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明日报》- 旧福特车厂资鉴馆 翻新后改名“昭南展览馆”命名惹争议 (2017-02-10)
联合早报 - 严孟达：话说“伪昭南” (2017-02-25)
http://www.zaobao.com.sg/zopinions/views/story20170225-729059
随着当局从善如流，把纪念昭南时期的展览馆名称正式改名为“日据时期：战争与史迹”展览馆，不再出现Syonan这个字眼之后，有关的命名风波也该平息，这里仅是顺便讨论一下风波所引发的一点思考。
日本占据新加坡三年零六个月，沦陷日距今75年，不算太久，即使时隔更久，我们无论以什么方式来“纪念”这段惨痛历史，都不能采取一种超然或是“纯历史”的高角度来谈，而必须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来展现我们的历史观，才对得起当年为抗日而牺牲，或是被害的祖宗和他们的后世家族。
过去人们（主要是华人社会）在谈到这段黑暗日子时，都尽量不提“昭南”这个字眼，因为这两个日本汉字让人感到耻辱和不舒服，而通常会说“日治时期”或是“日据时期”。
但“昭南时期”的确是个历史事实，我们不能完全回避，不能回避又该如何？
且说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占领中国东北的满洲，建立“满洲国”，领土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蒙古东部，以及河北省承德市，扶植傀儡政权，通过签订《日满协定书》，正式把“满洲国”当作殖民地，从1932年3月1日到1945年8月18日，长达13年多。
不论是中华民国政府还是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不承认这个所谓的“满洲国”，而称之为“伪满洲国”，其傀儡政权则是“伪满政权”。一个“伪”字不只表达了“不予承认”的立场，更是一种痛恨和批判。
“昭南时期”对我们而言是一段痛史，我们绝不能苟同其合法性，故称之为“伪昭南”才符合我们的立场。
当年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的华人，是日本军国主义殖民的主要受害者，南洋华人的抗日一方面支援“祖国”（中国）的抗日运动，一方面在本土上反抗日军的暴行。身为华人社会领袖的各社团领导，自然成为日本占领军的眼中钉，日军又有不少台湾籍的“日本兵”，日军一到，各社团领导人人自危，因此，社团纷纷自毁名册，以免落入日军手中。
台湾出版的《南安续志》在记述新加坡南安会馆的历史时有一段记载，说二战时期的南安会馆主席“侯西反先生蝉联主席十数载，直至抗战时期为英政府加以莫须有之罪名，勒令离境为止。”之后由周献瑞先生主持会务，继承前侯主席之精神，“协助筹赈抗战工作，至日军南进时，会址已成为抗日义勇军总部。及日军陷星，会馆当事者为避免无谓牺牲，一面焚毁有关文件，一面设法离星逃亡，有者至战时陪都重庆，有者匿于荷印各岛，相机返马从事抗日活动，林谋盛烈士乃其中佼佼者。”
又云：“在新加坡沦陷之三年八个月期间，本会馆前后曾数次遭日敌搜查，虽无所得，惟会馆杂役一度遭敌拘捕，惨受酷刑，不发一言，日敌鹰犬并不甘心，一度拟将会馆没收，以饱私囊，幸为有血气者警告，遂不得逞，会馆产业及家私等，乃得保存，惟年捐册及有关文件，为防避会员捐助筹赈款项为日敌查出受累，早已自行毁灭，致会馆珍贵史实随而淹没，至可惋惜！。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敌屈膝，新加坡重见天日，日敌鹰犬畏罪远逸，从事抗战之仁人志士，凯旋返星，惜者林谋盛烈士则以身殉国，名垂史册。峙立伊丽莎白道之‘林谋盛烈士纪念碑’，匪仅矜式后世，足为邑人增光。”
林谋盛烈士正是南安人，南安人引以为荣。上述摘取的文字仅是反映南安会馆在“伪昭南时期”的遭遇，但也足以让人联想到我国其他华人社团，在当时岌岌可危的状况。我国华人社团应该在抗日历史这一方面，多挖掘他们的先辈所作的贡献。既然我们现在有了一座“伪昭南时期”的展览馆，当局也应该继续向民间征求这一方面的文字资料，尽量充实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南安会馆烧文献逃魔掌的一段历史鲜为人知，或是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各会馆应在会馆史中补上先贤抗战可歌可泣的一笔，事不宜迟。
对“伪昭南时期”，我们习惯以“日治”或是“日据”称之，但“日治”一词一向给我一种不甚舒服的感觉。这是“日本统治”的简称，是个中立的客观表达；另一方面，“治”又有正面和积极的意义，很容易让人想到汉朝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之治”，“治”字给人看到经济发达，文化鼎盛的景象。
“伪昭南时期”，血光照南，何“治”之有？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联合早报》- 赵慕媛：历史烙印 丹心书写 (2017-02-26)
国家展馆尤其是战争纪念馆的策展人理应明白，展览场地的基调、氛围、语境、标识，乃至场外布置的整体经营，与文献及展品的书写都同等重要。
我国二战纪念馆在对外开放两天后即更名“日据时期：战争与史迹”展览馆，把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野心勃勃、充满肃杀与侵略意味的“昭南”伪名除去，大快人心!
伪名在民间招致强力反弹，是必然结果。展馆最初的命名，显示当局对重大历史的认知出现失误，没有明辨战争中侵略者与卫国者这个斩钉截铁的关键史实。所幸部长与下辖的法定机关迅捷处理事件、勇于认错、顺从民意；国家领导亦认为事件“加强了社会团结与互信”。
以史为鉴的民间良知及媒体，这回对集体记忆及战争历史所作的理性批判，让年轻一代通过风波重温历史，进而认识到摆正历史视角看待问题的重要性，是命名争议引发的正面效应。
探讨命名与展馆的文章与读者交流，在华文纸媒佳作涌现。10日前，《联合早报·言论》刊登前国会议员吴俊刚的专栏《必须为展馆正名》力作，一句“对待历史事实，我们不必有什么忌讳”及时拨开云雾，叫人记得必须还原历史真相。吴文从多个角度深入评析原命名非改不可的硬伤：“我们用一个负面词为自己的历史展馆取名，是站在侵略者的立场赋名……明显就是不妥，没有所谓见仁见智的问题。”
再三品读早报记者谢燕燕的《厘清历史视角》鸿文，实有必要摘录几段她阐述的重点，因为我写不出比这更准确、更深沉的文字:“‘昭南’虽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时期，却不可能是个价值中立的名称。这里头牵涉到如何看待这段历史的角度问题。在涉及硝烟四起，生灵涂炭，无数生命遭杀害，血流成河，尸首遍野的侵略战争中，这个视角没有模糊的余地。”摆正历史视角的力度铿锵有力、振聋发聩！
在日寇以“大检证、肃清运动”为名的疯狂屠城中，史载逾五万余名无辜、主要是华人的市民被残杀。谢燕燕的祖父则在新山遇害。已逝先烈的后人，在读到她今天对残酷侵略战争的省思时，想必潸然泪下：“我没有因为这段惨痛家史而仇视日本人，但我痛恨引发那场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他们所信奉的帝国主义，不会忘记他们的扩张野心和侵略行为，如何残暴的杀害我的亲人，侵占这片土地。”
资深社会工作者陈建存认为命名事件存在大是大非的问题。家在展馆附近的武吉知马居民王德兴，直指展馆外花园与石块摆设，“整体意境属于时下流行的‘禅化’日式风格，变相美化昭南。作为新加坡人，我不会再走进这个展馆。”（《新明日报》刘玮琳报道）
世界各地的战争纪念馆与纪念碑，是国家人民缅怀先烈与殉难者的装置与建筑，为了要世世代代汲取惨痛教训，其展示及气氛必定庄严肃穆，观礼与阅览态度相应诚敬内敛，因为罗列在他们面前的文献和展品，都是无数卫国抗战、奋勇浴血而牺牲的勇士事迹，是千万无辜同胞被残害致死的血的控诉。
战争纪念馆，就是不能跟一般艺文展览一样，不追求赏心悦目、谐美雅趣的效果。即使要树立创意独特的设计风格，也绝不能突出跟侵略者相关或一脉相承的符号和意境，比如张挂侵略者巨型炫目的太阳旗、“描绘”日据时期人们欢快地生活、日式枯山水庭院之类的符号与装置，来纪念因他们的侵略及暴行而家破人亡、殉难牺牲的本国人民。如果出现这样的展馆，已经不是“见仁见智”及“对历史了解不够”的含糊其辞，而是对历史的无知、不敬与扭曲，因为它传递了错乱与错误的信息。
年长者与明眼人虽然心知肚明，但不知就里的年轻一代，容易被混杂的表意、掺和的话语弄得“找不着北”而失焦。展览到底是记载侵略战争给吾土吾民带来的无情灾难，还是藉此沉浸于侵略者“有品位的禅意超脱之境”？
而对历史真的“不够了解”的年轻国民，会误以为可以透过侵略者的艺术意境去同情侵略战争？或者，迂回透过侵略者的文化语境来领悟和平真谛？幸好当局及时剔除“昭南”之伪名，要不然再配合以上不伦不类的装置符号，参观者真不知道这到底是谁家的战争纪念馆了。
国家展馆尤其是战争纪念馆的策展人理应明白，展览场地的基调、氛围、语境、标识，乃至场外布置的整体经营，与文献及展品的书写都同等重要。简言之，必须做到“主旨明确、敌我分明”，才能明白无误的传递“纪念英烈、谴责侵略、保家卫国、维护和平”的庄严目标。
“西方列强”与中俄等大国，以及二战期间土地被侵占的各地国民，皆以“纪念死难同胞、抗战、伟大保卫战、英雄纪念碑、遗址、遗孤”等悍卫家国的视角，来命名二战纪念馆及展览。
各语文媒体尤其是华文媒体评论、读者投函及社交平台留言，都在这场历史记忆与文化自尊“大是大非”的思辨题上，呈现深度与广度的高水平交锋。这不仅仅是民间与媒体在历史认知上展示的高度，也彰显华社老百姓向来爱之深、责之切的爱国情操。这正是新加坡建国长途中极为宝贵、清醒而坚定的文化力量。
（作者从事媒体与翻译培训 cmw.zmy@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