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人在南洋》导言 · 柯木林
原文：
导言
跨越国界的侨史
[ 新加坡] 柯木林
逃虎逃秦三百载 相逢莫问武陵渔
金山佬与南洋伯 侨史何人秉笔书
这是陈育崧（Tan Yeok Seong 1903-1984年）的诗作，收录在他的手抄诗稿《椰影潮声》中。此诗稿为其史著《椰荫馆文存》[1]的一部分。这首诗道出了他个人的感慨，对于今后谁耒继写海外华人史，忧心重重！
金山佬与南洋伯 侨史何人秉笔书
这是陈育崧（Tan Yeok Seong 1903-1984年）的诗作，收录在他的手抄诗稿《椰影潮声》中。此诗稿为其史著《椰荫馆文存》[1]的一部分。这首诗道出了他个人的感慨，对于今后谁耒继写海外华人史，忧心重重！
陈育崧祖籍福建省海澄县，槟城侨生，受中英教育，双语兼通，具有多重身份。他是南洋史学界泰斗，蜚声国际的历史学家，他也是商人、收藏家、华社领袖。1926年厦门大学毕业后到新加坡陈嘉庚公司任职，不久受海峡殖民地 (Straits Settlements) [2] 政府之聘，于新马等地任华文视学官十馀年。陈育崧身怀好几个新加坡“第一”：第一位创办书局出版“马来亚化”教科书；第一位为非华文主修者编纂系列教材，也是第一位将个人藏书几乎全数捐献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学者。陈育崧的学术地位备受学界的肯定[3]。
当时陈育崧或许太操心了! 近年来，海内外学者研究华人史的热诚有增无减，新著不断，学人备出。在前辈研究者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更上一层楼。所涉及的课题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深入探讨不同的专题, 也有发掘鲜为人知的史料，这是很好的现象。
此次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编纂的《泉州人在南洋》是另一种现象。《泉州人在南洋》展览馆于2006年正式开馆，此后陆续增加不少文物及扩大展览内容。这本《泉州人在南洋》就是在现有同名展览的基础上编辑而成, 主要讲述泉州人在南洋谋生创业、落地生根的历史。
然而展览毕竟不是长久不换的东西，把展览化为史册，保存文字内容，有其定格永恒的意义。史册的出版，又把历史这种虚无缥缈的概念,转换为视觉的实物,使传播更广，值得表扬。
作为泉州华侨博物馆海外顾问，《泉州人在南洋》出版在际，编辑委员会邀请我撰写〈导言〉，思考再三，拟就多年来研究华人史心得，结合本书内容，谈谈个人感想。
泉州 · 南洋 · 星州
泉州、南洋与星州代表着不同的地域与国度。南洋的概念与西洋、东洋[4]、北洋相对应，这是明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是中国中心的概念，其范围包括今天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中南半岛沿海等地。明清时期大量移民涌入该区域谋生定居，史称 “下南洋” [5]。
泉州简称泉或鲤，又称刺桐、清源、温陵，这是位于中国福建省南部的一个城市，与台湾隔海相望，常住人口850万，辖下四区（鲤城区、 丰泽区、 洛江区、 泉港区）、 三市（晋江市、 南安市、石狮市）、 四县（惠安县、安溪县、 德化县、 永春县），是闽东南沿海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泉州也是著名侨乡，闽南文化的发源地。泉州籍海外人口约600万，分布在110多个国家与地区，其中90%居住在东南亚各国[6]。作为第一批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泉州在宋元时期已被誉为“世界第一大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一千年后的2013年8月，泉州又被中国国家文化部评为首届“东亚文化之都”，与日本横滨、韩国光州齐名[7]，泉州魅力，历久弥新。
星洲是新加坡的雅号，尽管这雅号的由来屡有争议，但星洲是新加坡的别称已无庸置疑。新加坡是东南亚地区的岛国，人口560万，与泉州相距3062公里，飞机航程4个半小时。历史上，新泉两地关系密切，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新加坡则是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在晚清海外笔记中被誉为“南洋第一埠头” [8]。
近年來新加坡岛上各地发掘的出土文物如宋元及明初的瓷器与钱币，以及1984年 考古发掘出土的14世纪文化层遗物，显示新加坡是个商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9]。元代商人汪大渊(1311-1350) 两度由泉州出发，航海到西洋各国，他的《岛夷志略》（1349年）纪录了1330年与1337年旅途。汪大渊告诉我们，当时新加坡岛上已有华人居住，并与泉州通商[10]。
近年來新加坡岛上各地发掘的出土文物如宋元及明初的瓷器与钱币，以及1984年 考古发掘出土的14世纪文化层遗物，显示新加坡是个商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9]。元代商人汪大渊(1311-1350) 两度由泉州出发，航海到西洋各国，他的《岛夷志略》（1349年）纪录了1330年与1337年旅途。汪大渊告诉我们，当时新加坡岛上已有华人居住，并与泉州通商[10]。
泉州、南洋与新加坡三者间的关系，形成研究海外华人史重要的一环。新加坡既是“南洋第一埠头”，自然也成为南洋地区移民集散中心。新加坡有不少名人、华社领袖来自泉州地域。2012年11月, 新加坡福建会馆出版的《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总结一百年来闽籍人物对新加坡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书中例举155位历史名人，其中90% 以上为漳泉人士。从1965年至2013年的48年间，新加坡共和国有七位总统，其中三位华人总统的祖籍是漳泉[11]。
自2013年1月以来，晋江广播电台的《相约五里桥》节目（每逢周一至周五下午4点到5点播出），讲述林路、陈嘉庚、李光前、王丙丁、李俊承[12]等人的事迹，他们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先贤。凡此种种，说明了新加坡与泉州的关系，渊源流长。 因此，以新加坡华人社会（简称新华社会）为个案研究，很能说明问题。
漳泉人士与新呷华社
中国政府与海外华人的关系，1877年是个分水岭。此前，中国政府禁止华人移居海外，也很少关注海外华人的处境，让其自生自灭。
最显著的例子是发生在1740年10月的 “红溪惨案”(Angke Massacre)。当年荷兰殖民当局在爪哇巴达维亚城（Batavia 或称吧城，今椰加达）大规模屠杀华侨，因城西有一条河名红溪 (Kali Angke)，是肇事地点之一，故称。红溪惨案爆发后，荷方因为害怕正值乾隆盛世的清朝采取行动，曾遣使赴中国谢罪，不料乾隆皇帝竟以“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答复，遗弃了远在千里外的爪哇华人。乾隆的回应，代表了当年中央政府的侨务政策[13]。
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态度也很冷淡。1840年，奉派前往中国参加鸦片战争的英军抵达新加坡，在岸上扎营，当地华人并未对英军采取敌视[14]。1860年以后, 中国政府的立场有重大转变，对海外华人采取保护政策，继而在海外华人众多的地区，派使设领。中国第一个海外领事馆设在新加坡（1877年）[15]，而海峡殖民地的总督府也在这里[16]，新加坡于本地区地位的重要，不言而喻。
近百年的中国，天灾人祸频仍。史载，“在清朝统治的267年间， 仅以
边陲，这一地区山多地瘠，人民生活困苦，但因長期与海洋为伍，人们早有越洋谋生
的冒险精神。根据1625年2月24日《吧城日志》的记录，由泉州开来的一艘中国商
船，共载480人，除40名商人和80名船员外，随船同来的360人，都是“带货的小
1821年2月18日（星期日）是新加坡历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第一艘中国帆船从厦门直航新加坡[19]。从1827年开始，《新加坡纪事报》（Singapore Chronicle）就不断报道华工随中国帆船到来新加坡的消息。中国帆船带来了早期新加坡的繁荣，也带来了勤奋克苦的劳动人民，他们披荆斩棘，荜路蓝蒌，对开埠时期新加坡的经济贡献殊巨[20]。
19世纪初期，南洋一带由于各种建设, 需要大批和建筑业有关的劳工、技工与木工，因而吸引了大量华人拓荒者，先后从槟城、马六甲、廖内群岛及中国沿海省份，分四路到来新加坡。到了19世纪中叶，经过这波移民浪潮，新华社会基本形成[21]。
新加坡的华族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两省，而福建省移民多来自漳州、泉州、福州、永春、南安、同安和兴化。漳泉人士因为共同通用一种方言--厦门语系，所以这两个地方的人能互相水乳。他们是福建省最早出国的移民群，最早在海外与外国人接触。因此，新加坡的闽籍概念，有异于一般所理解的闽籍概念。以新加坡的概念来说，漳泉人往往被认为代表福建人，漳泉话也就是福建话。其他如福州、福清和兴化等籍人士，都被挤于福建人之外[22]。
泉州人在新马地区最杰出的代表是陈金声(Tan Kim Seng 1806-1864年 ), 字巨川，祖籍福建省永春县桃城镇丰山村[23]，他是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创始者,大慈善家,对新马两地华社会贡献很大[24]。19世纪中叶，新加坡福建帮[25]领导层一度出现真空现象，在此期间，陈金声出面主持大局，代摄天福宫[26]大董事，领衔福建帮达10年之久（1850-1860年）[27],为日后陈金钟（1829-1892年 Tan Kim Ching）[28]，他是天福宫首任大董事陈笃生（Tan Tock Seng 1798-1850年，祖籍福建省漳州海澄县，今福建省龙海市海澄镇仓头村尤墩社）的长子，领导新加坡福建帮舖路。
陈金声急公好义的精神，也影响其家族后人。在新加坡，哲嗣陈明水（Tan Beng Swee 1828-1884）继承父志，重修崇文阁[29]; 萃英书院也由他扩建[30]。长孙陈若锦（Tan Jiak Kim 1859-1917年 陈明水之子）更秉承先志，从而宏大之。若锦也热心社会公益, 发起剙办爱德华七世医学堂（King Edward VII College of Medicine，1904年, 中央医院的前身）等。提倡文教，替海外迁民奠百年之丕基，卓识远见，楷范后人。陈金声家族致力教育事业，历三世不衰，实在难能可贵[31]。
今天马六甲的荷兰广场(Dutch Square)上的陈明水钟楼(Tan Beng Swee Clock Tower), 是陈若锦于1886年重建，以纪念其父陈明水。钟楼为广大马六甲市民报时，造福人群，值得一书[32]。
陈明水是薛佛记的女婿，因此，陈金声与新加坡恒山亭大董事薛佛记有姻亲关系。开埠初期，恒山亭是新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薛佛记是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是新华社会的最高领导人。薛佛记晚年退居马六甲，任青云亭第二任亭主。薛佛记故世后，陈金声继任青云亭第三任亭主（任期：1847-1864年）。兹后任亭主者为陈金声后人陈明水、陈若淮，直到1915年亭主职位被取消为止。
青云亭亭主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特殊历史产物。1824年《伦敦条约》(Anglo-Dutch Treaty of 17th March 1824) 签订, 呷华社会失去了数世纪来传统的领袖制度，于是以青云亭亭主（属终身职）代替原有的甲必丹制度（Captain system）。青云亭成为呷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青云亭亭主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呷华社会的最高领导人。
马六甲青云亭第一任亭主梁美吉，祖籍福建省南安县诗山镇凤坡村, 他是薛佛记三妹世娘的丈夫[33]，也是槟城广福宫董事[34]。梁美吉的三弟梁壬癸（Neo Jin Quee 生卒年不详），在新加坡创立凤山寺, 为凤山寺首任总董，开启了南安人在新加坡发展的里程碑, 是新加坡南安社群的领袖人物[35]。
由此可见，19世纪新呷两地华人社会事务，几乎由薛、梁、陈三家姓氏包办。他们都是漳泉人士。以薛佛记家族为首，加上陈笃生家族、陈金声家族,及梁美吉、梁壬癸兄弟，他们通过联姻方式，编织了一个牢固的社会领导层网络，同执新华、呷华社会领导之牛耳, 成为新呷两地的豪门。
中流砥柱
上文提及，近百年来的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度，而新华社会又以闽籍人士居多，因此赈灾运动成了近百年来新加坡特有的社会现象。赈灾运动以各个形式出现，有朝廷派来的官员；也有民间组织如庙宇、会馆、慈善团体等自发性的义举。在赈灾或其他支援祖国运动中，也不难发现漳泉人士的身影。
今天，同济医院内保存不少赈灾时期的牌匾，是最好的实物史料。同济医院内的《谊重维桑》、《惠周桑梓》及《东渐西被》各匾,分别立于1894年，1898年及1903年，就是发动办理闽粤平糶善举及赈济广东旱灾义举的征信物[36]。还有天福宫大殿旁的《光被四表》匾（道光庚子年 1840年）由闽中“鹭江源丰行”许礼敦所立，《恩流海国》（同治戊辰年 1868年）系福建“闽安中军守备”林天从的赠匾，这些文物都是新中友好的见证。
漳泉人士是东南亚华人社会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这批胸怀宽阔，大公无私的领袖人物，使得当年的华族社会，在没有当地政府的特别照顾下，依然可以繁荣发展。漳泉人士在东南亚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 航运
航运业是早期漳泉人士在南洋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在新加坡，经营出入口
新加坡早期从事舢舨、拖船、电船等驳船运输业者多为同安人，其次是惠安、金门人，舯舡业者则多为晋江人。祖籍金门的陈泰（Tan Tye 1839-1898年），是新加坡早期船坞业的重要人物，他也是新加坡金门会馆（孚济庙）的创办人[38]。1890年，李清渊（Lee Cheng Yan 1841-1911年，祖籍永泰）创立实得力轮船公司（Straits Steamship Company），资本一千万元[39]。
荷印时期，祖籍同安县的华族企业家黄仲涵（Oei Tiong Ham 1866-1924年）曾
是荷印三宝垅轮船公司的大股东，后收购该公司的全部股份独资经营。黄仲涵也是20
在沙捞越，1887年，王友海（王有海）、王长水（祖籍同安县白礁村，今属龙海市角美镇白礁村）父子参与经营“新加坡沙捞越轮船公司”，任董事。该公司是1877年由沙捞越政府和慕娘公司联营的企业，后改称为“沙捞越轮船有限公司” [41]。
除了航运业外，有的泉州籍人士也经营其它运输业。如新加坡的王求和（祖籍同安县白礁村) 于19世纪末创办“新加坡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等。
· 金融
民信业是经营侨批的生意。侨批是海外华人与家乡亲人来往的“銀信合一”的书信。这种原来只作为家书、报平安与汇款回家糊口的简单目的信函,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侨批横跨三个时代：从清末、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侨批、侨汇与民信业关系密切[43]。
新加坡的民信业领袖林树彦 (Lim Soo Gan 1928-1993年)，祖籍福建省安溪县官桥镇赤岭村[44]，他是行业中的翘楚，所经营的“侨通行”，业务遍及中国、新马和印尼等处。举凡香港、上海、福州、泉州、古田、厦门、吧城（即今椰加达）、旧港、泗水（Surabaya）、砂朥越、怡保、吉隆坡、马六甲、槟城等处都有分行（约25间）。战后初期，他以“南洋中华汇业总会”会长的身份，在稳定汇率及中南通汇上，为业者及华社作出贡献[45]。
民信业从兴盛到式微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业务逐步由银行接办。1976年民信业正式被取消，退出历史舞台。
新加坡最早的三家本土银行分别为：华商银行（Chinese Merchant Bank , 1912年李俊源等人创立）、和丰银行（Ho Hong Bank, 1917年林秉祥等人创立）与（旧）华侨银行（Overseas Chinese Bank, 1919年林文庆等人创立）。此三家银行的创办人大部分是漳泉人士。1932年世界经济危机，在李光前等人主导下，三家华资银行合并为今天的华侨银行（Overseas-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Ltd,简写OCBC）。
1906年，黄仲涵于印度尼西亚创办第一家华人资本的“黄仲涵联合银行有限公司”。总行在三宝垄（Semarang），泗水设有分行，为当地华商提供信贷方便[46]。1918年叶祖意（1860-1952年，祖籍南安），与黄仲涵联姻后，得到黄仲涵财团的大力支持，在槟城创办万兴利银行；1920年，李清泉、薛敏佬、黄奕住、吴记霍等富商联合创办菲律宾第一家私人银行—中兴银行。
· 教育
华教、华团、华报是海外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三者之间有其内在联系与互动。
尤其是华教，更是海外华社的灵魂。海外华人办教育的热忱，有口皆碑。许多华社领袖，为了下一代的教育及宏扬中华文化，可以倾产兴学，甚至为此千秋大业奋斗一生，既使因而遭致人生坎坷挫折，也在所不惜。这种伟大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在新加坡华文教育的百年风雨历程中，都有泉州籍人士参与。他们对华教的贡献，永彪史册。
新加坡华文教育的滥觞，从具有争议的崇文阁（1849年）开始，到1854年萃英书院的创立，陈金声作为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开创者，其地位无可取代[47]。106年后, 陈六使 (Tan Lark Sye 1897-1972年，祖籍同安) 领导新加坡福建会馆同仁登高一呼,创办全东南亚最高的华文学府---南洋大学 (Nanyang University 1955年)。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台湾和港澳以外地区曾经存在过的唯一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的成立, 与此前陈嘉庚倡建的南洋华侨中学校 (1919年), 前后辉映, 都是泉州藉人士重视子女教育的具体表现[48]。
林连玉（1901-1985年，祖籍永春）与沈慕羽（Sim Mow Yu 1913- 2009年祖籍晋
江）是马耒西亚华文教育的灵魂人物。他们为华文教育的生存与发展，不懈奋斗和抗
争，功勋卓著。马来西亚华社于1988年设立“林连玉精神奖”，以鼓励通过各种方式
捍卫和发展华文教育的好人好事。
沈慕羽更被马来西亚《星报》（“THE STAR”）誉为“华教斗士”。其他热心华教
人物如：沈鸿柏（1873-1950年，祖籍泉州清军驿）于1913年创建马六甲培风学校，
这是马六甲唯一的华文独立中学；李成枫（1908-1995年，祖籍南安），1974年起任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董事长，直至辞世，对华文教育贡献很大。
士的支持参与。他们的事迹，都记录在本书中。
本书章节
当我初次看到《泉州人在南洋》这书名时，第一感觉是：泉州人到底是那些人？从地理范围看，泉州地域历史上屡有沿革，这种变动不易令人搞淸楚。最明显的例子是，早年集美乡（陈嘉庚的故乡）由同安县管辖，但现在集美区划归厦门市。一般人都说陈嘉庚是厦门人，却很少说他是泉州人了。这种现象，容易造成混乱。
本书的泉州人，系指历史上泉州地域内及由此移居海外的泉州籍人士，实际包括除了现今意义的泉州地域，即前文提及的四区、 三市、 四县外，也涵括了历史上的泉州府（含金门，同安）。本书有七个章节：（一）远渡南洋； （二）艰苦谋生； （三）经济起步；（四）建立社团；（五）文化教育 ；（六）民俗信仰；（七）峇峇族群。既然有专门一章述及“峇峇族群”，这里也要稍作介绍。
所谓峇峇（Baba），或称土生华人（Straits Chinese）,是指15世纪初定居在满刺加（Meleka马六甲）、满者伯夷 (Majapahit) 、室利佛逝（Srivijaya印尼）和淡马锡（Temasek 新加坡）一带的明朝移民后裔[52]。
峇峇也包括少数在唐宋时期定居此地的唐人，但目前没有资料证明唐宋时期已有华人居住，所以一般上峇峇都是指明朝移民后裔。这些后裔在文化上受当地马来人或其他非华人族群的影响。男性称为峇峇，女性称为娘惹 (Nyonya)。
大部分的峇峇原籍是福建或广东两省，小部分是广府和客家籍，很多都与当地人混血。峇峇文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例如他们的传统婚礼是以中国传统仪式为主，服饰（尤其是女装）则是从明朝的汉服演变而来的可巴雅 （Kebaya）。峇峇的语言为峇峇话，这并非单纯的福建话，在使用汉语的同时，依地区不同，参杂使用马来语的比例也随之不同。
有些受华文教育的华人也称那些从小受英式教育的华人为“峇峇”。这个用法有藐视的意思，表示此类华人已经数典忘祖或者不太像华人。当地的闽南人亦有句成语叫作‘三代成峇’, 这句话没有藐视的成份，只是意味着到了第三代华人，由于适应当地社会环境的缘故，其文化难免带有当地色彩。
此外，峇峇亦特指一个自称并被称为“峇峇”的华人族群，也就是今日在马六甲、槟城和新加坡的峇峇。峇峇华人讲马来语，他们也自称为“Peranakan”即马来语中“土生的人”，用“Cina Peranakan”（土生华人），以识别自清末以来从中国来的移民, “新客”(Xin Keh)。
这样的分别在当时很明显也很重要，“峇峇”是土生的，而“新客”是移民，两者的生活习惯和政治意识不太一样。虽然现在的华人大都是本地出生的，可是“Peranakan”一词已成为“峇峇人”的专用自称。
有学者把“峇峇”限定成“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专指那些在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出生的华人，即父系是华人血统，母系是土著血统。可是，这样定义除了把“峇峇”窄化，也含有政治性目的。因为这个定义说明他们的父亲血统是土生华人，无疑是向英国效忠。
在英国统治期间，所有文献都把“峇峇”、“土生华人”、“海峡华人”等同，视之为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华裔英国子民”。海峡殖民地是政治性定义，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峇峇”作为一个特殊族群并未随之而去。
世界上峇峇娘惹的人口约八百万,其中印尼约有六百万,泰国约一百万,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各占五十万。今天，一位华人男子如取一位马来女子为妻，他自己也要信奉回教，取穆斯林名字，他们的子女不称“峇峇娘惹”，而是混血儿了[53]。
一百多年来, 峇峇先贤在新加坡开创了许多的“第一”:
· 成立第一个 “慎终追远”的组织（ 恒山亭）
·设立第一所华文学塾（崇文阁）
·创办第一家华文日报（《叻报》）
·捐献第一家自来水供应设备
·第一次以英语推广中华文化
这些史实，已黯然于历史的尘封故纸堆中，应该加以发掘表扬，还其原貌。更何况在短短的一百多年岁月中，又早已后继无人，因此记录峇峇的历史，至关重要[54]！峇峇族群中常以“永春峇峇”为荣，并视其为正统。可能是由于陈金声家族的关系。因为这家族为新呷两地豪门，人才辈出，直到今天仍有影响力。新加坡共和国第七任总统陈庆炎博士（Dr Tony Tan Keng Yam 任期：2011年9月1日 - 2017年8月31日），就是陈金声的后人[55]。
现实意义
2015年，泉州被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隨著这项政策的实施，世界再度聚焦泉州。根据2016年3月8日《香港商報》的报道，2015年泉州與丝綢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區贸易總額達130億美元，赴丝路沿线国家投資2.73億美元，兩項数据均創历史新高。
按照規划，至本世紀中叶，泉州将是“海丝”沿线国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化城市，進一步加强與東南亚在文化、經贸、金融、科技、教育、新聞、海洋、旅遊及中医药等領域的合作，双向交流，互惠互利。新时代付予泉州新的历史任务，承先启后，续写历史新篇章[56]。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到作为中国 “一带一路” 战略的一部分，泉州以不同的方式，再展雄风，仍有其历史渊源与文化底蕴。《泉州人在南洋》一书的现实意义，在于理顺了历史上泉州籍人士对东南亚的贡献。就是因为有这种历史基因，泉州这座千年城市可以重新发挥优势，泉州人得以续写“海丝”新辉煌，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泉州人在南洋》以图说方式，记录了泉州籍先贤的足迹及其海外奋斗史，为日后学者研究中国地方史与海外国别史提供方便，这是跨越国界的。我很乐意为本书撰写〈导言〉，亦藉此向编辑委员会同仁们致敬！
2017年8月30日·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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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育崧，《椰荫馆文存》（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年10月）卷二，页 425-435。
[2] 海峡殖民地指的是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三个地方,华人俗称三州府。
[3] 柯木林主编，《世界福建名人录· 新加坡篇》（新加坡：新加坡福建会馆出版，2012年11月），页 73-74。
[4] 西洋指马六甲海峡以西印度洋地区，还包括欧洲或更远地方，清朝一度特指欧美国家；东洋特指日本。
[5] 参阅网上资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南洋。
[6] 泉州市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泉州市华侨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2月），页1。
[7] 参阅网上资料https://zh.wikipedia.org/zh-sg/泉州市。
[8] 柯木林，〈晚清海外笔记中的新加坡〉，载柯木林著，《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2月），页 12 。
[9] 柯木林，〈新加坡华人通史导论〉，载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 (新加坡: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2015年11月)，頁 8。
[10] 根据汪大渊的描述，古代新加坡被称为龙牙门或单马锡（Temasek），港口有状若龙牙的两座山石。这里气候炎热，有华人居住，农业不发达（“田瘠稻少”），缺乏天然资源（“山无美材”），没有工业基础（“贡无异货”）。海盗专劫掠回航商船，和泉州通商的货物 “皆瓢窃之物也”。-- 汪大渊，《岛夷志略校释》 (北京：中华书，1981年5月)，“龙牙门” 条，页213-214。
[11] 这三位总统是王鼎昌（Ong Teng Cheong 1936-2002年，祖籍同安）、黄金辉（Wee Kim Wee 1915-2005年，祖籍海澄）、陈庆炎（祖籍永春）。
[12] 有关他们的事迹, 参阅《世界福建名人录· 新加坡篇》，前引书：陈嘉庚（Tan Kah Kee 1874-196年，祖籍同安，页 91-92）、李光前（Lee Kong Chian 1893-1967年，祖籍南安，页 110-111）、王丙丁（Ong Piah Teng 1892-1957年，祖籍金门，页 19-20）、李俊承（Lee Choon Seng 1888-1966年，祖籍永春，页 115-116）。
[13] 参阅网上资料https://zh.wikipedia.org/zh-sg/红溪惨案。
[14] 巴素博士原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槟城：光华日报有限公司，1940)，页58。
[15] 林远辉，〈清代在世界各地设置领事问题初探〉，《华侨史论文集（第三集）》（广州：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1983年），页71。
[16] 这个英国殖民地时代的政治体系自1826年开始，一直延续了120年到1946年才结束。海峡殖民地首府初时设在槟城，1832年迁往新加坡。1867年4月1日，英国殖民地部正式接管并划入皇家殖民地，总督驻守新加坡。
[17] 颜清湟著， 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10月），页1。
[18] 黄文鹰、陈曾唯、陈安尼著，《荷属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吧城华侨人口分析》（中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1981年3月），页77。
[19] 李业霖, 〈中国帆船与早期的新加坡〉，载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页4。
[20] 柯木林，〈新加坡华人通史导论〉，载《新加坡华人通史》，前引书，页8.
[21] 同上注。
[22]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载陈育崧、陈荊和编著,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部出版 ,1972年)，页 15。
[23] 《丰山陈氏族谱》，页 1593。
[24] 陈金声是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创始者。此外，在50岁寿辰之日(1857年11月18日)，他捐出1万3000元给殖民地政府元作为改善居民用水的困境。《陈金声遗嘱》（The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of Mr.Tan Kim Seng）中还特别写明萃英书院及新加坡书院（今莱佛士书院）各得其捐款600西班牙元；陈笃生医院(Tan Tock Seng Hospital)得捐款1000西班牙元。陈金声亦捐款给在马六甲的医院与“大众爷”的华人庙宇或慈善机构500西班牙元。垂暮之年，对新呷两地的教育与社会公益犹耿耿于怀，令人感动。
[25] 所谓福建帮，包括泉州五县及漳州七县共12个县，再加上金门和厦门。泉州五县: 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漳州七县: 龙溪、海澄、漳浦、南靖、平和、长泰、诏安。
[26] 天福宫位于人口密集的直落亚逸街 (Telok Ayer Street ) ，介於商业区和住宅区之间，是漳泉侨民聚居的地带。1840年，天福宫取代恆山亭成为福建帮的最高领导机构。
[27]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载《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 前引书, 页 10。
[28] 陈金钟在新加坡历史上赫赫有名。他幼年受英文教育，亦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是19世纪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陈金钟能操流利的巫语、泰语, 因而使他在商业界外的其他领域中, 有出色的表现。和平时期，他积极参与立法议会、市政委员会的事务，协助殖民政府对本岛的治理及策划; 又时常举行盛大的宴会, 广邀各族领袖、政府官员，聚集一堂，互相交换意见, 以促进社会的和谐。 骚乱期间他成了和事佬, 调解华族间的纠纷, 维持地方法律与秩序。
[29] 光绪十三年岁次丁亥四月十二日（1887年）《重修崇文阁碑记》，陈明水“捐金四佰元正”。参阅丁荷生 许源泰主编,《新加坡华文铭刻夤编 1819-1911（上册）》（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页 387。
[30] 大清光绪贰拾有贰年岁次丙申秋八月（1896年）《萃英书院募捐芳名碑记》：“丰兴号喜捐大银壹仟肆佰元正”。丰兴号仍陈金声家族商店宝号，参阅《新加坡华文铭刻夤编 1819-1911（上册）》, 前引书，页 355。
[31]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载《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前引书，页9。
[32] 陈明水钟楼的碑文刻着:“此时钟台原是陈明水所造，令郎陈若锦今继其名而重建增至肆面以便观瞻，是为记。西历壹仟八百八拾六年立”。
[33] 《东山薛氏家谱》(页 10) : “十六世中衍…娶邱氏…生子三,长佛记,次明记,三佛世;生女五,长名田娘,次名和娘, 三名世娘(邱氏出,适泉州南安县梁美吉官), 四名文娘, 五名瑞娘” ;又参阅青云亭《梁美吉碑》(道光戊申年,1848年)。
[34] 广福宫是槟城的重要华人组织。道光四年（1824年）《重建广福宫碑记》八大董事中，梁美吉为首席董事，捐款最多（一千元），可见他同时亦为槟城华人领袖。
[35] 根据民国二年《重建凤山寺碑记》（1913年）中所刻《新加坡凤山寺碑序》述及，当时的凤山寺只是一座小庙宇，建立年代为道光丙申年 (1836年)，创办人梁壬癸。光绪卅四年 (1908年) 阴历八月，新的凤山寺开始在摩哈末苏丹路 (Mohamed Sultan Road)兴建，建筑材料全部由林云龙从中国运来。至民国二年 (1913年) 阴历五月宣告竣工，前后费时近乎五年，总共耗资五万六千余元。林云龙，即林路（(Lim Loh 1851-1929年)，祖籍福建省南安县美林镇，他是新加坡抗日英雄林谋盛(1909-1944年)烈士之令尊，又名志义，清末时期新加坡有名的建筑商，位在皇后坊 (Empress Place) 的维多利亚纪念堂 (Victoria Memorial Hall) 就是他所承建。林路在南安家乡拥有许多房产，所以乡人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有林路富，无林路厝”。他曾经数度捐官，所捐最高官衔为福建花翎道，捐官后改名云龙。
[36] 柯木林，<民办医药团体同济医院>， 载林孝胜等著， 《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4月）, 页 253。
[37] 参阅〈漳州海外侨情·飘洋生活〉，网上资料www.360doc.com/content/16/0310/.../5536563_540922722.shtml
[38] 《世界福建名人录· 新加坡篇》，前引书, 页81-82。
[39] 同上书, 页121。
[40] 同上书, 页249-250。
[41] 参阅〈漳州：飘洋史话〉，网上资料 www.rxyj.org/html/2009/1215/414790.php。
[42] 柯木林, 〈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1945-49）〉，载 《新加坡华族史论集》，前引书，页161。
[43] 柯木林，〈百年跨国两地书〉，载《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前引书，页 424 。
[44] 《新加坡华人通史》，前引书，页 744。
[45] 1946年，林树彦因鉴于战后方兴未艾的民信业，乃联合各帮民信界领袖，发起组织“南洋中华汇业总会”，为同业及华侨谋福利 ( 见《南洋商报》，1946年03月16日)。1948年10月，林树彦又发起组织“中华汇业股份有限公司”。有关林树彦事业,参阅柯木林，〈新加坡民信业领袖林树彦〉，载柯木林、林孝胜合著， 《新华历史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4月），页 173-179。
[46] 参阅〈黄仲涵银行〉，网上资料 http://www.hgzz.net/baike/81498.html。
[47] 根据《兴建崇文阁碑纪》（1866年）: “大董事陈巨川捐金捌佰捌拾元”。陈巨川就是陈金声的别号。1861年的《萃英书院捐题石碑》(此捐题石碑目前保存在新加坡博物馆)，陈金声是大董事（碑文镌刻其号陈巨川），捐献 “基地壹所值价银一千七百一十元正。
[48] 柯木林，〈闽藉人物与新加坡〉，载东南周末论坛选粹编委会编,《东南周末论坛选粹 4》 (中国: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2013年9月第1版) ,页214。
[49] 菲律宾中西学校创立于1899年，是菲律宾历史最悠久的华文学校。创建之初称大清中西学堂，后改为华侨中西学校，第一任校长为泉州举人龚绍庭。1923年，菲律宾华侨教育会会长陈迎来倡导创建的菲律宾华侨中学（PHILIPPINE CHINESE HIGH SCHOOL）是全菲第一所华侨中学。1939年王泉笙(祖籍惠安)等在菲律宾马尼拉创办中正中学，1965年扩充为中正学院，形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为全菲规模最大的华文学校，1976年按菲化法案改制。
[50] 越南堤岸福建中学是漳霞会馆与温陵会馆于1923年联办的福建学校，1940年改为福建中学。1948年叶振汉（祖籍安溪）任校长后，增办高中，定校名为越南堤岸公立福建中学，1975年改为陈佩姬中学。
[51] 1938年，印尼玛华学校增设初中部，易名为玛琅中华中学，曾以东爪哇最高学府的荣誉闻名于印尼。黄怡瓶（祖籍南安）为该校首任董事长。
[52] 网上资料 https://zh.m.wikipedia.org/zh-sg/峇峇娘惹。
[53] 同上注。
[54] 《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 页 8。
[55] 同上书, 页68。
[56] 参阅〈泉州為國家“一帶一路”建設探新路〉，载《香港商報》，2016年3月8日。
[29] 光绪十三年岁次丁亥四月十二日（1887年）《重修崇文阁碑记》，陈明水“捐金四佰元正”。参阅丁荷生 许源泰主编,《新加坡华文铭刻夤编 1819-1911（上册）》（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页 387。
[30] 大清光绪贰拾有贰年岁次丙申秋八月（1896年）《萃英书院募捐芳名碑记》：“丰兴号喜捐大银壹仟肆佰元正”。丰兴号仍陈金声家族商店宝号，参阅《新加坡华文铭刻夤编 1819-1911（上册）》, 前引书，页 355。
[31]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载《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前引书，页9。
[32] 陈明水钟楼的碑文刻着:“此时钟台原是陈明水所造，令郎陈若锦今继其名而重建增至肆面以便观瞻，是为记。西历壹仟八百八拾六年立”。
[33] 《东山薛氏家谱》(页 10) : “十六世中衍…娶邱氏…生子三,长佛记,次明记,三佛世;生女五,长名田娘,次名和娘, 三名世娘(邱氏出,适泉州南安县梁美吉官), 四名文娘, 五名瑞娘” ;又参阅青云亭《梁美吉碑》(道光戊申年,1848年)。
[34] 广福宫是槟城的重要华人组织。道光四年（1824年）《重建广福宫碑记》八大董事中，梁美吉为首席董事，捐款最多（一千元），可见他同时亦为槟城华人领袖。
[35] 根据民国二年《重建凤山寺碑记》（1913年）中所刻《新加坡凤山寺碑序》述及，当时的凤山寺只是一座小庙宇，建立年代为道光丙申年 (1836年)，创办人梁壬癸。光绪卅四年 (1908年) 阴历八月，新的凤山寺开始在摩哈末苏丹路 (Mohamed Sultan Road)兴建，建筑材料全部由林云龙从中国运来。至民国二年 (1913年) 阴历五月宣告竣工，前后费时近乎五年，总共耗资五万六千余元。林云龙，即林路（(Lim Loh 1851-1929年)，祖籍福建省南安县美林镇，他是新加坡抗日英雄林谋盛(1909-1944年)烈士之令尊，又名志义，清末时期新加坡有名的建筑商，位在皇后坊 (Empress Place) 的维多利亚纪念堂 (Victoria Memorial Hall) 就是他所承建。林路在南安家乡拥有许多房产，所以乡人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有林路富，无林路厝”。他曾经数度捐官，所捐最高官衔为福建花翎道，捐官后改名云龙。
[36] 柯木林，<民办医药团体同济医院>， 载林孝胜等著， 《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4月）, 页 253。
[37] 参阅〈漳州海外侨情·飘洋生活〉，网上资料www.360doc.com/content/16/0310/.../5536563_540922722.shtml
[38] 《世界福建名人录· 新加坡篇》，前引书, 页81-82。
[39] 同上书, 页121。
[40] 同上书, 页249-250。
[41] 参阅〈漳州：飘洋史话〉，网上资料 www.rxyj.org/html/2009/1215/414790.php。
[42] 柯木林, 〈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1945-49）〉，载 《新加坡华族史论集》，前引书，页161。
[43] 柯木林，〈百年跨国两地书〉，载《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前引书，页 424 。
[44] 《新加坡华人通史》，前引书，页 744。
[45] 1946年，林树彦因鉴于战后方兴未艾的民信业，乃联合各帮民信界领袖，发起组织“南洋中华汇业总会”，为同业及华侨谋福利 ( 见《南洋商报》，1946年03月16日)。1948年10月，林树彦又发起组织“中华汇业股份有限公司”。有关林树彦事业,参阅柯木林，〈新加坡民信业领袖林树彦〉，载柯木林、林孝胜合著， 《新华历史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4月），页 173-179。
[46] 参阅〈黄仲涵银行〉，网上资料 http://www.hgzz.net/baike/81498.html。
[47] 根据《兴建崇文阁碑纪》（1866年）: “大董事陈巨川捐金捌佰捌拾元”。陈巨川就是陈金声的别号。1861年的《萃英书院捐题石碑》(此捐题石碑目前保存在新加坡博物馆)，陈金声是大董事（碑文镌刻其号陈巨川），捐献 “基地壹所值价银一千七百一十元正。
[48] 柯木林，〈闽藉人物与新加坡〉，载东南周末论坛选粹编委会编,《东南周末论坛选粹 4》 (中国: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2013年9月第1版) ,页214。
[49] 菲律宾中西学校创立于1899年，是菲律宾历史最悠久的华文学校。创建之初称大清中西学堂，后改为华侨中西学校，第一任校长为泉州举人龚绍庭。1923年，菲律宾华侨教育会会长陈迎来倡导创建的菲律宾华侨中学（PHILIPPINE CHINESE HIGH SCHOOL）是全菲第一所华侨中学。1939年王泉笙(祖籍惠安)等在菲律宾马尼拉创办中正中学，1965年扩充为中正学院，形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为全菲规模最大的华文学校，1976年按菲化法案改制。
[50] 越南堤岸福建中学是漳霞会馆与温陵会馆于1923年联办的福建学校，1940年改为福建中学。1948年叶振汉（祖籍安溪）任校长后，增办高中，定校名为越南堤岸公立福建中学，1975年改为陈佩姬中学。
[51] 1938年，印尼玛华学校增设初中部，易名为玛琅中华中学，曾以东爪哇最高学府的荣誉闻名于印尼。黄怡瓶（祖籍南安）为该校首任董事长。
[52] 网上资料 https://zh.m.wikipedia.org/zh-sg/峇峇娘惹。
[53] 同上注。
[54] 《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前引书, 页 8。
[55] 同上书, 页68。
[56] 参阅〈泉州為國家“一帶一路”建設探新路〉，载《香港商報》，2016年3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