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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大学在2014年设立“新加坡历史奖”，以鼓励国人加深对自身历史的认识；但该奖项只接受英文撰写的著作，每三年颁发一次。
今年1月，经过三年的遴选，约翰·米克西奇（John N. Miksic）2013年出版的著作《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1300年-1800年》（Singapore & the Silk Road of the Sea，1300-1800），终于从29部入选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首届“新加坡历史奖”的得主，奖金5万元。米克西奇也是国大文学暨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系教授。
《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1300年-1800年》详细记载了新加坡700多年前的历史，显现新加坡在14世纪已是一个繁荣海港。全书图文并茂地呈现了1300年至1800年亚洲的海上贸易面貌，以及新加坡所扮演的角色。据悉，该书将会译成华文，计划于2019年出版。这本著作与目前的热门话题“一带一路”，及新加坡开埠200年的主题切合，可谓适逢其时，毕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约翰·米克西奇是美国人，如果把他誉为“新加坡考古学之父”也不为过。从1984年开始，他就在新加坡皇家山及皇后坊一带进行考古工作，这部得奖作品正是他多年的田野考察结果。记得庆祝SG50时，制作记录片《探秘红狮之城》（The Hunt for the Red Lion），考查狮城名字的由来，约翰·米克西奇是该片历史顾问之一，与他有数面之缘。
由此联想，过去200年来，对新加坡历史文化做出贡献的洋学者不在少数。莱佛士本身就是杰出的历史学者，他所著的《爪哇史》（The History of Java，1817年出版）至今仍是经典之作。我们有理由相信，莱佛士开埠新加坡不是偶然的，肯定是做了一番研究之后的决定。
不论英国殖民统治者对东南亚或本地历史研究的目的如何，英国文官制度毕竟培育出一批精通多种语文的“学政人员”（ British colonial administrator and scholar），他们的确对构建本地域的历史文化贡献很大。
譬如：沃尔特·梅克皮斯（Walter Makepeace，1859年-1941年）主编的《新加坡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1921年出版）；温斯德（Richard Olaf Winstedt，1878年-1966年）的著作《马来语法》（Malay Grammar，1913年出版）；巴素博士（Dr. Victor Purcell，1896年-1965年）的《马来亚华侨史》（The Chinese in Malaya，1948年出版），还有副华民护卫司（Assistant Protector of Chinese）海尔（G.T. Hare）为英殖民地公务员编写的华文读本《三州府文件修集》（A Text Book of Documentary Chinese，Selected and Designed for the special use of Members of the Civil Servic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Protected Native States，1894年出版）等等，都是重要典籍。
本地历史许多史料，大都由这批优秀的殖民地学政人员以英文保存下来。
既使时至今日，加拿大籍汉学家，现任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丁荷生教授（Prof Kenneth Dean），领导学生从事大型田野调查，借助先进科技，利用地理资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绘制“新加坡宗教地图”，对新加坡的庙宇与坟山进行地理历史定位的考察，贡献殊巨。
洋学者热衷于本地区文史的研究，真的是百年不变。对他们的研究方法与成就，我是由衷地佩服。
作为2018年新年吉语：惟愿本地学者对构建新加坡历史，急起直追，掌握对自己国家历史的话语权。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原文：
向研究新加坡历史的洋学者致敬
柯木林
柯木林
新加坡国立大学在2014年设立“新加坡历史奖”，以鼓励国人加深对自身历史的认识,但该奖项只接受英文撰写的著作,每三年颁发一次。
今年1月，経过三年的遴选，约翰•米克西奇(John N. Miksic) 的著作《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1300-1800》（2013年出版Singapore & the Silk Road of the Sea，1300-1800）终于从29部入选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首届"新加坡历史奖"的得主, 奖金5万元。米克西奇也是国大文学暨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系教授。
《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1300-1800》详细记载了新加坡700多年前的历史，显现新加坡在14世纪已是一个繁荣海港。全书图文并茂地呈现了1300年至1800年亚洲的海上贸易面貌，以及新加坡所扮演的角色。据悉，该书将会译为华文, 计划于2019年出版。这本著作与目前的热门话题“一带一路”，及新加坡开埠200年的主题切合，可谓适逢其时，毕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约翰•米克西奇是美国人，如果把他誉为“新加坡考古学之父”也不为过。从1984年开始，他就在新加坡皇家山及皇后坊一带进行考古工作，这部得奨作品正是他多年的田野考察结果。记得庆祝SG 50时，制作记录片《探秘红狮之城》(The Hunt for the Red Lion),考查狮城名字的由来，约翰•米克西奇是该片历史顾问之一,与他有数面之缘。
由此联想，过去两百年来，洋学者对新加坡历史文化的贡献还不在少数。莱佛士本身就是杰出的历史学者，他所著的《爪哇史》(The History of Java， 1817年出版)至今仍是经典之作。我们有理由相信，莱佛士开埠新加坡不是偶然的，肯定是做了一番研究之后的决定。
不论英国殖民统治者对东南亚或本地历史研究的目的如何，英国文官制度毕竟培育出一批精通多种语文的“学政人员”( British colonial administrator and scholar)，他们的确对构建本地域的历史文化，贡献很大。
譬如：沃尔特•梅克皮斯 ( Walter Makepeace 1859-1941 ) 主编的《新加坡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1921年出版); 温斯德（Richard Olaf Winstedt，1878-1966）的著作《马来语法》(Malay Grammar,1913年初版); 巴素博士（Dr. Victor Purcell，1896－1965）的《马来亚华侨史》(The Chinese in Malaya, 1948年出版), 还有副华民护卫司（Assistant Protector of Chinese）海尔（G.T. Hare）为英殖民地公务员编写的华文读本《三州府文件修集》(A Text Book of Documentary Chinese，Selected and Designed for the special use of Members of the Civil Servic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Protected Native States” 1894年出版)等等，都是重要典籍。本地历史许多史料，大都由这批优秀的殖民地学政人员以英文保存下来。
既使时至今日，加拿大籍汉学家，现任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丁荷生教授 （Prof Kenneth Dean），领导学生从事大型田野调查，借助先进科技，利用地理资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 绘制“新加坡宗教地图”，对新加坡的庙宇与坟山进行地理历史定位的考察，贡献殊巨。
洋学者热衷于本地区文史的研究，真的是百年不变。对他们的研究方法与成就，我是由衷地佩服！
作为2018年新年吉语：惟愿本地学者对构建新加坡历史，急起直追，掌握对自己国家历史的话语权！
(作者为本地历史学者)
Remark :14-1-2018 @ 19:26/22：50
Update :15-1-2018 @ 07:04/07：37
《联合早报》- 走过新加坡700年历史 (2019-02-25)
《新加坡历史原貌 : 1275-1971年》
作者：章明舜、约翰·N.米克西奇(John N. Miksic)、马尔科姆·H.默费特(Malcolm H. Murfett)、布赖恩·P. 法雷尔(Brian P. Farrell)
译者：陈新才、张清江
出版：亚太图书
这本书集合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四位历史学者的心血。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的作者，在研究英、美、澳、新、印度五国的档案与文献后写成，范围横跨1275到1971年，将近7个世纪。
本书独特之处，是提出许多史实，揭穿了新加坡历史过去积累下来，很多人以为是事实的谬论，从而尝试还原新加坡的真正历史。其中最有趣的是对“莱佛士发现新加坡”这根深蒂固的说法，提出的一些新的见解。
一直以来，许多人误以为莱佛士是第一个发现新加坡的人。但本书还原真相，指出新加坡绝不是一个无人留意、只受到少数原住民和零星华裔移民注意，在莱佛士登陆后才变得重要的小岛。早在1819年莱佛士踏上新加坡河的几百年前，新加坡就已经被认定为一个航海要地。
作者提出的论证之一是，不论是在新加坡河或福康宁山上出土的13世纪文物，都显示出手工制品来源的丰富，远胜过14世纪。足见13世纪的新加坡（淡马锡）已是个贸易港口。15世纪之后，淡马锡的命运随着马六甲海港的崛起和葡萄牙人的入侵而变得暗淡。
1819年，莱佛士为扩展东印度公司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通道，选定了新加坡，并于1819年1月29日第一次在新加坡河口附近登岸。在1819年之后的新加坡历史，人们的焦点多数是新加坡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而岛上的军事和地缘战略方面的发展，却较少受到学术界注意，因此本书其余各章，作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相对被忽略的领域。
《新加坡史，1819-2005》
作者：康斯坦丝·玛丽·藤布尔（Turnbull Constance Mary）
译者：欧阳敏
出版：东方出版中心
已故作者康斯坦丝·玛丽·藤布尔所著的《新加坡史》原以英文出版，已经修订过两次，目前大家可以选读的是第三版。
当代许多研究都聚焦在新加坡从一个发展中地区到一个发达国家的成功转型历史阶段。不过，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对更久远的年代，新加坡过往的各个方面都有越来越大的兴趣。因此，当本书第一版（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975）在1977年出版时，立刻获得了学界认可。
1989年出版的第二版，作者补充叙述到20世纪80年代末。到了第三版《新加坡史，1819-2005》，作者在结合新史料和包括社会、文化在内的新学界研究成果之后，对过去进行了重新审视，并补充了90年代到新加坡迈入21世纪，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迁。
康斯坦丝·玛丽·藤布尔是英国学者，伦敦大学历史学博士，长期专注于对新加坡历史的研究。她早在1952年就来到东南亚，在马来亚的政府机构做公务员；1955—1971年间，她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教授历史；后来转到香港大学任历史学教授、历史系系主任。退休后直至去世，她一直任新加坡人文研究所荣誉教授，以及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
本书以时间和事件为主线，穿插对重要人物的刻画评析，讲述了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到2005年（新加坡独立40周年）间的新加坡历史，对其起源、早期发展和此后独立、经济腾飞、新老领导层交替、遭遇金融危机等各个阶段都给予了应有的重视。
Straits Times - Term ‘ang moh’ in use as early as 1600s in Ming Dynasty map (2019-1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