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U - 新加坡华人史启示录A Reve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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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 Speaker: 柯木林 先生 （Mr Kua Bak Lim）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Chairman of Research Committee,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主讲人介绍 About the Speaker:
柯木林为海外华人研究的知名历史学者。大学毕业后，曾服务于新加坡政府部门及法定机构，有多年在中国工作的经验。 其主要编著有《新加坡华人通史》（中英文版）、《石叻史记》、《新加坡华族史论集》等。2019年5月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颁给新加坡华族文化贡献奖（个人奖）。
现为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董事、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馆藏咨询委员会委员、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智囊团成员、华族社群口述历史委员会委员、及泉州市华侨历史博物馆海外顾问等。
讲座提要 Abstract
新加坡从一个荒凉渔村成为国际大港，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的祖先筚路蓝缕与各族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奋斗发展，才有今天的成就。作为新加坡一份子，我们更应该了解祖辈的历史，铭记他们的贡献。在过去200年岁月中，新加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何谓新加坡华人史？新加坡华人史与新加坡历史有何不同？研究新加坡华人史能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此次讲座将为你一一解答这些问题。
主持人（Moderator）：游俊豪 （Yow Cheun Hoe）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华裔馆馆长、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ese, Director of CHC, Director of CCLC, 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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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预告｜柯木林：新加坡华人史启示录
灵根自植｜新加坡中华文化系列讲座第六讲
——主办——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讲座时间——
新加坡/北京时间：2月10日
下午03:00 - 05:00
——主讲人——
柯木林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地点——
SHHK Conference Room（SHHK-05-57）
48 Nanyang Ave, Singapore 63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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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提要
新加坡从一个荒凉渔村成为国际大港，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的祖先筚路蓝缕与各族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奋斗发展，才有今天的成就。作为新加坡一份子，我们更应该了解祖辈的历史，铭记他们的贡献。在过去200年岁月中，新加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何谓新加坡华人史？新加坡华人史与新加坡历史有何不同？研究新加坡华人史能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此次讲座将为你一一解答这些问题。
主讲人介绍
柯木林为海外华人研究的知名历史学者。大学毕业后，曾服务于新加坡政府部门及法定机构，有多年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其主要编著有《新加坡华人通史》（中英文版）、《石叻史记》、《新加坡华族史论集》等。2019年5月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颁给新加坡华族文化贡献奖（个人奖）。现为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董事、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馆藏咨询委员会委员、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智囊团成员、华族社群口述历史委员会委员、及泉州市华侨历史博物馆海外顾问等。
主持人介绍
游俊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华裔馆馆长、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
系列讲座介绍
1964年，现代新儒家唐君毅（1909-1978）在《花果飄零及灵根自植》这篇文章的最后说道：“（华夏民族之子孙）无论其飘零何处，亦皆能自植灵根，亦必皆能随境所适，以有其创造性的理想与意志，创造性的实践……而使其有朝一日风云际会时，共负再造中华，使中国之人文世界花繁叶茂于当今之世界之大任者也。”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有感于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的“灵根自植”，本地中华文化事业有声有色，其中不乏杰出者、佼佼者。故此，从2022年8月开始，南大中文系会陆续邀请本地文化名人、各界贤达人士举办“灵根自植——新加坡中华文化系列讲座”，其中我们特别标明是“新加坡中华文化”，既代表演讲者都是新加坡本地华人，也表明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的落地生根，继承发展，绵延不绝。诸位将会看到，我们的演讲者包括本地作家、画家、书法家、音乐人、媒体人（主流、自媒体）、戏曲戏剧工作者，企业家、等等。我们的观众、听众不仅包括中文系师生、大学各院系师生，也将面向社会大众开放，希望能够发挥大学对文化事业的普及与引领作用。
“灵根自植——新加坡中华文化系列讲座”已进行四讲，复制链接可查看前四讲宣传短片：https://youtu.be/Mkfkh1X08VU
图片为讲座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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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别学与跨文化研究 - 讲座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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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与文化在南洋（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t Nanyang）
纪要 | 柯木林：新加坡华人史启示录
“灵根自植：新加坡中华文化”系列讲座 | 第六讲
新加坡/北京时间2023年2月10日 15:00-17:00，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办的“灵根自植：新加坡中华文化”系列讲座第六讲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会议室成功举办。第六讲主讲人为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柯木林，讲座主题为《新加坡华人史启示录》，讲座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馆长、中文系游俊豪副教授主持。此系列邀请本地各行各业的杰出华人分享他们的经验与知识，之前受邀的演讲嘉宾包括著名作家尤今、风水大师云龙子以及本地戏曲专家蔡曙鹏等。演讲当天座无虚席，主办方还临时增加座位以应对众多慕名而来的听众，可见大家对此课题的浓厚兴趣以及柯木林先生在该领域的号召力。
讲座内容
一、新加坡史与新加坡华人史
柯木林先生在演讲一开始便点出了四个关键问题，“什么是新加坡华人”、“新加坡历史与新加坡华人史有什么区别”、“重大事件与人物”以及“华人史的启示”，为解答上述问题，柯木林先为新加坡历史以及新加坡华人史勾勒出各自的轮廓。
传统上新加坡历史的起点被定在莱佛士登陆新加坡的1819年。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被发掘，以及对前代文献如元代探险家汪大渊所著之《岛夷志略》逐步深入研究，新加坡历史的源头被追溯到14世纪，经历了英国殖民地时代，昭南时代、争取独立的默迪卡时期后，于1965年独立建国。而新加坡华人史则以“曹亚志登陆事件“为历史开端，即相传曹亚志于1819年随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因中国天灾频密以及南洋一带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了华人南来的动力，导致大量的华人在1819至1881年期间涌入新加坡，形成了闽、潮、粤、客、琼，五大方言群，并与其他族群共存。随着1887年清朝驻新领事以及英国设立华人护卫司，新加坡华人进入分裂期，分为亲英派与亲华派，而后再分裂为保皇派与革命派，一直到1942年日本南侵后才以全面团结抗日的形式结束分裂阶段，而进入政治回归运动期。
透过对新加坡历史以及华人史轮廓的描述，柯木林先生解答了第一个与第二个问题。首先，他强调新加坡华人史的核心是华人元素、中国元素。从新加坡华人史中可以观察到华人的一切几乎都与中国息息相关，失去了中国元素、华族文化，新加坡华人史将无根可寻。其二，对比新加坡历史与新加坡华人史，可以看出新加坡历史由一开始的模糊，逐渐走向清晰，虽然开端一直有争议，但是越靠近近代，故事脉络越清晰。反观新加坡华人史，则是由清晰走向模糊，由一开始明确的开端和鲜明的故事轮廓，到了1965年之后却变得模糊，而且很难写出精彩的华人史。
二、重大事件与人物
在谈到华人史的重大事件与具体人物时，柯木林先生强调了1877年的两大事件：清廷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和同年由英殖民政府设立的华人护卫司。他指出，二者成立的目的在于争夺新加坡华人的领导权与影响力，导致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分化。华社分化的一个具体例子是1900年义和团事件，当时代表受英文教育的海峡英籍华人公会公开在《海峡时报》呼吁组织义勇军支援英国入侵北京，这与当时华社其他成员支持清廷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同年，康有为与孙中山先后来到新加坡，更进一步分化了新加坡华人社会：一部分华人拥护大清光绪帝，另一部分则支持革命。
在人物方面，柯木林先生提到了海峡三杰，即宋旺相、伍连德与林文庆，其中伍连德与林文庆不只在华人史中占有一席之位，其事迹更是扬名海外。伍连德医生在中国东北抗击鼠疫做出重大贡献，而林文庆医生也是著名学者，曾担任厦门大学校长。柯木林先生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名留青史，是因为他们学贯中西， 走出新加坡，在继承祖辈文化遗产的同时，又继承英国的法治精神，有新加坡华人的特性。
三、历史与现实结合：华人史的启示
在总结华人史带来的启示时，除了上述“华人元素”及“鱼（中华文化）与熊掌（法治精神）”兼得的启示外，柯木林先生也补充了另外几点。首先他强调新加坡自开埠不久后便已形成多元文化的社会，华人文化与英国的法治结合的传统是我们应珍惜的宝贵财富。第二，地处要塞的新加坡在莱佛士登陆前曾经是繁荣的商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所以新加坡重商原则是有历史轨迹可循的。第三，新加坡因兼得中华文化与英国法治优势，能出独特人才，但同时新加坡人也不应将自己局限在新加坡，应当学习先贤精神，走出国门。最后，柯木林先生认为早年有关华人史的论述多出自西方学者，我们应该在这领域深研，掌握历史话语权。
主持人游俊豪教授在介绍柯木林先生时提到，柯木林先生的特点是他善于将精彩的人生经历与其“不离史学”的精神相结合。柯木林毕先生业于南洋大学，长期任职于政府部门，人生阅历丰富，从不同角度经历了华社的变迁。他对历史采取严谨的态度，非常重视一手资料的梳理，就连“曹亚志登陆“这类带传奇性质的传闻，也要在一一翻阅当时船长的记录后才下定论。他的演讲风趣并善于把历史与现实结合，既能吸引大量听众，也能引发积极的讨论。
讲座讨论环节，有听众对华人史为何会越来越模糊提出疑问。柯木林先生认为在1965年以前，华社积极参与新加坡的建设，甚至在1955年设立了中国以外的唯一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1965年以后，随着新加坡成为独立国家，政府行政能力加强，很多原来由非政府组织负责的事务由政府统一管理，再加上众多的法规条文和文化环境的变迁，华社能独立处理的事务就相对变少，能写的华人史自然也就更少也更模糊了。同时，柯木林认为新加坡华人史是学术研究的分工，也应该有新加坡马来人史、新加坡印度人史等，而其最终目的是共同编写一部完整的新加坡史。
纪要整理者：林志佳
图片依次为：本次讲座海报、 柯木林先生演讲中、观众们认真聆听讲座、 游俊豪老师与柯木林老师进行交流、曲景毅老师提问、观众积极提问及交流。
《源》2023年第2期总第162期 - 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新加坡华人史的启示
《联合早报》- 王赓武：何谓新加坡华人？（上篇）(2023-04-06)
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30406-1380014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加坡能从中崛起，是很令人惊讶的。英国人为什么需要新加坡？当我说这得归“功”于拿破仑时，自己都哑然失笑。拿破仑开始在欧洲建立帝国，威胁到荷兰，这无关本区域，全是欧洲历史。对我来说，新加坡冒起的经过，以及为何它一直是通往中国的连接点，是一个充满惊奇、颇有意思的故事。
新加坡华人的故事，几乎从一开始就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我不想对此长篇大论，因为关于这个课题的研究已有很多。例如，柯木林主编的《新加坡华人通史》就很全面；他和柯宗元教授合编的英文版也是如此，但侧重点略有不同。
正如两名编者所言，他们并未涵盖课题的方方面面，但他们已尽力揭示华人定居新加坡的历史所产生的重要问题。不过，无论阅读华文或英文版本的《新加坡华人通史》，你就会发现新加坡才是真正有趣的主题。
何谓新加坡？
新加坡有着非同寻常的故事。
很奇怪的是，新加坡曾一度是如此重要，可以成为本地区一个小王国的中心，但在其他时期，它却无足轻重。人们会绕过它，或者利用它来办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但直到最近才非常认真地对待它。在所有这些阶段，华人都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
正如上述两本著作所指出的，最早真正提到新加坡的是中国史料，特别是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首次谈到了淡马锡。当时，这个地方具有一定的重要性，然后就突然消失了，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为了填补空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做了大量的工作，让我们知道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新加坡的名字零散地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史料中。《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有提及新加坡；葡萄牙人以及后来的荷兰人也有提到，但几个世纪以来，它从不被认为具有重要地位。它仅能在一些方面发挥些微影响力，但并不足以真正成为任何事务的中心。
然而，在几十年内，这个几乎不为人所知、几乎没有任何记录的地方，突然变得重要起来。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试图解释其中的原因，但对我来说，这与中国和华人有关，这一事实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荷兰到中国的航线
首先，当时的新加坡对于在本区域非常活跃的荷兰人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已从葡萄牙人手中夺走了马六甲。得到了马六甲，控制了万丹（Banten），从而在雅加达有了自己的基地后，荷兰人拥有了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
原因很简单。无论是为了香料还是为了中国的制成品，要从欧洲航行到这一区域，都是绕过好望角，穿越印度洋。到达这里的最简单方法，就是通过巽他海峡。
从那里，你可以去爪哇，或以南苏门答腊岛为基地，穿过巽他海峡，然后进入南中国海，到中国和日本。因此，在荷兰人当道的那段时间里，这是主要航线。
葡萄牙到中国的航线
在荷兰人到来之前，葡萄牙人为什么要占领马六甲？他们的做法与荷兰人不同。葡萄牙人直接穿越印度洋去到了印度。他们主要与波斯湾、印度沿岸和红海的穆斯林商人做生意。这是他们的主要利益所在。
葡萄牙人最终来到印度南部的科钦（Cochin）和卡利卡特（Calicut），最后在果阿建立了基地。对他们来说，这更为重要。由于他们的基地在那里，马六甲海峡就变得非常重要。
葡萄牙人很清楚马六甲王朝在那里建立，必有很好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剑指马六甲。当然，他们对香料感兴趣，并试图从世界其他地方获得香料，而仅次于香料的最重要事情是前往中国。
很快葡萄牙人就来到了中国。在从马来人手中夺取马六甲后的几年内，他们就开始探索中国沿海地区，给广东和福建的中国官员制造麻烦。最终，中国人学会接受他们，发现他们能帮得上忙，允许他们使用澳门港口作为商业活动的基地，甚至让葡萄牙人处理这一地区的所有贸易。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再给中国添麻烦了。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人都必须通过澳门，通过葡萄牙人，与中国打交道。这种现象真的很特别。
出现这一局面，与他们绕过好望角，一直向北到达波斯湾和印度西海岸有关。
当荷兰人发现葡萄牙人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时，他们就直奔香料群岛（编按：即马鲁古群岛）。他们横渡印度洋来到巽他海峡，并从万丹和雅加达向东到达摩鹿加群岛（Moluccas）。
因此，葡萄牙人有经印度洋到北方的马六甲航线，荷兰人则使用南部航线。他们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但真正改变新加坡命运的是英国人。
英国到中国的航线
英国人是后来者。到他们来的时候，葡萄牙人已确定了一组航线，荷兰人则锁定了另一组航线。但英国人对两个贸易中心更感兴趣：一方面，他们对印度商品感兴趣，因为印度在当时是非常富裕的国家，与当时的中国相比绝对不遑多让；另一方面，他们发现了茶叶的巨大市场。
与极度重视香料的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不同，英国人将目光投向茶叶贸易。为此，他们寻找通往中国的航线，而去中国的航线有两条。他们可以将在印度赚取财富与在中国寻找茶叶资源结合起来。采用这条航线，他们航向印度洋，朝北进发，重复葡萄牙人做过的事情。
另一条是航越印度洋，经巽他海峡到达中国。英国人无需马六甲，就可以从巽他海峡，直接穿越南中国海到达澳门，以及接触广州的商人，并建立定期的茶叶贸易。他们便是这样与福建人和广东人做生意的。
因此，你可以发现欧洲人的活动，与华人对此作出的回应息息相关。华人的移动路线反映了当时这些欧洲帝国正在建立的贸易利益。这是华人如何在本区域激活自己的网络，以及如何建立自己基地的重要线索。根据此一背景，让我们来看看欧洲的情况。
亚洲的私人贸易流
我认为我们必须了解欧洲的情形，因为与亚洲的贸易模式相比，欧洲遵循的是一套不同的原则，后者的规模极小。他们的商业活动不涉及大规模入侵、海上对抗和战斗等，而是集中在各种贸易商品和网络上；无论如何，对华人来说，这些纯属私人商业活动。这之中没有任何形式的国家支持的活动。
无论是伊斯兰商人还是基督教商人，他们总是得到统治精英成员的支持。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而言，他们得到了国王和王室的支持。至于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它们是由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私人公司组建的，但也得到那些投资东印度公司的国家的贵族支持。官方的支持总是有一些，因此这些国家的海军可以在必要时给予援助。
不过，本区域的传统贸易几乎完全是私人性质，对印度人和华人而言更是如此。对华人来说，情况恰恰相反：朝廷实际上不鼓励私人贸易。
众所周知，中国发展了朝贡贸易，这确保与中国展开贸易的外国商人必须通过官僚机构。就可经商的范围而言，他们必须献上贡品来进行贸易。双方的礼物和贡品是建立此一贸易的基础。
当然，国家永远不可能控制一切。私人企业家对一些规章视而不见，一些私人贸易也还在进行。但私人贸易的规则得由政府制定，然后交由澳门人和葡萄牙人管理。因此，当“洋夷”来到中国沿海时，这对私人贸易商形成阻吓作用，阻碍了经济发展。这种官僚贸易直到16世纪末才有所放松。
因此，在欧洲人扩张的那段时间里，华人完全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支持，福建的一些私人企业家继续经商，在离福建最近的菲律宾非常活跃。
由于西班牙人也有兴趣与中国进行贸易，华人遂避开澳门，转而到菲律宾。有别于与其他地方的商业活动，他们直接与马尼拉做生意，建立了一条跨越太平洋，远达墨西哥和欧洲的良好贸易线，并发展出非常复杂的关系。
影响本区域的欧洲政治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加坡能从中崛起，是很令人惊讶的。英国人为什么需要新加坡？
当我说这得归“功”于拿破仑时，自己都哑然失笑。拿破仑开始在欧洲建立帝国，威胁到荷兰，这无关本区域，全是欧洲历史。
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的情况很糟糕，几乎破产，所以拿破仑攻占荷兰的消息让英国人感到震惊。它促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属地，以防止它们落入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人手中。
英国人接管了爪哇，并派莱佛士担任总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英国在中国的利益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英国人意识到，他们不一定得从加尔各答出发，经马六甲海峡，才能同中国做生意，还有其他航线可以考虑。要这么做，就得看欧洲的战争如何结束。
让英国人感到万幸的是，拿破仑在欧洲战败了。作为胜利一方的英国人意识到，他们仍然需要荷兰作为欧洲的盟友。这同样与本区域毫无关联。是欧洲发生的事件决定了这里发生的一切。事实是，英国人希望荷兰人站在他们一边，以确保法国人不会控制本区域。于是，著名的《1824年英荷条约》应运而生，而结果立竿见影。
英国人统治爪哇好几年，对努山达拉（Nusantara）或马来群岛世界的本质有所了解，这让他们明白自己需要做些什么。为了稳固通往中国的航线，英国人不必挑战荷兰人或控制其属地，只需要与荷兰人达成协议，让他们安全通过荷兰人视为利益范围的岛屿，包括新加坡。
荷兰人控制着马六甲，而在马六甲与雅加达之间的区域，新加坡只是其中的一个岛屿。在这些地方，荷兰人解决了与米南加保人（Minangkabau）、武吉士人及其他马来人群体的问题，并主导他们的事务。
荷兰人的主要兴趣是控制马来群岛，而英国人只为找寻一条通往中国的安全航线，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垄断的茶叶生意，以及与之相关的鸦片贸易。
为什么是新加坡？
这就是“为什么是新加坡”的历史背景。对我来说，新加坡冒起的经过，以及为何它一直是通往中国的连接点，是一个充满惊奇、颇有意思的故事。
至少在新加坡历史的头20年里，与中国的联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认为，这为英国的政策吸引马六甲、槟城、婆罗洲，以及爪哇和苏门答腊的马来世界等周边地区的华人来到新加坡，并将其作为开放的港口奠定了基础。这与荷兰港口的高税收和垄断式的法规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由港的设立把华人吸引到新加坡，而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通过将马六甲海峡作为荷兰和英国的边界，《英荷条约》为此提供了全面的保障。
我记得当我还在求学的时候，我就问过为什么明古连（Bencoolen）如此重要？为什么莱佛士要留在明古连？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选新加坡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巽他海峡仍然是通往中国的重要港口。
但有了《英荷条约》，加尔各答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完全可以控制整个区域。从加尔各答经马六甲海峡到中国的航线现在已确定。当荷兰人把马六甲割让给英国东印度公司时，新加坡的地位就变得完全不同。在我看来，这是新加坡与中国的联系最初如何建立的关键所在。
在最初的20年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新加坡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英国人打败了中国人，占领了香港，并开放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商埠。英国商人可以直接前往他们在香港的殖民地。因此，香港取代新加坡，成为英国在中国的基地。但只要把这条链拉长来看，新加坡仍然是链条上的关键节点。
因此，香港作为通往中国贸易的门户，新加坡也参与其中。香港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英国人可以从这里向中国其他地区扩张。作为大英帝国商埠链中的一环，新加坡一直很重要。在许多方面，这仍然是新加坡后来在区域和世界事务中取得一些成就的秘诀。中国对东亚的发展有着关键的影响。正是与中国的这一关系，决定了新加坡如何发挥它今天仍在发挥的作用。
将历史镜头拉近至现代，新加坡的故事还有什么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那就是英国、荷兰、法国及其他国家的帝国，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分崩离析。我要强调这一点：在新加坡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深受欧洲事件的影响。在这方面，那便是由欧洲民族国家建立的帝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自我毁灭了。
它们的殖民地都变成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在18世纪末法国建立第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时产生的。19世纪后期，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成为各式各样的民族国家。
《联合早报》- 王赓武：何谓新加坡华人？（中篇）(2023-04-07)
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30407-1380376
对“民族国家”的渴望
这些民族国家从已发展为帝国的国家中转化而生。从国王治理的帝国到封建领主统治的王朝，大多数帝国都转变为属于公民的帝国。法兰西帝国就是如此，身为皇帝的拿破仑认为自己代表着法国人民。所有法国公民都是主人，不再允许国王和贵族统治他们。认为民族国家可以建立民族帝国，这样的想法却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彻底幻灭。
它始于驱逐西方的反殖民运动。有点意思，甚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本区域的反殖民运动其实是由日本人推动的，但我不会就此进行阐述。既然所有殖民地都应该与帝国主义者斗争并摆脱他们，帝国必须让民族国家独立的理念也就跟着兴起。
日本成功地从西方借鉴，并落实民族国家应该拥有主权、应该有边界、公民应该是平等的理念。这成了中国和东南亚的表率，它们都在二战结束后，决心建立自己的统一的民族国家。
历史的洪流让新加坡别无选择。新加坡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会加入马来亚。因为我来自马来亚，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感触。对我们和当时的许多新加坡人来说，新加坡理所当然会有一天成为马来亚的一部分。这个民族国家将是马来亚，并最终成为马来西亚。
第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是，大英帝国不得不离开，随后是一个名为马来亚的民族国家，新加坡将是它的一部分，但还未加入。槟城和马六甲也别无选择；英国人已把它们并入马来亚。新加坡被放在一边，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新加坡有太多的华人，马来民族主义领导人不想要新加坡。他们想把新加坡排除在外，直到九个马来州，以及槟城和马六甲这两个殖民地有信心组成一个马来亚国家。在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新加坡不要参与进来。
英国人非常高兴。他们把新加坡变成一个单一的殖民地，并继续主导战后东南亚的经济活动。但所有人都认为，新加坡迟早会成为马来亚的一部分。事实上，新加坡后来也真的加入马来亚，而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尽管时间很短。这又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
英国人欢迎华人来新加坡
我提到了很多出乎意料的事件。但我认为，如果你想解释和理解新加坡华人这个课题，就不能忘记本文开始时所问的问题：“何谓新加坡？”因为英国人从一开始就欢迎华人来新加坡；只要他们遵守英国人定下的规章，不制造太多的麻烦，英国人很乐意让尽可能多的华人来这里做他们想做的事。只要华人一闹事，英国人就会镇压。
当华人变得更加民族主义，群起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并为清朝的覆灭而欢欣鼓舞，加上五四运动把许多激进思想带到了东南亚，华文学校涌现，中国的政治也被引入，英国人非常仔细地观察着这一切。起初，他们对大部分活动置之不理，但当他们意识到这可能对他们构成威胁时，从1920年代就开始对华人社区展开严厉打击，并严加管控。
“如何管理新加坡的华人”是英国人的重中之重。他们并没有完全阻止华人前来，且还鼓励华人留下。事实上，他们希望来定居的是合适的华人，而不是三教九流之徒。英国人乐见华人携带家眷来定居，成为新加坡殖民地的忠诚臣民。
对于只欢迎合适的华人，而将被视为不良分子排除在外一事，英国人是非常认真看待的。他们的政策非常明确，可以在历史档案的记录中找到详细的说明。
下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新加坡并没有加入马来亚，而是在加入马来西亚后不到两年便分家了。
突然诞生却结构独特的国家
当时我在吉隆坡，身为马来西亚人，我感到很惊讶。说实话，我其实非常难过。但这件事对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影响。新加坡第一次独立了，将建立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这是所有人完全意想不到的。这就是新加坡的特殊之处。这是一个全新的新加坡，是在它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诞生的。一开始，它就是一个75%的人口是华裔的国家。
由不是在当地土生土长的群体，组成一个新国家的主要移民族群，据我所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人口结构。新加坡完全是独一无二的。因此，第一代领导人必须想方设法，在一个大多数人不是华族的区域，建设这个大多数人都是华族的国家。
我不会在此讨论新加坡政府的政策，而只想强调一点，即华人虽是新加坡的主要族群，但这个国家显然是个港口城市，居住着许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特别是来自邻近地区和亚洲其他地区的人——马来群岛的努山达拉人、来自印度的人、来自阿拉伯和回教世界的人、来自基督教世界不同地区的人，因此才有了现在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族裔的分类。
人们往往对这些分类习以为常。要摒弃它们很难，因为新加坡从一开始就奉行一项非凡的原则，即承认在这里出生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多元社会将是这个新国家的基础，就我所知，这在其他国家绝无仅有。其他任何国家一开始都说，谁占多数，谁就决定立国的基本原则，而所有其他人，无论如何，都必须服从或保持二等少数民族地位，直到他们能扭转局面，成为主要群体。
新加坡是我所知道的，唯一情况正好相反的国家：主要族群明白，他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社会，但在国家所处的区域，他们却是少数族群。他们接受必须平等对待每个人，多元社会是新加坡建国基础的原则。以这种方式开启国家建设进程，是很罕见的。这也是建国进程始终处于进行式的原因之一。这永远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
新加坡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它的存在、生存、活动的扩展和强化，及目前在区域和世界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一直与区域外的事件，以及学习应对不受它控制的事件密切相关。
所以，我们时不时就会问，新加坡是一个国家，还是别的什么：它是一个城市国家，一个正在形成的国家，最终成为作为全球城市的民族国家？只要仔细去了解这些术语的涵义，你就会发现它们是自相矛盾的，但我不会对此作深入讨论。
让我把话题转回到新加坡是一个与众不同、难以想象的地方这一点上。新加坡的成立令许多国内外的人感到意外。几十年来，新加坡的境况没变，区域内外充满不确定性，国家仍面对一定程度的脆弱性。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人民对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如此警觉，并愿意努力工作，以保持这种独特的地位。
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新加坡在13世纪和14世纪成为淡马锡并非偶然。我们应该记住，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群岛世界的任何政体。尽管新加坡今天处于一个不同的位置，但新加坡人民及领导人都明白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他们明白，华人在这个国家的立场，对新加坡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已尽力回答第一个问题：“何谓新加坡？”，详述了它令人意外之处。当我说“意外”时，也是在突出这样一个事实：既然过去都产生了这么多意外，当我说未来可能会有意外时，我不应感到意外。
我的第二个问题很有意思，但也许不那么令人意外。值得注意的是，“华人”这个词使问题变得复杂。
何谓“Chinese”？
我总是很难向我的非华族朋友解释“Chinese”这个词的由来。对华人来说，“Chinese”并没有一个相对应的词。今天，我们最常用中国人、华人来翻译“Chinese”。但“Chinese”这个词对中国来说是陌生的。在20世纪之前，华文并没有与“Chinese”完全对等的词，可以让所有华人用来形容自己。
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人们才逐渐意识到，有一个词来与“Chinese”对译是必要的。当清朝灭亡并被中华民国取代时，“中国”一词首次被正式用作国名。在此之前，这个国家或帝国被称为大清，接着是大明，而更早以前，则是汉和唐，这些都是统治王朝的名字。
如果要更进一步，我们谈论的是，从华夏，或者中华，或者近代的民国这些词所代表的文明中，可以探寻的哲学意涵。华夏包含了所有华人的文明身份，他们都属于从周朝的伟大哲学家，以及其他各种群体和哲学家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传统。这个故事太复杂了，无法深入探讨。大多数人都知道，定义什么是华人，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最早的时候，人们所知的“China”的形成，就包括今天中国境内的不同民族，他们既来自境内，也来自境外，不同的民族进进出出，往往与大量可以被称为“华人”的民族融合在一起。他们接受并认可某些文明价值观，这使他们能够认同华夏，并成为华夏民族。但“华夏”这个词并不能翻译成“Chinese”。
“Chinese”一词也与秦朝建立，并由汉朝巩固的第一个帝国相关，因此秦朝的名字一直被用来解释“Chinese”这个词的起源。
在梵语和普拉克里特语（Prakrit）等古印度语言中，“chin”或“china”是中国的名称，并被认为起源于秦朝。这个词传到了回教和基督教世界。“china”这个古老的词后来被用于受印度人影响的当地语言，接着又被日本人使用。几个世纪以来，它被许多外国人广泛使用，但华人自己从未使用过。
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国家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采用这个词呢？当中华民国取代清朝时，它成为正式国名。国民党领袖孙中山认为，现代民族国家是欧洲列强财富和力量的源泉。为了复兴，重振在整个19世纪被西方蹂躏和羞辱的文明，中国必须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以重新获得力量和财富，才能够站起来，不再像过去那样被欺凌。根据这一背景，人们完全可以理解国民党人为何有这样的看法。正是1912年的辛亥革命，使中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
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几十年来，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明白这一点。你可能听说，孙中山曾抱怨中国人不理解民族主义。他们确实没有作为一个国家的成员的意识。大多数中国人是以他们的乡村、家乡、方言群体，以及家庭亲属群体，来识别自己的身份，并使用长期记录的家谱或族谱，来追寻他们的根源。
所有这些认同自己文明的方式，并没有让他们感觉拥有国籍。国籍的概念是非常新的。对我来说，中国人在对过去作出深入探究后，才发现中国可说是没有“国家主义”的。这是非同寻常的。
汉人不抗拒外族统治者
几个世纪以来，汉人都不抗拒接受非汉人的统治。在整个中国被蒙古人征服之前，中国北方的汉人一直被突厥人、契丹人和女真人统治，而自17世纪以来，则是被满族人统治。对大多数居住在北方的汉人来说，他们只在明朝时期，生活在汉人的统治下。在上个千年的其余时间里，他们一直生活在征服王朝的统治之下。
对于南方的汉人来说，他们受汉人统治的时间，与宋朝存在的历史一样长。但只要仔细观察，南宋只不过是一个拼命战斗，以抵御北方的非汉族国家，而被逼到南方的小王国。
尽管如此，所有的朝代都认为它们属于同一个中华文明。他们为共享一段连续的历史感到自豪，也乐意使用文言文来统治中国。即使是使用自己的语言多于其他语言的蒙古人，也接受了中国历史的主导地位。满族人尤其成功地运用了中国的文化制度。
自始至终，他们都认同从商周到明清的历史连贯性。在统治精英、官员，以及精通历史、典籍、一套共同的道德价值观，以及治理关键原则等人的眼中，所有这些都被视为单一的传统。他们都接受中国这一历史连续体。这与“China”这个词或现代的国籍概念一点关系都没有。
《联合早报》- 王赓武：何谓新加坡华人？（下篇）(2023-04-08)
“中国”概念的转变
那么，对于新加坡来说，何谓“华人”？这是一个很久以前就存在的问题。首先，如果你留意华人怎么看待清朝，就会发现大多数来自福建和广东的新加坡华人，不接受满族人作为他们的合法统治者。众所周知，很多私会党的创立是为反清复明。这就是为什么孙中山来到新加坡时，得到了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大力支持，他们赞同将满族人赶出中国，恢复汉人的统治。
故事起源于此，却未就此结束。到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时，他认为满清时期的地图即为中华民国的地图。这是另一个故事，我不细讲。但它确实增加了我们对“中国”的理解的复杂性。
因为当孙中山意识到，他永远不可能用其他方式团结全中国人民时，他提出只要袁世凯能说服年轻的宣统帝溥仪退位，并合法转移权力予他，就支持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这样一来，中华民国就继承了大清帝国的边界，其中大部分地区没有被明朝统治过。事实上，超过一半的人口是满清帝国的非汉族臣民。但随着满清皇帝退位给袁世凯，他们的土地就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并从此被视为中华民国的公民。
袁世凯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要做的，就是提出这个中华民国是以“五族共和”为原则。这意味着汉人是组成中华民国的五大民族之一。“五族”是晚清时期用来指满族、汉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的一个词语。这段历史在中华民国存在了十多年。
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并非始于汉人，“五族共和”把所有人都视为“华人”。孙中山的支持者对此并不满意，于是发明了“中华民族”一词，来形容中华民国的每一个人。这真的是一个新奇的概念！一个包含所有“华人”的新名称。同样，我不会对此作出详述。你可以意识到这个问题已变得多么复杂。
与此相关的是，新加坡华人对这些新名称的使用有不同的反应。许多人支持孙中山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当中华民国采纳了五族共和，以及后来的中华民族时，新加坡华人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些引入的名称。所有华文学校的教科书中都使用了这些词汇。但一些成年人却对它们感到困惑。
然后，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时，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并宣称自己是国际主义者，人们就发现了自相矛盾之处。对许多人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本质是民族主义的。中共的建国理念之一，是成为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人们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也因此产生疑惑。
汉族是最大的民族，约占总人口的91%至92%。他们的身份和分布确实引发了争议，但且让我们接受这个数字。但对于其他55个民族中约9%的人来说，他们可以共同对中国至少一半的土地提出祖传权利的诉求。
那么，新加坡华人在这方面的立场如何？这就涉及如何识别和认清与中国的多重关系的问题。问题的另一面是，何谓“华人”，这个问题本身似乎一直在变化。我听到有人说，“新加坡”和新加坡的“华人”的概念一直在变化。这两者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这就带出了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新加坡华人”该作何解？
当新加坡正在改变，并试图为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民族国家的长期生存找到坚实的基础，同时又得作为全球城市，以及在亚细安旗帜下，作为东南亚地区的心脏和中心时，这意味着什么？
另一方面，中国本身也在发生变化。曾经被统治、被羞辱、被打败，文明几乎毁灭的中国，在1949年后通过中共重新建立了起来。大家都为之感到惊讶。中共曾奉行国际主义，但随着它开始变得富裕、强大和稳固，它也变得非常民族主义。中共的中国确实崛起了，现在能够独立对抗任何人，再也不会被欺负，再也不会受到伤害。
但是，中国也认为自己继承了清朝、国民党的中华民国，以及在1949年以后由中共巩固的边界。它现在是一个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一个由中共统治的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中国的崛起，就是这么回事。
当然，也有人会说：“啊，还有另一个中国呀。”中华民国从未被征服过。它于1912年由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它仍然存在。名义上，仍然有一个中华民国。有人称它为台湾，但这不是它的正式名称。
世界各地的华人，或者说华裔，大约有5000万到6000万人，有些人说更多，这取决于他们的统计方式。
他们是怎样的“华人”？谁是华人？身为华人意味着什么？
一种定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认同中华文明的人，则是另一种定义。那些认同自己的祖先和谱系、方言群体、宗教或宗教习俗（无论是道教、佛教、儒教、回教、基督教，无论他们的选择是什么，甚至是华人敬拜的其他地方神灵）的人，他们都可以以某种方式认为自己是华人。
身为华人，对中国的认同有多种方式。虽然方式各异，但我认为它们都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这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我认同，即你如何识别自己的身份，但也取决于他人如何识别你。
这就回到了中国和新加坡是怎样一种关系的问题上。我从1996年起就住在新加坡。这是我在新加坡的第27个年头，即使在这26年里，我也看到了华人描述自己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新加坡华人”，到“华裔新加坡人”，再到去掉“华人”这个词，只说“新加坡人”；而忽视对中国这个国家的任何其他认同。在新加坡，到处都可以察觉到这些情况。
那么，何谓新加坡华人？这似乎取决于很多因素。这是我提出的三个问题中最难回答的一个。但每一个问题都涉及这样的认知，即新加坡经历了许多有时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变化，而中国也改变了很多。中国再次变得强大、富裕，这是近200年来世界所未曾见的。但现在对我们的邻国，以及那些敌视中国，要遏制它，永远不让它发展到在它领土之外产生任何影响力的国家来说，却是真实地发生着的。所有这些都摆在眼前，你每天都读到这类新闻，避无可避。所有这些都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意味着什么？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随着世界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创建国际秩序实有必要。我承认，我从不明白什么是“国际秩序”。但我要说的是，确实有这样一套秩序，人们普遍认为它是有效的，而新加坡积极参与其中。
作为一个小国，一个主权民族国家，以及与195个成员国中的所有其他民族国家享有平等地位，新加坡所依赖的联合国体系对其生存至关重要。另外，体系的和平运作尤为重要。但是，当超级大国再次玩起类似于19世纪的国际政治游戏，使帝国政治现在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而威胁到这一体系时，它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
许多词汇、话语和使用的语言，都变得更具对抗性。而且使用它们的后果，也变得难以预料。我们要如何预测下一阶段的发展？如果把它与“何谓华人”这个问题放在一起，我们要如何为未来发生的意外之事做好准备？
我并不想以这种模棱两可的方式结束讨论，但我承认，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我所能说的是，对本区域的华裔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别人如何识别他们，他们如何识别自己，以及他们的存在可能意味着什么？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社会的国家，也是一个放眼全球的现代国家，有着令人钦佩的雄心壮志。其他国家如何看待这一点，以及这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和“华人性”（Chineseness）有关，仍然是一个问题。
这一切所显示的意义取决于太多的可变因素，我无法在此作出总结。我希望能为可能的答案提供一个更恰当的描述，但我没有答案。我所能说的是，你必须尽可能仔细地审视这段时间一直在发生的无数变化，特别是那些让你感到吃惊的变化，就可以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应可以在我所提出的这些想法之外，对这些问题作出更深一层的思考。
微信 - 王赓武：何谓新加坡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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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两名编者所言，他们并未涵盖课题的方方面面，但他们已尽力揭示华人定居新加坡的历史所产生的重要问题。不过，无论阅读华文或英文版本的《新加坡华人通史》，你就会发现新加坡才是真正有趣的主题。
新加坡有着非同寻常的故事。
很奇怪的是，新加坡曾一度是如此重要，可以成为本地区一个小王国的中心，但在其他时期，它却无足轻重。人们会绕过它，或者利用它来办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但直到最近才非常认真地对待它。在所有这些阶段，华人都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
正如上述两本著作所指出的，最早真正提到新加坡的是中国史料，特别是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首次谈到了淡马锡。当时，这个地方具有一定的重要性，然后就突然消失了，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为了填补空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做了大量的工作，让我们知道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新加坡的名字零散地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史料中。《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有提及新加坡；葡萄牙人以及后来的荷兰人也有提到，但几个世纪以来，它从不被认为具有重要地位。它仅能在一些方面发挥些微影响力，但并不足以真正成为任何事务的中心。
然而，在几十年内，这个几乎不为人所知、几乎没有任何记录的地方，突然变得重要起来。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试图解释其中的原因，但对我来说，这与中国和华人有关，这一事实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首先，当时的新加坡对于在本区域非常活跃的荷兰人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已从葡萄牙人手中夺走了马六甲。得到了马六甲，控制了万丹（Banten），从而在雅加达有了自己的基地后，荷兰人拥有了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
原因很简单。无论是为了香料还是为了中国的制成品，要从欧洲航行到这一区域，都是绕过好望角，穿越印度洋。到达这里的最简单方法，就是通过巽他海峡。
从那里，你可以去爪哇，或以南苏门答腊岛为基地，穿过巽他海峡，然后进入南中国海，到中国和日本。因此，在荷兰人当道的那段时间里，这是主要航线。
在荷兰人到来之前，葡萄牙人为什么要占领马六甲？他们的做法与荷兰人不同。葡萄牙人直接穿越印度洋去到了印度。他们主要与波斯湾、印度沿岸和红海的穆斯林商人做生意。这是他们的主要利益所在。
葡萄牙人最终来到印度南部的科钦（Cochin）和卡利卡特（Calicut），最后在果阿建立了基地。对他们来说，这更为重要。由于他们的基地在那里，马六甲海峡就变得非常重要。
葡萄牙人很清楚马六甲王朝在那里建立，必有很好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剑指马六甲。当然，他们对香料感兴趣，并试图从世界其他地方获得香料，而仅次于香料的最重要事情是前往中国。
很快葡萄牙人就来到了中国。在从马来人手中夺取马六甲后的几年内，他们就开始探索中国沿海地区，给广东和福建的中国官员制造麻烦。最终，中国人学会接受他们，发现他们能帮得上忙，允许他们使用澳门港口作为商业活动的基地，甚至让葡萄牙人处理这一地区的所有贸易。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再给中国添麻烦了。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人都必须通过澳门，通过葡萄牙人，与中国打交道。这种现象真的很特别。
出现这一局面，与他们绕过好望角，一直向北到达波斯湾和印度西海岸有关。
当荷兰人发现葡萄牙人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时，他们就直奔香料群岛（编按：即马鲁古群岛）。他们横渡印度洋来到巽他海峡，并从万丹和雅加达向东到达摩鹿加群岛（Moluccas）。
因此，葡萄牙人有经印度洋到北方的马六甲航线，荷兰人则使用南部航线。他们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但真正改变新加坡命运的是英国人。
英国人是后来者。到他们来的时候，葡萄牙人已确定了一组航线，荷兰人则锁定了另一组航线。但英国人对两个贸易中心更感兴趣：一方面，他们对印度商品感兴趣，因为印度在当时是非常富裕的国家，与当时的中国相比绝对不遑多让；另一方面，他们发现了茶叶的巨大市场。
与极度重视香料的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不同，英国人将目光投向茶叶贸易。为此，他们寻找通往中国的航线，而去中国的航线有两条。他们可以将在印度赚取财富与在中国寻找茶叶资源结合起来。采用这条航线，他们航向印度洋，朝北进发，重复葡萄牙人做过的事情。
另一条是航越印度洋，经巽他海峡到达中国。英国人无需马六甲，就可以从巽他海峡，直接穿越南中国海到达澳门，以及接触广州的商人，并建立定期的茶叶贸易。他们便是这样与福建人和广东人做生意的。
因此，你可以发现欧洲人的活动，与华人对此作出的回应息息相关。华人的移动路线反映了当时这些欧洲帝国正在建立的贸易利益。这是华人如何在本区域激活自己的网络，以及如何建立自己基地的重要线索。根据此一背景，让我们来看看欧洲的情况。
我认为我们必须了解欧洲的情形，因为与亚洲的贸易模式相比，欧洲遵循的是一套不同的原则，后者的规模极小。他们的商业活动不涉及大规模入侵、海上对抗和战斗等，而是集中在各种贸易商品和网络上；无论如何，对华人来说，这些纯属私人商业活动。这之中没有任何形式的国家支持的活动。
无论是伊斯兰商人还是基督教商人，他们总是得到统治精英成员的支持。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而言，他们得到了国王和王室的支持。至于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它们是由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私人公司组建的，但也得到那些投资东印度公司的国家的贵族支持。官方的支持总是有一些，因此这些国家的海军可以在必要时给予援助。
不过，本区域的传统贸易几乎完全是私人性质，对印度人和华人而言更是如此。对华人来说，情况恰恰相反：朝廷实际上不鼓励私人贸易。
众所周知，中国发展了朝贡贸易，这确保与中国展开贸易的外国商人必须通过官僚机构。就可经商的范围而言，他们必须献上贡品来进行贸易。双方的礼物和贡品是建立此一贸易的基础。
当然，国家永远不可能控制一切。私人企业家对一些规章视而不见，一些私人贸易也还在进行。但私人贸易的规则得由政府制定，然后交由澳门人和葡萄牙人管理。因此，当“洋夷”来到中国沿海时，这对私人贸易商形成阻吓作用，阻碍了经济发展。这种官僚贸易直到16世纪末才有所放松。
因此，在欧洲人扩张的那段时间里，华人完全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支持，福建的一些私人企业家继续经商，在离福建最近的菲律宾非常活跃。
由于西班牙人也有兴趣与中国进行贸易，华人遂避开澳门，转而到菲律宾。有别于与其他地方的商业活动，他们直接与马尼拉做生意，建立了一条跨越太平洋，远达墨西哥和欧洲的良好贸易线，并发展出非常复杂的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加坡能从中崛起，是很令人惊讶的。英国人为什么需要新加坡？
当我说这得归“功”于拿破仑时，自己都哑然失笑。拿破仑开始在欧洲建立帝国，威胁到荷兰，这无关本区域，全是欧洲历史。
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的情况很糟糕，几乎破产，所以拿破仑攻占荷兰的消息让英国人感到震惊。它促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属地，以防止它们落入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人手中。
英国人接管了爪哇，并派莱佛士担任总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英国在中国的利益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英国人意识到，他们不一定得从加尔各答出发，经马六甲海峡，才能同中国做生意，还有其他航线可以考虑。要这么做，就得看欧洲的战争如何结束。
让英国人感到万幸的是，拿破仑在欧洲战败了。作为胜利一方的英国人意识到，他们仍然需要荷兰作为欧洲的盟友。这同样与本区域毫无关联。是欧洲发生的事件决定了这里发生的一切。事实是，英国人希望荷兰人站在他们一边，以确保法国人不会控制本区域。于是，著名的《1824年英荷条约》应运而生，而结果立竿见影。
英国人统治爪哇好几年，对努山达拉（Nusantara）或马来群岛世界的本质有所了解，这让他们明白自己需要做些什么。为了稳固通往中国的航线，英国人不必挑战荷兰人或控制其属地，只需要与荷兰人达成协议，让他们安全通过荷兰人视为利益范围的岛屿，包括新加坡。
荷兰人控制着马六甲，而在马六甲与雅加达之间的区域，新加坡只是其中的一个岛屿。在这些地方，荷兰人解决了与米南加保人（Minangkabau）、武吉士人及其他马来人群体的问题，并主导他们的事务。
荷兰人的主要兴趣是控制马来群岛，而英国人只为找寻一条通往中国的安全航线，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垄断的茶叶生意，以及与之相关的鸦片贸易。
这就是“为什么是新加坡”的历史背景。对我来说，新加坡冒起的经过，以及为何它一直是通往中国的连接点，是一个充满惊奇、颇有意思的故事。
至少在新加坡历史的头20年里，与中国的联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认为，这为英国的政策吸引马六甲、槟城、婆罗洲，以及爪哇和苏门答腊的马来世界等周边地区的华人来到新加坡，并将其作为开放的港口奠定了基础。这与荷兰港口的高税收和垄断式的法规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由港的设立把华人吸引到新加坡，而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通过将马六甲海峡作为荷兰和英国的边界，《英荷条约》为此提供了全面的保障。
我记得当我还在求学的时候，我就问过为什么明古连（Bencoolen）如此重要？为什么莱佛士要留在明古连？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选新加坡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巽他海峡仍然是通往中国的重要港口。
但有了《英荷条约》，加尔各答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完全可以控制整个区域。从加尔各答经马六甲海峡到中国的航线现在已确定。当荷兰人把马六甲割让给英国东印度公司时，新加坡的地位就变得完全不同。在我看来，这是新加坡与中国的联系最初如何建立的关键所在。
在最初的20年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新加坡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英国人打败了中国人，占领了香港，并开放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商埠。英国商人可以直接前往他们在香港的殖民地。因此，香港取代新加坡，成为英国在中国的基地。但只要把这条链拉长来看，新加坡仍然是链条上的关键节点。
因此，香港作为通往中国贸易的门户，新加坡也参与其中。香港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英国人可以从这里向中国其他地区扩张。作为大英帝国商埠链中的一环，新加坡一直很重要。在许多方面，这仍然是新加坡后来在区域和世界事务中取得一些成就的秘诀。中国对东亚的发展有着关键的影响。正是与中国的这一关系，决定了新加坡如何发挥它今天仍在发挥的作用。
将历史镜头拉近至现代，新加坡的故事还有什么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那就是英国、荷兰、法国及其他国家的帝国，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分崩离析。我要强调这一点：在新加坡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深受欧洲事件的影响。在这方面，那便是由欧洲民族国家建立的帝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自我毁灭了。
它们的殖民地都变成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在18世纪末法国建立第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时产生的。19世纪后期，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成为各式各样的民族国家。
中：对“民族国家”的渴望
这些民族国家从已发展为帝国的国家中转化而生。从国王治理的帝国到封建领主统治的王朝，大多数帝国都转变为属于公民的帝国。法兰西帝国就是如此，身为皇帝的拿破仑认为自己代表着法国人民。所有法国公民都是主人，不再允许国王和贵族统治他们。认为民族国家可以建立民族帝国，这样的想法却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彻底幻灭。
它始于驱逐西方的反殖民运动。有点意思，甚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本区域的反殖民运动其实是由日本人推动的，但我不会就此进行阐述。既然所有殖民地都应该与帝国主义者斗争并摆脱他们，帝国必须让民族国家独立的理念也就跟着兴起。
日本成功地从西方借鉴，并落实民族国家应该拥有主权、应该有边界、公民应该是平等的理念。这成了中国和东南亚的表率，它们都在二战结束后，决心建立自己的统一的民族国家。
历史的洪流让新加坡别无选择。新加坡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会加入马来亚。因为我来自马来亚，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感触。对我们和当时的许多新加坡人来说，新加坡理所当然会有一天成为马来亚的一部分。这个民族国家将是马来亚，并最终成为马来西亚。
第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是，大英帝国不得不离开，随后是一个名为马来亚的民族国家，新加坡将是它的一部分，但还未加入。槟城和马六甲也别无选择；英国人已把它们并入马来亚。新加坡被放在一边，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新加坡有太多的华人，马来民族主义领导人不想要新加坡。他们想把新加坡排除在外，直到九个马来州，以及槟城和马六甲这两个殖民地有信心组成一个马来亚国家。在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新加坡不要参与进来。
英国人非常高兴。他们把新加坡变成一个单一的殖民地，并继续主导战后东南亚的经济活动。但所有人都认为，新加坡迟早会成为马来亚的一部分。事实上，新加坡后来也真的加入马来亚，而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尽管时间很短。这又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
我提到了很多出乎意料的事件。但我认为，如果你想解释和理解新加坡华人这个课题，就不能忘记本文开始时所问的问题：“何谓新加坡？”因为英国人从一开始就欢迎华人来新加坡；只要他们遵守英国人定下的规章，不制造太多的麻烦，英国人很乐意让尽可能多的华人来这里做他们想做的事。只要华人一闹事，英国人就会镇压。
当华人变得更加民族主义，群起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并为清朝的覆灭而欢欣鼓舞，加上五四运动把许多激进思想带到了东南亚，华文学校涌现，中国的政治也被引入，英国人非常仔细地观察着这一切。起初，他们对大部分活动置之不理，但当他们意识到这可能对他们构成威胁时，从1920年代就开始对华人社区展开严厉打击，并严加管控。
“如何管理新加坡的华人”是英国人的重中之重。他们并没有完全阻止华人前来，且还鼓励华人留下。事实上，他们希望来定居的是合适的华人，而不是三教九流之徒。英国人乐见华人携带家眷来定居，成为新加坡殖民地的忠诚臣民。
对于只欢迎合适的华人，而将被视为不良分子排除在外一事，英国人是非常认真看待的。他们的政策非常明确，可以在历史档案的记录中找到详细的说明。
下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新加坡并没有加入马来亚，而是在加入马来西亚后不到两年便分家了。
当时我在吉隆坡，身为马来西亚人，我感到很惊讶。说实话，我其实非常难过。但这件事对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影响。新加坡第一次独立了，将建立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这是所有人完全意想不到的。这就是新加坡的特殊之处。这是一个全新的新加坡，是在它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诞生的。一开始，它就是一个75%的人口是华裔的国家。
由不是在当地土生土长的群体，组成一个新国家的主要移民族群，据我所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人口结构。新加坡完全是独一无二的。因此，第一代领导人必须想方设法，在一个大多数人不是华族的区域，建设这个大多数人都是华族的国家。
我不会在此讨论新加坡政府的政策，而只想强调一点，即华人虽是新加坡的主要族群，但这个国家显然是个港口城市，居住着许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特别是来自邻近地区和亚洲其他地区的人——马来群岛的努山达拉人、来自印度的人、来自阿拉伯和回教世界的人、来自基督教世界不同地区的人，因此才有了现在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族裔的分类。
人们往往对这些分类习以为常。要摒弃它们很难，因为新加坡从一开始就奉行一项非凡的原则，即承认在这里出生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多元社会将是这个新国家的基础，就我所知，这在其他国家绝无仅有。其他任何国家一开始都说，谁占多数，谁就决定立国的基本原则，而所有其他人，无论如何，都必须服从或保持二等少数民族地位，直到他们能扭转局面，成为主要群体。
新加坡是我所知道的，唯一情况正好相反的国家：主要族群明白，他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社会，但在国家所处的区域，他们却是少数族群。他们接受必须平等对待每个人，多元社会是新加坡建国基础的原则。以这种方式开启国家建设进程，是很罕见的。这也是建国进程始终处于进行式的原因之一。这永远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
新加坡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它的存在、生存、活动的扩展和强化，及目前在区域和世界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一直与区域外的事件，以及学习应对不受它控制的事件密切相关。
所以，我们时不时就会问，新加坡是一个国家，还是别的什么：它是一个城市国家，一个正在形成的国家，最终成为作为全球城市的民族国家？只要仔细去了解这些术语的涵义，你就会发现它们是自相矛盾的，但我不会对此作深入讨论。
让我把话题转回到新加坡是一个与众不同、难以想象的地方这一点上。新加坡的成立令许多国内外的人感到意外。几十年来，新加坡的境况没变，区域内外充满不确定性，国家仍面对一定程度的脆弱性。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人民对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如此警觉，并愿意努力工作，以保持这种独特的地位。
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新加坡在13世纪和14世纪成为淡马锡并非偶然。我们应该记住，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群岛世界的任何政体。尽管新加坡今天处于一个不同的位置，但新加坡人民及领导人都明白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他们明白，华人在这个国家的立场，对新加坡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已尽力回答第一个问题：“何谓新加坡？”，详述了它令人意外之处。当我说“意外”时，也是在突出这样一个事实：既然过去都产生了这么多意外，当我说未来可能会有意外时，我不应感到意外。
我的第二个问题很有意思，但也许不那么令人意外。值得注意的是，“华人”这个词使问题变得复杂。
我总是很难向我的非华族朋友解释“Chinese”这个词的由来。对华人来说，“Chinese”并没有一个相对应的词。今天，我们最常用中国人、华人来翻译“Chinese”。但“Chinese”这个词对中国来说是陌生的。在20世纪之前，华文并没有与“Chinese”完全对等的词，可以让所有华人用来形容自己。
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人们才逐渐意识到，有一个词来与“Chinese”对译是必要的。当清朝灭亡并被中华民国取代时，“中国”一词首次被正式用作国名。在此之前，这个国家或帝国被称为大清，接着是大明，而更早以前，则是汉和唐，这些都是统治王朝的名字。
如果要更进一步，我们谈论的是，从华夏，或者中华，或者近代的民国这些词所代表的文明中，可以探寻的哲学意涵。华夏包含了所有华人的文明身份，他们都属于从周朝的伟大哲学家，以及其他各种群体和哲学家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传统。这个故事太复杂了，无法深入探讨。大多数人都知道，定义什么是华人，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最早的时候，人们所知的“China”的形成，就包括今天中国境内的不同民族，他们既来自境内，也来自境外，不同的民族进进出出，往往与大量可以被称为“华人”的民族融合在一起。他们接受并认可某些文明价值观，这使他们能够认同华夏，并成为华夏民族。但“华夏”这个词并不能翻译成“Chinese”。
“Chinese”一词也与秦朝建立，并由汉朝巩固的第一个帝国相关，因此秦朝的名字一直被用来解释“Chinese”这个词的起源。
在梵语和普拉克里特语（Prakrit）等古印度语言中，“chin”或“china”是中国的名称，并被认为起源于秦朝。这个词传到了回教和基督教世界。“china”这个古老的词后来被用于受印度人影响的当地语言，接着又被日本人使用。几个世纪以来，它被许多外国人广泛使用，但华人自己从未使用过。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采用这个词呢？当中华民国取代清朝时，它成为正式国名。国民党领袖孙中山认为，现代民族国家是欧洲列强财富和力量的源泉。为了复兴，重振在整个19世纪被西方蹂躏和羞辱的文明，中国必须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以重新获得力量和财富，才能够站起来，不再像过去那样被欺凌。根据这一背景，人们完全可以理解国民党人为何有这样的看法。正是1912年的辛亥革命，使中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
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几十年来，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明白这一点。你可能听说，孙中山曾抱怨中国人不理解民族主义。他们确实没有作为一个国家的成员的意识。大多数中国人是以他们的乡村、家乡、方言群体，以及家庭亲属群体，来识别自己的身份，并使用长期记录的家谱或族谱，来追寻他们的根源。
所有这些认同自己文明的方式，并没有让他们感觉拥有国籍。国籍的概念是非常新的。对我来说，中国人在对过去作出深入探究后，才发现中国可说是没有“国家主义”的。这是非同寻常的。
几个世纪以来，汉人都不抗拒接受非汉人的统治。在整个中国被蒙古人征服之前，中国北方的汉人一直被突厥人、契丹人和女真人统治，而自17世纪以来，则是被满族人统治。对大多数居住在北方的汉人来说，他们只在明朝时期，生活在汉人的统治下。在上个千年的其余时间里，他们一直生活在征服王朝的统治之下。
对于南方的汉人来说，他们受汉人统治的时间，与宋朝存在的历史一样长。但只要仔细观察，南宋只不过是一个拼命战斗，以抵御北方的非汉族国家，而被逼到南方的小王国。
尽管如此，所有的朝代都认为它们属于同一个中华文明。他们为共享一段连续的历史感到自豪，也乐意使用文言文来统治中国。即使是使用自己的语言多于其他语言的蒙古人，也接受了中国历史的主导地位。满族人尤其成功地运用了中国的文化制度。
自始至终，他们都认同从商周到明清的历史连贯性。在统治精英、官员，以及精通历史、典籍、一套共同的道德价值观，以及治理关键原则等人的眼中，所有这些都被视为单一的传统。他们都接受中国这一历史连续体。这与“China”这个词或现代的国籍概念一点关系都没有。
下：“中国”概念的转变
那么，对于新加坡来说，何谓“华人”？这是一个很久以前就存在的问题。首先，如果你留意华人怎么看待清朝，就会发现大多数来自福建和广东的新加坡华人，不接受满族人作为他们的合法统治者。众所周知，很多私会党的创立是为反清复明。这就是为什么孙中山来到新加坡时，得到了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大力支持，他们赞同将满族人赶出中国，恢复汉人的统治。
故事起源于此，却未就此结束。到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时，他认为满清时期的地图即为中华民国的地图。这是另一个故事，我不细讲。但它确实增加了我们对“中国”的理解的复杂性。
因为当孙中山意识到，他永远不可能用其他方式团结全中国人民时，他提出只要袁世凯能说服年轻的宣统帝溥仪退位，并合法转移权力予他，就支持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这样一来，中华民国就继承了大清帝国的边界，其中大部分地区没有被明朝统治过。事实上，超过一半的人口是满清帝国的非汉族臣民。但随着满清皇帝退位给袁世凯，他们的土地就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并从此被视为中华民国的公民。
袁世凯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要做的，就是提出这个中华民国是以“五族共和”为原则。这意味着汉人是组成中华民国的五大民族之一。“五族”是晚清时期用来指满族、汉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的一个词语。这段历史在中华民国存在了十多年。
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并非始于汉人，“五族共和”把所有人都视为“华人”。孙中山的支持者对此并不满意，于是发明了“中华民族”一词，来形容中华民国的每一个人。这真的是一个新奇的概念！一个包含所有“华人”的新名称。同样，我不会对此作出详述。你可以意识到这个问题已变得多么复杂。
与此相关的是，新加坡华人对这些新名称的使用有不同的反应。许多人支持孙中山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当中华民国采纳了五族共和，以及后来的中华民族时，新加坡华人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些引入的名称。所有华文学校的教科书中都使用了这些词汇。但一些成年人却对它们感到困惑。
然后，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时，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并宣称自己是国际主义者，人们就发现了自相矛盾之处。对许多人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本质是民族主义的。中共的建国理念之一，是成为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人们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也因此产生疑惑。
汉族是最大的民族，约占总人口的91%至92%。他们的身份和分布确实引发了争议，但且让我们接受这个数字。但对于其他55个民族中约9%的人来说，他们可以共同对中国至少一半的土地提出祖传权利的诉求。
那么，新加坡华人在这方面的立场如何？这就涉及如何识别和认清与中国的多重关系的问题。问题的另一面是，何谓“华人”，这个问题本身似乎一直在变化。我听到有人说，“新加坡”和新加坡的“华人”的概念一直在变化。这两者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这就带出了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新加坡华人”该作何解？
当新加坡正在改变，并试图为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民族国家的长期生存找到坚实的基础，同时又得作为全球城市，以及在亚细安旗帜下，作为东南亚地区的心脏和中心时，这意味着什么？
另一方面，中国本身也在发生变化。曾经被统治、被羞辱、被打败，文明几乎毁灭的中国，在1949年后重新建立了起来。大家都为之感到惊讶。中国确实崛起了，现在能够独立对抗任何人，再也不会被欺负，再也不会受到伤害。
中国也认为自己继承了清朝、国民党的中华民国，以及在1949年以后巩固边界。它现在是一个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中国的崛起，就是这么回事。
当然，也有人会说：“啊，还有另一个中国呀。”中华民国从未被征服过。它于1912年由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它仍然存在。名义上，仍然有一个中华民国。有人称它为台湾，但这不是它的正式名称。
世界各地的华人，或者说华裔，大约有5000万到6000万人，有些人说更多，这取决于他们的统计方式。
他们是怎样的“华人”？谁是华人？身为华人意味着什么？
一种定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认同中华文明的人，则是另一种定义。那些认同自己的祖先和谱系、方言群体、宗教或宗教习俗（无论是道教、佛教、儒教、回教、基督教，无论他们的选择是什么，甚至是华人敬拜的其他地方神灵）的人，他们都可以以某种方式认为自己是华人。
身为华人，对中国的认同有多种方式。虽然方式各异，但我认为它们都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这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我认同，即你如何识别自己的身份，但也取决于他人如何识别你。
这就回到了中国和新加坡是怎样一种关系的问题上。我从1996年起就住在新加坡。这是我在新加坡的第27个年头，即使在这26年里，我也看到了华人描述自己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新加坡华人”，到“华裔新加坡人”，再到去掉“华人”这个词，只说“新加坡人”；而忽视对中国这个国家的任何其他认同。在新加坡，到处都可以察觉到这些情况。
那么，何谓新加坡华人？这似乎取决于很多因素。这是我提出的三个问题中最难回答的一个。但每一个问题都涉及这样的认知，即新加坡经历了许多有时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变化，而中国也改变了很多。中国再次变得强大、富裕，这是近200年来世界所未曾见的。但现在对我们的邻国，以及那些敌视中国，要遏制它，永远不让它发展到在它领土之外产生任何影响力的国家来说，却是真实地发生着的。所有这些都摆在眼前，你每天都读到这类新闻，避无可避。所有这些都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意味着什么？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随着世界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创建国际秩序实有必要。我承认，我从不明白什么是“国际秩序”。但我要说的是，确实有这样一套秩序，人们普遍认为它是有效的，而新加坡积极参与其中。
作为一个小国，一个主权民族国家，以及与195个成员国中的所有其他民族国家享有平等地位，新加坡所依赖的联合国体系对其生存至关重要。另外，体系的和平运作尤为重要。但是，当超级大国再次玩起类似于19世纪的国际政治游戏，使帝国政治现在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而威胁到这一体系时，它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
许多词汇、话语和使用的语言，都变得更具对抗性。而且使用它们的后果，也变得难以预料。我们要如何预测下一阶段的发展？如果把它与“何谓华人”这个问题放在一起，我们要如何为未来发生的意外之事做好准备？
我并不想以这种模棱两可的方式结束讨论，但我承认，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我所能说的是，对本区域的华裔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别人如何识别他们，他们如何识别自己，以及他们的存在可能意味着什么？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社会的国家，也是一个放眼全球的现代国家，有着令人钦佩的雄心壮志。其他国家如何看待这一点，以及这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和“华人性”（Chineseness）有关，仍然是一个问题。
这一切所显示的意义取决于太多的可变因素，我无法在此作出总结。我希望能为可能的答案提供一个更恰当的描述，但我没有答案。我所能说的是，你必须尽可能仔细地审视这段时间一直在发生的无数变化，特别是那些让你感到吃惊的变化，就可以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应可以在我所提出的这些想法之外，对这些问题作出更深一层的思考。
作者王赓武，新加坡著名历史学家
本文是他于3月19日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与耶鲁—新加坡国大学院联办的讲座上发表的英语演讲。原载《联合早报》旗下英文电子杂志“思想中国”（ThinkChina）
黄金顺译
Wang Gungwu: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ethnically Chinese in Singapore?
https://www.thinkchina.sg/wang-gungwu-what-does-it-mean-be-ethnically-chinese-singapore
《联合早报》- 李元瑾：滚滚浪潮中的小红点与新加坡华人 (2023-04-13)
滚滚浪潮中的新加坡和新加坡华人，再度迎来严峻考验。王赓武教授在演讲结束前，就提问新加坡华人如何为未来的变化做准备？他国将如何看待与中国和华人性相关联的新加坡？
今年3月19日，王赓武教授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与耶鲁—新加坡国大学院联办的讲座上，以“What does it mean to be ethnically Chinese in Singapore”为题（《联合早报》译为《何谓新加坡华人？》，于4月6、7、8三日连载），作了一次精彩的英语演说。93岁的老教授，以超强的记忆力、丰富的历史知识、清晰的思路、流畅的语言，带领听众走了一趟历史之旅。在全程脱稿滔滔不绝的讲述中，“微观课题”结合“宏观视野”“偶然事件”置入“历史大潮”，“小题大做”式的讲析，处处引人入胜、发人深思。
王教授一开始就点出“新加坡华人”的故事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新加坡”的故事是不寻常的，“惊讶”“奇特”等词汇贯穿整个演说。虽然如此，讲者说故事时不曾脱离起伏的历史浪潮。在教授口中，人称“小红点”的新加坡，在历史大背景下，被看中、促成长，遭遗弃、自救自强、发光发热的经历，充满了类似“意外”“惊奇”“独特”的特性，而中国与华人则为不可忽视的元素。
作为聆听着，笔者受惠良多，脑海中不断浮现两个问题：一、新加坡近200年来如何在历史大潮中沉浮翻转，成为一个独特的城市国家？二、新加坡华人除了西方元素外，如何深受中国元素与华人元素的制约，形塑自己的华人特质？这两个问题及答案显然是相互交织的。
中国元素逐步显现
小岛在长期静寂之后被重视，全拜欧洲人东来的历史大潮所赐。欧人在国家力量支撑下为商业利益东来，分别选择了自己的活动路线和根据地，而中国是很重要的目的地。相较于荷兰人和葡萄牙人，英国人是迟来者，同样积极寻找合适的路线和根据地，从事前往中国的茶叶贸易。于是，新加坡登场了，中国元素也逐步显现。
新加坡的登场是一次意外，王教授笑言这应归功于法国拿破仑。19世纪初拿破仑在欧洲掀起的战争以失败告终，结果改善了英国与荷兰的关系，也促成两国于1824年在伦敦签下英荷条约，划分彼此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英荷条约使新加坡免于落入荷兰人手中，影响其未来的命运；而新加坡的地位因为马六甲海峡路线的安全得到保障而提升。可以说，新加坡在开埠前夕，已一再受到欧洲政潮的撞击，此可视为西方元素。
英人莱佛士慧眼相中具有潜力的新加坡，决定开辟为自由港。他特别欢迎华人的到来，积极鼓励马六甲、槟榔屿、爪哇等地的华人移入。另一方面，清朝政府在西方压力下被迫允许人民出洋，南部沿海贫民拜地利所赐，纷纷南下谋生，成为新加坡人口的主体。从此，中国元素和华人元素开始对新加坡发展的长期影响。
新加坡开埠12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后欧洲殖民帝国崩塌，东南亚的殖民地在一片反殖声浪中成立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诞生乃继地理大发现后发生在欧洲的重大事件，18世纪末至19世纪后期欧洲普遍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当欧人从东南亚撤退后，殖民地纷纷仿效，创建自己的“民族国家”，新加坡自然无法置身历史潮流之外。这股潮流仍充斥着西方元素。
移民色彩依然强烈
然而，新加坡华人人数众多的事实，引起区域内回教族群的疑虑，于是继1940年代受马来亚联邦和马来亚联合邦排挤之后，1960年代纳入马来西亚仅两年后即遭遗弃。1965年，新加坡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诞生。此历史时段，新加坡的移民色彩依然强烈，华人人数远超其他族群，但周遭国家却是人多势众、信仰回教的马来人和印尼人所掌控。于是，新加坡式的“民族国家”独树一帜。新加坡建国之路，因为华人元素，更为艰辛。
其实，华人元素与中国元素无法脱钩，在新加坡尤其如此。二战前，新加坡华人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中国政治与文化影响力持续性的冲击，和华人本身对乡土、血缘、文化、历史等多层面的认同意识，一方面让大部分华人获得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也导致华人社会的分裂和华人与异族之间的矛盾。二战后，世界局势大变，长达40多年的冷战开启，东南亚不幸卷入其中，西方元素不曾远去。在反共大潮中，华人处境愈发窘迫。新加坡建国之路，因为加入中国元素，愈发崎岖。
令人惊讶的是，在内外交困下，新加坡竟然创造了让世人啧啧称奇的事迹，不仅坚强地存活，还奇迹般地发展，成为独一无二的城市国家，并迅速走向世界。让人好奇的是，在国家建构与冷战来袭相互缠绕的历史时段，作为在国内占大多数的新加坡华人，如何在邻国异族环绕的情境下自处与应对？身为华人，他们如何做出调适和转变，让自己更适合变迁中的新加坡？
新加坡开埠至今已过200年，起始点就跟英国统治和中国移民两大因素捆绑在一起，华人不可避免地为中、英政治、文化和教育所影响，身份认同意识显得多元化与多层次，但大部分人受到中国元素和华人元素的制约。长期以来，地缘（乡土）、血缘（姓氏）、语缘（方言）、学缘（中英文教育）、文化（中西文化）、种族、国家等都是华人界定人群与我群的基础。
方言群认同消退
建国初期，新加坡华人或自愿或不自愿地经历了“去中国化”和“去华化”的过程，新的国家认同受到重视，种族认同则不被强调。1970年代末配合双语教育的长寿“讲华语运动”展开后，方言群认同随之消退。1980年代华校消失，辨识华人身份的教育因素（华校生与英校生）也开始淡出，中华文化与历史的认同意识随之弱化。于是，新加坡华人身上的“华彩”一层层剥落。那些海峡华人、英籍华人、唐山人、福建人、英校生、华校生等词汇，或成为历史名词或不再普遍，代以新加坡华人、华裔新加坡人和新加坡人等称谓。
历史的发展没让新加坡华人脱胎换骨，尽失“华彩”。浪潮中的小红点应变快速，建国十多年后，小国逐渐稳定，领导人自信心和自尊心日愈增强。基于区域惧共反华的氛围已缓解、儒家的经济价值受到国际关注，以及国民素质疑受“西方歪风”腐蚀等因素，政府决定推行一系列的文教政策，开启新加坡华人“再华化”的旅程。1970年代末发起的讲华语运动、1980年代的儒学运动和1990年代频密的华文教育改革都是实例。与此同时，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及其日趋显著的经济成效、1990年中国与新加坡建交及两国关系的逐步拉近，以及过后中国人纷纷移居新加坡成为新移民主体，皆成为新加坡华人“再华化”的促进因素。
历史的进程有时候令人讶异，短短不到200年，中国的发展，经历了由盛转衰，再从弱转强的岁月；中国与新加坡的关系，走过了由密切到疏离，再到越来越靠近的路程；中国人移居新加坡，从殖民地阶段新客的壮大，到民族国家建构阶段移民的中断，再到环球化阶段新移民的形成。凡此种种，终而加深影响新加坡和新加坡华人的中国元素。
历史的“重复”或“去来”何止于此？二战后，美国和苏联领导各自的同盟国，展开为期40多年的冷战，改变了世界。如前所述，它对新加坡和新加坡华人的冲击着实不小。而今，中国与美国为首的新冷战（或称冷战2.0）已然掀起，为原已多灾多难的世途增添风险和变数。滚滚浪潮中的新加坡和新加坡华人，再度迎来严峻考验。王赓武教授在演讲结束前，就提问新加坡华人如何为未来的变化做准备？他国将如何看待与中国和华人性相关联的新加坡？
诚然，这些都是新加坡和新加坡华人必须严肃面对、认真思考的问题。
（作者是新加坡历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