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新加坡700年历史简述 (2018-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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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700年历史，可分为好几个段落。最早的一段是莱佛士开埠前的古代史（1300-1819）。莱佛士与法夸尔在1819年的到来是新加坡历史上的重要转捩点。1820年开埠后直到1940年是英殖民地时期，日军在1942年占领新加坡后，世界出现新秩序，间接促成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建国。
1300-1819：开埠前
●根据《马来纪年》，源自苏门答腊巨港的王子桑尼拉乌他玛（Sang Nila Utama）于1299年来到新加坡，建立了新加坡拉王国，是新加坡的第一位统治者。
●新加坡在淡马锡时期成为区域海上百货贸易市集（Maritime Emporium），各地商贾聚集在此进行货物交易。
●但是小岛国不免受到各种外来因素影响，例如不同势力的崛起带来不同威胁，气候变化，贸易形式的改变也导致国运此起彼落。淡马锡就曾遭爪哇的满者伯夷王国（Majapahit）攻击。
●1300年代末，室利佛逝国（Sri Vijaya）的王室后裔拜里米苏拉（Parameswara）来到新加坡，但是不久之后，他因得罪暹罗大城府王国（Ayutthaya），导致对方派藩属彭亨出兵讨伐淡马锡。拜里米苏拉不敌逃到马六甲，却因此建立了赫赫有名的马六甲王国。
●随着葡萄牙与荷兰人的到来，还有亚齐的崛起，新加坡又卷入区域博弈中。到了1600至1700年，新加坡逐渐没落。
1819：新转捩点
●代表东印度公司到新加坡设立自由贸易港口的莱佛士，为新加坡带来新的历史机遇。他和法夸尔在1819年的到来，是新加坡历史上的重要转捩点。
●1819后，新加坡以英帝国属地姿态，重新纳入环球贸易网络，开始在经济和战略上取得重要位置。
●英国人引进现代法治，通过城市规划打造现代化新加坡，开始推行现代教育，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则带来各种不同文明与文化，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多元化社会。
1820-1940：港口到家园
●1820年至1840年，新加坡作为港口城市飞速发展。鸦片战争后，中英在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广东和香港口岸，人们担心新加坡会失去战略价值，但新加坡继续繁荣昌盛。
●苏伊士运河在1869年开通后，新加坡成为连接欧洲和中国的最短路程，大大提高其国际战略地位。
●迈入1900年代，新加坡已是很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国际都会，是大型邮轮、汽车和飞机聚集地，拥有海底电缆和现代电力供应。
●移民大量涌入，来自华南地区的中国过番客，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商人，来自印度的商贩、士兵、囚犯等，让新加坡人口攀升。
●到了1931年至1947之间，本地出生人口开始超越移民人口，这意味着越来越多人把新加坡当成家园，而不是短暂停留的口岸。
1941-1965：被侵占到独立
●日军在1942年2月15日占领新加坡，让新加坡人对大英帝国彻底幻灭。新加坡社群在日据时期受尽磨难，数以万计的华人在日军的肃清行动中遭屠杀。
●世界在战后出现新秩序，在反殖民地浪潮下，很多国家争取独立自主，新加坡也不例外，先是在1959年取得自治，1963年至1965年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1965年独立建国。
《联合早报》- 明年纪念新加坡开埠200周年 总理吁国人反思历史开创未来 (2018-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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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总理在新年献词中指出，新加坡的发展“不是直线向上”，他勉励国人，趁我国2019年纪念开埠200周年，反思历史，努力开创未来。
新加坡的发展经历过起落，但凭着每一代的耕耘积累以及对前人事业的继承，才有了今天的新加坡。李显龙总理勉励国人，趁我国2019年纪念开埠200周年，反思历史，努力开创未来。
李总理在新年献词中指出，新加坡的发展“不是直线向上”，中间也经历了战争、经济衰退等“不少混乱与破坏”，最终克服困难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李总理说，早在14世纪，新加坡已是海上商业中心，但过后逐渐没落，直至莱佛士1819年登陆，新加坡才经历关键的转捩点，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因为莱佛士，新加坡成为一个英国殖民地、自由港口和现代化都市。”
建国道路上，先辈离乡背井来到这里谋生。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共同经历衍生出新加坡人身份认同、一种扎根于新加坡的共同信念。
李总理说：“先辈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打拼时，他们也把这个商业中心变成了家园，最终变成了一个国家。没有这段历史，就没有从第三世界跃升成为第一世界国家的SG50历程可言。”
去年经济增长3.5％ 国内生产力提高
我国经济去年取得3.5％增长，比最初的预测高出超过一倍。李总理说，这除了得益于全球经济上扬的趋势，更重要的是国内生产力有所提高。
“新加坡人正积极提升自己和掌握新技能，企业也在创新和采用新科技。这正是我们保持竞争力，为未来做好准备的方式。”
离开埠200周年还有一年，李总理强调，这一年里有许多必须完成的重要事项。
国会今年在辩论政府财政预算案后将短暂休会一个月，并于5月展开第二会期。届时，哈莉玛总统将代表政府发表施政方针。
李总理说，“下来的工作将有更多第四代领导人的印迹”，他们也将肩负起更重的担子。
放眼区域和国际局势，朝鲜半岛局势和恐怖主义威胁仍构成挑战。我国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担任亚细安轮值主席。
在国内，政府正全力推行经济重组，落实产业转型蓝图并推动终身学习的文化，助工作人士提升技能。
另一方面，政府也在提升地铁服务的可靠性和扩大地铁网络，并展开多项大型基础设施工程，加强与巩固新加坡作为交通枢纽的地位。
李总理说，这都是为未来做出的必要投资，所需时间与资源都超越本届政府任期，政府必须为这些项目提前做好规划。
李总理也指出，过去一年虽然充满不确定因素，但我国在处理迫在眉睫的问题时，也在长远目标上取得稳步进展。
他举例说，我国社会正积极加强韧性与凝聚力，全国保家安民计划（SGSecure）提高了新加坡人对恐怖袭击的危机意识。
我国也在去年修宪，引进保留总统选举制度，并迎来近50年来的首位马来族总统。李总理说，这是体现国家团结、坚持多元种族主义的鲜明象征。
外交上，我国再次确认了与中国和美国这个大国的牢固关系，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邻国也维持正面的双边关系。
李总理说：“我期待2018年的到来。我们已为未来打下牢固的基础，我们的努力也开始取得越来越多的成果。新加坡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http://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80101-823222
莱佛士1819年登陆新加坡，将新加坡发展成英国殖民地与贸易枢纽，过程中迅速推动了本地的现代化发展，是扭转我国历史的重大事件。政府去年10月成立新加坡开埠200年工作组，提前一年多开始筹备2019年举办的多项纪念活动。
杨莉明：新加坡历史远远超过52岁
领导工作小组的总理公署部长兼人力部和内政部第二部长杨莉明昨天（12月31日）在面簿上说：“很多人都称新加坡为一个年轻的国家，但这个岛国城市的历史远远超过52岁。
“这个岛国在1965年之前的丰富历史并不广为人知，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开埠200周年将能为国人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认识与反思这个岛国如何从700多年前初次有人居住，到1819年这个关键转捩年份，一步一步走来，一点一滴地发展。”
曾经统筹新加坡独立50周年（SG50）庆祝活动的财政部长王瑞杰将担任开埠200年工作组的顾问，曾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和SG50“共同未来”展览创意总监的陈惠勇出任执行总监。工作小组的另一名领头部长是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兼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李智陞。
陈惠勇日前在通讯及新闻部举行的说明会上指出，工作组刚成立，目前未确定具体活动细节，但多数将利用现有平台举办活动，包括在博物馆举办特展。此外，纪念开埠200年的活动规模与SG50相比也会“小很多”。
在1969年的国庆庆典上，新加坡独立四周年与开埠150周年被称为“双庆”，庆典规模也因双庆缘故而较为盛大。陈惠勇说，明年展开的活动旨在纪念而非庆祝开埠200周年的里程碑。具体活动细节今年将陆续公布，工作组也探讨为参与纪念活动的组织提供资料研究和资金方面的援助。
协助工作组的咨询团队由16名来自不同领域和族群的代表组成，他们包括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长蔡天宝、资深报人杜南发、耶鲁—国大学院校长陈大荣教授、前高级政务次长雅迪曼和欧亚人协会会长特斯拉等。
《联合早报》- 宗乡总会明年拟办活动纪念“无名英雄” (2018-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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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开埠至今近200年，书写这段历史的除了莱佛士和陈笃生等著名人士，无数在新加坡打拼的小人物也参与其中。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计划明年以“无名英雄”为主题举办系列活动，纪念他们为新加坡作出的贡献。
宗乡总会财政方百成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宗乡总会计划同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一同举办无名英雄展览，以中英文讲述本地各族群如何在各个行业领域共同努力。
“我们希望培训年轻人和学生当导览员，发动学校带学生来参观，让公众一起来缅怀这些无名英雄作出的贡献，以及让年轻人了解过去族群间的合作。”
方百成指出，宗乡总会也计划围绕同一主题举办文化之旅，甚至是推出无名英雄易通卡与手册，让国人使用特别设计的易通卡到全岛各处，再根据手册探索地铁站周围的历史足迹。此外，2019年的“春到河畔迎新年”活动也会推出紧贴开埠200周年主题的灯饰与展示。
1918年成立的欧亚人协会则计划配合创会100周年和新加坡开埠200周年，翻新协会历史中心，提升展览内容。会长特斯拉指出，协会也正在探讨配合2019年举办其他纪念性活动。
陈惠勇指出，开埠200年工作组正陆续与学校、企业和宗教组织等团体探讨合作举办纪念活动，至今接触的团体已有60多个。
《联合早报》- 李显龙总理新年献词：为未来奠定坚实基础 (2018-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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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莱佛士登陆新加坡的200周年。我们应适当地纪念新加坡开埠200周年，就如同我们在1969年纪念开埠150周年一样。这是新加坡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让我们反思国家如何形成、一路上如何走过来，以及如何继续向前进的时刻。
我们在一个国内外都充满着不确定因素的气氛下，走进了2017年。当时的经济前景暗淡，我们也为国家安全与恐怖主义而忧虑。新上任的美国政府在国际贸易和外交政策上，都采取激进作风。
但新加坡人奋力挺进，不畏挑战。我们在应对迫在眉睫的问题时，也把目光放得长远，而不是草率制定对策敷衍了事。我们在达成长远目标上取得稳步进展，并且以更好的状态结束这一年。我们以自信和坚毅迎接2018年的到来。
回顾2017年
去年，我国经济取得3.5%增长，比最初的预测高出超过一倍。各阶层国人的收入都有所增加，其中中低收入工作人士的增幅尤为明显。我们在全球经济上扬的趋势中受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产力提高了。新加坡人正积极提升自己和掌握新技能，企业也在创新和采用新科技。这正是我们保持竞争力，为未来做好准备的方式。
新加坡社会正积极加强韧性与凝聚力。全国保家安民计划（SGSecure）提高了新加坡人对恐怖袭击的危机意识。我们的保安部队昼夜保持警惕，严防任何可能的袭击事件。社区和各信仰的宗教领袖也携手合作，加强社会凝聚力，并拒绝极端和排他主义思想。
我们为长期强化种族和谐而采取的一项重大决定是修改宪法，为民选总统引进保留选举机制。哈莉玛总统作为我国近50年来的首位马来族总统，是体现国家团结、坚持多元种族主义的鲜明象征。
在外交上，我们与大国和小国都维持友好关系。我9月访问了中国，10月出访美国。我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皆取得成果，也再次确认了我们同这两个大国的牢固关系。
新加坡同两个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也是正面的。我们正在拟定新计划，以深化双边合作和造福我们的人民。
2018年工作重点
2018年，我们的外部环境依然不确定。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温，令人担忧。极端主义恐怖威胁仍是一个现实的危险。美国仍未针对亚洲、中东和其他地区的政策做出完整论述。马来西亚将于今年举行大选，印尼则是明年，我们希望在邻国筹备大选之际，继续与它们保持稳定关系。尽管面对这些不确定因素，我们仍须继续加强在国内外的地位。
新加坡于2018年担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国。50年前，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五个国家创立亚细安，一同促进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与稳定。如今，亚细安如今扩大至10个成员国，也成为我国外交政策的一大支柱。新加坡透过亚细安得以在国际上发出更响亮的声音。作为接任主席国，新加坡希望以“坚韧”与“创新”为主题，带领亚细安更上一层楼。
在国内，我们也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将继续推进经济重组计划。未来经济委员会正同工会和企业紧密合作，落实产业转型蓝图；通过技能创前程计划鼓励我们的工人终身学习；以及帮助受影响员工适应新工作，在事业新篇章中获得提升。
我们正在兴建更多学前教育中心，为孩子的人生提供更扎实的起步。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我们正在增加医疗设施和检讨医疗政策。我们也会履行永续新加坡发展蓝图（Sustainable Singapore Blueprint）和在巴黎气候协定（Paris Agreement）下作出的环保承诺，以打造一个干净绿化的居住环境。
在基础设施方面，我们正提升地铁服务可靠性和扩大地铁网络。我们也会展开多个大型基础设施工程，这包括兴建樟宜机场第五搭客大厦、大士港口和衔接吉隆坡的高速铁路，以此提升新加坡的交通枢纽地位。
这些都是我们为未来做出的必要投资。它们所需的时间与资源都超越本届政府任期。我们必须未雨绸缪。每一代人为了将来而辛勤工作，为下一代积攒资源，通过巩固前人的基础，把更好的传给下一代，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建立了今天的新加坡。就是这个信念推动了新加坡的建国一代，我们这一代也必须把这一信念化为行动。
开埠200周年
新加坡独立50周年（SG50）庆祝活动向建国一代致敬，但新加坡故事早在1965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在过去几个月里，我出席了一些特别的周年纪念庆祝活动：新加坡马拉雅里协会（Singapore Malayalee Association）、卡立回教堂和南洋女子中学校（南小是我的母校）都庆祝创办100周年，同济医院则是庆祝建院150周年。这些机构都拥有比独立后的新加坡更悠久的历史，每个机构都为新加坡故事做出了贡献。我们有必要真正了解我们的历史有多久远，有多复杂。
事实上，新加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至少700年前。14世纪，新加坡岛已是国际海事网络的一个商业中心，只是在后来数百年里逐渐没落。史丹福·莱佛士爵士于1819年登陆新加坡是一个关键转捩点。他带领新加坡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让新加坡得以成就今日光景。
若莱佛士没有登陆，新加坡也许不会在东南亚占据独特的位置，有别于周遭群岛的众多岛屿或马来半岛的州。因为莱佛士，新加坡成为一个英国殖民地、自由港口和现代化都市。我们的发展不是直线向上的。我们经历了不少混乱与破坏，包括战争与和平、经济衰退与繁荣、奋斗与成功。不过，最终我们还是熬过来了，并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们的先辈离乡背井，从中国、印度和区域内外的国家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谋求更美好的生活。他们到来时只是旅居者，没有落地生根的念头。但这情况慢慢地发生了变化。他们把家人接到这里居住，或在这里组织家庭。他们为各自的社区兴建医院、学校、回教堂、寺庙和教堂。他们带来了各自的文化与传统，相互影响，交织成丰富而多元的社会体系。
这些共同的经历渐渐衍生出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一份扎根于新加坡的共同信念。在先辈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打拼时，他们也把这个商业中心打造成家园，最终变成了一个国家。没有这段历史，就没有从第三世界跃升成为第一世界国家的SG50历程可言。
2019年是莱佛士登陆新加坡的200周年。我们应适当地纪念新加坡开埠200周年，就如同我们在1969年纪念开埠150周年一样。这是新加坡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让我们反思国家如何形成、一路上如何走过来，以及如何继续向前进的时刻。
我们在2018年还有许多事要做。财政预算案结束后，国会将进入短暂的中期休会。国会于5月复会时，哈莉玛总统将首次发表政府施政方针演说。施政方针将列出政府在余下任期里要推展的工作。下来的工作将有更多第四代领导人的印迹，他们将肩负更重大的责任，提出他们对新加坡的构想。
整体而言，2017年是良好的一年。我期待2018年的到来。我们已为未来打下牢固的基础，我们的努力也开始取得越来越多的成果。新加坡的好日子还在后头。我在此祝大家新年快乐！
（本文是李总理2018年新年献词）
《联合晚报》- 李总理：已启动纪念狮城开埠200周年筹备工作 反思历史 开创未来 (2018-01-01)
《联合早报》- 新视角看待开埠200年 (2018-01-02)
http://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80102-823464
迈入新一年，新加坡开始为开埠200年纪念进行倒数；2019年1月28日便是莱佛士登陆我们这个小岛国，开埠设立自由贸易港，把新加坡推向现代发展的200周年。
1969年2月6日，建国总理李光耀出席新加坡国际商会所主办的开埠150周年活动时，大家是在欢庆莱佛士创建新加坡，当时的历史课本为莱佛士冠上“新加坡开创者”（Founder of Singapore）的称号，莱佛士登岛时的新加坡被形容为“小渔村”。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走过一段崎岖的建国历程，也在2015年高调庆祝了SG50——新加坡建国50周年。要如何迎接开埠200年，值得大家深思。
李显龙总理在元旦献词中给这个问题定调，他指出，新加坡的历史至少可以回溯到700年前，莱佛士1819年登陆新加坡，是这个小岛国的一个重要转捩点。他认为我们应该利用这个纪念性时刻反思新加坡历史，思考我们如何走到今天，应该如何向前发展。
开埠150周年时，新加坡刚刚建国，政府把目光放在解决迫切的民生问题如就业、住屋、教育上，没有太多时间和心思去思考历史问题。当时的教科书基本上是沿袭了英殖民者的历史观，把莱佛士登陆视为新加坡历史的起点。
不过早期的一些民间学者如许云樵、陈育崧等并没有接纳这样的历史观点，很早就把目光聚焦在“淡马锡”、“龙牙门”的问题上，从各种旧文献，例如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明代茅元仪《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以及1365年爪哇史颂等，去考证“淡马锡”是不是新加坡的古名。
要梳理新加坡的古代史确实不易，除了从古文献寻找蛛丝马迹进行考证，最好能有实物来核证纸上的历史，否则有流于“传说”之嫌。
1984年，国家博物馆首次发起福康宁考古勘查项目，由国大学者约翰·米锡克（John Miksic）领军展开考古挖掘工作。他们从出土文物的碎片中发现了14世纪文化层的存在。此后30余年，米锡克和他的学生林祯祥等，在新加坡河一带的多个地点进行勘查挖掘，迄今出土的文物包括来自中国的元代陶瓷片如青花瓷、青瓷、青白瓷、枢府白瓷，硬陶器，东南亚制作的陶器，另有玻璃珠子、铁制用具，钱币等。
这些出土文物坐实了一点：新加坡的历史绝非从莱佛士登陆才开始的，早在14世纪，新加坡已是个繁荣的百货贸易市集，来自中国和周边地区的商船在这里进行交易。当然，在700年的漫长岁月里，小岛有昌盛辉煌的时期，也有衰落沉寂的时候。
2009年，国家档案馆出版本地三位历史学家陈大荣、柯宗元和王添顺所撰写的《新加坡700年历史》，把新加坡历史推至700年前。本地当时还掀起一股历史热，以新加坡历史为题材的新书陆续出版，有的聚焦在开埠前，有的探讨开埠至建国之间的历史时期，也有着眼于近期的建国史。
我们的历史观不再单一或从上而下，官方论述之外，还有持不同观点看法的专家学者、民间文史爱好者等。不少民间组织也热衷保存历史，例如去年庆祝150周年的同济医院，即将庆祝120周年的莲山双林寺，都有意识地整理自身历史。
另一方面，从2014年1月起，本地所有快捷和普通（学术）源流中一生所采用的历史教科书，已明确的把新加坡历史推到公元1300年的淡马锡时期，不再以莱佛士开埠为起点。
当越来越多人愿意花时间精力去研究新加坡历史的方方面面，我们对自身历史的陈述，肯定会越来越丰富与多元，新加坡的故事势必越来越精彩，更有层次感也更有厚度。
《联合早报》- 社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2018-01-02)
http://www.zaobao.com.sg/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180102-823568
明年是新加坡开埠200周年，李显龙总理在新年献词中鼓励国人，借这个机会反思历史，努力开创未来。所谓“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新加坡的今天，来自于过去的经历；新加坡的未来，同样取决于如何从历史中汲取正确的教训。英国人莱佛士于1819年登陆新加坡，之后建设为区域货运及航运中心，逐渐形成今天繁荣的新加坡，其中一以贯之的价值，就在于对世界采取开放包容的胸怀。新加坡未来的希望，应在于传承这个价值且继续发扬光大。
新加坡刚在两年前庆祝了建国50周年，如今则准备纪念开埠200周年，反映了任何社会都存在历史多样性与复杂性这个事实。诚如一些历史学者所指出，新加坡的历史非但不仅52年，也不止于200年，而是可以追溯到700多年前，即《马来纪元》所记载的马来古王国三佛齐（现印度尼西亚巨港）王子桑尼拉乌他玛，在1299年登陆新加坡岛，将之命名为淡马锡，并于此创建“新加坡拉”（梵語“狮城”之意）。
当然，纪念开埠200年并非否定淡马锡与狮城的那段历史。学界有“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之说，其中不妨理解为当代人都是出于所处时代的需要，带着自己时代的问题意识去回顾历史。对于今天的新加坡而言，莱佛士登陆后的新加坡，显然比桑尼拉乌他玛登陆后的新加坡，更有现实意义。毕竟，莱佛士在新加坡所建立的典章制度，仍然影响至今。新加坡未来的可能命运，也必须从这个历史阶段去理解和思考。
换言之，今天的新加坡是莱佛士所代表的西方现代精神的延续。当年建立新加坡所根据的重商主义考虑，到现在依然有其意义。200年前的新加坡以商港及转口贸易起家，讲究的是四海包容和童叟无欺。这种重视开放和公平的精神，也体现在本地整体社会的基因上。为了促进建设发展，新加坡不但对周围马来群岛的各个族裔来者不拒，也迎接了远自中国、印度次大陆乃至中东的阿拉伯和犹太的移民。他们带来了各自的语言、宗教及习俗，构成了今天多姿多彩的新加坡。
这个历史经验，表明新加坡的立国乃至今后的繁荣昌盛，仍然必须建立在海纳百川的开放包容精神。这并不局限在对外来人的接纳，更包括对不同思想与文化价值体系的欣赏和借鉴。在当前全球化发生逆转的大背景里，如何看待彼此的不同，将决定社会是否保持和谐团结或出现对峙撕裂。从至今的历史经验看，新加坡绝无可能自绝于全球大潮流，所以在面对外部世界风起云涌的各种新挑战，唯有把眼光放长，沉着应对挑战。
纪念开埠200周年所要正视的另一问题，在于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所有社会都避不开历史与政治的内在紧张，但成熟与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保留对其解读的百家争鸣。因此，在官方对200年兴替的一家之言以外，也不能忽视民间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不同论述。对历史也采取百花齐放的开放包容态度，才能取得兼听则明的效果，作为未来发展方向借鉴的指南针。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未来的发展必须依靠当前的一步一脚印。李总理在献词中表示，新加坡去年取得比预期好的3.5%经济增长率，更重要的是生产力也有所提高。与此同时，新加坡还面对着朝核危机及区域恐怖主义的威胁；经济重组、产业转型和国人终身学习等各项努力也方兴未艾。如何坚持多元主义并团结一心，将继续是未来航程的压舱石，在凶险的惊涛骇浪中确保船身稳定，破浪前进。
《联合早报》- 严孟达：一个历史命题也是个时代问号 (2018-01-06)
http://www.zaobao.com.sg/zopinions/views/story20180106-824716
开埠200年，从另一文化角度来看，也是我们点算得失的时候，社会需要进步，我们不能选择性地停留在已经失去的美好记忆，而忘了社会的进步给我们带来生活上种种便利。
开埠200年是个历史命题也是个时代问号，200年在人类历史中仅是瞬间，但要从头细说却也不容易。那我们纪念什么呢？
李显龙总理在2018年新年献词中宣布成立开埠200周年工作小组时说：“我们有必要真正了解我们的历史有多久远，有多复杂。”他说；新加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至少700年前。14世纪，新加坡岛已是国际海事网络的一个商业中心，只是在后来数百年里逐渐没落。史丹福·莱佛士爵士于1819年登陆新加坡是一个关键转捩点。
新加坡的开埠是真正开启新加坡面向区域的一页，从中国、印度和区域内外的国家漂洋过海来此的祖辈，当初只是为了一口饭吃，但在落地生根之后，他们对土地的感情起了变化，对殖民统治的剥削有了醒悟。因此，英国殖民统治者对新加坡尽管有开埠之功，有带来西方典章制度之恩，开埠百年后，新加坡以及马来半岛的人民，还是萌生当家作主的政治意识。
新加坡不像大多数战后独立的新兴国家，在独立之后急着铲除殖民统治的遗迹。对历史，人类有健忘症，因此需要历史遗迹来自我警惕。
《联合早报》言论版几天前罕见地刊出建国总理李光耀50年前（1969年2月6日）在新加坡国际商会庆祝开埠150周年晚宴的演讲，希望那晚在场的年轻大学生，能在新加坡纪念开埠200周年时，回忆这难忘的一刻。
李光耀所取得的建国成就，已在三年前的建国50周年时得到相当全面的回顾和省思，我们站在这200年的历史阶段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我们在有形和无形的遗产方面到底失去了什么。
抢救文物，保留历史遗迹在今天已成为当务之急。市区重建局日前宣布修订受保留旧店屋的修复准则，今后当局可要求发展商在为某些地段的受保留建筑施工前，委聘文化遗产顾问，以更好地保护这些旧建筑的原貌。
这项条例的修订是为了“确保受保留旧店屋在重新发展过程中，继续保留建筑的历史特色和集体记忆。”例如已改为非住宅用途的受保留店屋，其原有富娘惹特色的“一门两侧窗”门面设计，不能改为“两门一窗”。要是窗户底下墙面铺有雕花等装饰瓷砖，业主不能为了多建一道门，而拆除其中一个窗口。
抢救文化遗产工作越来越紧迫
政府若是能更早地拿出具体政策，从有形的物质方面抢救文化遗产，今天我们就可以少点遗憾。
数日前我收到新加坡文物局寄来一份台历和2016/2017年度常年报告。我带着对文史的兴趣，详细翻阅，从中感受到该局珍惜和保留我国物质与非物质文明的苦心和努力。这本来就是它的工作使命与目标。
文物局台历9月份月历上的图片是一个罐子，背页的英文说明中称之为“Kamcheng”， 说是“福建话的发音，指土生华人家庭（Peranakan）用的有盖罐子，用在大喜之日，为一对新人装食物”。我猜想这个器皿kamcheng的福建话发音刚好与“感情”一词谐音，所以才会用来当作婚庆用品。是否如此，有待专家指正。对我来说，这还是长了一智。就不知道，现代的Peranakan家庭是否还在结婚时保留着这个习俗。
文物局的年报不像一般公私机构的年报一样，一眼看去都是数字，而是从多元角度，以图片和文字阐述新加坡的文化遗产，年报中以跨版大图片呈现百多年历史三层楼老店屋、设于1909年中央消防局的建筑。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城市的发展跟历史记忆的保存之间的矛盾，将是新加坡长久面对的考验。过去一些历史遗迹的消失，如史丹福路的国家图书馆和福康宁山坡上的国家剧场，不少新加坡人至今一直无法释怀。
开埠200年，从另一文化角度来看，也是我们点算得失的时候。社会需要进步，我们不能选择性地停留在已经失去的美好记忆，而忘了社会的进步给我们所带来的生活上种种便利。
文物局年报中有一张殖民地官员浮尔顿（Robert Fullerton）的油画像。他是1824年到1826年期间的槟城总督，1826年海峡殖民地成立之后，他就任第一任总督，直到1830年。此君在新加坡的开埠历史中也占据一个重要地位，今天的六星级富丽敦酒店（前身是浮尔顿大厦）、浮尔顿码头和浮尔顿广场，跟以莱佛士为名的纪念碑、酒店、学校等等有形遗产一样，仍旧闪烁着昔日英殖民主义者的荣光。
如果浮尔顿还能看到今天的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当年同属海峡殖民地的三座名城，他是会更欣赏仍旧古意盎然的槟城和马六甲这两座古城，或是高度西方化的现代国际都会新加坡呢？
由于优良的地理位置，新加坡几百年来就是一快磁铁，近悦远来，在人口、文化、语言上造就了我们的多元性。庆祝开埠200年，应该是庆祝新加坡的多元化的成功故事，无论是文化、语言、建筑等等，能够传承新加坡多元色彩的无形和有形载体，都值得我们珍惜和保留，而且必须趁早。
倒数2019年，我们更多的是对历史的借鉴和对未来的警惕，而不是形式化的纪念一下。否则，50年后再来“纪念”，再来反思，则任何悲壮的哀歌也挽不回我们在国家文化遗产上的流失，徒让后人再来惋惜今天的我们。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联合早报》- 韩咏梅：历史的多元视角 (2018-01-07)
http://www.zaobao.com.sg/zopinions/opinions/story20180107-824912
对这片土地的700年或推得更前的历史，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我想对掌握历史和解读历史的自由，是这个社会成熟与自由的一个指标。
过去二十多年来，父亲以探究历史为下半生志业，除了在书斋里写文章，经常带朋友们到新加坡河、大坡小坡还有本地许多有历史的地方徒步讲古。他在世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些历史之旅，每次动了念头，总觉得还有时间，还有机会。世事总是难料，我终究没有参加过他带的任何历史导览团。
为弥补这个遗憾，他走后我参与了一些纪念导览活动，其中一场是配合他的遗作发布会而办的武吉巴梭介绍，负责讲解的是父亲的老同事也是老友林仁余，另一场是父亲的学生李叶明带领的新加坡之旅。
仁余为了这场讲解做了许多功课，也找出了不少史料，他在武吉巴梭这条街上经营书店，展示出来的资料和叙述角度透露出一种很强烈的在地情谊，也融入了他个人的经历。叶明出身工程师，但是对新加坡历史深感兴趣也下了很多功夫，听他解说新加坡河两岸的历史地标如数家珍。他成年之后才移民到新加坡，在讲述新加坡河畔的一些建筑和事迹时，对应的历史坐标更多是中国的近现代史。
父亲在导览时，又会以什么为坐标？在讲小坡的时候，应该会讲他自己童年时曾经住过的海员宿舍“公司楼”；讲大坡的时候，应该会重提他到猪仔馆访问的往事。翻阅他留下的文章也的确显示他的历史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经历以及随之形成的世界观密不可分。
我的“新加坡历史”又是一幅怎么样的图景？
七八十年代的新加坡，教育很专注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开发掌握实用知识的人力资源，人文教育不受重视，小学正规课是华文、英文、数学和科学，历史知识融在语文和生活教育中。我的新加坡历史图景是从桑尼拉乌他玛王子来到这里，看到一个像狮子这样的野兽开始的，那应该是小学华文课本里的一篇课文。
幸运的是，念的南华小学当时在明古连街，离国家图书馆只有一箭之遥，老师每年至少带我们参观一次，所以郑和下西洋到过龙牙门、莱佛士登陆后新加坡成为英国殖民地、日据、自治、独立等等都是常识。家庭背景也把学运、冷藏行动等等填入我的新加坡历史图像中。上中学的时候，碰上教育改制初期，中一中二两年，地理用英文教学，历史用华文教学，学的是中国历史，后来念了理科，新加坡历史渐渐从我的学习中淡去，后来关于新加坡的历史，都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了。
历史的视角很多，可挖掘的面向很广，对历史的不同解读也很多，所取用的资料、角度和叙事方式都有一定的本位思考。我没问过父亲为什么学历史，我想那是因为生长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个人身份、国家认同等等问题，引导他从历史中发掘在这片土地安身立命的意义。
之后定居新加坡的朋友，在看新加坡历史的时候，很自然地会以他们的中国历史知识为坐标，寻找共同共通之处，让自己和这个地方有所联系，这也是看待历史的一个视角。
意大利学者克罗齐在1917年提出著名的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朱光潜在《克罗齐的历史学》中对这一命题做了这样的阐明：“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趣，和现实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史在我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获得它的历史性。所以一切历史都必是现时史……着重历史的现时性，其实就是着重历史与生活的连贯。”
这说明了对历史的重视，不论是个人，还有权威，往往有一种“为了解现在而解释过去”的潜作用，特别是当历史成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它难免得去配合某种官方需要，甚至在不同层面上服务不同的需要，以古喻今、古为今用。
2018年的新年献词中，李显龙总理特别提出了再过一年我们要纪念开埠200周年，谈到新加坡的发展“不是直线向上”，在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成为英国殖民地这个历史转捩点的更早之前，新加坡在14世纪已经是海上商业中心，过后逐渐没落。
这次的论述提供了很多思考空间，包括这个纪念活动对执政者在政治上有什么好处。两年前我们成功地欢庆了SG50，在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印象中烙下了新加坡共和国从第三世界晋升到第一世界的集体记忆，这对凝聚国家意识有很大的作用。我想借开埠200年纪念，重温我们这个国家一路走来的崎岖路，确实有利于说服民众坚守这份得之不易的稳定。
长远来说，正视这片土地的长远历史，拓宽人们的历史视界，对这国家的坚韧性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纵观整个世界历史，任何政权、国家或者社会都会面对盛衰兴亡，新加坡难免走上这条路，差别只是时间。除了提高忧患意识，勤奋努力地守护目前的成绩，也要学习万一走入逆境后，如何快速重新站起来。这种走出逆境的力量一直都潜伏在社会的集体性格之中，深入发掘这种内在的力量，是因应未来任何挑战最有力的防卫。
耶鲁—国大学院校长陈大荣是筹备开埠200年工作小组咨询团的成员之一，他有一段话发人深省：“只有政治人物会考虑历史美好和阴暗的两面，历史对我而言就是一系列复杂时间的交错推进，捕捉全貌和前因后果，才能完整了解历史的复杂性。”
不论是民间历史学人、学院里的历史学者还是政治人物，或者只是个趁周末到处参加导览的普通人，总有一个自己的视角看历史，对于这片土地的700年或推得更前的历史，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而我想对掌握历史和解读历史的自由，是这个社会成熟与自由的一个指标。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总编辑）
http://www.zaobao.com.sg/zopinions/opinions/story20180107-824912
对这片土地的700年或推得更前的历史，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我想对掌握历史和解读历史的自由，是这个社会成熟与自由的一个指标。
过去二十多年来，父亲以探究历史为下半生志业，除了在书斋里写文章，经常带朋友们到新加坡河、大坡小坡还有本地许多有历史的地方徒步讲古。他在世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些历史之旅，每次动了念头，总觉得还有时间，还有机会。世事总是难料，我终究没有参加过他带的任何历史导览团。
为弥补这个遗憾，他走后我参与了一些纪念导览活动，其中一场是配合他的遗作发布会而办的武吉巴梭介绍，负责讲解的是父亲的老同事也是老友林仁余，另一场是父亲的学生李叶明带领的新加坡之旅。
仁余为了这场讲解做了许多功课，也找出了不少史料，他在武吉巴梭这条街上经营书店，展示出来的资料和叙述角度透露出一种很强烈的在地情谊，也融入了他个人的经历。叶明出身工程师，但是对新加坡历史深感兴趣也下了很多功夫，听他解说新加坡河两岸的历史地标如数家珍。他成年之后才移民到新加坡，在讲述新加坡河畔的一些建筑和事迹时，对应的历史坐标更多是中国的近现代史。
父亲在导览时，又会以什么为坐标？在讲小坡的时候，应该会讲他自己童年时曾经住过的海员宿舍“公司楼”；讲大坡的时候，应该会重提他到猪仔馆访问的往事。翻阅他留下的文章也的确显示他的历史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经历以及随之形成的世界观密不可分。
我的“新加坡历史”又是一幅怎么样的图景？
七八十年代的新加坡，教育很专注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开发掌握实用知识的人力资源，人文教育不受重视，小学正规课是华文、英文、数学和科学，历史知识融在语文和生活教育中。我的新加坡历史图景是从桑尼拉乌他玛王子来到这里，看到一个像狮子这样的野兽开始的，那应该是小学华文课本里的一篇课文。
幸运的是，念的南华小学当时在明古连街，离国家图书馆只有一箭之遥，老师每年至少带我们参观一次，所以郑和下西洋到过龙牙门、莱佛士登陆后新加坡成为英国殖民地、日据、自治、独立等等都是常识。家庭背景也把学运、冷藏行动等等填入我的新加坡历史图像中。上中学的时候，碰上教育改制初期，中一中二两年，地理用英文教学，历史用华文教学，学的是中国历史，后来念了理科，新加坡历史渐渐从我的学习中淡去，后来关于新加坡的历史，都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了。
历史的视角很多，可挖掘的面向很广，对历史的不同解读也很多，所取用的资料、角度和叙事方式都有一定的本位思考。我没问过父亲为什么学历史，我想那是因为生长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个人身份、国家认同等等问题，引导他从历史中发掘在这片土地安身立命的意义。
之后定居新加坡的朋友，在看新加坡历史的时候，很自然地会以他们的中国历史知识为坐标，寻找共同共通之处，让自己和这个地方有所联系，这也是看待历史的一个视角。
意大利学者克罗齐在1917年提出著名的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朱光潜在《克罗齐的历史学》中对这一命题做了这样的阐明：“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趣，和现实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史在我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获得它的历史性。所以一切历史都必是现时史……着重历史的现时性，其实就是着重历史与生活的连贯。”
这说明了对历史的重视，不论是个人，还有权威，往往有一种“为了解现在而解释过去”的潜作用，特别是当历史成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它难免得去配合某种官方需要，甚至在不同层面上服务不同的需要，以古喻今、古为今用。
2018年的新年献词中，李显龙总理特别提出了再过一年我们要纪念开埠200周年，谈到新加坡的发展“不是直线向上”，在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成为英国殖民地这个历史转捩点的更早之前，新加坡在14世纪已经是海上商业中心，过后逐渐没落。
这次的论述提供了很多思考空间，包括这个纪念活动对执政者在政治上有什么好处。两年前我们成功地欢庆了SG50，在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印象中烙下了新加坡共和国从第三世界晋升到第一世界的集体记忆，这对凝聚国家意识有很大的作用。我想借开埠200年纪念，重温我们这个国家一路走来的崎岖路，确实有利于说服民众坚守这份得之不易的稳定。
长远来说，正视这片土地的长远历史，拓宽人们的历史视界，对这国家的坚韧性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纵观整个世界历史，任何政权、国家或者社会都会面对盛衰兴亡，新加坡难免走上这条路，差别只是时间。除了提高忧患意识，勤奋努力地守护目前的成绩，也要学习万一走入逆境后，如何快速重新站起来。这种走出逆境的力量一直都潜伏在社会的集体性格之中，深入发掘这种内在的力量，是因应未来任何挑战最有力的防卫。
耶鲁—国大学院校长陈大荣是筹备开埠200年工作小组咨询团的成员之一，他有一段话发人深省：“只有政治人物会考虑历史美好和阴暗的两面，历史对我而言就是一系列复杂时间的交错推进，捕捉全貌和前因后果，才能完整了解历史的复杂性。”
不论是民间历史学人、学院里的历史学者还是政治人物，或者只是个趁周末到处参加导览的普通人，总有一个自己的视角看历史，对于这片土地的700年或推得更前的历史，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而我想对掌握历史和解读历史的自由，是这个社会成熟与自由的一个指标。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总编辑）
《联合早报》- 章良我：写在新加坡开埠199年之际 (2018-01-27)
http://www.zaobao.com.sg/zopinions/views/story20180127-830486
当日历撕下2018年1月28日这一页后，莱佛士登陆新加坡200周年纪念活动也将进入倒计时阶段。政府在2017年年末宣布，成立新加坡开埠200年工作组，由民间团体、学府、基层组织等组成的16人咨询团，负责统筹和主办一系列相关活动，让国人更加了解新加坡历史。
李显龙总理也在2018年新年献词的结尾透露，为配合20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的200周年，“我们应适当地纪念新加坡开埠200周年，就如同我们在1969年纪念开埠150周年一样。”他在宣布这个活动之前，还引用了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指出：“事实上，新加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至少700年前。”他认为“这（莱佛士登陆新加坡200周年）是新加坡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让我们反思国家如何形成、一路上如何走过来，以及如何继续向前进的时刻。”
400多年前的莎士比亚曾经在他的著名历史剧《亨利四世》里写下这句台词：“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部历史（There is a history in all men's lives）。”如果把新加坡开埠认为是独立50周年（SG50）的前传，那么700年前的淡马锡时代简直就成了我们的史前传说。
除了英名永垂的莱佛士、小学课本里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王子桑尼拉乌他玛之外，我们还会想到谁呢？即便是对新加坡“独具慧眼”的莱佛士，难道他真的就像站立在新加坡河岸上那一尊孤立的塑像那般，独自开辟了新加坡的现代史之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新加坡的名字一直没有与马来亚的两大滨海城市槟城和马六甲分开过。早在1826年，英国就正式将槟城、新加坡及马六甲并成为“海峡殖民地”。而莱佛士有幸“发现”新加坡，也与槟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1786年，英国人莱特占有槟榔屿，这是英国开拓马来亚殖民史的第一页。1800年，英国再从吉打苏丹手上占有与槟榔屿隔海相望的威省。这样一来，槟榔屿和威省合二而一成为槟城。1805年，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委派坦达斯（Philip Dundas）出任槟城总督，莱佛士是他的随行人员中的一位秘书。1811年，莱佛士临时被调往爪哇，管理苏门答腊岛南岸的英属殖民地明古连。当时的英国不欲长期占有印尼，只是盘算着如何加强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
1819年1月28日，莱佛士由槟城乘英囯巡洋舰出发，南下抵达新加坡海口棋樟山小岛，后改乘平底船登陆新加坡。当时随莱佛士南渡新加坡的华人，除了在船上担任厨师的原籍广东中山的梁亚胜（初创于1821年中山会馆创始人，后被委任为新加坡华人的首任警长）之外，还有名不见经传的曹亚志。
曹亚志，广东台山瑞乡人，原在槟城做木工，后跟随莱佛士在南下的船上工作。当船队初抵狮岛岸口时，因不了解水港情况，一怕船误触暗礁，二不知岸上的情况，莱佛士遂不敢轻易登陆。于是，莱佛士先派曹亚志驾驶小船，找到在狮岛渔村捕鱼为业的福建海澄人蔡德送。船队在蔡德送的引航下，才畅通顺利经过位于加冷的梧槽河，顺利登陆“狮岛”。而当时岛上已经有人居住。
登陆新加坡后的莱佛士旋即通过东印度公司取得新加坡的治理权，这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史实。之后，莱佛士离开新加坡，只留下随行而来的马六甲官员从事开发新贸易口岸的艰苦工作。先前曾在马六甲驻扎的英国行政官员威廉法夸尔留驻新加坡，成了全职开发新加坡的驻扎官。法夸尔的执政成果吸引了新加坡周边区域的经济活动，新加坡作为一个可以长期持续发展的新口岸形象也正式登场。
新加坡口岸的贸易市场快速成形这一事实，促使英国政府在1822年开始同荷兰就新加坡开埠的外交事件进行谈判。1824年，英国和荷兰签订伦敦协议，正式承认新加坡为英国在远东的新贸易口岸。两国同时坐地分赃：英国占有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半岛，而荷兰继续在现今的印尼称霸。
新加坡在1824年取得合法国际地位后，英国殖民政府更积极开发新加坡。在政治日趋稳定的情况下，更多的周边经济与人口开始快步转移到新加坡。马六甲华人经済也伴随华人南下搬迁，从而南渡到新加坡落地生根。到了1833年，在廖内群岛的土产经済已经几乎销声匿迹，原有的贸易经济因不堪荷兰殖民政府的重税，已经转移阵地在新开发的新加坡口岸发展。
此后，由于新加坡独一无二的战略地位，很快便发展成英国的军事基地，取代了早在1810年就被英国放弃作为军港的槟城。如此这般地，英国的米字旗终于稳稳当当地在新加坡岛上飘扬，成为日不落大英帝国向远东进一步深入的桥头堡。
1826年，英国政府的海峡殖民地总部尚设立在同样为自由港地位的槟城，当时的新加坡和马六甲同为自由港。到1832年，新加坡的发展凌驾槟城之上，海峡殖民地的总部遂迁往新加坡，槟城反而必须听命于新加坡的管制。1856年，海峡殖民地三州府各自设立市政局。1867年，英国政府正式将三州府置于英国殖民公署之下，成为英国“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
从1877年起，英国正式设立“华民政务司”，由新加坡牵头，在槟城、马六甲两地各有助手。这个官职也兼任社团注册官，开启了英国对华人的直接控制。1890年，英国为进一步控制华社，取缔私会党，成立“华人咨询事务局”。
一直到马来亚在二战后独立为止，英国在马六甲海峡的一边分别稳固地占有由北而南的三个据点：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成为日不落帝国全球布局的一环。
我以为：经过SG50后的新加坡如何庆祝开埠200年，关键之处在于厘清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以英国人的观点和视角去认识新加坡的历史，还是以新加坡人的立场和视野回望这块土地的过往？
英国人来了，又回去了。而这块土地的先民并没有成为旅行者、探险家，他们不论是土生，还是外来，也许开始时把这里看作是打造商业王国的乐园，但是最后他们还是在此扎根安家、开枝散叶。
我们研究历史的目光不只要注重伦敦大英图书馆里珍藏的史料，还要顾及深埋在岛国先人坟场以及民间记载传说之中的线索。除了那些在正史上记载的有名有姓、出任过官职、留下大小政绩的人物，还应该记录那些在各行各业中，默默无闻地耕耘播种的“无名英雄”。
据闻，明年的纪念活动主题将围绕“共创新家园。新加坡人的故事”展开，我想，这是令广大新加坡人民所感欣慰的。毕竟，我们必须向年轻人灌输的是人民创造历史的价值观。
经过SG50后的新加坡如何庆祝开埠200年，关键之处在于厘清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以英国人的观点和视角认识新加坡的历史，还是以新加坡人的立场和视野回望这块土地的过往？
（作者是本地工程师）
Straits Times - Singapore to mark 200th anniversary of Raffles' arrival (2018-01-01)
Straits Times - Year-long calendar of events for bicentennial in 2019 (2018-01-01)
Straits Times - Bicentennial a chance to tell warts-and-all history of Singapore (2018-01-23)
Straits Times - Visiting Raffles' grave the day I turned 24 (2019-02-11)
《联合早报》- 纪念植物园前身 第三座莱佛士雕像亮相福康宁公园 (2024-05-21)
https://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240521-3701165
本地出现了新加坡开埠者莱佛士的第三座雕像。
新加坡公园局星期二（5月21日）在福康宁公园为最新的莱佛士铜雕塑像揭幕。与位于维多利亚音乐厅和新加坡河畔两座雕像不同的是，这座新雕像旁边伴着一座丹麦植物学家沃利奇博士（Nathaniel Wallich）的雕像，两者面对面。这组雕像名为《对话中的学者》，置于福康宁这个本地重要的历史地标，除了可为公园增添新景象，还别具意义，就是为了纪念新加坡植物园的前身。
这两座新雕塑的竖立由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校友会新加坡分会发起，获得已故本地企业家陈志高夫妇家族产业（the Estate of Mr and Mrs Tan Chee Kow）资助，并由家族产业经由在公园局注册的慈善机构捐赠给福康宁公园。
新雕像由英国当代艺术家莱西（Andrew Lacey）设计，他采用将自然理念融入人物造型的抽象手法，让两位人物一手拿着荷叶，一手拿着资料图纸，借此展现他们对植物研究的专注。
刚在福康宁公园揭幕的《对话中的学者》雕塑，吸引游人驻足观赏。（林明顺摄）
公园局：首次以植物学家为主题 讲述打造首座植物园历史
国家公园局福康宁公园与总统府高级署长黄文义受访时指出，尽管很多人知道莱佛士爵士对新加坡的贡献，但不一定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植物学家。
“这组雕塑是新加坡第一次以植物学家为设计主题，讲述莱佛士和沃利奇为新加坡打造第一座植物园的历史。”
他介绍说，莱佛士和沃利奇是好朋友，他们于1822年在如今福康宁公园的所在地建造了一座植物园，用于培植丁香、豆蔻等多种植物，并进行实验研究。这座植物园于1829年关闭，到了30年后的1859年，现在的新加坡植物园才建立起来。
星期二的启幕仪式邀请了莱佛士第五代后裔斯图尔特（Michael Stewart）和沃利奇第五代后裔麦克唐纳（Eugene Macdonald）出席。这是两人首次见面。
斯图尔特今年76岁，在英国从事律师职业。他虽然来过新加坡多次，但这回意义很不同。他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感叹地说：“我没想到新加坡会有第三座莱佛士雕塑，这太让我感到意外了！我非常高兴能以不同的视角看莱佛士，他不仅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土地，也对科学如此执着。”
75岁的麦克唐纳在日本一家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文件工作。这是他第二次到新加坡来，他表示这是一次荣幸之旅。
“沃利奇博士的事迹在我的家族里代代相传，今天让我最高兴的是，他的塑像和莱佛士在一起，体现了两人的工作默契和深厚友谊。”
《联合早报》- 包容他族是本地华族宝贵文化特性 (2024-06-14)
所有的国民，都应该以新加坡的利益为首要考量。虽然新加坡华人跟其他各地的华人属于同个种族，一些华人也觉得大家都是龙的传人，不过我们必须牢记，自己首先是新加坡人。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长蔡其生先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高泉庆先生，各位会馆和商团领袖、华社各界代表，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
今晚，由衷感谢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和宗乡会馆联合总会联办这场晚宴。感谢蔡会长和高会长的致辞和祝福，也感谢新加坡华乐团的精彩演出。
在这里和大家齐聚一堂，让我回想到了2004年我刚上任的时候，你们也为我举办了千人宴。一晃眼，20年过去了。当年的许多华社领袖和我一样，现在都已经交棒了。但是很高兴看到大家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及华社事务。能够以总理的身份为人民服务，既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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