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城有约 | 历史名人踏足狮城：李鸿章 醇亲王载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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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里尼路与里峇峇利路交界处，矗立着两栋现代私人公寓的地点，曾经和清朝王公贵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地方在19世纪是新加坡曾经的四大名楼之一，东陵振裕园，是本地早期富商李清渊的双层楼豪华别墅，不过在1980年代被拆除了。
本地历史学者柯木林分享说，东陵振裕园当年因为曾经接待过许多满清高官政要，因此这里也被叫做多罗贝勒行邸。除了北洋水师的将领，来过这里的还包括醇亲王载沣，也就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
醇亲王在1901年来到新加坡，只待了不到一天。柯木林透露，义和团事变后，一名德国驻华公使在北京被杀害，当年才18岁的醇亲王不得不代表清朝政府前往德国谢罪。在前往德国的路途中，经过新加坡，并且在这里逗留了不到一天的时间。
当时在码头迎接醇亲王的华人主要有两批。一批是比较倾向清朝政府的华人，穿着满清的官服，对醇亲王行三跪九拜之礼。另一批则是海峡华人，他们穿着平常的衣服，只是鞠躬而已，并没有跪拜。
早于醇亲王来新加坡的清朝政要，还包括名臣李鸿章。柯木林说，李鸿章为了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同样路过新加坡，并在这里上岸。
如今的黄埔西一带，就是李鸿章曾经踏足的地方。这一带是新加坡常见的组屋和小贩中心，但是在一百多年，是先贤华商佘连城的住家，明丽园。明丽园也是新加坡早期的历史名楼之一，佘连城常在这里宴请社会名流。李鸿章到访时，也被佘连城邀请到明丽园做客。
而明丽园更早的时候，其实叫做南生花园。柯木林透露，南生花园的主人是胡亚基，俗称黄埔先生，也是黄埔这一地区名字的由来。胡亚基去世之后，南生花园被转卖给佘连城，佘连城就把它改名为明丽园。
巧合的是，胡亚基也是清朝驻新加坡的第一任领事。早在1877年，清廷就已经在新加坡设立驻外领事馆。新加坡在当时的清朝档案里面，由于华人经济实力雄厚，加上地处中西方要塞，因此被当作“南洋第一埠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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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城有约 | 历史名人踏足狮城：暹罗国王朱拉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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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旧国会大厦前的大象铜像，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是暹罗国王朱拉隆功赠送给新加坡，作为他到访新加坡的纪念。暹罗就是泰国的古称，朱拉隆功是泰国历史上第一位走出国门的君王，而他第一次出国访问的国家就是新加坡。
暹罗国王朱拉隆功赠送给新加坡的大象铜像
1871年第一次到新加坡的时候，朱拉隆功才17岁。他是泰国历史上有名的君王，被誉为泰国的现代化之父。本地历史学者柯木林说，当时新加坡的管理制度在英殖民地政府的统治下，做得相当好，因此朱拉隆功是以游学的性质到访新加坡。他在新加坡参观了学校、邮政局、医院、建筑物、消防局和电信局等等政府部门。
柯木林分享说，朱拉隆功后来就依照莱佛士书院，在泰国建立了一所学校，同时他也派14名皇子来新加坡学习管理制度。他的学校所培训的学生以及这些在新加坡留学的皇子，后来就成了引导泰国走向现代化的中流砥柱。
朱拉隆功在位42年期间，来过新加坡差不多有整十次。而在新加坡，和暹罗皇室关系密切的不得不提陈笃生的家族。陈笃生和朱拉隆功的父亲，拉玛四世，就已经结下良好的关系。到了朱拉隆功来新加坡的时期，陈笃生的儿子陈金钟便陪伴其左右。
陈笃生的儿子陈金钟
如今位于桥北路的柏龄大厦所在地，曾经就是陈金钟的洋房，也是朱拉隆功住过的地方，因此也被叫做暹宫。柯木林透露，这个地点也是后来道南学校最初的上课地点，再之后的南洋新商会，也是在这里成立。可惜这栋房子后来被拆掉了。
殖民地土地测量师汤申于1851年绘制的油画中的暹宫
不过当年的暹宫，由于到了晚上电轨火车的声音太吵，使得朱拉隆功不能安睡，后来这位暹罗国王干脆自己在乌节路购置房产，作为在新加坡的住所。而乌节路的这块地方，便是如今的泰国驻新加坡大使馆，跨越了时代，继续为两国的友好往来搭桥建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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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19世纪闽籍华社领袖颜永成 洋行首席买办的慈善人生 (2026-08-27)
在新加坡，颜氏属于小姓，迟至1966年注册成立的颜氏公会，在武吉巴梳路购置会所。然而，颜氏在新加坡有位声名显赫的宗亲先贤——颜永成（字“锡坤”，谥号“刚直”），是19世纪末新加坡最负盛名的闽籍华社领袖之一，祖籍中国福建省海澄青礁村（今厦门海沧区），以乐善好施闻名。他在1885年独力创办的华英义塾（Anglo-Chinese Free School），是新加坡最早提供华英双语教育的学校，习称颜永成学校（Gan Eng Seng School），1938年成为政府学校，几经更换校址开办至今。
颜永成1844年出生于马六甲，17岁时来到新加坡，进入英商牙直利（Guthrie & Co.）的栈房做学徒，升至首席买办长达25年。虽然未受高等教育，颜永成通晓华英双语，除了担任洋行买办，亦投资经营而成巨富，注重华族贫寒子弟的教育，1894年起担任新加坡华人议事会委员，1899年病逝于新加坡。
直落亚逸街的华英义塾
颜永成深知英文教育的重要性，创办华英义塾的起因是目睹贫穷华人孩童无法接受基本教育。1885年，他在丹戎巴葛路139号店屋开班授课，自行决定入学录取与教学，最初只有10多位学生。
作为洋行买办，颜永成了解海峡殖民地政府对于慈善事业的支持，于1886年呈书信给市政局，申明该店屋做为义塾使用，要求豁免产业税与水费，并获得批准，标志着这所私人开办的义塾得到官方承认，两年后通过政府的教育巡查，学生数量上升至百多人。
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加与教学质量的稳定，颜永成意识到有必要扩大规模并兴建正规校舍。1889年他开始寻求政府资助，获得时任总督斯密斯（Sir Cecil Clementi Smith）的支持。由于直落亚逸街填海工程的完成，在临近华人聚居的区域获得了免费土地，地点在直落亚逸街与麦卡南街交接处，即卫理公会直落亚逸礼拜堂的北侧，政府提出的唯一条件是须聘请一名欧洲人担任校长。
华英义塾新校舍的建筑计划于1890年11月交到工程师手中审查，1893年4月4日落成，新校舍可以容纳300名男童，由著名建筑师事务所——双迈建筑事务所（Swan & MacLaren）负责设计与监督施工，造价达5000元，由颜永成独力负担。
从华英双语到英语教学
新校舍落成之际，华英义塾邀请社会名流出席仪式，由斯密斯总督揭幕，陈恭锡代表学校信托人以流利的英语发言，回顾了义塾的创办与发展，感谢政府的开明态度，使得颜永成可以独力高效地经营学校，令华族各阶层受益。
斯密斯总督在致词中赞扬该校是海峡殖民地首所由华人创办的华英双语学校，是海峡华人办学的典范，他强调华人修习华文的重要性，不应以功利的态度学习英语，应将学习英语做为开拓视野的工具，能够掌握双语将成为更好的公民。
华英义塾发展步入正轨，成立了由八名知名华人绅士组成的信托委员，包括创办人颜永成，除了为贫寒子弟免除学费，向普通学生收取低额学费，经营费用仍仰赖颜永成的资助。为了长远的发展，华英义塾信托委员决定成立基金，1896年得到本地华族家庭的踊跃支持，原因是教会创办的英华学校（Anglo-Chinese School）因教育涉及宗教信仰引发争议，华英义塾作为华人自主创办经营的学校而得到华族家庭的信任。
政府进一步扶持华英义塾的发展，将丝丝街一侧的土地拨给该校，1898年增建一栋校舍。遗憾的是，因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同年该校关闭了中文部，使得这所最早的华英双语学校变为英语学校。
慈善事业不分种族地域
颜永成对于各类慈善事业都极为慷慨，尤其是教育与医疗，捐献的对象不局限于本地或是华族。在颜永成众多的慈善资助中，陈笃生医院是重要的受益者，除了持续不断为该医院基金捐款，他将梧槽的一块永久地契产业捐献给该医院，也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与名流交往为该医院筹款。例如，1897年6月，颜永成陪同吉兰丹苏丹出席该院举办的活动，苏丹亦慷慨解囊。
虽然是出生于马六甲的海峡华人，颜永成与祖籍地保持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慈善事业方面，获封“奉政大夫”的头衔。他为中国福建三都的贫寒子弟设立学校。1897年当地爆发鼠疫时，医院告急无法收治穷人，颜永成在获知疫情后即刻汇款，促使医院聘请两位医生，为穷苦人家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相关费用由他支付。。
首席买办经营贸易实业
宋旺相在其著作《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中称，颜永成是他所知唯一的、对于一家公司忠心耿耿奉献一生的人。在担任牙直利商行首席买办的同时，颜永成也成立商号进行投资经营。值得关注的是，颜永成作为丹戎巴葛码头的劳工承包商获利丰盛，不仅掌控大批青壮劳动力，亦拥有相当数量的牛车。1899年4月牙直利商行拍卖83块永久建筑地块时，这些产业为六名大买家所买下，其中两名华人买家分别是颜永成与李清渊。
在颜永成将个人事业推向高峰之际，不幸于1899年9月9日凌晨在厦门街87号寓所逝世，原因是铁片刺穿拇指引发败血症，享年56岁。其贸易公司于1900年1月30日停业，遗产以颜永成产业的名义公开拍卖，时间持续近两年，让人得见这位洋行首席买办所累计的巨额财富，也让人看到他发展实业未筹的壮志。
颜永成的生平显示，这位出生于马六甲的闽籍海峡华人，年少到新加坡谋生，因通晓华英双语得以在洋行工作，赢得雇主的信任，从栈房学徒成长为首席买办。在新加坡港口发展之际，成为提供劳动力的承包商，了解底层华人的生存困境与子弟教育问题，特别是接受英文教育的重要性，凭借一己之力创办华英义塾，慷慨资助教育医疗等慈善事业。
颜永成以近40年的时间，在马来亚建构起多重的社会网络，凭借慈善声望与领导力，成为能够代表本地华社发言的领袖，亦通过在中国福建的慈善事业获得中国政府的认可，实现光宗耀祖的人生理想。
《联合早报》打通欧亚商贸经脉的先行者郑玉瓞 (2026-09-10)
1883年，两位来自马六甲的海峡华人企业家开启了一次非凡的远行：时年51岁的郑玉瓞（Tay Geok Teat，1832—1893）与比他年轻9岁的李清渊（1841—1911），一同前往欧洲，系统考察英国的工业城市。他们的商业眼光与开拓精神，甚至引起了伯明翰（Birmingham）与格拉斯哥（Glasgow）当地报章的注意，称二人是“最早两位以商业目的访问英国的海峡华人”。
这次航行不仅是个人事业的转折，更象征着早期南洋华商主动连通世界的雄心。约1888年，目光深远的郑玉瓞还将考察足迹延伸至中国与日本。1890年，李清渊与荷兰商人波格（T C Bogaardt）、侨领陈若锦、陈恭锡等人共同创办海峡轮船公司（Straits Steamship Company），进军航运业，成为新加坡首家经营欧洲航线的本地航运企业。不过，郑玉瓞并未受邀加入这家新公司——个中原因，今已难考。
关于这位先驱者的记录留存不多，主要散见于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的片段记载。郑玉瓞原籍福建漳州，早年南来新加坡。1863年，他与同为马六甲出生的漳州同乡谢安祥（1832—1892），来自厦门海沧的同龄人陈金殿（1832—1882）以及陈三才（Tan Sam Chie）合作，重组仓库管理及佣金代理公司 （Warehousemen and Commission Agents），创立专营欧洲进口货物的 “玉瓞公司” （Geok Teat & Co.）。
尽管该公司两年后被刘传乐（Low Tuan Locke）和杨鸿义（Yeo Hong Ghee）二人收购易名 “乐鸿义公司” （Locke Hong Ghee & Co.），继续在莱佛士坊经营，但郑玉瓞的商业韧性不减。1866年，他在附近的百得利路（Battery Road）另起炉灶，以 “郑玉瓞公司” 为名重新独资经营。
曾与孙辈组织童子乐队
除商业成就外，郑玉瓞亦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曾获委为新加坡市议员（Municipal Commissioner），亦是海峡殖民地协会新加坡分会的创始会员。鲜为人知的是，他生平酷爱音乐，曾与孙辈组织一支童子乐队，并亲自担任小提琴手，展现出峇峇精英生活中雅致温情的一面。
1871年，他安排17岁的独子郑金池（1854—1906）进入公司，与他一起工作，为日后接班铺路。家庭是郑玉瓞的重要支柱。1893年，妻子邱氏去世，丧偶之痛令他悲痛莫名，仿佛世界失去了重心与归宿。他辞去公职，无心事业，竟于六个月后的4月在厦门街寓所逝世，享年61岁，与亡妻合葬在亚历山大家族坟场，后来迁葬咖啡山。
郑金池继承父业，经营有方，直至1906年去世。郑玉瓞生前拥有厦门街、合乐路、珍珠山路及巴丝班让路的产业，亦是乌敏岛花岗石工程的承包商。
中峇鲁曾有条玉瓞街
郑玉瓞的贡献，曾被殖民地政府所铭记。中峇鲁区曾有一条以他命名的“玉瓞街”（Geok Teat Street），与文忠路（Boon Tiong Road）交界。然而，这条路名后来湮没无闻，这位先贤在城市地景中的印记也随之被抹去。潘醒农在1952年出版的《东南亚地名街名录》，以及黄友平在2020年出版的《新加坡地名探索》，仍记载着“玉瓞街”的存在。
掩卷深思，一位在开埠初期便能洞察欧亚商机，建立进口贸易网络，参与城市治理的先驱，其功绩本应被铭记。“玉瓞街” 的消失，仿佛隐喻了历史记忆的选择性遗忘。
每一段被 “除名” 的道路背后，都可能是一段被简化或埋葬的开拓史。诚望日后若有类似之举，当局能慎之又慎，严格审核其人在该地的贡献与功绩，以免后人在追寻来时路时，失去这些宝贵的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