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家风”是建立在中华文化上的集体认同，又称“门风”，指的是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风尚、生活作风，即一个家庭中的风气。家风给家中后人树立价值准则，对家族的传承起着重要影响。
一个家庭应当以什么传家？以权传家者，易生玩靡之辈，而且在权力的麾下，往往产生各种斗争甚至仇杀；以钱传家者，易生奢修之徒，古人常说富不过三代，富有家庭往往容易养出纨绔子弟。唯有以德传家，方能长久、富有后代也继继承并发挥良好的品德，这个家族才得以百年兴盛。
陈笃生家族就是如此！
本书缘起
陈笃生是新加坡家喻户晓的人物，名声远播。2005年5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参加第三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的代表时，还特地提及陈笃生等人的贡献¹。然而这位大慈善家，其事迹除了散见于殖民地档案和早期英文报章的零星报导外，至今没有一本完整的、学术性的典籍，这不能说是一种缺憾。
有鉴于此，2019年3月，我们开始撰写陈笃生的历史，书名《家风传承：陈笃生家族史》。这项计划也得到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的支持。《家风传承》记录了陈笃生家族五代人的事迹，本来计划于2021年7月完成。作为蒋氏家族二年一度聚会的献礼，然而2020年初疫情袭来，许多研究工作如口述访谈、田野调查等，无法顺利展开，因此不得不延后至2022年7月才出版。
从目前已出版的有关书籍来看，这本集子可说是至今为止所有研究陈笃生的著作中比较完整的文献记录，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撰写陈笃生家族的历史，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困难之处在于资料匮乏，尤其是陈笃生祖父辈在老家情况，及陈笃生本人早年在马六甲和新加坡的生活，几乎一片空白。毕竟在学术领域中，研究这类专训的学者不多，这也是我们编辑工作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但庆幸的是，其后人还保存一些资料。家族年长者尚健在，可以进行口述历史访谈。其家族后人陈雅能（Ronny
Tan）是位业余历史学者，对家族历史很感兴趣，收集了不少资料，他本身也参与撰写工作，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方便。
利用文献资料、田野考察及口述历史是本书写作的基调。我们跟随陈月中（陈笃生父亲）、陈笃生与其子孙足迹，走访故乡漳州、月港和陈笃生出生地马六甲，大面积收集资料、查阅典籍、历史遗址、名人故居都是实物，能引发研究者与古人直接沟通的感受，对撰写有一定作用。这正是我们坚持田野考察的原因。
由于陈笃生家族与暹罗王室关系密切，我们特别邀请曾任泰国驻美国第31任大使逸迭他亚（Vitthya
Vejjajiva，任期1988—1991年）²及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宫田敏之（Toshiyuki Miyata）教授撰写专文。全书除了引用中英文资料，也用泰文与日文资料。我们从散布在多种语言写成的书籍、杂志、报告中，搜罗这类极为稀少的信息碎片，进行广泛查阅和认真梳理，希望出版一本比较完整的陈笃生家族史记录，不让历史留有空白。
五大内容
《家风传承：陈笃生家族史》全书内容可归纳为五大方面：（一）从《海澄峨山陈氏家谱》（简称《家谱》）解说陈笃生祖源；（二）陈月中、陈笃生所处时代背景，与陈月中定居马六甲前的生活及其南来原因；（三）陈笃生医院的前世今生；（四）重点论述陈笃生、陈金钟、陈武烈祖孙三代的贡献，其间亦涉及陈德源、陈齐贤及陈温祥等人的事迹；（五）古迹遗存：陈金钟行、金钟大厦、陈德源大厦、暹罗遗宫（陈金钟故居）。1890年，暹王拉玛五世访问新加坡时，曾住宿暹宫。此建筑物品虽不复存在，仍然值得一记、并详细图述。
根据《家谱》所载，陈笃生祖籍福建省海澄县仓头村后井社。陈氏祖先由广传世祖不同，分“北庙南院”两大支议，北击蔡祀并渗圣王蔡元光；而院葬祀陈邕。《家谱》记录了陈笃生家族属“南院派”，但陈氏家族长期以来一直奉祀开漳圣王陈元光，不知何故，或许因为陈元光名气较大。陈金钟与陈顺水（蒋金声之子）于光绪四年（1878年）在新加坡联合创建的陈氏宗祠保赤宫奉祀的就是陈元光。祖源不清晰造成的源流情况，据说已经争论了好几百年。详情见本书第一章（《陈笃生祖源籍贯》）。
两个“南来”改变了陈氏家族的命运。陈笃生的祖父和父亲，在漳州海澄故乡一直是以劳苦的农民。根据《漳州府志》与《海澄县志》的记载，1751年至1776年，漳州天然环境恶劣，风雨、干旱、大雪、火、地震等灾难不断，生活十分困苦。为了脱贫，陈笃生的父亲陈月中于1776年（即其母于1775年去世后的第二年）决定往南洋谋生。之所以选择马六甲，是因为这里是漳泉集团聚集之地。时任马六甲丹丹的慕士章就是漳州海澄人。陈月中最终在马六甲落地生根。
然而此时的马六甲正处于历史转折点，政治风云骤变。英国自托管荷兰辖下的马六甲问题，战事有一触即发的可能，前途未卜，人心惶惶。陈笃生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的。战后局面平稳，英国在马六甲以东开拓新天地，这下陈笃生在新加坡展开前后期南下发展的伏笔（第二章）。
亮点概述
撰写本书亦收获不少惊喜。除了发掘前所未有的资料外，也解决了一些方面的困惑，破译了一些历史谜团，例如如下：
陈笃生发达之谜
根据一般说法，陈笃生来到新加坡前从事一些零散工作或小贩行业³，帮助父亲维持家庭生活，这或许是受1850年2月26日陈笃生逝世时《海峡时报》计文的影响。计文说他出身微寒。此次资料收集发现，这说法不一定可靠。与之相反，陈笃生一家在马六甲实际上已是小康，而且有较多。所谓微肃，主要是指家族未成人成工。在荷兰和英国托管统治下的马六甲，蕃奴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第二章）。
《新加坡自由西报》的资料显示⁴，1828年2月25日时陈笃生已是地主，拥有政府契据1号的土地，面积2256平方尺（Government Lease No. 1 of
Grant No. 39, situated in Kling Street）。此时新加坡才开埠九年，驻之迁徙来新，应该上离若干年。这是有力佐证，说明陈笃生南来时，不是如《海峡时报》计文中所说的出身微寒。
陈笃生南来新加坡的具体时间，《家谱》未详，迄今亦未见有确切史料记载，但近年来学术界认为，大部分马六甲华商约于1822年与1823年之间到这块新天地寻找机会。陈笃生大一岁二哥陈在寿及发运叔辈。1830年所立《恒山亭碑》记录了促筹设立恒山亭公墓的捐款人名单，陈有邱捐200西班牙元（下同），陈笃生捐80元⁵。陈有邱五女陈简娘（陈笃生侄女）嫁入豪门，大婚薛茂元（薛茂源）是新加坡福帮开山鼻祖薛佛记四子，这样婚事肯定对日后陈笃生的事业有很大帮助。
陈笃生是从马六甲移民，与他同世代的马六甲华商都以伸介商起家。因此，陈笃生也是以仲介商起家，并开拓出入口业务，成为新加坡转口贸易的先驱华商。陈笃生至迟于1836年已进入货运行业、林孝胜根据英文报章《新加坡纪事报》、《新加坡自由西报》与《海峡时报》的资料，按抵达日期、货船吨数、来往港口、载货内容等讯息，整理了1835-1837年与1845-1849年笃生商行（Toeksing & Co.）的货运情况，很有参考价值（第三章）。现存最早的1846年《新加坡指南》，刊登陈笃生的商行属独资企业，是选址在马六甲的999年地契，编号为56号与57号两地段⁶，宅和家训就在店里。
与暹罗王室关系
陈家兴旺的原因是复杂的。然而，陈笃生及其后世子孙们与暹罗王室的密切关系，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陈笃生是如何与暹罗王室联系上的呢？
19世纪，新加坡在暹罗已广为人知。暹罗知道新加坡是因为传教士的缘故。这批传教士时常游历世界各地，他们到新加坡稍作休养，再出发前往其他各处。当时暹罗王储蒙固（Mongkut，刘明）是一个急于学习西方新科技知识的青年人。王储通过传教士，想在新加坡找一个华人代理、陈笃生曾与教会有过交往，又懂得中英文，可以帮暹罗王室处理一切事务，因而与王室接上关系（第四章第一节）。
陈笃生策划为暹罗王室新加坡代理，与王储私交甚密，扮演着王室与外界联系的驿站及获取西方知识的窗口角色。他们两者的关系甚至迟于1845年或更早以前就已经建立。1845年9月，陈笃生租用暹罗王室的暹罗三桅帆船“狮子号”（Lion）载货到曼谷。陈笃生后世子孙也在这基础上，继续与王室交往，后来陈金钟被委为暹罗驻新加坡总领事及成为暹罗著名亲信姆灯道路（第三章）。
凭借父辈与暹罗王室的关系，陈金钟成为暹王在新加坡的代理人，并受通“Luang Phitbeerphaenis”头衔，表明他是暹罗王室家族利益相关的外籍商人（第四章第一节）。暹罗王室及使节的邮寄文件、信商和包裹，都经过新加坡并由陈金钟转传。接待新加坡访问的暹王成员及外交使节也是陈金钟的重任，陈金钟的最终头衔为“披耶”（Phraya Anukul Siamkij）。
陈金钟的长孙陈武烈承家族传统，继续与暹罗王室保持密切关系。作为同盟会会员，陈武烈主张革命倾清，为孙中山的挚友与忠实支持者。⁷
1907年12月，他在曼谷举行剪辫仪式，许多王室成员均参与其盛。⁸
1920年6月8日（星期二），暹罗王储恰克拉蓬王子（Somdet Chao Fa Chakrabongse Bhuvanardh, Krom
Luang Bisnulok Prajanardh 1883-1920年，拉玛五世朱拉隆功的儿子）访问新加坡，途中感染肺炎，6月13日在陈武烈宅邸西门厅辉源八号（8 Siamese Road）逝世。⁹ 嗣后暹王为感激光武烈照顾王储之功，乃颁予“Phra Anukul
Sayamkich”的荣衔，使其成为当时暹罗侨社显赫人物。
陈金钟遗嘱
陈金钟有没有留下遗嘱，一直是史学界关心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编写本书时所关注的。
如果说陈笃生为陈家奠定了百年昌盛的基石，陈金钟则是把这家族发扬光大的一个重要人物。陈金钟继承父辈的庞大家业并发扬光大。在新加坡、暹罗及中国都有业务、他是新加坡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不仅贡献华社，对于马来半岛北部的地缘政治，也起到了重大影响（第四章第四节）。
陈金钟企业王国的建立与发展约分三个阶段：振成商行（1850-1859年），振成号（1859-1865年）及振成公司（1865-1892年）（第四章第二节）。我们的研究员陈晓琳与甄淑仪根据新加坡地图、国家档案馆和土地管理局资料及现场勘查所得，从而确定了陈金钟的冢地地址是位于驳船码头28号，很有资料证据也拥有般若码头26号的地产（第八章第一节）。百年沧桑，旧建筑物虽然犹存，但已改为餐饮用途。
1851年至1892年间，新加坡与海峡时报每年出版的《新加坡与海峡指南》都有陈金钟行的简单资讯（如商行地址、各地分行、主要职员等）。这些资讯有助于我们勾勒出陈金钟企业的管理结构与企业发展的轮廓与轨迹。
1853年是陈金钟企业发展的转折点。他的能耐人款已经获得华社、商界及政府方面的肯定，业务也在这一年迅速拓展。从1860年代，陈金钟不仅是福建会馆（前天福宫）的会长，也极可能是义兴会馆建舵的重要人物、新加坡义兴会在暹罗洲的分舵涉及大规模的枪火和鸦片交易，这两个职位，让他被称为“华人甲必丹”（第四章第四节）。
陈金钟虽热于地产投资，但其实有多少无人知晓。谅其在去世21年后揭晓。
1913年10月初，新加坡各报登刊查除陈金钟遗产拍卖的消息。陈金钟房地产拍卖详情具有重要经济史和价值，提供了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及社会学家20世纪初新加坡资本市场的重要数据（第四章第二节）。受托负责拍卖陈金钟遗产的是庄庆利拍卖行（Ching Keng Lee
& Company），该公司从1913年10月3日至12月10日分十次举行拍卖会”，由于反应热烈，临时决定追加两次。此次拍卖会被誉为1913年度最重大的拍卖盛会，拍卖结果共得169万5970元（海峡货币）。
陈金钟是否有过遗嘱，他的后裔也不确定。但根据1892年2月29日《新加坡自由西报》的讣告指出，陈金钟生前早已签署了一份遗嘱。可是随又准备了另一份新的遗嘱，而这份新遗嘱未及签署，陈金钟便去世了。既然新遗嘱未签名，旧遗嘱如果未被撤销仍有效。根据1906年2月2日《海峡时报》登载的启事，明确指出陈金钟的遗嘱立于1888年5月2日。可知陈金钟确实立有遗嘱，但后裔至今尚未找到，成为一桩历史悬案！
陈武烈谜踪
1850年第一代大董事陈笃生辞世后，其子陈金钟继任。从1850年到1892年的42年间，陈金钟是天福宫的主要领导人物。1892年陈金钟辞世后，天福宫领导层几经波折，1897年武烈终于登上历史舞台（第六章）。
陈武烈无疑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新加坡华人社会领袖，他是陈笃生的曾孙，陈金钟长孙。陈武烈在新加坡华人社会崭露头角，始于1897年的天福宫董事选举。
自19世纪中叶开始，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或成就是天福宫。陈武烈是带领天福宫进入20世纪的重要人物，在他任内天福宫另有一番新气象，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改革神像风俗，支持社会慈善活动，兴办学校，并为福建会馆建立办公场所。1897年到1915年间，他是闽帮的最高领导人物。昨现风云，陈武烈对天福宫的领导结束于1915年。此后有关他的资料极少。
1934年10月17日（星期三），《星洲日报》刊登陈武烈在上海逝世的消息，享年六十，遗体运回新加坡安葬。2009年，陈德源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四次上武吉布朗坟山才寻获陈武烈古墓。在高开新加坡的那段日子，陈武烈到底去了哪里（第六章）？
我们从泰国方面的资料，知悉当时掌管“振成栈”的泰武烈，慷慨资助1903年暹罗华侨创建的曼谷天华慈善医院，及1910年的报德善堂；在《天华医院成立八十周年纪念特刊》中的《光绪甲申年揭愿创建本院芳名录》部分，有“陈振成捐银四千铢”的记载。
可见陈武烈在卸下天福宫事务后，专注于家族企业“振成号”在暹罗所经营的米业，长期居留暹罗。与此同时，他在东沙岛的开发，也因对远洋海岛居住生产的困难估计不足，忽视了后勤保障的重要性而未能取得成功（第六章）。
更不幸的是，1913年振成栈遭大火烧毁。有关振成碾米厂(即振成公司)的记录最后出现于1913年的《暹罗工商名录》，1914年以后就不再看到这两家公司的记录。碾米厂可能于1912年或1913年发生火灾，因为1929年2月13日在《曼谷时报》刊登的斯玛特（W. S. Smart）的访谈中，说明了振成碾米厂被大火烧毁（第四章第三节）。振成栈因何失火，可能由于商业竞争！
振成栈的衰败或许与这场大火有关。受到致命打击的陈武烈，从此事业走下坡。1913年到1914年的报章中，可以看到曾待拍卖陈金钟遗产的广告。1930年，暹罗中华总商会新会所开幕，出版《暹罗中华总商会开幕纪念刊》，该刊内容记录陈武烈捐250泰铢，说明他此时的经济情况已大不如前。这是陈武烈在暹罗的最后记录。1932年陈武烈移居上海，两年后在上海去世。
文献资料
如前所述，除了《海澄峨山陈氏家谱》外，有关陈笃生家族的资料散见于殖民地档案和早期英文报章的零星报导中，还有泰文与日文方面的记录。泰文和日文的资料是我们此次研究的重点文献。
陈笃生何时与暹罗王室建立关系，始终是个谜。在泰国档案中，有一封暹罗王储蒙固于1849年8月写给在缅甸传教士耶德逊（Rev. Adoniram Judson）的信函，称陈笃生为“我敬爱的朋友”。这封信解释了陈笃生家族和暹罗王室建立关系的时间点，是一大突破。陈家一直与暹罗王室维持密切关系。暹王蒙固拉玛四世（1851-1868年在位）特别信任陈金钟，称他为“我忠诚的侍从”（第四章第二节）。
《陈金钟：暹罗驻新加坡首任总领事的事迹与领事工作》一书中有不少关于陈金钟的记录。此书为纪念曼谷开埠两百周年出版，作者纳塔武·素提来干（Natthawut Sutthisongkram 1918—2004年）曾被授予泰国皇家学院历史类别的最高荣誉。奇怪的是，该书将一些近现代传说也收录其中。比如，他说，陈金钟曾经是暹王扶养长大的。然而，此书并非一无是处。书中或是拉玛五世朱拉隆功访问新加坡时，由陈金钟接待一些详细记录，尤其是朱拉隆功亲手描绘的暹宫地图，弥足珍贵（第八章第二节）。
学界自来认为陈金钟于1853年被委任为暹罗新加坡领事，这是受1853年9月30日《新加坡自由西报》新闻的误导。依据此语误导，乃列陈金钟为暹罗始。其实，当时的陈金钟只是暹罗王室及部分货款的驻新加坡代理（第四章第一节）。1863年，陈金钟正式成为暹罗驻新加坡首任领事，1885年升为总领事，承担暹罗与海峡殖民地外交事务的重任。
至于日文资料方面，尤其是陈金钟在曼谷的米业发展，有极其详细的记录。查阅并阅读这些资料，可以让我们比较清楚了解陈金钟在曼谷的米业经营概况。日本学者宫田敏之告诉我们，陈金钟是19世纪暹罗和新加坡的人类向，致力于生产高产量的暹罗大米（白围米），是发展暹罗、新加坡、东南亚及中国之间的特口贸易网络的先驱者（第四章第三节）。
家风传承
现在我们看到的陈笃生名字，中文是“陈笃生”，英文是“Tan Tock Seng”，然而在1850年之前，陈笃生一直是用“陈卓生”，在殖民地档案中，其英文名为“Tan
Tock Sing”。何时改名，不得而知。改名后的陈笃生，在新加坡家喻户晓（第一章）。
“富则兼济天下”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理想境界。《陈笃生医院缘起》的碑文阐述这一理念。也开启了新加坡慈善事业的篇章。为许百年华社立下典范：领袖不只要有钱，还要臂出钱才能够取得华社的敬重，把陈笃生誉为“新加坡慈善之父”，可谓当之无愧。
创办陈笃生医院的过程是曲折艰辛的。19世纪的新加坡充满着形形色色的问题，囚贫困而出现的捉襟见肘、追良为娼、人口买卖等案件时有发生。由于对谋林立而引起的纠纷、械斗层出不穷。欺诈、霸凌、侵占资产等事件屡见不鲜。苦劳，是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
根据1845年9月23日《海峡时报》报导，当年新加坡华人有3万6000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在贫困线上。警方披露每年约有6000人被捕，超过100人饿死病死街头。面对这样严峻的社会环境，有慈悲之心的陈笃生当然不能坐视。从1843年至1850年，陈笃生为饿死街头的乞丐提供了1032副棺材，总值1073元3分。
陈笃生医院就是在这背景下设立的。初创时由于资金不足，陈笃生率先捐出7000西班牙元。1844年春原址珍珠山（Pearl Hill）创办贫民医院，1861年迁至实龙岗路（Serangoon Road，今广惠肇留医院），48年后的1909年4月21日，再迁至摩绵路（Moulmein Road）现址直至今日。
1951年殖民政府有意将陈笃生医院更名为中央医院。由于其第四代后裔陈温祥（Tan
Hoon Siang）的反对，这项更名计划没有成功。2001年，陈温祥之子陈柔浩（John
Tan Jiew Hoe，陈笃生第五代裔孙）捐10万元在院内设立陈笃生医院历史博物馆（Tan
Tock Seng Hospital Heritage Museum），展示陈笃生医院的历史，以志永读。
经过175年岁月，陈笃生医院已发展为一所大型综合性医院。从19世纪的贫病乞丐到今天的义德病患者，陈笃生医院历来都在尝试各种方式去照顾与服务社会受歧视群体。本书第七章对陈笃生医院从草创直至今天的发展历程，有详细文件。
在解决市民饮水问题上，陈笃生也有贡献。1845年11月，陈笃生在新加坡法庭追加两个水箱，方便一般路人。¹³ 同年3月19日的《新加坡自由西报》报道他也与欧籍商人詹姆斯·史蒂芬（James Stephens）联合罚款在大会堂设置两个水箱。¹⁴
同年，又在面向讲街（High Street）的王家山脚下挖掘两个水井，供民众饮用（第三章）。虽然在意义上与陈金声的自来水工程有所不同，但在致力解决市民饮水的问题上，陈笃生比陈金声还早了十年。
陈笃生年长子陈金钟叱咤风云，为当年新加坡华社炙手可热的人物。陈金钟于政天福宫期间，在天福宫建立婚姻注册制度，许多福建籍新婚夫妇在天福宫两侧厅堂举行婚礼，根据威汉（Jonas
Daniel Vaughan）的记载，陈金钟以他崇高的社会地位，为他们主持证婚。这项服务被认为对华人社会很有益处，而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接受。¹⁵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陈金钟创建的两个具有时代意义的组织：一是陈氏宗祠保赤宫，另一为乐善社。这两个组织，其影响力和贡献超越越闽派的范围而及整个华族社会。保赤宫历经百多年，至今还在运作；乐善社在推广文教方面颇有成就。19世纪中叶华社中华文学风鼎盛，这与陈金钟等人的不懈努力有着密切关系（第五章第二节）。
陈金钟长孙陈武烈不但重视教育，更是开拓新华社女子教育的先驱，为许多女孩子提供教育机会。陈武烈在1889年与林文庆、宋旺相等人创办新加坡华女子学校，并兼任财政一职。福建会馆在1915年创建的崇福女校也是会馆名下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同时还设有戒烟会，并得到民众的支援，短期内有数百人报名戒烟，取得良好的效果。
从2005年开始，陈笃生家族后裔每三年会举办一次家族聚会，在新加坡已举办五次。来自世界各地的后人彼此联系，参与人数从2005年的956位增至2017年的3070位，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历经170年，这个家族已繁衍至第九代，仍然十分兴旺，百年不衰（第十章）。
我们的研究显示，陈笃生是首位取得华社、商界及政府各方面肯定的华人领袖。自19世纪中叶至1920年代的75年间，陈笃生、陈金钟、陈武烈祖孙三代领导福建帮乃至整个新加坡华人社会超过一个甲子。他们关注华人的福利和社会问题，事迹至今为人津津乐道。陈笃生留下了良好家风，慈善为怀。在百年后的今天，其家族后人仍然协助管理陈笃生医院，并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第九章）。¹⁶
《家风传承：陈笃生家族史》主编
柯木林
2021年8月5日
注释:
1.
参阅“温家宝总理会见第三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2005年No. 5 特别报道，http://qwgxj.gaj.gov.cn/hlsd/1249757.shtml
2.
逸迭他亚曾任驻加拿大大使（1981—1984年）、驻比利时大使与驻欧洲共同体大使（1984—1988年）、驻美大使（1988—1991年）和国外外交部常任秘书（1991—1992年）。
3.
赫伯尔（Mary
Turnbull）等人认为陈笃生出身于乞丐，参阅 C.M. Turnbull, 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975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3.
4.
参阅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简称 Singapore Free Press), 13
October 1859, p. 3: "To be Sold by Public Auction... at the Godowns of
Messr. A. L. Johnston & Co., on Monday, the 4th January next at Noon, by
order of the Administrators of Tan Tock Sing, deceased."
5.
陈铁军、辜鸿铭编著：《恒山亭圹石碑铭汇萃》（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1970年），第222页。
6.
Straits Times, 4 June 1850, p. 4.
7.
陈武烈的名字被记录在《复国捐册金录》及有关书信中。陈武烈与孙中山的交情，参阅莫河著：《革命志士陈武烈在南洋和中国的踪迹轨迹》，《侨史研究》，第18期（台北：国立国父纪念馆，2014年），第129—155页。
8.
"Well-known Chinese Baba discarding the
queue", Straits Daily Mail & Straits Morning Advertiser, 19
December 1907, p. 5.
9.
"Siamese Prince's Death", Straits
Times, 14 June 1920, p. 9.
10.
Vitthya Vejjajiva, "Siam's Old Singapore
Ties", Journal of Siam Society, Vol. 103 (2015), p. 116.
11.
Straits Times, 3 October 1913;《叻报》，1913年10月4日；《总汇报》，1913年10月6日。
12.
Vitthya Vejjajiva, "Siam's Old Singapore
Ties", p. 119.
13.
Straits Times, 18 November 1845, p. 2.
14.
Singapore Free Press, 19 March 1846, p.
2.
15.
Jonas Daniel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Mission Press, 1879),
p. 56.
16.
新加坡总理吁请国人以先贤陈笃生、李光前和邱德拔等人为榜样，“事业有成后亦不忘回馈社会”。参阅 Straits
Times, 20 August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