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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风土记》是至今为止我们看到的一本对于1887年新加坡社会风貌、风土人情描述最生动，最详实的文献报导。作者博览典籍，亲身考察，虽然只是一本游记，但其史料价值极高，已远远超出一般游记范畴，对了解19世纪后期新加坡的情况有很大帮助。至今《新加坡风土记》仍是研究东南亚史与海外华人史的重要参考书。
这本《新加坡风土记》最初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由湖南长沙书院出版，当时流传较少，南洋史专家陈育崧藏有原刊本。这是一本38页的线装本游记，记录了李钟珏（1854—1927年）旅新期间的观察。1947年许云樵教授向陈育崧商借重印，并加眉注，由新加坡南洋书局出版，列为“南洋珍本文献”第一种问世。其后又多次再版，目前坊间已有多种不同的版本，如《灵鹣阁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此刻又要再度重刊呢？
重刊亮点
李钟珏的《新加坡风土记》描述的是136年前（1887年）新加坡的社会风貌。第一版1895年面世至今已有128年了，甚至1947年许云樵的注释本，距今也有76年。过去100年来，物换星移，新加坡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新加坡风土记》所记载的场景，不是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就是有很大改变；加以新史料的出现，我们认为有重新注释、更正与重刊的必要。
兹举数例说明如下。
当许云樵校注《新加坡风土记》时，他对作者李钟珏知之甚微，在《校注序》中许云樵说：“钟珏始末不详，惟知其与新加坡首任领事左秉隆子兴有通谱之谊。”本书收录了朱杰勤研究李钟珏的专文，还有姚楠的文章〈左秉隆与李钟珏〉，这些文章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李钟珏。其他有关的最新资料，我们也作了补白。
在校注南生花园时，许云樵说：“……粤人胡璇泽（亚基）之南生花园，今归佘氏，改名明丽园。”南生花园位于实龙岗路（Serangoon Road）850号。其正门入口处位于现在的明地迷亚路（Bendemeer Road）32和33两座组屋之间，主楼建筑“中宪第”是在29座小贩中心这位置上。许云樵曾于1930年代与当年编纂《星洲十年》（1940年在新加坡出版）的学者访问南生花园，并在“中宪第”前与主人佘应德（佘连城之子）合影，留下一张珍贵的历史图片。1964年由于发展加冷盆地组屋区（Kallang Basin Estate），南生花园被拆除！“今归佘氏，改名明丽园”一句显然已经过时，必须改正。
至于船牌费、正午鸣炮、虎患、猪仔馆及危险会等等在原注中没有详细注释或遗漏者，此次我们也作了补充。凡此种种，仍是付予《新加坡风土记》新的生命。
本书除了把繁体字变为简体字，加标点符号外，也把古文版的《新加坡风土记》译为白话文与英文，方便年青读者。我们甚至根据书中所描述的场景，查找历史图片，到现场拍摄，今昔对比，不仅看出新加坡社会的变化，也可增加阅读兴趣！
成书背景
李钟珏为什么要来新加坡？他在什么情况下完成《新加坡风土记》的呢？
在《新加坡风土记叙言》中李钟珏说，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六月，他寓居北京崇文门内时，认识几位朋友，并结拜为兄弟。其中与《新加坡风土记》成书有直接关系的是“汉军左秉隆子兴”。兹后左秉隆调任新加坡领事官，其他友人也分别高就，唯他一人“佗傺如故”，“家居无憀，时动南游之念”，就想到来新加坡会见昔日好友左秉隆。于是“先以书达子兴（左秉隆），约来岁（1887年）二月赴新加坡”。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临行前他的母亲突然病倒而行程被担搁。直至其母病愈，才又整装出发。
李钟珏从广州出发，来新加坡前先“游澳门旬日。（1887年）四月下旬，始自香港乘轮船南发，行九日而至”，抵达新加坡的时间是1887年5月。
光绪十三年闰四月（1887年5月）李钟珏访星时，他与左秉隆已有十年的交情；而左秉隆自1881年9月至今已任新加坡领事官六年了。他乡遇故知，把酒言欢，甚为难得。“与子兴见，下榻公署，谈论不辍……居匝月，杂记风土若干则，录而存之”。旅新期间，李钟珏住宿左秉隆府邸，他把在新加坡两个月期间，根据自己的观感，所见所闻，记录成书，这就是《新加坡风土记》的由来。
19世纪中叶以后，新加坡华族人口大增，华人在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必然受到有关当局的特别注意。为了更有效管制新加坡的华人，1877年（光绪三年），中国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同年，英国海峡殖民地政府亦设置华民护卫司署（British Chinese
Protector），二者都以治理华人事务为首要任务。由于职权的冲突，导致中国驻新加坡领事和殖民地官员间产生严重的纠纷。
早年华族社会复杂，险象环生，私会党、劳工、娼妓、鸦片烟和赌博等问题急需解决。这些问题都被列入华民护卫司（Protector
of Chinese）的服务范围之内。海峡殖民地政府不断强调清廷领事不应过问当地的政治事务，包括华人事务。因此，清廷驻新领事任何试图将其政治性职务付诸实行，都被指为超越外交代表的例常权力。
然而对清廷而言，凡具有中国血统皆为中国侨民，不管其离开中国多远。从这观点出发，在新加坡居住的华族移民和在海峡殖民地出生的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都被认为是清廷的子民，即所谓“华侨”（Overseas Chinese）；另一方面，海峡殖民地政府却坚持华裔英籍（即海峡华人）和华族移民（Chinese
Residents）居住在英国殖民地就必须接受英人统治，无其他势力可以在殖民地施行治外法权。因此，清廷驻新领事许多例常公事和措施，在海峡殖民地政府眼中都被视为是在实行治外法权，这是他们所不可容忍的。
这就是李钟珏旅新期间的大时代背景。他是中国驻新领事与华民护卫司不和的见证人。对存在于二者之间的对立局面，以及二者间剑拔弩张的紧张状况，深有体会。李钟珏对其友人左秉隆的处境非常同情，他写道：
护卫司专管华人一切事，名为护卫华人，实则事事与华人为难。……而华人生聚既繁，事端日出，亦有领事可办之件，皆为护卫司侵夺，动多掣肘。故除给发船牌外，惟劝兴义学，讲圣谕，开文会，以行教化而已。
这个记录从一个侧面让我们明白了左秉隆领新期间，为什么要创办会贤社、英语雄辩会及每月征文比赛提倡文教活动的原因，也是无奈之举。
所见所闻
《新加坡风土记》全书约7,200字，没有章节，没有标点符号，也没有按照主题编写。不过内容涵盖广泛，书中对新加坡地理方位、形状、政府、交通、土产、历史、宗教、语言、海口炮台、居民册籍、博物馆、医院、华人生活、华工、英国驻军、兵房、贸易、居民犯罪，以及地近赤道冲凉之法、南洋鸦片烟、老虎伤人等情况多有记载。
在《新加坡风土记》中，李钟珏开宗明义标明新加坡的地理位置：“旧名息力，又称叻，华人或称新州府，其地南距赤道三百零四里。”他是如何抵达新加坡呢？“自香港乘轮船，指西南而行，计程三千四百七十七里，至越南之西贡，自西贡指南偏西行二千四百二十一里，至新加坡。风顺六日可到，风逆或至七八日，如湾泊琼州、西贡各口，又需时日。”李钟珏是乘搭轮船而来的。
星槟呷此时已俗称“三州府”：“叻西北三百余里，柔佛之上，沙剌我之下，有埠曰麻六甲，本暹罗属国，葡与荷尝迭据之，道光初归于英。麻六甲西北九百里海中，有岛曰槟榔屿，亦属英。两处华人共十余万。英设总督于叻，统辖三埠（按英人以此三埠统言之曰三州府）。”1894年殖民地官方出版用以培训当地公务员的华文读本，用的书名也是《三州府文件修集》。
根据李钟珏的观察，“叻中华人最多亦最富，有拥费称千万者”。华人中以漳泉人士为众，他们蓄有发辫，“闽人发辫，俱用红线为绺……故见红辫者，望而知为漳泉二府人也”。由于新加坡地近赤道，天气酷热，没有冬天，但时有凉风，与江南地区气候相似。“有热无寒，然热不过八十度。广厦深居，时有凉风习习，此候拟之江南”。为了解暑，那些从事体力劳动者，一天冲很多次凉。但由于本地树木较多，因此没有中暑死亡者。“彼工作负贩挽车辈，日必冲凉数次。或有身涂土人所制一种油，以避烈日者。幸时晴时雨，且多树木，故少酷热路毙之人。”
李钟珏对当地人的冲凉习俗，感到好奇。他特地写出了冲凉之法，“自首至足，以水颒濯，如醍醐灌顶，透入心中，立解烦热。久居此地者，日必一二次，亦习惯使然。非是不适，初到者往往不敢轻试。然当日中行路后，亦不可不一冲也。”刚到本地的新客一开始会对这种冲凉方式感到犹豫，但在炎热的气候下，这种冲凉习俗的确是消除热气的做法。李钟珏的记载，读之十分亲切。
市区情景
当年的新加坡已有大坡、小坡之分。“市廛繁盛，莫若大坡，洋行、银行、信馆、海关均在大坡海滨。小坡虽有市集，皆土人所设土货及各项食物，无一巨肆。其迤北一带多园林树木，境最幽静。有地名牛车水者，在大坡中，酒楼、戏园、妓寮毕集，人最稠密，藏垢纳污，莫此为甚。”谈到牛车水，他说：“牛车水一带，妓馆栉比，闻注册于护卫司之妓女，共有三千数百人，而此外之私娼女伶，尚不计其数。皆广州府人，或自幼卖出洋，或在坡生长者。”
“夜晚的新加坡，煤气灯彻夜不熄，各铺户门首俱悬神灯，初二十六之夜，家家点灯，至九点钟方熄。”可见百年前牛车水一带，已是著名的红灯区。
李钟珏发现当时在皇家山或称升旗山，也就是今天的福康宁山上，每当有船只进入海港，皇家山上便会升起旗帜，通知城里的商人和商号。升起的旗帜会标识船只所属的国家、商号或公司，以及停泊的地方。而且，如果白天城里发生火患，皇家山上便会迅速升起旗帜，同时山上的炮台也会鸣炮。炮响的数目以及旗帜的颜色，将指示失火处的所在地，以便义务的救火队能够快速地赶到火场灭火。
除了这些有意思的观察，作者也观察到一些不良的行为和习惯。例如人口贩运、赌博和抽鸦片。作者观察到有几乎九成的苦力有鸦片烟瘾，而许多苦力以拉人力车为生。拉人力车每天能赚取大约一元叻币，而这样的收入能让人力车夫过上温饱的日子。但是许多人力车夫却把辛苦赚来的收入花在鸦片烟上。一钱，或相当于三公克的鸦片膏便要价两毛钱。
当年的新加坡还不能同名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媲美，对旅客的服务也不到位。“客寓亦寥寥无多，不如香港、粤垣、上海远甚。轮船到埠，亦无接客之人，必须自雇小艇，运行李至岸，另唤脚伕、或雇马车装载。然脚伕多闽人，马伕多土人，言语不通，易受厮索，故孤客远临，极形不便。”酒家菜肴选择也不多，“叻中酒楼无多，广菜、番菜各一家。凡宴客在各家园林者，多菜兼中西，酒饮白兰地、威四禨、香宾等番酿，饮粤东糯米等酒者已少，绍兴酒则如琅玕玉液矣。”
李钟珏也特别留意新加坡的市区建设。“城中道途宽坦，修治之工，终年不辍。桥梁多以精铁为之，较之上海租界各桥，更形坚固。马路四通八达，无往不利。”兹后李钟珏任上海民政署总长时对上海市建设的贡献，这里已看到端倪（详后文）。
19世纪的新加坡市区范围很小，驰车不远就是郊野了。郊野景致又与熙攘的城市不同，予人以世外桃源的感觉。“每于申酉之交，驰车骋游，沿海滨以入山内，浓阴深树，细草疏花，不绝于目，时或一溪一桥，两三茅屋，或层楼杰阁，隐约林间。昔人所谓入山阴道应接不暇，殆亦似之。夕阳将下，闻翁翁喔喔声，恍惚峰峦景象，几忘其置身万里外也。”
早年新加坡虎患严重，1831年9月8日英文《新加坡纪年报》（Singapore Chronicle）刊登了本地第一则虎患的报导。1860年，虎患达到高峰，这年丧虎口者多达300人。这些老虎从马来半岛游泳过海峡，先登上乌敏岛和德光岛后，再继续游到新加坡本岛。《新加坡风土记》也提到虎患“叻中多虎患，西官悬捕虎之赏，岁有所获。近年开路逾多，人烟日密，虎敛迹矣。然闻西北山深林密处，犹有虎穴在。”新加坡虎患要到1940年才基本消除。
生平补白
在《新加坡风土记叙言》中作者自称“上海李钟珏”。很明显的，他是上海人无疑。可是李钟珏为上海人所熟悉的是另一个名字：李平书。除本书收录的专文外，根据已知资料，对李钟珏生平事迹略作补充如下。
李钟珏是中国近代史名人，他原名安曾，字平书，后改名钟珏，号瑟斋，生于上海宝山高桥镇（今属浦东新区），医业世家。他对上海城市发展贡献很大。1905年，掌理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四年中共辟建、修筑道路六十多条，修理、拆建桥梁五十多座，新辟、改建城门三个，疏浚河浜九处，修筑驳岸、码头十一座。兹后总工程局改为上海自治公所，李钟珏当选为总董。
李钟珏亦热心公益事业，他集资兴建了上海第一所国人自办的中西医院——上海医院（今第二人民医院）。并联合各业创办上海联合救火会，建造小南门警钟楼。辛亥革命后，他出任上海都督府民政总长（上海地区最高的行政长），主持拆除上海城墙、填筑马路等工程。1927年12月13日因病在昆山逝世，谥为“通敏先生”。
为褒扬李钟珏的人品和业绩，上海政商各界决定为他塑立铜像。李平书前后有两尊铜像，分别完成于1927年与1934年，其中1934年的铜像塑立后，还成为城隍庙景区的一道景观。1966年文革期间，铜像不知所踪。1980年代，上海文物部门曾四处寻访铜像下落，毫无结果。原来还建议将陆家浜路更名为“平书路”，也没有改成。
许多在这个时期出版的游记，都是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西方人到远东地区旅游时撰写的见闻。这本《新加坡风土记》对研究19世纪末新加坡开发史、地理、经济、军事、风土民情等有很大参考价值。配合左秉隆的《勤勉堂诗钞》与海尔（G.T. Hare）主编的《三州府文件修集》相互参照阅读，对早期的新加坡社会，可以有全方位的认识。《新加坡风土记》内容详实，文词典雅，百年前新加坡风光，跃然纸上。重刊此书，朝花夕拾，另有一番感受，特此绪言，以为志！
新嘉坡风土记
校释
柯木林
2023年4月21日
廖文辉
2023年4月21日
注释
1. 李钟珏著，许云樵校注，《新加坡风土记》，新加坡南洋书局，1947年。
2. 该序写于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新加坡南洋编译所。
3. 《新加坡风土记》，前引书，页15。
4. 柯木林，〈南生花园的具体位置在哪里？〉，《联合早报》，2011年10月15日。
5. 姚楠，《星云椰雨集》（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图书出版部，1984年），页186。
6. 《新加坡风土记》，前引书，页6：“光绪五年(1879年)
始仿仿照出使美国日本章程，领事随员俸薪由出使经费内支给，而船牌费仍收取抵用。查船牌费每重一吨，收洋四占(分)半，合银三分有奇。此项收入，仅抵一月经费。”读此可知当时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的经费来源。许云樵于《新加坡风土记》校注中说：“时领事额少，官阶颇高，其薪俸月给五六百两”。
7. 《新加坡风土记》，前引书，页2。
8. 《新加坡风土记》，前引书，页17，李钟珏这样描述私会党：“生齿日繁，莠民难释，结党立会，争立名目。西官迭次严禁，现存一会，名目有五，西人统谓之危险会。”
9. 海峡殖民地为了方便管理华人社会，1895年编辑出版了《三州府文件修集》作为培训公务员的华文读本。这本文集收录不少关于19世纪新加坡底层社会的历史文献，很有参考价值。
10. 林孝胜，〈清朝驻新领事与海峡殖民地政府间的纠纷(1877-1894)〉，载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页11-29。
11. 同上注，页16。
12. 《新加坡风土记》，前引书，页5-6。
13. 陈育崧，〈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载左秉隆《勤勉堂诗钞》（新加坡：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年），页1-9。
14. 《新加坡风土记》，前引书，页3。
15. 同上注。
16. 《新加坡风土记》，前引书，页5。
17. 《三州府文件修集》出版126年后，新马两地历史学者柯木林与廖文辉联合编辑，把原本文集中的383篇两件，摘录其中162篇与早期新马华人社会有关的档案，汇集成《三州府文件修集选编》，于2020年11月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联合出版。
18. 《新加坡风土记》，前引书，页9。
19. 《新加坡风土记》，前引书，页10。
20. 《新加坡风土记》，前引书，页10。
21. 《新加坡风土记》，前引书，页11。
22. 同上注。
23. 《新加坡风土记》，前引书，页12。
24. 同上注。
25. 同上注。
26. 《新加坡风土记》，前引书，页12。
27. 《新加坡风土记》，前引书，页13。
28. 同上注。
29. 同上注。
30. 《新加坡风土记》，前引书，页15。
31. 《新加坡风土记》，前引书，页15。
32. Kwa Chong Guan & Kua Bak Lim edit,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2019), pp. 69-71.
33. 《新加坡风土记》，前引书，页15。
34. 黄健美，〈李平书铜像的故事〉，浦东史志办，2019-03-04，网上资料 http://www.xhgmw.com/m/view.php?aid=26243
35. 宗哲麟编辑，〈李平书铜像〉，上海黄浦区档案馆，2021-05-22，网上资料 https://www.sohu.com/a/137596410_3914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