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12月, 总页数516)
龙牙门是古代新加坡的地名。从龙牙门到新加坡名称的改变，说明了新加坡历史发展的轨迹，也说明了其从一个荒凉的渔村，发展成国际大港的历程。本书根据当下所发生的事件，从历史的角度剖析新加坡的发展、人物及地名变迁。全书分为石叻纪事、风流人物、源长流远、盛世修典四个部分。通过本书，希望让读者更多地了解新加坡。
《联合早报》 - 新上架 (2017-07-03)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books/story20170703-775938?xtor=CS2-8
书名：从龙牙门到新加坡
作者：柯木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龙牙门”是新加坡的古称。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从古代新加坡的地名说起，叙述新加坡历史发展的轨迹，从一个荒凉渔村，发展成国际大港的历程。本书根据当下所发生的事件，从历史的角度剖析新加坡的发展、人物及地名变迁。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包括石叻纪事、风流人物、源长流远、盛世修典。（友谊）
当当网 - 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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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历史书写与传承——读柯木林 《从龙牙门到新加坡》有感 (2017-10-09)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books/story20171009-801486
近日，由中国福州大学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共13册，其中包括新加坡历史学者柯木林的《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
本书是柯木林多年来所撰写的有关新加坡历史典故和学术文章的合集，分为四个部分：石叻纪事、风流人物、源远流长、盛世修典。“石叻纪事”收录了关于新加坡的历史典故；“风流人物”侧重对历史人物的考证； “源远流长”主要是关于新中之间的历史往事；“盛世修典”收录了作者在编纂新加坡相关史书时的一些感悟和史学理念。
本书一方面反映了作者30多年来的学术足迹，另一方面文章涉猎广泛，从微观细处入手，丰润了新加坡历史。书名就直接反映了作者的史学蓝图：通过“龙牙门”到“新加坡”的历史变迁，来突显新加坡在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散文体勾勒历史画卷
通览此书，一个最大的特色是非常具有可读性。书中收录的72篇文章写于不同时期，发表于不同的媒体书刊，大部分篇幅不长，以散文形式描写作者在研究新加坡历史时的新发现。作者善于从人物故居、街名、牌匾、雕塑、报纸、书信、诗文、遗嘱……中发现不为人察觉的历史线索，再根据已知的史实，来丰满历史人物的形象或者历史事件的细节。这样一部杂文体的历史书，从活生生的历史遗迹中发现历史，勾勒出了一部栩栩如生的历史画卷。
从该书也可以看出，作者非常注重历史人物的研究。即使在第一部分考证历史遗迹或文化遗产时，比如金钟大厦、南生园、丽的呼声、《叻报》、陈金声纪念喷泉、虎豹别墅等等，也都着重强调人物的作用。
文化认同的多面向
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历史时代的产物。新加坡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历史人物更具有复杂多面性。柯木林在研究历史人物时，特别注意分析他们的这种复杂性，不但体现在人物身份的多元，更在于他们文化认同的多面向。比如，19世纪的新加坡富商陈金声（1805-1864），在全英文书写的遗嘱中特别强调，其后世子孙如果放弃华人礼俗信仰而改信其他宗教，则无权继承遗产。反映了早期海峡华人即使全盘接受英式教育，对华人传统的尊崇仍然是深入骨髓的。
一般人不太熟悉的曾锦文（1851-1920），精通英文、华文和马来文，青年时曾到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即海军学校）学习，并留校任教，后来到新加坡谋求发展。北洋舰队抵达新加坡时，将官们曾两次拜访曾锦文，不忘师生之恩。曾锦文最大的贡献是将中国古典小说翻译为马来文，成为华巫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像曾锦文这样的三语专家，是新加坡特殊历史时代的产物。
先深谙母族文化才谈创新
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是个非常复杂的课题。从该书来看，前两部分“石叻纪事”和“风流人物”所涉及的大部分华族人物，无论是官员、文士、商人还是只懂英文的海峡华人，都跟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大都认为自己是中国文化的一分子。第三部分“源远流长”主要论述中新之间的来往事件，虽然涉及多是晚清到民国之间的往事，但在作者的划分中已经有了“中”“新”之间的差别，在历史舞台上“中”和“新”都已是各自独立的角色。而第四部分的“盛世修典”已然反映了作者为新加坡撰述自己的历史、为新加坡华人保存历史、为华社重塑历史的雄心壮志。至此，不但史书里的人物，也包括作者自己完成了从侨民、华侨到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的转变。
对于华族文化的建构，柯木林认为首先要深谙母族文化，才有资格谈创新；其次要有一批文史哲达人领衔；再次，需要耐心。重商的社会最看重效率，对投入产出比较精打细算，然而这套理念对于文化建设却是最大的破坏者。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新加坡的文化建设依然路漫漫其修远兮。
原文：
【历史书写与历史传承】
——读柯木林《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有感
徐李颖
——读柯木林《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有感
徐李颖
近日，由中国福州大学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共13册，其中包括新加坡历史学者柯木林的《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
这本书是柯木林多年来所撰写的有关新加坡历史典故和学术文章的合集，分为四个部分：石叻纪事、风流人物、源远流长、盛世修典。"石叻纪事"收录了关于新加坡的历史典故; "风流人物"侧重对历史人物的考证; "源远流长"主要是关于新中之间的历史往事; "盛世修典"收录了作者在编纂新加坡相关史书时的一些感悟和史学理念。
这本书一方面反映了作者三十多年来的学术足迹，另一方面文章涉猎广泛，从微观细处入手，丰润了新加坡历史。这本书的书名就直接反映了作者的史学蓝图：通过“龙牙门”到“新加坡”的历史变迁，来突显新加坡在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通览此书，一个最大的特色是非常具有可读性。书中收录的72篇文章写于不同时期，发表于不同的媒体书刊，大部分篇幅不长，以散文的形式描写作者在研究新加坡历史时的新发现。作者善于从人物故居、街名、牌匾、雕塑、报纸、书信、诗文、遗嘱……中发现不为人察觉的历史线索，再根据已知的史实，来丰满历史人物的形象或者历史事件的细节。这样一部杂文体的历史书，从活生生的历史遗迹中发现历史，勾勒出了一部栩栩如生的历史画卷。
其次，作者本身热爱诗歌文艺，因此诗词歌赋就成为作者研究历史人物的重要一手材料。诗词歌赋既能够反映历史人物的行踪、参与的重要事件，同时也反映了人物的情感、思想、理念。不过利用文艺作品来研究历史人物，必须非常小心，文人在通过文字表达心声的时候，情绪往往掩盖事实，对自我的美化也会误导研究者。因此，必须以其他可靠的史料来加以佐证。
从该书也可以看出，作者非常注重历史人物的研究。即使在第一部分考证历史遗迹或者文化遗产时，比如金钟大厦、南生园、丽的呼声、《叻报》、陈金声纪念喷泉、虎豹别墅等等，也都着重强调人物的作用。
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历史时代的产物。新加坡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历史人物更具有复杂多面性。柯木林在研究历史人物时，特别注意分析他们的这种复杂性，不但体现在人物身份的多元，更在于他们文化认同的多面向。比如，19世纪的新加坡富商陈金声（1805-1864），在全英文书写的遗嘱中特别强调，其后世子孙如果放弃华人礼俗信仰而改信其他宗教，则无权继承遗产。反映了早期海峡华人即使全盘接受英式教育，对华人传统的尊崇仍然是深入骨髓的。
一般人不太熟悉的曾锦文（1851-1920），精通英文、华文和马来文，青年时曾到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即海军学校）学习，并留校任教，后来到新加坡谋求发展。北洋舰队抵达新加坡时，将官们曾两次拜访曾锦文，不忘师生之恩。曾锦文最大的贡献是将中国古典小说翻译为马来文，成为华巫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像曾锦文这样的三语专家，是新加坡特殊历史时代的产物。
书中多篇文章专书左秉隆（1850-1924），其他文章也多有涉及。作者对这一人物相当欣赏，对他的际遇充满同情。左秉隆是清廷直接派驻新加坡的首位专业外交官，前后两次驻新十多年。左秉隆文才出众，善于外交，深受侨民爱戴。新加坡华人社会在他的倡导下，掀起了启蒙运动与兴学之风，对华社贡献良多。
这样一位外派官员在中国历史上几乎隐没不见，各大历史名人典籍中也不见其身影。左秉隆自嘲“炎州冷宦”, "荒岛领事”，全是官场失意之词。柯木林不但欣赏左秉隆的才华，多处引用其诗词，更认为对左秉隆的评价应该“跳出他腐败清王朝外交官的角色，独立思考他领新期间为华族社会所做的贡献。”这就涉及到评价历史人物的史学视角问题，从中国视角转移到新加坡视角，正反映了新加坡华人在身份认同上的转变。
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是个非常复杂的课题。从该书来看，前两部分“石叻纪事”和“风流人物”所涉及的大部分华族人物，无论是官员、文士、商人还是只懂英文的海峡华人，都跟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大都认为自己是中国文化的一分子。第三部分“源远流长”主要论述中新之间的来往事件，虽然涉及多是晚清到民国之间的往事，但在作者的划分中已经有了“中”“新”之间的差别，在历史舞台上“中”和“新”都已是各自独立的角色。而第四部分的“盛世修典”已然反映了作者为新加坡撰述自己的历史、为新加坡华人保存历史、为华社重塑历史的雄心壮志。至此，不但史书里的人物，也包括作者自己完成了从侨民、华侨到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的转变。
但是，无论“新加坡人”还是“新加坡华人”，其真正的统一性和认同性，并不在于国别、种族、肤色，而在于能否真的建构出具有凝聚力的“新加坡文化”或者“新加坡华人文化”。在今年5月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开幕典礼上，李显龙总理就再次强调了建设独具特色的“新加坡华族文化”的重要性。对于华族文化的建构，柯木林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首先要深谙母族文化，才有资格谈创新；其次要有一批文史哲达人领衔；再次，需要耐心。重商的社会最看重效率，对投入产出比较精打细算，然而这套理念对于文化建设却是最大的破坏者。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新加坡的文化建设依然路漫漫其修远兮。
历史书写从来都不是只有一种方式。而每一个历史书写者和研究者，也同时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柯木林的这本杂文体历史著作，既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史学研究成果，也给后人研究他这一代华人打开了一扇窗。历史传承亦因此而薪火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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