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序
-- 达人贵自我新加坡历史学者 • 柯木林
-- 达人贵自我新加坡历史学者 • 柯木林
山西省汾阳市是郭氏最早的发祥地之一，“汾阳堂”就是海内外郭氏宗亲的家族堂号。这堂号源自唐代名将郭子仪（697-781）。史载，郭子仪因功进封“汾阳郡王”，从此 “汾阳王” 代表了郭子仪的特殊荣誉，人称郭汾阳，其子孙也以汾阳为堂号。
新加坡是中国（清朝）在海外设置领事的第一个地方，2015年也是新中建交25周年纪念。今天当我们迎来两国建交25周年之际，不要忘了郭嵩焘 （1818－1891）。郭嵩焘是晚清杰出的外交官，他是促成中国驻新加坡领事的主要推手。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的《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 料汇编》（1998年4月）一书中，就收录了一份《郭嵩焘奏为新加坡设领事及筹拨经费事片》，档案编号002，时间为光绪三年七月初一日，公元1877年 8月9日。郭嵩焘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当年作为“英国属地新加坡”的荒岛，就在他上奏88年后的1965年，也是在8月9日这一天，独立了。
郭子仪与郭嵩焘这两位郭氏先贤 ，时间相距一千多年，一武一文，前后辉映。他们在其有生之年均以维系国家安危为己任，足为后世郭氏子孙楷模，也是郭氏族人的骄傲。
定居新加坡的郭氏族人甚多。在新加坡，郭氏族人同样杰出，他们在各行各业独领风骚，为族群、社会和国家作出贡献。这本由新加坡汾阳郭氏公会出版的《汾阳 郭氏名士录》，收录了时下郭姓名人共10位，分为两类：一是“企业界精英” （六位），另一为“文化界名彦”（四位）。收录的企业精英比文化名彦多，显示了新加坡社会的本质，还是以商人为主。
时下的郭氏名人当然不止这 些。 本书中之〈凡例〉说明其遴选标准，主要是以郭氏公会 “所指定的10位族人”，并且是“同意接受访谈的人物” 为撰写考量。如此一来，就难免有局限了！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本书的人物生平事迹 ，仍以“口述访谈”为主，“文献资料”为辅 。每篇传记介于3000-4000字，全书100多页，附有受访者提供的图片，颇有可读性。
自2012年11月新加坡福建会馆出版的《世界福 建名人录。新加坡篇》之后，各宗乡团体、姓氏会馆陆续出版其宗亲乡贤的人物传记，蕴然成风。目前，己出版的有《江夏風雲人物》（2014年5月）、《金门 先贤录·新加坡篇》(2015年3月) 与《走近新加坡柯氏宗族》（计划2015年8月出版）等等。这本《汾阳郭氏名士录》也是属于这类型的文集，用以纪念郭氏公会成立75周年。
但 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是，《汾阳郭氏名士录》是一本侧重“时人”而不是“先贤” 的人物记录。作为历史学者，最难下笔的就是“时人时事”。尤其是撰写“时人”事迹，很容易予人以 “歌功颂德”的印象。然而，此书却不流俗。正如汾阳郭氏公会会长郭志全所说的：“在书中，没有夸大其词与哗众取宠的刻意描述，也没有流于世俗与歌功颂德的 华丽辞藻，而是运用平实精炼的文字，独特的视角和客观的评议，将书中的每一位人物多年来的生活经历，在各自领域中奋战的心得，以及对人生的体验，提炼为一 篇篇发人深省，充满哲理的精采故事”，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所以我用“达人贵自我”作为这篇短文的题目，以此回应郭会长的观点。
其实，访谈 “时人”撰写传记也有好处，那就是史料可以十分精确，对保存史实有一定的贡献。因为撰文者可与当事人直接求证也！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南洋名人集传》。这本书于1924年在槟城出版。《南洋名人集传》保存了当年新马地区的许多名人事迹，出版时这些名人尚健在，所以书中很多资料都十分精 确。当我编写《新华历史人物列传》（1995年11月）时，《南洋名人集传》给我极大的帮助，视为至宝。
《汾阳郭氏名士录》的主编李志贤副教 授，目前任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他是我的“道友”，我们认识多年，都是研究新加坡华人历史的同道好友。记得2011年他主编 《流金岁月：新加坡醉花林俱乐部166周年暨新会所开幕双庆纪念特辑》时，我们曾一起讨论。这次志贤兄邀请我为《汾阳郭氏名士录》撰写序文，但却需在很短 的时间内交稿。为了他这份难却的盛情，只好免为其难，牺牲睡觉的时间，写点感想，不能算是序！
2015年8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