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君话冷炎州月”
—古典诗文中的新加坡
—古典诗文中的新加坡
柯木林
内容提要
新华古典诗文中所隐藏的史料, 很少为学者重视。文章收集了相当数量的古典诗文，并从中考察与研究十九世纪新加坡的历史，人文社会风貌及其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以古典诗文作为研究华人社会文献的尝试，为学者们研究新华历史提供一个的新切入点。
关键词
古典诗文 新华研究 卫铸生 《叻报》 左秉隆
新加坡地处赤道边缘，气候炎热，19世纪时，这块被称为化外之民居住的海彊殊域，许多文人雅士都不愿到此。所谓“南洋乃化外之邦，榛莽之疾地”，毫无文化可言，“地气人俗殊中华，从来名士至者寡”是也[1] !
尽管如此，19世纪80年代仍有不少南来文人，基于种种原因，路过或在此作短暂停留，并写下不少经典的古诗文作品，对星岛及南洋风物，有所咏赏，实不失为研究新华社会的史料,亦可视为我们的文化遗产。 笔 者酷爱这些古典诗文, 1976至1989年间，就曾写过“《勤勉堂诗钞》中的新加坡诗篇” (1976)、“晚清海外笔记中的新加坡”(1985) 及“新华古典诗文选释”(1989)诸篇[2]。最近重翻旧档资料，尤其是《叻报》，再度发现不少精彩的古典诗文作品，于是又发雅兴,再作此文，以补充上 述诸文之不足 !
一 南渡衣冠
南 来的文人雅士，都有深厚的旧学修养。南来的目的，或为访友，或为游历，或为筹赈,当然也有的是来此谋生的，形式不一而足。然而，不论何种原由,这些饱读诗 书的中原知识份子，来到南洋，眼前的一切新鲜事物，自然都是诗作的最佳体裁，因此尽入诗中。这里一首是笔者所欣赏的 : 一櫂冲开瘴海烟, 晚霞光照木樨筵; 高人作客凭谁热, 诗吏如仙只自怜。 骨傲不知酬世语，情多何惜买花钱； 与君话冷炎州月，是否前生有剩缘。 此 诗为《叻报》主笔叶季允(1859-1921) 所作, 这是他迎迓到访的中国士人田嵩岳的诗[3]。田嵩岳, 本名均, 别号晚霞生, 四川成都人。1889年秋南来, 主要目的是为江浙筹饷赈灾, 撰有《晚霞生述游》一文，刊载于1890年1月10日至12日的《叻报》, 报导其南洋游历之梗概[4]。此诗中的 “瘴海烟”, “炎州月”形象地突显了新加坡炎热的天气。 “与君话冷炎州月”一句, 颇具意境, 余深爱之, 故引为本文标题。左秉隆 (1850-1924) 在新加坡领事任内曾自嘲为 “炎州冷宦”, 可见南来的文人士子, 对新加坡炎热的气侯, 实在是耿耿于怀 ! 《晚 霞生述游》一文，学者甚少注意。这篇游记有不少关于南洋风物的描绘,弥足珍贵。当述及新加坡时, 晚霞生写道: “五日 (即光绪十五年十月五日) 抵新加坡,居然巨埠也.其地平衍沃野数百里,物产厚腴,无崇山峻岭之蔽.阛阁罗列,洋夏分处…游公家花园,园基广阔五十余里,亭台延缦,池沼紏面….寝以 繁水气之精,敷润卉草异葩,奇荨吐洩,天地之菁藴,纷纶并现…”[5]。 1889年晚霞生抵新时, 正值新加坡开埠后70年, 从文字的描述,可知此时的新加坡已相当繁华 (“居然巨埠也” ),休闲公园设施亦具邹型 (“游公家花园,园基广阔五十余里”) 。笔者认为《晚霞生述游》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值得重视。
二 “中华风景记桃符”
其 实早在23年前, 即同治五年（1866）初, 清朝政府出于 “了解外国时政民意 ” , 抱着考察西方社会的政治目的，派出时任山西省襄陵县知县, ６３岁的满人斌椿为首席代表，率同文馆学生四人、两名英国人及一名法国人出使欧洲，开启了中国官方旅游团赴欧洲的先河[6]。 同 治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１８６６年３月７日)，斌椿一行离京从上海乘轮船出洋，经过一个月零八天的航程，到达法国马赛。他在欧洲游历110多天，访问了法国、英国、荷兰、丹 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挪威、比利时等十几个国家，于九月十八日回到北京。斌椿在欧洲参观了当一些领先世界的产业和技术, 令他们大为惊讶[7]。 回 国后，斌椿将其所见著书，即为《乘搓笔记》，现存有京都琉璃厂二酉堂的善本, 书中对欧洲各国做了精彩的记述 :诸如火车、轮船、电报、电梯、机器印刷、蒸汽机、摄影、起重机、抽水机、显微镜、幻灯机、纺织厂、兵工厂等。还第一次参观并记述了欧洲博览会、芭蕾舞、 大英博物馆、国家议院、近代报社、高等学院，以及法国的凡尔赛宫、凯旋门[8]。 在 前往欧洲途经新加坡时, 斌樁见到英国炮台，形势雄壮，“ 洋楼颇宏整 ” [9]。 几个月后 (1866年 8月11日) 由欧洲返航，再度抵新, 斌椿兴奋地写道: “新加坡多闽粤人，市廛门贴桃符，书汉字中原景。余历十五国回至此，喜而有作”(《海国胜游草》之 <至新加坡>)[10]: 片帆天际认归途，入峡旋收十幅蒲； 异域也如回故里，中华风景记桃符。 新加坡当地的风土人情, 生活习俗, 使斌椿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 斌樁的随员张德彝（1847-1919）出使时,留意到西方当时使用标点符号。在1868年－1869年期间，他完成了《再述奇》 (这本书现在称作《欧美环游记》),书中向中国文人做了介绍，这是标点符号使用在中国的开始[11]。
三 卫铸生与左秉隆的唱酬
沪 滨名士卫铸生,号破山冷丐,祖籍江苏省常熟县，1889年10月以苏浙江赈事到新加坡。南来时，已年近古稀(时年62岁) [12]。此前卫铸生与左秉隆并未谋面, 但他对左秉隆的诗才，慕名已久[13]。到新加坡后,一见如故,甚为投缘。卫铸生在赠予左秉隆的诗中, 有一首是这样的: 使君海外宣威德, 令我钦迟已十年; 爱客共倾浮白盏, 怜才不惜选青銭。 有时诗思凌云上, 无恨天机到酒边; 岛屿镜清秋气肃, 纷纷鱼鸟得陶然[14]。 笔 者研究新华历史人物,唯独对左秉隆领新惠政,与卫铸生有同感,“令我钦迟”。笔者亦曾多次为文赞述,可谓 “左秉隆迷”矣[15] ! 此诗中 “ 怜才不惜选青銭”说的就是左秉隆领新期间设立会贤社，每月课题,并由自己出资勖士子的史实。在此卫铸生有注云: “书院月课，凡列前茅者,公以鹤俸奖于花红”[16]。由此可见, 新华古典诗文亦可为学者提供研究的素材与依据, 值得重视。 在另一首赞扬左秉隆的诗作中,卫铸生又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左秉隆的为人与学识的信讯: 才大勋高志不骄, 左公卓识自超超; 平情能使群心服, 妙手兼医众腹枵。 领导标新恢远略, 移风易俗仗星轺; 经纶巨细包涵尽, 永固邦交答圣朝[17]。 参 照史料,再配合前引诗一起解读,则左秉隆之性格、才学及其政治智慧,躍然纸上。这位杰出的晚清专业外交官, “爱客共倾浮白盏”, “才大勋高志不骄”, 爱酒好客, 平易近人。 薛福成赞他：“盖领事中之出色者” [18], 故能连继三任驻新加坡领事, “永固邦交答圣朝”。左秉隆亦諳岐黄之术, 可惜有关他的医学造诣, 资料不多, 此诗只是提供一个旁证而已! 左秉隆对卫铸生的赞许是有回应的。1889年9月28日的 《叻报》发表了左秉隆 “奉酬卫铸生先生”的律诗,虽说是 “子兴氏未定草” [19],却是回应的恰到好处 。这里, 我们不仅看到了左秉隆的诗才, 也看到了他为人谦虚的品德: 赠我新诗归我勋,令人慙愧復懽欣。 医非神禹难治水,官是老兵颇好文。 徧野哀鸿劳远梦,遐陬威鳯喜同群。 敢将燕石酬和玉,拜向班门乞运斤。
左秉隆对这位来自远方的诗友,评价亦高,他说 : “先生向以书法著名海上,曾游日本,极见重于彼都人士。兹辱临星嘉坡, 想爱书家必以先观为快矣!” [20] 两人彼此尊重,相互酬唱,完全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殊为难得[21]。 卫铸生的访新, 通过《叻报》的报导, 掀起了一场诗歌对答的热潮, 确实使当年的诗坛活跃起来[22]。於是本地人作诗的兴趣愈浓, 诗社文社也陆续出现[23]。 继左秉隆之后任新加坡总领事的是黄遵宪 (1848-1905) , 字公度,祖籍广东省嘉应州 (今梅州市),晚清著名的爱国诗人, 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他有一首著名的诗是写给梁启超(1873-1929) 的,题为《赠梁任公同年》:
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 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24]。 2003年6月29日,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香港期间两次提到这首诗。中国3位总理先后提及黄遵宪的, 除温家宝外,周恩来曾称赞他对教育改革的贡献,朱镕基亦曾评价他为维新改革先行者[25]。 但 令笔者感到自豪的是, 这首诗与新加坡历史有关。这是黄遵宪于1891年赴新加坡任职时, 途经香港, 有感于国家积弱, 列强瓜分而写的[26]。黄遵宪曾任新加坡总领事三年(1891-1894),期间也写了不少吟咏新加坡风物的诗篇,拙作 “黄遵宪总领事笔下的新加坡”一文,可资参考[27]。 黄遵宪任总领事期间, 将会贤社易名图南社, 依然每月课题, 继承了左秉隆任期内的文化政策[28]。
四 古典诗文的时代感
南 来文人中,有一类比较特别的,那就是政治避难者,最著名的当然是康有为(1858-1927)。 戌戍维新失败后,1900年2月2日, 康有为从香港来新加坡投靠星洲才子邱菽园(1874-1941)，寓客云庐[29]。客云庐位于恒春号店舗三楼, 故址在吻基 (Boat Quay) 17号, 这是邱菽园父亲的米店所在地。在这里,康有为赋诗一首,题为《寓星坡邱菽园客云庐三层楼上,凭窗览眺,环水千家,有如吾故乡澹如楼风景,感甚》,诗曰:
小桥通海枕波流, 两岸千家数百舟
廿载银塘旧山梦, 忘情忽倚澹如楼[30]
此诗描绘了当年新加坡河两岸的景致,也道出了康有为思乡的愁绪。他魂索旧梦, 眼前两岸船只穿梭的情景, 使他彷彿又回到阔别多时的家园,游子心情, 跃然纸上!
旅新期间,为远离政治是非之纷扰, 康有为深居简出,行踪诡秘,外界难以得知。这首题为《星洲闭关赠星洲寓公》正是他在新加坡的生活写照 :
我与君居星嘉坡，日饱郇厨腹其皤；
顷邈经月不相见，有似年女隔天河。
重垣闭关绝宾客，竟日枯坐如禅和；
奉花洗叶作功课，午鸡一鸣清睡过；
翻思京华人事沓，忽得收身坐维摩。
诗 题中的星洲寓公指的就是邱菽园。康有为在新加坡时, 正值“儒学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之际。十九世纪末中国的尊孔保教运动, 康有为是核心人物。因此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梁元生博士认为, “康有为在新加坡并不完全是个蛰居的隐者”,他和邱菽园、林文庆等本地儒学运动健将时有过从,也极有可能讨论过南洋的尊孔保教运动,并对这些人产生一定的 影响。康有为在新加坡逗留约半年之久, 直到1900年8月9日才离开新加坡,迁往槟城[31]。
1900年及1901年的《天南新报》, 有许多关于儒学运动的诗文, 其中邱逢甲 (1864-1912) 的 <自题南洋行教图>一诗, 對其在南洋講述儒學的情形, 写得最为生动传神 :
莽莽群山海气青，华风远被到南溟
万人围坐齐倾耳，椰子林中说圣经[32]
诗注曰 “四月朔日在閑真別墅衍說，聞者以為得未曾有” 。这首诗使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波澜壮阔、举世瞩目的“儒学运动”时代。 在“南溟”（即南洋）的椰林之中，萬人圍坐，聆聽“聖經”（即中國儒家典籍），這場面不可謂不壯觀.
此 詩在南洋文化人中廣為傳頌。而詩中流露出的強烈的中華文化優越感也同樣讓人震撼.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中國在軍事和經濟上的優勢幾乎蕩然無存，唯有文化，是幾千年的積累，仍然是中國人精神的寄託。因此這一時期的南来文人，仍有古國、大國心態, 这首诗是最好的说明[33]。
这些新华古典诗文所散发的时代感与生活气息, 正是其魅力所在, 历久弥新!
五 碑文资料也是古典诗文
当我们谈及新华古典诗文时，往往会忽略碑文资料。新加坡许多宙宇祠堂中的碑文，都以优美的古文体写成，其中不乏对建筑物周遭风物的描述,至今读之,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立 于光绪十三年(1887)的《玉皇殿碑记》就是一例。《玉皇殿碑记》对当年玉皇殿所处的地势, ,有精彩的描述: “(庙)于永全街中，背山环港，渊涵嶽峙，绕绿送青，胜地也。且与前所自建之真君庙相去仅数十武耳。而后先辉映，具有形胜”。文中提到的永全街, 即今合乐路 (Havelock Road); 山指的是当年的公塚绿野亭; 所谓港就是前面流经的新加坡河。
玉皇殿至今犹存,但其地势已与碑文中描述的大不相同。今天我们看到的玉皇殿, 周边高楼林立, 已不见 “背山环港，绕绿送青” 的情景; 而近在咫尺的绿野亭公所,早已在城市重建规划下, 烟消云散了！
雄据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的天福宫，介於商业区和住宅区之间, 是新加坡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庙，建于道光三十年(1850)。这座雄伟的古庙, 至今仍然保存完好, 列为国家级的古迹。
《建 立天福宫碑记》对新加坡从开埠到成为大都会的过程,有简单扼要的叙述,十分有趣 : “自嘉庆廿三年，英吏斯临，新辟是地，相其山川，度其形势，谓可为商贾聚集之区。剪荆除棘，开通道途，疏达港汊，于是舟樯云集，梯航毕臻，贸迁化居，日新 月盛，数年之间，遂成一大都会”。碑记确定天福宫的地理位置在 “ 新加坡以南直隶亚翼之地 ” ; 至于何以取名天福宫, “盖谓神灵默佑如天之福也”。 碑文文字不仅优美,亦可视为新华社会珍贵史料。
天 福宫创建前的新华社会最高领导机构係恒山亭。 此亭於1992年5月11日傍晚毁于大火[34]，所幸其碑文文字已被收录在《新加坡华文碑文集录》一书中,因此得以传世。其中《恒山亭碑》描写当年 “恒山之左” 侭是 : “叠叠佳城，疉疉坵墟” [35]。所谓恒山, 指的就是今天的甘榜峇鲁 (Kampong Bahru) 一带，当年这里是一片墳山, 与今日所见的景致大不相同。
早年的庙宇除部份作为国家古迹被保留下来外，其他多数在市区重建计划下被折除了。建筑物一旦被拆，再加上没有保存历史的认识，碑文资料亦随之破坏，这是进步的代价，文化的损失，有得有失!
六 结语：新华研究的新切入点
十九世纪新华古典文坛的形成,是各种因素组合的结果。一百年后的今天, 当我们翻阅这些旧档文献, 在汽笛喧嚣的闹市中欣赏这些古典诗文, 百年前的风物旧貌, 呈现眼前。在令人荡气迴肠的同时,亦不免对岛国百年的沧桑事变,有所感触 !
必 须承认: 如果没有南来的文人雅士; 没有中国驻新加坡领事的推动, 即左秉隆的会贤社与黄遵宪的图南社的努力; 没有《叻报》、《天南新报》等早期报章的宣传重视, 刊载这些古典诗文, 作为史料保存至今, 我们是不可能知道当年的文坛, 竟是如此热闹, 唱酬如此频繁的!
可 惜的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物转星移, 一切都变了 !“时代变了,一个讲格致（科学）文明的时代已经来临！环境变了，是一个属于英国人统治下的华人社会而非传统的中国(社会)！语文也变了，许多土生的新加 坡华人不谙中文，甚至华侨子弟的中国语文水平也不高” [36], 新华古典诗文终于淡出历史的舞台!
“与君话冷炎州月, 是否前生有剩缘”, 新华古典诗文中所隐藏的史料, 很少为学者重视。学者们不妨以古典诗文作为切入点研究新华历史, 或许可以有新的突破 !
( 初稿2010年6月10日, 2012 年10月7日修订2012 年12月4日定稿 )
原载《华侨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中国:泉州华侨大学,2013年9月15日) , 页14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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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叻报》 (<送卫铸生先生远游息岛即题其南游话别图邮呈>)，1889年10月25日。
[2] 上述诸文收录在柯木林著《石叻史记》 (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 , 2007年8月)，页 12-28。
[3] 《叻报》 (<赠晚霞生即次其留驻申江诸友元韻录呈>)，1889年10月25日, 诗末注 “惺噩生未定稿”。<晚霞生述游>一文中写道 : “叶季允所谓惺噩生者也” (见《叻报》(<再续晚霞生述游>,1890年1月13日), 故惺噩生乃叶季允的笔名。叶季允名懋斌，号永翁,安徽人.任职《叻报》达四十年之久。叶氏工于诗,中国近代著名诗人邱逢甲对他极为赞赏，19世纪末邱逢甲 来新加坡访问时,特地登门拜会,并赠诗数首,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 “万里飞腾志未乖,海山苍莽遣吟怀；他年岛国传流寓, 诗屋人寻豆腐街”,诗中注云： “君所寓曰豆腐街” (见《叻报》, <赠叶永翁布衣>,南武山人邱逢甲稿，1900年3月27日)。 豆腐街是横贯桥南路（South Bridge Road）及新桥路（New Bridge Road）之间的古径，在早期是一条繁华的街道,今已不复存在。
[4] 1890年2月6日《叻报》载“晚霞生田崧岳稿” 曰 : “己丑秋买舟游历南洋诸岛,由暹罗至新加坡,勾留十日与卫君铸生相遇,承以诗扇见诒.怱怱不暇答和.甫坻申江,依韻晋二律,寄盻并祈炎州冷宦、惺噩生两吟长同政”
[5]《叻报》(<再续晚霞生述游>), 1890年1月13日
[6] <斌椿：走出去才能看到“西洋景”>,《凤凰资讯》,2008年7月31日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bupingdengtiaoyue/news/200807/0731_4259_686409.shtml)
[7] 同上注
[8] “中土西来第一人:斌椿”, 网上资料 (http://www.picturechina.com.cn/bbs/thread-13412-1-1.html)
[9] 柯木林, “晚清海外笔记中的新加坡”, 前引书《石叻史记》，页 12。
[10] 饶宗颐编,《新加坡古事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4年) , 页276。
[11] 《欧美环游记》其中有一段介绍西洋标点的，云：“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 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引证典据，于句之前后记‘“”’；另加注解，于 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如——。”—资料引自瓜田, <标点符号是怎样诞生的> ,《求是理论网》, 2010年05月13日 (http://www.qstheory.cn/ts/zxyd/xszlhj/201005/t20100513_29593.htm) 。
[12] 卫铸生于1889年乘轮船离开上海，经过香港、西贡，同年九月初抵达新加坡。抵步后即写了三首律诗,刊于1889年9月14日《叻报》(<甫抵息岛 漫赋俚言三律录请>), 其中有 “六十二龄聊鼓浪,万三千里逐奔轮”之句 (诗末注“古吴卫铸生初稿”) ; 又左秉隆于1889年9月28日在《叻报》 发表<奉酬卫铸生先生>的律诗,其中有 :“壮哉此老真难及,六十二龄如少年,力尚能行万里路,字犹堪换一囊钱”之句,由此可知卫铸生时年62岁。卫铸生因年事已高,健康不佳,但于旅新期间,身 体情况似有好转。他自已说：“予素患痰喘,遇寒即剧.酣地炎蒸故,到此两月其疾渐減”--见《叻报》(<奉酬子兴大词宗三叠原韻录请>), 1889年11月13日.
[13] 左秉隆的诗才在艺林中是颇负盛名的,《勤勉堂诗钞》(共七卷)即为其诗著。蔡钧的《出洋琐记》载 : “左司马(左秉隆)出感怀诗见示，缠绵跌宕，情韵斐然。司马既精英文，而汉文又如此超卓，殊令人钦羡无已”。田嵩岳的《晚霞生述游》也说 :“中朝领事官为左子兴（秉隆）都转，倜傥有大才…多学工诗，曾一识其风范”。
[14]《叻报》(<子兴都转见惠和章依韵报之>), 1889年10月5日。
[15] 柯木林, “我视新洲旧洲 :左秉隆与新中关係”,《南洋学报》, 第63期 (新加坡: 南洋学会,2009年12月), 页 109-130。
[16] 同注 13。
[17]《叻报》(<呈左子兴都转四律录请>), 1889年9月24日。
[18] 光绪十六年（1890）中国驻英法义比四国公使薛福成赴欧上任时，途经新加坡，左秉隆仍在任。后来薛福成著《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一书，在书中薛福成记 载云：“左君在此为领事九年，精明练熟，谙洋语，与英官皆浃洽，办事颇称稳健，盖领事中之出色者”。左秉隆自1881年（光绪七年）莅任，至是已连续三任 矣,可见他之为当局所倚重。
[19] 子兴是左秉隆的别字。
[20]《叻报》(<奉酬卫铸生先生二律录请>), 1889年9月28日。
[21] 1889年11月18日《叻报》刊载左秉隆的两首诗, 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 “与君数日不相见,怀想深如弥岁年.黄菊已倾无数盏,绿苔空散满阶钱. 閒看籮月悬窓外, 静听松风到忱边.惟有高人殊未至,一回思念一悠然.”,足见两人交谊甚佳 (< 五叠前韻奉和铸生我师录请同政>) 。
[22] 卫铸生与左秉隆及其他文人(李清辉、晚霞生等)酬唱诗作,散见于《叻报》,1889年9月14日(<甫抵息岛漫赋俚言三律录请>)、 1889年9月24日(<呈左子兴都转四律录请>)、 1889年9月28日(<奉酬卫铸生先生二律录请>) 、1889年10月9日(<叠韵奉和铸生先生录请>)、1889年10月15日 (<子兴都转又赐和章窃欣引玉復叠以酬录呈>,<寿荣华酒楼即句录麈>)、1889年10月23日(<送卫铸生明府游新嘉 坡即题其南游话别图录>)、 1889年11月13日(<奉酬子兴大词宗三叠原韻录请>)、 1889年11月18日(<五叠前韻奉和铸生我师录请同政>)及1890年2月6日(<己丑秋买舟游历南洋诸岛,由暹罗至新加坡,勾留 十日与卫君铸生相遇>)等。
[23] 梁元生, “十九世纪末期新加坡华人社会中之士人雅集”,载梁元生著,《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5年2月)，页45。
[24]《黄遵宪 --<赠梁任公同年>》，网上资料 http://tieba.baidu.com/f?kz=100387319
[25] 吴春燕,陈亮谦,“晚清爱国诗人黄遵宪感动今人”,《光明日报》, 2005年3月30日。（网上资料http://www.gmw.cn/01gmrb/2005-03/30/content_206047.htm ）。
[26] 同注 23。
[27] 柯木林, “黄遵宪总领事笔下的新加坡 ”, 前引书《石叻史记》, 页91-104。
[28] 黄遵宪曾作 <图南社序>一文曰 : “夫新加坡一地,附近赤道, 自中国视之，正当南离。吾意必有蓄道德能文章者应运而出，而寂寂犹未之闻者，则以董率之乏人，而渐被之日尚浅也。前领事左子兴观察，究心文事，创立社课， 社中文辞，多斐然可观，遵宪不才，承乏此间，尤愿与诸君子讲道论德，兼及中西之治法，古今之学术，窃冀几年之后，人材蔚起，有以应天文之象，储国家之用， 此则区区之心，朝夕引领而企者矣。抑庄生有云：鹏之徙于南溟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而后乃今将图南。今故取以名吾社，二三君子其共勉之。
光绪辛卯十一月，黄遵宪叙”。 ---参阅郑海麟,張伟雄编校,《黄遵宪文集》(京都 : 中文出版社, 1991年10月初版), 页129-130。
[29] 柯木林, “新中两国交往大事记 (三世纪-1950年) ” , 前引书《石叻史记》, 页340。
[30] 张克宏,《亡命天南的岁月:康有为在新马》(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6年12月初版), 页 12。
[31] 梁元生, “十九世纪末期新加坡的儒教复兴运动”,《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页 75。
[32] 邱逢甲,《嶺云海日樓詩钞》(安徽 :人民出版社，1984年), 页 173。<自题南洋行教图>共有二首, 还有一首是这样的 : “二千五百余年后，浮海居然道可行。独倚斗南楼上望，春风回处紫澜生”（ 诗注:斗南楼，门人王生所居，予为署额）。
[33] 南治国,< “凝视”下的图像---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南洋 > ，《暨南学报》2005年，第3期，页62-28。
[34] 柯木林, <火烧恒山亭的感想>《联合早报》,1992年5月17日。该文收录在《石叻史记》,页 38-39。
[35] 陈育崧，陈荊和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部出版 ,1972年) ，页 221。
[36] 梁元生, “十九世纪末期新加坡的儒教复兴运动”, 前引书《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页 66。
《华侨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 “与君话冷炎州月”——古典诗文中的新加坡
Brief : Few historians realized that those poems composed by ancient
Chinese scholars in fact contained many local historical information on
the earlier days Singapore. This paper cited many examples of such poems
which described, among other things, social customs, attractions and
scenery, as well as how the social fabric of early Chinese in Singapore
were interwoven to the political plights of modern China in those days.
The writer therefore concluded that those ancient poems could provide
historians with another valuable source to understand and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the early Chinese in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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