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英文原名的 A Text Book of Documentary
Chinese, Selected and Designed for the special use of Members of the Civil
Servic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Protected Native States，中文译为《三州府文件修集》（简称《修集》）。这本书就是一个非常优美的翻译。这本丁底是125年前由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印务所印制，在新加坡出版的公务员读本，到底是一本怎样的文集呢？我们在翻阅此书后，对其内容及所蕴含的意义，深受感动！
早年当过公务员的都必须通过《公务员服务指南》（Government Instruction Manuals，简称 IM）的考试。这项考试制度如今似已取消，但对许多公务员而言，IM考试是个头痛问题，不容易过关。这考试源自殖民地的文官制度，当年培训公务员可是一大课题。一百年前本地殖民地官员所必修的读本，就是著名的《三州府文件修集》。
三州府是当时华人对槟榔屿、新加坡、马六甲组成的英属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的俗称。这个政治体系自1826年开始，一直延续了120年后到1946年才结束。三州府首府初时设在槟城；1832年迁往新加坡。1867年4月1日，英国殖民地部正式接管三州府，划入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总督驻守新加坡。
三州府的形成源自1824年英荷签订的《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亦称 The
Anglo-Dutch Treaty of 1824）。此条约解决了英荷两国在东南亚与马来群岛的贸易与势力范围的纠纷，也决定了日后新加坡的命运。《伦敦条约》签订后，荷兰的势力范围在印度尼西亚，马来半岛则归英国管辖。
内容概要
这本《三州府文件修集》在1894年出版。此前17年，公元1877年，英国已在新加坡设置华民护卫司署（Chinese
Protectorate，俗称大人衙），这与同年设置的清朝驻新加坡领事馆，两者都以治理华人为首要任务。殖民地政府为了有效地处理华人事务，乃严格要求公务员必须通晓汉语及方言，《三州府文件修集》就是为任职华民护卫司署的公务员量身订制的，最初只作为中文教材，但如今却成为研究华人史的珍贵资料。
《修集》长29.5厘米，宽23厘米，厚4.2厘米，约为今天的超大16开本，外有黄色纸皮封套，是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馆为更好地保护此善本书籍而刻意加上去的。此读本由海尔（G.T.
Hare）主编，分三册七卷：第一册包括《禀帖卷》（Petitions, 118件）、《告示卷》（Proclamations, 70件），第二册包括《通商书札卷》（Letters,
83件），《杂文卷》（Miscellaneous, 55件），第三册包括《文字格式卷》（Forms, 30件），《咨文照会各式卷》（Despatches,
13件），《奏章卷》（Memorials, 14件），共收录了383篇函件。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本除标题是英文外，原始两册竟然全是以中文，文言文又没有标点符号；我们不得不佩服当年这批殖民地官员的中文程度。
主编海尔在《修集》该本〈缘起〉（Memorandum）中开宗明义地说：“本文集目的是要弥补公务员及其他人士，长期以来在学习书写中文，以备未来之需方面所感受的欠缺……我深信这些文章所具有的浓厚地方色彩，不但使学习书写华文趣味盎然，对未来的学习也富有建设性……”〈缘起〉署期1894年5月，此时正值甲午战争前夕，大英帝国国力如日中天。
有关这位洋人主编的资料不多，我们只知道他是新加坡首任华民护卫司毕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 1840-1907年）的副手（Assistant Protector of
Chinese），精通华文和华人的事务。为了使海峡殖民地的官员更加熟悉清朝及海外华人事务，他编撰了这本《三州府文件修集》。他也曾在《海峡华人杂志》上发表有关赌博这社会现象的文章。
根据颜清湟教授的研究，海尔于1896年上书英国殖民地部吁请多颁发英国的勋章或颁发另一种勋章给海峡华人领袖，以笼络当地华人，藉以抗拒清廷的大量售卖官衔给当地华人。虽然他获得海峡殖民地总督的支持，但英伦殖民部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1]
宋旺相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记录了这样的一件事：1906年11月，海尔已故，海峡殖民地华人捐献了3,620元叻币想为他筹建纪念碑，以纪念其“为双方朋友作中间人”的贡献，可见他不愧为一个杰出的公务员。[2]
为什么这批英殖民地公务员的中文程度竟如此之好？
自从英国涉足马来半岛政局后，由于殖民统治的需要，大批观察家、探险家、公务员和学者也接踵而来。英国在遴选外派公务员时非常严格。这批公务员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叫作“学政人员”。英文学界称之为 scholar-administrator，也有使用 scholar official。他们真正的身份是由伦敦派驻东南亚的英国官员，负责管治和领导中央或地方的政务，都是中级以上的领导层，而非执行日常业务的低层公务员。[3]
当我们翻阅史料，进一步了解这批人员的背景、经历和学术成果后，才惊讶地发现他们都具备良好的语言条件、教育背景和优良的学术传统。他们大部分出自名牌大学，如剑桥、牛津或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University of Dublin）等名校。他们允文允武，精通几国语言，有些还精通方言，是不折不扣的汉学家。老牌殖民主义者确是高手过瞻。
这批是学者，又是高级公务员的老外进入东南亚后，热衷于当地历史文化及民俗风情的研究，通过他们眼睛，打开了我们对自身的认识。这扇窗户也让东南亚进入世人的眼帘。
事实上，学术研究只是他们的副产品，可是由于他们过人的聪颖以及优越的语文能力，却使他们留下无数的成果，开拓新的学术视野。这批同时兼具行政和学术双重身份的人员，最后有些还转型成为专业的学院派学术人员，如白刺顿（C.
Otto Blagden, 1864-1949年）、温斯德（Richard Olof Winstedt,
1878-1966年）和巴素（Victor Purcell, 1896-1965年）等；本地华人史许多重要史料，大都由这批优秀的殖民地行政人员以英文保存下来。
史料价值
《三州府文件修集》以文体分类，收录的公私文件涉及的体例繁多，计有民间向英殖民政府上呈的禀帖、中英政府出示的告示、各类商业和私人往来书信、遗嘱、申请书、誓词、章程、条规、合同、借据、序文、议论文、咨文、照会和奏章，不一而足。公文主要来自中（清朝）英两国的告示和清朝的咨文照会和奏章，民间的文件主要是华民上呈政府的文件、民间社会应用的文件和知识分子的议论文章。故此，《修集》可以同时看到官方的论述和民间的心声，清末清廷对海外华人的态度在这些文件内一览无遗，同时庶民的苦痛和心声也赤裸地呈现，孤悬海外的华民，面对顾叛无能的朝廷，实有赖英人庇护，从《修集》的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
《三州府文件修集》的选材固然有大英帝国教化官员的作用，但更为关键的是要应对清廷笼络华民的挑战，为此英人可以通过这些文件对华民心态和问题有一初步的了解，以方便在短时间内掌握华人心态，并解决华民的问题。尤其是《杂文卷》将会社士子的月试文章选入，其中针对时弊的分析和建议实有助于英人之了解问题实况和政策的拟定，完全符合《修集》作为英国官员教材的目的。
《三州府文件修集》有关新马的文件，展现以下四种文献价值：首先是保存原始文献。这些文件都是以原始文件的方式全文收录，如新加坡海唇福德祠两条条规（卷四第32件）、琼州会馆告示（卷四第33件）、同济医社赠医启示（卷四第34件）、亚士梯公案条例（卷四第48件）、广福宫条规（卷四第51件）。这些社团会馆的章程规籍藉此得以保留下来。清朝的咨文、照会和奏章，有关华民事务者都有收录，特别是薛福成和黄遵宪的公文，从中可以窥见朝廷和外洋官员在设领和对待华民的心态和观点。当然，有些的原件仍然保留至今，如新加坡海唇福德祠的两带条规，原有碑文仍在新加坡海唇福德祠[4]，同时也收录在陈育崧、陈荆和编著的《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5]内，只是文字有些微差异。此外，六份三州府华民政务司下达的严禁会党的晓谕，分别署期为1890年7月1日（卷二第22件）、10月30日（卷二第16件）、11月27日（卷二第23件）；另有三份没有署期（卷二第55、58、59件），估计应该也在这段时间前后。1890年1月正是海峡殖民地政府实施新的社团注册条例的那一年，所有秘密会党皆视为非法组织，一律自动解散。这些文件可以印证海峡殖民地政府铲除会党的情况和因由。
其次，从《修集》的文件可以细致了解底层华人社会的一般情况。文件内容看似繁杂，但不外以社会治安问题为主。依据学界较为热门的议题，约略整理，可分为会党问题、社团纠纷、妇女问题、华工拐卖。会党问题的文件，可以看到华民禀报会党公然勒索（卷一第8件）、胁迫入会（卷一第114件）和搅扰良民（卷一第57件）的苦况。社团纠纷则有绿野亭各辖员管理人因香油钱分配问题而进行的官司，在《禀帖卷》第22件就有详细的原山叙述。《禀帖卷》第80件也有青山亭为恶霸霸占牟利，逼使管理层状告华民护卫司。《杂文卷》第32件则是广帮和嘉应帮之间的争闹，对簿公堂，订立条规。这些文件可见华民护卫司除了处理庶民日常纠纷等等事，华人社团间的纠纷，闹得不可开交时，最终也是闹到华民护卫司署来解决。
妇女问题涉及的文件不少，约有十二件，较多的是拐卖或蓄养为娼的文件，这就是为何英人从香港引入保良局保护妇女的因由，这些文件如卷一第2、15件；卷二第26、36件；卷四第19、20件等。同时，从这些文件中也可以大致了解华民政务司保护妇幼的一些具体方法，如留存影相（卷一第36件；卷四第19件）、施医调理（卷二第12件）、定16岁以下为未成年少女（卷二第26件）等。华工拐卖是华民护卫司另一较为关注处理的业务，从文件中可以了解华工遭拐卖的详细过程，以及遭遇的悲惨经历（卷一第5件；卷二第52件；卷四第15件）。其他如偷盗诈骗、勒索、嫖祸、财务纠纷（卷四第10、41、42件）、赌博（卷四第13、14、27件）、械斗（卷四第17件）等社会治安问题，在《修集》中皆有反映。
其三是具有修正和补充史实的作用。同济医院是新加坡华人社会一个重要民办慈善医药团体，但对其成立年代向来都有争议，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1867年，另一是1885年，两说相差18年。到底以何者为准？《禀帖卷》中的第一份文件是有关于同济医院的记录，这份文件没有日期，虽无法确认同济医院的创建年代，但却可以知道同济医院的前身是同济医社，原址在单边街（North
Canal Road）31号。发起人为何道生（Ho
To Seng）、梁炯堂等。医社以中医中药为贫病无力延医者诊病，不收医资。医社命名“同济”，表现了“同善相济”的精神。然而，《杂文卷》的第34件中的一份关于创建同济医社的重要文件，却清楚告知同济医社创社的年代在光绪十一年岁次乙酉的八月，既是西历1885年，同时也让我们对同济医院创办的情形、社会背景、首任医师都获得充分的肯定，确立了同济医院创院时期的信史，弥足珍贵。
另外，《禀帖卷》第5件有提及每个到印尼日里种植园的苦力的工资为五十余元，这可与1901年，清朝驻德荷公使上奏清廷谈及印尼的华工时的说法：“华人在日里地方，承种菸叶，往往有奸贩诱惑无知愚民出洋贩卖，强壮者身价五六十元，或八九十元不等，稍弱者或三四十元”基本一致。[6] 此外，这些文件也让我们清楚了解某些事件的来龙去脉，如保良局设置的原委、毕麒麟被刺杀的过程等是。
其四，由于《三州府文件修集》内的文件大部分来自民间，其文字采用了大量当时民间通行的俗语，而华民护卫司署为了和民间有良好的沟通，也从善如流，采用民间俗语，如蒸丕（咖啡）、镭（钱）、呀罗（吵架）、暗牌（便衣警察）、船纸（船票）、仔璶（马来人）。这些在地用语无疑是研究当时语言使用的第一手材料。
一部宝典
《三州府文件修集》原是海尔以文体为类别，将有助治道的文献汇编成治理华民之官员的教材，可谓兼及官方和民间两种文献，官私并呈，但没想到这些文献却成为百余年后了解19世纪中晚期海峡殖民地庶民社会的最佳资料，恐怕是他所始料不及的。
《三州府文件修集》就是这样的一部宝典。一百年弹指一挥间，《修集》也走进历史。今天公务员培训已与往昔有异，不论是 IM 考试或《公务员行为准则》的实施，公务员的素质一路走来也与殖民地时代的不同。
三州府文件修集 选编 编注
柯木林 2019年11月27日
廖文辉 2019年11月27日
注释：
1. Ching-hwang Yen, Ethnicities,
Personalities and Politics in the Ethnic Chinese World,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17, pp 463-465.
2.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409.
3. 廖文辉，〈马来亚研究的播种者—英国殖民学人及其概述〉，《人文》（第4期）（加影：新纪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2007年11月），页40-47。
4. 李奕、陈育崧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4月），页197-203。
5. 光绪十二年《福德祠二司设立公碑》（1886年），陈育崧、陈荆和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页92-31。
6. 袁丁〈三州府文件修集初探〉，《海交史研究》，期2（泉州：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馆，2000年），页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