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此星辰非昨夜
---同德书报社105周年庆
•柯木林
---同德书报社105周年庆
•柯木林
8月8日对同德书报社而言，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每年的这天，同德书报社都会举行庆典，纪念其社庆。今年的8月8日，更是特别，这是同德书报社成立 105周年，与新加坡共和国成立50周年国庆（8月9日），前后只差一天。但两者成立的年代，却相距半个世纪以上。同德书报社比新加坡共和国建国还早55 年。
在新加坡历史上，除了一些老牌宗乡会馆或俱乐部外，能够存在超过一个世纪以上的社会团体并不多见，同德书报社就是其中之一。
提起同德书报社，不得不想起孙中山。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四处奔走，前后9次出入新加坡。尤其使同德书报社感到骄傲的是，同德书报社是在孙中山亲自鼓励下 创立的,而其英文“United Chinese Library” 也是孙中山亲自命名的。这是孙中山以英文命名唯一的团体，在南洋似乎找不到第二家。
“United Chinese Library” ，顾名思义，是一所中文图书馆。但与一般公共图书馆不同，同德书报社除提供书报给读者，其最大使命就是以革命书刊、文教宣传、激励群众运动、吸收新党员推 展革命。换言之，目标是革命，书报文教宣传是手段。这些手段之实施，对新马华族社会的文化、教育、风气；对华族的思想、行为、素质，产生直接与巨大的影 响，从而提高了华人的政治意识，并为1930年代所展开的新马华人援华抗日运动，奠定历史的基石。
一则 “迁所布告”
与其他的华人社团一样，成立年代往往是个谜。同德书报社到底成立于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学者说成立于1910年，有的说是1911年，前后相 距一年。之所以发生这种现象，原因当然是复杂的。早年社团的成立，并没有做好历史记录的概念；更何况经过日治时期的洗礼，有关档案与资料，大多荡然无存。
1911年11月14日(星期二)，《叻报》登载了一则同德书报社的 “迁所布告”，内容这样写道：
本社初创草率,所赁之处，形殊狭僻。今另租在 (Arminian Street) ，即端蒙学堂对向前街门牌十一号，定于本月廿五日迁往。今特布告，俾阅报 诸君知所适从也。
此 布
辛亥九月廿四日 星洲同德书报所披露
这则搬迁通告署期辛亥九月廿四日 ，即公元1911年11月14日，可知同德书报社在此前就已经存在了。既然要搬迁，那原来的社址在哪里呢？曾任澳洲佛林得斯大学 (Flinders University) 历史系教授杨进发，根据1922年《海峡殖民地政府宪报》（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1922）证实同德书报社注册日期为1911年8月8日（参阅杨进发，〈战前新加坡的同德书报社〉，载《同德书报社九十周年纪念特刊》， 页 171）。同德书报社创始于1911年无疑，而每年的8月8日就成了同德书报社的社庆纪念日，百年不变，直至今日。
同德书报社创社之初， 定名 “同德书报所”。原来的英文名称“Thong Tek Che Poh Soh”，显然这是潮州语音调的拼法 ( 1998年4月28日改为汉语拼音 “Tong De Shu Bao She”) 。最初社址位于吻基北（North Boat Quay）一带的仓库万和盐栈二楼,即今皇家山下的里峇峇里路（River Valley Road）附近。当年这里是潮州人聚集区。同德书报社创办人兼第一任社长潘兆鹏，广东潮安人，经营布业生意，曾参与同盟会革命运动，倡办《中兴日报》。其 他同德书报社主要人物，如张永福、林义顺、与吴竹村等，均为潮帮人士，可见同德书报所初创时为一潮人组织。之后可能地方不敷应用，乃搬迁至亚米尼亚街 （Armenian Street）51号社址。这排房屋于1908年始建，1911年6月竣工。当年同德书报社搬进这所全新房子，地方宽敞，方便展开各种活动。从此同德书报 社在这裡落户，一直到1987年始迁至现址广东民路（Cantonment Road）53号，在亚米尼亚街长达75年1个月21天（1911年11月25日至1987年1月15日）。
不是孙中山原创
谈到书报社，就必须先提“星洲书报社”。书报社这概念，并非孙中山原创。早在1903年3月，星洲书报社就已经成立，地点在吉宁街（Cross Street）38号楼上; 一说在桥南路（South Bridge Road）30号，这是新加坡最早开办的书报社, 也是东南亚华人社会中最早的是类组织。星洲书报社原是英国长老会阁约翰牧师（ Rev J.A. B. Cook）与郑聘庭创办的，附设于教堂内，其宗教目的十分明显，主要是宣传耶稣教。然而孙中山借用书报社这概念，并发扬光大，使之成为宣传推翻满清的革命 机关，与革命志士活动的联络中心。
20世纪初叶，创办书报社已然成为一种风气，当时各帮各派都有其书报社，除同德书报社（潮帮）外，还有开明 演说书报社（粤帮， 1907年）、公益书报社（闽帮， 1908年）、志同书报社（客帮， 1912年）、同文书报社（琼帮， 1913年）、乐英书报社（帮属不详, 1914年）、养智书报社（帮属不详, 1916年）、冠南书报社（帮属不详, 1922年）等等，有如雨后春笋。根据南澳阿德莱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历史系教授颜清湟的统计, 从1908年至1911年, 新加坡、马来亚共有58处革命派书报社（参阅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印行,1982年）,页 141-144）。截至1940年代，南洋各地所成立与消失的书报社，估计在100多处以上。
早年孙中山在南洋宣传革命，常藉演剧向低层侨民 宣传革命思想，革命党人也在牛车水梨春园剧场演粤剧。演剧过 后，革命党人就向观众发表演讲。同德书报社戏剧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戏剧组不单演剧宣传，更重要的是为经费短缺的学校筹款，并为中国遭受天灾人祸的难 民赈灾。当时戏剧组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参加。
早年同德书报社也设置夜学，教导侨生语文，进而提倡国语（华语）运动。为方便受英文教育者学习中国 语文，也採用英文讲授，向英文教育者传扬中华文化，延揽人才，培训具备现代民主思想的人士。尤有进者，同德书报社还教授日语，并开体育、音乐各夜学课程； 甚至成立童子军、篮球队、足球队、羽球队、演讲队、圣约翰救伤队。圣约翰救伤队是华社成立的第一支救伤队，这支救伤队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新马城市遭轰炸， 死伤无数的情况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同德书报社对推展华社文教事业的美德，值得一书。南洋华侨中学（1919年）与新加坡中正中学的筹办 （1938年），都得到同德书报社的响应与间接参与。还有，当年新加坡八间华文女校，约半数如：南华女校、南洋女中、中华女中（原名中华女学堂），为同德 书报社同人所创办 [参阅1956年10月7日《南洋商报星期刊》第12版,新加坡（五）]。此外，同德书报社更提倡移风易俗，改良结婚礼仪，举办文明结婚或集团结婚。新加 坡华社之文明结婚，以同德书报社为嚆矢。
显然地，早年的同德书报社肩负有三项任务, 除上述演剧灌输革命思想、传播教育开启民智，以及提倡移风易俗等文化与社会任务外，还有一项就是政治任务。同德书报社一开始就与政治有密切关系，最初是同盟会，其后是中国国民党。
同德书报社第一任社长兼创办人潘兆鹏就是同盟会人物。20世纪的前40年，同德书报社的领导人如张永福、李俊承、李振殿等，也多是前同盟会会员或中国国 民党人。同德书报社可说是中国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因此其活动具有浓厚的党政色彩。除了庆祝双十、黄花岗起义等革命纪念日外，也公开参与政治活动，如： （一）1912年派代表吴湘回国参加竞选第一届国会议员，结果吴湘中选为六位华侨议员之一；（二）1914年10月，借孔诞纪念日公开攻击袁世凯政府举外 债、丧权与卖国，推展反袁运动；（三）1917年宣统皇帝复辟，同德书报社广邀华社讨论，并发电报回国合力“讨贼”（参阅杨进发,〈战前新加坡的同德书报 社〉一文）。
二战前，中国国民党对新华社会的影响几乎无孔不入。根据同德书报社现任社长湛承宪口述，当年国民政府向华社传达政策，都是通过同德书报社执行的。同德书报社其实是执行“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的政治任务。
譬如，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国民党南洋总支部配合中国政府的指定，举办大规模的联合追悼会 “星洲全侨追悼国父大会”，由同德书报社全力协助筹办，出席哀悼者多达八、九万人，盛况空前；又如1929年济南惨案发生，中国交涉员蔡公时被杀，同德书 报社特发电文给蒋介石，抗议日军暴行。同德书报社也多次发起赈灾运动，如1922年的筹赈潮汕风灾，邀请华社其他社团参与，结果筹得二万四千馀 元；1924年发动捐款赈济中国各省水灾灾民，还成立了“新加坡华侨筹赈中国各省水灾会”，由胡文虎担任主席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这些活动的目的，是要 引导侨民关注中国政局。
由此可见，早年的同德书报社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与文教社会力量。从某种角度看，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 侨总会）成立前，同德书报社可谓扮演了介于中华总商会与南侨总会之间的角色。因其领导人多为新华社会的文教与商界精英，其中不少饱学之士，他们都很有办事 能力与社会经验，也都能独当一面。这种披着文教外衣而搞政治的团体，当时殖民地政府并不是不知情，但只要不危害殖民地的利益、法律和秩序，殖民地政府可以 置之不理。然而，一旦活动危及社会的稳定与安全，或与殖民地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驰时，殖民地政府就不能坐视。
所以，我们不难看出，在同德书报社 成立11年后，自1922年起，殖民地政府就开始关注中国国民党在新马的活动。同德书报社既为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当然受到波及。1923年同德书报社修订 新章程，加入了一项“不得干涉政治”的条款，显然是出自殖民地政府的要求。1925年7月，殖民地政府开始严禁国民党组织，同时一度考虑吊销同德书报社的 注册。1930年代，殖民地金文泰总督对国民党存有偏见，千方制止国民党的活动，借口是要维持新加坡社会的稳定，同德书报社的活动亦受打击。尽管如此，国 民党仍继续活跃于合法的外围组织，延续其在华社的影响力。报馆、夜学、书报社等成了国民党人活动的中心。
抗日战争与日治时期，同德书报社遭遇 挫折，不难想像。这些历史大背景都阻碍了同德书报社的发展。二战结束初期，新加坡陷入无政府状态，情况险峻。同德书报社乃组织新加坡秩序维护队，手戴青天 白日满地红的臂章，呼吁人民合作，停止殴斗，指挥交通，维护新加坡的治安。直至英军抵达新加坡接管政权，从码头到总督府以及接受日军投降典礼，殖民地政府 都邀请同德书报社社员协助维持。
已非昨夜星辰
同德书报社成立以来，经历了自辛亥革命成功后的共和、讨袁、北伐、抗战、国共斗争等历史大事件，可谓饱经沧桑。一个能够存在百年以上的社团，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同德书报社是战前新华社会，民族主义的大本营之一。总结其社史，这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前50年的活动与中国国运息息相关，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阅“That Library – Dr. Sun founded it”, The Straits Times, 8th Oct 1956 ）。后50年境况改变，顺应时代的需要，同德书报社去除政治元素，积极融入本地社会，并转型而成为发扬与推广华族文化的任务。
“似此星辰非昨 夜”, 同德书报社已非昨夜星辰！虽然今天同德书报社的活动不如过去那样多姿多彩，但转型后的同德书报社，已是新加坡文化建设的一股力量，宛如晨星，依然闪烁于当 下新加坡文教界的天空。作为辛亥革命时期在新加坡硕果仅存的书报社，历史与现实结合，今后同德书报社的发展，在宏扬孙中山的精神文化遗产（除晚晴园外）， 在推广华族文化事业方面，必有一定作用。
完稿10-06-2015 @ 11：59
原载于《同德书报社105周年纪念特刊》2015年8月, 页11-14)
《联合早报》- 同德书报社翻新史料数码化 (2017-07-31)
http://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70731-783227
社长湛承宪受访时说，“时代前进了，我们需要紧跟时代，在翻新社所的同时，也调整书报社的策略，建立同德网站，让更多人通过网路，走近同德，了解同德。”
100多年前为支持孙中山革命而成立的新加坡同德书报社，正展开社所翻修与历史资料数码化计划，以便配合时代进展、转型成为一个跟公众互动关系更为密切的文化团体。
同德书报社社长湛承宪受访时证实说，同德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搬到广东民路53号现址之后，就不曾进行较大的翻修，设施陈旧而且出现损坏迹象。
他说：“理事会是经过慎重讨论，决定对社所进行比较大的翻修，包括重新粉刷，更换空调、电线，装置透明玻璃大门，设计同德历史展览，以及购置触屏大荧幕，估计需约10万元。”
另一方面，他指出，新届理事会也决定，在继承同德服务社会、造福社群的优良传统下，将同德发展重点，转移至宣扬孙中山崇高思想和传承华族传统文化。
“时代前进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需要紧跟时代，在翻新社所的同时，也调整书报社的策略，建立同德网站，让更多人通过网路，走近同德，了解同德。”
同德也打算将一些重要史料和图片制作成电子文档，放进网站和触屏系统，让新一代参观者能用他们熟悉和喜欢的方式，快捷翻阅同德的历史资料。
在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任董事的同德社员颜旖鋂说，同德书报社历史积淀深厚，从早期大力宣扬孙中山革命思想，发展到后来积极支持华文教育、协助创办华文中学，在本地发展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一页。
颜旖鋂也是颜氏公会文化馆的馆长兼策展人，她将凭借过去负责设立颜氏公会文化馆的经验，协助同德文化展厅的装修与历史资料整理工作。
她说：“同德史页极其精彩，几家历史悠久的华文中学包括中华女中、南洋女中，南华女中以及华侨中学，都是由同德领导创办或协助下建立起来；此外，同德也曾为民众办夜校以及举办节约集体结婚仪式，已故总统黄金辉和夫人就是于1937年在同德注册结婚。”
她认为，同德不乏历史资料和图片，只需招募一些人手便可将这些资料和照片输入网站，本地和世界各地关注同德历史者，就能很方便地阅览这些资料，而到来参观者也可通过触屏电脑，轻易查寻到同德藏书。
“同德之前展示的历史图片，不少翻拍自本身旧档案照；不过，因一直缺乏有系统的文字说明与介绍，楼下展示厅装修一旦完成，我们会安排人手为历史图片写上说明，让参观者更明了照片的故事。”
颜旖鋂也透露：“同德很有潜能发展成为本地一个历史文化地标，可以让许多有兴趣研究同德发展史的人，尤其是创校跟同德有密切关系的几所中学，可前来发掘史料，它甚至可以发展成为海峡两岸旅客的观光景点。”
她指出，同德有意向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申请资料电脑化的辅助，以及向国家文物局寻求制作录像的辅助，接下来就会展开史料上网和输入电脑的工作，初步估计电脑设施与输入工作的费用，需约10万元。
举办高球友谊赛筹款
同德现有约300名社员，将于8月7日（星期一）在花拉公园千禧楼，举办第52周年国庆及第107周年社庆联欢晚宴。为了筹募翻修两层楼社所和电脑化史料所需的20万元经费，它将在当天举办首届高尔夫球友谊赛，有兴趣参加者可通过手机联系游迪翔（94895129）、许志贤（96324751）和陈玉庭（97800678）。
同德书报社是于1910年在孙中山的鼓励下成立，发起人为潮籍领袖张永福、林义顺、陈楚楠等；1918年起同德又创立夜校（用英语讲授）、举办华人集体婚礼等。历任社长为蔡辉生、王吉士、林邦彦、陈炎华、陈醒吾等。
上世纪初叶，本地各籍贯社群为提高民智，纷纷创办书报社，如公益书报社（闽帮）、志同书报社（客帮）、同文书报社（琼帮）和开明演说书报社（粤帮）。如今，同德书报社（潮帮）是仅存的硕果。
同德社友协助创办四所中学
上世纪五十年代，本地共有八所中学，半数由同德社友创办或协助建立起来。
其中，中华女中于1911年由同德社长潘兆鹏发起，社友余岱宗创立。余岱宗年迈，交由同德社友接办，由王吉士、林邦彦等改组后迁至丁路，社友阮翘任校长。
南华女中创立于1917年，由同德社友何仲英、李亮祺、陈翼扶等发起创办。当时南来的民国女权领袖吴木兰受聘为第一任校长，何仲英任董事长。
南洋女子中学也于1917年由同德社友陈楚楠、张永福、庄希泉及黄肖岩等发起，同德社友余佩皋出任首任校长，陈楚楠任董事长。
华侨中学为陈嘉庚所创办，但华中于1918年3月21日创校之前，同德捐出当年演剧筹得的1万6000元，一般相信是促使陈嘉庚更有信心创办华中的主要原因。当年，本地商号和富商共捐1万零500元，陈嘉庚捐1万3000元。
同德与华中关系密切，何仲英是华中第一及第二届校董；社长徐统雄任第五届校董；社长李振殿任第七届校董及第八届副总理；社长王吉士从1928年到1941年，一直担任华中校董。
李光前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加入同德，1927年开始担任华中校董，1934至1954年一直任华中董事长。
《联合早报》- 同德书报社“翻新”会所史料 (2018-08-20)
https://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80820-884447
同德书报社于1910年在孙中山的鼓励下成立，自1987年搬到广东民路现址后首次翻修。耗时一年的翻新工程刚于上个月完成，社员正为所有书籍进行数码化工作。
新加坡同德书报社上个月完成翻新工程，史料电子化的工作也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有望在今年11月以前完成，届时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上网查阅同德所拥有的书籍，收集关于该社与孙中山的资料。
同德书报社于1910年在孙中山的鼓励下成立，目前有约300名社员。现任文物处理组主任李成忠（85岁）说，同德的第一个社所在克拉码头一带，一年后搬到亚美尼亚街，一直到1987年才搬到广东民路的现址。
社长湛承宪（70岁）说，同德从那时至今从未翻修过，很多东西其实已经老旧破烂。为了跟上时代，同德决定翻修社所，同时把手上的历史资料数码化。
翻修后会所可容纳60至80人
经一年的翻修，社所重新粉刷、更换空调和电线、装置透明玻璃大门等等，原本的两排书架只留下一排，这么一来整个社所显得宽敞明亮许多，每次可容纳60至80人。
湛承宪说：“很多传统社团决定翻修时遇到的共同难题，是怎样在怀旧与创新之间取得平衡？这个不容易达到，不过幸好同德的社员思想开明，在谈到什么应该保留，什么要忍痛割爱时，很快就取得共识。”
他解释，同德书报社的任务有三——一是作为华社的图书馆；二是作为孙中山和同德书报社前辈文物的陈列室；三是继续为会员提供舒适的活动场所。
对于物件的去留都以这三点为标准，必须保留的当然是关于创始人孙中山的学说、书籍和照片；忍痛割舍的则是文学、保健类的书籍。
负责图书管理的资深理事洪雅荫（62岁）指出，文学和保健类书籍在本地图书馆也能找到，因此保留下来的大多是与孙中山有关的书。
在社所的设计上，同德书报社也有所坚持。
湛承宪透露，设计师曾建议把孙中山像移到左侧，但会员们经多次讨论后觉得孙中山像多年来都是正面对着社所大门，如果忽然换掉，难免会有失落感，因此决定保留在原有位置。
湛承宪也指出，以前在同德所展示的历史照片都和孙中山在台湾的事迹有关，这次翻修后，他们决定选用更多与本地相关的照片，例如1945年10月10日，本地华人在政府大厦大草场前庆祝中华民国国庆大游行的照片。
湛承宪表示，未来会为这些历史照片附上英文介绍，以吸引更多本地年轻人和外国旅客前去了解孙中山在新加坡的革命活动。
翻修后的同德书报社除了每年的固定活动（孙中山诞辰、忌辰、社庆、农历新年和中秋节联欢会）以外，也会定期举办书法和讲演会等文化课程，同时也会把社所借给本地团体使用。
湛承宪说：“最近，全球汉诗总会新加坡分会在我们社所做发布会，将来我们也欢迎新加坡的小型读书会来用我们的场地。”
把史料数码化 盼能扩大知名度吸引年轻人
另一方面，同德书报社也从去年开始把社所里的历史资料电子化，包括不少历史照片。记者前去同德采访时，洪雅荫正把社所里的书籍名称输入电脑中。
湛承宪说：“我们为全部的书籍分类、分配号码，如果有人要找资料，可以知道要找的是哪一类的书。把资料数码化有助我们传达孙中山的创社理念和博爱精神，以及我们社内前辈的奋斗精神。我们也希望在数码化后，同德知名度也可以传播到海外去。”
青年组主任童纬强（36岁）表示，年轻一代都是透过网络了解信息，如果同德不在网络上存在就很难吸收年轻人，因此他们已请专人为同德设立网站（ucl.sg）。
湛承宪希望电子化的过程能在今年11月12日，也就是孙中山诞辰以前完成。
https://www.roc-taiwan.org/sg_en/post/9533.html
《联合早报》- 本地长老会创办星洲书报社和星洲幼儿园 (2021-03-18)
https://www.zaobao.com.sg/zlifestyle/culture/story20210318-1132156
历史最悠久的星洲幼儿园，今年庆祝创校100周年。幼儿园由中华教会长老会属下禧年堂创办。
新加坡长老会也于1902年创办星洲书报社。长老会关注文化教育，引人注目。
本地历史最悠久的幼儿园——星洲幼儿园，今年庆祝创校100周年纪念。这家幼儿园由中华教会长老会属下的禧年堂创办，礼拜堂兴学办校百年，引人注目。
禧年堂早在19世纪末建堂以来，关注本土的文化教育，希望提高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间接地对新加坡做出贡献。
这些教会人士，包括来自中国的郑聘廷牧师、陈令典牧师、郑柏年传道，英国长老会海外宣教会来的阁约翰牧师（John Cook）和冉安志牧师（Lamont）等人。
当中以郑聘廷牧师最突出，他除了协助创校外，还首创成立书报社，即现代图书馆，这个概念后来广推到东南亚各地，甚至成为中国海外的革命大本营，结集海外华侨势力，协助孙中山推翻清朝，影响至深。
接管东方学校
星幼在1921年创立，不过，推前30年，也就是19世纪末，禧年堂已经设有学校，教导民众学习英文与华文，学生一度多达400人，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根据史料，同一个时期新加坡最早的书院之一——萃英书院，学生仅70人。
在1890年，本地就有人设“东方”（Eastern）学校，但是连续三年都经营不当，导致业主亏损，有意脱手。当时，在禧年堂布道的冉安志牧师与郑柏年传道，原在教会开班，教导人们学习语文。
冉牧师是英国长老会海外宣教会继阁约翰牧师之后，第二位从英国派来的牧师，他曾在厦门学习，通晓闽南方言；郑柏年传道则从中国聘请过来，协助冉牧师。
两人目见这种情形，不舍学校因财政危机关闭，出资400元接管学校。他们当时把学校安顿在安祥山一带的翠兰亭（现在的客纳街）的礼拜堂内，这里是一排三栋衔接的娘惹式住屋。
这类娘惹式住屋，目前在客纳街还完整保留一栋，它是中华为基利俱乐部（Chinese Weekly Entertainment Club），成立于19世纪末，是当时峇峇富商巨贾名流平时应酬交际的场所。可惜禧年堂的文件没有记录当年的门牌号码，以致今天无法确定学校的所在。
学校迁往鼓浪屿
禧年堂在接管东方学校后，为充分利用资源，夜晚还加插黄昏班，让民众可以在夜晚工余学习，结果学生日益增多，在高峰时多达400人。
没料到，英国长老会海外宣教部这时却改变政策，有意把校园设在中国，目标城市是厦门或汕头。没多久，宣教会确定把学校迁往厦门。1899年，东方学校正式从新加坡撤出，落户厦门鼓浪屿，并易名为英华书院，结束与新加坡的关系。
英华书院经营三年后，一样宣告关闭。也许因为东方学校存在只是一纵即逝，以致始终没有记载在正统的史册上，只有长老会文件中约略提及。
开创星洲书报社
1897年，新加坡长老会改聘郑聘廷牧师前来新加坡主持教会，他初来时住进翠兰亭的礼拜堂内，天天目睹东方学校的学生进出，了解民众具有高度的求知欲望。他也发现，本地民众基本上都是文盲，因此想方设法，要为民众提供学习与进修的机会。
1902年，他在克罗士街38号物色到地点，开创一家书报社——星洲书报社。它类似今天的图书馆，提供大量的书报杂志给民众阅读，从中学习新知、了解时事，打开民智。
1905年初，长老会在丹戎巴葛路扩建的礼拜堂落成，礼拜堂楼高两层，楼下是崇拜大殿，楼上是按照教会传统保留为牧师的起居处。不过，郑牧师把大部分的场地腾出作为书报社新址，以便有更大的空间来收置书报刊物，容纳更多人前来学习，或者作其他文化交流学习活动 ，例如开办讲座等等。
孙中山参观星洲书报社
郑牧师果然高瞻远瞩，他结识的一班好友——同盟会的会员，后来就借这个场地聚会办讲座，吸引许多市民前来听讲，了解时事进展，特别是当时正值祖国政治风云变幻，人民陆续起义，策谋推翻独裁清朝，因此吸引广大市民前来听讲。
郑牧师夫人黄碧玉在1955年禧年堂庆祝建堂50周年出版的纪念刊中，就有一篇《50年来话沧桑》的文章，回忆当时讲座的情景：
每礼拜一，同盟会在书报社开会，请社会名流演讲，赴会的人有两三百，挤得楼梯口都是。我与孩子们倒茶倒水，忙得不亦乐乎……
郑牧师育有七男二女，他在1944年辞世，享年72岁。郑师母则在1957年安息，高寿90岁。
1905年秋，这个书报社更迎来一名特别贵客——同盟会最高领袖孙中山，当时，他在新加坡同盟会领袖张永福、林义顺、陈楚楠等人陪同下到访。孙中山参观后，对这样书报社的概念十分赏识，并叮嘱新加坡的领导善用这样的组织，培养革命领袖，同时也协助传播革命思想。
礼拜堂长老杨惠平在同一本书中的《本会史略》一文中，也记载书报社受欢迎的情景：
此后，国内的革命领袖如胡展堂、张继、居正、田桐等，南来鼓吹革命，必莅会演讲，冠盖往来，一时称盛……
新加坡同盟会的主干人物张永福在他的《南洋与创造民国》一书中，同样有精彩的描绘：
斯时，演说诸人，最令人感动者，尤莫如精卫（按：即汪精卫），凡逢他演讲之夕，人未登台，而座已挤满。演讲时鸦雀无声，每至一段精彩处，掌声如雷，足见听者注意及其兴奋……”
书报社的概念很快也传开，除了新加坡的同德、公益和开明等书报社外，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缅甸各大城市，都纷纷仿效成立，数目一共有150家之多。它最终演变成中国海外的革命势力，对后来孙中山成功推翻清朝政府，起着极大的功用。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对星洲书报社颁发“优等旌义状”，以表扬郑牧师的贡献。
孙中山多次入境停留新加坡时，观察到新加坡女子普遍缺乏接受教育的机会，于是倡议建设女校。之后，作为孙中山的忠诚追随者，郑牧师与另一名同工陈令典牧师等人积极参与创校工作，最终创立本地第一所女校——中华女校，时为1911年9月15日。学校成立后不到一个月，中国也传来好消息，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成功，清朝最终覆灭。
创立星洲幼儿园
1920年，从中国湖北南来新加坡当教师的徐东藩，发现这里并不重视幼儿园教育，于是极力游说教会创立幼儿园，结果获得教会认同，随后禧年堂再次投入兴校的忙碌工作中。
创校期间，徐东藩负责起草宣言，连同郑牧师、陈令典牧师等人，四处寻找赞助人筹募款项，隔年1921年星幼成立。环顾当时，新加坡还未有任何幼儿园，星幼因此顺理成章成为新加坡的第一所幼儿园。
禧年堂成立幼儿园的最大意义，是后来也带动其他学府纷纷设立幼儿园，包括崇福女校幼儿园（1932）、南洋幼儿园（1934）与建国幼儿园（1938年），使得新加坡打开幼儿教育的风气，拥有完整的教育体系。
幼儿园深受家长欢迎，星幼原有一个平房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使得礼拜堂决定扩建校舍。后来经费与场地不足，多得阁约翰牧师呈函给殖民地政府，最终不但获得政府拨地，还承担一半的建造费让礼拜堂顺利建成，新校舍在1925年落成，就位于礼拜堂邻近的道拉实街（Tras St）。
由于新校舍场地宽敞，促使禧年堂又增设小学部，让在幼儿园修读的毕业生，可以直接升上小学。
根据1949年的统计，星幼总校的学生数目多达1600多人，连同设在欧南路新盖的礼拜堂分校则有2000多人，是当时规模宏大的学校。不过，小学部在上世纪70年代末，因收生人数日渐式微关闭，但是幼儿园仍然保留。
星洲幼儿园目前仍附属在禧年堂内，禧年堂则坐落在欧南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