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 柯木林：又是甲午年 (2014-02-08)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40208-307805
2014年岁次甲午，马年。它的第一天，从今年1月31日（星期五）开始。中国传统纪年以60年为一甲子，两个甲子前的1894年，也是甲午年。这一年发生了举世闻名的中日甲午战争，偌大的东方古国，竟然惨败于日本。120年来，甲午战争是中国人民心头永远的痛。
1894年的甲午年不仅是中国近代史标志性的一年，也是中国耻辱的一年。然而，对日本而言，1894年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海上强国，何等 光荣！同样的甲午年，中日两国的感受却大不相同。但有一点相通的是：甲午年对中日两国都是敏感性的年度。尤其在当今由于钓鱼岛的风起云涌，更是如此。
1894年至今，有三个甲午年，除了1894年及今年的甲午年外，1954年的甲午年，同样重要。《环球时报》在2014年1月2日的社评 《1894、1954、2014：中国的三个甲午年》说：“把这三个甲午年连起来看，能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命运轨迹看得更清楚些。”
文章指出，1954年的甲午年，是朝鲜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年，中国获得朝鲜战争的“平局”。1954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诞生，中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化拉开帷幕。后来的历史证明，1954年前后对中国复兴有重要的意义。
1894年的甲午战争，对海外华人社会的影响至深且巨。这场战争，使千百万海外华人对满清皇朝彻底失望。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 醒，实自甲午战败……始也。”原本主张维新变法的康有为，一下子没有了市场。海外华人从此放弃维新运动，转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甲午战败，使孙中山进一步 认清了满清皇朝的腐败无能，愈发坚定革命的信念。在这点上，代表当年东南亚海外华人舆论界的《叻报》，其立场的转变，足以说明一切。
在对中国政治问题上，《叻报》的立场始终是亲当权派的。维新运动期间，《叻报》尊重康有为是光绪皇帝的老师，认为中国政府的基本组织无须改变，所以发表康有为的政论。可是在维新失败后，《叻报》既谴责康有为，又向慈禧太后效忠。
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叻报》保持缄默。直到一星期后的10月17日，《叻报》才陆续报道革命事件，如：“中国乱炽电音”、“乱党在武昌炮台 与国家快船互相炮击”、“祖国乱耗汇译专电”、“祖国内政及乱事要电汇译”等等。把革命事件形容为“乱事”，把革命党称为“乱党”，可见此时《叻报》的立 场依然是维护满清朝廷的。同年10月24日以后的四天内，《叻报》发表了一篇《论近日中原大局》的长文，虽然承认此次“中原之变”是由于“政府之过于暴 戾”而“有以制造之”，但却深叹当局者“不知转计”才“酿成此等局面”（指武昌起义）。
《叻报》似乎不愿看到满清的覆亡，可是事实已在眼前，也只得无可奈何了：“呜呼，时局孔亟，大局阽危……睹摇摇欲动之民心，当岌岌可危之国势，将欲罪己以平众怨，变法以愿人情……犹恐迫不及待，有难挽救之忧……言念及斯，仆亦不忍言其究竟矣，当国者知之否？”
民国成立的事实，使《叻报》不得不改变立场。1911年11月8日，即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一個月，《叻报》首先将原本在报端上印有的“大清宣统三年”字 样改为“岁在辛亥”。同年11月13日，在一篇《释忠》的社论中，这样写道：“忠君之说……乃中国所独有……所谓忠者，则曰：不事二君矣，曰：以死报主 矣。斯论也，吾固不敢谓其非是，然居此地位者，亦当审其所事之主如何……然后顺逆之理乃明；去就之义乃决。”这显然是为《叻报》之改变立场，制造舆论。接 着又说：“他日共和之政若成，则是政（指满清的专制封建）已为过时之物，势将馁腐，他日史策上，亦断不以今日之弃清兴汉为非……。”
此时的《叻报》已坦然认为“弃清兴汉”是名正言顺的事了。此外，《叻报》尚大声疾呼，要求“服官于满政府者”弃暗投明，以“免异日史册留有污名”。很明显的，在满清皇朝覆亡以后，《叻报》是转而倾向新兴的国民政府了。
殖民时代的华族社会，认同上与中国一衣带水。华族人口虽然庞大，但却无本地意识。他们所祈望的，是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以提高他们在海外的地位。因此在心理上遂有效忠国家领导层的倾向。谁能把中国带强，便向谁效忠。上述《叻报》立场的转变，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综观历史，中国的两次复兴，都被邻邦日本的侵略打乱，而改变了历史的轨迹。中国近代史的“同光中兴”，始自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洋务派可说是 当年最有实力的政治团体，在晚清近代化的过程中，在洋务派分子里，集中了一批最有智慧的人物。洋务运动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第一”：建兵工厂、购买 军舰、聘请外国专家、派遣留学生出国等等……当时朝野上下，中兴迷梦正浓。然而，进行了近30年的洋务运动，却因1894年的甲午战争而前功尽弃。甲午战 争发生17年后，清朝就灭亡了。
代表新兴势力的中国国民党，在经过一番风云历程后，終于获得了中国的初步统一。从1928年到1937年，国民党迎来了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十年黄金 时代”的鼎盛时期，中国逐步走向政治安定和经济复苏的崭新历史阶段。不幸的是，由于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又改变了发展的轨迹，中国从此陷入了 长达八年的抗战，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才又翻过新页。
以史为鉴，今天的世界格局，与120年前的格局大不相同。今天，在回顾120年前的甲午年的时候，总觉得研究甲午海战的年轻学人陈悦，在其博文中的一段话，很有历史感，摘录如下，作为本文结语。
“2014年，是中国走向海洋强国梦的关键年，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海洋元年……走过120年，甲午海战留给中国人的不应该只是耻辱的印记，而应该是中国 走向海洋路上的一次警醒，一声号角。刘公岛也不应该只是甲午耻辱之地，而是中国海洋征程中的一块承上启下的圣地……是中国实践海国梦想的起锚地。从哪里跌 掉，从哪里站起。再见2013！你好，甲午年！”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联合早报》 - 严孟达：甲午再现风云 (2014-02-08)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40208-307803
2014的甲午年再来，很多人在去年早已迫不及待地联想到120年前的甲午战争（正式宣战于1894年8月1日，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 而我却联想到上世纪60年代初看《甲午风云》这出戏的情景；像我这一代的老华校生和“建国一代”的多数人当中，这出戏埋藏了他们往昔的一段民族感情和民族 仇恨。
这是中国长春制片厂出品的爱国电影，当年还在念小学的我有一天被一位年高一班的同学拉去看这部片子，还记得他说：“看《甲午风云》的人 看了都会鼓掌。”果然当看到大清海军将领邓世昌管带的“致远号”开炮击中日本海军“吉野号”时，戏院里的观众都兴奋地鼓起掌来。记得我并没有跟着鼓掌，也 许是当年对历史背景不甚了解，“爱国”情操还未成熟，倒是饰演邓世昌的李默然三个字却深深铭刻在脑海里。
今天中日因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主权纷争关系越闹越僵，“中日必有一战”的看法在两国民间都有市场。
本报专栏作者薛理泰（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在《安倍强势作为 北京得大于失》一文引述《孙子兵法》：“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谈到“处理一场军事危机，头等的办法是斗智，以谋略挫折对方的战略意 图，二等的是在折冲樽俎的外交行动中制胜对方，三等的是以军事突袭击败对方，最下等的是攻城掠地。”
熟悉中国古典名著的日本人对《孙子兵法》肯定不会陌生，如果他们也同样信奉“上兵伐谋”这个道理，那就是好事，这表示中日双方都打不起来。
最近时常看到这样的论调说，在近代史上，日本曾经两次打断中国的崛起之路。第一次是“甲午战争”，为洋务运动送终。第二次是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把中国拖进八年抗战，再一次阻断中国的崛起。所以，“这一次绝不能再让日本得逞！”
其实，中国的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咸丰十年，又称“自强运动”）跟日本的明治维新（始于1868明治之初）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几乎是同时开 始的，前者还早了几年，中日两个学生同时拜西方文明为师，哪个比较有长进，一场甲午战争便分出高低。说甲午战争坏了大清洋务运动的好事，我不敢苟同。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掀起学习日本之风，但事实上，日本在19世纪中叶倒是先通过中国学习西方，这全拜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魏源 （1794－1857年）所赐，他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第一人。1843年，魏源完成了以知夷、师夷、振兴军备为核心理论的《海国图志》，这本书介 绍了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科技，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军事教训，整理成有系统的军事思想。在当时顿时成为大清有先进意识的读书人 的百科全书，悲哀的是，这本书却不受朝廷重视，因为守旧顽固派无法接受书中对西方“夷狄”的赞美，有者甚至建议烧掉它，这本书的命运预示着大清帝国接下来 的国运。
1851年，《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六十卷本被翻译成日文，日本人惊为天书，认真学习之，通过此书了解西方的长处，它被奉为加强海防 的经典著作，为不久后开展的明治维新作出了贡献。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中指出：“《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巨大影响，认为它 是‘不龟手之药’”大清自己走宝，却益了日本人。所以，洋务运动到底是断送在甲午战争还是中国人自己的手中，真是一笔说不清的历史烂帐。
甲午 战争是日本在维新之后第一次对外发动的战争，当时的大清帝国被“小日本”击垮之后，革新志士如康有为在1895年为了劝阻朝廷拒签《马关条约》，而联合一 千多名读书人，由他执笔起草了一万八千字的上皇帝书，建议迁都抗战，变法图强（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事件）。康接着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掀起维新运动 的热潮。维新分子很快收拾起甲午战败的悲情，痛定思痛，反过来向日本取经，学习强国之道，康梁师生两人还曾经想要邀请伊藤博文当大清政府的维新顾问，从之 前的“师夷”变成“师倭”，就像武侠小说常有的情节，一个自以为武功高强的人被高手打败了，心服口服，转而拜高手为师，这在当年中国人还视非我族类的外国 人为“夷狄”的时代，转向日本学习简直是非常前卫的思维。
康有为用了十年功力写成的《日本明治变政考》，深入研究日本如何从一个小国崛起为当 时跟美国、英国叫板的海洋军事强国，康有为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指出，中国之大，十倍于日本，如果效法明治维新，“收日本已变之成功，而舍其错戾之过节”，其 成效绝不止“事半而功倍”。光绪皇帝被维新派说服采用了康的这本力作，作为维新改革的理论基础，要在大清复制日本式的维新，只可惜光绪并非有魄力的改革 家，而被守旧的既成利益集团扯后腿，西太后伺机搞一场政变，“戊戌维新”只撑一百零三天，成了“百日维新”。维新失败后，梁启超还逃入日本驻北京领事馆寻 求保护，后被伊藤博文秘密安排到日本避难。这样的情节若发生在今天的中国，任何人都逃脱不了“汉奸”罪名。
康梁维新失败之后，大清向日本学习 的风气反而更为炽热，20世纪初掀起了一阵的日本留学潮，西洋的许多政治学理论通过日本人的翻译再经由留日学生传回中国，其中如著名的女革命烈士秋瑾 （1875－1904年）便曾自费留学日本。根据台湾历史学者黄文雄在《辛亥民国一百骗》（2011年10月初版）一书里的说法：“1911年中国出版的 《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凡例写道：我国新词大半由日本输入。”黄说“如果没有日本在幕末维新时代创出的20万新词，中国的社会、自然科学、新闻将难以传达 讯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有85％是日本所创出的新造词。”由此可见，日本汉字对清末以及民国的革新、甚至新中国的发展都作出了直接或间接的贡献。
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120年并不长。想想从当年的大清帝国到今天，中华民族的命运已有翻天覆地的改变，仅仅两甲子时间内的事，不能说不快。今天的日本 就算出现另一个伊藤博文，也不可能再把中国玩弄于掌股之中。在中日两国进入“准冷战”（郑永年语）之际，碰上了甲午年，给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详预 兆。中国若能把过去的崛起之路所碰到的各种主观和客观障碍当作国民团结的考验与民族精神的磨练，则在国民素质、人文水平方面，超越日本是指日可待。就像韩 国人过去几十年抱着“雪耻”的心态，在经济、体育、文化、科技等等领域，以日本为竞争对手，他们今天在这些方面的光芒几乎都盖过日本，真的是“什么仇都报 了”。我们希望看到中国真的和平崛起，而不希望将来再看到另一出现代版的“甲午风云”！
作者为本报副总编辑
环球网评论 - 柯木林：又是甲午年
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4-02/4813909.html
新加坡《联合早报》2月8日文章 原题：柯木林：又是甲午年 2014年岁次甲午，马年。它的第一天，从今年1月31日(星期五)开始。中国传统纪年以60年为一甲子，两个甲子前的1894年，也是甲午年。这一年发 生了举世闻名的中日甲午战争，偌大的东方古国，竟然惨败于日本。120年来，甲午战争是中国人民心头永远的痛。
1894年的甲午年不仅是中国 近代史标志性的一年，也是中国耻辱的一年。然而，对日本而言，1894年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海上强国，何等光荣!同样的甲午年，中日两国的感 受却大不相同。但有一点相通的是：甲午年对中日两国都是敏感性的年度。尤其在当今由于钓鱼岛的风起云涌，更是如此。
1894年至今，有三个甲 午年，除了1894年及今年的甲午年外，1954年的甲午年，同样重要。《环球时报》在2014年1月2日的社评《1894、1954、2014：中国的 三个甲午年》说：“把这三个甲午年连起来看，能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命运轨迹看得更清楚些。”
文章指出，1954年的甲午年，是朝鲜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年，中国获得朝鲜战争的“平局”。1954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诞生，中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化拉开帷幕。后来的历史证明，1954年前后对中国复兴有重要的意义。
从华人史的角度看，1894年的甲午战争，对海外华人社会的影响至深且巨。这场战争，使千百万海外华人对满清皇朝彻底失望。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吾国四 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始也。”原本主张维新变法的康有为，一下子没有了市场。海外华人从此放弃维新运动，转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甲午战败， 使孙中山进一步认清了满清皇朝的腐败无能，愈发坚定革命的信念。在这点上，代表当年东南亚海外华人舆论界的《叻报》，其立场的转变，足以说明一切。
在对中国政治问题上，《叻报》的立场始终是亲当权派的。维新运动期间，《叻报》尊重康有为是光绪皇帝的老师，认为中国政府的基本组织无须改变，所以发表康有为的政论。可是在维新失败后，《叻报》既谴责康有为，又向慈禧太后效忠。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叻报》保持缄默。直到一星期后的10月17日，《叻报》才陆续报道革命事件，如：“中国乱炽电音”、“乱党在武 昌炮台与国家快船互相炮击”、“祖国乱耗汇译专电”、“祖国内政及乱事要电汇译”等等。把革命事件形容为“乱事”，把革命党称为“乱党”，可见此时《叻 报》的立场依然是维护满清朝廷的。同年10月24日以后的四天内，《叻报》发表了一篇《论近日中原大局》的长文，虽然承认此次“中原之变”是由于“政府之 过于暴戾”而“有以制造之”，但却深叹当局者“不知转计”才“酿成此等局面”(指武昌起义)。
《叻报》似乎不愿看到满清的覆亡，可是事实已在眼前，也只得无可奈何了：“呜呼，时局孔亟，大局阽危……睹摇摇欲动之民心，当岌岌可危之国势，将欲罪己以平众怨，变法以愿人情……犹恐迫不及待，有难挽救之忧……言念及斯，仆亦不忍言其究竟矣，当国者知之否？”
民国成立的事实，使《叻报》不得不改变立场。1911年11月8日，即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一個月，《叻报》首先将原本在报端上印有的“大清宣统三年”字样 改为“岁在辛亥”。同年11月13日，在一篇《释忠》的社论中，这样写道：“忠君之说……乃中国所独有……所谓忠者，则曰：不事二君矣，曰：以死报主矣。 斯论也，吾固不敢谓其非是，然居此地位者，亦当审其所事之主如何……然后顺逆之理乃明;去就之义乃决。”这显然是为《叻报》之改变立场，制造舆论。接着又 说：“他日共和之政若成，则是政(指满清的专制封建)已为过时之物，势将馁腐，他日史策上，亦断不以今日之弃清兴汉为非……。”
此时的《叻报》已坦然认为“弃清兴汉”是名正言顺的事了。此外，《叻报》尚大声疾呼，要求“服官于满政府者”弃暗投明，以“免异日史册留有污名”。很明显的，在满清皇朝覆亡以后，《叻报》是转而倾向新兴的国民政府了。
殖民时代的华族社会，认同上与中国一衣带水。华族人口虽然庞大，但却无本地意识。他们所祈望的，是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以提高他们在海外的地位。因此在心理上遂有效忠国家领导层的倾向。谁能把中国带强，便向谁效忠。上述《叻报》立场的转变，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综观历史，中国的两次复兴，都被邻邦日本的侵略打乱，而改变了历史的轨迹。中国近代史的“同光中兴”，始自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洋务派可说是当 年最有实力的政治团体，在晚清近代化的过程中，在洋务派分子里，集中了一批最有智慧的人物。洋务运动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第一”：建兵工厂、购买军 舰、聘请外国专家、派遣留学生出国等等……当时朝野上下，中兴迷梦正浓。然而，进行了近30年的洋务运动，却因1894年的甲午战争而前功尽弃。甲午战争 发生17年后，清朝就灭亡了。
代表新兴势力的中国国民党，在经过一番风云历程后，終于获得了中国的初步统一。从1928年到1937年，国民 党迎来了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十年黄金时代”的鼎盛时期，中国逐步走向政治安定和经济复苏的崭新历史阶段。不幸的是，由于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 变，又改变了发展的轨迹，中国从此陷入了长达八年的抗战，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才又翻过新页。
以史为鉴，今天的世界格局，与120年前的格局大不相同。今天，在回顾120年前的甲午年的时候，总觉得研究甲午海战的年轻学人陈悦，在其博文中的一段话，很有历史感，摘录如下，作为本文结语。
“2014年，是中国走向海洋强国梦的关键年，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海洋元年……走过120年，甲午海战留给中国人的不应该只是耻辱的印记，而应该是中国走 向海洋路上的一次警醒，一声号角。刘公岛也不应该只是甲午耻辱之地，而是中国海洋征程中的一块承上启下的圣地……是中国实践海国梦想的起锚地。从哪里跌 掉，从哪里站起。再见2013!你好，甲午年!”(作者是新加坡历史学者)
SINA新闻中心 - 柯木林：又是甲午年
http://news.sina.com.cn/c/2014-02-08/133529415292.shtml
新加坡《联合早报》2月8日文章 原题：柯木林：又是甲午年 2014年岁次甲午，马年。它的第一天，从今年1月31日开始。中国传统纪年以60年为一甲子，两个甲子前的1894年，也是甲午年。这一年发生了举世闻 名的中日甲午战争，偌大的东方古国，竟然惨败于日本。120年来，甲午战争是中国人民心头永远的痛。
1894年的甲午年不仅是中国近代史标志 性的一年，也是中国耻辱的一年。然而，对日本而言，1894年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海上强国，何等光荣!同样的甲午年，中日两国的感受却大不相 同。但有一点相通的是：甲午年对中日两国都是敏感性的年度。尤其在当今由于钓鱼岛的风起云涌，更是如此。
1894年至今，有三个甲午年，除了 1894年及今年的甲午年外，1954年的甲午年，同样重要。《环球时报》在2014年1月2日的社评《1894、1954、2014：中国的三个甲午 年》说：“把这三个甲午年连起来看，能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命运轨迹看得更清楚些。”
文章指出，1954年的甲午年，是朝鲜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年，中国获得朝鲜战争的“平局”。1954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诞生，中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化拉开帷幕。后来的历史证明，1954年前后对中国复兴有重要的意义。
从华人史的角度看，1894年的甲午战争，对海外华人社会的影响至深且巨。这场战争，使千百万海外华人对满清皇朝彻底失望。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吾国四 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始也。”原本主张维新变法的康有为，一下子没有了市场。海外华人从此放弃维新运动，转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甲午战败， 使孙中山进一步认清了满清皇朝的腐败无能，愈发坚定革命的信念。在这点上，代表当年东南亚海外华人舆论界的《叻报》，其立场的转变，足以说明一切。
在对中国政治问题上，《叻报》的立场始终是亲当权派的。维新运动期间，《叻报》尊重康有为是光绪皇帝的老师，认为中国政府的基本组织无须改变，所以发表康有为的政论。可是在维新失败后，《叻报》既谴责康有为，又向慈禧太后效忠。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叻报》保持缄默。直到一星期后的10月17日，《叻报》才陆续报道革命事件，如：“中国乱炽电音”、“乱党在武 昌炮台与国家快船互相炮击”、“祖国乱耗汇译专电”、“祖国内政及乱事要电汇译”等等。把革命事件形容为“乱事”，把革命党称为“乱党”，可见此时《叻 报》的立场依然是维护满清朝廷的。同年10月24日以后的四天内，《叻报》发表了一篇《论近日中原大局》的长文，虽然承认此次“中原之变”是由于“政府之 过于暴戾”而“有以制造之”，但却深叹当局者“不知转计”才“酿成此等局面”。
《叻报》似乎不愿看到满清的覆亡，可是事实已在眼前，也只得无可奈何了：“呜呼，时局孔亟，大局阽危……睹摇摇欲动之民心，当岌岌可危之国势，将欲罪己以平众怨，变法以愿人情……犹恐迫不及待，有难挽救之忧……言念及斯，仆亦不忍言其究竟矣，当国者知之否？”
民国成立的事实，使《叻报》不得不改变立场。1911年11月8日，即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一個月，《叻报》首先将原本在报端上印有的“大清宣统三年”字样 改为“岁在辛亥”。同年11月13日，在一篇《释忠》的社论中，这样写道：“忠君之说……乃中国所独有……所谓忠者，则曰：不事二君矣，曰：以死报主矣。 斯论也，吾固不敢谓其非是，然居此地位者，亦当审其所事之主如何……然后顺逆之理乃明;去就之义乃决。”这显然是为《叻报》之改变立场，制造舆论。接着又 说：“他日共和之政若成，则是政已为过时之物，势将馁腐，他日史策上，亦断不以今日之弃清兴汉为非……。”
此时的《叻报》已坦然认为“弃清兴汉”是名正言顺的事了。此外，《叻报》尚大声疾呼，要求“服官于满政府者”弃暗投明，以“免异日史册留有污名”。很明显的，在满清皇朝覆亡以后，《叻报》是转而倾向新兴的国民政府了。
殖民时代的华族社会，认同上与中国一衣带水。华族人口虽然庞大，但却无本地意识。他们所祈望的，是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以提高他们在海外的地位。因此在心理上遂有效忠国家领导层的倾向。谁能把中国带强，便向谁效忠。上述《叻报》立场的转变，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综观历史，中国的两次复兴，都被邻邦日本的侵略打乱，而改变了历史的轨迹。中国近代史的“同光中兴”，始自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洋务派可说是当 年最有实力的政治团体，在晚清近代化的过程中，在洋务派分子里，集中了一批最有智慧的人物。洋务运动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第一”：建兵工厂、购买军 舰、聘请外国专家、派遣留学生出国等等……当时朝野上下，中兴迷梦正浓。然而，进行了近30年的洋务运动，却因1894年的甲午战争而前功尽弃。甲午战争 发生17年后，清朝就灭亡了。
代表新兴势力的中国国民党，在经过一番风云历程后，終于获得了中国的初步统一。从1928年到1937年，国民 党迎来了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十年黄金时代”的鼎盛时期，中国逐步走向政治安定和经济复苏的崭新历史阶段。不幸的是，由于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 变，又改变了发展的轨迹，中国从此陷入了长达八年的抗战，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才又翻过新页。
以史为鉴，今天的世界格局，与120年前的格局大不相同。今天，在回顾120年前的甲午年的时候，总觉得研究甲午海战的年轻学人陈悦，在其博文中的一段话，很有历史感，摘录如下，作为本文结语。
“2014年，是中国走向海洋强国梦的关键年，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海洋元年……走过120年，甲午海战留给中国人的不应该只是耻辱的印记，而应该是中国走 向海洋路上的一次警醒，一声号角。刘公岛也不应该只是甲午耻辱之地，而是中国海洋征程中的一块承上启下的圣地……是中国实践海国梦想的起锚地。从哪里跌 掉，从哪里站起。再见2013!你好，甲午年!”
（原标题：柯木林：又是甲午年）
360doc个人图书馆 - 柯木林：又是甲午年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208/10/14091773_350647487.shtml
新加坡《联合早报》2月8日文章 原题：柯木林：又是甲午年 2014年岁次甲午，马年。它的第一天，从今年1月31日开始。中国传统纪年以60年为一甲子，两个甲子前的1894年，也是甲午年。这一年发生了举世闻 名的中日甲午战争，偌大的东方古国，竟然惨败于日本。120年来，甲午战争是中国人民心头永远的痛。
1894年的甲午年不仅是中国近代史标志 性的一年，也是中国耻辱的一年。然而，对日本而言，1894年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海上强国，何等光荣!同样的甲午年，中日两国的感受却大不相 同。但有一点相通的是：甲午年对中日两国都是敏感性的年度。尤其在当今由于钓鱼岛的风起云涌，更是如此。
1894年至今，有三个甲午年，除了 1894年及今年的甲午年外，1954年的甲午年，同样重要。《环球时报》在2014年1月2日的社评《1894、1954、2014：中国的三个甲午 年》说：“把这三个甲午年连起来看，能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命运轨迹看得更清楚些。”
文章指出，1954年的甲午年，是朝鲜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年，中国获得朝鲜战争的“平局”。1954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诞生，中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化拉开帷幕。后来的历史证明，1954年前后对中国复兴有重要的意义。
从华人史的角度看，1894年的甲午战争，对海外华人社会的影响至深且巨。这场战争，使千百万海外华人对满清皇朝彻底失望。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吾国四 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始也。”原本主张维新变法的康有为，一下子没有了市场。海外华人从此放弃维新运动，转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甲午战败， 使孙中山进一步认清了满清皇朝的腐败无能，愈发坚定革命的信念。在这点上，代表当年东南亚海外华人舆论界的《叻报》，其立场的转变，足以说明一切。
在对中国政治问题上，《叻报》的立场始终是亲当权派的。维新运动期间，《叻报》尊重康有为是光绪皇帝的老师，认为中国政府的基本组织无须改变，所以发表康有为的政论。可是在维新失败后，《叻报》既谴责康有为，又向慈禧太后效忠。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叻报》保持缄默。直到一星期后的10月17日，《叻报》才陆续报道革命事件，如：“中国乱炽电音”、“乱党在武 昌炮台与国家快船互相炮击”、“祖国乱耗汇译专电”、“祖国内政及乱事要电汇译”等等。把革命事件形容为“乱事”，把革命党称为“乱党”，可见此时《叻 报》的立场依然是维护满清朝廷的。同年10月24日以后的四天内，《叻报》发表了一篇《论近日中原大局》的长文，虽然承认此次“中原之变”是由于“政府之 过于暴戾”而“有以制造之”，但却深叹当局者“不知转计”才“酿成此等局面”。
《叻报》似乎不愿看到满清的覆亡，可是事实已在眼前，也只得无可奈何了：“呜呼，时局孔亟，大局阽危……睹摇摇欲动之民心，当岌岌可危之国势，将欲罪己以平众怨，变法以愿人情……犹恐迫不及待，有难挽救之忧……言念及斯，仆亦不忍言其究竟矣，当国者知之否？”
民国成立的事实，使《叻报》不得不改变立场。1911年11月8日，即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一個月，《叻报》首先将原本在报端上印有的“大清宣统三年”字样 改为“岁在辛亥”。同年11月13日，在一篇《释忠》的社论中，这样写道：“忠君之说……乃中国所独有……所谓忠者，则曰：不事二君矣，曰：以死报主矣。 斯论也，吾固不敢谓其非是，然居此地位者，亦当审其所事之主如何……然后顺逆之理乃明;去就之义乃决。”这显然是为《叻报》之改变立场，制造舆论。接着又 说：“他日共和之政若成，则是政已为过时之物，势将馁腐，他日史策上，亦断不以今日之弃清兴汉为非……。”
此时的《叻报》已坦然认为“弃清兴汉”是名正言顺的事了。此外，《叻报》尚大声疾呼，要求“服官于满政府者”弃暗投明，以“免异日史册留有污名”。很明显的，在满清皇朝覆亡以后，《叻报》是转而倾向新兴的国民政府了。
殖民时代的华族社会，认同上与中国一衣带水。华族人口虽然庞大，但却无本地意识。他们所祈望的，是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以提高他们在海外的地位。因此在心理上遂有效忠国家领导层的倾向。谁能把中国带强，便向谁效忠。上述《叻报》立场的转变，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综观历史，中国的两次复兴，都被邻邦日本的侵略打乱，而改变了历史的轨迹。中国近代史的“同光中兴”，始自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洋务派可说是当 年最有实力的政治团体，在晚清近代化的过程中，在洋务派分子里，集中了一批最有智慧的人物。洋务运动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第一”：建兵工厂、购买军 舰、聘请外国专家、派遣留学生出国等等……当时朝野上下，中兴迷梦正浓。然而，进行了近30年的洋务运动，却因1894年的甲午战争而前功尽弃。甲午战争 发生17年后，清朝就灭亡了。
代表新兴势力的中国国民党，在经过一番风云历程后，終于获得了中国的初步统一。从1928年到1937年，国民 党迎来了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十年黄金时代”的鼎盛时期，中国逐步走向政治安定和经济复苏的崭新历史阶段。不幸的是，由于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 变，又改变了发展的轨迹，中国从此陷入了长达八年的抗战，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才又翻过新页。
以史为鉴，今天的世界格局，与120年前的格局大不相同。今天，在回顾120年前的甲午年的时候，总觉得研究甲午海战的年轻学人陈悦，在其博文中的一段话，很有历史感，摘录如下，作为本文结语。
“2014年，是中国走向海洋强国梦的关键年，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海洋元年……走过120年，甲午海战留给中国人的不应该只是耻辱的印记，而应该是中国走 向海洋路上的一次警醒，一声号角。刘公岛也不应该只是甲午耻辱之地，而是中国海洋征程中的一块承上启下的圣地……是中国实践海国梦想的起锚地。从哪里跌 掉，从哪里站起。再见2013!你好，甲午年!”
（原标题：柯木林：又是甲午年）
芜湖新闻网 - 柯木林：又是甲午年
http://www.wuhunews.cn/shiping/2014/02/2014-02-08861525.html
新加坡《联合早报》2月8日文章 原题：柯木林：又是甲午年 2014年岁次甲午，马年。它的第一天，从今年1月31日(星期五)开始。中国传统纪年以60年为一甲子，两个甲子前的1894年，也是甲午年。这一年发 生了举世闻名的中日甲午战争，偌大的东方古国，竟然惨败于日本。120年来，甲午战争是中国人民心头永远的痛。
1894年的甲午年不仅是中国 近代史标志性的一年，也是中国耻辱的一年。然而，对日本而言，1894年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海上强国，何等光荣!同样的甲午年，中日两国的感 受却大不相同。但有一点相通的是：甲午年对中日两国都是敏感性的年度。尤其在当今由于钓鱼岛的风起云涌，更是如此。
1894年至今，有三个甲 午年，除了1894年及今年的甲午年外，1954年的甲午年，同样重要。《环球时报》在2014年1月2日的社评《1894、1954、2014：中国的 三个甲午年》说：“把这三个甲午年连起来看，能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命运轨迹看得更清楚些。”
文章指出，1954年的甲午年，是朝鲜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年，中国获得朝鲜战争的“平局”。1954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诞生，中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化拉开帷幕。后来的历史证明，1954年前后对中国复兴有重要的意义。
从华人史的角度看，1894年的甲午战争，对海外华人社会的影响至深且巨。这场战争，使千百万海外华人对满清皇朝彻底失望。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吾国四 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始也。”原本主张维新变法的康有为，一下子没有了市场。海外华人从此放弃维新运动，转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甲午战败， 使孙中山进一步认清了满清皇朝的腐败无能，愈发坚定革命的信念。在这点上，代表当年东南亚海外华人舆论界的《叻报》，其立场的转变，足以说明一切。
在对中国政治问题上，《叻报》的立场始终是亲当权派的。维新运动期间，《叻报》尊重康有为是光绪皇帝的老师，认为中国政府的基本组织无须改变，所以发表康有为的政论。可是在维新失败后，《叻报》既谴责康有为，又向慈禧太后效忠。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叻报》保持缄默。直到一星期后的10月17日，《叻报》才陆续报道革命事件，如：“中国乱炽电音”、“乱党在武 昌炮台与国家快船互相炮击”、“祖国乱耗汇译专电”、“祖国内政及乱事要电汇译”等等。把革命事件形容为“乱事”，把革命党称为“乱党”，可见此时《叻 报》的立场依然是维护满清朝廷的。同年10月24日以后的四天内，《叻报》发表了一篇《论近日中原大局》的长文，虽然承认此次“中原之变”是由于“政府之 过于暴戾”而“有以制造之”，但却深叹当局者“不知转计”才“酿成此等局面”(指武昌起义)。
《叻报》似乎不愿看到满清的覆亡，可是事实已在眼前，也只得无可奈何了：“呜呼，时局孔亟，大局阽危……睹摇摇欲动之民心，当岌岌可危之国势，将欲罪己以平众怨，变法以愿人情……犹恐迫不及待，有难挽救之忧……言念及斯，仆亦不忍言其究竟矣，当国者知之否？”
民国成立的事实，使《叻报》不得不改变立场。1911年11月8日，即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一個月，《叻报》首先将原本在报端上印有的“大清宣统三年”字样 改为“岁在辛亥”。同年11月13日，在一篇《释忠》的社论中，这样写道：“忠君之说……乃中国所独有……所谓忠者，则曰：不事二君矣，曰：以死报主矣。 斯论也，吾固不敢谓其非是，然居此地位者，亦当审其所事之主如何……然后顺逆之理乃明;去就之义乃决。”这显然是为《叻报》之改变立场，制造舆论。接着又 说：“他日共和之政若成，则是政(指满清的专制封建)已为过时之物，势将馁腐，他日史策上，亦断不以今日之弃清兴汉为非……。”
此时的《叻报》已坦然认为“弃清兴汉”是名正言顺的事了。此外，《叻报》尚大声疾呼，要求“服官于满政府者”弃暗投明，以“免异日史册留有污名”。很明显的，在满清皇朝覆亡以后，《叻报》是转而倾向新兴的国民政府了。
殖民时代的华族社会，认同上与中国一衣带水。华族人口虽然庞大，但却无本地意识。他们所祈望的，是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以提高他们在海外的地位。因此在心理上遂有效忠国家领导层的倾向。谁能把中国带强，便向谁效忠。上述《叻报》立场的转变，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综观历史，中国的两次复兴，都被邻邦日本的侵略打乱，而改变了历史的轨迹。中国近代史的“同光中兴”，始自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洋务派可说是当 年最有实力的政治团体，在晚清近代化的过程中，在洋务派分子里，集中了一批最有智慧的人物。洋务运动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第一”：建兵工厂、购买军 舰、聘请外国专家、派遣留学生出国等等……当时朝野上下，中兴迷梦正浓。然而，进行了近30年的洋务运动，却因1894年的甲午战争而前功尽弃。甲午战争 发生17年后，清朝就灭亡了。
代表新兴势力的中国国民党，在经过一番风云历程后，終于获得了中国的初步统一。从1928年到1937年，国民 党迎来了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十年黄金时代”的鼎盛时期，中国逐步走向政治安定和经济复苏的崭新历史阶段。不幸的是，由于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 变，又改变了发展的轨迹，中国从此陷入了长达八年的抗战，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才又翻过新页。
以史为鉴，今天的世界格局，与120年前的格局大不相同。今天，在回顾120年前的甲午年的时候，总觉得研究甲午海战的年轻学人陈悦，在其博文中的一段话，很有历史感，摘录如下，作为本文结语。
“2014年，是中国走向海洋强国梦的关键年，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海洋元年……走过120年，甲午海战留给中国人的不应该只是耻辱的印记，而应该是中国走 向海洋路上的一次警醒，一声号角。刘公岛也不应该只是甲午耻辱之地，而是中国海洋征程中的一块承上启下的圣地……是中国实践海国梦想的起锚地。从哪里跌 掉，从哪里站起。再见2013!你好，甲午年!”(作者是新加坡历史学者) 免责声明版权作品，未经环球网Huanqiu.com书面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21CN军事 - 柯木林：又是甲午年
http://mil.21cn.com/pl/a/2014/0208/14/26323096.shtml
新加坡《联合早报》2月8日文章 原题：柯木林：又是甲午年 2014年岁次甲午，马年。它的第一天，从今年1月31日(星期五)开始。中国传统纪年以60年为一甲子，两个甲子前的1894年，也是甲午年。这一年发 生了举世闻名的中日甲午战争，偌大的东方古国，竟然惨败于日本。120年来，甲午战争是中国人民心头永远的痛。
1894年的甲午年不仅是中国 近代史标志性的一年，也是中国耻辱的一年。然而，对日本而言，1894年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海上强国，何等光荣!同样的甲午年，中日两国的感 受却大不相同。但有一点相通的是：甲午年对中日两国都是敏感性的年度。尤其在当今由于钓鱼岛的风起云涌，更是如此。
1894年至今，有三个甲 午年，除了1894年及今年的甲午年外，1954年的甲午年，同样重要。《环球时报》在2014年1月2日的社评《1894、1954、2014：中国的 三个甲午年》说：“把这三个甲午年连起来看，能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命运轨迹看得更清楚些。”
文章指出，1954年的甲午年，是朝鲜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年，中国获得朝鲜战争的“平局”。1954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诞生，中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化拉开帷幕。后来的历史证明，1954年前后对中国复兴有重要的意义。
从华人史的角度看，1894年的甲午战争，对海外华人社会的影响至深且巨。这场战争，使千百万海外华人对满清皇朝彻底失望。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吾国四 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始也。”原本主张维新变法的康有为，一下子没有了市场。海外华人从此放弃维新运动，转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甲午战败， 使孙中山进一步认清了满清皇朝的腐败无能，愈发坚定革命的信念。在这点上，代表当年东南亚海外华人舆论界的《叻报》，其立场的转变，足以说明一切。
在对中国政治问题上，《叻报》的立场始终是亲当权派的。维新运动期间，《叻报》尊重康有为是光绪皇帝的老师，认为中国政府的基本组织无须改变，所以发表康有为的政论。可是在维新失败后，《叻报》既谴责康有为，又向慈禧太后效忠。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叻报》保持缄默。直到一星期后的10月17日，《叻报》才陆续报道革命事件，如：“中国乱炽电音”、“乱党在武 昌炮台与国家快船互相炮击”、“祖国乱耗汇译专电”、“祖国内政及乱事要电汇译”等等。把革命事件形容为“乱事”，把革命党称为“乱党”，可见此时《叻 报》的立场依然是维护满清朝廷的。同年10月24日以后的四天内，《叻报》发表了一篇《论近日中原大局》的长文，虽然承认此次“中原之变”是由于“政府之 过于暴戾”而“有以制造之”，但却深叹当局者“不知转计”才“酿成此等局面”(指武昌起义)。
《叻报》似乎不愿看到满清的覆亡，可是事实已在眼前，也只得无可奈何了：“呜呼，时局孔亟，大局阽危……睹摇摇欲动之民心，当岌岌可危之国势，将欲罪己以平众怨，变法以愿人情……犹恐迫不及待，有难挽救之忧……言念及斯，仆亦不忍言其究竟矣，当国者知之否？”
民国成立的事实，使《叻报》不得不改变立场。1911年11月8日，即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一個月，《叻报》首先将原本在报端上印有的“大清宣统三年”字样 改为“岁在辛亥”。同年11月13日，在一篇《释忠》的社论中，这样写道：“忠君之说……乃中国所独有……所谓忠者，则曰：不事二君矣，曰：以死报主矣。 斯论也，吾固不敢谓其非是，然居此地位者，亦当审其所事之主如何……然后顺逆之理乃明;去就之义乃决。”这显然是为《叻报》之改变立场，制造舆论。接着又 说：“他日共和之政若成，则是政(指满清的专制封建)已为过时之物，势将馁腐，他日史策上，亦断不以今日之弃清兴汉为非……。”
此时的《叻报》已坦然认为“弃清兴汉”是名正言顺的事了。此外，《叻报》尚大声疾呼，要求“服官于满政府者”弃暗投明，以“免异日史册留有污名”。很明显的，在满清皇朝覆亡以后，《叻报》是转而倾向新兴的国民政府了。
殖民时代的华族社会，认同上与中国一衣带水。华族人口虽然庞大，但却无本地意识。他们所祈望的，是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以提高他们在海外的地位。因此在心理上遂有效忠国家领导层的倾向。谁能把中国带强，便向谁效忠。上述《叻报》立场的转变，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综观历史，中国的两次复兴，都被邻邦日本的侵略打乱，而改变了历史的轨迹。中国近代史的“同光中兴”，始自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洋务派可说是当 年最有实力的政治团体，在晚清近代化的过程中，在洋务派分子里，集中了一批最有智慧的人物。洋务运动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第一”：建兵工厂、购买军 舰、聘请外国专家、派遣留学生出国等等……当时朝野上下，中兴迷梦正浓。然而，进行了近30年的洋务运动，却因1894年的甲午战争而前功尽弃。甲午战争 发生17年后，清朝就灭亡了。
代表新兴势力的中国国民党，在经过一番风云历程后，終于获得了中国的初步统一。从1928年到1937年，国民 党迎来了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十年黄金时代”的鼎盛时期，中国逐步走向政治安定和经济复苏的崭新历史阶段。不幸的是，由于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 变，又改变了发展的轨迹，中国从此陷入了长达八年的抗战，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才又翻过新页。
以史为鉴，今天的世界格局，与120年前的格局大不相同。今天，在回顾120年前的甲午年的时候，总觉得研究甲午海战的年轻学人陈悦，在其博文中的一段话，很有历史感，摘录如下，作为本文结语。
“2014年，是中国走向海洋强国梦的关键年，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海洋元年……走过120年，甲午海战留给中国人的不应该只是耻辱的印记，而应该是中国走 向海洋路上的一次警醒，一声号角。刘公岛也不应该只是甲午耻辱之地，而是中国海洋征程中的一块承上启下的圣地……是中国实践海国梦想的起锚地。从哪里跌 掉，从哪里站起。再见2013!你好，甲午年!”(作者是新加坡历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