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文化研究》 第五卷第二期 - 柯木林：“华风远被到南溟” --回望峇峇人物
原文：
“华风远被到南溟”
--回望峇峇人物
[新加坡] 柯木林
从邱逢甲说起
旅新期间, 邱逢甲目睹了当时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儒学运动。其 <自题南洋行教图>一诗, 對在南洋講述儒學的情形, 有生动的描述[2]。儒学运动是19世纪80年代新加坡华族史上的大事, 这场运动对峇峇族群的再华化, 意义深远[3]!
何以峇峇族群对儒学运动情有独锺? 峇峇族群的再华化又意味着什么? 百年光景，瞬间而逝！过去的一个世纪，峇峇人物对新加坡社会的发展，又作出那些贡献？百年盘点，让我们重温这段塵封的往事。
首先还得从历史的大背景说起。
何谓“峇峇”
峇峇（Baba），或称土生华人（Straits Chinese）是指15世纪初期定居在满刺加（Meleka马六甲）、满者伯夷 (Majapahit) 、室利佛逝（Srivijaya印尼）和淡马锡（Temasek 新加坡）一带的明朝移民后裔[4]。
峇峇也包括少数在唐宋时期定居此地的唐人，但目前没有资料证明唐宋时期已有华人居住，所以一般上峇峇都是指明朝移民后裔。这些后裔在文化上受当地马来人或其他非华人族群的影响。男性称为峇峇，女性称为娘惹 (Nyonya)。
大部分的峇峇原籍是中国福建或广东两省，小部分是广府和客家籍，很多都与当地人混血。峇峇文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例如他们的传统婚礼是以中国传统仪式为主，服饰（尤其是女装）则是从明朝的汉服演变而来的可巴雅 （Kebaya）。峇峇的语言为峇峇话，这并非单纯的福建话，在使用汉语的同时，依地区不同，参杂使用马来语的比例也随之不同。
峇峇家庭照
有些受华文教育的华人也称那些从小受英式教育的华人为“峇峇”。这个用法有藐视的意思，表示此类华人已经数典忘祖或者不太像华人了。当地的闽南人亦有句成语叫作‘三代成峇’, 这句话没有藐视的成份，只是意味到了第三代华人，由于适应当地社会环境的缘故，其文化难免带有当地色彩。
此外，峇峇亦特指一个自称并被称为“峇峇”的华人族群，也就是今日在马六甲、槟城和新加坡的峇峇。峇峇华人讲马来语，他们也自称为“Peranakan”即马来语中“土生的人”，用“Cina Peranakan”（土生华人），以识别自清末以来从中国来的移民。
这样的分别在当时很明显也很重要，“峇峇”是土生的，而“新客”(Xin Keh)是移民，两者的生活习惯和政治意识不太一样。虽然现在的华人大都是本地出生的，可是“Peranakan”一词已成为“峇峇人”的专用自称。
有学者把“峇峇”限定成“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专指那些在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统称海峡殖民地 Straits Settlements）出生的华人，即父系是华人血统，母系是土著血统。可是，这样定义除了把“峇峇”窄化，也含有政治性目的。因为这个定义说明他们的父亲血统是土生华人，无疑是向英国效忠。
典型的峇峇家庭布置
在英国统治期间，所有文献都把“峇峇”、“土生华人”、“海峡华人”等同，视之为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华裔英国子民”。海峡殖民地是政治性定义，存在于1826年至1946年。海峡殖民地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峇峇”作为一个特殊族群并未随之而
世界上峇峇娘惹的人口约八百万,其中印尼约有六百万,泰国约一百万,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各占五十万。今天，一位华人男子如取一位马来女子为妻，他自己也要信奉回教，取穆斯林名字，他们的子女不称“峇峇娘惹”,而是混血儿了[5]。
新华社会与呷华社会
开埠初期，由于各种建设需要大批和建筑业有关的劳工、技工与木工，吸引了华人拓荒者先后从槟城、马六甲、廖内群岛及中国沿海的福建，广东两省，分四路到来新加坡。19世纪中叶，经过这波移民浪潮，新加坡华人社会基本形成[6]。
这些移民对新加坡来说，都是外来移民。不过，由于马六甲较前于新加坡开发，因此从马六甲来的移民，大部份是商人集团, 他们已经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国际关系。他们有的在伦敦传道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剏设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 读过书，通晓英文，也有机会在洋商的事务所办事,了解洋人脾气, 懂得洋人经商的手法。他们来到新加坡这个新兴都市后，如鱼得水，一个个风云际会，春风得意马蹄捷，产生了资产阶级的一群，成为新华社会的上层阶级 。19世纪初期的新华社会是和马六甲社会分不开的，两地拥有共同的一批华社领袖[7]。
薛佛记 (See Hoot Kee 1793-1847) [8]是这批马六甲漳泉商人集团的领袖, 他也是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薛佛记祖籍福建省漳州府漳浦县 (今福建省漳浦县石榴镇东山村上营) [9], 生死都在马六甲,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峇峇。但他所创导的闽帮文化, 却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以他本人而言, 他字文舟, 在新加坡奋斗十数年后回到马六甲, 之后在马六甲辞世, 终年55岁[10]。垂暮之年不忘回归故里(马六甲), 可见 “落叶归根”的观念, 仍然根深地固地存在着!
薛佛记是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
薛佛记是经营锡矿业的, 他的矿区在宁宜河 (Linggi River) 流域一带[11]。新加坡是他事业发展的另一根据地。他在新加坡拥有七塊土地, 俨然是个大地主[12]。取之社会, 用诸社会。在新加坡发迹后, 薛佛记开始关心旅新漳泉侨民的问题。於是创办恒山亭, 捐建天福宫, 晚年回到马六甲后又致力于青云亭的中兴大计 。富者乐善好施, 成为华族社会的优良传统[13]。
恒山亭位于新加坡的石叻路 (Selat Road, 今Jalan Bukit Merah ), 这座奉祀福德正神 (俗称土地公或大伯公) 的古庙, 在创建时, 其主要职责是办理旅新漳泉乡侨的丧葬祭奠, 管理福建塚山。比较严肃的邦人集会和议事，都在这里举行。薛佛记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把塚山的管理规模化、制度化。在他任大董事期间所制定的《恒山亭重议规约》(1836年), 开日后华族庙宇管理之先河[14]。薛佛记于恒山亭创建之初,赠匾《福弥春秋》,其中 “秋”字,用的却是古体的“秌”, 而且题署时用“漳郡浦邑”，以示不忘本源。道光二十五年 (1845年)，在马六甲青云亭内的《敬修青云亭序》碑中, 其落款亦署 “漳郡浦邑亭主薛文舟谨志”，很有中国文人的气质[15]。
恒山亭内的《福弥春秌》匾立于1828年, 该匾下款刻曰“漳郡浦邑
东山上营社大董事薛佛记敬立”。1992年5月11日此匾在大火中被毁
《恒山亭重议规约》部分条规是以闽南话夹杂巫语、英语写成的, 反映了19世纪的峇峇家庭,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融入不少本地文化元素[16] 。今天, 我们在马六甲峇峇文化博物馆 (The Baba Nyonya Heritage Museum) 内所看到陈列品, 从日常的生活起居到节庆婚丧, 旡一不受中华文化的影响[17]。
1839年, 薛佛记任青云亭第二任亭主，致力于该亭的中兴大计。是年他46岁, 已年逾不惑。较之10年前任恒山亭大董事, 此时薛佛记的领导能力, 更臻成熟。他虽已离开新加坡, 但仍然与新加坡保持密切联系,继续发挥其影响力,为侨民谋福利。1846年，即他辞世的前一年, 恒山亭重辟新塚，仍以其名刻石[18]。垂暮之年, 对坡人事业尤耿耿于怀, 这种天下为公的精神，令人钦佩。
青云亭是英国殖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特殊历史产物。1824年英荷《伦敦条约》(Anglo-Dutch Treaty of 17th March 1824) 签订,次年英国从荷兰人手中接管马六甲，废除甲必丹制度。呷华社会失去数世纪来传统的领袖制度，遂变通以青云亭亭主取代甲必丹的领导地位。亭主属终身职 , 青云亭於是成为呷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第一任亭主梁美吉 ( 祖籍福建省南安县诗山镇凤坡村 ,任期 : 1824-1839) 是薛佛记三妹世娘的丈夫[19]。薛氏家族因此执新华、呷华社会领导层之牛耳,成为新马两地的豪门。
隨着社会的进步,以“慎终追远”为主要目的的恒山亭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1842年底天福宫落成, 取代恒山亭的地位, 成为新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 天福宫位于人口密集的直落亚逸街 (Telok Ayer Street)，介於商业区和住宅区之间，是漳泉侨民聚居的地带。从1850年的 《建立天福宫碑记》看, 薛佛记捐金2400元，仅次于陈笃生的3074.76元, 陈笃生任天福宫大董事, 成为新华社会的领袖人物[20]。
陈笃生（Tan Tock Seng 1807-1850）, 祖籍福建省海澄县 (今福建省龙海市海澄镇仓头村后许社) [21], 马六甲出生,一生事业以在新加坡者为重,辞世后葬新加坡欧南山（Outram Hill）。他从零售商起家, 以炒地皮致富。除了以天福宫为基地服务闽幇侨民外,陈笃生最为家喻户晓的, 是1844年独资7,000元创办陈笃生医院 (Tan Tock Seng Hospital), 不分种族帮派,为人民提供医药服务,惠及整体新加坡社会[22]。
陈笃生医院创办时原为贫民医院 (The Chinese Pauper Hospital)，旧址在珍珠山 (Pearl’s Hill), 由一委员会管理。潮帮领袖人物佘有进 (Seah Eu Chin 1805-1883) 与粤帮领袖人物胡亚基 (Hoo Ah Kay 1816-1880) 均为委员会成员[23], 闽潮粤三帮领袖彼此合作, 共襄义举, 毫旡帮派畛域之分, 殊为难得!
陈笃生逝世后, 哲嗣陈金钟(Tan Kim Ching 1829-1892) 继任天福宫大董事[24], 陈金钟在新加坡十分活跃, 他可说是19世纪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1852年捐3,000元修葺陈笃生医院, 扩建其两翼病室及改进院务, 此举造福人群, 值得一书。
陈武烈亦是同盟会会员，主张革命倒清，为孙中山的挚友与忠诚支持者。1910年，陈武烈于花柏山下的秉德路(Pender Road) 修建豪华别墅金钟大厦 (Golden Bell Mansion)，以纪念其祖父陈金钟。1911年12月15日(星期五)，孙中山回国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途经新加坡, 住宿金钟大厦[27]。
陈武烈领导天福宫结束于1 9 1 6年。此后有关他的资料极少，直到1934年10月17日，我们才从《星洲日报》上看到他逝世的消息。当年报载他于“二年前返国”（即1932年回到中 国），在中国患脑出血症逝世，享年60，遗骸火化后运回新加坡安葬, 逝世时最后职衔为侨务委员会委员[28]。陈武烈的墓地在俗称咖啡山的武吉布朗坟场(Bukit Brown Cemetary)，古墓设计独特，墓的两旁各有六道“金光”，相信是受到国民党党徽设计的影响[29]。
此外，陈武烈于1899年任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 财政 , 他也是该校发起人之一[30]。 1900年发起组织海峡英籍华人公会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同时亦为华人义勇军的队员, 担任陈笃生医院管理委员会委员 ,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31]。1906年6月，他與林文庆医生及殷雪村医生设立振武戒烟善社，反对抽鸦片。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特地向外务部报告此事，同时也知照殖民地总督，以奨励陈武烈对禁烟运动的贡献[32]。
陈武烈是孙中山的挚友与忠诚支持者
从1850年《建立天福宫碑记》到 1906年《重建天福宫碑记》, 陈笃生祖孙三代领导福建帮近60年。在此期间陈氏家族不仅关注本帮侨民福利, 同时亦利用他们的财富, 作出惠及整体新加坡社会的义举。
差不多与《建立天福宫碑记》刻石的同时,新加坡第一间华文学塾祟文阁也在1849年在天福宫的偏殿兴建。这所学塾, 实开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先河, 祟文阁比一般公认的第一所华文学塾萃英书院的成立 (1854年), 还早五年[33]。
祟文阁的创办人就是我们熟悉的陈金声 (Tan Kim Seng 1806-1864), 祖籍福建省永春县桃城镇丰山村,生死都在马六甲[34]。然而, 许多人只知道陈金声曾捐资协助殖民地政府, 解决居民的食水问题[35], 但却很少人知道他其实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创始者。1849年，崇文阁在天福宫侧殿创设, “大董事陈巨川捐金捌佰捌拾元” [36]。陈巨川就是陈金声的别号[37]。
崇文阁是否是新加坡最早的华文学塾，至今尚有爭议。但五年后（1854年）在厦门街成立的萃英书院，则是学界公认的最早华文学塾。陈金声是大董事（碑文镌刻其号陈巨川），捐献 “基地壹所值价银一千七百一十元正” [38],充作建筑用地。作为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开创者，陈金声地位无可取代。
陈金声一生醉心教育，在《陈金声遗嘱》(The Last Will and Testatment of Mr. Tan Kim Seng) [39] 中更清楚地写明萃英书院及新加坡书院（今莱佛士书院）各得他捐款600西班牙元。此外，他亦捐1000西班牙元给陈笃生医院，捐给在马六甲的医院与“大众爷”的华人庙宇或慈善机构500西班牙元[40]。
这种对教育与社会公益热心的优良家风,也影响了他的后世子孙。长子陈明水（Tan Beng Swee, 字宪章，1828-1884）继承父业志，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捐金重修崇文阁；萃英书院也由他扩建。陈明水乃薛佛记女婿[41], 明水之子若锦 ( Tan Jiak Kim, 1859-1917, 陈金声孙 ）更秉承先志，从而宏大之。陈若锦热心社会公益，发起创办爱德华七世医学堂（中央医院的前身）等[42]。提倡文教，替海外迁民奠百年基石，卓识远见，楷笵后人。陈金声家族致力教育事业，历三世而不衰，实在难能可贵。从此注重子女教育, 成为新华社会的又一优良传统。
1877年 : 历史的分水岭
1860年以后，中国政府与海外华人的关系有重大的转变。此前，满清政府禁止华人移居海外，也很少关注海外华人所受的灾难和迫害，让其自生自灭[43]。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态度也很冷淡。例如1840年，奉派前往中国参加鸦片战争的英军抵达新加坡，在岸上扎营，当地华人并未对英军采取敌视[44]。此后，中国政府改变立场，对海外华人采取保护政策，继而在海外华人众多的地区，派使设领[45]。19世纪中英两国在争取海外华人领导权上，随着左秉隆（Tso Ping Long 1850-1924）的到来, 有了新的变化。
新加坡在晚清海外笔记中被誉为“南洋第一埠头” [46]，因其地处要冲，于是成为中国在海外设置领事的第一个地方 [47]。1877年（光绪三年）中国设立驻新领事，同年英国海峡殖民地政府亦设置华民护卫司。两者都以治理华人事务为首要任务，正意味着中英两国都企图争取本地区的华族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海峡殖民地政府因深恐中国在新加坡华族社会扩张其影响力，曾多方拦阻中国在这里设置一个永久性的领事馆。几经周折, 直至1881年，中国满清政府始得派遣一位具有外交专门学识的专员到新加坡，作为海峡殖民地政府，尤其是华民护卫司（Chinese Protector）的对手[48]。
左秉隆领新期间, 除了创办“会贤社”引导受华文教育的知识份子关心中国时事外，他亦倡设“英语雄辩会”（Celestial Reasoning Association）, 让受英文教育的侨生（峇峇），每两周在领事馆集会一次，由他亲任主席，提出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公开讨论，对侨生进行意识形态的争取, 以培养他们的“内向之心”。 有一位峇峇在参加“英语雄辩会”后回到北京，写下了这段感性的文字：
“这是一个美丽的回忆，深印在我脑海里，永不磨灭。我感谢叶秘书给我机会，来参观雄辩会的进行。我看到会员们一个个英姿焕发，唇枪舌剑，把讨论的问题，发挥得淋漓尽致；我永远忘不掉主席左秉隆领事的和蔼的态度，明晰的言词，理智的剖断，真令人叫绝。侨生们获得他的教训，将来的成就，是未可限量的” [50] -- 〈雄辩会印象记〉
左秉隆的文化政策，引起了殖民地政府的关注，为了不让中国领事彻底地控制新华社会，殖民地政府实行了分化新华社会的政策。1887年，英国政府设立女皇奖学金（Queen’s Scholarships）培养亲英分子，便是这种分化政策的具体反应[51]。
林孝胜在〈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分合问题〉一文中， 将新华历史分作三个时期[52]，而1877年中国在新加坡设置领事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尤其是1881年左秉隆上任以后。在新华历史的研究领域里，左秉隆的影响不容忽视。
两条路线 一种选择
1889年2月26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皇雕像由海峡殖民地总督丝丝史密斯爵士（Sir Cecil Clementi Smith）在总督府（Government House）揭幕。负责筹建这座雕像的就是当年侨生社会领袖，太平局绅佘连城 （Seah Liang Seah 1850-1925）。筹建的目的是感激英国殖民地的统治，作为女皇七十寿辰的献礼。雕像底座镌刻着这样的一段文字：
“This statue of Queen Victoria was presen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Singapore in the year of Her Majesty’s Jubilee to be placed in the Government House as a memorial of the loyal affections of Her Majesty’s Chinese subjects and of their gratitude for the benefit of her rule.”
“This statue of Queen Victoria was presen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Singapore in the year of Her Majesty’s Jubilee to be placed in the Government House as a memorial of the loyal affections of Her Majesty’s Chinese subjects and of their gratitude for the benefit of her rule.”
（笔者自译：此维多利亚女皇雕像为新加坡华人社会所奉献，作为女皇陛下寿辰之献礼。侨生社会受惠于女皇陛下的统治，乃献此雕像存放于总督府内，以志不忘，并表忠心）
维多利亚女皇在位是英国的全盛时期，她为英国造就了一个伟大的时代。1819年，维多利亚诞生。是年，也是新加坡开埠之年。1837年，维多利亚女皇登位。52年后的1889年，新加坡作为当年“南洋第一埠头”的商业地位已基本确定[53]。
與此同时，从马六甲来新加坡拓荒的华人，已积累了足够的资本，为日后新加坡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薛佛记、陈笃生、陈金声、佘有进 （佘连城为其次子）等这批在新加坡华族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他们的成功与发迹均得益于殖民政策。
前文述及，英国殖民地政府为了不让中国领事彻底控制新华社会，于1887年设立女皇奖学金,培养亲英分子。女皇奖学金每年选派华族社会中的优秀份子，前往英国深造，为华族社会制造领袖，灌输亲英思想。 殖民地政府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是成功了。1900年海峡英籍华人公会成立，藉以团结受英文教育的海峡侨生。这样一来，新一辈的精英份子，使得新加坡华族社会开始分化[54]。
1900年海峡英籍华人公会成立
这种“离心运动”与左秉隆所倡导的“内向之心”，形成了两股外向的政治支流，加深了新华社会分裂的鸿沟。迄至1941年日本南侵后，这两股外向的政治支流，又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汇合成一股反侵略的历史主流[56] 。二次大战期间, 陈嘉庚 ( Tan Kah Kee 1874-1961 )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的抗日援华运动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新加坡抗日英雄林谋盛烈士(Lim Boo Seng 1909-1944) 仍係受英文教育的富家子弟[57]。
峇峇人物的特征
薛有礼从他的父亲薛荣樾(See Eng Wat 1826-1884, 薛佛记次子) 这代开始 ,薛家就已经和中国接触频繁。薛荣樾经营船务生意, 长期往返新加坡、厦门之间[60]; 他的第三个儿子薛有福 (See Ewe Hock 1862-1884 薛有礼的弟弟) 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又到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之后在福建海军服务，1884年于中法马江之役殉国,年仅23岁[61]。
从薛有礼这种与中国接触的家庭背景看来，反映了早年峇峇对祖国的爱慕之情。急需认同祖国文化及自已寻根的迫切, 成了创办《叻报》的动力。薛有礼別名崇仪 , 足以说明他本人对文化礼仪的重视。早年《叻报》的社论不断地向侨民灌输传统的道德观念，俨然以社会导师的态度出现。但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国内局势的阽危，《叻报》又不得不转移目标，开始引导侨民注意中国动向。自是年以后，《叻报》的说教文章逐渐减少，而有关中国政治问题文章明显激增[62]。这些史实, 显示了早年峇峇的“内向之心” 。
然而20世纪初期，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精英份子如林文庆 ( Lim Boon Keng 1869-1957) 、宋旺相 (Song Ong Siang 1871-1941)、伍连德 ( Goh Lean Tuck or Wu Lien- Teh 1879-1960) 等，成了当年侨生社会备受敬仰的风云人物，同时也是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如禁烟、剪辫、筹组义勇军等）的中坚倡导者。
早年的峇峇因兼有东西两种文化背景，必然有其不同于同时代人之视野和远见。他们了解到: 英帝国殖民地的盛衰，会直接影响旣得的利益。因此仍致力于政治和社会活动，关心社会安宁和稳定。
以陈金钟而论, 他能操流利的巫语、泰语, 因而使他在商业界外的其他领域中, 有出色的表现。1864年受委为五位华人陪审员之一；1871年被封太平局绅 (Justice of Peace)。此外，亦代表日本、泰国、俄国三国担任驻新加坡领事，并被泰王赐封 “佛耶”（Phya Anukul Siam-Kitch Upanich Sit Siam Rath, 意即侯爵）的荣衔。1888年,日本也授予 “勳三等旭日章”(3rd Class Decoration of the Order of the Rising Sun), 这在新加坡历史上可说是空前的 [63]！
和平时期，陈金钟积极参与立法议会、市政委员会的事务，协助殖民政府对本岛的治理及策划, 维持地方法律与秩序 ; 又时常举行盛大的宴会, 广邀各族领袖、政府官员，聚集一堂，互相交换意见, 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动乱期间他成了和事佬, 调解华族间的纠纷[64]。
但另一方面,与其他侨民一样, 陈金钟也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后盾,以提高海外华人的地位。1887年11月, 当北洋水师四艘巡洋舰回国，途经新加坡时, 陈金钟以新华社会领袖的身份,设宴款待来访的北洋舰队将领,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了这番话:
“我大清自开基以来二百余年，尊尚王道，乃日久而弱，故数十年来海疆多事。但有文事必有武备，惟今作始，必先治内而后外患不入，非一朝一夕可以为之夫!中国能自振兴，共享太平，自是朝廷之福，而我辈亦可共乐尧天。兹遇诸君皆抱異才，际遇风云，可作公侯千城之选，将来精忠报国，共勋昇平，敬望诸君有以尽欢于今夕也…”[65]。
陈金钟这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反映了早年峇峇的政治倾向。这种心态, 与20世纪初期林文庆出任厦门大学校長, 同时把中国古代经典《离骚》译为英文, 反映了早年的峇峇政治倾向与文化认同双重性格的特点[66]!
然而，历史就是这么吊诡，陈金钟讲这番话的24年后，他的孙子陈武烈竟然是孙中山的忠诚支持者。我们可以说, 陈金钟基本上是“亲清”，但其孙子陈武烈是“反清”的。祖孙三代截然不同的政治思想，与甲午战败有着不可割舍的关係[67]。
《叻报》是新加坡乃至全东南亚最早的华文日报。创办人薛有礼是一位受英文教育的峇峇
然而，随着时光流逝，峇峇有了“质”的变化，除了继续维持其固有的图腾，即跨族群文化的特色外，也热中于寻根，追溯文化源头。今天本土化的峇峇，政治上已没有认同危机，其效忠对象是在籍国。
结语
由于英国殖民统治，当年大多数土生华人接受英文教育，懂得三种语言，能够同时接触中国人、马来人和英国人。也因为他们懂得三种语言，在英政府统治期间有大部分土生华人从事国家行政和公务员职位。
在长期和英国人交往中，许多土生华人信仰基督教。渐渐地土生华人也就成为了海峡殖民地有影响力的一个群体，被称为“King's Chinese ” （皇家华人）,同时效忠英女皇。由于他们“土生土长”的身份又受到英政府的重用，生活基本上已经属于富裕，故把后期到来的华人和华工区分为新客。
早年的峇峇可说是文化上失落 ，政治上有认同危机的一群。他们尴尬的处境，是英国殖民统治者一手造成的。1877年以后，英国为了与中国争取海外华人领导权，必须制造一批亲英份子。
正好就有这样的一批人，貌是华人却崇拜英国文化，身著汉服却效忠英国女皇。他们也甘心为殖民地政府服务，只要稍加鼓励，就会死心塌地效劳。故而在殖民统治时期，峇峇人物叱咤风云，成为新华社会上层人物。
初稿2013年8月19日
2017 年10月4日完稿
原载《华人文化研究》学报（第五卷第二期）
台北：南洋文化学会编印，2017年12 月出版
[1] 参阅1900年3月27日 《叻报》之〈南武山人邱逢甲稿〉，诗曰：“万里飞腾志未乖，海山苍莽遣吟怀；他年岛国传流寓，诗屋人寻豆腐街”。诗中注云： “君所寓曰豆腐街” 。豆腐街是横贯桥南路（South Bridge Road）及新桥路（New Bridge Road）之间的古径，在早期是一条繁华的街道,今已不复存在。
海气青，华风远被到南溟。万人围坐齐倾耳，椰子林中说圣经”； 还有一首是这样的 : “二千五
百余年后，浮海居然道可行。独倚斗南楼上望，春风回处紫澜生”（ 诗注:斗南楼，门人王生所
居，予为署额）。-- 参阅邱逢甲,《嶺云海日樓詩钞》(安徽 :人民出版社，1984年), 页 173。
中文系,2005年2月)，页 63-78。
才是薛佛记正确的英文名写法, 与宋旺相的英文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页25）记录的Si Hoo
Keh不同。--参阅柯木林,<探索与解密：新华先贤的第一份遗嘱>,载《早报星期天》，2017年9
月17日。
东山上营社大董事薛佛记敬立”。此匾在1992年5月11日大火中被毁。匾额图片见《新加坡华文碑
铭集录》，前引书，页拾。
[10]《东山薛氏家谱》, 页 10。又根据《皇清显考谥维邦薛府君一位神主》牌内藏一纸条记录薛佛记的生卒年月：“父讳佛记行 享年五十有五岁 生于乾隆癸丑年九月廿四日亥时 卒于道光丁未年九月十八日丑时 葬在勿女西山穴口 癸向丁兼丑未用 缝针丙子丙午分金 牛字七度 柳字 四度”。按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九月廿四日亥时为1793年10月28日;道光廿七年丁未八月十八日丑时，即公元1847年9月26日。--参阅《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部，1982年)，页425-426。
[12] 从现存新加坡地政局 (Land Authority of Singapore) 契据及恒山亭碑文资料看, 薛佛记至迟在1826年或更早一点就已来到新加坡。1826年和1827年土地登记的七块土地如下： (一) 契据第七号，1826.4.12地主 Si Hoot Keh, 签名：薛佛记，盖章：锦兴龙卍，知见：曾青山、杨金水；(二) 契据第二七号，1827.1.25 地主 Si Hoot Keh, 签名：薛佛记，盖章：锦兴龙卍； (三) 契据第二九号，1827.1.25 地主 Chek Kay, 签名：薛佛记 Agent to Cheh Kay；(四) 契据第三一号，1827.1.25 地主 Chek Kay, 签名：薛佛记 Agent to Cheh Kay；(五) 契据第三六号，1827.1.25 地主 Chin Seng, 签名：薛佛记，盖章：锦兴龙卍；(六) 契据第七四号，1827.1.25 登记姓名：Ku Song Lim, Agent to 佛记；(七) 契据第七五号，1827.1.25 登记姓名：Li Chat, Executive to佛记。以上资料录自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载《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前引书，页7。
一个领袖，不但要有钱而且要会出钱。本群的公益善举，总以他为缘首。1828年，薛佛记以“缘
首”身份，捐巨资与闽人共创恒山亭，为闽人最高领导机构。
意义所在。《恒山亭重议规约》为日后华族庙宇管理的楷模,这是新华社会第一个庙宇管理条规，
写得很具体，有些规定到今天还有用。比如， “制定拜祭时间”、 “早晚照顾巡查”、 “不许亭内
和尚设卖鸦片烟” 等。-- 参阅柯木林，〈从碑文资料看恒山亭〉, 载柯木林著,《石叻史记》(新加坡:
青年书局出版, 2007年8月), 页 217。
Jalan Tun Tan Cheng Lock, Melaka, Malaysia。
名田娘,次名和娘, 三名世娘(邱氏出,适泉州南安县梁美吉官), 四名文娘, 五名瑞娘” ;又参阅青
云亭《梁美吉碑》(道光戊申年,1848年)， 载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前引书,页250。
http://www.crescent.edu.sg/ipw/2000/sec1/13g10-ttkhospital/Website/history.htm 及《新华历史人
物列传》,前引书，页 104 & 150。
由：为本会委员陈武烈在沪逝世，请转请国民政府予以褒恤，以慰英灵而励来兹，由：本会委员
陈武烈于本年十月三日在沪逝世，据报前来，不胜哀悼！查陈故委员早年参加革命，功在党国，
晚近赞襄侨务，倚昇方殷，乃天不假年，遽尔溘逝，本会念其卓著勋劳，堪资表率，爰特取具陈
故委员生平事略。呈请钧院转请，国民政府予以褒恤，以慰英灵而励来兹！是否有当？敬祈，鉴
核！谨呈 行政院院长汪（附呈陈故委员生平事略一份）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 中华民国二十
三年十月廿二日。此前，1934年10月17日（中华民国廿三年十月十七日）的《星洲日报》就有这
样的一则报道：“侨务委员会委员 陈武烈遗骸已火化 骨灰将运回星洲安葬，华侨老同盟会会员
陈武烈，在国内患脑出血病逝，其遗骸行将火化，然后运骨灰回星安葬，陈君已年六十，对革命
事业臂助甚力，乃老同盟会员之一，对孙总理之革命工作，给予金钱之助力不少，现任侨务委员
会委员。陈君于二年前返国，未返国前在暹罗居处十年之久云”。又：1934年10月17日（中华民
国廿三年十月十七日），在陈武烈辞世后，张永福在呈给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信函中，简述了陈武
烈的生平事迹：“陈故委员武烈生平事略-陈故委员武烈福建海澄县人，民国纪元前加入同盟会。
当时本党在南洋正值初创之 秋，侨界对本党印象未深，加盟者寥若晨星，而一般腐旧智识份子，
大都沉醉于满清功名利禄之下，对本党绝少表同情者，独陈故委员能于帝制魔力笼罩之环境中，
毅然加入本党，努力宣传。使当时迷醉虚荣之智识界，思想为之改变，旅南洋侨众，闻风加入本
党者，接踵而至。总理赴暹罗创立同盟会时，陈故委员为之介绍于暹罗诸王室，因其历世与暹王
有旧谊，且受有暹王勋爵，故总理至暹，备受彼邦人士及侨众热烈欢迎与尊崇；丙午间汪精卫同
志，在北京谋炸清摄政王，事泄被逮，陈故委员奔走营救，不遗余力；辛亥武昌起义，张永福以
筹款援助革命军事，商之于陈故委员得慨允借福建会馆为组织保安捐会之用，并得其乐任董事之
职，因之闽籍华侨，闻义解囊者甚多，不期月而捐款达至五十余万元；其后总理道经星洲，陈故
委员以住宅让作总理行辕，及总理夫人赴星洲时，亦受其热诚招待。此为陈故委员在海外赞助革
命最显著之事实也。光复后，总理任大总统时，曾授陈故委员以旌状表扬其勋绩；最近归国任侨
务委员会委员，对于海外侨胞，关怀尤切，举凡侨民利弊及兴革事宜，甚多贡献，倚界方殷，乃
不幸天不假年。遂于本年十月三日疾终沪次！以上为陈故委员生平劳绩。谨略述如上。 侨务委
员会常务委员张永福谨述（十月十七日）”这封信函是1934年10月24日交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
树人，由他转呈行政院长。
员会特意拨款1000元资助，可谓生前功德，福庇后人。兹将有关文件录下以资参考：“查褒恤陈
故委员武烈一案：前经 钧院提请 中央常会决议：交抚恤委员会从优议恤，并经该会审议决定，
“一、函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二、事迹交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三、给一等一次恤金壹千元”各
在案。兹据陈故委员之女陈吉蒂(注：Kitty Tan, 即陈宝月(Tan Poh Guat 1922-1961),陈武烈
三女,时年12岁) 函称： “先严武烈公逝世，辱荷长者暨各委员笃念故旧，以其生前致区革命，
著有勋劳，为之呈请抚恤，深感厚谊，先严遗下子女数人，家兄姊辈大都学业成就，粗足自给，
惟散处四方，鲜通闻问，凡此情形，计邀钧鉴，吉蒂只身在沪，孑然无依，近承梁宇皋、王福泰
两公保证，得入上海徐家汇崇德女学肄业，惟学费与衣食之资，毫无来源，日夕彷徨，罔知所措，
此闻抚恤委员会议决，给恤金一千元，敢乞俯念吉蒂无依之苦，为之将该项恤金领出，寄交崇德
女学校长收存，以作吉蒂求学期间费用，则将来所学有成，不至流离失所，感激鸿施，靡有涯涘。”
等情；据此，查该陈吉蒂所称各节，尚属实情，可否将该项恤金，交给上海崇德女学校长指定为
其求党费用之处？理合据情转呈，敬祈 核示祗遵！ 谨呈 行政院院长汪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
人”。批复回函曰：“准贵院第2684号公函：为据侨务委员会呈请褒恤陈故委员武烈等情，查
中央业有议恤之决议，函请併案核办等由过会。 查已故陈武烈同志褒恤案，前经中央常会议交
本会议恤，当经本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一、函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二、事迹交党史史料编纂
委员会，三、给一等一次恤金壹千元，并报告中央常会在案。准函前由，相应查案函达，即希查
照转知为荷！此致 行政院 中央抚恤委员会”
欽永认为崇文阁非学校。 见庄欽永,《新呷华人史史料考释》(新加坡：青年书局，2009年），
页201-222。本文採用陈育崧的说法。
[34] 陈金声生于1806年11月18日,1864年3月14日逝世。其位于马六甲Jalan Tan Tai Pringgit墓地的石碑上, 至今仍然清晰地刻着 “ (丰山) 同治三年岁甲子桐月榖旦 皇清显考特授呷政諡尊荣陈府先生佳城 孝男明岩 明水 明惠 明月 女玉喜娘 玉合娘 孙若淮 若楠 若琛 若锦 若銓 若銮仝立石”
为市民解决水供问题。今日屹立于伊丽莎白女皇道（今为海滨公园）上的陈金声喷泉，就是纪念
他的。
[37] 《丰山陈氏族谱》， 页 1593。
[41] 庄欽永,〈《谢仓蔡氏家谱》考略〉，载庄欽永著，《新呷华人史新考》(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年），页 48。又：马六甲薛氏宗祠内有《陈明水贺联》，曰：“恭贺 薛府文舟翁大岳父安座之庆 业剏兰邦，堂杒相承绵世泽；基开海国，箕裘克绍振家声 愚女婿陈明水顿首拜赠□□”，参阅《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前引书,页427。
巴达维亚城（Batavia 今雅加达）大规模屠杀华侨，因城西有一条河名红溪(Kali Angke)，是肇事
地点之一，故称。红溪惨案爆发后，荷方因为害怕当时正值乾隆盛世的清朝采取行动，曾遣使赴
中国谢罪，不料乾隆皇帝竟以“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答复，遗
弃了远在千里海外的爪哇华人。乾隆的回应，代表了当时中央政府的海外侨民政策。
年新加坡华人已达15万，并且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为有效地管理侨民及处理中外交涉
事务，清政府于1877年在新加坡设立了海外的第一个领事馆。
月31日最后一期《叻报》(列号14781) 的版首右上角有这样一则告白 : “本报创办于前清光绪七
年十月十二日,编辑及发行所在新加坡哥劳实得力十一号及十三号,电话七一六四号。总理薛梦熊,
督印人兼编辑主任梁显凡…”,查光绪七年十月十二日即公元1881年12月3日。此日期与王慷鼎
考证所得的1881年12月10日相差7天 (参阅王慷鼎“叻报创刊日期正式确定”，《星洲日报》，
24-5-1982)。笔者再根据《叻报》于1911年12月11日刊载的〈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一文来
看 , 《叻报》的创办日期应是1881年12月10日 (星期六) 无误。
至今 (新华社会政治回归运动时期) --参阅柯木林、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
坡：南洋学会，1986），页61-75。
[55]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Reprint), pp. 320-321。
[58] Chen Mong Hock,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p 24-53。
[60] 1854年，薛荣越、茂元（茂源）、坤元（坤源）、德元（德源）等几兄弟合资创办“锦兴船务行”，开辟新加坡与厦门之间的航线，并在厦门设“锦兴分行”，由薛荣越负责业务。又参阅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前引书，页 213。
（1862年）壬戌十二月十五日亥时。自八岁习中华书。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在江苏上海县
应出洋肄业总局考试，蒙列优等，赏给官学生衔取录,侯派出洋。于七月隨同之批委员邝其照驰
往美国。九月抵美，奉派在士布令非炉地方学习语言文字。光绪元年(1874年) 调赴厚诺地方实
学院肄业。三年七月升赴该处中书院。六年四月考进波时顿大书院学习工艺。七年（1881年）四
月考起第三班,即奉调回华。八月抵沪，九月选派到福州船政衙门,蒙总理船政大臣黎,考验赏给军
功七品顶戴。十月派入后学堂, 学习水师驾驶、天文算学、战阵等技。八年六月考列优等。十一
月派赴扬武轮船学习帆索枪礟, 涉历风涛。至十年(1884年)七月初三日傍午,为法人寇福垣马江，
考见危授命，尽忠殉难，没于王事，仅廿三岁而已”。
[68] 早年南来新加坡的峇峇，大都是拥有一定经济势力的漳泉人士。他们多数来自马六甲，通晓英语及马来语，同时又对中华文化钦慕，因此在这块土地上，春风得意，对早期新加坡华族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没。他们在新加坡开创了许多的“第一”：
· 成立第一个 “慎终追远”的组织恒山亭
· 设立第一所华文学塾崇文阁
· 创办第一家华文日报《叻报》
· 捐献第一家自来水供应设备
· 第一次以英语推广中华文化
这些史实，已黯然于历史的尘封故纸堆中，应该加以发掘表扬，还其原貌。-- 参阅柯木林,<主编的话>,载《世界福建名人录. 新加坡篇》,前引书,页 8。
· 成立第一个 “慎终追远”的组织恒山亭
· 设立第一所华文学塾崇文阁
· 创办第一家华文日报《叻报》
· 捐献第一家自来水供应设备
· 第一次以英语推广中华文化
这些史实，已黯然于历史的尘封故纸堆中，应该加以发掘表扬，还其原貌。-- 参阅柯木林,<主编的话>,载《世界福建名人录. 新加坡篇》,前引书,页 8。
[69] 林文庆是女皇奖学金得主，他与宋旺相、伍连德合称“海峡三杰”。在他与宋旺相主编的《海峡华人杂志》（季刊，出版时间自1897年4月至1907年12月，因财政问题停刊）中曾说过： “让我们不要忘记 , 我们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后代 。如果我们忘记了，那我们就一定没有希望 ！我们的祖先，在基督教之前两千年，已是一个文明教化的民族, 他们充满智慧的语言, 现在正在我们耳朵里响着…… ” – -参阅News and Notes, "We Are A Peculiar Peopl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6（1902）, p. 167, 原文为: “ Let us never forget that we are the descendants of a great people. If we do, then surely there will be no hope for us. Our ancestors were a civilized people two thousand years before Christ. Their words of wisdom are today ringing in our ears….”.
· “华人若不爱护华人的文化，英人不会承认他是英人，巫人也不会承认他是巫人。结果，他将成为无祖籍的人。世界上只有猪牛鸡鸭这些畜生禽兽是无所谓祖籍的。所以，华人不爱护华人文化，便是畜生禽兽”
· “失掉自己文化熏陶的华人，绝对不会变得更文明。一个人的母语，就像一个人的影子，不能够和他本身分离”
陈祯禄逝世后，他的墓碑上刻着“民国四十九/庚子年十月二十五日仙逝”。当时距离英国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迁台已经10年之久，加上马来西亚已于1957年独立，马来西亚华人
普遍上为了避免其他种族质疑效忠程度已采用西元纪年。陈氏家族采用民国纪年为正朔，也证实
峇峇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具有中华意识。-- 参阅网上资料 https://zh.m.wikipedia.org/zh-sg/峇峇娘惹
《联合早报》- 李志强：峇峇身份错乱之根源 (2020-03-05)
https://www.zaobao.com.sg/zopinions/talk/story20200305-1034409
早年部分海外华人穿华族服饰，保留传统习俗，却以马来语为母语，不认同中国为祖国，他们就是学者或外人眼中的峇峇（Baba）。马六甲学者陈志明引经据典，指早期马六甲华人的母亲有许多是马来人。早期峇峇族群对此有不同解读，历史上也有不同诠释，这里就探讨峇峇身份错乱之根源。
俄根（J. D. Vaughan）在1879年出版的书本《海峡殖民地华人的风俗与习惯》中这么定义峇峇：“在海峡出生的华人叫Baba，以区别那些来自中国的华人。Baba一词，起初由孟加拉土著用来称呼欧洲人的孩童。此词也可能由槟城的印度犯人用在华族孩童身上，后来才通行起来。在道格拉斯闽南语字典里，Baba一词被解释成为来自海峡殖民地的混血华人；在海峡殖民地，此词则用在出生于这些地方的华人，不论他是混血或者纯粹。”
混血儿之说却引起峇峇群体的不满，署名“峇峇”的读者反驳俄根的论点，说峇峇最初是指中国出生的华人，后引申为海峡出生以区别来自中国出生的华人。峇峇在殖民地是对华人的尊称，指他们是混血儿有贬低或羞辱之意。他建议俄根参考麦思都的字典而非道格拉斯。
俄根著作引用两部字典的解释，麦思都并没有指峇峇为混血儿，他同意上述“峇峇”的说法。欧洲学者传统上称呼华人为峇峇，他认同华人（Chinaman）就是峇峇，无论在海峡或中国出生，如果书籍再度出版，他愿意做出修正。
俄根查阅马斯登（Marsden）字典，Baba一词从梵文转化而来，在印度有权贵尤其是欧洲人之子的意思。这无法平息峇峇族群的愤怒，当时学校课本有一童谣：“峇峇，黑绵羊，你身上有没有绵毛？有的，主人，我有满满的九袋。”童谣貌似主仆之间的对话，这再度引起峇峇的不满，提笔抨击指童谣中的峇峇必然是欧洲人。
俄根和“峇峇”的对答，刊登在1879年3月1日至8日英文报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这是族群最早对字义的诠释，并获得俄根认同，具有意义。可以肯定，这群峇峇绝非学者笔下的峇峇，我这里称之为唐人峇峇。俄根著作后来没有再版，林文庆和宋旺相等人的解说就出现偏差；后来学者更忽略早期峇峇对自己族群的诠释。
追溯历史，陈笃生和陈金声等马六甲系华人都称为峇峇，但他们更活跃于华人社团。陈笃生、龚光传、薛佛记等人创办天福宫，碑记说道：“圣母神像，我‘唐人’所共建也。”陈金声等人创办的崇文阁碑记则曰：“新加坡为西洋之名胜，蛮徼之咽喉，商贾贸易，行旅往来，我‘中国民’多生长于斯者哉。”
陈金声1850年连同多名马六甲系华人向总督请愿，这份以中文书写和签名的请愿人是以“唐民”自居。坟山人物研究也有峇峇认同自己为华人的现象。这些峇峇绝非俗称Orang Cina Bukan Cina，即不懂中文的华人。峇峇在早期是对本土华人的尊称，而马来化华人和唐人峇峇各有不同的身份和文化认同。
19世纪末，马来化华人创办马来报，将中国小说译为马来文，甚至以马来语和音乐演出中国戏曲。新式文化崛起后，峇峇泛指马来化华人，这一词就开始错乱了。海峡华人英籍公会和土生华人公会原本是本土华人组织，为了团结本土人来抗衡以陈六使为首的外来人，公会于1966年开放给非华裔，并改名为土生公会。1980年，公会转为峇峇文化推动者，这就造成往后的错乱。
我不是峇峇或专家，纯粹以早期华人历史的角度探索这段尘封轶事，提出个人看法让大家参考。
《联合早报》- 李志强：峇峇身份错乱之根源 (2020-03-05)
https://www.zaobao.com.sg/zopinions/talk/story20200305-1034409
早年部分海外华人穿华族服饰，保留传统习俗，却以马来语为母语，不认同中国为祖国，他们就是学者或外人眼中的峇峇（Baba）。马六甲学者陈志明引经据典，指早期马六甲华人的母亲有许多是马来人。早期峇峇族群对此有不同解读，历史上也有不同诠释，这里就探讨峇峇身份错乱之根源。
俄根（J. D. Vaughan）在1879年出版的书本《海峡殖民地华人的风俗与习惯》中这么定义峇峇：“在海峡出生的华人叫Baba，以区别那些来自中国的华人。Baba一词，起初由孟加拉土著用来称呼欧洲人的孩童。此词也可能由槟城的印度犯人用在华族孩童身上，后来才通行起来。在道格拉斯闽南语字典里，Baba一词被解释成为来自海峡殖民地的混血华人；在海峡殖民地，此词则用在出生于这些地方的华人，不论他是混血或者纯粹。”
混血儿之说却引起峇峇群体的不满，署名“峇峇”的读者反驳俄根的论点，说峇峇最初是指中国出生的华人，后引申为海峡出生以区别来自中国出生的华人。峇峇在殖民地是对华人的尊称，指他们是混血儿有贬低或羞辱之意。他建议俄根参考麦思都的字典而非道格拉斯。
俄根著作引用两部字典的解释，麦思都并没有指峇峇为混血儿，他同意上述“峇峇”的说法。欧洲学者传统上称呼华人为峇峇，他认同华人（Chinaman）就是峇峇，无论在海峡或中国出生，如果书籍再度出版，他愿意做出修正。
俄根查阅马斯登（Marsden）字典，Baba一词从梵文转化而来，在印度有权贵尤其是欧洲人之子的意思。这无法平息峇峇族群的愤怒，当时学校课本有一童谣：“峇峇，黑绵羊，你身上有没有绵毛？有的，主人，我有满满的九袋。”童谣貌似主仆之间的对话，这再度引起峇峇的不满，提笔抨击指童谣中的峇峇必然是欧洲人。
俄根和“峇峇”的对答，刊登在1879年3月1日至8日英文报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这是族群最早对字义的诠释，并获得俄根认同，具有意义。可以肯定，这群峇峇绝非学者笔下的峇峇，我这里称之为唐人峇峇。俄根著作后来没有再版，林文庆和宋旺相等人的解说就出现偏差；后来学者更忽略早期峇峇对自己族群的诠释。
追溯历史，陈笃生和陈金声等马六甲系华人都称为峇峇，但他们更活跃于华人社团。陈笃生、龚光传、薛佛记等人创办天福宫，碑记说道：“圣母神像，我‘唐人’所共建也。”陈金声等人创办的崇文阁碑记则曰：“新加坡为西洋之名胜，蛮徼之咽喉，商贾贸易，行旅往来，我‘中国民’多生长于斯者哉。”
陈金声1850年连同多名马六甲系华人向总督请愿，这份以中文书写和签名的请愿人是以“唐民”自居。坟山人物研究也有峇峇认同自己为华人的现象。这些峇峇绝非俗称Orang Cina Bukan Cina，即不懂中文的华人。峇峇在早期是对本土华人的尊称，而马来化华人和唐人峇峇各有不同的身份和文化认同。
19世纪末，马来化华人创办马来报，将中国小说译为马来文，甚至以马来语和音乐演出中国戏曲。新式文化崛起后，峇峇泛指马来化华人，这一词就开始错乱了。海峡华人英籍公会和土生华人公会原本是本土华人组织，为了团结本土人来抗衡以陈六使为首的外来人，公会于1966年开放给非华裔，并改名为土生公会。1980年，公会转为峇峇文化推动者，这就造成往后的错乱。
我不是峇峇或专家，纯粹以早期华人历史的角度探索这段尘封轶事，提出个人看法让大家参考。
《联合早报》- 土生华人名称如何演变 (2020-09-28)
从峇峇、海峡华人到土生华人，峇峇一词的使用过于泛滥，造成混淆。文史研究者林志强将在本周五的早报悦读@NLB线上讲座，重点讲述不同年代这些名称的含义，并探讨发展过程如何出现偏差。
Peranakan一词19世纪已在本地出现，但土生华人（Peranakan Chinese）的称呼却迟至1920年才开始使用，说明这个社群和文化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
早报悦读@NLB又将于本星 期五（10月2日）线上开讲，这 回由文史研究者林志强主讲“土 生华人之本质与演变”。林志强也有“坟山研究员”之称，由于对武吉布朗华人坟场背后隐藏 的历史与人文故事着迷，他在过 去十多年里，致力于梳理与新加 坡人物和风土历史有关的档案资料和田野调查，前后历经10年研 究完成文史书《尘封轶事：从武 吉布朗追溯新华两百年》。
林志强在本次讲座中将聚焦土生华人，先从峇峇说起，从渊源、争议、文化多元性和文化复兴等几方面，探索土生华人这个社群和文化的形成，以及他们在不同阶段的演变。
说到研究土生华人的原因，林志强说，他早期对峇峇的认识就如媒体宣传：“脑后留着辫子，讲马来话的华人。”自从2015年参观了土生文化馆的展览，才知道“土生华人就是海峡华人，男的称为峇峇（Baba），女的就是娘惹（Nyonya）这个说法。”
林志强说：“当时我感到很怪异，尤其是一些笼统的形容词套在中国出生的‘峇峇’身上，显得格格不入。因小刀会的缘故，阅读许多清朝和英国政府对海峡华人的争议，这个词汇具有清晰的诠释，感觉宣传出现偏差。因此以海峡华人为起点，从身份和文化认同的角度出发，对不同名称进一步研究。”
峇峇一词源自何方？
无可否认的是，一些人对 “峇峇”这词仍有误解，或是认 识不清，依林志强看来，“峇峇一词相信来自阿拉伯或波斯地区，经印度传入马六甲和印尼、阿拉伯民间文学广为流传的《一千零一夜》，里头收录了阿里巴巴的故事，峇峇相信是随着这故事流传到印度，形成印度人对具有某些特征人物的称呼。他们称在印度出生的英国男孩，还有一位在印度定居的麦加朝圣者为峇峇，来到南洋又称华人为峇峇，我想印度人的观念比原来字面的意思更为重要。本地对峇峇的研究也忽略了这个社群早期的自我诠释，当所有元素重新拼凑，峇峇给人的感觉就是寄居外地受到尊敬人士的尊称。”
“土生华人”取代“海峡华人”
“土生华人”取代“海峡华人”其实是历经历史过程。
林志强说：“英国人将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组成海峡殖民地后，海峡华人一词就开始出现，到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独立后则步入历史。土生华人的出现是要取代峇峇，两者之间都是用来区别本土和外来人，当峇峇文化成型后，这支具有特殊结合性文化的本土人和其他本土人有显著的差异，当时一些阿拉伯和印度人已经使用本土人（Peranakan）来区别新移民，华人也跟随这股潮流以土生华人来区别新移民，背后真正的原因，其实也是想和峇峇之间有个区别。但人算不如天算，三个名词后来竟然发展成为一体。”
同样是“峇峇”，但槟城峇峇、马六甲峇峇和新加坡峇峇还是有所不同的。林志强说：“槟城峇峇的语言是以闽南语为主体，参杂少量马来词汇，当时有太多新鲜事物无法用中文来表达，因此只好借用外来语。槟城峇峇都懂得中文，保留清代习俗，和早期抵达新加坡的马六甲峇峇很相似，马六甲这支具有更多的南明气息。青云亭也出现峇峇这个词，马六甲有些峇峇自认是华人，百年多前的峇峇也以唐人、唐民或唐商自居，槟城和这支马六甲峇峇可以说是唐人峇峇。比较复杂的是，后来马六甲出现一支高度马来化的峇峇，他们吸收更多的马来元素，目前许多人眼中的马六甲峇峇是指这一支。”
新加坡历来是个开放型移民社会，吸引众多中国和南洋各地华人前来定居。林志强说：“19世纪末的新移民数量多出近十倍，一些峇峇汉化和新移民形成华人社会。由于英语在新加坡是强势的语言，这使到更多人融入英国文化，甚至出现以‘白人’自居的华人。尽管峇峇在新加坡出现变化，新峇峇文化如小说和 戏剧的成型或推动，新加坡都扮 演重要角色。”
翡翠山曾是土生华人聚落？
都说翡翠山（Emerald Hill）曾经是本地土生华人的聚落，林志强却说：“翡翠山最初只有几家类似林文庆故居，占地多达两英亩或8万平方英尺的山庄别墅。20世纪初期出现大量新移民涌入，这些山庄拆除后建造面积较小的洋房，紧紧相连具有南洋风格的排屋建筑。最初落户翡翠山的是潮州人，还有福建和土生华人，目前所知大约近四成的住宅和土生华人有关。”
然而人口是流动性的，在林志强看来，这并不表示土生华 人同时出现在翡翠山。他说：“不同人对土生华人有不同定 义。翡翠山在某个时段确实出现 比较‘多’的土生华人，这个 ‘多’是很主观的，一条街有30 户土生华人家庭，这对一个小社 群来说的确很多。后来旅游局将 翡翠山宣传为土生华人聚集地， 但过度宣传却让人误以为翡翠山 住的全是土生华人，甚至将南洋建筑风格视为土生华人文化，造 成紊乱的现象。翡翠山也有不少 华人、新移民和其他族群，著名 画家司徒乔的画室就在这里。”
林志强说：“从峇峇、海峡华人到土生华人错综复杂，峇峇一词的使用过于泛滥造成混淆。本次讲座将着重于重现不同年代这些名称的含义，探讨发展过程如何出现偏差。”
讲题：土生华人之本质与演变
日期：10月2日（星期五）
时间：晚上7点
主讲：文史工作者林志强
节目将通过《联合早报》面簿首播。请上面簿搜索“联合早报”页面并点击关注，在节目开播时段上网观看。
《联合早报》- 追溯历史轨迹 走进峇峇文化 (2020-09-28)
书名：《狮城散记》之《峇峇社会》
作者：鲁白野
出版：周星衢基金
鲁白野所著的《狮城散记》，原版出版于1953年，近年来重新引起新马历史与文学界关注。本书于2019年，由周星衢基金重新编辑、注释，以“新编注本”重新出版。
所谓“散记”，为散文形式的一种，特点在于作者就所见所闻，随心所欲地写作。鲁白野灵活运用“散记”的形式，以56篇短文记录狮城早期的文史资料，内容涉及本地社会的方方面面，形散而神凝，带领读者走近那个悠长邈远的时代。
其中收录的《峇峇社会》，以生动趣味的笔触，全面论述南洋“峇峇”一词的由来，以及峇峇社会的产生。
不能以教育源流给“峇峇”下定义
鲁白野在文中以19世纪两位峇峇名人蔡忠良与陈金声为例，通过他们的风采，说明了峇峇社会虽有存在“男权至上”的缺点，但他们依然秉持着自强不息，力争上游的价值观。
鲁白野也提醒读者，不能贸然按照所受的教育的源流来定义“峇峇”。在鲁白野看来，他本身也是峇峇。他引用林文庆博士于1950年的发言：“我们虽然是英籍华人，我们同样感到光荣的，就是我们也属于最古老文化的中华民族……”，并用这句话点出峇峇思想的精髓所在。
书名：《马来散记》之《峇峇的文学》
作者：鲁白野
出版：周星衢基金
《马来散记》同样由鲁白野所著，原版出版于1954年，并在2019年由周星衢基金重新编辑、注释，以“新编注本”重新出版。本书与《狮城散记》被公认为“以文学的语言书写的史地书”。
本书以华文书写，却跨越族群与文化，书写殖民者与本土各民族的共同记忆，新马历史与殖民政治，自然地理与人文。
从马华文学与南洋文化的角度看，得年只有38岁的鲁白野无疑是一代宗师。他祖籍广东梅县，出生于马来亚霹雳州首府怡保，五年级时怡保犯洪，从此四处流浪，漂泊到印尼，1947年乘船途经新加坡上岸探亲，从此长居于此。除了华文写作的诗文之外，他是马来文专家，曾在《马来论坛报》任职，并在《星洲日报》主编《国语（马来文）周刊》。
将四大古典小说译成峇峇文
在本书收录的《峇峇的文学》一篇中，鲁白野指出，峇峇吸收了马来语、华族闽南语、荷兰文、英文、淡米尔语，形成自己的语言。峇峇求知欲很强，李白、杜甫、王维和辜鸿铭的诗，中国四大古典小说，都有人译成峇峇马来文，而且出现竞争者，译文互相比拼。
除了内容方面富有参考价值外，作者也善用诗意的笔法，尽显文字灵动鲜活的魅力，让本是充满智趣的文史篇章增添感性的审美体验。
书名：《峇峇文化之旅》
编写：林玉钻
出版：亚太图书有限公司
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社会，但是实际上，我们对其他种族的文化又有多少了解？《缤纷文化之旅》系列丛书包括“中华文化之旅”“峇峇文化之旅”“马来文化之旅”“印度文化之旅”“欧亚裔文化之旅”，帮助小朋友更了解身旁其他种族的同学、朋友。
“峇峇”指的是土生华人，“峇峇”文化对许多新加坡人，是既熟悉又陌生。一提起“峇峇”或“娘惹”，一般人首先想到的大概是令人垂涎三尺的娘惹粽、糕饼，以及典雅大方的可峇雅服装与精致美观的珠绣鞋。但是，了解这些习俗、手工艺背后的意义的人却不多。
本书介绍了峇峇文化的起源、生活习惯、习俗节日、手工艺术，以及娘惹的烹调诀窍，希望能让读者对峇峇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
想知道“Kam siah”是什么？书里还附有峇峇日常用语翻译，让你学习峇峇话。峇峇话是由闽南话和马来话混合而成，算是马来方言。由于语词混用，各种元音、辅音的差别变化，因此形成峇峇话的特别腔调。
书里也包括“日常礼仪指南”，让读者了解峇峇在生辰、婚礼与丧礼时的特别礼俗。还有娘惹美食食谱，让你学习制作参峇峇拉煎（sambal belachan）等佐料，烹煮出娘惹食品。
《联合早报》- 早报悦读@NLB线上直播 林志强 峇峇一词的多种叙述 (2020-10-05)
早报悦读@NLB于上周五（10月2日）举行线上讲座，主讲者为文史研究者林志强。他在本次讲座中以《土生华人之本质与演变》为题，细说土生华人社群和文化所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
林志强首先为峇峇溯源，认为峇峇是18世纪末形成的社群和文化。而英国人在1786年和1795年统治槟城和马六甲后，最初的30年是以马来语跟华人沟通，后来培养了通晓英文的华人，成为新移民和殖民地政府的桥梁。
另一方面，殖民地也出现一群不懂中文的华人，他们跟英国人打工，以“白人”也就是Orang Putih自居。不管是否懂得中文，马六甲华人因通晓马来语和英语能够和英国人直接通商，他们比中国新移民更具优势，成为崛起的新贵。
峇峇及土生华人研究 不同时间有不同诠释
林志强指出，在土生华人研究中，历来存有不少疑点。曾经于1832年到新加坡的航海家尔耳，在《东方之海》一书里提及马六甲华人比中国新移民优越，但书中提到“他们多数都是马来母亲所生”，强调早期没有中国女性移民，男性移民只能娶马来妇女为妻，也就是峇峇形成的原因，这个说法在土生华人研究中广为引用。林志强说，尔耳的说法有疑点，当时马六甲华人的母亲都是华人，唯一不确定的是，她们是否混血儿。
林志强也说，直到1850年，峇峇的人数非常少，陈笃生和陈金声是少数被称为峇峇的马六甲华人。
但1850年发生了一件事：当时本地发现中国移民有麻风病，总督下令禁止有疮伤的中国人上岸。这时陈金声发动请愿，要求总督撤销禁令，这份请愿书以中文书写和签名，除了佘有进之外都是马六甲华人，他们都以唐民自居。在陈笃生和陈金声眼中，所谓的峇峇只是华人，也即唐人峇峇。
何谓峇峇也曾经发生一场争议。俄根于1879年出版的《海峡殖民地华人的风俗与习惯》一书引用两部字典来解释峇峇，在道格拉斯的字典里，峇峇是指海峡殖民地的混血华人，而在麦思都的字典里，则说所谓峇峇是不论他是混血或者纯种。
俄根的著作引起读者的不满，署名峇峇的读者在报章指出：“峇峇最早是指中国出生华人，后引申为海峡出生。峇峇在殖民地是对华人的尊称，指他们是混血儿有贬低或羞辱之意。”俄根后来做出回复，同意这名读者的说法，并说如果书籍再版，他愿意作出纠正。但本书并没有再版，错误也没有纠正，峇峇后来也变成是专指马来化华人或混血儿的名词。
从土生华人公会到土生公会
林志强指出，早期的峇峇文化只有婚嫁、丧仪和祭祖等民俗，除了语言之外，和清代移民没有太大的分别。峇峇最大的特色是峇峇文学，他们借用教会罗马字中的罗马化马来语和闽南语组成峇峇文字，再用峇峇文字翻译中国民间小说、出版报章和翻译戏曲剧本。值得关注的是，峇峇创办马来报的宗旨是协助不懂英文的华人吸收西方知识。
林志强也提及，海峡华人英籍公会和土生华人公会原本是本土华人组织，但公会于1966年开放给非华裔，并改名为土生公会。1980年，土生公会联合爱山公会推动峇峇文化，海峡华人、土生华人和Peranakan（土生者）等名称更出现混乱。
当时土生华人专家Felix Chia指出，峇峇是指土生华人，但土生华人未必就是峇峇，他认为峇峇必须有马来血缘。Felix Chia的观念非常清晰：土生华人或海峡华人是峇峇文化的推动者，他们未必是峇峇。
林志强认为，2015年举行的土生华人展览，将笼统概念套在一些身份鲜明的人物身上不太对劲。这个展览除了出现中国出生的“土生华人”，另外如陈笃生和陈金声都认为自己是“唐民”，林义顺这些潮州“土生华人”也不可能讲掺杂闽南话的峇峇马来语。林义顺一直活跃于华社，他的儿子林忠邦也在华社，真正脱离华社的是他的后代。
林文庆一生致力于提倡峇峇学习中文，因此和峇峇发生剧烈冲突，他的一生从未认同自己是峇峇，但后人的身份和文化认同的改变，他最后也成为土生华人或峇峇。
土生华人宣传出现颠覆性改变
林志强说，近十年来，有关土生华人的宣传出现颠覆性改变，认为土生华人就是海峡华人，男的是峇峇，女的为娘惹，土生华人是华人移民和土族妇女的后代。这和1984年Felix Chia所说“峇峇是土生华人，但土生华人未必是峇峇”的论点有很大不同。
林志强举例说，颜永成在马六甲出生，是土生华人，但颜永成父母来自中国，因此“早期没有中国女性移民的观念”是严重错误。颜永成在中国有妻子，他的儿子在中国也有后人，土生华人的姻亲网络是后代形成，不是祖先。
翡翠山常宣传为土生华人的聚集地，但林志强说，其实那里的土生华人只有三四成，那里的建筑，其大门外的矮门，以往被视为土生华人建筑的特色，但这种观念在近十年已改变。
翡翠山的建筑或瓷砖已认定为南洋建筑的风格，是经济蓬勃的时候在本地各处大量兴建的，包括新世界附近的老房屋，建造者是阿拉伯人奥玛。
名称含义的改变和历史脱节
林志强说，峇峇最初指的是包含中国华人的一小群人，后来引申为本土出生华人，19世纪末专指马来化华人，这是三个不同社群，名称含义的改变导致历史脱节。
海峡华人英籍公会改名为新加坡土生华人公会和土生公会，再后来推广峇峇文化，这使到三个名称同等化。Peranakan一词重新诠释为马来妇女之子，这使峇峇和其他混血儿形成另一体系，使到土生华人历史进一步脱节。
林志强说，峇峇、海峡华人或土生华人是区别本土华人和新移民的名称，虽然不同年代有不同解释，但绝对不是混血儿的专有名称。
近十年来，有关土生华人的宣传出现颠覆性改变，认为土生华人就是海峡华人，男的是峇峇，女的为娘惹，土生华人是华人移民和土族妇女的后代。
《联合早报》- 解读土生华人基因组鉴定 (2021-09-14)
《联合早报》- 番妇手中线 岛夷腰间缦 南洋纺织文明轨迹与新加坡开埠前后土布贸易 (2022-01-20)
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history-heritage/story20220120-1234768
东南亚各地、各民族流传至今的纺织技艺，令人叹为观止。这些纺织技艺犹如活化石般，叙述东南亚各民族的文明进程。
常言道：衣食住行。足见在日常生活当中，衣着排在第一。人类从远古时以树叶、兽皮遮身，到织布着衣，有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新加坡地处中西交通要道，今天当我们看到东南亚各民族传统服饰，是否能联想到其历史渊源？华人南来过程中，又究竟将多少中华元素融入异乡的衣冠文化之中？
南洋纺织文明的历史痕迹
混合配搭穿着西服的画面在马来半岛司空见惯。
古代物质文化中的服饰与纺织品极难遗存，尤其是南洋地区的气候与环境，更不利于有机物质的流传。与东南亚的情况不同，如中国湖南马王堆西汉古墓里，出土的纺织品文物就曾震惊考古界。然而这并非说，要窥视或探讨南洋地区纺织与服饰历史，就无迹可寻。
泰国境内东北部的班清（Ban Chiang）及其他地区的古代遗址中，曾发掘土3000年前的纺轮（Spindle whorl），包括在青铜器上发现纺织物残迹。这为我们追溯东南亚历纺织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除了地底，地面上的古迹如暹粒的吴哥窟、日惹的婆罗浮屠等处所发现的各类雕塑上，纺织与冠服的痕迹无处不见。中世纪欧洲列强东来前，中外海上交通文献里，也有一些相关记载，叙述古代东南亚各民族服饰及纺织技术。最重要的，是东南亚各地、各民族流传至今的纺织技艺，更令人叹为观止。这些纺织技艺犹如活化石般，叙述东南亚各民族的文明进程。
比郑和早千年的南宣使节
早在三国时代时，中国便与东南亚地区有较为密切的来往。孙吴时，大将军吕岱（161-256）曾派遣康泰及朱应两位官员“南宣国化”，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友好关系。赤乌六年（243），两人南来历经数十国（或地区），并且各立传记。例如朱应著有《扶南异物志》、康泰著有《扶南传》等著作。
可惜这几部关于东南亚的珍贵古史文献，并没有完整地流传至今，只能从其他文献中辑录残存部分。其中康泰对于东南亚的扶南（越南南部、柬埔寨及泰国大部分地区）、诸薄（爪哇地区）等国百姓的衣着冠带做了珍贵记录。康泰记述扶南国百姓原来赤裸，不着衣物，因其劝说后，国王才命令百姓“男子着横幅，今干缦也。大家乃截锦为之，贫者乃用布”。诸薄则“国有稻田，女子作白叠华布”。华与花通，华布即花布。
较后的六朝《梁书》载林邑国（越南中部）土产吉贝树（木棉树）。其花犹如鹅毛，可用作纺织，并染为五色斑布。此外马来半岛北部尚有一重要古国称“狼牙修”，同书记载“其俗男女皆袒而披发，以吉贝为干缦”（以木棉织布）。可见其服饰也与中印半岛扶南等国相类。康泰与朱应到访东南亚的时间，比郑和足足早了1000多年。
古印度化的影响
20世纪中叶，新加坡的一户侨生大家庭衣着服饰。
古代东南亚与印度交通时，深受其宗教与文化影响。东南亚文明史上，经历过一个重要的印度化时期。无论是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及爪哇岛各地，皆不同程度受印度文明的洗礼。印度最早与东南亚贸易主要是寻求黄金，然而随着贸易而来的，是精神与物质文明的传播，尤其是佛教文化。至于物质文明，东南亚各族的穿着与服饰亦深受其影响。
前述文献中有个非常重要的东南亚民族服饰名称——“干缦”。唐代时，前往印度取经的高僧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里，将“干缦”译称为“敢曼”，并曰：南海中有十余国，及狮子州，并着二敢缦矣。既无腰带，亦不裁缝，直是阔布二寻（寻：即伸开两臂的长度，合古代八尺。），绕腰下抹。意思是包括“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在内的“南海”诸国（东南亚各国），百姓穿着皆以“干缦”二件为服饰。“缦”字原指素色的布帛，实际上无论是“干缦”或“敢曼”二字，很可能是结合印度梵文Kemben而成的。今天爪哇妇女的服饰中尚存Kemben一词。
周达观笔下的吴哥冠服
中世纪时，中南半岛最耀眼的一个古国是“真腊”，即众所周知的吴哥王朝。这个建立于公元9世纪的古帝国，辉煌时领土几乎涵盖今天中南半岛大部分地区，是东南亚历史上最强盛的国家。15世纪因受泰族入侵，才逐渐没落。元朝使节周达观曾于1296年到访过真腊，回国后著有《真腊风土记》，书中对当时吴哥王朝的风土民情做了细致的记述。
周达观是温州人，浙江杭州纺织业发达，素有“丝绸之府”的美称。或许因此他对纺织与衣冠较为好奇，对真腊王族及百姓的衣冠，特立题目作如斯记载：自国主以下，男女只以布围腰，出入则加大布一条，缠于小布之上。布甚有等级，国主所打之布，有值金三四两者，极其华丽精美。其国中虽自织布，暹罗（今泰国）及占城（越南中部，前身即林邑国）皆有来者；往往以来自西洋者为上，以精巧而细样。至于其纺织技术则曰：土人皆不事蚕桑，妇人亦不晓针线，缝补之事，仅能织木棉布而已……近年暹人却以蚕桑为业……暹人却以自织皂绫衣着，暹妇却能缝补。土人打布破损，皆倩其补之。文献还带出，精于纺织与缝纫的原来包括暹罗妇女。周达观对吴哥王朝的认识，比法国人发现吴哥窟早了500年。
爪哇峇迪布的前世今生
莱佛士《爪哇史》插图：身着峇迪纱笼的女舞者。
论及东南亚各地的纺织历史，著名的爪哇蜡染印花布，堪称是马来群岛纺织文化的佼佼者。爪哇蜡染印花布即今天我们熟悉的“峇迪”布（Batik）。爪哇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中国历代文献亦不乏其记载。要追溯爪哇的纺织技术以及印花布历史，中国文献有朔源的功能。不同时期的文献，对爪哇地区的称呼亦有所不同。六朝时称“诸薄国”，唐代时称“诃陵国”，两宋时称“阇婆国”。六朝时《梁书》 里记载诸薄国“国有稻田，女子作白叠华布”。所谓“华布”，即花布。今日爪哇尚以生产稻米及印染花布著称。梁朝距今1500年，足见爪哇地区生产花布历史之悠久。
南宋通判周去非在其《岭外代答》里，记载阇婆国时这么说道：阇婆国，又名莆加龙，在海东南……人民剃头留短发，好以花样缦布缴身。同时期赵汝适《诸蕃志》里还记载，中国舶商曾携带一种称为“五色缬绢”（应该是一种染色的丝绸料子）的布匹到阇婆国去贸易。中国古代将印染花布称为“染缬”，蜡染则称为“蜡缬”。中国印染花布的历史可追溯到战国时代。
至于爪哇一名，元朝时才出现。汪大渊在其《岛夷志略》中记述爪哇生产有“极细坚耐色印布”，同书还记载有一地区叫“八节那间” ，并称此地“花印布不退色”。实际上莆加龙或八节那间，即今天中爪哇北岸北加浪岸（Pekalongan）的地名音译。历史上北加浪岸是峇迪布的生产重镇，从中国文献记载可知，南宋时，北加浪岸的花布“花样缦布”已经是远近驰名了。
19世纪初，莱佛士在巨著《爪哇史》里对爪哇地区的纺织，峇迪布的生产与染色技术，有极为细腻的描绘。有趣的是，莱佛士强调纺织一件纱笼布料，需费三绞半（绞，英语称hank，是丈量纱线的单位）的粗纱。布料如单纯染色的话，其价格不超过四西班牙银元，要是峇迪印染的话，就至少要六西班牙元了。说明峇迪布在19世纪初是一种极为奢华的布料。
朝夕不同的纱笼印花图案
富有华人元素的峇迪布。
峇迪布料可以被缝制成不同的衣物。马来群岛男女的衣着亦有所不同，除了我们熟知的围裙“纱笼”（Sarong）外，尚有一些其他的服饰，例如胸巾（Kemben）、头巾（Kepala）等，皆是马来族群日常最基本的衣物。在榴梿丰收的季节里，马来半岛早年有句俗语曰：durian jatuh, sarong jatuh（榴梿落，纱笼脱），意思是说，榴梿季节来临时，人们为了满足吃榴梿的食欲，不惜将身上的纱笼先拿去卖钱，然后换榴梿来享用。华人移民东南亚，为了融入当地社会，语言及服饰逐渐在地化。19世纪以来，海峡华人身着纱笼的画面司空见惯。
华人移民爪哇甚早，投入纺织业的历史或与移民同步。我们从18世纪的爪哇华人文献《公案薄》中，就能看到一些相关的记述。当时华人把印制峇迪布称为“印猫泽”。《爪哇史》中还记载，当时所见爪哇蜡染布的花式种类多达100多种。且峇迪布的制作过程，普通图案的印染一般需费时十天左右，如果是复杂而又精美的花样，加上多重色彩，则需要半个月以上的制作工序。值得一提的是，马来群岛妇女喜爱穿着的“纱笼”，曾流行一种称为“pagi sore”的花式（即马来语“朝夕”或“早午”之意）。实际上是，在同一块布料上，印染两组颜色及样式不同的图案，以便在穿着时可以早午以不同的花样图案展示于人。
新加坡衣着布料贸易记载
那新加坡呢？元代《岛夷志略》对于龙牙门（古新加坡）的居民穿着与服饰这么记载：酋长戴冠披服受贺，今亦递相传授。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系青布捎。所谓短布衫，应该是指上半身的衣服，系青布捎的“捎”字，是围缦之意。另外，汪大渊也记录在新加坡的贸易商品种类还包括 “青缎” 与 “花布” 。
《岛夷志略》对各地布料贸易记的载，让我们对古新加坡的衣着服饰样子，有遐想的空间。文献中字里行间的“花布”，应该是指印染花布，而且这些印染花布被泛称或简称为“花布”“花印布”“小印花布”“土印花布”“色印布”等不同名词（这与同书内记述中国青花瓷器时，称其为“青白花瓷”有异曲同工之妙）。同书在记录爪哇生产的布料时，更以“阇婆布”及“八节那间布”来强调其特殊的地域性。可惜纺织品不像瓷器，东南亚考古发掘出土布料的可能性微乎极微。然而，南宋时的“花样缦布”及元代时的“印花布”之语，让我们知道，爪哇地区的印染花布（峇迪布）自12世纪以来，已经是海上贸易颇为重要的商品。
新加坡开埠初期马来群岛土布转口贸易
本地娘惹服饰。
西方列强东来后，自然非常留意东南亚各地民族的穿着文化及纺织技术，并留下非常丰富的记录。新加坡开埠后，以其自由港的优势，迅速崛起成为区域贸易中心。港面除了满是欧洲横帆及中国帆船，东印度群岛各地的小船，更是纷纷运来当地的土产，于此进行贸易，其中包括各种不同的纺织品。据1830年的《新加坡纪事报》披露，当年新加坡的纺织商品进口量巨大，进口地包括英国、印度、中国及东南亚各地。进口总值达100多万西班牙银元，贸易额仅次于各种土产、粮食及鸦片等商品。
以武吉士商舶为例，大量的武吉士商舶聚集于梧槽河口，他们带来“武吉士纱笼”（Bugis Sarong）在此出售。武吉士人原居于苏拉威西（旧称西里伯，Celebes），后来散居于爪哇、廖内及马来半岛各地。其妇女善于纺织方格或条纹的布料，且质地优良。作为日常衣料，武吉士纱笼受马来群岛各地市场欢迎。最先与马来群岛商船进行贸易的是华商，这些华商实际上是英国或欧洲洋行的中介商，他们收购各地土产后，再转手于洋行，然后洋行再转出口。
1876年末的西报曾刊登一封武吉士商人的信函，文字中透露当时有几千艘武吉士小船，运载大量的纱笼前来贸易，价格因此下跌。脱售纱笼后，武吉士人回航前还补充购买一些纺织线料，以供应当地的作坊。问题是武吉士人与华商，或其他商人在贸易过程中常有些纠纷，甚至受欺骗。因此希望海峡政府能保护武吉士商人的权益，要不然武吉士商舶将转向荷属其他商港去贸易。这间接透露了武吉士纱笼曾是本地极受欢迎的商品。
英工业革命及纺织品输出
英国东印度公司长期以来从中国及印度获取生丝和棉花，为英国纺织业提供原料。工业革命的成功，对远东的影响是革命性的。机械化使到生产过量，刺激了英国对外寻求殖民地并贸易，尤其是对华贸易的渴望。我们从19世纪英国（包括其殖民地印度）在新加坡的纺织品转口贸易额度，就能感受到无论是价格或生产力，以手工制作的纺织品无法与机械生产竞争。
不同文明与文化的碰撞，总是能绽放异彩。列强东来后，欧洲服饰也影响东南亚各地人民的穿着习惯。然而不单是东南亚，就连中华大地的冠服也随大门的敞开，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不只是因为鸦片贸易问题，英国渴望广州以北的港口对其开放通商，实际上也是对纺织品贸易市场的需求。作为英国对华贸易的跳板，新加坡承载着东西方纺织文明与贸易的历史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