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第一章 ：700年城墙遗址 隐埋闹市中 (2019-01-26)
一片破碎的青花瓷、一张泛黄的地图、一条在岁月侵蚀下支离破碎的铜丝……这些文物为新加坡拼凑出怎样的历史面貌？
1819年是新加坡历史的转捩点，但绝不是我们故事的起点。
在开埠200年之际，《联合早报》推出《新加坡前传》平面报道与网络多媒体系列，一连五天揭示新加坡700年来被遗忘的历史，反思我们一贯的历史叙述。
翻开岁月的土壤，在历史中“沉睡的小渔村”，在数以万计的文物中苏醒。
新加坡拉——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名字，诉说着被遗忘的古老王国从繁荣走向衰亡的故事。
“新加坡拉”（Singapura）一词中的“pura”，在梵文中的意思是“城墙以内的地方”，这意味着古新加坡有一座城墙。
根据新加坡第二任驻扎官约翰·克劳福（John Crawfurd）1822年的记录，这座约三米高、五米宽、1.5公里长的土墙，就坐落在福康宁山的北面，也就是今天的史丹福路一带（右图及右上角位置图）。
成兵家必争之地 筑城墙防御外敌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系教授约翰·米锡克（John Miksic）认为，能够建造如此坚固的城墙，可见700年前的新加坡已经是个具有军事实力的稳定政体。
米锡克教授解释：“古时候的马来港口多数没有城墙，只要有外敌入侵，他们就会迅速迁移到别处另辟港口，但新加坡拉的居民没这个打算，似乎对这片土地已有归属感。能够动员那么多人力在短时间内建好城墙，足以证明新加坡拉是个相当有组织和规模的王国，君王也有一定的号召力。”
传说中的新加坡拉王国，一共经历了五任君王的百年统治，在古代东南亚实属罕见。
1299年，来自苏门答腊巨港的桑尼拉乌他玛（Sang Nila Utama）王子，在海岛淡马锡（新加坡岛旧称）创建王国。当时正值马来古王国室利佛逝（Srivijaya）末期，东爪哇的满者伯夷王国（Majapahit）迅速崛起，暹罗王朝也企图扩大在马来群岛的势力范围。
淡马锡是满者伯夷的属地之一，除了是区域内的贸易中心，也是各国政治势力博弈的焦点，于是这座城墙起到了军事防御的作用。
根据古典文献《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记载，新加坡拉曾两次遭受外辱，不过在居民的捍卫及坚固城墙的保护下，暹罗和满者伯夷军队都只能无功而返。
虚实交错 《马来纪年》重构新加坡拉传说
关于新加坡拉王国的记载，最早出现在《马来纪年》中。根据书中前几章的描述，新加坡拉是“一个伟大的城市，无数外国商人慕名而来，英名散布到全世界”。
成书于15世纪的《马来纪年》，据说由柔佛王朝的一名宰相编写，是研究马来历史必读的古典文献，但有学者指出，书中的记载不可尽信，因为当中包括了神话传说及无法考证的历史。
也有学者认为，书中内容以君王及亲信为中心，只是为了借此巩固马来皇权的正统性，难免有失偏颇。
《马来纪年》的手稿几经增补和删减，如今存在许多版本。1896年英国传教士谢拉北尔（W. S. Shellabear）的译本，现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展示。国家图书馆则于去年底从英国购得马来文豪孟诗阿都拉（Munsyi Abdullah）受莱佛士委托而修订的《马来纪年》原册。
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伊恩·辛克莱（Iain Sinclair）受访时解释：“《马来纪年》是为了教育马来君王而撰写的，常于新王登基大典上诵读，内容大部分是口述历史，凭先辈们的记忆代代相传，因此我们不应期望从书中寻找‘绝对的事实’。”
辛克莱也强调，虽然中国史籍《岛夷志略》和《明史》也对“淡马锡时代”有所记载，却没有一本像《马来纪年》如此详细记录新加坡拉王朝的建立、统治及灭亡。
福康宁山“陵墓”是空棺
在福康宁山婚姻注册局附近的山坡上，有一座陵墓，不时会有回教徒到墓前膜拜吊祭。他们深信陵墓上刻着的名字——伊斯干达沙（Iskandar Shah），是新加坡拉王朝的末代君王。
据《马来纪年》记载，伊斯干达沙因为误信谗言，在大庭广众下杀死了王妃。他的宰相岳父为了报复，打开城门让满者伯夷军队进城大开杀戮，造成新加坡拉尸横遍野。伊斯干达沙落荒而逃，到马六甲建立新政权，成为马六甲王朝的开国君王。
也有一说，指陵墓的主人有可能是新加坡拉的开国君王——桑尼拉乌他玛。不过，米锡克教授在福康宁山的考古发现驳斥了这种说法。
他指出：“我们发现陵墓下面什么都没有，更没有遗体，因此确定这不是陵墓。再加上伊斯干达沙逃亡到马六甲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因此他的陵墓不可能会在新加坡。”
讲解者林韵冰
“博物馆之友”义务导览员
在国家博物馆、晚晴园、泰勒版画院等主持中英双语导览
从事家居维修行业
厚重的历史从林韵冰口中讲出来，便有了不一样的生命。林韵冰在国家博物馆当义务导览员已有四年，本职工作是提供家居维修服务。平日工具箱里带着电钻、锤子和螺丝批的她，比喻自己踏入博物馆就摇身一变成为“讲古佬”，将历史解析为一个个生动的故事。
虽然自己的职业与历史没有直接关系，但林韵冰却是因工作中的巧遇，决定加入“博物馆之友”（Friends of the Museums）成为义务导览员。
聘请林韵冰上门维修的顾客中有很多外籍人士。健谈的她在与客户聊天的过程中惊讶地发现，即便是暂居本地的外籍人士，也有不少对本地历史相当了解。“那些洋人太太知道的比我还多，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啊！”
谈起本期视频内容，林韵冰更感慨：“桑尼拉乌他玛王子的故事，大部分国人都比较熟悉，但即便如此，也还有大量可推敲的细节，可见历史长河中有太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林韵冰说，历史不该是沉闷而古板的。那些历史上的人、事、物都曾经存在，用故事引出那些灵动而鲜活的个例，才能让人肯继续听下去。
《联合早报》- 第二章 ：谁才是新加坡原住民？ (2019-01-27)
https://www.zaobao.com.sg/znews/singapore/story20190127-927399
元代商人汪大渊14世纪航海到国外通商，途经新加坡；他所编撰的航海记录《岛夷志略》一书中，
明确提到这里存在着三个不同的群体：班卒居民、龙牙门居民，以及和龙牙门土著一同生活的华人。
新加坡的土著是谁？一般人或许认为，新加坡最早的居民是马来人，但也有学者提出不一样的看法。
19世纪开始“马来人”才成土著统称
700年前的新加坡已经是个生机勃勃的城市，当时至少有三个族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和一般人想象中不同，这群土著未必是今天广泛定义中的马来人，而且，华人早在14世纪就已经在新加坡落地生根。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系教授约翰·米锡克（John Miksic）指出，一般人常常笼统地用“马来人”来形容新加坡的土著，但“马来人”这一词，是从19世纪开始才普遍成为马六甲海峡一带土著的统称。因此，如果用这个统称来描述新加坡14世纪的原住民，我们很可能会忽视了他们的多元性。
有关本地土著的详细记录，最早出现在元代商人汪大渊编撰的航海记录《岛夷志略》中。汪大渊公元14世纪航海到国外通商，途经新加坡。他回国后把一路上的见闻整理成《岛夷志略》，里头以地名分出一百个章节。
不少学者相信，“龙牙门”和“班卒”这两个章节分别指的是新加坡的圣淘沙一带和福康宁山一带。
700年前新加坡或已是个多元社会
汪大渊在书中明确提到三个不同的群体：班卒居民、龙牙门居民，以及和龙牙门土著一同生活的华人。
米锡克教授受访时解释：“班卒和龙牙门居民不论是衣着或生活方式都不同，他们很可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
根据汪大渊的描述，班卒居民留着短发，头上缠着金丝花纹的绸缎，身穿红色布条。龙牙门的居民则大多盘起长发，穿着短布衫，系着青布稍，衣着风格可能类似今天的沙笼（sarong）。
汪大渊形容龙牙门居民为强盗，说他们“俗好劫掠”，凡用来进行贸易的物品“皆剽窃之物”；相反的，他形容班卒居民为一群诚实的商人，出产盐、酒、棉花、丝布等多种商品，进行买卖。
《岛夷志略》一直是研究新加坡古代历史的重要史料，但相关章节中只有100多到200多字的只言片语，难以重建一个完整的历史图像。
米锡克教授从1984年起带领团队到福康宁山上展开了13次的考古挖掘，那里相信是汪大渊书中所描述的班卒。考古团队的挖掘工作，后来也延伸至福康宁山脚下的国会大厦和皇后坊一带。
这30多年的考古发现，大致符合汪大渊书中的描述，也弥补了文献中的部分遗缺。这些文物映照出一幅超乎许多人想象的图景——14世纪的新加坡不仅是个蓬勃的闹市，岛上也已经有小型的“生产工业”。
讲解者戴柔星
■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曾在国内外多处进行考古挖掘
考古生涯中的一次重要发现，差点被戴柔星当恶作剧，但也让他悟出对历史的独特见解。
戴柔星是本地第一名获得北京大学陶瓷考古博士学位的学者，主要研究东南亚沉船出水的宋元陶瓷。他对古代陶瓷的兴趣源于一艘沉船——黑石号（Batu Hitam）。
目前展于亚洲文明博物馆的黑石号是中国唐代的货船，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海域发生意外后沉没。黑石号1998年被发现时，戴柔星仍在求学。“当时所有有关黑石号的报道我都关注。正因如此，后来才选择了与沉船息息相关的陶瓷作研究。”
一次在河北的考古，戴柔星从唐代地层发现一批晶莹剔透如现代工艺品的陶瓷碎片。以他当时对古代瓷器的了解，唐代的瓷器制作工艺未能达到如此精湛水平。说起这个意外的发现，他笑说：“我当时还以为是同事故意放进去捉弄我呢！”
戴柔星说，这批瓷器数量不多，证明唐朝虽有工匠能做出这样高质量的瓷器，但手艺很快就失传了。因此大量残骸中只有零星数片，往后几百年的地层中再也没有了。
“这也正说明了，历史其实并不是一条不间断的长河，而是由许多断层组成的。工艺、文明都不是一直向上发展的。很多时候后继无人，就断了。”
14世纪福康宁山一带有首饰铜器工坊
本地三位历史学者柯宗元、王添顺和陈大荣在联合撰写的《新加坡700年历史》书中，根据现有史料推断14世纪新加坡的城市规划。他们认为，王室居住的宫殿建在福康宁山上。福康宁山东侧位于现今婚姻注册局的地段，曾是个首饰工坊，也是宫廷工匠的活动区。
米锡克教授的考古团队在那里发掘超过1万个用来制作首饰的珠子和玻璃碎片原料。团队检验了玻璃原料的材质，发现这批玻璃原料来自中国。这意味着，新加坡早在14世纪就已经有一套和国外链接的生产线。这批工匠相信是从中国进口原料，再进行加工，除了把玻璃制成珠子，也为它添上五彩缤纷的颜色。
在福康宁山脚下的国会大厦，则可能曾是个铜器工坊。考古学者在那里挖掘出600多件铜器，当中包括铜丝和鱼钩。大部分的铜丝已经支离破碎，鱼钩虽然也已经腐蚀，但仍旧保留原有的形貌。米锡克教授指出，铜丝很可能是工坊使用的原料，鱼钩则是工坊的产品。
尽管目前已经有大批文物出土，但与14世纪新加坡历史相关的文献记录不多，学者只能根据有限的资料，拼凑出14世纪零星的生活面貌。米锡克教授认为，有关新加坡古代历史的研究，还有许多发展的空间。
他说：“还有许多亚洲的文献尚未经过深入研究，当中相信能找到更多有关古代新加坡的记录……在新加坡北部和西部也有一些地点适合进行考古挖掘。它们的历史可能更久远，但这些地方目前仍未开放给学者进行研究。”
《联合早报》- 第三章 ：开埠前的神秘商港 (2019-01-28)
https://www.zaobao.com.sg/znews/singapore/story20190128-927586
近年的历史文献与考古研究发现，如果让葡萄牙人来叙述这个地区的经贸与军事发展沿革，新加坡的现代史或许会提早两个世纪，从1586年说起……
1819年普遍被视为新加坡现代史的开端，但若让葡萄牙人重写这段历史，新加坡的现代史或许早在1586年就已掀开序幕。
长期以来，新加坡几乎没有任何16世纪至17世纪的文物出土，这段时期成为神秘的历史空窗。不过，近年的研究发现，新加坡这个曾被遗弃的港口城市，正在这看似沉寂的200年中悄然苏醒。早在莱佛士登陆之前，新加坡现代国际商港的地位已经逐步成形。
17世纪新加坡地图上出现港务大臣职衔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彼得·波许博格（Peter Borschberg）受访时指出，根据早期英殖民政府的历史叙述，新加坡从14世纪末至莱佛士登陆的500多年间，没有重要的历史。“这或许是出于无知，也可能是英殖民政府有意隐瞒真相。后来不少学者沿用了这套说法，但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这种历史叙述显然不符合实情。”
十六七世纪间的新加坡隶属柔佛王朝，当时已是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也是西方帝国通往南中国海的航线之一。
1586年，葡萄牙人发现一条从西方通往南中国海的新海路。这条名为圣他芭芭拉海峡（Santa Barbara Channel）的航道，穿过圣淘沙南部海域与布拉尼岛（Pulau Brani）附近海域，把新加坡放上世界贸易的舞台。
拥有马来血统的葡萄牙天文学家兼数学学者艾勒迪亚（Manoel Godinho de Eredia）1604年绘制的一幅地图，第一次记录这条崭新的航线，也意外地揭示了新加坡在柔佛王朝扮演的重要角色。
地图记录了新加坡一带的海域，里头出现的好几个地名包括丹戎禺、丹那美拉和双溪勿洛。这些名字，我们今天看来都不陌生；不过，在丹戎禺上方却出现一个神秘的名字——沙班达（Xabandaria，也称Shabandar）。它不是地名，而是一个港务官员的职衔。
波许博格副教授解释：“沙班达一般负责管理柔佛王室的投资，代表他们进行买卖……这是个等级相当高的职位，新加坡设有沙班达，意味着这里的贸易活动有一定的规模。”
他也指出，在柔佛王朝内设有沙班达的港口不多，其他设有同样职务的地点大多是重要的商业中心。这表示新加坡在16世纪至17世纪间很可能是个举足轻重的港口，而非我们想象中渺无人烟的小渔村。
加冷盆地出土明代青花瓷 或揭示重要港口位置
不过，沙班达在地图上的位置并不明确。若新加坡真的设有重要港口，这个海港究竟在哪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名工人在加冷盆地进行打捞工作时，意外从河底挖掘出一批破损的青花瓷；艾勒迪亚地图留下的谜团，也随着这些文物的出土而解开。
这批青花瓷在外流传了将近20年，直到1980年代才被学者发现。大部分的青花瓷已经下落不明，只剩九片现存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当中多数是盘子，不少印有相似的风景画。
历史学者柯宗元受访时指出，青花瓷的设计风格可明确追溯到16世纪至17世纪万历年间。柔佛王朝的其他地区，包括柔佛拉马，都出现大批类似的青花瓷。由此推断，新加坡是柔佛王朝海上贸易网络中的重要一环，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小港口。
这也显示加冷盆地也很可能是沙班达驻守的位置。他推测：“从国外驶来的商船会在加冷盆地停靠，船员在这里检查货物和缴付税款，同时可以取得新鲜的食用水。在检查货物的过程中，若发现破损的青花瓷，船员便把它们抛入河中，以减轻船上的载货量。”
波许博格副教授则指出，当时柔佛王朝的贸易中心在峇株沙瓦（Batu Sawar）和柔佛拉马一带。但柔佛河道窄小，从国外驶来的大商船得把货物转运到小船上，才能在窄小的河道穿行。“加冷盆地因此成为大货船的集散港口，让商人换乘小船，或是直接在这里进行一些买卖。”
17世纪时 葡荷曾考虑在新设置堡垒
17世纪的新加坡不只是个商港，也是重要的军事战略地点，葡萄牙和荷兰都曾考虑在新加坡设置堡垒。
葡萄牙与荷兰当时都有意扩充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1603年，这两个野心勃勃的帝国在樟宜岸外海域发生正面冲突。荷兰人劫持了葡萄牙人的商船桑答·卡达里那号，并以350万弗罗林（按现今的弗罗林汇率，相当于262万9000新元左右）高价拍卖船上的商品。
双方在事件后，都发布了类似新闻快报的公告。值得注意的是，葡萄牙方的公告中提出应在新加坡设堡垒，甚至建议葡萄牙与西班牙联盟收并新加坡。
荷兰也曾计划在圣淘沙一带设置堡垒。波许博格副教授指出，葡萄牙和荷兰的目的都是要牵制对方，不过双方最终都没有将计划落实。
新加坡前传第三章讲解者
周雁冰
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高级执行级记者
从事文化艺术相关工作多年
曾任新加坡美术馆助理馆长及策展人
周雁冰（46岁）觉得自己是个好奇的人。她认为，读历史必然是因为心中有疑问，但她却不在意自己的疑问永远没有答案。
除了是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的高级执行级记者，周雁冰目前也参与本地美术口述历史工作，以及为国家艺术理事会、文化奖、美术展等撰写艺术类文章。
周雁冰从小参加舞蹈与戏剧等艺术社团，父母也从事文艺工作；对她来说，艺术不只是工作，更与生活息息相关。爱好广泛的她，不仅经常阅读美术和文化方面的书籍和刊物，对社会、科学、文学、心理、星象等课题也有涉猎。
谈及本地及区域历史，周雁冰表示，自己除了阅读，也会参加相关课题的讲座。她对于海外华人与家园意识的部分，以及国家形成对文化的影响方面较有兴趣。
她说，一个人关注历史，必定是心中有疑问，包括对于过去的叙述、现在的状况和未来的方向，但找寻答案并不是最终目的。“因为历史是叙述和故事的累积，就像一幅永远也拼凑不完全的拼图。而有些拼图永远都会缺一个口。就算以为拼完整了，它也不是立体的。很正常，习惯就好。”
“读历史是认识人生和生命的过程，认识的是自己、我们所处的时代，甚至是我们的未来。所以虽然在历史中或许没有确切的答案，但就是没有答案才好玩。”
《联合早报》- 第四章 ：华族先民垦荒 造就农业王国 (2019-01-29)
https://www.zaobao.com.sg/znews/singapore/story20190129-927871
在一般历史叙述中，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是为了设立贸易港口，其实，在他的推动下，新加坡原来曾有过一段辉煌的种植史，而把新加坡打造成农业王国的幕后功臣是一群华族先驱。
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新加坡设立港口时，就已经盘算着在本地发掘种植业的商机。
英国人相信新加坡的气候和土壤适合种植香料，因此莱佛士于1822年在福康宁山上开辟实验植物园，要把新加坡发展成东南亚的香料贸易枢纽，与垄断香料市场的荷兰人抗衡。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蒂莫西·巴纳德（Timothy P. Barnard）受访时解释：“当时几乎所有殖民港口都设有植物园，由于欧洲气候不利于农作物生长，欧洲列强都竞相控制香料的来源，希望在东南亚一带种植，再转口到欧洲赚取利润。”
不过，巴纳德副教授也强调：“当时新加坡的土地其实并不肥沃，再加上靠近赤道的热带气候，只适合种植经济作物如豆蔻和丁香，而不是日常所需的粮食作物。”
是自然爱好者 莱佛士更是商人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展品中，有一组新加坡首任驻扎官威廉·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的自然历史绘图集。长久以来，大家对法夸尔对自然界的爱好都更为了解，对莱佛士的收藏却知之甚少。
巴纳德副教授指出，其实莱佛士所收藏的绘图和植物标本比法夸尔的还多。“莱佛士委任科学家和植物学家深入森林收集及研究植物标本，还聘请画匠记录马来半岛的动植物品种。可惜的是，这些标本和绘图都在1824年的一场火患中化为乌有。”
莱佛士是个自然爱好者，但他更是一名商人。本地历史学者柯宗元认为，莱佛士对自然科学的热爱纯粹出于商业利益考量。
柯宗元说：“莱佛士在短时间内洞悉了新加坡的资源、地理和经济贸易的潜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这片土地。他只对有商业价值的动植物感兴趣，要不然他的实验植物园里怎么连一朵胡姬花也没有？胡姬花占了植物生态系统的三分之一，一个真正的自然爱好者肯定知道这一点。”
甘蜜种植业大兴 造就首批华人富翁
虽然欧洲殖民者推动了本地种植业的发展，但早在他们登陆之前，华人种植甘蜜（gambier）已在岛上蔚然成风。
甘蜜是19世纪新加坡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可用来鞣制皮革、制作丝绸染料，也是嚼槟榔用的配料，因此甘蜜也俗称“槟榔膏”。
1840年代是甘蜜种植业的鼎盛时期，当时全岛有多达800个甘蜜园，产量占了所有经济作物的四分之三。欧洲纺织业和皮革业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甘蜜需求，促使甘蜜园主大量种植甘蜜，输出到欧洲国家。
柯宗元指出，当时有超过九成的甘蜜园主是潮州人，大部分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廖内群岛，实行的是一种叫“港主”的经济组织形式。
沿着河流两岸开芭俗称“开港”，而拥有开芭准证的人被称为“港主”。当时的甘蜜种植园有两种命名方式，一种是以港主的姓氏命名，如蔡厝港、林厝港和杨厝港。“厝”在方言的意思是“住房”，而“厝港”指的是河流汇集之处建立的村落。另一种则是以店号命名，如盛港、南桃港及和兴港。
到了1890年代，由于耕地有限，再加上柔佛苏丹鼓励华人迁往柔佛开辟种植园，新加坡的甘蜜种植业开始没落，并逐渐被橡胶种植业取代。
讲解者
温昌
电子制造公司高级经理
自然协会鸟类研究组副主席
负责自然协会每年的鸟类数量普查和统计工作
自小在橡胶园长大的温昌（60岁），对生态环境有着和城市人不同的感情。在他看来，自己对动植物的了解远远不如老一辈，但还是要尽力培养下一代更亲近大自然。
温昌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士乃，1980年代中期移居新加坡。他少时家境并不富裕，每逢学校假期都帮忙打理橡胶园和菜园,家中不但没条件请长工，有时候甚至还得给其他园林打工，赚取额外收入。
农活虽然繁重，但忆起与旁人不同的童年，温昌仍觉得非常有趣，觉得那是一段“游山玩水”的时光。
移居本地后，温昌希望自己在城市中长大的孩子也有机会接触大自然，每逢周末都带他们到自然保护区运动，沿途看见各类动植物，更会即兴讲解。
温昌感慨，相较于长辈们的博学，他对自然界了解得还不够深入。
“小时候擦伤或磕碰，大人随手拿起某种草药就能止血、治扭伤。老一辈对植物的认识，远比书本来得多。”
温昌感叹，自己这一代人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看着国家一步步变化，感触良深。
“建国前几百年为我们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继续往下走的时候，除了追求经济方面的成就，也要为后代留下良好的自然环境。”
《联合早报》- 第五章 ：中英博弈风起云涌 (2019-01-30)
新加坡前传第五章完结篇
新加坡在变幻莫测的世界局势中，常常成为大国角力的外交擂台。
清朝末年，中国首个驻外领事馆就设在“南洋第一埠头”新加坡，然而其过程却一波三折，清廷与英殖民地政府上演了连串风波。
1877年5月，英国政府在新加坡设立华民护卫司署，试图把触角伸向本地华人；五个月后，中国首个驻外领事馆在新加坡正式成立。这绝不是偶然，而是中英双方在新加坡展开政治角力的起点。
新加坡在变幻莫测的世界局势中，常常成为大国角力的外交擂台。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独特的角色，其实早在19世纪，就已显露端倪。
设华民护卫司署 抗衡大清朝廷
在一般的历史叙述中，英政府设立华民护卫司署是为了解决华人面对的社会问题。但有学者指出，设立华民护卫司署其实还有一层更深的考量，那就是和中国清朝政府抗衡。
清朝末年，财政逐渐枯竭的清廷将眼光投向海外。中国首个驻外领事馆应运而生，地点就在新加坡的驳船码头和蒙咸街交界处。
宗乡总会学术组主任柯木林受访时指出：“新加坡当时没有独立外交，要在这个英殖民地设领事馆，意味着清廷必须直接和英殖民政府交涉，一段中英之间的外交风云就此展开。”
新加坡汇集了清廷所需要的经济和政治资本。新加坡开埠后迅速吸引大批华人前来，19世纪下半叶，华人已经占新加坡总人口的六成。本地华人人口达15万人，私有企业有八成归华人所有。
柯木林解释：“新加坡在清朝的史册里面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南洋第一埠头。早在设立领事馆的10多年前，已经有清朝官员到访新加坡，清朝高官和文人对新加坡并不陌生。”
由于华人当时是人口比率最高的族群，一旦清廷势力渗透新加坡，英政府的地位也会动摇。因此中国要在新加坡设领事馆一事，面对重重阻碍。
本地华人由谁管 中英双方冲突不断
1877年2月，清廷外交大臣郭嵩焘曾到英国，为设立领事馆和英政府谈判。英国人刻意捷足先登，在5月设立华民护卫司署，等到同年10月才批准中国设立领事馆的申请。华民护卫司署的对象同样是住在新加坡的华人，负责管理本地华人事务。
剑桥大学东亚系在读博士生高健康曾针对这一课题，研究19世纪的英国伦敦官方档案。他指出，档案中明确记录，英政府在批准中国请求的同时，设了两个严格的条件。
第一，中国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只是临时的安排；第二，清廷不能从中国派遣官员出任领事，只能在新加坡寻找领事人选。这显示英国人一开始就对中国存有戒心。
中国领事馆成立后，中英之间的冲突越演越烈。新加坡华人应该由谁来管？中英双方针对这个问题僵持不下，多次引起纷争。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于1893年。
1893年，中国海禁正式解除后，华侨回国合法化。中国的新条例发布后，驻新加坡的总领事馆随即在本地报章发布公告，宣布将为本地华人发中国护照，收费介于1至4西班牙银元。这项举措引来英国的激烈反弹。
英政府发出长达三页的公告，强烈谴责中国总领事“越过权限”。文中强调，总领事的职责仅限于充当中国的“商业代理人”，旅居本地的华人应遵守英政府制定的条约，总领事没有权利在这里执行清廷的新条例，干涉本地事务。
但英政府的警告并未奏效，直至1890年代，中国总领事仍持续签发护照。一直到1911年清朝政府被推翻，中英两国的交锋才告一段落。
经过一个多世纪，世界格局已经重新洗牌，但柯木林认为，这段历史能为新加坡提供重要的借鉴。他说：“新加坡作为一个岛国，独立以前就已经是强国竞争的对象。这段历史提醒我们，海外华人这一块，可算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华人协助把新加坡建立起来，但也因为华人人口多，我们在处理许多国际事务时，必须格外谨慎。”
讲解者
柯木林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学术组主任
曾任职新加坡政府部门、 法定机构及其附属公司高级职员
《新加坡华人通史》主编
一板一眼的历史书或许会让人觉得枯燥，但对柯木林却是纾压自娱的良药。
柯木林（70岁）从事历史研究超过40年，主要研究早期华人移民史。1973年他与五名志趣相投的友人一起勘探新加坡古迹，并在《星洲日报》连载所见所闻，后来更将文章出版成《石叻古迹》一书。这是他最早的历史著作之一。
1993年，柯木林被派往中国苏州，在中国一待就是15年。然而，无论在何处生活，他从未放弃自己对历史的钻研。除了走访各处历史古迹，柯木林也经常受邀在各地举办历史讲座，分享早期华人移民的相关历史。2009年他从中国回到本地，受邀担任新加坡宗乡总会学术组主任。
多年来醉心研究历史的柯木林，自南洋大学毕业后并未继续深造。他说，父亲希望他当公务员，所以他没想过把历史研究当成专业。
他解释，每个人工作中都不免会碰上不如意的事情。“要调节心情，有些人会选择念佛经以平复心情。手中的108颗佛珠转过一遍，烦心的事情也许就忘得差不多了。”
柯木林说：“我把历史当修行，研究历史就是我忘却烦恼的方法。”
《联合早报》- 纪念700年前登陆新加坡巨港王子 比达达利一道路命名桑尼拉乌他玛 (2019-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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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达达利区将有一条道路命名为“桑尼拉乌他玛路”，纪念逾700年前登陆新加坡，创立“新加坡拉王朝”的苏门答腊巨港王子桑尼拉乌他玛，同时也肯定原址位于该区的前桑尼拉乌他玛中学，当年对本地马来文教育所作的贡献。
桑尼拉乌他玛路和林荫道的建造工程将在约明年展开。
此外，新的比达达利公园内将设有一条文化历史走道，其中一部分会命名为“桑尼拉乌他玛林荫道”（Sang Nila Utama Boulevard）。
这条林荫道是之前的阿裕尼路上段，目前改为人行道，而林荫道日后沿途将有一系列的故事板，讲述比达达利的丰富历史和故事。
桑尼拉乌他玛路和林荫道的建造工程将在约明年展开，估计会和比达达利公园一同在2022年下半年完工。
王瑞杰：可作为实在历史坐标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昨天出席已停办的桑尼拉乌他玛中学（Sang Nila Utama Secondary）和敦斯里拉朗中学（Tun Seri Lanang Secondary）的校友会聚会时指出，将一条道路命名为桑尼拉乌他玛路，是马来社群一直以来的要求，因为前桑尼拉乌他玛中学当年在发展本地马来文教育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王瑞杰说：“我希望桑尼拉乌他玛路和桑尼拉乌他玛林荫道，将来可作为桑尼拉乌他玛中学留下的实在历史坐标，而这也是让这所学校的校友可借此向年轻一代国人讲述学校历史的合适地点。”
他指出，前国会议员雅迪曼（Yatiman Yusof）和旺胡欣朱利（Wan Hussin Zoohri）积极写信给政府，提出以桑尼拉乌他玛的名字为道路命名的重要。国家发展部及街道与建筑名称局仔细探讨此事，并将桑尼拉乌他玛的贡献考虑在内，之后同意这个新路名。
成立于1961年的桑尼拉乌他玛中学，是我国第一所马来文源流中学，于1988年关闭，旧校舍则因比达达利住宅区的发展而被拆除。
担任过卫生部兼文化部政务次长的旺胡欣朱利，也曾是桑尼拉乌他玛中学副校长及敦斯里拉朗中学校长，雅迪曼则是桑尼拉乌他玛中学第一批学生。
雅迪曼也是前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高级政务次长，目前是我国非常驻肯亚和卢旺达最高专员。他受访时说，桑尼拉乌他玛中学对本地教育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是早年少数能让小学毕业的马来女生有机会升学的中学，对这些女生的人生和事业发挥重要的作用。
去年桑尼拉乌他玛中学的旧校舍拆除后，雅迪曼和旺胡欣朱利等人写信给政府，争取把旧校址附近的道路命名为“桑尼拉乌他玛路”，他在几个月前终于收到申请批准的消息。“我们感到很欣慰。如今不少发展商为建筑命名，总喜欢借鉴具外国风味的名字，让本地文化特色变得模糊。桑尼拉乌他玛路的命名，凸显了我们对自己的历史和身份认同的重视。”
另一方面，敦斯里拉朗中学成立于1963年，也于1980年代末关闭，其校舍目前是月眠艺术中心。马来文坛最高奖项“敦斯里拉朗文学奖”也以敦斯里拉朗命名。
这两所学校约800名校友和前教师出席了昨天的聚会。
文史学者柯木林指出，桑尼拉乌他玛的传说是众所皆知的，配合新加坡开埠200周年，把一个传说与实质的道路结合，能引起国人对我国历史的兴趣。
他说：“要培养和提升国民意识，需要以历史先行，而路名就是个很好的标志，可作为国人认同感的标志。”
《联合早报》- 新加坡拉的百年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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