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World【社团活动预告】新加坡往事知多少 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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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简介：柯木林先生介绍新加坡历史故事
受众：大众
日期：2024年7月7日（周日）
时间：下午2点半至4点半
地点：居士林五楼 维摩诘讲堂
收费/票价：免费
线上报名：http://tiny.cc/sblhtalk0724
Facebook - 居士林林长颁发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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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城潮音》2024年第2期总第76期 - 新加坡往事知多少？——历史其实很有趣
新加坡没有狮子，却曾有虎患。
“1860年的统计，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岛上，一年内竟然有300多人被老虎咬死!”19世纪中叶，新加坡因为有成群的食人虎出没而
引起社会莫大恐慌。
新加坡著名历史学者柯木林引述《新加坡风土记》的记载，并向挤满居士林维摩诘讲堂的200多名听众询问:或许新加坡称为“虎
城”更有根据?
原来新加坡报章早自1831年便有报道，欧南路一座华人庙宇后方的森林里发现被老虎咬死的人头颅和大腿。英殖民政府为了遏制虎患，在布陷阱和下毒等方法都无效后，便鼓励民众组成猎虎队，奖金从20元不断提高至150元。1930年10月，一般相信最后一头老虎被狩猎。我们现在看到老虎谁都不会害怕了，它们跳不过动物园的围栏。
柯先生笑问:“现在是轮到野猪为患?”
《新加坡风土记》作者是清末上海名士李钟珏，曾于1887年乘坐游轮来新加坡游玩。1895年，出版逾7000字的文言文著作，讲述在新加坡所见所闻，是记录新加坡早期历史的珍贵文献。今年柯木林与马来西亚学者廖文辉合作,重新出版图文并茂的《新加坡风土记校释》,并作了白话文和英文的解释和补充。
柯木林研究新加坡华人史最有心得,编著有《新加坡华人通史》(中英文版)、《石叻史记》、《新加坡华族史论集》等。2019年5月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颁给新加坡华族文化贡献奖(个人奖)。
讲座风趣生动
柯木林不但是位埋头做学问的人,还是个重视演讲效果的高手。在这次讲座里,他的讲座内容充实,而且风趣生动,插播三个短视频,无疑更能增加听众不少兴趣。自然,主持人戴文雪妙语如珠的串场,也产生绿叶扶持的作用。
他先从中国古籍《岛屿志略》的记载说起:“600多年前,元末民间航海家汪大渊途经新加坡,描绘那里的海上有‘两山,相交若龙牙状,中有水道以间之’。”龙牙门是淡马锡的两个聚落之一,也被标注在明朝的《郑和航海图》和《武备志》中。
他补充,新加坡在古时候的名称应有二三十个,除了龙牙门,还有淡马锡、石叻和蒲罗中等。
柯先生强调,新加坡的历史并非从莱佛士登陆开始,自1984年以来,我们的考古学家便曾在岛上多个地点挖掘出年代可追溯至14世纪的文化层,挖出的文物包括中国元朝的白瓷、青瓷和陶器碎片,还有钱币和玻璃珠等。
曹亚志传奇的真假
1819年1月28日,莱佛士乘坐的帆船“印第安纳”号,停泊在琪樟山附近海面上。
“那么,谁是第一个从印第安纳号登陆新加坡的?那时候新加坡还是海盗出没的荒芜小岛、鸟不生蛋的地方。假使莱佛士贸贸然上岸,冷不防还会遭到土人暗算。”于是,有个美丽的传说流传开来,英雄人物曹亚志出现了。他虽是一名船上雇佣的华人木匠,却智勇双全,是辅佐莱佛士打江山的功臣。言之凿凿的证据,便是早期在劳明达街建立的曹家馆。”
柯木林认为曹亚志与莱佛士的关系还是个悬案。有三个疑点:登陆地点不确定;莱佛士船上的《航海日记》没记录;曹亚志率领20个印度兵上岸的设想是妙想天开,不合逻辑。
不过,柯先生指出,不管曹亚志对新加坡开埠曾否作出贡献,大批中国移民涌入小岛后,披荆斩棘、开荒种植所立下的汗马功劳,确实不是其他种族所能比拟的。一项较多学者引述的海峡殖民地时期人口统计指出:1840年,新加坡华人总数为1万7704人,占人口总数50%;约百年后的1938年,华人人口猛增至55万4961人,占人口总数77%。
他分析,那些年华人大量涌来南洋的原因总结为二:一是国内天灾人祸,水灾旱灾再加上战争频频发生,老百姓长时间处于水深火热中。二是南洋各地陆续有开矿和发展种植业的需求,需要大量劳工。于是,便推动着华人下南洋的多次移民潮。
柯先生补充说,远洋帆船在运载华人南来的事件上也扮演着关键角色。
“清朝康熙皇帝1684年开始解除海禁。雍正皇帝为了区别海盗船和加强对沿海船只管理,下令各省船只须在船头髹上不同颜色区别,如广东省红色、福建省青色和浙江省白色等。这些红头船和青头船为南洋各地送来大批劳工,贡献巨大。那些年,如果没有中国劳工持续南来,南洋要等到猴年马月才有今天的繁荣昌盛?”
中国第一任驻新加坡领事
中国与新加坡是在1990年正式建交,不过,清朝政府早在公元1881年便派遣了一名具有外交专门学识、谙英语的专员左秉隆来到新加坡,希望能对当地华侨起保护作用。无形中,他便成为海峡殖民地政府尤其是华民护卫司的对手。
原来那时候的新加坡,华族已具有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海峡殖民地政府深恐中国在新加坡华族社会扩张其影响力,曾多方拦阻中国在这里设置一个永久性领事馆。然而,尽管英国殖民政府不情愿,最终还是阻挠不了左秉隆在新加坡立住脚,先后担任三届驻新领事。
左秉隆不是等闲人物,他曾出使英国担任翻译官,熟悉英国官场运作和律例,再加上办事能力强,英籍的华民护卫司根本耐何不了他。
柯木林指出,左秉隆对新加坡的巨大贡献还在于提倡教育开启民智,动员当时的华族领袖人物掀起了启蒙运动热潮。这是个重要的成就,奠定了华族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基础。
应多主办历史讲座
柯木林在回答读者提问时指出,文化历史尤其是新加坡历史的知识应普及,只有普及了才有提高的基础。一个国家的人民,历史知识薄弱,是提升国力的阻碍。
“要普及,像居士林狮城潮音读书会多举办这类讲座便是一个办法。不过,要吸引普通人对历史的兴趣,还应讲究方法。当年我是看到许云樵教授的两篇文章的标题后,才引起我阅读文史著作的兴趣:大伯公有没有老婆?三宝公有没有胡须?”
不过,他提醒,以标题吸人眼球固然无可厚非,关键是研究历史者还需要以第三只眼看历史,不要人云亦云,要着重考据。假使能发现史上记载的疑点,并且认真推敲和研磨。即使一时不能提供新论证,对读者还是很有启发意义。
柯先生举例,天福宫最珍贵文物“波靖南溟”牌匾的题字,都说是光绪皇帝的御笔亲书,可是,凭什么证明呢?
“1973年初,我以望远镜观察高梁上的‘波靖南溟’一匾,发现匾额正中央有‘光绪御笔之宝’六字方印,并且发现匾额上的铜制圆筒有蹊跷,因而怀疑那御笔真迹可能就收藏在匾额上的小圆筒内。不久,我就撰文报章首次指出这个疑问。不过,这谜团还是直到1999年4月才揭开:天福宫请来的专家,打开了御匾上的铜制圆筒,果然找到收藏在筒内近百年的光绪御笔真迹。”
柯木林说:“研究历史,有时候像在挖掘宝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