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莲山双林禅寺一百二十周年文集》- 柯木林：刘金榜兴建双林寺之谜
原文:
刘金榜兴建 双林寺之谜
柯木林
1982年6月，在俗称海南山一带的地方，一项起坟工作正在进行。当天，一位年约70岁的长者，在一场法事过后，把墓穴中的陪葬物及遗骸收拾完毕，将遗骨火化后，安置于双林禅寺内1。
这墓主人是谁？负责收拾墓穴中的陪葬物与墓主人又有何关系？让时光倒流72年 !
1910年3月16日(星期一)，《叻报》刊载了一则新闻，内容写道：
“初四日为刘金榜观察出殡之期。是日午初，在其万山园丧次发纼至距坡五英里土名海南山之园中安葬。所有丧仪鼓乐，盛极一时。而祭轴輓联约以百数，执绋之众将及千人。最难得者是早浓云密布，层阴障天，咸谓大雨欲来。故多有预携雨具者。讵意灵柩启行之后，忽放晴曦艳阳在空，和风载道，故随行者欣欣交慰，谓观察之福德所感而致云！” 2
根据报导,刘金榜（Low Kim Pong 1838-1909年）3是在宣统元年十一月初六日未时，农历己酉年丙子月壬子日丁未时，公元1909年12月18日（星期六）下午两点钟逝世4，享年72岁，出殡日为1910年3月14日（星期一），宣统二年二月初四日，农历庚戌年己卯月戊寅日戊午时。当时，这支出殡队伍, “祭轴輓联约以百数，执绋之众将及千人”，浩浩荡荡，前往海南山, 即刘金榜长眠之地，具体地点在今天顺福路（Shunfu Road）大牌316的位置5。72年后，刘金榜墓地受建屋发展计划影响而迁葬, 遗骸及陪葬物由其长孙刘清银博士6重新安置。
刘金榜曾任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新加坡福建会馆董事，并被殖民政府委为华人参事局 (Chinese Advisory Board）、保良局 (Po Leung Kuk) 委员及皇家艺术学会 (Royal Society of Arts)会员7。 他在新加坡有不少遗迹，双林寺内有刘金榜塑像,中峇鲁区(Tiong Bahru)有路名为 “金榜路” ( Kim Pong Road ), 用以纪念他对公益事业的贡献8。
五十万元浩大工程
我对刘金榜与双林寺感兴趣，源自1989年。当年7月初，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博士侯选人黄建淳来新加坡，为他的博士论文《清朝捐纳制度与新马华侨社会之研究（1877-1912）》9 搜集资料。我带他参观新加坡华人的古迹庙宇，单就双林寺一处，我们前后去了三次，同时找到刘清银博士 ，与他做了无数次的口述历史访谈，寻获不少资料；1991年5月，我又赴刘金榜在福建省南靖县船场乡亭仔角的故居，探访其在故乡的后人，也寻获了一部记载刘金榜事迹的《南靖县张氏德运堂族谱》10。对刘金榜与双林寺，遂有新的认识。
双林寺位于大巴窑组屋区附近，车水马龙，热闹非常。可是当初兴建时，这里是人烟稀少的荒郊，俗称莲山。今有《募建莲山双林禅寺碑记》及《重修莲山双林禅寺碑记》两块石刻存于寺内，可资佐证11。从碑文上看，双林寺自光绪廿四年（1898年）开工到光绪卅三年（1907年），足足花了九年的时间12，耗费近50万元，尚未全部竣工13，确实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刘金榜除献建庙地外，个人几乎独资完成这项壮举14，因而得以名留青史。
刘金榜为什么要建双林寺？双林寺在新加坡华族历史上有怎样的地位？双林寺内的一些文物，又蕴藏着那些玄机？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绅权神授” 的传统理念
为什么要兴建双林寺？其中一个普遍的说法，就是刘金榜曽与其子启祥，不约而同梦见海边金光灿烂，一片祥瑞之兆。翌日前往一探究竟，正好遇上贤慧禅师等一行人自缅甸弘法后渡船抵达，刘金榜乃恭请诸位法师回家，四事供养，唯恐众师回中国福建，故慷慨地献出50英亩土地，并筹募兴建双林寺15。
“托梦建寺” 乃佛家传统，历史上早已有之。东汉明帝曾夜梦金人，身高六丈，顶佩白光，自西方飞来，於是敕令在洛阳兴建 白马寺（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16。19世纪中叶，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薛佛记 (See Hoot Kee 1793-1847年) 也有同样经验。他在重修马六甲青云亭时，也曾梦见甲必丹，之后还郑重其事地刻了《薛文舟纪梦碑》以记其事17。依我看来，这些都是托词，目的在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绅权神授” 的传统理念。
19世纪的新华社会，积极参与庙宇活动，如建庙、重修、管理庙宇等，是进入华社领导层的必要条件之一18。南洋史学界泰斗陈育崧认为，建庙的目的，是“希冀用这间庙宇建立起一个一统的‘神权’，再凭籍着这一‘神权’，来建立起一个‘绅权’，运用‘绅权’来领导一帮，进而至于超帮” 19。由此可见，刘金榜之独建双林寺20，正是继承了这一攀登“社会阶梯”的传统。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几乎与双林寺竣工的同时（1907年）21，天福宫于光绪卅二年（1906年）完成重修工程22；而中华商务总会（即今中华总商会）亦于是年（1906年）正式成立23。刘金榜是重修天福宫的18名协理之一24，同时也是中华商务总会的其中一位创办人25。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深具历史意义。
我们知道，天福宫自道光廿年（1840年）落成以来26，一直是新华社会的领导机构。天福宫的领导地位，要到1906年中华商务总会成立，才由这超帮的机构所取代27。天福宫的社会力量，来自福建帮的侨领28，而中华商务总会的52名发起人中29，有14位是来自天福宫的领导层30，这说明了任何人如果要成为早年新华社会的领袖人物，必须先跻身天福宫领导层，然后由此晋升为超帮领导者。
这超帮领袖人物的塑造过程，刘金榜当然耳熟能详。他仿效了天福宫作为一股社会力量问鼎中华商务总会超帮领导权的模式，独建双林寺，以此作为个人社会力量的基础。然后利用这社会基础，晋入天福宫领导层，并由此成为中华商务总会的董事。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双林寺这个基地，如果未能跻身天福宫领导层（即参与重修工程），刘金榜是否能成为中华商务总会的发起人之一，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31。
官衔石刻最多的庙宇
既然双林寺对刘金榜个人的社会地位是如此重要，他就必须集中力量，利用双林寺这个基地，尽量突显自己，表现自己。这种以自我为基础的概念，从双林寺的刻石或匾额上，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双林寺内有两个主要匾额（不包括新近立的），即“天王殿”与“大雄宝殿”，都是刘金榜以个人名义献立的。寺内大约130根刻有对联的柱梁（65联），其中以刘金榜名份镌刻的就有20根（10联），占1/6。如果加上他以夫人32，和儿女名下勒刻的联柱33，数目当然不只这些。在双林寺“功德堂”内，亦供奉有刘金榜的泥塑像和其尊长灵位，这种作法，乃是刻意的安排，目的在突显自己，但未免有过激的个人主义色彩34。
刘金榜出生于福建省南靖县的一个农民家庭35，1858年南来新加坡，创立万山号（Chop Ban San），因此致富36。 1890年及1903年，他向清朝购买官衔，以进一步巩固其社会地位37。他喜欢以出生地或官衔刻石立匾，以示不忘本源，但这也是一种突显自己的作法。如“福建漳州南靖刘金榜” 38， “福建漳州府南靖县人大檀樾刘金榜” 39，“南靖刘金榜” 40， “赏戴花翎候补道漳郡南靖刘金榜” 41，“例授道议大夫赏戴花翎候补道信官刘金榜” 42， “赏戴花翎钦加二品顶戴漳郡南靖刘金榜” 43，“总理南靖刘金榜” 44，及“大清国福建省漳州府南靖县大檀樾刘金榜” 等等45。
在新加坡，以官衔刻石的华族庙宇，很不常见。除了章芳琳（Cheang Hong Lim 1841-1893年）的玉皇殿（建于1887年）外46， 双林寺可说是保存这类官衔石刻最多的庙宇。很明显的，刘金榜以这些官衔为荣。1904年，他在故乡漳州捐资修建南山寺时47，乃以“赏戴花翎钦加二品衔候选用道南靖刘金榜”刻石48，这也显示了刘金榜具有浓厚的乡土观念。
双林寺大雄宝殿竣工后（1907年），刘金榜还请邱炜萲写了一幅对联49，邱炜萲即邱菽园，他是殷商，亦是星洲名士50，有了这幅对联，确使双林寺生色不少。这与用官衔刻石一样，是刘金榜用以显耀个人社会地位的作法51。
令人费解的是，以刘金榜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为何他赖以起家的“万山号” ，却未能见于双林寺的碑刻或匾额上52。早年的新华庙宇，以商家宝号刻石立匾，实属常见。例如：道光卅年（1850年）的《建立天福宫碑记》，其中就有不少公司的称号53；咸丰八年（1858年）广帮侨领胡亚基以其店号（南生店）立匾于海唇福德祠大门旁54；光绪九年（1883年），陈明水（宪章）亦以其宝号“丰兴号”刻石于陈氏宗祠保赤宫55。 双林寺的建寺碑已毁，我检阅《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一书，也没有找到万山号的名刻56， 寻遍双林寺，亦不见有万山号的一匾一柱，而在双林寺毗邻的城隍庙（建于1903年），刘金榜却以“万山刘金榜”的名字捐了“叁仟员”，实在奇怪57。
1991年5月, 我走访位于福建省南靖县的刘金榜故居，在搜集资料时，其乡里张维盼出示一册《南靖县张氏德运堂族谱》，其中有一段文字暗喻刘金榜之致富，乃系篡夺乡人张嘉程之万山堂 (万山号) 等产业而来 ：“公 (指张嘉程) 少时家清贫……清道光年间 (1830年前后) 远渡重洋立志海外创业。越二年初有所成…… 新加坡开设万山堂、万山栈, 经营药材、布匹、土产等,积金双百万,为我乡早期出洋首致殷富者…… 为乡里望族。公得志不忘乡人, 常为后来赴洋拓业者提供方便……公因事业扩展之需聘船场人刘某 (指刘金榜) 为经理, 刘性狡黠,賗得公之信任。公返里时便将万山堂等产业委托经营管理, 刘初时还能如约汇款与公,公故则任意削减,致使遗眷开支拮据。公之次子永年奉母命去南洋询查, 始知万山堂等产业已被刘篡夺, 责刘之背义,刘反目以对……”58。
或许由于万山号是篡夺乡人之产业,故刘金榜不便以此商号刻碑立匾。然真相如何，尚待进一步考证。
碑刻不以民国纪年
刘金榜逝世时，双林寺“仍未举落成之典” 59。1920年，双林寺重修，主其事者乃刘金榜五子刘启祥。为了纪念此次重修工程，刘启祥于寺内立碑志盛，这两块碑刻就是上文所提及的《募建莲山双林禅寺碑记》及《重修莲山双林禅寺碑记》。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块碑刻，以四种纪年勒石，即：“天运庚申年”、“孔子降生2471年”、“释迦降生2947年”及“英（历）1920年”。英历1920年是民国九年，何以碑刻不以民国纪年？反观双林寺初建时，所用的清一色是大清皇帝的年号，而民国九年（1920年）的重修工程，却刻上了当年“反清复明”志士所惯用的“天运”纪年60，这问题令人深思。
我访问了刘清银博士，他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61。不过，从寺内出现大量的官衔刻时看来，似乎可以了解到不用 “民国纪年” 的潜意识心态。民国九年，被迫逊位的宣统皇帝溥仪仍居紫禁城，沿用大清皇帝的称号（宣统十二年）62。刘金榜既然向清朝廷捐官鬻爵，为了维持一定的社会地位，他的后世子孙，当然不愿看到清朝已被推翻的事实。不以民国纪年，是否含有“反民（国）复清（朝）”的意义，要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与邱菽园有关。前文述及，双林寺的大雄宝殿内有邱菽园的题签，而此次重修双林寺的碑记，亦出自邱菽园的手笔63，可见邱氏与刘金榜家族的交谊。邱菽园是有名的保皇党。1900年曾捐助叻币25万元作为支援保皇党维新派所拟发动的汉口起义64。可能在邱菽园的影响下，重修的碑刻就不以民国纪年了。
领袖模式的变革
上文说过，参与庙宇活动是早年侨领必备的条件之一。以新加坡福建帮来说，薛佛记是实开此风气之第一人。1828年，薛佛记在石叻路 (今惹兰红山 Jalan Bukit Merah) 创建恒山亭65。 此后建庙的风气持续不断。其中最热心从事庙宇活动的，当推福建帮侨领章芳琳。章芳琳从1863年至1887年的24年间，共重修和建立了5间庙宇。1863年建双狮大伯公庙于巴西班让(Pasir Panjang)，1891年加以重修。1869年襄助代表广、惠、肇、丰、永、大、嘉应各帮的海唇福德祠的扩建工程；1887年建清元真君庙及玉皇殿，并独资重修于纳喜士街 (Narcis Street) 的金兰庙66。
庙宇活动到刘金榜建双林寺时，已经绵延了将近100年。值得注意的是，自此以后，华族领袖再很少以建庙或从事庙宇活动作为晋身“社会阶梯”的途径。最明显的例子是崛起于1920年代，后来成为新华乃至全东南亚华族社会领袖人物的陈嘉庚 (Tan Kah Kee 1874-1961年)，并不以参与庙宇活动作为取得其领导权的条件。
自双林寺后至1945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年所兴建的庙宇，比较重要的是龙山寺，建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然而，陈嘉庚并未参与其盛67。即使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陈氏宗祠保赤宫重修时，陈嘉庚亦无捐款，这说明了塑造新华领袖的模式，在这时期有了“质”的变化，不再依据“神权 — 绅权”的旧传统模式了。
这种变化的因素何在？如果我们翻阅从双林寺自兴建到落成（1898-1909年）这段期间的新华历史，就不能发现在这11年间，也正是新华社会风起云涌的时期。保皇党的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于1900年2月2日抵达新加坡68；与此同时，革命党人孙中山也前后九次来到这里69。 两派政治人物都在这块土地上竞相开展活动，以期争取海外华人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我们姑且不论这些政治活动的影响面有多大，但毕竟是一般外来的冲击，加强了华族社会注意中国政治活动的觉悟。兹后日本侵华加激，华族社会的民族主义思潮亦相应地蔓延与深入，发展到1920年代，民族主义运动已臻成熟。在大时代的激荡下，“神权 — 绅权”这种神秘的、传统的塑造领袖的模式，已失去了社会根基。于是，“新马与东南亚华族抗日爱国运动” 遂成了陈嘉庚崛起的资本70。
从这意义上说，作为了解新华领袖模式变革的历程，双林寺为学者们提供了宝贵的实物史料，值得研究。
初稿2018年4月23日
2018年5月02日完稿
注释:
1 秦汉雄：<时光倒流七十二年：星洲闽帮领袖刘金榜>，载《星洲日报》，1982年6月16日。
2 <殡仪志略> , 载《 叻报》 ，1910年3月16日。
3 刘金榜原名诚正，号文超，官名元勋，金榜是他的乳名，生于道光戊戌年（1838年）十月廿日戊时，卒于宣统元年（1909年）十一月初六日未时。有关刘金榜的事迹甚多，这里列举一些可参阅的资料：（a）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07-109; (b) 南靖华侨志编写组, <早期福建侨领刘金榜> , 载《南靖文史资料》 (第四期)，1986年1月，页99-103; (c) 吴启基：<先贤后代谈往 — 访刘靖银博士谈刘金榜>，载《联合早报》，1986年9月21日; 林孝胜, <古刹钟声细说双林>，载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4月），页133-142。
4 1909年12月21日 《星洲晨报》标题 <华商逝世> 也报导了刘金榜辞世的新闻 : “本坡华商刘君金榜, 探悉已于初六日下午二点钟逝世”。
5 刘金榜墓已不复存在，顺福路大牌316一带目前也正重新发展。尚幸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留有刘金榜墓碑拓片。
6 刘清银时年77岁，是一位佛学研究名誉博士，刘金榜的不少遗物，均保留在他手里。虽然刘金榜逝世时，他尚未出世，但有关的口头资料，全来自其养父, 五叔刘启祥。刘清银说，他原是刘广墙的儿子，后因启祥无所出，就过继给启祥。—— 我与刘清银1989年7月24日的访谈录。
7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Opcit, p. 107 。
8 刘金榜善举真的不少, 除新加坡外，他在槟城、中国等地，也有不少公益事业。他对槟榔屿寺庙的贡献，有记录可查的有1906年立的白鹤山极乐寺《功德碑》第一石 “刘金榜捐银肆千元”; 槟榔屿天公坛创建人名单，刘金榜是创建董事之一。1904年4月11日(星期一)的《叻报》刊载 <福州怡山长庆寺募缘启>: “刘君金榜捐银一千二百元”, 他是该寺三位“实叻总理” 之一, 负责向华社募捐, 其他两位是邱菽与陈杞柏(陈嘉庚令尊).
9 黄建淳的博士论文于1993年由台北中华民国海外华人研究学会出版, 书名《晚清新马华侨对国家认同之研究, 以账捐投资 、封释为例》。
10 《南靖县张氏德运堂族谱》保存于福建省南靖县的乡里张维盼处。1991年5月, 我走访南靖县时，参阅过这本族谱。
11 这两块碑文刻于1920年，现存双林寺天王殿内。
12 《募建莲山双林禅寺碑记》（1920年）。
13 Song Ong Siang ,Opcit, p. 109。
14 《募建莲山双林禅寺碑记》（1920年）清楚地记载了“刘榜长者，献地布金”及“大檀樾刘金榜捐巨款及先后完竣事”。但从当年报章资料可知, 双林寺亦不时向社会募捐, 参阅1903年10月15日《天南新报》所载 <实叻梧槽莲山双林寺募建大殿缘欵初登列>; 1904年5月18日《叻报》之<实叻莲山双林寺募建大殿二次缘欵芳名登列> 等。
15 这段因缘在中国福州怡山西禅寺的重要文献《西禅小记》中，也有记载：“次年戊戌 (1898年) 至星洲，时刘公金榜父子俱梦金人西来，适禅师至，迎请留住，敬之如佛，因虑师离星回闽，遂于小坡，募建双林禅寺，请师主持。”— 参阅僧谈禅主编，《莲山双林寺》（新加坡：新加坡莲山双林寺出版，2001年7月），页12。资料出处由许源泰博士提供，谨此致谢 。
16 网上资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白马寺。
17 薛佛记 字文舟，参阅 柯木林，< "青山一道同云雨"?：从古庙碑刻看新呷两地渊源>, 载《怡和世纪》(新加坡：怡和轩会刊, 第33期)，2017年10月/2018年1月，页84-86。
18 林孝胜, <古刹钟声细说双林>，载《石叻古迹》, 前引书，页137。
19 陈育崧 , 《石叻古迹》序，载《石叻古迹》, 前引书，页iii。
20 天王殿内的屋梁上，刻有“赏戴花翎加二品顶戴漳郡南靖刘印金榜独建”的横梁，此刻字横梁可能在最近一次重修时（2000年左右）被折除。
21 林孝胜, <古刹钟声细说双林>，载《石叻古迹》, 前引书，页136。
22 《重修天福宫碑记》，刻于光绪卅二年（1906年）。
23 中华商务总会成立于光绪卅二年三月十五日，即1906年4月8日，参阅《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八十周年纪念特刊》，页86。
24 同上注。
25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八十周年纪念特刊》，页107。
26 天福宫座落于直落亚逸街 (Telok Ayer Street)，是新加坡一座历史悠久的大欉林，也是福建会馆的前身。有关天福宫成立的年代，见道光卅年的《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年）。
27 林孝胜，<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帮权政治>，载《石叻古迹》, 前引书，页1-38。
28 在《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年）的三名大董事中，陈笃生与薛佛记两位是当年福建帮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参阅杨进发，<早年天福宫的领导层>，载《星洲日报》，1976年2月19日。
29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八十周年纪念特刊》，页133。
30 《重修天福宫碑记》（1906年）刻有3名大董事及18名协理，其中大董事吴寿珍，协理张顺善、陈凤毛、刘金榜、周润享、吴荣申、颜煌年、魏正中、林秉祥、郑灒荣、刘水萍、林推迁、谢天细及叶水辨等14位为中华商务总会的发起人。
31 这是我与黄建淳共同讨论所得出的结论。
32 刘清银说，刘金榜生前娶妻三人。
33 根据刘清银所提供的资料，刘金榜有五男五女。
34 有学者根据《肇建实叻普陀寺小启》 记录了刘金榜是普陀寺的创建董事，开山住持是金兰庙住持瑞兴大禅师，其中“捐一千元以上者，塑施主父母寿相及长生禄位，并自己寿相，长生禄位，供奉功德堂”，证明刘金榜及家人在双林寺功德堂的塑相及长生禄位，与自我标榜无关。参阅网上资料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e8ed7e0102ebd6.html
35 <早期福建侨领刘金榜>, 载《南靖文史资料》 (第四期) ，前引书, 页99-103 。
36 Song Ong Siang, Opcit, p. 107。 又：有关刘金榜致富的原因，见注57。
37 颜清湟作、张清江译，<清朝鬻官制度与星马华族领导层（1877-1912）>，载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12月），页72、74。
38 光绪廿八年（1902年）《刘金榜建寺碑》，唯惜此碑已毁。见《石叻古迹》，前引书, 页139之插图47。
39 《功德堂》碑，刻于光绪癸卯年（1903年），在法堂的隔邻祖堂入口处。
40 光绪三十年（1904年）《大雄宝殿匾》。
41 此石刻见于“善客堂”内，刻石时间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42 大雄宝殿内的柱联，刻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对联文字为刘金榜所题。
43 我于1989年考察双林寺时，此官衔名刻见于天王殿内的横梁及侧殿（钟楼、鼓楼）两旁的走廊石柱，现已不复见。
44见光绪乙巳年（1905年）所铸的匾钟。该钟今悬挂于侧横梁上（介于“善客堂”与“客堂”间）。
45 天王殿内的柱联，刻于光绪卅一年（1905年）。
46 在《玉皇殿碑记》（1887年）中，章芳琳所用的官衔是：“大清国钦命二品职衔加三级” 及 “大英国钦命督宪特授甲必丹”。
47 福建漳州的南山寺，是蜚声海内外的佛教大寺院，始建于唐玄开元年间，具有1200多年的历史。1907年，刘金榜特地从缅甸购买白玉佛一尊，敬献于南山寺，今尚存于玉佛殿内。这尊玉佛高2米，重4000斤，是目前中国三大白玉佛之一，见 <星洲福建早期侨领刘金榜>, 载《南靖文史资料》(第四期)，前引书, 页99-103 。
48 南山寺内有两根粗大的石柱，镌刻着：“无人我众生万念皆空归佛域，有戒定禅悦一心不乱奉弥陀”的对联，署名“大清光绪丙午年冬月谷旦，赏戴花翎钦加二品选用道刘金榜敬”。刘清银保存有该石柱的相片，这是南靖县华侨志编写组的同仁于1986年3月26日邮寄给他的。
49邱菽园这幅对联现存于大雄宝殿内，全联是：“光夺恒星先孔耶回以千烁东亚为四洲圣，宗传象教合仙法僧之三宝卤竺成一家言”，署名“莲山双林禅寺大雄宝殿创建之年浴佛之日，花翎二品顶戴广东试用道甲午科举人董事邱炜萲敬撰”。
50 杨承祖：“邱菽园研究”，《南洋大学学报》（第三卷），（新加坡：南洋大学，1969年），页98-117。
51 刘金榜曾赠送一本相册给清朝政府。这相册是G.R Lambert & Co 照相馆拍摄的新加坡和槟榔屿风光，共有62张照片，没有日期，没有文字说明，现藏中国某博物馆。
52 根据1903年10月15日《天南新报》所载 <实叻梧槽莲山双林寺募建大殿缘欵初登列> : “万山刘金榜翁壹万陆千元”,双林寺落成后,却不以“万山号”刻石。
53 《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年）。
54 海唇福德祠位于直落亚逸街。根据1989年1月3日《联合晚报》新闻 ：“福德祠大门对联 光天化日下被偷”。这幅由“沐恩弟子南生店等敬奉”，立于“咸丰八年岁次冬吉旦” 的门联，题曰：“福著伯权彰異域 德昭公位耀唐山”，其样式可参见《石叻古迹》，前引书，页197插图。
55 光绪九年《保赤宫碑》（1883年）。
56 陈荊和、陈育崧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1973年），页155-158。
57 《广福宫缘碑》（光绪二十九年， 1903年）。
58 《南靖县张氏德运堂族谱》（上集），页183。
59 林孝胜, <古刹钟声细说双林>，载《石叻古迹》，前引书，页136。
60 中国历史上并无“天运” 这年号。由于它是在明朝灭亡之后才出现，所以学者普遍认为，此年号与反清复明或会党有关。这是明朝遗臣（或反清义士）拒绝使用满清年号的一种方式。这里借用“天运”年号，有拒绝使用“民国纪元”的意思。
61 1989年7月24日作者与刘清银的访谈笔记。
62 爱新觉罗·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一集）》（香港：文通书店，1964年4月）,页137页。溥仪摘录他的亲弟弟溥杰的自传中的一段话：“ 到二十岁离开为止 …… 家中一直使用宣统年号”。查溥仪是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秋被驱逐出紫禁城后，才废除宣统称号。
63 林孝胜, <古刹钟声细说双林>，载《石叻古迹》，前引书，页136。
64 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新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径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页85。
65 张夏帏：<开埠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恒山亭>，载《石叻古迹》，前引书, 页39-46。。
66 林孝胜：<无帮派色彩的新华领袖章芳琳”>, 载林孝胜、 柯木林合著, 《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4月），页141 。
67 《募建龙山禅寺碑记》（1927年）。龙山寺位于跑马埔路（Race Course Road），当年捐款建此庙，比较著名的侨领是陈文烈及章壬全（章芳琳五子）。
68 李元瑾、周运梅：<康有为在新加坡的活动>，载《读史劄记》第四期（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学会，1969/70），页1。
69 柯木林，<从新加坡视角看孙中山>，载《孙中山和华侨华人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泉州: 九州出版社, 2016年11月),? 页 55。
70 杨进发，《战前新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年），页163。
原载《新加坡莲山双林禅寺一百二十周年文集》，新加坡：莲山双林禅寺120周年出版委员会，2018年12月，页 264-271
原载《新加坡莲山双林禅寺一百二十周年文集》，新加坡：莲山双林禅寺120周年出版委员会，2018年12月，页 264-2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