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CA - Launch of Singapore Biographical Database
https://www.sfcca.sg/en/node/2453
《联合早报》- 梳理本地华人先贤关系网络 “新加坡人物传记数据库”上线供浏览 (2019-02-02)
https://www.zaobao.com.sg/znews/singapore/story20190202-929007
随着开埠200年以来的华人先贤，在数据库里被谱成一个个相互重叠、联系的支点，维系着几代人的血缘、姻亲、雇佣等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终于清晰可辨。
我国历史上重要的200位华族人物，以及由他们向外扩展而来的800项社会关系，如今都被记录在“新加坡人物传记数据库”，并在星期五（2月1日）正式宣布上线，供公众浏览及补充。
数据库由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携手共创，旨在为国人视觉化地梳理一代代新加坡华人先贤之间的关系网络，并提供一个缜密的寻根渠道。
通讯及新闻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受邀为数据库推介仪式的主宾，她在致辞时强调，数据库的建立将有助于公众接触我国的文化遗产，让国人与华人先贤之间建立联系。
数据库目前记录在案的华人先贤包括薛佛记、陈笃生、胡亚基、林义顺、陈金声等200位重要华社人物，并梳理出了他们彼此共享的26种社会关系，以及他们各自的地缘背景。
推介仪式上，胡亚基的曾孙女胡妙安（84岁）、林义顺的孙子林英仁（71岁）以及薛佛记的第六、第七和第八代子孙都亲临现场。
胡妙安在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国人须为自己的宗族寻根，守护这个重要的历史遗产。
她透露，家中还保留着刻有胡亚基名字的金银餐具，历时百年之久，而她十分愿意捐给国家。
数据库目前仍属于初始阶段。研究团队首要处理的是柯木林《新华历史人物列传》，丁荷生、许源泰《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以及林博爱《南洋名人集传》中所记载的人物史料，而尚未完成谱写的人物预计还有5000余人。
国大中文系主任丁荷生指出，通过梳理华社人物的关系，将会找到许多“中间人”，而他们在各个社群之间扮演着沟通、调解、磋商等重要角色，帮助我们理解当时新加坡社会的运作。
他透露，数据库未来的计划是把人物信息和地理信息结合起来，透过关系网络划出当时人们的活动范围，重绘新加坡历史上的生活面貌。
鼓励国人上网补充数据库
宗乡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柯木林指出，以数据库来研究本地华人的历史是“产官学”三合一的协作。每添加一个人物的数据，都能以点到面，帮助整理本地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
随着数据库上线，公众可以在家中上网浏览http://sbdb.nus.edu.sg/，补充更多的人物资料。系统将会为资料中的关键信息进行标记，并与其他人物进行比对，生成关系网。
Straits Times - Database to remember Chinese pioneers (2019-02-02)
Singapore Biographical Database 新加坡人物传记数据库
https://sbdb.nus.edu.sg/
8视界晚间新闻 - 纪念我国开埠200周年 新加坡人物传记数据库正式启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kRHi4MYI3Q
《源》· 138期 - “新加坡人物传记数据库”正式上线
搜狐 - 系统记载本地先贤关系网络，“新加坡人物传记数据库”正式上线
http://www.sohu.com/a/296298994_100012042
《联合早报》 - 以大数据 谱写本地华社关系网 (2020-01-06)
https://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200106-1018657
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丁荷生和高级研究员许源泰博士率领的研究团队这几年造访本地各大会馆、庙宇、坟场，展开了工程浩大的资料搜集和编码整理工作，目标是建立1819年至2019年八代新加坡先贤的个人和人物关系网络大数据库。
除了聚焦华人领袖，本地的华社研究也放眼历史上的“小人物”，进一步通过大数据谱写华社领袖和中低层社会人物的关系网络。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丁荷生、高级研究员许源泰博士率领的研究团队这几年造访本地各大会馆、庙宇、坟场，展开了资料搜集和编码整理的工作，工程浩大。
2017年，团队开始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来捕捉新加坡历史。而自去年2月，由国家图书管理局、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以及国大中文系携手共创的“新加坡人物传记数据库”正式上线以来，数据库共收录了200位本地重要华社领袖以及由他们扩展而来的社会关系网络，把研究带到了一个新阶段。
许源泰指出，数据库的建立是从“大人物”出发，并已整理出约1000名华人领袖的资料。他们的计划是建立1819年至2019年八代新加坡先贤的个人和人物关系网络大数据库。以每25年为一个阶段，目前团队正在整理收录于《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中约5万人的资料。
许源泰说，这5万人是一个庞大的网络，从会馆、庙宇和碑文搜罗而来，其中大多数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这些中层阶级和低层阶级人物，也是构成华社的重要分子，却常被学界忽略。”
从会馆特刊坟场墓碑搜集新资料
此外，团队也在开拓新的第一手资料，包括从各大会馆收集的会馆特刊，以及从墓碑上手抄而来的死亡记录，经过团队的辨认和数码化后，从中整理出记录于1922年至1972年的6万2000多个人名。
“目前学术界从来没有把这批资料列入研究范围。”许源泰说，保留下来的都是武吉布朗坟场的墓碑记录，由国家文物局提供，其中大部分人都属于福建籍贯。
丁荷生和许源泰也带着学生亲自到武吉布朗坟场寻找更早期的墓碑，目前已经找到了1500多个清代时期的人名。而在被发现的墓碑当中，年代最久远的刻于1824年。
许源泰透露，团队这两年来已经为这批墓碑成立了独立的资料库，将来也会与“新加坡人物传记数据库”接轨，让墓碑的地理信息和人物的个人信息相结合，打开新的研究视角和方向。
团队也与新加坡族谱学会合作，收集了100多部家谱资料，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其中也包括来自潮州的家庭。许源泰说，明朝和清朝时期有大量的移民迁徙至新加坡和台湾等地，通过研究家谱，可以看出离散于两地移民之间的关联和差异。
许源泰也指出，在美国和台湾等地的人物研究主要专注于“仕”，即知识分子，“不过新马一带早期都是商人和工人为多，他们往往通过建庙、建会馆而留名。我们研究的切入点因此很不一样。当然量很多，困难也很大，建立这样的资料库因此不容易。”
国大中文系硕士生张文博（23岁）、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二年级生邓凯恩（21岁）都是团队一员，分别参与了庙宇和墓碑的研究工作。
邓凯恩说，田野调查的过程十分严谨，墓碑上的资料须仔细分类、辨认和校对。整理后的资料还须进一步编码，才能收录在资料库以便分析。
许源泰相信，这项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华人社群在本地的活动足迹和互动过程，“新加坡的会馆和庙宇总是在不断搬迁，许多记录都在流失，许多人名也有所重复。但通过电脑的识别和编码，可以帮助我们串联出一个网络，看到人脑和肉眼所看不到的东西，提出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