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总第144期, 2020年第2期 - 柯木林：抗疫专家 · 纪念伍连德医生
纪念伍连德医生
柯木林
此次武汉疫情，与百年前的中国东北大瘟疫，有惊人相似之处, 让我们再一次想起了伍连德医生。今年为伍连德辞世一个甲子，特撰此文，对百年前这位抗疫英雄，与时下在一线防疫，不畏个人安危的医疗人员，致敬！
自1月23日10时起武汉封城以后，新型冠状病毒成了国际新闻1。人们对此感到恐惧，因为这是一种未知病源（所谓新型就是未知），而且传播之迅速，令人震惊。目前并无特效药，只有靠隔离、口罩防护、勤洗手等医治方法。此次疫情，与百年前的中国东北大瘟疫，有惊人相似之处，使人不期然地想起当年抗疫英雄伍连德 （1879-1960年）医生。
伍连德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槟城侨生，与林文庆、宋旺相合称海峡三杰。伍连德在家排行第四，回中国以前，一直用Gnoh Lean Tuck2这个广东话音译的名字，到中国后才开始用Wu Lien-Teh和中文名伍连德。他是英女皇奖学金的得奖者，拥有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是细菌学专家。1910年10月东北爆发的瘟疫，他只用了67天的时间，全面控制疫情。这67天的抗疫事业，使他名留青史。他为中国建立起最初的现代防疫管理体系；他提出“隔离”概念，以及疑似患者每天测量体温、检查症状，连续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离的处置原则, 沿用至今。
神秘病源
1910年10月25日，两位从俄国返回的哈尔滨工人突然暴毙。随后，一连串与他们接触过的人全都病逝。得病者发烧、咳嗽、出血然后死亡。病逝后身体呈黑紫色，死因不明，引起了东三省极大恐慌。
当时东三省是日俄势力范围。列强想利用此次疫情控制中国，完全不相信中国人有防控流行病的能力，因此极力推荐医生主持防疫事务。清廷虽然颟顸腐败，但在这节骨眼上，还是清楚的。清廷意识到，防疫事务必需由中国医生负责，不能假手外人。当时清廷外务部右丞施肇基 （1877-1958年）极力推荐伍连德。他们两人都曾留学国外，施肇基知道伍连德的才华与能力。
宣统二年（1910年）12月，时年31岁的伍连德被委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对抗瘟疫。1910年12月24日平安夜，伍连德偕同助手(他的学生)抵达哈尔滨。此时，疫情已在东北肆虐了一个多月。面对愈演愈烈的疫情，各国使节人人自危。施肇基事后在回忆录中写道：“东三省瘟疫盛行，每日死亡率约在百人，而且瘟疫逐渐南行，旅华洋人闻之恐慌。各国人士皆畏与华人往来。北京东交民巷外交团区内，亦限制华人入内……” 3，可见当时疫情已威胁到在华洋人的生命安全。
伍连德抵步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查出病源。但寻找病源，必需解剖屍体。屍体解剖在百多年前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事。当时竟然不能找到一具可以被解剖的尸体，最后只能借助一具死于疫情的日裔旅店服务员的尸体。解剖后得到的结论是: 病逝者感染了“鼠疫杆菌“，这是一种新型鼠疫, 可以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伍连德称之为“肺鼠疫”。鼠疫在当年并没有效的治疗药物。
作为细菌学专家，伍连德极力主张采取隔离, 及口罩防护的治理方式，请求清廷调动大量人力物力，对东三省进行全面隔离 （也就是封城），但遭梅斯尼医生（ Dr. G E Mesny）的激烈反对。梅斯尼是清廷特聘的法国军医, 鼠疫专家。他看不起伍连德，觉得伍连德少不更事，不如他有防鼠疫的实战经验。梅斯尼向东三省总督锡良提出撤换伍连德，由他来统管防疫事务。
关键时刻，施肇基给了伍连德最大的信任和支持。清廷没有采纳梅斯尼的提议, 还是让伍连德继续担任东北防疫事务。1911年1月11日, 就在梅斯尼来哈尔滨的第9天，他 因诊病没有口罩防护，感染鼠疫去世。梅斯尼的死，震惊了东北，甚至整个世界医学界。这样级别的鼠疫专家，居然死于鼠疫，简直匪夷所思。如果连专家都不能防护自己，如何防护普通人? 梅斯尼的死，是一个悲剧，但却意外为年轻的伍连德扫清了一切障碍。这时人们才相信伍连德的理论，清廷也是开始重用伍连德。
投身抗疫
伍连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明了棉纱口罩。这是采用当地的普通外科纱布制成， 和西方正规医学口罩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因而被命名为 “伍氏口罩”（Wu’s Mask)。伍连德要求医务人员和警察在与病人接触时都要载口罩。
当时整个东三省有1400万居民，哈尔滨傅家甸区域（今道外区）是东三省的鼠疫重镇，处于铁路枢纽，人口2万余人。但死亡人数，最多的时候一天有173人，疫情之恐怖已无法形容。要隔离这地区，必需得到日俄列强的允许。还是施肇基，在他斡旋下，开始施行封锁傅家甸。
1911年1月13日，清廷封锁山海关，任何人出入山海关都必须在军人的看守下滞留5日，确认无恙才可放行, 当时连太子太傅都被挡在山海关之外。1911年1月14日至19日，南满铁路与东清铁路停止运行。1911年1月21日，京津铁路全部停止运行，清廷建立三条军事防线，避免春运南下人口四处流动。在这样严格的军事管理下，鼠疫被控制在东三省内。
然而，傅家甸地方小，可用以隔离的空间少，只能向俄国铁路局借用部分列车车厢作为隔离的防疫系统。出于保护俄侨的考虑，疫情已不再是政治工具，俄方同意借出1300节车厢（内置取暖火炉）用于隔离使用。伍连德又将傅家甸划分为四个区，每个区配备一定的医生、警察以及医疗物资4。不同区的居民佩戴不同颜色的证章，分别是红、黄、蓝、白，只允许在本区活动。
在进行一连串防疫工作后，死亡人数并没有减少。由于东北气候寒冷，土地冻结不能掘地，病逝者未能及时安葬，所以造成感染。用施肇基的话说：“死亡甚多，无棺木为殓，只有火葬之一法。但风气未开，民间反对甚烈”。
在伍连德坚持下，1911年1月31日，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火葬，1千多人的尸体，在傅家甸集体焚烧。此后患病死亡者，数目有了明显下降。到1911年2月28日，在火化四周后，哈尔滨防疫总局收到最后一例死亡报告。伍连德随即宣布解除对傅家甸的隔离。至此，蔓延6个月，波及东三省，山东， 河北省多个市县，吞噬6万人生命的东北大瘟疫，宣告结束。
由于东北瘟疫完全受到控制，伍连德名声大振。 1911年5月初，摄政王载沣代表宣统皇帝在紫禁城召见伍连德，赏蓝顶戴，授二等双龙肩章及进士出身，医务人员获此殊荣，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1927年获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组织 (今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简称WHO的前身) 授予“鼠疫斗士” （Plague Fighter）称号。1935年被提名诺贝尔奖。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在槟榔屿邹新庆律(Chor Sin Kheng Road) 住宅39-I号因心脏病逝世，终年81岁5。根据遗愿, 火葬后骨灰置槟城联合福建公冢(United Hokkien Cemeteries) 骨灰塔C室80号。
伍连德有英文自传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1959年出版); 其女儿伍玉玲也著有Memories of Dr.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追思伍连德博士---鼠疫斗士》一书记录其事迹。
伍连德的一生，与中国近代史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的二舅，就是在甲午海战中先为 “广乙舰 ”管带，后接替方伯谦任 “济远舰” 管带的林国祥。伍连德夫人的三叔是在甲午海战中与“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及全体官兵壮烈牺牲，钦赐恤银祭葬，赠武威将军的黄乃模 (“致远舰”二副)。伍连德与林文庆是连襟。 伍连德夫人黄淑琼（Ruth Huang Shu-chiung）是诗巫（新福州）开发者黄乃裳的次女, 林文庆夫人的妹妹。有趣的是：当年追求黄淑琼的还有名律师宋旺相，及华社领袖陈武烈 （陈笃生曾孙），结果黄淑琼慧眼识英雄，两人一见钟情，1905年7月9日在新加坡结婚6。
历史启示
中华民族是很有历史感的! 整个东北疫情，是以影集方式纪录下来。这本《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撮影 》（Views of Harbin （Fuchiatien）taken during the plague epidemic Dec 1910-Mar 1911），191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集子共收录了61 张历史图片，保留了当年东北疫情的真实情景，非常珍贵。伍连德以英文作序，署期1911年4月1日。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成功控制传染病的行动。伍连德也是第一位海外华人在中国医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983年，由著名的流行病学家拉斯特 （John M Last）主编的《流行病学词典》(A Dictionary of Epidemiology)中，伍连德是惟一的华人7。今天，我们控制未知传染病的办法，依然参照当年伍连德的方案。
作为槟城侨生，伍连德为什么会到东北进行抗疫工作呢？
1903年7月学医毕业后8，伍连德从英国回到马来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发起组织 “槟榔屿禁烟协会” (Penang Anti-opium Association)，鼓吹禁止鸦片。禁烟运动得罪了当地权贵，伍连德因此受到陷害。在权贵的合力围攻下，他的私人诊所受到警方突击，查出了一小瓶吗啡。虽然伍连德申辩此吗啡乃用于医治用途，但不被接受，结果败诉被判罚款。从此伍连德在马来亚无法待下去，于是决定往中国发展。他这一走，竟然是他生命的转折点，从此青史留名。人生际遇，就是如此，凡事与愿违，上苍必有安排。
假设伍连德继续留在马来亚，或许默默无闻。假设不是施肇基，在最艰难的时候，力挺伍连德，或许伍连德不能有这样的成就。然而历史没有假设。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没有施肇基，就没有伍连德,是施肇基成就了伍连德。
当初在委任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时，伍连德并非第一人选。首选者是美国丹佛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Denver)医学博士、海军总医官谢天宝。可是谢天宝要求清政府事先提供巨款作为安家费，因为此项任务极其危险。谢天宝的先决条件，从此失去了一个报效国家的最佳机会。施肇基最终选择了伍连德，而伍连德也义不容辞，临危授命，这是历史付予伍连德的使命。为人处事，不能太斤斤计较于眼前得失。谢天宝与伍连德两人对同一事件的选择与决定，足以说明一切。可惜现实社会中有太多的谢天宝，太少的伍连德。
施肇基确实是伍连德的贵人！施肇基英文名字叫Alfred Sao –ke Sze。这位著名的外交家，是民国时期首位中国驻美国大使，他在中国外交舞台上长袖善舞，處理过朝鲜人安重根行刺“伊藤博文案” ，參與“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 等重要历史事件，備受顧維鈞、胡適所推崇9。没有施肇基的鼎力支持，就没有东三省防疫的成功。
现实意义
百年前的东北大瘟疫，与时下武汉疫情何其相似。首先是病源，东北瘟疫最早出现在满洲里的以捉土拨鼠(旱獭, 学名 Cynomys )为业的山东移民中；武汉疫情的爆发，据说是来自中华菊头蝠，中间宿主可能是穿山甲，总之，都与野生动物有关。
其次是发病时间段及地点，都是在春节前后，即阳历12月底左右。地点傅家甸与武汉都是中国的交通枢纽，病毒传播迅速。其三，从治疗方案看，百年前的东北瘟疫，用的是口罩防护、隔离等方法，百年后依然是以相同的方式处理疫情。再者，百年前清廷拒绝法国军医统管防疫事务，百年后中国拒绝美国就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援助，前后如出一辙。
今天的武汉疫情，让我们再一次想起了伍连德。2020年为伍连德辞世60周年纪念，特撰此文，对百年前这位抗疫英雄，与时下在一线防疫，不畏个人安危的医疗人员，致敬！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注释:
1 《联合早报》电子版，2020年1月23日。
2 参阅Penang Free School Queen’s Scholars 碑文。
3 《施肇基早年回憶錄》由施肇基口述，傅安明筆錄。本書分兩個重要段落，前一段是敘述他自儿童时期起到在美國受教育的历程；後一段是從美國回來後參與地方內政的時期（1902至1914年）的経历。具体内容包括：幼年时代、留美时期、武昌时代、考察欧美宪政之行、任职京汉竟奉铁路局时期、在哈尔滨任滨江关道时期、任职外务部时代、民初居京时代。由于回憶錄只談到1914年，即他37歲出任驻英国全权公使时期的经历為止，故稱為早年回憶錄。此书前有自序，后附有自定年谱。礙於施肇基口述時的健康狀態每況愈下，且記憶力嚴重衰退，故回憶錄終究還是無法順利完成。文史專家蔡登山有鑑於此，另蒐羅了《歷任我國駐美公使大使一覽表》、《施肇基十項原則宣言》、《施肇基大事年表》附於書後，有助於對施肇基進行全盤了解，補充擔任外交官時期的那段空白，很有参考价值。
4 《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撮影Views of Harbin （Fuchiatien）taken during the plague epidemic Dec 1910-Mar 1911》，(中国: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11年) 导言。
5 《南洋商报》 ，1960年1月23日。
6 Wu Yu-lin , Memories of Dr.Wu Lien-Teh : Plague Fighter ( Singapore :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Pte Ltd, 1995 ) ,p. 25 。
7 王哲， 《国士无双伍连德》（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页285 。
8 Wu Yu-lin, opcit, p.20 。
9 网上资料https://baike.baidu.com/item/施肇基
原载《源》总第144期, 2020年第2期, 页 4-7
《联合早报》- 张曦娜：需要斗士的年代 (2020-03-26)
https://www.zaobao.com.sg/zlifestyle/columns/story20200326-1040186
在瘟疫肆虐的时候，真是个需要斗士，尤其是人道主义斗士的年代。
这阵子，人们又忆起了伍连德。
不论是2003年沙斯暴发时，或是当下冠病大流行，提起有“鼠疫斗士”称誉的伍连德，仿佛总能带给人们一丝对抗疫情的希望。
曾经在抗疫第一线的伍连德，其实不仅是一个瘟疫斗士，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他毋宁说是一种精神象征，代表了一种以大爱济世，以斗志救人的无私精神。
1995年，我和伍连德医生的长女伍玉玲曾经做了一次有关伍连德医生的访谈，当时，伍玉玲从执掌了18年的区域语言中心退休不久，有一天，我在报馆接到前辈的电话，她兴奋地告诉我，她为父亲伍连德编著的纪念画册《纪念伍连德医生——鼠疫战士》( Memories of Dr.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在经过大半年筹划、编著后终于问世了。
在这之前，我与伍玉玲曾有过数面之缘，也做过她的个人专访。印象中，前辈一贯言谈温婉含蓄，但那天在电话上，她说得直爽而开心，坦言出版《纪念伍连德医生》既是她多年来的心愿，也为了赶在那年6月在上海举行的“纪念中华医学会成立80周年暨纪念伍连德博士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感染了前辈的兴奋，听了蛮感动的，立刻就敲定了访谈时间。
在纪念会举行期间，伍玉玲还亲自携带画册到上海参与其盛，并远赴北京和哈尔滨，参观伍连德分别于1910年代及1920年代创建的北京中央医院与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沿途将画册捐赠给这些机构。这本纪念画册编收的照片，跨越的时空幅度很大，其中有不少有关中国公共卫生与医学方面的珍贵照片，因而伍玉玲告诉我，出版这本书不仅是对伍连德个人的纪念，也是一部富有参考价值的医学与公共卫生史。
也因为伍玉玲的这通电话，我有幸在20多年前就有机会将“南洋人”伍连德医生作为抗疫英雄，几近传奇的抗疫事迹，以文字再现读者面前。
伍连德先后在1910年和1920年深入中国东北疫区对抗鼠疫，那是两次十分惨重的瘟疫，而且疫情蔓延非常迅速。在这两次鼠疫流行的时候，伍连德都深入鼠疫区领导防治，以测量体温、控制交通、隔离疫区、戴口罩等防疫手法战胜瘟疫，那两次的防疫行动，拯救了上亿人的生命，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流行病防疫行动”。回想起来，百年前伍连德的抗疫措施，至今不也仍作为抗疫借鉴，而且非常有效。
伍连德生于马来亚槟城，也在槟城终老。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伍连德回到南洋，晚年曾有20年时间在怡保旧街场行医，而无论在什么地方，伍连德都仁心仁术，那回访谈时，伍玉玲告诉我，在怡保行医的日子，伍连德如何施医赠药，免费医治一些付不起医药费的贫苦病人。伍连德一生与新马关系密切，但至今，仍有许多新马人还是不知道伍连德是何许人。
作为闽南人的后代，在面对眼前这波严峻的冠病疫情，我倒想起了闽南曾经也是中国鼠疫横行的重灾区，而且瘟疫肆虐超过半个世纪，祸害成千上万户人家。我有理由相信，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中期，移民到新加坡的闽南家族，或多或少都受到那场横跨两世纪的闽南瘟疫波及。
关于福建鼠疫，1973年由福建省卫生防疫站、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微生物研究编著的《福建省鼠疫流行史》一书有过统计，自1884年开始，鼠疫疫情沿水陆两路向福建全省蔓延，至1952年，流行长达68年，涉及57个县市，造成全福建71万多人丧生，发病人数为82万5512人，病死率高达86.3％。
福州诗人洪梦湘（1899—1993）有一首写于1941年的诗“上洋镇鼠疫盛行感作”记述了当地遭遇鼠疫的凄惨情况：全镇仅千家∕日死数十人∕时疫甚祸水∕生命等轻尘∕丧夫才东屋∕哭子又西邻∕入耳声凄楚∕满眼景沉阴∕鼠且衔尾走∕人焉以保身∕当道不过问∕亦枉哭高坟∕嗟嗟离乱日∕咄咄苦难辰∕我生何不幸∕作兹历劫民。
在当年福建鼠疫蔓延的年代，我们家也未能幸免，父亲年纪还小的时候，祖父祖母就因那场持续肆虐达半个多世纪的鼠疫而过世，父亲和叔叔为了生存，离开同安老家，随族人漂流到南洋。也许丧亲之痛不堪回首，父亲生前未曾向我们提及，一直到父亲过世之后，我们才从母亲口里知道这段沧桑家史。
我曾经也想过，为何福建鼠疫会流行达半个多世纪之久，以致那么多人枉死瘟疫？是因为缺乏机缘，没有碰到像伍连德这样的抗疫斗士？在瘟疫肆虐的时候，真是个需要斗士，尤其是人道主义斗士的年代。
想起臧克家有首诗《有的人》，开头是这样写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首诗，原本是臧克家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有感而作，但，在我看来，它用在伍连德身上同样传神，尤其在瘟疫广泛威胁人命的时候。
《联合早报》- 学习伍连德无畏的精神 ——“不怕，不怕” (2020-02-24)
https://www.zaobao.com.sg/news/fukan/celebrities-interview/story20200224-1031521
《伍连德博士传》电视纪录片（2008年拍摄）监制兼总导演
当年（110年前）伍连德博士在抗疫最艰难的时候听旱獭的叫声“不怕、
不怕”，让他不怕艰苦，勇往直前，让我们一起学习伍连德博士的无畏精神，勇敢的抗疫。
110年前，中国东北暴发的肺鼠疫大流行，是近代世界空前规模的烈性瘟疫。年仅31岁的伍连德博士（1879－1960）在四个月内，组织领导防疫人员一举扑灭瘟疫，拯救了千万人的生命，从而避免了中世纪欧洲“黑死病”惨剧在中国重演，被誉为“鼠疫斗士”，名扬中外。
当年的鼠疫病毒来自生病的旱獭，也叫土拨鼠。东北的猎人把捕捉到的土拨鼠，剥下鼠皮染色，这种类似貂皮的廉价毛皮在欧洲市场大受欢迎。健康的土拨鼠会发出类似“不怕，不怕”的声音。疾病使土拨鼠变得无声。因此，有经验的猎人就会避开那些生病的土拨鼠。但是，却有一些猎人捕捉了生了病的土拨鼠后，就往客栈居住。客栈的卫生条件很差，特别拥挤。只要有一人染上疫病，就能传染整个客栈，再传到别处。因此，当土拨鼠没有发出令人放心的“不怕，不怕”的呼声时，确实招来了灾害。
伍氏口罩与炮仗灭菌
在伍连德时代，没有抗生素，也没有磺胺药（Sulfonamide）。伍博士是以自己的医学知识和人为的力量去消灭一场天灾。那时也没有口罩，医护人员用纱布和棉绒把嘴和鼻子都遮挡起来，作为一种保护措施。其他地方的防疫人员，还有老百姓都戴上这种口罩，后人把这种口罩称为“伍氏口罩”。
为了控制疫情，伍连德把整个有疫情的区域分成四个区，各自拥有消毒站、消毒车、医务和工作人员、警察。每天各区派出 46组搜查队到各家各户巡视。一旦发现疫病病人和疑似病例，就把他们移送到医院和隔离所，并且在他们的住所进行消毒，污浊不堪的便被烧毁。除了少数人之外，这四个区的居民和工作人员不准与外区人员接触。外围驻守着1100多名士兵，城内600名警察维护持序。
1910年的那场鼠疫也发生在春节期间，伍连德就跟地方官和老百姓宣传说春节那天要大放炮仗，所以那天就到处放炮仗。比平时过年过节要多得多。这一点就是利用了中国的民俗，中国的知识和西方的医学知识结合起来。因为炮仗本身主要成分的火药是硫黄，那天满城就弥漫着硫黄的味道，而硫黄就起着消灭鼠疫杆菌的作用。当年的鼠疫才得以非常戏剧性的停止。只有七万人口的哈尔滨，总共死了7000人。
“恐慌”是抵御疫情大敌
伍连德博士当年所采取的手段如检查体温、消毒、隔离、戴口罩等，在2003年SARS时又再重做。现在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同样的防范措施和步骤又再重现。经过多次抗疫实践的伍博士，总结出防治烈性传染病过程中最困难的徴结：
“那就是人们极度恐惧下的消极态度。在鼠疫流行期间，人们普遍害怕隔离。在病人活着的时候不报告，死后将尸体扔出来。病人被隐藏时，家庭成员和朋友常常会被传染。”
也就是说“恐慌”是抵御疫情最大的敌人。100多年后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暴发，“恐慌”还是人们在抵御疫情所面对的一大敌人。在当今信息爆炸时代，各种混乱信息难免令大家感到惶恐慌张，甚至引发民众抢购物资的现象。在疫情还在 延伸中，人们是否可以积极的态度做好自己的本分，多注意个人卫生，负起社会责任，一起抗疫，并减低“恐慌”的程度。
伍博士毕生多次经历艰险，扑灭了好几场致命传染病，拯救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尤其是他在1910年面对第一场疫情，只身带着一名学生去到人地生疏、天寒地冻的东北与无药可治的黑死病赤手搏斗，他却能在四个月内，将此致命传染病消灭。可想而知他当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但他坚持到底，坚忍不拔、不怕困难的将传染病给消灭。
当年伍博士在抗疫最艰难的时候听旱獭的叫声“不怕、不怕”，让他不怕艰苦，勇往直前，让我们一起学习伍连德博士的无畏精神，勇敢的抗疫。
·谨以此文纪念伍连德博士逝世60周年（1960年1月21日-2020年1月21日）
（文中照片源自伍连德博士在 1911年主持“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的来宾手册。）
伍连德生平
伍连德博士（1879-1960），字星联，祖籍广东台山人。1879年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也就是今天的槟城。1896年获英女皇奖学金赴剑桥大学，1902年获医学博士，是第一位华人医学毕 业生，获得诺贝尔奖名师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及德国细菌学家的指导，同时在结业之前，到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向另一位诺贝尔医学奖名师Elie Metchnikoff学习破伤风之类的病菌研究。
1903年回到马来亚吉隆坡医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 in Kuala Lumpur）研究热带疾病。一年之后开始在槟城执业行医。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同是英女皇奖学金得主的林文庆（Lim Boon Keng）和宋旺相（Song Ong–Siang）， 三人志趣相投，积极投身社会改革，还联手创办《海峡华人》杂志（Straits Chinese Magazine），提倡科学思想，被誉为“海峡华人三杰”。
1908年应直棣总督袁世凯聘请到天津陆军军医学堂担任副校长的职位。1910年东北发生瘟疫，这种流行病的死亡率差不多是百分之百。在短短四个月内他把鼠疫给控制下来，拯救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也避免了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在中国的30年，伍博士先后主持兴办检疫所、医院、研究所共20多处。伍连德也因此有“中国自主检疫的鼻祖”的美称。
1935年他被提名为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人之一。只可惜，在那个年代，华人获诺贝尔奖项几乎等于零。1937年日本侵占中国，伍博士只好离开上海回到他的出生地槟城。后在怡保执业行医，直到 80岁才退休。1960年伍博士在槟城的新居中风去世，享年 81岁。
SFCCA - 抗疫专家——纪念伍连德医生
https://mp.weixin.qq.com/s/fo3wnl_E05Kmw-1tzdKIqA
信函 - 黃枝連 (2020-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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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華人宗鄉會館聯會會/SCFFA 學術委員會主任
歷史學家
柯木林君：
感謝來函及贈閱大作，以示閣下對碧華和我在紐約市的關注与問候；我們有親友 的照料，又是養尊處優和受益于美國社會者，一切都好！
我十分贊賞閣下關于星馬華僑伍聯德医生的評傳：他顯然是上世紀初，中國東北地區發生的那場 "迎戰鼠疫戰鬥爭” 的卓越領導者；在那么惡劣的政治-社會-經濟的條件下，他們居然可以全功而退，从理論到實踐及範式，都是值得 WHO 予以表揚的！
更難能可貴的，他們的 “与 ‘狠-菌’ 共午” 的 '鬥爭範式，早隔離-要治疗-早封城之舉，對一百一十年后，發生在湖北及其武漢的這場 “COVID-19” 戰疫，顯然是一個取胜的範式； 今日，中國大陸𢔛免于難，而許多國家對時疫的防患，几乎都是 “吳聯德模式” 的好學生；其效益，見之于誰是 “好學生”，誰是 “壞學生” 乎！？ 為什么新加坡這次不是 “優等生”？ 也許，三年兩載后，閣下可以帶隊進行調查研究-比較研究的！
因此，我贊賞閣下這次賜寄的其他几篇歷史筆記； 卓有見解！對明萬歷的研究，曾是我在鉆研-撰述 “天朝禮治体系研究丛書” 的課題。
我同意， “歷史沒有假設”----歷史沒有必要再有 “假設”； 但歷史研究對 "未來發展假設”，是必要的----如此，我們或可在 “文明未來史論” 的開發開展上，互通互聯-----SFCCA 在此文明長河中，可以探索許多 “歷史假設” 呢！
請代向新馬-東盟的產官學的老中青新知旧交
致意！
黃枝連啟
Wed, May 13 at 5:3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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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asia vol.16 issue 2 - The Plague Fighter Dr Wu Lien-Teh and His Work
《联合早报》- 南洋俱乐部 新马华人在中国的第一俱乐部 (2021-08-12)
新马华人在北京有个俱乐部——南洋俱乐部，这是东南亚华人在中国最早成立的华侨俱乐部，而且这个俱乐部的信托人不是百万富翁，而是新马知识分子。
新加坡有几个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华人俱乐部，包括怡和轩俱乐部、醉花林俱乐部、吾庐俱乐部等，这些都是富豪商贾所成立的联谊会所，以前被俗称为“百万富翁俱乐部”。但很少人注意到约百年前，新马华人在北京有个俱乐部——南洋俱乐部，这是东南亚华人在中国最早成立的华侨俱乐部，而且这个俱乐部的信托人不是百万富翁，而是新马知识分子。
谢昌林出资兴建
北京的南洋俱乐部成立于1920年代，确定年份待考证。它成立的目的，除了提供南洋华人一个联谊活动的场所外，主要是让南洋回国华侨、专业人士和学生，在北京有暂时落脚居住的地方。它坐落在北京东城区遂安伯胡同29号，地点适中，交通便利。
南洋俱乐部主楼是一栋三层高的中国式建筑，长231英尺，宽74英尺，总共有大小卧房24间，房屋之四周有一个庭院，环境幽美。可惜这座四合院历经市区重建，原建筑和庭院现已不存在，只留下一张1933年众人在俱乐部前的合影照片，弥足珍贵。
有一位马来亚土生的名人梁宇皋（1888-1963），他的一生资历丰富，曾是马华公会的创党人之一，也先后担任过马六甲州长和马来亚政府的司法部长。梁宇皋是1908年英女王奖学金得主，在英国伦敦大学完成法律学位后，回到马来亚怡保执业。
1933年他接受中国政府的聘请，到南京担任要职。同年12月他和家眷到北京一游，就住宿在南洋俱乐部。他写信给马来亚友人，介绍了南洋俱乐部的情况，赞誉俱乐部极为宽敞适用，布置完善，服务特别周到，并“断定马来亚在北平有此俱乐部，大足以自豪，盖此为海外华侨在国内所组织之第一俱乐部”。
这座南洋俱乐部的大宅院是谁出资兴建的呢？
原来它与一位富商及两位土生华人知识分子有直接关系。出资兴建的富商是谢昌林（1875-1948），他是第三代马来亚华人，他的祖父从福建漳州府海澄县石塘村（今厦门市海沧区）南来谋生，发迹后在马来亚开枝散叶。到了父亲谢文贤这一代已经是霹雳的富商和社会名流。谢昌林更在祖父和父亲的基础上大展宏图，成为著名矿家、橡胶树种植家和社会改革运动的支持者。
伍连德建议建俱乐部
这位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谢昌林，为何会出资在中国兴建南洋俱乐部会所呢？这就不得不提1896年英女王奖学金得主和国际知名的鼠疫斗士伍连德（1879-1960）的关键角色了。
伍连德是影响谢昌林这个成功商人参与社会改革运动者。谢昌林虽然比伍连德年长四岁，但1903年伍连德从英国剑桥大学完成医学博士学位课程后回马，活跃于马来亚社会改革运动，也影响了多位富商和华社领袖。例如，1904年8月，已经在吉隆坡创办“雪兰莪文学与辩论会”的伍连德到怡保作公开演讲，谢昌林和锡矿大王胡子春及余仁生号东主余东旋等富商听后深受感动，也展开筹办霹雳的文学与辩论会。
此外，1907年3月伍连德等人在怡保举办3000人出席的马来亚禁鸦片烟大会，谢昌林也积极参与，从这些事迹可以看出伍连德对谢昌林的影响。特别是1923年10月，已经担任霹雳禁烟会主席的谢昌林，领衔2000多人具名向马来联邦政府请愿，希望彻底禁烟。在这个请愿书上，附上一封由伍连德具名的强力支持信。伍连德以他在国际上的高知名度为谢昌林的禁烟请愿背书，可见伍连德和谢昌林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在伍连德的建议下，1927年谢昌林出资在北京购地兴建南洋俱乐部会所。伍连德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劝说南洋富商在中国进行公益建设的例子并不罕见，其中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成功游说富商胡文虎，独资30万元兴建南京中央医院，那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医院。1931年落成的这所医院（现为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至今仍然有块纪念匾额挂在医院主楼外墙上，以感谢胡文虎慷慨资助。
问题是，谢昌林并没有去中国，是谁来负责购地和监督南洋俱乐部的兴建工程重任呢？照理说伍连德应该是最适合人选。伍连德在北京的确有个家，但因工作关系，1912年至1930年之间除了经常代表中国到世界各地参加会议外，大部分时间坐镇哈尔滨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督导防疫和研究工作。工作之余或出差之便，他才会抽空到北京陪伴夫人黄淑琼。伍连德因此将北京购买地产建筑南洋俱乐部之重任，交由同是英女王奖学金得主的学弟吴赉熙代办。
吴赉熙任张作霖参谋
吴赉熙（1881-1951），祖籍广东潮安，生于新加坡。他是莱佛士书院杰出毕业生，于1899年考获英女王奖学金，也到伍连德的母校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学医。吴赉熙比伍连德晚了三年来到剑桥大学，所以是伍连德的学弟。除了这些信息外，有关吴赉熙的资料很少，幸运的是吴赉熙在中国的孙女吴沙鸿女士，找到王赓武教授引介，联络上笔者，提供一些资料和那张南洋俱乐部的照片，让笔者有线索探究更多吴赉熙的事迹。
原来1906年吴赉熙从剑桥大学毕业后，留在英国，但并没有行医，而是开设公司创业，成为商贸经纪人。
1914年欧战爆发前夕，吴赉熙搭乘火车经由西伯利亚来到中国东北。在哈尔滨受到学长伍连德的照顾，为他铺设在中国的人脉关系。吴赉熙后来先后担任东北王张作霖的高级参谋和少帅张学良的顾问，也和伍连德的推荐有关。因为伍连德在1922年受奉天督军张作霖委托，于奉天（今沈阳）城东创建东北陆军医院，可见伍连德得到张作霖的信任。1927年张作霖入主北京主持北洋政府期间，吴赉熙被委任为外交部顾问，还被派往南洋执行任务。
但吴赉熙在中国第一份正业，是担任北京一份英文报刊的编辑。1919年5月，因巴黎和会引发五四运动，同样活跃于欧美同学会的吴赉熙和伍连德等人，代表欧美同学会向驻北京的英国和美国等多国公使递交请愿书，由吴赉熙草拟的英文请愿书提出三条要求，包括要求将德国前有之山东权利及日本在山东所有增加权利交还中国。
基金会有四信托人
吴赉熙后来的兴趣和事业重心转向艺术和文化，1921年在北京开设一家艺廊，成为中国古代瓷器、字画等文物艺术品的收藏家和鉴赏家。他和苏州的徐仲卿女士成婚后，在北京赵堂子胡同购买一座四合院，将部分院屋拆除，改造成大花园，栽种从欧洲引进的月季（属蔷薇科，类似玫瑰），共栽培了200多品种和上千株的月季花。每当花开时节，吴家花园成为名流墨客品茶赏花、听琴谈诗、议论国事的聚会场所，据说胡适、徐志摩、吴宓、赵元任、辜鸿铭、张学良、林语堂、凌叔华等名人都曾是这里的赏花客。吴赉熙的二子吴炳琳曾回忆，小时候经常送月季鲜花给住在不远处的伍连德夫人黄淑琼，因为可以换得一块巧克力吃。
吴赉熙的花园宅院距离南洋俱乐部也不远，要照顾俱乐部相当方便，所以南洋俱乐部建成后，吴赉熙受委为司理人。1929年，为了健全的管理和经营，出资人谢昌林设立一个基金，委任四位在中国已有事业成就的知识分子为南洋俱乐部的信托人，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谢昌林最信任的好友伍连德和兼任司理的吴赉熙，另外两人是伍连德推荐的晚辈，槟城出生的林宗扬（北京协和医学院教务长）和新加坡出生的林可胜（林文庆之长子）。巧合的是，这四位都是医学专业出身的新马知识分子，除了吴赉熙转到艺术文化领域发展外，其他三人都在中国的医学、防疫和公共卫生事业做出重要的贡献。
华侨长期免费住宿
从现有的资料，我们对南洋俱乐部所知有限，从零星的资料发现，这个俱乐部不只接待北上的南洋华人，连和南洋有关系的非华人来到北京，也有可能在南洋俱乐部受到接待。例如1934年，一位马来亚英文报章《马来邮报》的编辑部人员Francis Cooray，也曾在南洋俱乐部享受过一顿晚餐的招待。吴炳琳对这个他口中的“南洋华侨俱乐部”印象特别深刻，他记忆中俱乐部常有为读书或工作的华侨提供长期免费住宿，也接待来北京谋职或就学的闽、粤同乡，包括来自厦门鼓浪屿的林巧稚，她后来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也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人之一。更有趣的是，吴赉熙除了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为归侨找工作，也常请大家吃“沙爹”（南洋烤肉），使大家深感乡谊之温暖。
1943年日本侵占北京期间关闭了南洋俱乐部。有关北京南洋俱乐部的其他活动和事迹，尚值得大家继续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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