 的印象，峇峇常被讥笑为“OCBC” （ Orang Cina Bukan Cina 是华非华），甚至被批评为“数典忘祖”。其实，传统峇峇家庭更懂得 “慎终追远”，神主牌曾是峇峇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婚嫁礼俗方面，峇峇沿袭明清时期的华南古礼, 而且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其庆祝仪式甚至比一般华人更为传统。只是经过二战的洗礼及时局的变迁，峇峇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上出现了断层而更显西化。本书第五章第 四节对峇峇社会的历史与文化有精彩的分析，值得一读。该节亦整理了一份“新加坡峇峇的华文作品列表”，很有史料价值。
侨汇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 极其重要的角色。过去中国的入超 (贸易逆差）就靠侨汇的弥补, 当年新马侨汇占世界侨汇的七分之一。侨汇与侨信是“银信合一”的特殊家书 ,俗称侨批 。新加坡曾是侨批的区域中转枢纽，周边国家要寄侨批回中国，都集中到这里再转寄出去。经营侨批业务的民信业，在新加坡战后初期如雨后春笋，极一时之盛。我 们特辟一章〈家书抵万金〉(第十一章)，来阐述这一段历史。侨批的内容反映了低层人民的生活样相，填补了官方档案中对基层史料记录的某些空白片段,补正史 之不足。今天，侨批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的记忆遗产[5]。
自开埠至今一百多年来，华商在新加坡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新加坡虽然是个商业社 会，但第一间银行，加尔各达联合分行(The Union Bank of Calcutta) 却迟至1840年才设立。63年后（1903年）第一间华资银行---广益银行出现，那时距新加坡开埠已经84年了。1912年9月，华商银行在新加坡注 册。20年后的1932年，华商银行、和丰银行（1917年成立）、及华侨银行（1919年成立）合并为华侨银行有限公司。今天，华侨银行乃是新加坡三大 銀行之一。
1929年开始，全球经济大萧条。与此同时，日军侵华及日本企业南进东南亚，更使华人企业和华资银行面临空前经济危机。日本对新加 坡华商的打击不纯粹是商业竞争，而是政治对抗。由于新加坡华商是援华筹赈会的骨干，击垮华商是日本侵略中国大计划的一部分，本书第十二章述之甚详。
从历史上看，新加坡也是一个中华文化重镇。20世纪初，以邱菽园 （1874-1941）、林文庆（1869-1957）为首的新加坡华人，极力宣扬儒学、提倡孔教、推行建孔庙、兴学堂的计划，使孔教得以在海外继续发 展，新加坡一度成了孔教复兴运动的中心(第七章第一节)。50年后，全东南亚唯一一所民办华文大学落戶新加坡，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还有，新华古典诗文、蕉风椰雨文学及美术绘画、影视等等，在这里亦有其光辉灿烂的时刻。
早期新加坡这块被称为“化外之民”居住的海彊殊域，许 多文人雅士都不愿到此。所谓 “地气人俗殊中华，从来名士至者寡”，毫无文化可言。尽管如此，19世纪中叶仍有不少南来文人，基于种种原因，路过或在此作短暂停留，形成了独特的新华 “士”阶层文化 （第五章第三节）。他们写下许多经典的古诗文作品，对星岛及南洋风物，有所咏赏，成为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新华古典诗坛在新加坡曾经热闹过一段时期。
可惜的是,19世纪下半叶以后,一切都变了! 时代变了、环境变了、语文也变了。许多土生的新加坡华人中文水平不高, 甚至不谙中文，新华古典诗文终于淡出历史的舞台（第八章第二节）。
随着新华古典诗文的式微，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来的中国文人和土生土长的华人，在蕉风椰雨飘摇的道路上，共同负起推进新华文学的任务。1950年 代，由舆论界、文化机关、学校、学生组织所发起的反黄运动，使新华文学活动获得一个重新出发的机会，也使文学的社会活动有了可以发展的空间。在反对黄色文 化，建立健康文艺的基础上，促成星华文化协会的成立。星华文化协会在往后政治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本书第八章第三节对此有详细的分析。1966年, 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新华文坛泛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红潮，第八章第四节亦触及了鲜为人知的新华左翼文学。
早期的东南亚，报章是推动当地 文学的主要力量，新加坡的情况也是如此。《叻报》是新加坡乃至全东南亚第一份以报纸形式出现的华文报，《叻报》之后的《天南新报》（1898年5月26日 - 1905年4月30日）、《星报》（1890年2月14日 - 1898年杪）、《南洋总汇报》（1905-1947）等等，为我们保留了早期新华社会的重要史料。更难能可贵的是，《叻报》创办人薛有礼 (1851-1906) 竟然是一位受英文教育的峇峇。从1881年《叻报》创刊到1983年本地两大华文报章《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合并为今天的《联合早报》，华文报章从 “百家争鸣”到“一枝独秀”，新加坡华文报业102年的历史，可从本书第六章窥视情况。
海外华人向来重视教育。新加坡的华族先辈当年积极办 学，便是旨在让年轻的一代，能接受知识的启蒙，文明的教化。虽然英国殖民地政府治理新加坡一百多年，但一直没有把提供义务教育作为其施政职责。到了战后， 这一情况才开始改变。所以，在此前百年以上的时期内，本地的华校都是由华社自资兴办。正是因为社会上有这样的需求，让我们看到了在政府没有提供义务教育的 那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是华校为新加坡承担了绝大多数孩童教育的社会责任。自1849年崇文阁开创，至1955年南洋大学成立，新加坡华文教育经历有百年 的风雨历程。1986年, 随着教育制度的改革，华文教育转型为华文教学（第九章第一节）。
本书第九章第二节还谈到“讲华语运动”（The Speak Mandarin Campaign ）。“讲华语运动” 自1979年至今已臻36年。有趣的是：早在1898年，林文庆就在其寓所、安祥山（Ann Siang Hill）的威基利俱乐部（Weekly Entertainment Club）和英华义学（Anglo-Chinese Free School）开办华语训练班（又称新加坡官话传习所，The Teaching of Kuan Hua in Singapore）, 积极推广华语。这是最早的“讲华语运动”，林文庆可说是新加坡“讲华语运动”的始祖。
说到林文庆，不期然地想到宋旺相 (1871-1941)。林文庆与宋旺相两人不仅是 “峇峇双杰”，也是新加坡华人史上的杰出人物。这两位都是英女皇奖学金得主的海峡华人，彼此惺惺相惜。但两人的思维，还是有差异。林文庆内心有“星洲” （新加坡）也有鹭岛（厦门），有英国也有中国；宋旺相只爱一乡一国,即新加坡和英国。通过对这两位海峡华人的探索，可以窥探百年前峇峇社会中,两种受英文 教育群体的精神世界与生活状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本书第五章第五节对此二人亦给予正确的历史评价。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像林文庆这样 学贯中西的双文化精英，成为各领域的领导人。
一般研究美术史的，都以1938年创办的南洋美术专科学校，作为新加坡美术的嚆矢。我们在编写 《新加坡华人通史》时，从史料中发掘了“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才是新加坡美术界的开山鼻祖。1922年, 由潮帮殷商陈若愚（1866-1939）的三公子陈秉鍼创办的“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较之1938年林学大（1893-1963）的南洋美专, 还早16年。从《叻报》的记载上看，这间设于“皇家山脚吊桥头门牌第二十二号”（即现今克拉码头Clarke Quay一带）的“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已具相当规模。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把中国画与西洋画列为正科；木炭、水彩、粉彩、铅笔画列为选科。正科面授为期 两年、函授三年；选科面授三个月、函授四个月。一开始报名就读的人数就有50多人。也许因为学院的存在短暂，成立两年后即停办，所以历来甚少有人注意到这 新加坡美术史上的开路先锋。但它成立于闽帮人数最众多、最富有的方言群体的华社里，具有特别意义。那个年代，五四运动已经波澜壮阔地展开，新加坡华侨美术 学院所倡导的思想意识，代表了当时海外华人，或更具体的说是潮籍侨民，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反应。我们在本书恢复了“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的历史定位, 同时肯定了新加坡画坛的潮人现象 （第十章第一节）。
新加坡电影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02年第一场露天电影的放映。早期旅居新加坡的日本人也从事电影放映的行业。不过，早期在南洋一带最受欢迎的电影不是华语片而是粵语片。有关早期新加坡影视资料，可参考本书第十章第三节。
虽然新加坡建国至今只有50年，但选举却己有67年的历史。从1948年的第一次选举到2011年，新加坡共举行了16次选举，其中5次是在独立之前举 行的。令人诧异的是: 新加坡历史上第一次选举,是一个以印度人为主的选举。本书第十六章第一节对新加坡16次的选举，有独到的解读。
海峡华 人领袖争取宪制发展始于1920年代。陈祯禄是第一位海峡华人提出马来亚自治的理想。至于新加坡争取独立的斗争,可从战后的1945年8月15日起，直至 1965年8月9日，历经20年始真正建国。其过程多变，既曲折又艰辛。从伦敦谈判开始, 到中华总商会领导的争取公民权运动, 乃至推动华人参政，推动选民登记，争取废除议院语言限制等等, 华社有识之士及时作了对国家认同的转向。这反映在1947年底爆发的“马华文艺独特性” 与 “侨民文艺” 的论战。然而, 此期间的国家认同，只是初步阶段。直至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人民的国家意识才逐渐浓烈 （第十五章第二节）。
李光耀是英国殖民地教育制度下培训出来的精英，他的出现，把海峡华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对当地社会的贡献，推向一个高 峰。他个人是新加坡的代名词，代表了一个时代；而他的离去，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他领导新加坡期间，对华族社会的贡献，不是三言二语所能槪括。新加 坡华人史绕不过其身影，他是建国总理，现代新加坡之父，无庸置疑。本书第十六章第四节重点评析了新加坡在李光耀掌舵下的建国艰辛之路，也凸显他的高瞻远 瞩,如何通过精明的战略和策略来克服无自然资源的弹丸岛国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及人才发展的局限，而在困境中发展出特殊但有效的建国之道（法治、清 廉、威权、民主)。
独立后的半个世纪中，新加坡从一个转口贸易港，转化为迈向知识经济的后工业社会；人均收入从1959年的600多元，提升 到2014年的6万多元；国势从第三世界跃升为第一世界。这种成就，确实令世界刮目相看。然而，新加坡的成功秘诀到底在哪里呢？本书第十六章第二节及第三 节对独立后的国策、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有详实的分析。
新华历史的脉络
迄至建国以前，中国政局及其中央政府的侨 务政策，深深地影响了当地的华族社会。从清廷驻新领事到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乃至1930年代的抗日救亡运动，本地华族社会都有深度参与。战后中国国民党对 华族社会的影响，几乎无孔不入。因此，从晚清设领以后，殖民地政府对华族社会的效忠问题，始终耿耿于怀。华族社会亦因中国政局问题而分化：最初是维新派与 革命派，之后则有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党派之分。本书第十五章第一节翔实记载了上述重大历史事件及华社的尴尬处境, 并对此问题作了总结性的论证！
新加坡历史浅短，但在这绵延近二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从1819年至今，其间历程风雨沧桑，人物事件，纵横复杂，要理顺因果关系，并非易事。新加坡华人历 史的脉络，在1965年建国前基本清楚 ；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后，华人史这条主线就逐渐模糊了。1965年以后，新加坡华社无论在社会、经济、国家认同及社团转型等层面上，都与以往不 同，这也影响了华人历史的走向。
新加坡社会与市区景观 ，在建屋发展局（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 简称HDB）与市区重建局（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简称URA 成立1974年4月1日）成立后 ，有很大的改观。尤其是1960年2月1日建屋发展局成立后，在“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下，解决了市区住房拥挤的问题，使新加坡的市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 年殖民地政府所规划的同一方言族群聚居一处的现象，消弭于无形，有利创建一个多元民族的全民社会。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重组，独立后的新加坡华人 企业，打破过去帮权和行业的关系，与传统家族企业模式，利用现代理念，聘请专业人士，提升企业的形象与管理，甚至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与其他跨国公司一 较高低。华人企业除了银行金融外，也出现了不少新兴行业，如科技公司、房地产发展商等等。2015年2月6日，陈庆炎总统在中华总商会举办的“新加坡建国 50周年杰出华商奖” 颁奖仪式上, 亦肯定了华商在新加坡发展初期的贡献。
由于社会的变迁，以往照顾宗亲族人的宗乡会馆，已完成了时代的使命并且转型。本土意识提升为国家认同， 也即是 从“落叶归根”到 “落地生根”，华族帮群意识从此淡化，这一切都是建国之后新华历史发展的重点。
华人宗乡会馆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在近百年的新加坡华族历史上，会馆曾经扮演重要的角色。从转化中得到新生的宗乡会馆，再度肩负起新的历史任务， 成为强有力的民间华族文化机构。因此，建国以后的新华历史发展，可以宗乡会馆的活动为代表，侧重撰写宗乡会馆的活动，跟影响整个新加坡华人社会的重要政 策。建国后宗乡会馆的活动，主要表现在发扬与保留母族文化，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配合既定的国策。1986 年1月27日成立的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是新加坡华人史上的大事。宗乡总会成立的意义，在于抢救华人意识和维护中华文化的传承。本书第十七章总结了宗 乡会馆在促进融合新移民所作的努力。
由于这是一部通史，各个篇章与篇章，章节与章节之间难免有重复之处。解决的方法是负责篇章的撰写者，对其 研究领域的编写，顺其历史脉络，一气呵成。我们希望《新加坡华人通史》既是一部通史, 也是新加坡国志的一部分。必须强调的是：本书第十八章阐述了过去二百年来，即从殖民地时代开始至今的新华历史研究槪况及重要著述, 使学者能更清楚地了解近当代新华史坛的基本轮廓。若干年后，这将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文献。
《新加坡华人通史》全书分18章41节。书末除参考书 目，和参与撰写本书作者名录外，还有三个附录：〈新加坡历史大事记〉、〈新华先贤五十名〉、〈重点古迹与文物〉。这三个附录简单介绍了50件與华人有关的 新加坡历史大事、50位华族历史名人及50处文物古迹。50这数字代表建国50年，附录的作用可让读者在短时间内了解新加坡华人历史。
这里要 对其中的一个附录稍加说明。附录二〈新华先贤五十名〉列举了50位新华先贤，我们对这批先贤作了详致考证。譬如陈笃生，根据《海澄峨山陈氏族谱》所载，他 原名陈卓生，“生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丁卯三月十二日戌时，娶李贵郎官之女名淑娘”。一般史书都记载陈笃生生于1798年，实误。陈笃生英年早逝， 辞世时年仅43岁。陈笃生祖籍福建省海澄县。直至2010年3月，其后人陈继廉从新加坡回乡寻亲时，发现《重修苍头社石路捐缘碑记》（光绪卅一 年，1905年）中，陈武烈（陈笃生曾孙）捐龙銀150大员，始确定其故乡具体地点即今福建省龙海市海澄镇仓头村后许社[6]；又譬如张永福，一般史书都 记录其卒年为1957年。但在2011年1月，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研究小组，在香港砧石山的志莲淨院，找到张永福“莲位”，清楚志明张永福是“终於民 国己亥年二月卄八日酉时”，民国己亥年为公元1959年[7]；还有胡文虎的永安堂是1926年在新加坡创立，而非传统说法的1923年[8]。至于其他 先贤如薛佛记、刘金榜、林文庆、林秉祥等等，我们对他们的祖籍地都具体到乡镇的位置。这样做是要达到保存史料的目的。
本书各个章节均由研究该课题的学者负责撰写。选定合适的写作者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但这项工作进行的并不顺利。有些原本已答应撰稿的学者，嗣后又因个人因素而退出编写团队，在物色人选方面确实颇费周章。
我们邀请的多是当前研究华人史的著名学者。所涉及的国家与地区，除本地外，还有来自马来西亚、中国、香港、日本、澳洲等地。在编写团队中，也有新加坡的 新移民参加。新移民要融入新加坡的主流社会，首先必须要了解该社会的历史。参与史学著作，无疑是最好的入门。本地学者与新移民联合撰写新加坡华人历史，对 新移民融入本土社会, 起了积极的模范作用。
从撰写者的年龄层看，可谓老中青三结合。这部通史也为年青学者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 。让年青学者加入编写团队，选择其所熟悉的, 或正在研究的课题撰写，这是刻意的安排。学术研究，尤其是史学研究，必须要有传承才能持继永恒。不过，在让年青学人撰稿的同时，我们亦安排该课题的专门学 者负责审阅稿件，以统一全书的质量。
为避免《新加坡华人通史》的内容过于繁杂，每篇章节字数尽量控制在1万5000字左右。换言之，每个篇章 的撰写者，以其丰富的学养，将研究精华浓缩在1万5000字的行文中。当然有些章节是超过规定的字数，这是不得己的事。每个篇章前均有150字的中英文说 明，浓缩该章的内容槪要，为日后有志深入研究者作了提纲式的启示。各个章节均署有撰写者名字，以示文责自负。
历史的长河是割不断的，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总是有其必然性。昨日种种原由导致今日之果，其理至明。为了更全面地展现历史图景，在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层面上，未免涉及至今日，这就是本书不设下限的原因。
为了确保 《新加坡华人通史》可以在2015年11月顺利出版，我们在2013年初就开始工作，并且把截稿的时间订得很早。这样编委会才有足够时间审阅、修饰并统一 全书文字。编辑委会成员除了历史学者、大学教授外，还包括了古建筑学家、文学研究者、人类学者、翻译工作者、报人等。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此全方位的编辑团 队，能更全面地看待与解读历史问题。
编委会的主要职责，除了设计全书大纲，修饰各篇章外，就是重新审劾存疑的史料。由于历史图片最能忠实地再 现历史场景，毎个篇章至少附有三张插图。我们在遴选历史图片方面，不仅要求与内容文字有关，同时要注意图片本身的原始性。除了一些基本图片外，尽量采用未 经发表过的。
我们现在所做的是逆水行舟的工作。城市化、现代化、商业化的结果，已迷惑了我们的理智。缺乏人文思维，注重眼前利益之争的心态，充塞整个社会。如果我们这一代再不把自己的历史整理出来，可能就“后继无人”了！从这意义上说，《新加坡华人通史》的出版, 正合时宜。
新加坡从一个荒凉的渔村到国际大都会，从单元经济转型到多元经济，新加坡的华人与其他各族人民在这里胼手胝足，共同创造了今日的繁荣。新加坡从荒芜到进步，不是一蹴而成, 至少已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本书也只是概述其间的几个重要环节而已。
这本《新加坡华人通史》封面题字出自本地书法大家曾广纬，封面设计则取自著名画家林子平于1980年所作之 “新加坡河”水墨画，由孔巍小姐特效加工处理而成。本书出版得到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的赞助，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开放参考资料，特此致谢！还有蜚声国际历史学家 王赓武教授的序文，确使本书增色不少！
《新加坡华人通史》主编
柯木林
2015年7月5日·新加坡
注释:
[1] 区如柏，〈沉醉在历史的海洋中：柯木林希望续写新华历史〉，载《联合早报》，1992年11月23日。
[2] 单马锡，见汪大渊， 《岛夷志略》之“龙牙门”条；《郑和航海图》译作“淡马锡”；美籍考古学家约翰 . 米西克（ John Miksic 1949 － ) 曾率领学生于新加坡进行田野挖掘工作前后长达28年，然后将成果编写成书 Singapore and the Silk Road of the Sea （《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于2013年出版。
[3] 《岛夷志略》之 “龙牙门”条。
[4] 原件称《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1929年末经南京《时事月报》披露以来，其真伪问题已争论了半个多世纪。
[5] 2013年6月19日，在韩国光州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IAC）第11次会议上，由福建、广东两省联合推荐，中国国家档 案局申报的“侨批档案”顺利通过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侨批涉及的地域包括中国东南沿海的闽、粤、琼与东南亚各国。
[6] 此碑于海澄镇仓头村后许社会庵宫发现，参阅2010年3月24日《厦门网》的报导。
[7] 根据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副馆长葉璞提供的资料，2010年12月27日至29日，在美国旧金山位于San Mateo的住家采访张永福的次女张健华（时年86岁）时，张女士就告以其父张永福的牌位安置于香港砧石山附近的一座庙宇。2011年1月，晚晴园研究小 组终在志莲淨院找到张永福的“莲位”（列号“有0177”）。除葉璞本人外，时任馆长潘宣辉及研究部主任陈丁辉博士亦在场。
[8]〈维基〉及〈百度百科志〉志明1923年 (无资料来源)。〈新华先贤五十名〉系根据沈仪婷的《谱写虎标传奇：胡文虎及其创业文化史》（2013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改为1926年。
王赓武：19、20世纪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与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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