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 全方位多视角看新加坡华人史 (2015-12-20)
《联合早报》- 全方位多视角看新加坡华人史 (2015-12-20)
http://www.zaobao.com.sg/culture/books/reviews/story20151220-561787
耗时三年，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主催，本地第一部以华文撰写的华人通史——《新加坡华人通史》终于问世。这部介于“学术与通俗”之间的史 籍，涵盖了自14世纪迄今新加坡近700年的历史，从上层社会写到基层生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出版及艺术，无一不涉及——内容浩瀚，涵盖领 域广。编纂工作由新、马、中、港、澳（洲）37位不同领域学有专长者组成，阵容强大。诚如总理李显龙形容的，《新加坡华人通史》是宗乡总会献给华社的一份 珍贵礼物。
本期专访参与通史撰写与编纂的学者们，谈谈选题与执笔的体悟，以及完成这本典籍的社会意义。
用散文写史 提高可读性
《新加坡华人通史》主编柯木林，自1970年南洋大学历史系荣誉班毕业后，虽从事产业管理工作，45年来从没遗弃历史这个初恋情人，23年前他在新加坡 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担任学术组主任时，就曾表示他最大的愿望是集合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联合撰写一部从1918年到今天的新加坡华人社会通史。基于种种条件 的局限，这个计划一直无法实现，一晃23年。
柯木林目前是宗乡总会研究与出版组主任。他说，今年适逢新加坡建国50周年，也是宗乡总会成立 30周年，借此双庆时节，编撰出版一部完整的华人通史，意义非凡。“文字可以传承，历史永远不会过时，比如司马迁的《史记》，2000多年的今天人们仍在 传颂。相信若干年后，《新加坡华人通史》也将成为一份宝贵的文化资产。而作为新加坡华社最高领导机构的宗乡总会，因鉴于目前世面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新加坡 华人通史，认为有必要完成这项历史性工程。”
柯木林说，82年前宋旺相著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是为纪念1919年新加坡开埠100年而出版的，《新加坡华人通史》选择今年出版，正如李显龙总理在推介仪式上说的，这是宗乡总会献给华社的一份珍贵礼物。
最大挑战是制定书目
《新加坡华人通史》工程浩大，最大的挑战是制定全书网目。柯木林说：“由于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完全没有前例可循，几部当年殖民地官员撰写的英文典籍和一般性的历史著述，是手头上仅有的参考资料，我们用了一整年时间，数易其稿，才敲定全书各个章节的纲要。”
柯木林说：“通史是史学著述的一种体例，选择通史是希望通过这种体例，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历史，涉及重大的历史事件，杰出的历史人物及多种领域的文化等。并在叙述中体现出历史发展的轨迹或贯穿其中的线索，让读者对历史有整体的认识。”
《新加坡华人通史》从开埠前的 “海疆殊域”到经济转型；从上层社会的领袖人物到基层人民的生活样相；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从华商、华侨、华裔到新加坡华人；从文化认同、政治觉醒到本 土意识的萌芽、茁壮与成长；从本土的意识形态如文化、教育、文学（包括古典诗文）乃至出版、戏剧、美术、影视活动及表演艺术等等，都有着墨。有些争议性的 历史课题如秘密会社（俗称私会党）、中国国民党、马来亚共产党在本地的活动，亦不避讳。
柯木林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忠实于历史，让读者从全方位，多角度来看问题，更能全面地窥视新加坡华人史的全貌。”
《新加坡华人通史》出版后，各界反应不錯。第一版3000册几乎全部售罄，目前正在筹划第二次印刷及海外版。编委也刻意收集各方面的反馈意见，作为再版的参考。为什么只写华人史是其中一个反馈。
定位“学术与通俗”
柯木林说，华族是新加坡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同族群的历史应该由本族去进行研究比较得心应手，等到民族大融合时，才汇集成一部新加坡历史。有鉴于 此，通史就以新加坡为本位，别具新加坡色彩，比如通史对保皇派的康有为和革命派的孙中山都有记载。在书写陈嘉庚时沿用他在本地的英文名拼写法Tan Kah Kee等，本土气息浓郁。
《新加坡华人通史》一开始就定位于“学术与通俗”的范畴之间，编纂过程做了大量的考证和研究，以便为后人保存一份真实准确的历史档案，还原历史面貌。
同时柯木林更希望这部华人通史能起抛砖引玉作用，协助各地华人了解新加坡这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使“新加坡华人史”成为一项专门的史学研究领域。为力求 在学术与通俗、理性与感性之间取得平衡，柯木林主张以散文的方式写历史，使这部通史兼具学术价值与可读性。通史也考虑到许多细节，比如大小标题的颜色和纸 张的选用，篇旁附供读者做笔记的读史随记等，既为了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也好让读者有喘息的机会。每篇还根据主题三言两语点出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方便 读者阅读。
这部通史没设下限。柯木林解释，历史的长河是割不断的，昨日种种原由导致今日之果，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总是有其必然性。历史还在发 展，为了更全面地展现历史图景，在叙述某些重大历史事件时未免涉及今日，比如《两百年来谁著史——回望新加坡华人研究》这一篇章里的历史事件，就包括了今 年9月12日揭晓的大选成绩，原本还想把新内阁名单也列入其中，后因付印时间迫在眉梢，不得已只好放弃，目的就是要提供读者最新的资讯。
通史的封面题字出自本地潮人书画家曾广纬之手，是新加坡美术“潮人现象”的展现。封面设计则取自著名画家林子平于1980年画的《新加坡河》水墨画，新加坡河早年是新加坡的经济命脉。两人的手笔正好衬托出本地美术史与经济史的两大特殊性。
充分利用原始资料
《新加坡华人通史》编审之一崔贵强说，这部通史的特色，除了跨越时间长、涵盖领域广之外，还有“新加坡历史大事记”、“新华先贤五十名”、“重点古迹与文物”等附录，资料丰富。
崔贵强发现，这部通史不乏学术水平高的篇章，比如：吴庆辉的《海疆殊域——古代新加坡》、吕世聪的《风帆时代的新加坡——开埠初期的中国帆船贸易》、林 孝胜的《神权·绅权·帮权——帮权结构与帮权政治》、曾玲的《广客帮总机构——从海唇福德祠到绿野亭公所》、颜清湟的《顶戴花翎——晚清“售卖官衔制度” 与新加坡华人》、《麦留芳的义结金兰——华人秘密结社的演变》、梁元生的《一棹冲开瘴海烟——新华“士”阶层》、柯木林的《与君话冷炎州月——新华古典文 坛》、杨进发的《中国国民党在新马——其兴衰、贡献与影响（1912－1949）》等。
崔贵强说，这些篇章立论新颖，作者敢于发前人所未发的言论，能够充分利用原始资料（包括英国政府的档案、中国文献、奏折、田野书籍、考古发现、遗物、碑刻、金石及中西报章等）及第二手资料（即时人的书籍或学术论文），把它融入论著中，为复杂的历史问题理出个头绪来。
他说：“其他篇章虽是‘通俗’，作者也殚思极虑，可读性甚高，能以通俗的文字表达深刻的意涵，更突显作者的功力。”
了解新加坡华人重要的典籍
《新加坡华人通史》的出版对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崔贵强说，这部通史结构严谨、内容充实，文采飞扬，是国内外颇有名气的华人历史学者的集体创作。 其涵盖领域，历史跨度也很大，上限始于14世纪的新加坡拉，中间经过百多年的英殖民统治，1959年的自治，1963年新马合并，1965年的独立到建国 50年。论述的范围，早年的移民浪潮、华社的萌芽茁壮、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与政治的参与都有论及，充分展现了华族先辈离乡背井、漂洋过海的艰险，开 荒拓土的辛劳，让读者看到先辈们从筚路蓝缕到创立伟业的历程。
年纪稍长的国人读了可开拓视野，增加历史知识，为先辈发愤图强和为国家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精神所感召。年轻人读了，也会意识到新加坡今天的繁荣安定不是理所当然，而更加热爱自己的国家。学者也会乐于广泛引用。
经过诸多学者多年的努力，海外华人（过去称为华侨）研究成果累累，这部通史的问世，无疑是锦上添花。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崛起以来，世界华人人口格局的 改变，引起各地学者关注。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因其辉煌成就已成为其他国家竞相效仿的对象。崔贵强认为，通史的出版将会是国外学者和读者了解新加坡华人的 参考书籍。
翻阅《新加坡华人通史》你会有不少惊喜。在介绍峇峇文化时所附上的“新加坡峇峇的华文作品列表”，在出版物与文学一章中触及的新华 左翼文学，在文化与艺术章节中述及的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是本地最早具有现代学制规模的美术专校，它的诞生比南洋美专（今称南洋艺术学院）还早了16年！ 这些都是很有史料价值的发现。
每一个成品都有遗憾，柯木林说，这部通史也一样。“除了错别字、标点符号常见错误外，本书厚重，不便携带也是个 问题。其他如张永福卒年，明明已考证为1959年，导论也说明了，但附录依然沿用1957年，这也是败笔。一些章节如中医、体育活动，没有列入，还有南洋 大学的创立应该另设一章等。这些问题，在编写时都想到了，最后还是决定用现在的版本，诸如此类。”
《新加坡华人通史》从何读起？
《新加坡华人通史》不仅面向新加坡，也面向全世界的学界和华文读者。通史厚达826页，由80多万字组成，如何阅读还要有点技巧。
主编柯木林建议，读者可先阅读导论。导论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各个篇章所述及的历史，是新加坡700多年来不同历史阶段的概述。读者可从中选择感兴趣的篇章再加以详读。要速读的则可选读“新加坡历史大事记”、“新华先贤五十名”、“重点古迹与文物”等附录。
柯木林相信：“阅读《新加坡华人通史》是了解新加坡华人史一个很好的入门，至少能让一个对华人历史一无所知者从无知进阶到有知。”
通史是史学著述的一种体例，选择通史是希望通过这种体例，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历史，涉及重大的历史事件，杰出的历史人物及多种领域的文化等。并在叙述中体现出历史发展的轨迹或贯穿其中的线索，让读者对历史有整体的认识。
——柯木林
通史由老中青三代撰写
《新加坡华人通史》是本地海内外37名历史学者及多个领域的学有专长者的呕心沥血之作。他们当中有年届七八十岁的长者，也有三十几岁的青年才俊。
柯木林表示，他虽是主编，但做的不只是编辑的工作，而是把编纂通史视为一个项目来管理，把过去管理产业的模式转移到通史的编纂工作上。“既然是管理一个项目，就得有一个由不同专业人士所组成的团队，才能把有关的项目‘管理’好。”
通史的各个章节均由研究有关课题的学者负责撰写。例如《南洋画风——早期新华社会与南洋美术的形成》作者是曾任“好藏之”美术馆馆长的张夏帏；《晚晴园 内外——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华社会》撰写者为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馆长等。受邀的撰写人多是当前研究华人史的著名学者，除本地，还有来自马来西 亚、中国、香港、澳大利亚等，编写团队中也有新移民。
从年龄看撰写者可谓老中青结合。让年轻学者加入团队，撰写他们本身熟悉或正在研究的课题是柯木林的刻意安排。“学术研究，尤其是史学研究，必须有年轻人加入才有永续和传承的可能性，而且可使这部通史不致变成学阀之作。”
为了能更全面地看待和解读历史问题，通史的编委会成员不仅有历史学者和大学教授，还有古建筑学家如杨茳善博士，翻译工作者如张清江以及文学研究者、人类学者、报人等。
林孝胜（73岁）：参与撰写义不容辞
作为历史研究顾问，曾任新加坡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馆长的林孝胜（73岁）认为，接下《新加坡华人通史》撰写工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林孝胜也是 《新加坡华人通史》的副编，他说：“《新加坡华人通史》的撰写者以前南大历史系毕业生为主干，这批写作者学贯中西，跟新一代国人相比，他们对中华文化有较 深入的认识与了解，认知与同龄一代的国人也不相同，他们都已年过60，所谓过了这个村没这家店，能集合他们的力量共同为《新加坡华人通史》的出版出力，意 义非凡。”
这次林孝胜负责撰写《神权·绅权·帮权——帮权结构与帮权政治》、《闽帮精神——从恒山亭到福建会馆》、《我视新洲成旧洲——中国 驻新加坡领事》、《经济活动——华商与华资银行》、《四海同心义薄云天——抗日救亡运动》及与严孟达合写《现代新加坡之父——耀眼的华人政治家李光耀》。
这些篇章都是根据史料撰写，但不是炒冷饭，一些篇章还加入了新的内容，一些则有开导后学的作用。
新添史料与珍贵文献
新加坡开埠初期，华社因强烈的帮群意识充满矛盾，新华社会的帮权政治还出现两极化格局：强大的福建帮面对广、客、潮、琼各小帮的联合阵线。创立于 1906年，作为华社最高组织的中华总商会（1915年之前称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也分帮选举董事及采取会长闽广两帮轮替制，直到1993年郭令裕接任 会长后，分帮选举制才成为历史。帮派时代的结束这一史实过去的历史论著都很少提及，属于新添史料。
1928年的济南惨案，掀开了反日浪潮的序 幕，本地市面上还出现抵制日货运动，一些售卖台湾茶叶的商号也遭殃，因为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历史悠久的白三春茶庄就于翌年4月15日收到抵制日货的 恐吓信。《新加坡华人通史》刊载了这信函，这也是这件珍贵的抗日时期文献首次出现在史册上。信函是林孝胜的一次偶然发现，现为香港科技大学的收藏。
在英殖民地时代华商在经济体系内扮演的是转口贸易中介商角色。随着资本的累积、扩张及企业谋略与商业网络的建立与发展，华商在20世纪初开始试图突破殖 民地政府和洋行所设定的转口贸易框架，直接将产品销到英美消费国。比如于1907年至1934年全力投资树胶业及工业的陈嘉庚，就直接把树胶出口到英美。 这是华商划时代的创举，打破洋行及英美胶商在新马的代理垄断。华商也开办华资银行、航运、工厂，进行跨国营销。
林孝胜说：“先辈华商开阔的眼界，远大的奋斗目标是后人的楷模，他们的经历是今人很好的借鉴。”
华商值得研究的东西还有很多。林孝胜认为：“华商、华资这一领域还没理出一个新的历史脉络，华商、华资的资料星散，可以从宏观的角度视察，微观上的研究仍有待发掘。”
林孝胜说，《新加坡华人通史》是一部很完整的新加坡华人历史，具有一定的高度、深度和广度，资料详实，从内容的高度、深度和广度而言，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但内容、格调、写作方式和出版形式等还有可以商榷的空间。
他认为，通史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发展演变，历史事件、人物经历的记叙，通史也包括民间习俗、服饰、饮食的变迁，在本地还包括各民族文化的融合， 这些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发掘；通史除方便学者研究外，通俗和普及化也很重要，以说故事的方法写作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面，还要便于携带，比如把不同领域的历史 分册印刷，每篇还要有一篇概要论述宏观历史的导论，让读者不论阅读哪个领域的历史对新加坡华人史都能有一个全面性的认识。
崔贵强（八十岁）：使命感与迫切性让他挑起任务
80高龄的崔贵强健康状况不是太好，却毅然接受《新加坡华人通史》的编务工作，除了担任审评，还独自挑起《乘风破浪下南洋——早期华族移民浪潮》、《八 方风雨会星洲——晚清官员访问新加坡》、《南渡衣冠各领风骚——战前新加坡华文日报》、《两百年来谁著史——回望新加坡华人研究》的撰写任务，并与张静合 写《从百花齐放到一枝独秀——战后新加坡华文日报》。
崔贵强祖籍广东番禺，1935年生于现马来西亚的芙蓉，那时芙蓉的两所华文中学都不设高 中部，初中毕业后他选择到新加坡升学，南大开课后入学南大，后赴美国夏威夷大学主修东南亚史。学成后先后在南大和国大执教，曾任南洋大学历史系主任，也担 任过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研究员和华裔馆研究员。
崔贵强语重心长地说：“我居住在新加坡已一个甲子，我和家人受惠于新加坡太多，太多，这是我回馈社会的时候了，感觉为《通史》尽一份力是我的使命。”
在《新加坡华人通史》出版前，新加坡出版过好几本华人通史。比如1923年出版宋旺相著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agapore），宋旺相是土生华人，书本主要集中在对峇峇历史的记述。又如华人历史学者巴素（Victor Purcel）的《马来亚华人》（The Chinese in Malaya），这是第一部有关马来亚华人，包括新加坡和马来半岛华人系统化的研究著作，涵盖华人的多个方面，是一部开山之作。但巴素是英国官员，采用的 中文资料不多，内容也不够全面。至于崔贵强著，1994年出版的《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虽获得艺术理事会非小说类最佳作品奖，他说，由于是个人单 枪匹马耕耘，难免顾此失彼，一样不是很理想。所以除了强烈的使命感，崔贵强还感觉到编写一部新加坡华人通史的迫切性。
终身为人师表，崔贵强多年来也热衷于东南亚华人史研究，相关著述丰富。论工作经验和能力，他有信心自己能胜任主编柯木林交给他的任务，所以便欣然接受。
崔贵强也是通史的审评，他得仔细审核所有稿件，确保没有史实与年代谬误，没有用词不当，没有明显错字，还要照顾到文采，并尽量保留作者的写作风格，最后 加上评语，再交由编委定夺，可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虽然健康不是处于最佳状态，他接下工作后每周四天从上午9时到傍晚五六时，在国大中文图书馆执笔 伏案，历时一年多。他乐在其中不以此为苦，精神可嘉！》
徐李颖（37岁）： 人生非常重要的经历
出生中国西安，现年37岁的徐李颖博士，既是新移民，也是通史新一代作者。她负责撰写的是《三教合一——儒释道在新加坡的发展》，这是徐博士感兴趣和熟悉的课题。
徐博士曾参与创办新加坡道教学院并担任学术主任，出版过多部庙宇研究著作，目前任职于新加坡隆道研究院。2007年加入宗乡总会学术委员会至今。她在新 加坡国立大学攻读硕士期间，除了传统的文学和语言学，也有机会开始接触更为广泛的汉学研究。当发现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西方汉学等等理论和方法都被广 泛地应用于华人社会历史的研究中，徐博士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徐博士说，她在新加坡学习生活期间，还发现在现代西化的生活方式下，本地华人 仍然保持浓厚的传统习俗。为了进一步了解这座城市，她开始探寻华人先辈的历史足迹和他们的精神信仰。在攻读博士期间对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儒、释、道三教都有 所涉猎。毕业后在新加坡工作的这几年，她的学术研究也一直围绕着华人社会和宗教信仰的课题。
思考不同时代的移民史
作为新移民，徐博士形容，参与《新加坡华人通史》的撰写是她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她为此感到非常荣幸。“通过该篇文章，我不但对自己过去几年的研究做了一些总结，也让我有机会重新思考，不同时代的移民，是怎样参与并创造历史。”
她说：“新移民的融入，不是把一杯开水倒入另一杯开水那么简单的事，它涉及血缘、情感、政治等等复杂的学术问题。但是无论融入是否顺利，新移民和老移民一样都已经进入到了本地历史的进程，成为了历史的参与者。”
徐博士认为，儒释道作为中华文化的三大支柱，是研究华人文化不能忽视的课题。在新加坡这样独特的社会背景下，儒释道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对本地儒释道的研究，也帮助她从更宏观和外围的视角去审视中华文明的发展，对自己今后的学术方向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规划。
徐博士非常感谢柯木林给她机会参与通史的撰写。“这是本土历史分量厚重的一部著作，柯先生愿意让我这个学术资历尚浅的新移民参与，本身就是对新移民的接纳和信任。而我也愿意以自己的知识和努力回报这个曾帮助我成长的美丽岛国。”
杨茳善（40岁）： 编纂意义非凡
本地古建筑专家杨茳善博士（40岁）这次是应邀协助校对《新加坡华人通史》里与建筑、古迹相关的文章。他认为这项工作意义非凡。
杨博士说：“编委会与作者均是研究新加坡华族社群方面颇有成就的学者，其中包括编写《石叻古迹》（1975年）的前辈。这本书的数位作者，如柯木林、林孝胜、吴华与张清江也是《新加坡华人通史》的编委会成员或作者。他们都是我尊敬的前辈，有机会与前辈合作确实荣幸。”
杨博士也说：“这部通史系统地反映出新加坡华人的历史，让读者对谁是‘华人’或‘新加坡华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共同拥有的历史背景有更深入的认识。”
蔡史君（71岁）： “昭南时代” 列入通史 是历史学者的责任与使命
蔡史君教授（71岁）应《新加坡华人通史》主编柯木林邀请负责撰写《昭南岛的沧桑——华侨“排斥论”与“利用论”交织下的军政》。她是日本津田塾大学国 际关系学科前教授、厦门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东南亚史与华侨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日军占领新加坡时期的研究尤为深入。她认为将“昭南时代”列入通史是 理所当然的。
蔡教授在电邮访谈中说，1942年到1945年日本对新加坡的侵略与占领，是新加坡史上最黒暗的时期，也是新加坡近现代史的重要 组成部分。战后初期许多学者在撰写新加坡通史时，对这段历史经常止于概述。一方面是因为它和前后的历史缺乏连续性，另一方面是由于研究工具——语言问题。 有的学者即指出日语是其必需的研究条件。昭南时代是个无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对新加坡影响深远的阶段。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入研究、补白，是史学者的责任与 使命。
战后70年后的今天重提昭南时代，蔡教授仍感触良深。“日本占领时期的历史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并不久远，对我可以说是从朦胧而日渐清晰。 记忆中小学时期，在街头摆小香烟摊子的邻居小孩的父亲是“检证”时失踪的；中学时代，一名同学的母亲一直都相信被“检证”的丈夫会平安回家；大学时代某同 学的家人也期望被“检证”的一家之主在打败日本后归来。这些是我认识‘昭南时代’的第一课。”这些记忆与1963年向日本追讨血债的运动等，都是促使蔡教 授留学日本后决定选择“昭南时代”为研究题目的原因。
日不鼓励研究二战史
蔡教授记得，她60年代后半期到东京 大学研究院攻读东南亚史时，日本的大学教授一般都不鼓励学生研究二战历史，她的指导教授就在其著作中坦言自己无法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不少日本研究者和新闻 工作者，迄今仍然将立在美芝路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视为“血债之塔”，把新加坡“居安思危”的想法曲解为“加深仇恨”的“反日言行”，甚至曾 扬言要设法将纪念碑迁到郊外。这令蔡教授感到十分遗憾。
蔡教授说，日本人对其国家侵占新加坡的历史多停留在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陷落时 的举国欢庆、提灯游行的记忆，对于日军占领下的实际情况却一无所知。在她所编的《新马华人抗日史料》一书的新加坡部分译成日文出版后，“华侨检证大屠杀” 的事实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她还记得在199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50周年的纪念仪式上，日本学生在“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前，看到“华侨大检证”死 难者的后人伤心欲绝的情景，都不禁潸然泪下。但是，随着日本国内政治的“总保守化”，越来越多日本年轻人对日本的战争责任意识已日益淡薄，甚至出现了反感 和抗拒的情绪。
在着手撰写论文时，蔡教授首先面对的是“华侨大检证”的梳理工作。“检证”亲历者和死里逃生者的证言所传达的惨状令人不忍卒 睹，但认识到必须越过感性的坎才能进入理性分析。她说：“不论是上世纪80年代在文化部口述历史组负责《日本占领时期的新加坡》口述历史项目，和随后接手 已故许云樵教授编纂《新马华人抗日史料》，以及在电视连续剧《雾锁南洋》担任历史顾问时，我都深深感受到传达‘昭南时代’真相的重要性。”
有鉴于此，80年代后半期，蔡教授到日本津田塾大学任教后，更将传达“昭南时代”真相作为教学内容的重点。最近几年，在中国各大学讲授东南亚历史时，也不忘这段日本南侵史及其带来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