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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开埠200年●纪念活动
新加坡开埠200年纪念活动8月份会达到高潮，国庆庆典将融入相关元素。学者认为，新加坡历史不只200年，许多人会觉得殖民时期不值得庆祝，因此要注意如何为国庆庆典准确定位。
耶鲁—国大学院校长，也是新加坡开埠200年工作组咨询团成员的陈大荣教授，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就强调，莱佛士在1819年登陆新加坡是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寻找更多经济利益，那是单纯的交易，国人应该就此进行反思，而不是庆祝。
他指出，2019年是新加坡开埠200年纪念，但这个小岛的历史从14世纪就有记载，并不是1819年才开始，被殖民也没有什么好庆祝的，因此国庆庆典纪念开埠200周年的方式要非常谨慎。
学者：开埠200年是纪念我国历史标记
领导纪念活动工作小组的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李智陞不久前受访时说，开埠是重要的历史节点，纪念开埠200周年的关键在于如何恰到好处地进行。他也强调，把系列活动定调为“纪念”而非“庆祝”开埠，是刻意的决定。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比尔维尔星也对这个纪念日的重要性表示认同。他认为，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是小岛历史重要的转捩点，推动新加坡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面貌的改变，是我国史重要的标记，因此具备纪念的价值。
在比尔维尔星看来，如果不是这个历史事件，新加坡这个以华人为主、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独立社会就不会是个独立自主国家，我们很可能就是马来西亚柔佛州属下的一个岛，或者印度尼西亚的一个省。
他指出：“如果不是莱佛士看到这个小岛的战略意义，意识到这个位于马六甲海峡南口的小岛将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扮演重要角色，并在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下改变了这个小岛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面貌，我们现在看到的新加坡会很不一样。”
双庆活动 50年前与现在意义不同
50年前，新加坡曾以“双庆”名义同时庆祝开埠150周年和独立四周年。
陈大荣指出，50年前的新加坡是个新兴国家，须展现国家向进步与繁荣迈进，以及建立国民对这片土地的信心，当年的双庆叙事主线为此环绕“小渔村到世界第四大港口”，强调150年的发展历程。
他认为，当年举行博览会展现150年的成就，同时邀请英联邦国家以及英国王室成员出席国庆大检阅，也是为了显示我国独立以后仍然是成功的，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保持着密切关系。
他指出：“当时的政府也决定不和殖民宗主国进行切割，反而以保留莱佛士雕像、强调他‘开埠’的功绩等方式，来承认殖民经历给新加坡留下了好处。”
比尔维尔星则认为，当时新加坡面对着很多不稳定因素，比如英国1968年宣布撤离东南亚，会对防务以及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需要“双庆”来提高人们对这个国家的信心。
他也指出，刚独立时的新加坡面对共产主义的威胁，以及邻国觊觎，有必要大展军事实力，并邀请和我们关系最亲密的几个英联邦国家到场观礼。
他说：“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新加坡是这个区域里最发达的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的楷模，我们已经没有必要以展示军备的方式展现实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蓝平儿博士则建议，与其如当年一样邀请英联邦代表出席今年的国庆，还不如考虑邀请亚细安各国领袖前来共庆新加坡开埠200周年。他说：“这能象征新加坡从一个英国海外贸易站，成长为扎根亚细安的独立、发达国家。”
《联合早报》- 开埠200年纪念活动 (2019-01-02)
《联合早报》- 黄伟曼：去莱佛士？ (2019-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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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学近几十年来趋向专业化，开始从公共领域中撤退后，这次开埠200年的纪念活动，不只提供恢复长时段（longue duree）历史思考的契机，也带进大众互动，有助我们重新认识当代问题复杂的历史根源。
很多国人也许和我一样，经过新加坡河畔都不会多瞧莱佛士塑像一眼，会驻足与雕塑拍照的，更多是好奇的游客。因此也难怪新加坡开埠200年工作组这回得搞些“小噱头”，用艺术手法让我们熟悉的莱佛士“消失”又“重现”，才成功让大家重新把目光投向它。
首先是在纯白色的莱佛士塑像表层涂上一种特别的油漆。负责让莱佛士“隐身”的年轻雕塑艺术家丁凯威过去从事的是金融业，会决定让这座标志性的塑像突然消融在中央商业区的钢筋混凝土风景线中，不知是否有另一层寓意？总之，公众在下午时分经过河畔时，只要站在特定位置望向莱佛士，就会产生错觉，发现他似乎与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所设计的华侨银行大厦融为一体了。
不过几天，又有新花样。还莱佛士他洁白的一身后，同时又在他身旁另立了四个塑像，不再让他“独领风骚”。立在莱佛士前方的是充满传奇色彩、将这块土地命名为“新加坡拉”的苏门答腊巨港王子桑尼拉乌他玛（Sang Nila Utama），再来是有现代马来文学之父称号的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在莱佛士背后，则有华人富商兼慈善家陈笃生以及印度社群领袖纳莱依那比莱（Naraina Pillai）的塑像。
四座塑像将莱佛士团团包围，此时莱佛士像即便重新现身，其作为主体所承载的含义已瞬间复杂化，至少在艺术的层面给了大家更大的联想空间；意义在现实与虚幻之间摆动，个体和历史之间的关系也不停变换。根据开埠200年工作组在面簿上所分享，待这篇评论见报时，相信这个名为《登陆者》（The Arrivals）的系列雕塑作品已被打散，五座塑像分开伫立在新加坡河畔不同地点，又是另一番景色。
其实，自纪念开埠200年的工作宣布正式启动，而官方把新加坡历史延伸至800年前的战略性决定后，不管在学术领域或是大众舆论中，有关历史叙事是否应摆脱以莱佛士为中心的讨论就一直持续着；但也因牵扯种种历史与政治课题，而陷入某种困境。这次工作小组开年就让莱佛士“隐身”，最直观的诠释当然也是将之解读为一种“去莱佛士”的呈现。
不过，如果仔细思考，对莱佛士塑像的艺术处理，应该还有其他值得玩味之处。与其他国家在重新审视历史时较极端的手法比较，让莱佛士暂时性地“消失”，是否反倒展现了某种智慧？至少可以说工作组这次算是施展了一点“小聪明”，在传达信息和激起讨论的过程中，不失谨慎。
为什么这么说？如今放眼国际，拆塑像作为一种去殖民化的反应，已然成为潮流。在南非，当地学生运动领袖以转型正义之名，主张拆除“白人至上主义者”塑像；欧美校园近年来也掀起去威权风潮，拆毁涉及殖民和种族歧视的塑像。这次工作组并没有要以“一刀切”的方式，粗暴地进行去殖民化，因为这么做反而忽略殖民化与本土文化发生碰撞的整个互动过程，缺乏更深刻的思考。但另一边厢，纪念开埠200年若处理不当，也可能一不小心被扣上“恋殖”的帽子。
当然，对于历史学者来说，通过现代的眼光去关注过去，可能有错置时代的危险。但显然这次纪念开埠200年的活动，面向的是更广大的民众，而非知识分子圈。
工作组这次想必也预料到，莱佛士种种“变身”会引来两极化反应。从报章读者群里较保守派反对莱佛士的“隐身”，认为这亵渎标志性雕塑的神圣性，到面簿上网民质疑这次莱佛士以外其他四个雕塑的人物选择，小组都得“见招拆招”。
例如，在开埠200年活动面簿主页面上，就屡见“这次怎么没有XXX的雕塑？”和“女性为何缺席？”等五花八门的问题。管理页面的“小编”不厌其烦地一一回应，秉持一种谦虚、开放的姿态，解释工作组的立场，非常值得赞扬。
浏览一遍页面，看网民所提出的问题、面簿管理者的答复，以及大家贴出的延伸阅读书单，也多少长了点知识。在历史学近几十年来趋向专业化，开始从公共领域中撤退后，这次开埠200年的纪念活动，不只提供恢复长时段（longue duree）历史思考的契机，也带进大众互动，有助我们重新认识当代问题复杂的历史根源。
其实，近来与邻国马来西亚的紧张关系，已经证明新加坡的自我认同不是在真空中孤立存在的。很多时候，唯有通过与“他者”的互动，对自身的理解和家国的想象才能形成；而纪念开埠200年要让我们认识到的是，所谓的“他者”不仅产生于地理空间，更有流变中的历史时间。
莱佛士的“隐身”，也许便是我们给过去殖民者的幽默回应；能够在“重现”莱佛士的当儿让国人认识其他“登陆者”，更是文化多元主义的实践，也是自信的展现。能持续做到这点，也许才是真正去殖民，让我们能够迈开大步，轻身上路。
（作者是新闻中心特稿组执行级记者）
《联合早报》- 叶鹏飞：隐身莱佛士 (2019-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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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历史的长期合理性来看待殖民经验的视角，当然也不能忽视殖民帝国对殖民地的奴役和剥削，可是结合一个铜板的两面观照，所得出的结论或许更能接近历史真实。
新加坡开埠200年工作组把矗立在新加坡河畔的莱佛士塑像，用特别漆料让其“隐身”，作为纪念的活动之一，引起两极反应。从“有争议就有新闻”的角度说，这当然是成功的文宣结果，至少引起关注，甚至能促进思考。
历史从来就不仅是象牙塔里的学问，特别是在这个日益纷乱的时局，解读历史更带上了浓郁的政治和现实意味。作为新加坡开埠的象征性人物，如何面对莱佛士这个历史符号，特别是由官方牵头的纪念活动，就更容易成为潜在雷区。
这离不开新加坡自身的发展经历，被英国殖民者连哄带骗地强取豪夺后，这个岛屿200年来逐渐形成自己的身份意识，最终还独立为城市国家，在强邻环视下茁壮为国际枢纽。但是地理的宿命使得它无法特立独行，还是得跟地缘政治现实取得某种妥协。
于是，对于殖民历史的评价，就难免有所争论。这种评价的过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建国初期的生存焦虑，经济起飞阶段的埋头发财，让评价的必要性显得不那么迫切。如今衣食足而知荣辱，回顾来时路以便更安心地面对和理解当下的自己，越发成为当务之急。这也是为何开埠200年会让国人关注的原因之一。
这当中的敏感性，从一开始关于到底是“纪念”还是“庆祝”200周年的争议，便尖锐地反映出来。殖民主义让人本能地打上负面标签，所以当然不应该“庆祝”。当局强调是“纪念”活动，有效化解了争议。然而，200周年毕竟是从莱佛士登陆算起，还是无法摆脱殖民主义的源头阴影。河畔的莱佛士塑像“隐身”所引发的讨论，就说明了问题。
在这个全球贫富悬殊恶化、仇富情绪高涨、极端主义兴起的乱世，社会舆论乃至世界观的两极化似乎成为常态。追求公平让“平等”成为新的至善，可是一旦偏离了中庸之道，就会沦为另一种极权心态，要清算历史的一切不公。这个弊端在欧美社会越来越显著，多少也波及本地，影响部分国人看待自身历史的立场。
英国保守派历史学者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认为，尽管殖民主义有值得批判之处，却不能否认其所带来的积极结果。他指出，帝国是世界历史的普遍现象，可是只有16世纪后兴起的西方殖民主义帝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财富并带动各地的发展。弗格森说，西方殖民主义帝国有六大致胜秘诀：强调竞争、科学革命、尊重产权、现代医学、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这六大秘诀被带到殖民地并在当地复制，形成了环球性的现代化进程。
虽然左派学者不喜欢弗格森的观点，客观而言却应当重视他的这个历史结论。殖民主义在20世纪走入历史之后，那些接受并把秘诀发扬光大的前殖民地，大多继续发展甚至更上层楼，新加坡就是其中之一。这种由历史的长期合理性来看待殖民经验的视角，当然也不能忽视殖民帝国对殖民地的奴役和剥削；可是结合一个铜板的两面观照，所得出的结论或许更能接近历史真实。
如果采纳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著名论断，在纪念开埠200年时，去追溯新加坡700年的历史，似乎有些文不对题。就如古埃及文明跟今天的埃及人风马牛不相及一样，今天新加坡的基因，主要是孕育且传承自200年前。当然，先于200年前确实有人类在岛上活动的足迹，值得去发掘和研究，可是刻意在纪念开埠200年时强拉进来，似乎没有必要。
西方历史研究有“时序倒错”（anachronism）一说，也就是在历史顺序上张冠李戴，错把冯京当马凉。子不嫌母丑，犹如每一个家庭都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隐私一样，每一个国家的历史都不乏光荣和屈辱的篇章。这都是我们在纪念开埠200周年时所应当反躬自省的。
（作者是本报言论组主任）
《联合早报》- 吾庐与陈嘉庚基金会合办 开埠纪念文化讲座系列 (2019-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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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百年历史的吾庐俱乐部与陈嘉庚基金会联合主办“纪念新加坡开埠文化讲座系列”，邀请名家学者深入畅谈数百年来新加坡在历史变迁、政商外交、文教艺术等各领域的脉迹源流、建构发展、挑战繁荣与未来展望。
首场许源泰主讲“从淡马锡到新加坡”
此讲座系列获得新加坡开埠200周年办公室及国民融合理事会的支持与协助，首场讲座将于1月31日（星期四）晚7时至9时，假富丽敦酒店第二宴会厅举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高级研究员许源泰博士将主讲“从淡马锡到新加坡”。
讲座根据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和出土文物，从新加坡拉（Singapura）和淡马锡时代开始探索，为听众梳理新加坡的古史脉络，同时重新审视莱佛士开埠200周年的时代意义，以新加坡人的立场和视野，回望这块土地的悠久历史，从中汲取珍贵养分，反思当代的新加坡多元民族国家是如何形成，展望未来将如何勇往向前。
许源泰博士历任亚洲研究中心、德国哥廷根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和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近年来，他执行由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丁荷生教授领导的数项大型田野调查科研项目，并取得丰硕成果，两人合编的专著也即将出版。本次讲座主持人便是由丁荷生教授担任，学术火花精彩可期。
“纪念新加坡开埠文化讲座系列”历时一年，每月一次，接下来还会邀请的主讲者包括本地历史研究者柯木林、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梁秉赋博士、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郭振羽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黄贤强副教授。
讲座免费对外开放，公众可将姓名及手机号码传送至92332329报名，吾庐俱乐部负责人将复信确认。也可上网http://bit.ly/HUE_SG01报名。
《联合早报》- 新加坡开埠200周年 纪念活动下周一启动 (2019-01-26)
新加坡开埠200周年纪念活动将在下星期一正式启动，国人可通过今年举办的一系列文史展、社区导览、艺术装置展、路演及论坛等活动，探索新加坡700多年来的历史演变。
李显龙总理星期一（28日）将在亚洲文明博物馆为开埠200周年纪念活动主持揭幕仪式。
总理当晚也会为三个纪念活动和项目主持推介仪式，它们是两项灯光和视觉艺术展，即“照亮新加坡”（iLight Singapore）和“昼夜璀璨艺术节”（Light to Night Festival），以及国家文物局与国家公园局联手推出，借增强实境技术让人仿佛亲临历史现场的“BALIKSG”应用。
新加坡开埠200年工作组执行总监陈惠勇日前在媒体预览活动上致辞时说，开埠200年纪念活动的用意是鼓励国人进一步挖掘新加坡开埠前及开埠初期的历史，同时也思考新加坡当时同区域和国际发展之间的联系，进而体会这些历史背景对新加坡目前及未来的意义。
陈惠勇也说，开埠200年工作组与不同艺术工作者、历史学家和作者合作，推出一系列活动，希望呈现他们对本地历史及文化遗产的诠释和多元见解。
两项活动将举办至2月24日
“照亮新加坡”和“昼夜璀璨艺术节”配合开埠纪念主题，都推出特别作品。两项活动将举办至2月24日。
“照亮新加坡”今年共展示33件灯光作品，散置于市区五个地点，其中有六项作品装置在新加坡河的六座桥梁。装置在埃尔金桥（Elgin Bridge）的Run Beyond作品，通过灯光技术在桥身展现一个动态的跳跃人形。
来自意大利的艺术工作者安杰洛·波内洛 （Angelo Bonello，47岁）受访时说：“作品展示一个人为让生活更美好，决定挑战不可能，往前跳跃。当他回头看时，发现一切难题都是可以克服的。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新加坡。”
其他开埠纪念活动包括3月至8月于市区和邻里社区举办的导览活动，以及6月至9月于福康宁中心举办，呈现岛国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的纪念展。年底压轴活动则在滨海湾花园举行。
《联合早报》- 谭德婷: 开埠200年随想 (2019-01-27)
多年前在大学毕业时，参加毕业旅行团到欧洲去。那时到过欧洲旅游的人不多，每个团员都是第一次游欧，既兴奋又期盼，只求在最短的时间游最多的景点。在欧洲大陆畅游了30多天后，行程最后来到英国。
记得踏上伦敦街头，团员们心中都涌起了一股亲切感。这种莫名的感觉，连自己也吓了一跳，至今难忘。
大家讨论的结论是，在接触了整个月的法、德、意以及其他东西欧国家的文化后，初来乍到英伦，突然眼前“豁然开朗”，看得懂商店招牌，听得明白当地人说的话，而路上车辆靠左行等，都让我们有回到家的自在。
但伦敦怎么会是我们的家呢？往深一层想，才意识到因为新加坡有被英国殖民百余年的经历，政治、司法、教育制度等等都继承自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留存着英国的烙印。
那一次，也让我醒觉即使是一个从小接受华文教育的新加坡人，竟然会和英国维系着无形的情感纽带。这和在那之前的一年，我首次踏入中国国门而产生的文化亲切感有相似之处。
莱佛士在1819年登陆新加坡，挟带强大国力代表英国政府和当时的马来统治者签订协议，将新加坡收归英国治理。两者不对称的实力，掀开这个伫立在马来半岛南端的小岛被殖民的历史。
殖民地统治者当然是为了英国的利益而开疆辟土。开埠后的新加坡日渐繁荣，吸引了许多为追求美好生活而离乡背井的人前来，包括我们许多人的祖辈。统治者为了方便管制，对不同种族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而且只着重于英文教育，培养一小批能为殖民地政府服务的人。
大部分来自中国、印度、阿拉伯以及东南亚邻近地区的拓荒者和他们的后代，选择在此落地生根，凭借个人智慧与能力去讨生活；各个社群也努力地保留自己的母族文化，兴学办校，培育下一代。
日军南下侵略，让人们对接受殖民地政府保护的幻想破灭，催生了反殖民意识。战后许多殖民地纷纷争取独立，包括新加坡。
虽然如此，曾经傲视全球，被誉为“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仍留给摆脱殖民，争取到独立的许多国家一些无形的财产。
新加坡独立后并没有像一些英国前殖民地般唾弃或摧毁这些资产。基于团结不同种族人民的需要，我们接受了被视为不偏袒任何种族的英文英语，继续作为官方和工作语言之一；继续遵守一些自殖民地时代流传下来的社会规范。源自英国的各种典章制度，更成了立国的部分资本，让新加坡在一个相对良好的基础上按发展需要来调整，向前迈进。
200年前的1月28日，莱佛士来到新加坡。明天，我们以这个日子作为开埠的纪念日，政府与民间多个组织在接下来一年，会陆续主办活动来纪念新加坡所走过的这两个世纪。
有人非议此举，认为有歌颂殖民地历史之嫌。其实，我们无须排斥新加坡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事实。敞开胸怀，从另一个视角看，在时光流转中，让我们有了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互相交错的机遇。
经过200年的磨合与演变，不论你愿不愿意，喜不喜欢，殖民地时代所留下的文化种子与社会体制，早已萌芽成了我们社会DNA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无法磨灭，但可取其精华，去其糟糠，结合各自传承的母族文化，逐渐形塑出独特的新加坡文化。
再过50年或100年，或许那时新加坡的发展已全然脱去英国色彩，我们去到英国旅游，可能也不再会存有一丝亲切感。不过，我们仍可考虑每50年纪念一次开埠的日子。
历史可能看似已了无痕迹，但适时地回头追本溯源，仍能以史为鉴，让前路走得更稳健、更自信。
《联合早报》- 李总理为系列活动揭幕：纪念开埠200年要反思更久远历史 (2019-01-29)
莱佛士在两个世纪前登陆新加坡，虽然不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意义，但这一年标志着我国迈向成为现代化、对外开放及多元文化社会的起点。
李显龙总理昨晚（1月28日）在亚洲文明博物馆为开埠200周年纪念活动主持揭幕式。他致辞时说，莱佛士在1819年登陆前，新加坡已历经数百年历史。例如，14世纪的新加坡河口一带已是繁荣海港。
然而，只有当莱佛士说服柔佛苏丹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新加坡设立自由港，“这个岛屿才被定位在通向我们至今所成就的轨道上”，是我国历史上关键的转捩点，也是开埠200周年值得纪念的原因。
李总理说，贸易自此成为新加坡的命脉，也吸引大批移民从世界多个角落漂洋过海而来，他们的多元背景如今很多反映在街道名称。
另外，开埠后近150年的岁月，促使新加坡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但也令我国同长堤另一端人民的政治价值观、社群关系，以及世界观产生分歧。
李总理说：“当时我们还未察觉，这段历史让我们与我们的邻居和朋友有相当大的不同。”
他指出，在殖民统治期间，新加坡从来没有同马来亚一起被统治；它不是被划为皇家殖民地，就是被当成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同槟城和马六甲被英国管辖，而海峡殖民地不包括马来亚其他州府。
“如今回头看，我们同马来西亚合并不到两年就以令人心痛的方式分家，其实并不令人意外。”
李总理也逐一点出我国在过去近700年的一些重要里程碑，包括在1630年间，欧洲佛兰芒（Flemish）宝石贸易商雅克·德·库特（Jacques de Coutre）曾向西班牙国王提议在新加坡设置堡垒。“倘若国王接受德·库特的提议，新加坡可能会成为西班牙殖民地，而不是英国的。”
他强调，历史若改变，国人今天所知的建国之路可能不会发生，新加坡不会在1965年立国，也不会庆祝SG50金禧年。
因此，整个纪念活动不纯粹是在纪念莱佛士、威廉·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等殖民时代人物，而是要追溯和反思我国于1965年独立前，一段更久远的历史，以及感念先辈们的不屈不挠与付出。
国家建设没终点 每代人应贡献
李总理说：“我们认可和领会造就今天新加坡的更广泛背景。这是我们从新加坡，到新加坡人的旅程。”
他说，当我们在思考这个国家是如何成形时，也应想想如何继续共同前进，因为国家建设永远不会停歇。因此他很欣慰有200多个团体和组织参与举行各项纪念活动。
李总理说：“每一代人都有责任继续为我们的孩子和未来继续建设。如此一来，在未来50或100年内，尚未出生的国人将会有更丰富、更伟大的新加坡故事，而这是由我们一起协助撰写的。”
领导纪念活动工作小组的人力部长杨莉明受访时说，希望通过开埠200周年纪念活动的各种不同呈现方式，让国人更深层了解国家非常丰富的历史。
“国人也能从而得到一些启发， 进一步了解我们国家成功的元素，激发我们在建立一个美好未来的当儿，记得是什么原因，促使我们的国家能有今天的成就。”
《联合早报》- 社论：抚今追昔放眼未来 (2019-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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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年1月29日，莱佛士登陆新加坡。隔天，他与天猛公签订初步协议，标志着英国殖民地统治的开始。前晚，我国总理李显龙在亚洲文明博物馆为开埠200周年纪念活动主持揭幕仪式时指出，虽然新加坡河口一带早在14世纪已是繁荣的海港，但是一个现代化、外向型及多元文化的新加坡始于1819年。没有1819年，新加坡不会在1965年立国，也不可能庆祝SG50金禧年。
李总理的演讲，回应了开埠200周年纪念活动所引发的争论。有历史学者认为，在莱佛士登陆新加坡之前的500多年，新加坡已经是一个繁荣的聚居之处，莱佛士在1819年只不过是“登陆”新加坡，而不是“开埠”，因此新加坡的历史不应从1819年开始。也有人表示，莱佛士在1819年至1822年期间，只在新加坡住了38天，因此“开埠功臣”不是莱佛士，而是他的助手威廉·法夸尔。此外，也有人认为，新加坡今天的成就是许多小人物打拼的结果，不应过于强调帝王将相的历史。
开埠200周年纪念活动，引发了历史观以及历史事实诠释以及叙述的争论。这不是新加坡独有的现象。在澳大利亚，1月26日“澳大利亚日”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日子。在1788年1月26日，英国舰队抵达澳洲，被视为澳洲现代史的开始。不过，有澳洲人特别是原住民，将1月26日视为“侵略日”。去年，时任澳洲总理特恩布尔针对1月26日的争论表示，“一个自由的国家应对本身的历史展开辩论，而不是去否认历史”。
同样的，我们既不能否认殖民地历史的事实，也不应该歌颂殖民地历史。因此，主办单位将开埠200周年的活动称为“纪念”，而不是“庆祝”。它表示，纪念开埠、追溯过往，最重要的目的是让国人更了解新加坡悠久的历史，深入思考新加坡从何而来、将往何处，并从中建立更强烈的身份认同。因此，抚今追昔是为了放眼未来。
无可否认的，莱佛士登陆新加坡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统治，主要是为了英国的商业利益。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新加坡继承了英国的典章制度，并发展成为本区域的主要中转港以及贸易中心。此外，大批移民从世界多个角落飘洋过海而来，构建了新加坡多元种族以及多元文化的社会。另一方面，在殖民统治期间，新加坡是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从来没有同马来亚一起被统治。这些历史遗产，对新加坡的建国继续发挥影响。
首先，莱佛士与柔佛苏丹签订协议，让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新加坡设立自由港，奠定了新加坡在本区域的中转港地位，而贸易也成为新加坡的经济命脉。在新加坡独立后，英语成为新加坡的主要工作语言，促进了它与国际社会的接轨。新加坡如今是跨国企业汇集的中心，从开放包容的国际秩序中受惠。然而，随着全球保护主义的抬头，新加坡在下一个建国阶段有必要做出调整，使经济结构更为多元化。
其次，在殖民地统治下，新加坡是一个大都会，吸引了各地的移民，构建了多元社会。但是，英国在殖民地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导致族群的隔离以及不相往来的现象。我们离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目标还很遥远，而民族融合所应采取的方式，也正在演绎之中。此外，如何在城市国家的身份认同以及开放门户之间求取平衡，也是建国过程的另一挑战。
第三，新加坡从来没有同马来亚一起被统治，而正如李总理所说的，这段历史让我们与我们的邻居和朋友有相当大的不同，而新马分家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其实，这个历史的背景，影响了我们的政治理念。在新加坡，没有“原住民”与“外来者”的分野，大家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但要在这个区域坚守这个政治理念，需要很大的毅力以及国家的凝聚力。
开埠200周年不仅让国人反思历史，而且也应放眼未来，以确保不管世界如何改变，新加坡在国际版图上，仍继续占有一席之地。
https://www.zaobao.com.sg/zopinions/views/story20190130-928233
各位朋友和新加坡的同胞们，我很高兴能为新加坡开埠200周年纪念活动主持揭幕仪式。
今天，我们纪念新加坡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周年。莱佛士并没有“发现”新加坡，就如同哥伦布没有发现新大陆。莱佛士于1819年登陆时，新加坡已经拥有几百年的历史了。14世纪时，位于新加坡河口一带已经是一个名为淡马锡的繁荣海港。根据《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的记载，大约在这个时期，桑尼拉乌他玛（Sang Nila Utama）王子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王国，并将其命名为新加坡拉。
当欧洲人于16世纪和17世纪来到东南亚时，他们已知道新加坡这个岛屿的存在。对这个区域非常熟悉的欧洲佛兰芒（Flemish）宝石贸易商雅克·德·库特（Jacques de Coutre）大约在1630年，也就是莱佛士登陆的两个世纪之前，曾基于新加坡的战略位置而向西班牙国王提议在新加坡设置堡垒。倘若国王接受德·库特的提议，新加坡可能会成为西班牙殖民地，而不是英国的。但他并没有接受提议。
一直到200年后，莱佛士才在新加坡河口附近登陆，并说服柔佛苏丹准许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新加坡设立商港。这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它让这个岛屿走上通向我们今日成就的道路。
莱佛士使新加坡成为一个自由港。新殖民地繁荣昌盛，人口迅速增长。移民来自东南亚、中国、印度等地。当时的第一批移民就有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陈笃生和纳莱依那比莱（Naraina Pillai），他们都是在1819年来到新加坡的。我们有许多能唤起人们回忆的街道名称，它们述说了我们祖先的不同起源——马六甲街（Malacca Street）、厦门街（Amoy Street）、卡达耶纳卢尔街（Kadayanallur Street）、武吉士街（Bugis Street）、巴梭拉街（Bussorah Street），以及许多其他的街道，我们因此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和开放的社会。
贸易是我们的命脉。它把我们和周围的群岛，以及世界其他地方联系在一起。通过我们的转口港，橡胶、锡和香料从东南亚进入世界市场，而制成品则朝相反的方向流动。我们与本区域的邻国，特别是马来半岛发展了密切的经济和家庭关系。我们以东南亚人，尤其是马来亚人自称。
这段始于1819年的历史，促使我们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但是，这段历史也使我们与我们的邻居和朋友有了很大的不同，尽管我们当时并未察觉到这一点。在整个殖民地时期，新加坡从未作为马来亚的一部分被统治过。这个岛屿不是被划为皇家殖民地，就是与槟城和马六甲一起被当成海峡殖民地，而海峡殖民地并不包括马来亚其他州府。在将近15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政治价值观、社群关系和世界观，与长堤另一端的社会产生了分歧。因此，回头来看，我们同马来西亚合并不到两年，就以令人心痛的方式分家，其实并不令人意外。
与此同时，1819年以来的这段历史，也解释了为什么分家后的新加坡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繁荣昌盛。我们的祖先来到这里时，并没想过要留下来。他们是过番客，为了谋生或甚至发财，以养活在家乡的家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努力工作以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当儿，有许多人决定在这里落地生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熬过了日本占领时期的危险和贫困。战后，他们被世界各地掀起的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和争取自决权的斗争的浪潮所席卷。
当共产党在中国赢得内战时，新加坡感受到了冲击。人们必须自我定义，决定应该在哪里定居并成为公民。一些人离开了，但很多人留下了。他们组织起来，为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而展开斗争。这个贸易中心成了他们的家，并最终成为他们的国家。一种民族意识和认同感慢慢地在他们的心中滋长。他们开始认为自己是新加坡人。因此，建国一代都对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家时的困苦生活和艰难奋斗毫不陌生。我们用勇气和决心去向世界和自己证明，我们决心坚持下去，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而我们也做到了。
因此，1819年标志着新加坡迈向成为现代化、外向型及多元文化社会的起点。没有1819年，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踏上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建国之路。没有1819年，我们就不会有1965年，也就不可能庆祝建国50周年。是1819年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这就是新加坡开埠200周年值得纪念的原因。我们不只是在纪念莱佛士或威廉·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尽管我们应该这么做。我们是在追溯和反思我国于1965年独立前，一段更久远的历史。我们认可和领会造就今日新加坡的更广泛背景。这是我们从新加坡，到新加坡人的旅程。
这段旅程并不是一条笔直平坦、向前向上的道路。一路上跌宕起伏，充满成功与失败、胜利与悲剧。我们为摆脱殖民者的统治而斗争，但我们也认识到英国人给新加坡留下的决定性和不可磨灭的印记——法治、国会制政府，甚至我今天所说的语言。
我们的先辈付出了鲜血、汗水和眼泪，但他们也享受到来之不易的成功和以耐心慢慢累积的成就。他们清除了丛林，种植了肉豆蔻、甘蜜和橡胶。受契约束缚的苦力在驳船码头劳作。有生意头脑的商人建立了进出口业务，创造了财富和繁荣。许多人被彩虹所吸引。不是所有人都赚到了那捅金，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白手起家。但许多人为自己创造了更好的生活，点燃了对更光明未来的希望，为他们的孩子带来了更美好的明天。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为了照应彼此，把自己组织起来，组成了许多社团。各个种族的群体相互扶持，发挥社区领导作用，如华人会馆、欧亚人协会等。瑞那拉耶拿教会（Sree Narayana Mission）和天主教福利协会等福利机构，则照顾穷人和弱势群体。“50年代作家行列”（Angkatan Sasterawan’50）和南华儒剧社等文化团体保存了古老文明的遗产。我们的祖先为年轻一代创办学校，为病患兴建医院，为信徒建造宗教场所。这些机构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声望和地位不断提高，成为社区的团结点和力量源泉。
两个世纪以来，所有这些不同的针线交织在一起，编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挂毯，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并最终成就了新加坡的身份和国家。男女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高举新加坡国旗。国民服役人员拿起武器保卫他们的家人和家园。今天，我们齐声高唱“前进吧，新加坡！”，同时满怀信心和自豪地宣读“国家信约”。
因此，我很高兴地看到，有200多个团体和组织正在为开埠200周年举办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他们的故事和旅程是个人经历和集体记忆，赋予新加坡开埠200周年的故事以生命和意义。我希望这些活动能激发新加坡人的兴趣，更多地去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过去。
在200周年之际，在我们反思这个国家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同时，让我们也思考一下我们要如何共同前进。因为建设新加坡是一个永不停歇的工程。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我们的未来，继续建设国家是每一代人的责任。如此一来，在未来的50年或100年里，尚未出生的国人才会有一个更丰富、更伟大的新加坡故事可以讲述，而这是一个我们将共同努力书写的故事。谢谢大家！
（这是李显龙总理于1月28日在亚洲文明博物馆主持开埠200周年纪念活动揭幕仪式的演说全文。黄金顺译）
PPT of SB - Goh Loo and TKKF
《联合早报》- 从不同视角诠释历史 民间纪念开埠200年 (2019-02-18)
https://www.zaobao.com.sg/special/newsletter/story20190218-932802
新加坡纪念开埠200年活动于1月28日在亚洲文明博物馆由李显龙总理掀开序幕后，一系列不同呈现方式的活动随着在全国各地展开。在某种意义上，开埠200周年纪念也让国人借此反思历史，本地一些民间团体，不约而同邀请专家学者及文史研究者，从不同历史观与价值观诠释新加坡历史。
许源泰：新加坡历史肯定超过700年
吾庐俱乐部与陈嘉庚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纪念新加坡开埠文化讲座系列”，主讲者之一的许源泰博士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高级研究员，他在讲座“从淡马锡到新加坡”中， 根据近二三十年在新加坡发现的出土文物，再结合中西史料综合解读，试图为普罗大众厘清新加坡历史的长期误解。
许源泰说：“我们回头审视这块土地的悠久历史，其意义在于我们从中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其实非常复杂，时兴时衰各有轮替，盛有其因，衰有其兆，各种族群和文化因素皆在历史长河中交织而成。今天小至个人的民生问题和精神课题，大至国内外的海域纠纷和宗教矛盾，皆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不回头了解历史，无法全面理解这些问题的原由。杜牧在《阿房宫赋》所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很有警惕性，值得我们深思。”
他说，最早在“淡马锡”这个海岛上开辟商埠的年代，不是200年前的莱佛士时代，也不是700年前的宋元年代，“肯定是在唐朝年代崛起的海上霸权室利佛逝王朝（苏门答腊巨港）管辖范围内的淡马锡港。”
许源泰说：“早在七个世纪前，当时被称为淡马锡的新加坡，已是个繁荣的国际贸易港口，由于17世纪开始衰弱，以致后来被误认为是渔村。”
他说， “新加坡拉”与“新加坡”是在淡马锡岛上两次自主独立的国家。第一次在本海岛上自主独立的“新加坡拉”（1299-1398），其生存策略或可为当今独立自主的“新加坡”（1965-）之永续发展提供参照。
许源泰说，从近年来的出土文物中发现，新加坡历史肯定超过700年。首先，2009年在政府大厦和旧高等法院展开的考古挖掘工程，发现古钱币等14世纪文物。另外，2015年在皇后坊维多利亚剧院和音乐厅前完成的考古挖掘工作，挖掘出的文物属于365至805年前的古物，其中包括唐代（618-907）及宋朝（960-1279）的钱币。
多年来在本地从事考古工作的美国考古学家及国大文学暨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系教授约翰·米克西奇（John Miksic）曾指出，本地曾挖掘出拥有千年历史的斧头，证实新加坡可追溯的历史早于1300年。
米克西奇也曾指出，在1300年至1600年期间，新加坡是一个拥有1万人口的贸易港口，当时的社会相当繁荣，人们使用中国钱币和纸币，有各种制造业，包括酿酒业、铸金业。这里也是区域的交汇点，船只进出频密，人口也多元，有马来人、华人、印度人、爪哇人等，和现在的新加坡差不多。
许源泰说，研究新加坡历史的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历史文献十分重视，成书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由泉州市舶司赵汝适著的《诸蕃志》记载：“三佛齐，间于真腊、阇婆之间，管州十有五。在泉之正南，冬月顺风月余方至凌牙门。经商三分之一始入其国（即三佛齐）。”意指从泉州前往三佛齐（也称室利佛逝）的商船先在新加坡（凌牙门）卖出三分一的货品，然后才到三佛齐卖掉其余剩余的货物，这说明早在1224年新加坡已经是一个繁荣港口。又如元代航海家汪大渊成书于1349年的《岛夷志略》记录了“龙牙门”，并提到“单马锡番”，还说岛上有“男女兼中国人居之”。
当年的宗教活动
许源泰多年来也从事新加坡华族宗教研究，他说：“我过去所做的本地华族宗教的研究，不论是佛教传播，或是民间信仰传播，都须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佛教在新加坡的起源始于何时？妈祖、大伯公等民间信仰，在新加坡始于何时。我须要关注，莱佛士登陆前后，是否已有华人在新加坡活动。结果答案都是在莱佛士登陆之前。”
他指出，其实本地文史工作者邱新民在发表于1981年的《顺天宫碑石的发现小语》已提出， 在1819年莱佛士登陆前，新加坡已是一个通商口岸，而不是小渔村，莱佛士登陆时新加坡人口也不只150人。
许源泰说：“做为学者，对我而言，近二三十年来的出土文物，确实帮助我在学术研究上有新的成果。尤其是出土文物中的宋元瓷器佛像，以及密教的玉髓、天珠等文物，显示新加坡当年的宗教活动和商贸来往，都与大乘佛教中心室利佛逝王朝和东爪哇的婆罗浮屠息息相关。在新加坡河边出土的这些文物，若与马来半岛、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的出土文物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参照，更可以发现整体性的意义。”
薛依云：狮子图腾是共同身份标记
配合新加坡开埠200周年纪念，新加坡文艺协会于上月举办讲座“狮子图腾与文化传承”。主讲者薛依云赶在去年12月出版新书《狮子图腾与新加坡的前世今生》，书封底印着：“一本以‘狮子图腾’解释新加坡立国安身何去何从的书，何以把观光者口中熟知的故事，重新根植在新加坡人的心里？”
薛依云说，为了完成该书，他在梳理新加坡7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看到狮子图腾的一路相伴，从淡马锡（爪哇语意为“水镇”或海上城市）到新加坡拉（狮城），到海峡殖民地（三州府），再到自治与独立，最后发展成为环球化城市。
薛依云说：“作为一个多元种族的移民社会，新加坡尤其需要一个共同的身份标记，作为这个群体的象征与符号的观点，借以获得强大的精神力量并巩固社会凝聚力；通过当前继往开来历史交替时刻之契机，唤醒国民意识，开展对狮子图腾的重新认知，构建集体记忆，以文化自信来面对新时代的挑战，也因而有必要正视狮子图腾释放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与蕴含的社会凝聚力。”
薛依云提出，“新加坡拉”（狮子城）的神话故事，源自成书于1612年的《马来纪年》，狮子城名称的产生，就是多种宗教文化与政治势力博弈所衍生的产物，其中有对文化宗教的怀缅，更多的是君权神授立国发奋求强的自励。在书中作者也提到，新加坡周边就有五个国家和地方曾以狮子命名，虽然这里并没有狮子。
狮子标志跨越种族
关于狮子图腾，薛依云提出，1956年开始屹立在独立桥两侧作为守护吉祥兽的“默迪卡”雄狮，它也是意大利雕塑家卡瓦列·鲁多夫·诺里（Cavaliere Rudolfo Nolli）的作品，石雕雄狮造型俊伟，曾是新加坡地标。马来文默迪卡（Merdeka）是“独立”之意，因此“默迪卡雄狮”象征新加坡追求自由独立的奋斗精神。但1966年以后，由于交通及路段扩建的关系，默迪卡雄狮一度迁移到加冷公园，1987年落户在新加坡武装部队军事训练学院。
薛依云说，独立桥雄狮作为新加坡安身立国的狮子图腾标志，无疑是跨越种族，它的出现赋予狮子图腾新的生命力。
1972年迎来的鱼尾狮雕塑，是虚构的狮头鱼身的动物形象，其设计灵感是根据《马来纪年》的记载。这鱼尾狮的上半身就是当年Singapura的典故，下半身则自Temasek（海上城市）的背景，于1964年作为新加坡旅游促进局的标志。本地凋刻家林浪新在1972年根据时任教育部常任秘书关世强提供的喷泉鱼尾狮雕像蓝本制作完成。
至于李家舜设计的狮头标识图像（The Lion Head Symbol）在1986年出现，政府主要考虑到狮头图像比起国旗和国徽，可以广泛被个人、组织和公司在非正式场合使用，借以提升新加坡国民身份的归属感。
薛依云说，“狮头标识图像”虽然不是形体实物，但根据新加坡政府的官方解释，狮头标识图像象征着勇气、力量和卓越，以及面对挑战时的坚韧的价值观。
李国梁：从人性化的角度回望历史
自1月开始，喜耀文化学会也与文史工作者李国梁合作，连续三个月举行三场与开埠200年有关的讲座。第一场“回顾与反思”，分享曾经繁华的古代新加坡拉，以及殖民地时代以后，新加坡借助于各方势力与实力，重新崛起为海港城市。第二场“日战中的无名英雄”，则是李国梁跟另一名主讲者李叶明一起发掘日战期间的民间记忆。
李国梁的第三场讲座“林德宪法与理想家园”，重温日战后新加坡人为摆脱殖民地统治经历过的一连串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他也将于7月在唐城图书馆举行讲座“大坡：民俗风情迎客来”，通过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回顾民生。
李国梁说：“这系列讲座是纪念开埠200周年而不是庆祝，它为我提供机会，从较人性化的角度回望旧时光。历史是人的历史，官方历史记述的往往是人的活动、人的成败、人的功绩，但我要表达的另一层次，是人的精神、人的愿望、人的理想。每个人都希望在生命中创造价值，这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要体会贯穿于史义中的人的价值，是一个人心与人性相接沟通的过程。新加坡近代史，从1000人发展至560万常住人口，就包容无数人物、无数生命的成就与价值。”
新加坡故事展现自信
李国梁举例，在第一场演讲“回顾与反思”中，他除了谈莱佛士，也谈那个年代一些标记性人物，例如有“甘蜜大王”之称的佘有进（1805-1883），他关注他同代的人，曾在著作中谈到华人劳工来到新加坡染上鸦片瘾，赚一点钱就把钱消耗在鸦片烟或赌博上，虽多年劳苦却毫无积蓄，所以无法回乡。又如林文庆，他虽然获得英国女王奖学金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完成学业，但是非分明，敢于向英国政府提出禁鸦片，这些人物都在他们的时代里发挥人的理想与精神。
在第二场演讲中，李国梁关注日战中挣扎求存的小市民，例如曾经担任过历史博物馆华语导览员的史立道，日本侵略时，14岁的史立道在中正中学念中二，当学校宣布停课时，史立道搭上班车回老家关丹。战事爆发后，大多数马来亚人民跟着英军逃到新加坡来，史立道背道而驰，反而回返战区，因为当年年纪轻轻的史立道已经知道，一家人互相依靠取暖是最好的选择。又如黄坤浩，出世时因为日军侵略，从小没有奶水喂养，家人想方设法以香蕉加上香蕉茎熬煮成奶液状的食物，黄坤浩就靠着“香蕉奶”慢慢长大，但由于营养不足，长大后的黄坤浩体格一直偏向瘦小。
李国梁说：“这50年来，我们从150周年纪念的‘庆祝’转变为‘纪念’，莱佛士从‘开创新加坡’转变为‘登陆新加坡’，意义的改变或许可归纳为三点。思想进程，从英国人的眼睛，过渡到通过本地人的眼睛看历史。落地生根，21世纪，民间有意识地通过自助创建的文物馆、展览、艺术、文献等来展现自身历史，建构跟先民的联系。展现自信，当越来越多人愿意以客观的心态，花时间精力去组构民间记忆，新加坡的故事便会展现自信。”
《联合早报》- 张克润：寻找狮城中轴线的探讨 (2019-02-21)
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90221-933727
李显龙总理选择200年前莱佛士爵士1月28日登陆圣约翰岛的相同日子，在亚洲文明博物馆为开埠200周年纪念活动主持揭幕。引人注目的是，他呼吁国人追溯和反思1965年独立前，一段更久远700年前的新加坡拉（狮城）史。
这与去年由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组织（GaWC）编制《世界城市名册2018》：北京首次跻身世界一线城市“四强”，力压新加坡、上海、迪拜、东京、悉尼、洛杉矶等城市的遴选要求不谋而合。城市文化的多样性，有历史、有底蕴，让北京在全球707座城市排名中跃升第四位，香港与新加坡分别排名第三及第五。
根据报道，酝酿10年之久的北京古都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已列入市政府重要工作项目。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规划》及《综合整治规划纲要》已完成编写，而且申遗的《综合整治规划实施计划》及《风貌设计管理导则》的编制也正在进行。看来全球城市如不加强其文化历史底蕴，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狮城有中轴线吗？在哪儿？我们可以从四方面加以探讨：
一、年代沿革：追溯狮城700年历史，使她与具有850余年建都史的北京城相差百多年；历史上有五个皇朝在北京定都，狮城也历经四个阶段的王朝、殖民及独立史。
历史家柯宗元教授指出：第一，700年前与元朝有贸易的淡马锡（意为海城或称新加坡拉），其末代王子拜里米苏拉（也称依斯干达）于1402年建立的马六甲王朝与明朝有贸易来往，郑和下西洋五次经过马六甲；第二，1511年王朝被葡萄牙消灭后，偏安柔佛与明朝有贸易的柔佛王朝；接着是转移到廖岛的柔廖王朝（受荷兰管辖）；第三，莱佛士于1819年及克福德于1824年分别与廖内苏丹／天猛公签订条约设立贸易站及扩大狮城港，直至1959自治，共140年；第四，1965年独立至今的新加坡共和国。
2012年国家图书馆出版权威学者约翰·巴斯登博士（John Bastin）撰写的《新加坡的创建史1819》，出现一张1819年至1820年的新加坡近陆图。此图提供了狮城中轴线的沿革：它明确标注母亲河北岸（白色莱佛士雕像登陆点）有天猛公官邸居民区、东海岸（美芝路）有苏丹官邸及直落亞逸有苏丹渔村的存在。依城区规模，最少已有数千名居民住在旧城堡墙（Old Line of Singapore：沿史丹福河依山通往700年前马来人称为禁山的淡马锡皇宫遗址）内官邸港区之内外；港区周边密布甘密园。
可见，中央文化行政区及福康宁山地段实是淡马锡旧城遗址。母亲河北岸及福康宁的三次考古挖掘都发现元代文物，证明狮城年代沿革具有700年之久。
二、位置范围：莱佛士早年宣称“狮城是一个150人的小渔村”，实为隐瞒人口已达几千人的事实。第一任驻扎官法夸尔在登陆同年函记人口已达3000人，证明莱佛士1822年重返狮城开始整顿三段港区。西段原沼泽地勿基填土设为商业广场及规划为华人／朱烈人村，形成由直落亚逸街内延的唐城历史地区。中段把天猛公官邸居民区迁移作为政府行政、法院、教堂及广场区，形成由康乐道内延的中央文化行政区，以及东段规划为欧洲镇、苏丹皇宫及阿拉伯/武吉士村，形成由美芝路内延的甘榜格南历史地区的自由港，马上吸引各地来贸易建港的人们。
狮城第三阶段城区位置范围的演进发展，是按原苏丹渔村、天猛公官邸及苏丹官邸三段南部滨海遗址，引入槟城乔治市经验把不同族群分隔在不同城区的土地利用和管治。莱佛士1822年至1823年指示助理工程师杰克逊，绘制东西五公里及北延一公里共五平方公里的港口位置范围，包括：“Chinese & Chuliah Campong”“Gov. Offices / Court House / Church–Open Square”及“European Town / Sultan's Palace / Arab & Bugis Campong ”三段城区。此就是最早的“新加坡城规划”；后人为纪念莱佛士对狮城的贡献，也称为“莱佛士城市规划”。
三、实体遗存：经过近200年由帆船时代过渡到轮船时代的港区发展，及不可逆转的六次南部填海造地扩大商港及城区的演进，原古海岸线从直落亞逸街到美芝路遗存了23个国家古迹。这些滨海遗存由古迹保存局及古迹遗址保存司，足足用42年（横跨1973年至2015年）的时间来鉴定保存；加上六个历史古迹／建筑／构建物共29个遗存，可说是1971年立法保存国家古迹，以及1989年立法保护历史地区／地段遗址的成果。
城市遗存不止保存一批核心滨海古迹，而且与周围系列建筑群形成成片遗址的保护，古迹周边遗址的商铺、街道、广场、建筑及构建物全面获得保护，使到受保护建筑物从1989年的3200间增加到2012年的7100间。
可见“莱佛士城规划”的位置范围及演进发展的国家古迹、商铺建筑群、街道名称、公共广场／建筑物／构建物等实体遗存，都是原来的城区景观，特别是古滨海五公里长的“望海”遗存，已形成狮城的核心中轴线（Core Central Axis），其他新城区都是源自南部五河古海岸旧港区的延伸发展。
四、文化价值：官方在1986年至1989年间公布的“四个历史地区”“五个迁徙地段”“中央文化行政区”及“中央保护区”等举措，让历经六次填海造地已经模糊的“莱佛士城市规划”三段遗址遗存、遗址景观及狮城中轴线，重新受到各方的关注。
古海岸29个遗存为狮城中轴线的代表性建筑/构建物及建筑群，已形成可持续东西方文化宗教和谐融汇发展的特殊范例及珍贵的多元历史文化遗产。目前，是国人进一步辨认辨识狮城港之人文科学价值（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
一旦官方下定决心将狮城港准确的历史沿革、位置范围、实体遗存及文化价值加以研究整理出来，占据狮城核心中轴线的城市文化遗产精华，完全足以界定为“新加坡历史中心”，而媲美获得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澳门历史中心、马六甲海峡历史名城、马六甲和乔治市及鼓浪屿的国际历史社区。
作者是南洋大学校友学术会副会长
暨新加坡文化遗产小组组长
《联合早报》- 新加坡开埠200周年全年百余活动纪念 (2019-03-01)
新加坡开埠200年工作组与超过280个团体合作，即日起至今年底，推出超过100个纪念活动。
许多参与的团体拥有悠久历史，比如于1907年成立的吾庐俱乐部，将与陈嘉庚基金合作，推出一系列文化讲座，邀请学者主讲19世纪初期历史，包括追溯宗乡会馆组织从殖民地时期的发展史，以及全球化如何影响新加坡的经济。
成立超过180年的纳歌达卡印度回教文化遗产中心（Nagore Dargah Indian Muslim Heritage Centre），则将举行摄影展，展示由100名新加坡人收藏，有关他们的祖先早期到新加坡发展的黑白照。
将在今年庆祝成立100周年的欧亚人协会（The Eurasian Association），也将举办一系列活动，分享协会的历史，以及协会对社会及国家所做贡献。这包括欧亚人节、翻新欧亚历史展馆，协会也将出版有关协会历史和贡献的刊物。
新加坡开埠200年工作组前天发文告说，新加坡开埠200年是让国人一起找出共同回忆的机会。参与纪念活动的团体包括社区组织、宗教团体、会馆、协会、企业、学校、社会服务机构和政府机构。
此外，新加坡开埠200年工作组与五个社区发展理事会，也将联手推出五个让国人了解国家历史的路演。第一个路演将从今年4月，在东南区揭开序幕。
人民协会将配合路演，支持一些介绍不同地区的历史、里程碑和习俗的场外活动。比如，参与蔡厝港集选区和丰加北区文化之旅的公众，将从活动认识该区有趣的历史，包括本地最后一只野生老虎，是在上世纪30年代在蔡厝港寻获的。
新加坡开埠200年部长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席、人力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莉明说，新加坡开埠200年是个通过回顾历史，为未来吸取经验的机会。
“我们很感激许多人和社区组织前来，通过各种活动和项目分享他们的历史，这些有意义的活动共同编制了新加坡的悠久历史，让每个人都能参与。”
她说，过去，许多人和组织用不同方法回报社会，包括建造宗教建筑物、医院、学校等，也通过捐款或当义工，为新加坡做出贡献。
“政府设立开埠200周年纪念社区基金，希望能激发更多企业和个人去关怀他人和分享成果，就像我们祖先那样有着慷慨的精神。”
公众可上网www.bicentennial.sg，查阅全年的活动详情。
Straits Times - Bicentennial showcase by creative NDP veterans (2018-12-09)
Straits Times - New exhibition seeks to revisit Raffles' other facets (2019-01-01)
Straits Times - 6 highlights from the Victoria Concert Hall dig (2019-01-09)
Straits Times - Why 2019 is history in the making (2019-01-27)
Straits Times - Rare book on early S'pore stories back in Republic (2019-01-23)
http://www.sohu.com/a/320218617_474772
《联合早报》- 许通美：新加坡，生日快乐！(2019-08-03)
今年对新加坡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首先，我们庆祝新加坡独立54周年。其次，我们纪念英国东印度公司登陆新加坡200周年。第三，我们也在反思自己的前殖民历史，它可以追溯到700年前的14世纪。
为了帮助新加坡人了解这三个事件的重要性，我们出版了两本新书，并在福康宁中心举办一个赏心悦目的多媒体展览，由谢敏和张泰洋精心策划，名为“开埠200年历史体验”（Bicentennial Experience）。我们四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柯宗元、王添顺、彼得·博尔施贝格（Peter Borschberg）和陈大荣合写了一部优秀的著作《700年：新加坡的历史》（Seven Hundred Years: A History of Singapore）。最近离任的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斯科特·怀特曼（Scott Wightman）和我则合编了一本篇幅较小的书《新英200年》（200 Years of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淡马锡、马六甲与柔佛
回顾前殖民历史可以让我们汲取什么教训或智慧呢？我们了解到，在英国人到来之前，新加坡曾两次被殖民。14世纪，在名为淡马锡的岛上有一个王国，并且是一个自治的港口城市。淡马锡靠贸易而繁荣昌盛，与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国（Srivijaya empire）、爪哇的满者伯夷王国（Majapahit empire）以及中国和印度有着良好的经济关系。15世纪，失去自治权的淡马锡成为马六甲苏丹王朝的一部分，后者当时是控制马六甲海峡的海上霸主。
当马六甲于1511年落入葡萄牙人之手时，马六甲苏丹逃到柔佛，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苏丹国。新加坡继续充当苏丹的海军前哨和贸易中心。1699年，柔佛苏丹被自己的贵族杀害，这导致了内战和苏丹国的衰落。由于新加坡的命运与柔佛苏丹国紧密相连，它的重要性也随之下降。
经验教训
我们可以从新加坡的前殖民历史中吸取什么教训？第一个教训是，与从英国角度出发的叙事相反，新加坡的历史并非始于1819年。第二个教训是，新加坡一直在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以及中国、印度和西方之间的东西方贸易中发挥着作用。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新加坡得以生存的原因。
为了保持这一地位，我们必须拥有本区域最好的海港、转口港、航运枢纽和国际海事中心。
第三个教训是，新加坡必须进一步融入本地区。我们的亲亚细安政策，在亚细安国家的大量投资，以及通过政府、私人领域和民间社会向其他亚细安国家及其人民提供的帮助，都是值得赞扬的。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做得更多。我们应该鼓励我们的学生学习一门东南亚国家的语言，并到亚细安最好的大学当交换生。我们应该鼓励我们的游客到亚细安国家旅游。
密歇根大学林愿清教授呼吁新加坡重返本地区。对此，我的回应是，我们从未离开过这个地区。然而，在最近对亚细安10国进行的一项调查中，老挝学生因对亚细安了解最多，也最支持亚细安而领先同侪。对亚细安了解最少、最不感兴趣的新加坡学生则排名垫底。新加坡政府的亲亚细安政策必须得到商界，以及我们的民间团体和年轻人的支持。在西方某些国家正转向国内之际，这一点尤为重要。在这个日益不确定的世界里，亚细安是一个亮点。我认为这就是林教授的观点所蕴含的智慧。
英国和日本的统治
英国于1819年至1942年和1945年至1963年统治新加坡，前后共142年。从1942年到1945年，日本统治新加坡长达三年半。我必须非常坦率地说，除了向我们证明，英国人不是一个优越的民族，无权统治我们外，日本在新加坡没有留下任何积极的遗产。
与日本人不同，英国人确实给我们留下了积极的遗产。在我的书中，我把英国的统治形容为“功过六四开”。其功众所周知。其过有何？英国人是种族主义者，把我们当作二等公民（欧亚裔人）或三等公民，并在新加坡推广吸食鸦片。殖民时期的新加坡既没有民主，也没有人权。英国没有使经济多样化，也无法为我们的年轻人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最令人震惊的是，英国未能抵御日本的入侵，保卫新加坡。
然而，与东南亚其他殖民统治者不同，英国人确实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这包括英语、自由港、自由贸易、开放经济、良好的基础设施、法治、优秀的公务员队伍和警察部队、城市规划、公共卫生和现代医学、对科学和现代性的信仰，以及对大自然和自然历史的鉴赏。
新加坡的故事
许多前英国殖民地挥霍了它们的英国遗产，以致无法脱离第三世界之列。就新加坡而言，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勇敢地接受了我们的殖民历史，并在英国遗产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独立后，新加坡政府几乎在每一个领域改进了英国人留给我们的一切。
在我这个80多岁的人眼中，我们在过去54年所取得的成就，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作为第一代外交官，我为新加坡在世界上的崇高地位及其成功的外交感到自豪。我能理解为什么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人博客亚新（Nuseir Yassin，昵称“Nas”），将新加坡描述为一个“近乎完美的国家”。
来自墨西哥的观点
我最近遇到了28名来自墨西哥的大学生。他们在新加坡呆了一个星期。我们是在他们动身回家的前夕认识的。
在我们的谈话结束时，一名老师要求每个学生想出一个词来代表他们对新加坡的印象。有几个人选择了“创新”这个词。另一些词是“干净、诚实、和谐”。最后一个学生说“乌托邦”。我感谢所有学生对新加坡的良好印象。我告诉这个学生，虽然我们做得很好，但我们并不完美，还有一些地方须要改进。
我对《新加坡，新加坡拉：从奇迹到自满》（Singapore,Singapura: From Miracle to Complacency）一书的作者尼古拉斯·沃尔顿（Nicholas Walton）的回答是，新加坡领导人非但不自满，反而偏执多疑，不断担心我们的安全和繁荣受到威胁。
我的愿望清单
我有一个关于新加坡未来的愿望清单。
首先是经济方面。我希望看到我们的经济继续以可持续的速度增长，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和创意产业、绿色技术、绿色金融和其他环保企业。我希望看到新加坡成为世界领先的发明家、起步公司和创新者孵化器之一。我相信新加坡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取得成功，但我们应该照顾那些因制造业、零售业、银行业等领域的革命而失业的工人。
第二是关于环境问题。在把新加坡打造成为一个清洁、绿色、宜居和宜人的城市方面，我们应该全力施为。我们应逐步以电动车取代现有的巴士、德士、公务用车和私人车辆，并推动更广泛地使用太阳能，建设更多的净零能源建筑。我们应该对瓶装水和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征税，并在废物再循环方面，效仿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做法。
第三，在平等方面。我们应该把生活在绝对贫困中的新加坡人的数量减少到零，其中大部分是贫困老人。我们应该有勇气遵循国际最佳做法，将贫困线定在收入中位数的50%，也就是2200元，并确保我们工人的工资高于贫困线。政府应确保受惠于“渐进式薪金模式”（Progressive Wage Model）和“就业入息补助计划”（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的工人获得高于贫困线的工资。
第四则事关正义。由于大多数新加坡人在70岁之前身体都很健康，我们应该把退休年龄提高到70岁，并反对各种形式的年龄歧视。我们应该把残障人士的就业比例从目前的5%提高到40%。我们应该接受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群体（简称LGBT）为新加坡大家庭的正式成员，结束对他们的一切形式的歧视。
第五，在民主方面。我们应设立监察专员制度，以加强透明度和问责制。我们应该接受包括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内的所有公民持有不同意见或异议的权利。我们应该加强尊重不同观点的文化，包括那些我们不同意的观点。这就是民主的本质。
来自开埠200年展览的信息
在离开“新加坡开埠200年历史体验”纪念展览时，访客须就下列三个选项中哪一个对新加坡最重要进行投票：(A)开放；(B)多元文化；和(C)自决。绝大多数人的选择是自决。它所发出的信息是明确的。新加坡人不希望被柔佛、伦敦、东京或吉隆坡统治。他们想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作者是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中心主席和香灰莉木学院院长）黄金顺译。
《联合早报》- 大草场与三座桥列为国家古迹 (2019-08-04)
https://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90804-978064
新加坡开埠三年后就存在的政府大厦前大草场，过去近200年来见证了本地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毗邻的新加坡河上则树立着伴随我国自19世纪以来发展的三座桥。这三座桥和大草场都将被列为国家古迹。
古迹数目增至74个
新加坡目前有72个国家古迹，政府大厦前大草场（简称大草场）及新加坡河上的加文纳（Cavenagh）、安德逊（Anderson）和埃尔金（Elgin）桥被列入名单后，古迹数目就会增至74个。这三座桥属于同一组古迹。
在这之前，国家文物局是于2016年，把樟宜监狱大门、外墙和炮塔划定为国家古迹。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昨天与国庆庆典表演者进行互动，他过后接受媒体访问时宣布上述消息。这项宣布适逢我国开埠200年。
今年的庆典就在大草场举行，回到了新加坡建国后1966年首次举办国庆庆典的地方。
王瑞杰说，大草场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这些重要事件标示着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的进程。与此同时，这三座桥衔接南北河岸，象征新加坡这些年转变为一个繁荣城市和贸易港口。当局因此决定把它们列为国家古迹。
“所有的国家古迹都会受到特别保护，让国人可以认识更多关于新加坡的历史，了解这些历史、文化和遗产的重要性。”
王瑞杰过后也在面簿贴文中指出，大草场和这三座桥承载了新加坡的开放价值观和多元文化，希望它们不仅让国人想起新加坡的过去，也提醒大家未来继续保持开放态度，跟世界接轨、与时并进。
文物局发出文告说，被划定为国家古迹不影响大草场和三座桥现有的用途。公众依旧可以在大草场上运动和进行休闲活动，国庆庆典等官方活动也会继续在那里举行。
过去受保留的古迹都是建筑物或纪念碑等，这是首次有“空地”入列。这意味着大草场未来不得重新发展，也不可以在上头建造任何永久性结构。
大草场1822年就已存在
大草场于1822年就已存在，是本地开放公共休闲空间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
在1822年的城市规划中，新加坡开埠者莱佛士原计划要在大草场上盖公共建筑，但是这个计划没有落实，这块草地过后变成了殖民地社会人们聚集交际和运动的地方。
英殖民时代，每逢农历新年、英国皇室成员生日或特别周年庆等，大草场上就会举行庆祝活动，有时也会燃放烟花。1959年尤索夫宣誓成为第一位国家元首，1963年新加坡宣布加入马来西亚联合邦都发生在大草场。
如今大草场仍是许多大型社区活动和运动赛事的主办场地，例如渣打银行马拉松的终点和起点就设在那里。
同在市政区内，新加坡河上的三座桥也在我国发展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建于1869年至1929年间，所用建材和造桥技术也展现了当年的技术水平。
最早启用的加文纳桥处在交通要道上，当年河的两岸是商业广场（现为莱佛士坊）和政府办公区，桥建成前人们须搭船渡河。
大草场一端是一批欧亚人创建于1883年的新加坡康乐俱乐部（Singapore Recreation Club）。俱乐部总经理兼秘书贾法尔（Shareef Jaffar）说，大草场在俱乐部和会员心中占据非常独特的位置。
“我们的会员在大草场上进行了无数的体育项目和活动，它深深烙印在所有会员的记忆中。很高兴它现在受到保护，让未来世世代代的新加坡人都能使用。”
Sunday Times - Padang and three bridges to be national monuments (2019-08-04)
《联合早报》- 社论：多元角度提高国人历史认识 (2019-08-08)
https://www.zaobao.com.sg/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190808-979252
在庆祝建国54周年和纪念开埠200周年之际，政府大厦前大草场和新加坡河上的三座桥将被列为国家古迹别具意义。大草场在新加坡开埠三年后就存在，过去近200年来见证了本地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毗邻的三座桥：埃尔金桥、加文纳桥与安德逊桥自19世纪以来便构成新加坡的城市风景线。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日前出席国庆预演时宣布这项消息，我国国家古迹名单所列的72项将增至74项。随着时代的演变，国家古迹名单还会继续增添其多元性，我国的历史遗产也将会不断丰富。
英殖民时代，每逢农历新年、英国皇室成员生日或特别周年庆等，大草场上就会举行庆祝活动。1959年自治时，尤索夫宣誓成为第一位国家元首，1963年新加坡宣布加入马来西亚联合邦等等历史事件都发生在大草场。它也见证日本侵略军在政府大厦的投降仪式，1966年我国建国后的第一个国庆检阅礼，给大草场赋予新的时代任务。
新加坡河推动了新加坡的自由贸易经济，河上这三座桥沟通了河的南北两岸，促进两岸的建设，城市景观由河的两岸扩展开去，逐渐发展成现代新加坡市区。它们建于1869年至1929年间，所用建材和造桥技术也展现了当年的工程技术水平，是今天研究殖民地时期建筑风格的宝贵案例。
王瑞杰在面簿贴文中指出，“大草场和这三座桥承载了新加坡的开放价值观和多元文化，希望它们不仅让国人想起新加坡的过去，也提醒大家未来须继续保持开放态度，跟世界接轨、与时并进”。这也点出了它们被列为国家古迹的现代意义。多元与开放标志着新加坡必须不断巩固的立国之本，许多建筑和路名承载着时代沧桑，幸好我国建国后没有刻意通过重新命名，以满足高涨的民族情绪，否则今天我们要来重新认识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标就不容易。
对于建国历史短浅的新加坡，一个大草场不就是一个草场，一座桥不就是一座桥，一条路不就是一条路，人们很容易忽略它们背后的历史。历史必须有所继承，名字则是今日与昔日之间最好的联系。
在这三座桥当中，埃尔金桥的名字多年来时有争议，因为它所纪念的是一个英殖民时期印度总督埃尔金，他曾经率领大军参与英国与满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下令英法联军洗劫和火烧圆明园。对英帝国主义者而言，他是一位功臣，但对鸦片战争存有痛恨的新加坡人，他是“恶名昭彰”。持不同看法的人认为，他的确是英殖民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英殖民者在殖民地以一座桥纪念他，反映出当时英殖民政府对他的历史评价。
在惹兰勿刹一带有一条贝当路（Petain Road），多年前曾遭法国驻新使馆抗议，这条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战争英雄贝当将军命名，法国当时是英国的盟国。英殖民者以新加坡的一条路命名纪念他，表达对他的敬意。然而，贝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却又变成卖国贼，身为总理的他竟然让德国占领法国，自然改变他在法国历史上的地位。
大草场和三座历史名桥成了国家古迹之外，它们背后的历史当会引起国人更大的关注。其他未被列入国家古迹名单的历史性建筑、桥和道路的名字也有一定的典故，可为新一代提供珍贵的教育素材。我们从多元角度提高国人对我国历史的认识，有助于加强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和对这片乡土的热爱。
Straits Times - Telling the stories of convicts, ordinary folk who built early S'pore (2019-08-08)
《联合晚报》- 从3个历史阶段看新加坡纪念开埠 (2019-08-08)
《联合晚报》- 政府和多个团体会馆学校 筹划一年活动 追溯700年历史 (2019-08-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