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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定识人间有此人 ——新中关系两贵人 (2018-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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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悠百年过去，今天当我们谈到新中关系时，不要忘了促成这外交关系的两位贵人:

　　郭嵩焘与曾纪泽。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与独具慧眼，新中关系可能改写

　　1990年10月，新中才有正式外交关系。但从历史上看，新中关系绝非仅有这短短的27年。从清朝在新加坡设立第一个海外领事馆算起（1877年），至今也有140年了。

　　悠悠百年过去，今天当我们谈到新中关系时，不要忘了促成这外交关系的两位贵人：郭嵩焘与曾纪泽。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与独具慧眼，新中关系可能改写。本文拟讲述这两位晚清鼎鼎大名外交家的轶事，谈谈他们与新加坡的关系。

郭嵩焘推荐首任临时领事胡亚基

　　郭嵩焘是促成中国驻新加坡领事的主要推手。根据他所著的《使西纪程》，他是在1876年12月13日（星期三）下午抵达新加坡的，抵步时正遇雨。英国总督哲威里“遣兵官以二马车来迎”。

　　在新加坡，郭嵩焘见到了粤籍殷商胡亚基。他也走访了胡亚基的住宅南生花园，对园内的“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及所陈设”，留下深刻印象。郭嵩焘亦至总督署，并参观了驻扎在这里的英军兵营与炮台，有大千里镜（望远镜）一具，“以便瞭望”。

　　第二天的访问（二十九日），天还是不作美，“雨雷”。殖民地总督“又遣马车来迎”，还安排毕麒麟当翻译陪同游历。毕麒麟就是日后当上英国派驻新加坡的首任华民护卫司，汉学家，在中国设领前是翻译人员。

　　当时毕麒麟陪他参观巡洋至新的福建船政厂之“扬武”兵船，会见兵船提督蔡国祥、蔡国喜两兄弟，“船兵皆升桅声炮”。又到洪家花园参观。“洪家花园，闽广人公地也。花木成林，有水一溪，极清幽之至”。洪家花园的具体地点何处？是否就是今天的植物园，待考！

　　郭嵩焘观察到当时“新加坡约二十万人，西洋人二千，番人及印度人盈万，余皆闽广人也，而粤人较多”。胡亚基向他报告说：“广属人已至七万之多”。殖民地总督“所管凡三处”，即新槟呷三地（海峡殖民地），总督府设在新加坡。在英国保护下，英国有两艘兵船驻守这里。

　　郭嵩焘在新加坡只待了三天两夜就离去。第二年，1877年8月9日（星期四），郭嵩焘奏保胡亚基为清朝驻新临时领事。郭嵩焘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上奏88年后的1965年，也是在8月9日（星期一）这一天，新加坡独立了。

　　郭嵩焘是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在历史上，他被誉为晚清杰出外交家，但在传统功名的仕途上，并不如意。

　　在19世纪搞洋务、办外交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千百年来，中国一直认为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番邦要派“贡使”来朝拜，绝无中国派使“驻外”之理。郭嵩焘在驻英大使任内，还不断地被他的副手检举投诉，向清政府打“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指责他“勾通洋人”、 “向英国人妥协”等等。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终年73岁。但他坚信历史不会忘记他！临终前写下这样的诗句：“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郭嵩焘墓位于湖南省汨罗市沙溪镇划江村。文革期间曾遭破坏。2011年1月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制定维护方案，予以整治管理，也算是还他一个公道。

曾纪泽推荐首任专业外交官左秉隆

　　胡亚基可说是名符其实的临时领事，任期不长，仅仅三年的时间。倒是继任的左秉隆，任期长，共13年。左秉隆的到来，在新华历史上开展一片蓝天，奠定日后新华社会的基础。有关左秉隆领新惠政，笔者有多篇文章述及，这里不再重复。

　　1881年3月25日，曾纪泽正式“奏请将都事左秉隆补新加坡领事”。曾纪泽时任清廷驻英法大臣，他是中国近代史名人，湘军统帅曾国藩的长子，左秉隆为其伦敦使馆英文翻译，曾纪泽十分赏识他。

　　当年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新中关系其实就是伦敦与北京的外交博弈。英国是不希望中国在此设置驻新领事，以分享其对华族社会的控制。曾纪泽推荐左秉隆，意味着他在外交谈判上的胜利。

　　曾纪泽比郭嵩焘小21岁 ,但比郭嵩焘早逝，终年51岁，可谓天忌英才。初到欧洲，曾纪泽以诗明志。诗曰：“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余言，始信昆仑别有山”。他从国外的角度反观中国，最早提出“中国先睡后醒论”。

　　曾纪泽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中俄《伊犁条约》改签（1881年），从沙俄手中收回伊犁地区两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与英国议定《洋药税厘并征条约》（1884年），为清政府每年增加烟税白银200多万两；帮办海军事务，向英国订购军舰，筹建北洋海军，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英雄式的外交大臣，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曾纪泽对新加坡并不陌生，他到过新加坡两次。第一次在光绪四年；第二次在光绪十二年。光绪四年戊寅十一月十二日，公元1878年12月5日（星期四）上午曾纪泽首次抵新。

　　曾纪泽这次是前往伦敦任英法大臣，途经新加坡。在新加坡，他接见了刚上任的驻新领事胡亚基及副领事苏溎清。在他的《曾惠敏公手写日记》中提到一个人“子兴”，这就是日后在新华历史上占有一席之位的驻新领事左秉隆。

　　曾纪泽也参观了南生花园，可惜大雨，只能从室内往外观景。曾纪泽在南生花园待颇长的一段时间，在午后才去总督府，至法领事，之后游市肆。可见他一到新加坡，行程安排十分紧凑。

　　旅新期间，新加坡气温介于华氏82度至84度（摄氏28-29度）。可能因雨天又逢岁末，气候凉快些。曾纪泽与胡亚基的谈话，内容涉及中国领事官在新筹募经费之事。胡亚基讲广东话，曾纪泽不谙粤语，两人“因以英语相问答焉”。他也记述在津沪时，遇闽广人谈及胡亚基，“常有贬词”，“大约出于忌妒者之口，未足凭信”。这些文字，十分精彩，颇可一读。

　　曾纪泽的英文程度如何？这是十分有趣的问题。曾纪泽对自己的英语水平，非常自负。但时人对他的英语水平曾大加讥评。

　　然而，我们对曾纪泽不能太苛求。曾纪泽是在非常困难情况下学习外语，靠的完全是毅力。他没有教师，只能记字母拼写，却不知道如何发音，学的是哑巴英语。虽然英语说得不好，但敢于开口。30多岁才开始学习英文而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已经是很不错了。

　　曾纪泽于1878年12月7日离开新加坡，结束了为期三天的访问。八年后，1886年11月4日（星期四）他第二次到访。此时胡亚基已在六年前辞世了，而他推荐的左秉隆，自1881年上任以来，已任驻新领事五年。曾纪泽这次抵新，又遇到下雨。访新期间，在日记常“与子兴久谈”，看来他与旧部属左秉隆关系不错。

　　这次曾纪泽在新加坡也只停留三天。期间刚好是慈禧太后“万寿圣节”（十月初十日）及其父曾国藩“七十六岁冥诞”（十月十一日）。曾纪泽非常重视慈禧寿诞，“率僚属向阙行礼”。1886年11月6日离新，左秉隆等送行，此后再也没回来过。

　　2010年6月，湖南省长沙市文物考察人员在田野勘测时，无意间发现曾纪泽墓。墓在长沙市望城县雷锋镇牌楼坝村桃子湾，此墓早在1958年当地修水库时，毁坏严重及遭盗墓，许多文物经已遗失。目前，曾纪泽墓已在相关部门的保护下重新修建，并申请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重要的历史人文景点。

　　从1877年设立海外第一个领事馆，至1911年清朝灭亡的35年中，晚清共派出12位驻新领事。清朝驻新加坡领事是在殖民地时期；独立后的新加坡共和国与中国建立的，是大使级的外交关系。新中交往，真的是渊远流长！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定识人间有此人”
-- 新中关係两贵人
柯木林

　　报载,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经接受新加坡总理的邀请，预计于明年的亚细亚峰会，对新加坡进行正式访问, 具体日期未定。这将是李克强出任总理后首次访问新加坡。
　　新加坡是亚细亚国家中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1990年10月，新中才有正式外交关系。但从历史上看，新中关系绝非仅有这短短的27年。我们姑且不论三国时代的《吴时外国传》，或元朝的《岛夷志略》中有关新加坡的记载，这毕竟太遥远，单从清朝在新加坡设立第一个海外领事馆算起（1877年），至今也有140年了。
　　悠悠百年过去，今天当我们谈到新中关系时，不要忘了促成这外交关系的两位贵人：郭嵩焘（1818-1891）与曾纪泽(1839-1890)。他们两人，一个推荐胡亚基（1816－1880）；一个推荐左秉隆（1850-1924）。胡亚基是中国驻新加坡首任临时领事；左秉隆则是从北京直接派驻新加坡的首任专业外交官。
　　如果没有郭嵩焘与曾纪泽的努力与独具慧眼，新中关系可能改写。本文拟讲述这两位晚清鼎鼎大名外交家的轶事，谈谈他们与新加坡的关系。

郭嵩焘推荐胡亚基
　　郭嵩焘是促成中国驻新加坡领事的主要推手。根据他所著的《使西纪程》，他是在光绪二年丙子十月二十八日，公元1876年12月13日（星期三）下午抵达新加坡的，抵步时正遇雨。“雨。午初，行七百二十里至新加坡，在赤道北一度二十分”。英国总督哲威里“遣兵官以二马车来迎”。
　　在新加坡，郭嵩焘见到了粤藉殷商胡亚基（原文为胡璇泽），“黄浦人胡璇泽来见……遂以交之”。他也走访了胡亚基的住宅南生花园, 对园内的“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及所陈设”, 留下深刻印象。郭嵩焘亦“至总督署，见哲威里与其夫人并其二女”。大约在下午四点钟，参观了驻扎在这里的英军兵营与炮台。“兵有礮兵、有步队。步队习洋枪以辅礮兵”。郭嵩焘注意到在“将台前墙最高处别为一屋”，有大千里镜（望远镜）一具，“以便瞭望”。
　　第二天的访问（二十九日），天还是不作美，“雨雷”。殖民地总督“又遣马车来迎”，还安排必麒麟当翻译陪同游历。必麒麟就是日后当上英国派驻新加坡的首任华民护卫司，汉学家，在中国设领前是翻译人员。当时必麒麟陪他参观巡洋至新的福建船政厂之“扬武 ”兵船，会见兵船提督蔡国祥、蔡国喜两兄弟，“船兵皆升桅声炮”。又到洪家花园参观。“洪家花园，闽广人公地也。花木成林，有水一溪，极清幽之至 ”。
　　郭嵩焘对洪家花园的一草一木，有详细的描绘。记得中学时的华文课本《中华文选》，就收录了郭嵩焘的这篇〈新加坡洪家花园记〉。洪家花园的具体地点何处？是否就是今天的植物园，待考！
　　郭嵩焘观察到当时“新加坡约二十万人，西洋人二千，番人及印度人盈万，余皆闽广人也，而粤人较多”。胡亚基向他报告说：“广属人已至七万之多”。殖民地总督“所管凡三处，西为麻剌甲(马六甲)，再西为槟榔屿，则海中之一岛也。麻剌甲之西，与槟榔屿隔海相望为威诺斯里，并归其所辖属”。在英国保护下，英国有两艘兵船驻守这里。“所管凡三处”指的就是叻屿呷三地，即海峡殖民地, 总督府设在新加坡。
　　郭嵩焘在新加坡只待了三天两夜就离去. “三十日，新加坡西北行二百一十里过麻剌甲，即西行出印度海”。
　　离开新加坡的第二年，光绪三年七月初一日，公元1877年8月9日（星期四），郭嵩焘奏保胡亚基为清朝驻新临时领事：“……道出新加坡，见广东人道员胡璇泽为其地人民所推服。数年前，广属人民与各属互斗，亦经胡璇泽解散。英国官商皆信之！臣以新加坡领事，非胡璇泽无可充承者……”。
　　郭嵩焘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当年作为“英国属地新加坡”的荒岛，就在他上奏88年后的1965年，也是在8月9日（星期一）这一天，独立了。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祖籍湖南湘阴。他是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在历史上，他被誉为晚清杰出外交家，但在传统功名的仕途上，并不如意。
　　在19世纪搞洋务、办外交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千百年来，中国一直认为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番邦要派“贡使”来朝拜，绝无中国派使“驻外”之理。郭嵩焘在驻英大使任内，还不断地被他的副手检举投诉，向清政府打“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指责他“勾通洋人”、 “向英国人妥协”等等。
　　这位第一任大清驻英法公使，由于受到当朝守旧派的攻讦，在一片辱骂声中，在任不到两年就黯然退出政治舞台，称病回籍 (1879年)。此前赴英途中，郭嵩焘将沿途见闻记入日记《使西纪程》，盛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张中国应研究、学习。该书寄至总理衙门（清朝外交部）后，遭到顽固派的攻击、漫骂，直到去世，仍未能公开发行。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终年73岁。辞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他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清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但他坚信历史不会忘记他！临终前写下这样的诗句：“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郭嵩焘的悲剧当然有他个人的原因，书生意气，不知通权达变，不谙官场潛规矩，在错综复杂的种种矛盾之中，左支右绌，搞得心力交瘁。郭嵩焘的不幸，也正是那个时代的不幸！
　　郭嵩焘墓位于湖南省汨罗市沙溪镇划江村。文革期间曾遭破坏。2011年1月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制定维护方案，予以整治管理，也算是还他一个公道。

曾纪泽推荐左秉隆
　　胡亚基可说是名符其实的临时领事，任期不长，仅仅三年的时间。因为任期短，很难看出政绩。倒是继任的左秉隆，任期长，前后两段时间（1881-1891；1907-1911），共13年。左秉隆的到来，在新华历史上开展一片蓝天, 奠定日后新华社会的基础。有关左秉隆领新惠政，笔者有多篇文章述及，这里不再重复。
　　1880年3月27日，“光绪六年二月十七日（胡亚基）患病身故”。曾纪泽在《奏为新加坡领事胡璇泽病故请酌议恤典片》中，“饬（随员）苏溎清暂行代理领事”。一年后，1881年3月25日，正式“奏请将都事左秉隆补新加坡领事”。曾纪泽时任清廷驻英法大臣，他是中国近代史名人，湘军统帅曾国藩的长子，左秉隆为其伦敦使馆英文翻译，曾纪泽十分赏识他。
　　当年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新中关係其实就是伦敦与北京的外交博奕。英国是不希望中国在此设置驻新领事，以分享其对华族社会的控制。曾纪泽推荐左秉隆，意味着他在外交谈判上的胜利。
　　曾纪泽比郭嵩焘小21岁 ,但比郭嵩焘早逝,终年 51岁,可谓天忌英才。曾纪泽早年攻讀經史，三十歲後受洋務思想影響，热衷于探究欧洲近代科学文化。靠着一部英文字典和一本英汉对照的《圣经》,开始自学英文,后来竟能达到用英语交谈,用英文写诗的程度。1878年, 曾纪泽出使英法, 由此走入外交生涯，找到了人生目標。
　　初到欧洲，曾纪泽以诗明志。诗曰：“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馀言，始信昆仑别有山”。他从国外的角度反观中国，最早提出“中国先睡后醒论”（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这是1885年6月他卸任公使职务回中国前，在伦敦《亚洲季刊》发表的文章。
　　曾纪泽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中俄《伊犁条约》改签 (1881年)，从沙俄手中收回伊犁地区两万多平方公里土地; 与英国议定《洋药税厘并征条约》（1884年）, 为清政府每年增加烟税白银200多万两; 帮办海军事务,向英国订购军舰,筹建北洋海军,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成為近代中國第一個英雄式的外交大臣，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筆。
　　曾纪泽对新加坡并不陌生，他到过新加坡两次。第一次在光绪四年；第二次在光绪十二年。光绪四年戊寅十一月十二日，公元1878年12月5日（星期四）上午曾纪泽首次抵新。“早八十四度；夜八十三度。雨甚大，夜晴…辰正，舟行九百三十八里，抵新加坡”。这是他在《曾惠敏公手写日记》中的一段话，曾惠敏即曾纪泽。
　　曾纪泽这次是前往伦敦任英法大臣，途经新加坡。在新加坡，他接见了刚上任的驻新领事胡亚基（原文为胡璇泽，号琼轩) 及副领事苏溎清（号玉川）。“饭后偕松生、仁山、子兴、子振、莘耕、兰亭乘马车至领事署，小坐”。
　　这里提到一个人 “子兴”。根据《左子兴先生年谱节录》：子兴时年29岁，“总理衙门奏保都察院都事加五品衔，曾纪泽任出使英法大臣派充驻英使署翻译官，十一月回籍省亲，十二月乘海轮往英”。左子兴就是日后在新华历史上占有一席之位的驻新领事左秉隆。
　　曾纪泽也参观了南生花园 (至胡琼轩家，观其花园), 可惜大雨，只能从室内往外观景。“观其花园，雨甚，不能游，但观其室厅中陈设，兼于窗间窥视鸟笼、兽圈、龟池而已”。曾纪泽在南生花园待颇长的一段时间，在午后才去总督府。“坐极久。未初，至总督署”。在总督府，他也见到了总督夫人，“谈二刻许，入席小宴。席散后，谈良久… 。申正，至法领事，谈甚久而饮酒茗。酉初，回船，偕兰亭、松生、仁山同游市肆；夜归”。可见他一到新加坡，行程安排十分紧凑。
　　旅新期间，新加坡气温介于华氏82度至84度（摄氏28-29度）。可能因雨天又逢岁末，气候凉快些。在日记中，曾纪泽记录了他与胡亚基的谈话, 内容是涉及中国领事官在新筹募经费之事。胡亚基讲广东话，曾纪泽不谙粤语，两人“因以英语相问答焉”。他也记述在津沪时，遇闽广人谈及胡亚基，“常有贬词”，“大约出于忌妒者之口，未足凭信”。这些文字，十分精彩，颇可一读。
　　曾纪泽的英文程度如何？这是十分有趣的问题。曾纪泽对自己的英语水平，非常自负。在与西方人交往中，他喜欢把自己的诗译成英文，送给外国人。但时人对他的英语水平曾大加讥评，说他是清末外交界有名的人物，办过几件著名的交涉，据说是通西文的，“原来如此”！
　　然而，我们对曾纪泽不能太苛求。曾纪泽是在非常困难情况下学习外语，靠的完全是毅力。他没有教师，只能记字母拼写，却不知道如何发音，学的是哑巴英语，更别说练习口语。仅仅借助一本《圣经》、一本《韦氏大辞典》、一本华兹 (Watts) 的作品、一本《赞美诗选》(Select Hymns) 和一些习字本，在丁父忧的三年时间，自学成功。直到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到北京，与当时的外交官接触，才有机会学习口语。他虽然英语说得不好，但敢于开口。三十多岁才开始学习英文而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已经是很不錯了。
　　曾纪泽于1878年12月7日离开新加坡，结束了为期三天的访问。八年后，光绪十二年丙戌十月初九日，公元1886年11月4日(星期四)他第二次到访。此时胡亚基已在六年前辞世了, 而他推荐的左秉隆,自1881年上任以来, 己任驻新领事五年。
　　曾纪泽这次抵新，又遇到下雨。“晴遇雨。酉初三刻，船抵新加坡，泊。会左子兴奉其母姜太恭人率其姪棠，暨胡前领事璇泽之次子来舟迎候，留子兴、树南同饭。戌正，偕内人率儿女往领事署，子兴迎入一谈…更衣后，阅文报局寄到函牍，甚多。子兴请夜宴，席散坐谈片刻，归室阅《申报》，僅读諭旨而已…，丑初睡”。
　　看耒他与旧部属左秉隆关系不错，日记中常提及“与子兴一谈”、“复与子兴谈”、“与子兴久谈”、“子兴送来一谈”、“子兴来久谈。饭后复谈良久。…客去，复与子兴久谈”等等。
　　这次访问，曾纪泽在新加坡也只停留三天。期间刚好是慈禧太后“万寿圣节”（十月初十日）及其父曾国藩（“先考文正公 ”）“七十六岁冥诞”（十月十一日）。曾纪泽非常重视慈禧寿旦，“率僚属向阙行礼”。1886年11月6日离新，左秉隆等人送行，“本船申正乃行，子兴、树南俟船将开，乃登岸也 ”，此后曾纪泽再也没回来过。
　　2010年6月，湖南省长沙市文物考察人员在田野勘测时，无意间发现曾纪泽墓。墓在长沙市望城县雷锋镇牌楼坝村桃子湾，此墓早在1958年当地修水库时，毁坏严重及遭盗墓，许多文物经已遗失。目前，曾纪泽墓已在相关部门的保护下进行重新修建，并申请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重要的历史人文景点。
　　从1877年设立海外第一个领事馆，至1911年清朝灭亡的35年中，晚清共派出12位驻新领事。清朝驻新加坡领事是在殖民地时期；独立后的新加坡共和国与中国建立的，是大使级的外交关系。新中两国交往，真的是渊远流长！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初稿2017年6月28日
2017年7月11日完稿

这项转圈丢人的“国耻表演”，为什么大清至死都没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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