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1日星期四

“莱佛士书信:新加坡开埠背后的谋略”展览会





早报网 - 书信珍藏开埠发想 莱佛士看到新加坡 2012-08-19
http://www.zaobao.com.sg/sp/sp120819_020.shtml


● @谢燕燕

  “莱佛士书信:新加坡开埠背后的谋略”本月28日将在国家图书馆开幕展出至明年2月28日。
  86件展品中最珍贵的是从未公诸于世的13封莱佛士亲笔书信,内容触及新加坡开埠缘起与过程,其中相关区域贸易与政治板块,甚至官场恶斗等方面的战略思考,
  既展示了莱佛士的高瞻远瞩,也为新加坡的这段历史留下最关键的文物。
  由国家图书馆主办,新加坡传统文化学会(Singapore Heritage Society)、布特岛史迪瓦山庄(Mount Stuart-Isle of Bute)和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巴斯登博士(Dr John Bastin)协办的展览——“莱佛士书信:新加坡开埠背后的谋略”(Raffles' Letters: Intrigues behind the Founding of Singapore),本月28日将在国家图书馆10楼开幕,直落展出至明年2月28日。
  曾当过F1赛车手的苏格兰贵族约翰·布特(John Bute)是布特岛史迪瓦山庄主人,也是这批历史信函的收藏者,他原名约翰柯伦·克里敦史特(John Colum Crichton-Stuart),是第七任布特侯爵(Seventh Marquess of Bute)。
  这批重要信件的最早收藏者是第三任布特侯爵(John Crichton-Stuart,1847-1900),他母亲苏菲雅罗顿哈斯汀(Sophia Frederica Christina Rawdon-Hastings)是当时英国驻印度总督首长(Governor General)哈斯汀侯爵摩拉(Marquess of Hastings Lord Moira)之女。
  新加坡传统文化学会前会长陈有利和成员林桢祥是展览的策划人。目前在国大法律系担任客座教授的陈有利受访时说,2009年10月,研究莱佛士的权威学 者约翰·巴斯登博士为新书《莱佛士和莱佛士夫人的书信》来到新加坡,他当时很兴奋地透露,有人收藏了26封从未公诸于世的莱佛士书信,如果能在新加坡办一 个展览将别具意义。陈有利开始寻找合作对象,最后找到国家图书馆。
  陈有利说,一年前,巴斯登博士才透露这批珍贵书信主人的身份。他之前猜想是索美塞伯爵,因为此家族和莱佛士有渊源,没想到竟是前赛车手布特伯爵。
  虽然布特伯爵愿意免费借出信件,但考虑到为文物投保涉及的费用,主办单位最后从26封信中挑选最能还原历史的13封信来新加坡展出。至于那张绘于 1820年的新加坡地图,因太过珍贵,最后只商借了电子版,而非原件。无论如何,大家还是有机会一睹最早的新加坡地图;地图原尺寸是118公分乘98公 分。
  据国家图书馆发言人说,展出的文物共86件,除了书信、地图,还有绘画和出版物,包括图书馆珍藏的30本19世纪书籍,当中包括莱佛士的著作《爪哇的历史》(出版于1817年)。
  陈有利说,除了莱佛士写给哈斯汀侯爵的13封信,国家图书馆珍藏的七封信也将公开展出,这七封信原是兰斯登伯爵(Marquess of Lansdowne)的收藏。约翰·巴斯登博士新著《新加坡的创建史1819》也将配合展览出版。
新加坡开埠过程曲折如电影情节
新加坡开埠过程曲折复杂,情节诡谲,精彩之处可媲美电影情节。莱佛士当年写给哈斯汀侯爵摩拉的公函,是揭露这段历史最直接和最关键的重要文物。
  为了阻止荷兰人对香料贸易的垄断,莱佛士认定英国东印度公司必须在马六甲以南的地方设立一个新贸易据点。
  莱佛士的主张没能得到上司——槟城总督班纳曼(Bannerman)的认同,但却获得班纳曼顶头上司哈斯汀侯爵摩拉的赏识。在1813年至1823年 期间担任英国驻印度总督首长的这位哈斯汀侯爵,悄悄赐给莱佛士一把“尚方宝剑”(一封授权密函),赋予“先斩后奏”的权力。
  有了密函,莱佛士大胆地与上司班纳曼周旋斗法。班纳曼因应出招,利用权力命令莱佛士视察亚齐(Acheh)以进行牵制,但却又怕莱佛士趁机寻找新贸易据点,于是又借故令他延缓行程。
  班纳曼的举棋不定和“变卦”,让莱佛士得以找了借口,连夜开船溜出槟城,航向新加坡。上岸后,他巧妙利用柔佛王朝爆发王位争夺战的良机,迅速地和柔佛苏丹签署了(开设贸易据点)协议。

莱佛士高瞻远瞩受上司打压
  从即将展出的信件来看,莱佛士想在新加坡设贸易据点,是为了对抗荷兰人在本区域的势力,他这一战略性想法得到另一位英国驻印度总督首长闵都伯爵(Lord Minto)的赏识。
  早在1807年至1810年期间,莱佛士曾两度造访马六甲。当时是荷兰属地的马六甲受拿破仑战事影响,荷兰担心法国强占马六甲,于是暂交英国人管理。
  莱佛士访问马六甲后写了一份详尽备忘录,提出应如何保护英国人在本区域的战略利益,可是上司班纳曼无动于衷。莱佛士的友人、植物学家约翰雷登博士(Dr John Leyden)把备忘录的内容转告闵都伯爵。赞赏备忘录高瞻远瞩的闵都伯爵接见了莱佛士,班纳曼因此对莱佛士有了戒心。
  闵都伯爵后来亲自领兵,把法国人赶出爪哇,并留下莱佛士担任总督中尉。1816年,莱佛士离开爪哇时,妻子刚过世,前上司又在印度告他一状,指他治理不当。莱佛士因而回返伦敦,一方面自我辩护,也为丧妻之恸疗伤。

复职负责抑制荷兰扩张势力
  1818年,莱佛士再次回到东方复职,除了受委为明古鲁(Bengkulu)总督中尉外,东印度公司还给他一项特别任命,那就是直接向公司汇报所见所闻,设法抑制荷兰人的势力。这个任命让莱佛士得以绕过上司班纳曼,直接给英国驻印度总督首长摩拉写信。
  1818年9月,莱佛士受邀到印度加尔各答拜会摩拉,在设立贸易新据点的问题上得到摩拉签署的备忘录赋予“先斩后奏”的权力。不过摩拉嘱咐他,不能与荷兰人交恶。
1818年12月29日,莱佛士抵达槟城会见上司班纳曼,两人表面和气,却各有想法。莱佛士急着赶在荷兰前头设立贸易据点,班纳曼却不希望有新据点威胁到槟城的地位。
  为了阻止莱佛士开拓贸易新据点,班纳曼命令莱佛士去亚齐视察,以解决那里的王位继承人纠纷。在等待出发期间,莱佛士派了法夸尔上校(Farquhar)南下勘察加里汶岛和新加坡。
  1819年1月18日,班纳曼下令延后亚齐之行,莱佛士乘机悄悄离开槟城,南下与法夸尔会合。1月27日,两人的船队在加里汶岛会师;次日,所有七艘船开往新加坡。
  莱佛士从天猛公阿布巴卡那里确证荷兰人还没在新加坡设据点后,马上签署一项临时协议,要在新加坡设贸易站。之后又通过承认(与弟弟争王位)东姑胡申为 柔佛苏丹,而与苏丹签署了协议。莱佛士过后委任法夸尔为首任驻扎官(Resident)和总司令,自己则在2月7日回返槟城。
  这件事激怒了班纳曼,也引起荷兰人的抗议。这些纷争在1824年才告一段落,那一年英国与荷兰签署英荷条约,交换属地。新加坡和马六甲归英国管辖,莱佛士之前治理过的巴达维亚(Batavia,即今日的雅加达)和明古鲁(Bengkulu)则归属荷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