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3日星期六

关于新加坡日治时期的断限







《联合早报》 - 关于新加坡日治时期的断限 [2012-3-7]

http://www.zaobao.com.sg/yl/yl120307_001.shtml

 ● 柯木林
谈古论今
  今年2月是“新加坡沦陷70周年”纪念,虽然没有什么大型庆典,纪念形式亦不如辛亥百年那么轰轰烈烈,但由于日治时期在时间上比较晚近,不少亲历者尚健在;而且中年以上的人,也曾从父祖辈口中,得知此历史事件,因此感情上总较辛亥百年来得亲切。
  由中华总商会筹建而完成于1967年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耸立于美芝路的战争纪念公园(War Memorial Park)内。总商会于每年2月15日举行公祭。我们不得不佩服当年中华总商会董事诸公的远见,当筹建此纪念碑时,距日本投降仅20多年,许多记忆犹新,纪念碑让后世子孙不忘战争的残酷,功德无量!
  新加坡在日治时期改名昭南岛(Syonan),这是新加坡历史的黑暗时代,人民在日本皇军的铁骑下过着的悲惨生活。一般上都说日本统治新加坡三年零八个月。那么,这三年零八个月的起止时间为何?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1941年12月8日(日军登陸哥打峇鲁,Kota Bharu)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三年零九个月
  二,1941年12月8日(日军登陸哥打峇鲁)至1945年9月12日(日军在新加坡市政厅签署投降书):三年十个月
  三,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三年零六个月
  四,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至1945年9月12日(日军在新加坡市政厅签署投降书):三年零七个月
  上述几组日期都没有三年零八个月。那么,这三年零八个月的说法从何而来?笔者认为,由于当年新马一家,三年零八个月只是笼统说法,时间应该是从 1941年12月8日(日本登陆哥打峇鲁)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然而,如果从新加坡本位出发,日治时期的断限又是如何呢?
  “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的中心位置,有四根石柱,雋刻四种语文的碑文,记录建碑始末。其中文碑文这样写道: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日军占领新加坡,我平民无辜被杀者,其数不可胜计。越二十余年始得收敛遗骨,重葬于此,并树丰碑永志悲痛”
  碑文清楚地写明,新加坡日治时期从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8日。日治时期始于1942年2月15日并无异议。这天是星期日,民国三十 一年,农历辛巳年大年初一,新加坡要塞完全陷落,殖民地政府无条件投降。现在的问题是其结束时间:1945年8月18日是什么日子?为何以此作为新加坡日 治时期的下限?这8月18日的日期又从何而来?
  我们知道,二次世界大战将近尾声的时候,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就是1945年8月6日在广岛,1945年8月9日在长崎。从1945年8月6日 第一颗原子弹投在日本本土,至1945年9月12日日军在新加坡市政厅签署投降书,这期间新加坡发生了什么事?且看许云樵著《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记 (1819-1969)》(新加坡:青年书局,1969年10月港初版)的记载(页140):
  8月7日——《南光週刊》(日治时期为建立东亚新文化而创办)出至117期停刊
  8月15日——日本政府因长崎及广岛受原子弹炸毁而乞降,昭南(新加坡)成无政府状态
  9月5日——英军登陆,组织军政府治理之
  9月12日——日军司令板垣上将,在新加坡市政厅,向联军东南亚区统帅蒙巴登勋爵献降书。霍恩爵士(Sir Herbert Ralph Hone)任民政长官
  《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记》未提及1945年8月18日;再查阅蔡史君编修的《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10月)这部巨著,也没有新加坡日军投降经过的详细记载。
  倒是个别私人回忆录提及8月18日。《南洋商报》记者谢松山在《血海》(新加坡:南洋报社,1950年出版)一书中(页95)述及“新加坡日军至(八 月)十八日方由蓧崎正式向民众宣布(投降)”。解力夫著《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8月)之“东条英机年表”有这样一段文 字:“1945年8月17日,日本天皇向国内外的武装部队发布了一项敕谕,命令日军投降”;日本学者儿岛襄著《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天津:人民出版 社,1981年12月)有“8月19日,从南方军总司令部传来停战命令”的记录(页256)。后两书均未明确提到新加坡日军在1945年8月18日投降一 事。(此三则资料由邹璐提供)
  笔者认为,1945年8月18日是一个饱含辛酸的日子。从情感上说,新加坡人民好不容易才熬过三年多的黑暗岁月,一旦听闻日军投降的消息,当然雀跃万分,所以“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把1945年8月18日作为终战日,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这里涉及历史的取证问题。从学术研究立场看,新加坡的日治时期应止于1945年9月12日,即日军司令板垣上将在新加坡市政厅(政府大厦)签署 投降书的日子。这是权威的官方资料,有文献可依据。1945年8月18日虽然也说得过去,但毕竟是一些亲历者的回忆。这个带有民间情感色彩的日子,只能作 为历史细节过程中的一点补充。
  历史研究者一向对精确时间的确定非常敏感。写作本文的目的,是想借确定新加坡日治时期的断限,唤醒国人对这段历史的认知;毕竟日治时期是我们历史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修史的角度上说,新加坡日治时期,应该是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9月12日,而不是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 18日。问题不在于“只差25天”,而是代表我们严肃地正视这段历史!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原文:

关于新加坡日治时期的断限
-- 柯木林 --

  今年2月是“新加坡沦陷70周年”纪念,虽然没有什么大型庆典,纪念形式亦不如辛亥百年那么轰轰烈烈,但由于日治时期在时间上比较晚近,不少亲历者尚健在; 而且中年以上的人,也曾从父祖辈口中,得知此历史事件,因此感情上总较辛亥百年来得亲切!
  由中华总商会筹建而完成于1967年的 “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耸位于美芝路的战争纪念公园 (War Memorial Park)内,总商会于每年2月15日举行公祭。我们不得不佩服当年中华总商会董事诸公的远见,  当筹建此纪念碑时,距日本投降仅20多年,许多记忆犹新,纪念碑让后世子孙不忘战争的残酷, 功德无量!
  新加坡在日治时期改名昭南岛(Syonan), 这是新加坡历史的黑暗时代, 人民在日本皇军的铁骑下过着的悲惨生活。一般上都说日本统治新加坡三年零八个月。那么,这三年零八个月的起止时间为何? 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 1941年12月8日 ( 日军登陸哥打峇鲁Kota Bharu)至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  : 三年零九个月
-- 1941年12月8日(日军登陸哥打峇鲁Kota Bharu) 至1945年9月12日 (日军在新加坡市政厅签署投降书 )  : 三年十个月
-- 1942年2月15日 (新加坡沦陷) 至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  :三年零六个月
-- 1942年2月15日 (新加坡沦陷) 至1945年9月12日 (日军在新加坡市政厅签署投降书)  : 三年零七个月

  上述几组日期都没有三年零八个月。那么,这三年零八个月的说法从何而来?笔者认为, 由于当年新马一家,三年零八个月只是笼统说法,时间应该是从1941年12月8日( 日本登陆哥打峇鲁)至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然而,  如果从新加坡本位出发, 日治时期的断限又是如何呢?
   “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 的中心位置,有四根石柱,雋刻四种语文的碑文,记录建碑始末。其中文碑文这样写道: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日军占领新加坡,我平民无辜被杀者,其数不可胜计。越二十余年始得收敛遗骨,重葬于此,并树丰碑永志悲痛”

  碑文清楚地写明新加坡日治时期从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8日。日治时期始于1942年2月15日并无异议。 这天是星期日, 民国三十一年,农历辛巳年大年初一,  新加坡要塞完全陷落,殖民地政府无条件投降。 现在的问题是其结束时间 :  1945年8月18日是什么日子? 为何以此作为新加坡日治时期的下限?  这8月18日的日期又从何而来?
  我们知道二次世界大战将近尾声的时候,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就是1945年8月6日在广岛,1945年8月9日在长崎。从1945年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投在日本本土至1945年9月12日日军在新加坡市政厅签署投降书 ,这期间新加坡发生了什么事?且看许云樵著《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记(1819-1969)》 (新加坡 :青年书局,1969年10月港初版)的记载(页140) :

--   8月7日    《南光週刊》(日治时期为建立东亚新文化而创办) 出至117期停刊
--   8月15日   日本政府因长崎及广岛受原子弹炸毁而乞降,昭南(新加坡)成无政府状态
--   9月5日     英军登陆,组织军政府治理之
--   9月12日   日军司令板垣上将,在新加坡市政厅,向联军东南亚区统帅蒙巴登勋爵
        献降书 。霍恩爵士 (Sir Herbert Ralph Hone)任民政长官

  《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记》未提及1945年8月18日; 再查阅蔡史君编修的《新马华人抗日史料 (1937-1945)》(新加坡 :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 1984年10月)这部巨著, 也没有详细新加坡日军投降经过的记载。
  倒是个别私人回忆录提及8月18日。《南洋商报》记者谢松山在《血海》(新加坡:南洋报社, 1950年出版 ) 一书中 (页 95) 述及 “新加坡日军至(八月)十八日方由蓧崎正式向民众宣布 (投降) ”。解力夫著《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8月)之 “东条英机年表”有这样一段文字 “ 1945年8月17日,日本天皇向国内外的武装部队发布了一项敕谕,命令日军投降”;日本学者儿岛襄著《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年12月 )有 “8月19日,从南方军总司令部传来停战命令” 的记录(页 256 )。后两书均未明确新加坡日军在1945年8月18日投降一事。(此三则资料由邹璐提供)!㔾
  笔者认为,1945年8月18日是一个饱含辛酸的日子。从情感上说,新加坡人民好不容易才熬过三年多的黑暗岁月,一旦听闻日军投降的消息,当然雀跃万分,所以“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 把1945年8月18日作为终战日,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  这里涉及历史的取证问题。从学术研究立场看, 新加坡的日治时期应止于1945年9月12日, 即日军司令板垣上将在新加坡市政厅 (政府大厦) 签署投降书的日子。这是权威的官方资料,有文献可依据。1945年8月18日虽然也说得过去,但毕竟是一些亲历者的回忆。这个带有民间情感色彩的日子, 只能作为历史细节过程中的一点补充。
  历史研究者一向对精确时间的确定非常敏感。写作本文的目的,是想借确定新加坡日治时期的断限, 唤醒国人对这段历史的认知;  毕竟日治时期是我们历史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修史的角度上说, 新加坡日治时期应该是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9月12日, 而不是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8日。问题不在于 “只差25天” ,而是代表我们严肃地正视这段历史!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 的日治时期
是带有民间情感色彩的日子



《联合早报》 - 叶春龙 - 新加坡日治时期断限的补充参考文献 [2012-3-13]




http://www.zaobao.com.sg/yl/yl120313_006.shtml


  拜读了3月7日柯木林先生的大作《关于新加坡日治时期的断限》;我个人非常敬佩柯先生治史的精神,也同意新加坡日治时期,应该是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9月12日。
  至于纪念碑上的1945年8月18日及日治时期的3年8个月,柯先生也列出:
  《南洋商报》记者谢松山在《血海》(新加坡:南洋报社,1950年出版)一书中(页95)述及“新加坡日军至(八月)十八日方由蓧崎正式向民众宣布(投降)”。
  我手头上有一本书,那就是蓧崎护著,陈加昌译,泛亚通讯社于1973年出版的《新加坡沦陷三年半》。本书先在《南洋商报》连载,以后才刊单行本。蓧崎护是昭南时代的厚生科科长,也是历史的当事人之一。
  于此,摘录几段文字,作为补充参考:
  第18章 战争结束与再混乱 (173-174页):“八月十八日晨,第七方面军司令板垣上将,召集各部队长以上主管到军司令部。市政府由各局科长以上出席。板垣司令除转告大家,日皇已决定无条件投降,并训令各部队不得轻举妄动。同时嘱各部队长应管束所属,避免无谓之纷争,致力维持秩序与治安。”
  “但是,警备队主张单独抗战到底。各部队携带武器的逃兵不绝。”
  “有一部分迫不及待的华侨,在家门口插起青天白日旗。这些旗子被佩着长刀而愤怒的日本士兵拉下来。”
  “当夜,我在大坡二马路的大和剧场(南天酒楼隔邻的大华戏院),向市民们演说,呼吁他们不必移居。‘各位,已经不需要再移居他乡了。日本天皇陛下已下 令接受盟军的条件。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各位都知道,目前尚有全副武装的日军主张全面抵抗到底,因此情况非常危险。希望各位不要刺激他们,在盟军登陆以 前,不要升挂青天白日旗和英国国旗。预祝各位一切平安,再见。’ ”
  就这几段文字而言,虽然日治时期要到9月12日方正式结束;但是,蓧崎在8月18日的宣布可视为“终战日”,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热点新闻网 - 柯木林:关于新加坡日治时期的断限
http://www.hotnewsnet.com/a/luntan/20120307/750483.html



柯木林
谈古论今
  今年2月是“新加坡沦陷70周年”纪念,虽然没有什么大型庆典,纪念形式亦不如辛亥百年那么轰轰烈烈,但由于日治时期在时间上比较晚近,不少亲历者尚健在;而且中年以上的人,也曾从父祖辈口中,得知此历史事件,因此感情上总较辛亥百年来得亲切。
  由中华总商会筹建而完成于1967年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耸立于美芝路的战争纪念公园(War Memorial Park)内。总商会于每年2月15日举行公祭。我们不得不佩服当年中华总商会董事诸公的远见,当筹建此纪念碑时,距日本投降仅20多年,许多记忆犹新,纪念碑让后世子孙不忘战争的残酷,功德无量!
  新加坡在日治时期改名昭南岛(Syonan),这是新加坡历史的黑暗时代,人民在日本皇军的铁骑下过着的悲惨生活。一般上都说日本统治新加坡三年零八个月。那么,这三年零八个月的起止时间为何?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1941年12月8日(日军登陸哥打峇鲁,Kota Bharu)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三年零九个月
  二,1941年12月8日(日军登陸哥打峇鲁)至1945年9月12日(日军在新加坡市政厅签署投降书):三年十个月
  三,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三年零六个月
  四,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至1945年9月12日(日军在新加坡市政厅签署投降书):三年零七个月
  上述几组日期都没有三年零八个月。那么,这三年零八个月的说法从何而来?笔者认为,由于当年新马一家,三年零八个月只是笼统说法,时间应该是从 1941年12月8日(日本登陆哥打峇鲁)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然而,如果从新加坡本位出发,日治时期的断限又是如何呢?
  “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的中心位置,有四根石柱,雋刻四种语文的碑文,记录建碑始末。其中文碑文这样写道: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日军占领新加坡,我平民无辜被杀者,其数不可胜计。越二十余年始得收敛遗骨,重葬于此,并树丰碑永志悲痛”
  碑文清楚地写明,新加坡日治时期从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8日。日治时期始于1942年2月15日并无异议。这天是星期日,民国三十 一年,农历辛巳年大年初一,新加坡要塞完全陷落,殖民地政府无条件投降。现在的问题是其结束时间:1945年8月18日是什么日子?为何以此作为新加坡日 治时期的下限?这8月18日的日期又从何而来?
  我们知道,二次世界大战将近尾声的时候,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就是1945年8月6日在广岛,1945年8月9日在长崎。从1945年8月6日 第一颗原子弹投在日本本土,至1945年9月12日日军在新加坡市政厅签署投降书,这期间新加坡发生了什么事?且看许云樵著《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记 (1819-1969)》(新加坡:青年书局,1969年10月港初版)的记载(页140):
  8月7日——《南光週刊》(日治时期为建立东亚新文化而创办)出至117期停刊
  8月15日——日本政府因长崎及广岛受原子弹炸毁而乞降,昭南(新加坡)成无政府状态
  9月5日——英军登陆,组织军政府治理之
  9月12日——日军司令板垣上将,在新加坡市政厅,向联军东南亚区统帅蒙巴登勋爵献降书。霍恩爵士(Sir Herbert Ralph Hone)任民政长官?
  《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记》未提及1945年8月18日;再查阅蔡史君编修的《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10月)这部巨著,也没有新加坡日军投降经过的详细记载。
  倒是个别私人回忆录提及8月18日。《南洋商报》记者谢松山在《血海》(新加坡:南洋报社,1950年出版)一书中(页95)述及“新加坡日军至(八 月)十八日方由蓧崎正式向民众宣布(投降)”。解力夫著《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8月)之“东条英机年表”有这样一段文 字:“1945年8月17日,日本天皇向国内外的武装部队发布了一项敕谕,命令日军投降”;日本学者儿岛襄著《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天津:人民出版 社,1981年12月)有“8月19日,从南方军总司令部传来停战命令”的记录(页256)。后两书均未明确提到新加坡日军在1945年8月18日投降一 事。
  笔者认为,1945年8月18日是一个饱含辛酸的日子。从情感上说,新加坡人民好不容易才熬过三年多的黑暗岁月,一旦听闻日军投降的消息,当然雀跃万分,所以“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把1945年8月18日作为终战日,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这里涉及历史的举证问题。从学术研究立场看,新加坡的日治时期应止于1945年9月12日,即日军司令板垣上将在新加坡市政厅(政府大厦)签署 投降书的日子。这是权威的官方资料,有文献可依据。1945年8月18日虽然也说得过去,但毕竟是一些亲历者的回忆。这个带有民间情感色彩的日子,只能作 为历史细节过程中的一点补充。
  历史研究者一向对精确时间的确定非常敏感。写作本文的目的,是想借确定新加坡日治时期的断限,唤醒国人对这段历史的认知;毕竟日治时期是我们历史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修史的角度上说,新加坡日治时期,应该是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9月12日,而不是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 18日。问题不在于“只差25天”,而是代表我们严肃地正视这段历史!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Wamoga Blog - 柯木林:关于新加坡日治时期的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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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古论今

  今年2月是“新加坡沦陷70周年”纪念,虽然没有什么大型庆典,纪念形式亦不如辛亥百年那么轰轰烈烈,但由于日治时期在时间上比较晚近,不少亲历者尚健在;而且中年以上的人,也曾从父祖辈口中,得知此历史事件,因此感情上总较辛亥百年来得亲切。
  由中华总商会筹建而完成于1967年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耸立于美芝路的战争纪念公园(War Memorial Park)内。总商会于每年2月15日举行公祭。我们不得不佩服当年中华总商会董事诸公的远见,当筹建此纪念碑时,距日本投降仅20多年,许多记忆犹新,纪念碑让后世子孙不忘战争的残酷,功德无量!
  新加坡在日治时期改名昭南岛(Syonan),这是新加坡历史的黑暗时代,人民在日本皇军的铁骑下过着的悲惨生活。一般上都说日本统治新加坡三年零八个月。那么,这三年零八个月的起止时间为何?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1941年12月8日(日军登陸哥打峇鲁,Kota Bharu)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三年零九个月
  二,1941年12月8日(日军登陸哥打峇鲁)至1945年9月12日(日军在新加坡市政厅签署投降书):三年十个月
  三,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三年零六个月
  四,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至1945年9月12日(日军在新加坡市政厅签署投降书):三年零七个月
  上述几组日期都没有三年零八个月。那么,这三年零八个月的说法从何而来?笔者认为,由于当年新马一家,三年零八个月只是笼统说法,时间应该是从 1941年12月8日(日本登陆哥打峇鲁)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然而,如果从新加坡本位出发,日治时期的断限又是如何呢?“日本 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的中心位置,有四根石柱,雋刻四种语文的碑文,记录建碑始末。其中文碑文这样写道: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日军占领新加坡,我平民无辜被杀者,其数不可胜计。越二十余年始得收敛遗骨,重葬于此,并树丰碑永志悲痛”
  碑文清楚地写明,新加坡日治时期从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8日。日治时期始于1942年2月15日并无异议。这天是星期日,民国三十 一年,农历辛巳年大年初一,新加坡要塞完全陷落,殖民地政府无条件投降。现在的问题是其结束时间:1945年8月18日是什么日子?为何以此作为新加坡日 治时期的下限?这8月18日的日期又从何而来?
  我们知道,二次世界大战将近尾声的时候,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就是1945年8月6日在广岛,1945年8月9日在长崎。从1945年8月6日 第一颗原子弹投在日本本土,至1945年9月12日日军在新加坡市政厅签署投降书,这期间新加坡发生了什么事?且看许云樵著《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记 (1819-1969)》(新加坡:青年书局,1969年10月港初版)的记载(页140):
  8月7日——《南光週刊》(日治时期为建立东亚新文化而创办)出至117期停刊
  8月15日——日本政府因长崎及广岛受原子弹炸毁而乞降,昭南(新加坡)成无政府状态
  9月5日——英军登陆,组织军政府治理之
  9月12日——日军司令板垣上将,在新加坡市政厅,向联军东南亚区统帅蒙巴登勋爵献降书。霍恩爵士(Sir Herbert Ralph Hone)任民政长官?
  《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记》未提及1945年8月18日;再查阅蔡史君编修的《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10月)这部巨著,也没有新加坡日军投降经过的详细记载。
  倒是个别私人回忆录提及8月18日。《南洋商报》记者谢松山在《血海》(新加坡:南洋报社,1950年出版)一书中(页95)述及“新加坡日军至(八 月)十八日方由蓧崎正式向民众宣布(投降)”。解力夫著《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8月)之“东条英机年表”有这样一段文 字:“1945年8月17日,日本天皇向国内外的武装部队发布了一项敕谕,命令日军投降”;日本学者儿岛襄著《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天津:人民出版 社,1981年12月)有“8月19日,从南方军总司令部传来停战命令”的记录(页256)。后两书均未明确提到新加坡日军在1945年8月18日投降一 事。(此三则资料由邹璐提供。)笔者认为,1945年8月18日是一个饱含辛酸的日子。从情感上说,新加坡人民好不容易才熬过三年多的黑暗岁月,一旦听闻 日军投降的消息,当然雀跃万分,所以“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把1945年8月18日作为终战日,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这里涉及历史的举证问题。从学术研究立场看,新加坡的日治时期应止于1945年9月12日,即日军司令板垣上将在新加坡市政厅(政府大厦)签署 投降书的日子。这是权威的官方资料,有文献可依据。1945年8月18日虽然也说得过去,但毕竟是一些亲历者的回忆。这个带有民间情感色彩的日子,只能作 为历史细节过程中的一点补充。
  历史研究者一向对精确时间的确定非常敏感。写作本文的目的,是想借确定新加坡日治时期的断限,唤醒国人对这段历史的认知;毕竟日治时期是我们历史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修史的角度上说,新加坡日治时期,应该是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9月12日,而不是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 18日。问题不在于“只差25天”,而是代表我们严肃地正视这段历史!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联合早报 - 跨越探索新加坡历史真相的误区 - 蔡裕林 2012-05-31





联合早报 - 珍惜我国独立时代的历史遗产 - 章良我 2012-06-07





联合早报 - 刘家明:筱崎护是日本的‘辛德勒’吗? - 刘家明 2013-01-26



 http://www.zaobao.com.sg/yl/yl130126_003.shtml

 刘家明
  老爸老妈在世时,每当除夕吃团圆饭,常会提到两件事。首先是在二战和平后“洋除夕”(12月31日)诞生的大姐,虽然当时不是个月圆夜,不过爸妈喜欢 月色下的树景,所以为她取名为“丽影”。另一件当然是从1942年的年初一开始那三年六个月的“昭南时代”了。但是再过一、二十年,相信这段令许多国人挥 之不去的梦魇,将只会被“尘封”在博物馆了。
  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历史展馆,“肃清”事件的展柜附近,有一张“高额、浓眉、大鼻、蓄典型日军小胡子、戴黑框方镜、着西装”的日本人照片。“讲解器”介绍说他是筱崎护(Shinozaki Mamoru),在沦陷时期负责协调日军与本地居民的沟通,确保民众能紧密配合日本当局的政策。这样“笼统”的介绍,似乎暗示了这位仁兄的具争议性的身份。那他在新加坡沦陷的这段日子里,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根据国家图书馆的网上资料(Infopedia),筱崎护于1908年2月19日生于日本福冈县。明治大学毕业后加入日本官方通讯社,后被派往上海、 南京、汉口、德国柏林。1938年筱崎护再被调派到新加坡的日本总领事馆,从事新闻与谍报工作。1940年因带领日本军官在新加坡、柔佛各要塞刺探军情被 英军逮捕,被判入狱3年半。新加坡沦陷后被委任为“昭南市教育科长”,后转任“厚生科长”一直到日本投降。
  根据各方的记录,筱崎护在审判战犯法庭供证时先为自己洗脱罪名,宣称检证“肃清”是秘密军事行动,所以他当时并不知情,也没有参与屠杀平民。反之,他 自称利用自己的官职,签发了三万张“良民证”,救活了无数新加坡人。他供证时也说他的爸爸为他取的名字“Shino”在日文里是“中国”的意 思,Mamoru是“护”,就是要他紧记要关爱中国人!
  筱崎护也替其他日军战犯开脱,表示日军前后只处决了约六千名“和平破坏者”等等。不到一个月的审讯,以英国军事法庭草草判决两名“将军级”及五名“士 官级”日军战犯死刑而结束。虽然还有数名战犯被判监禁,不过也只服刑不到五年就被遣送回日本,过后不了了之;筱崎护被英国驱逐出境。
  筱崎护于1973年发表所谓“二战自传”的《昭南特别市》,并译为中文版的《新加坡沦陷三年半》。书中除了仍然轻描淡写地处理“肃清”大屠杀外,并加重他自己对保护平民的“贡献”,大有把自己与德国人辛德勒在二战时,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犹太人的行动媲美之势。
  此书一出,立刻激起本地许多学者的“怒气”,对书中各项逐点反驳,尤其是对铁证如山的“肃清”大屠杀,举出了各方面的实据。其中最有趣的,是根据各方 资料所示,“Shino”在日本文里有“四野”、“志野”等的意思,但与“中华、支那”的“sino”风马牛不相及。如果连这基本的一点都敢为自己脸上贴 金的话,该书里的其他的内容的真实度,就肯定要大打折扣了。
  不过筱崎护签发“良民证”的事也不可能是假的。欧洲医生范·赛伦保(John Betram Van Cuylenburg) 的回忆录里,就记载了有关筱崎护发“良民证”的事情;当时的中华义勇军队长叶平玉(Dr Yap Pheng Geck)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同样记录了这件事。只是有一点相当令人纳闷的,就是筱崎护签发的那三万张“良民证”,为什么在各类有关二战的资料和记载,至今都没有发现过一张呢?难道它们全都被持证人在战后毁掉了吗?从蔡建奕(Chua Kian Yik )的“新加坡华文文坛——口述历史访谈”的记录里,可以窥见筱崎护在当时的确有操纵华人的“生死大权”;在字里行间,我们也可以看到,筱崎护其实只发证给那些他认为会对日本忠心,听命于他而不会对日军构成威胁的“良民”。
  筱崎护于1991年在日本逝世,享年83岁。
  曾经听柯木林说过,历史的真相肯定会显露出来,不过(可惜的是)一定会在当事人都“作古”了之后。二战和平到现在已快到70年,看来应是“见证真相的时候”了。套一句白居易的名句,正是“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作者是电子工程师




《联合早报》 - 林志强:记住武吉布朗的最后一战 (2014-03-17)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talk/story20140317-321878



  1942年2月15日子夜,壬午年正月初一,日本士兵口中高喊Banzai(万岁),持枪冲进武吉布朗坟场。
  武吉布朗是马来亚战 役最后的一场激战,守卫军未曾被击败,但却在战地被令投降。不知何故,这场战役的记录稀少,随着英国公开解密档案,乔纳丹·库柏(Jon Cooper)努力搜寻葬在武吉布朗的战亡士兵,以及在众人的努力下,武吉布朗战役的画面陆续被勾勒出来。武吉布朗可以追溯到布朗先生(Henry George Brown),Brown为咖啡色之意,因此也称为咖啡山。
  72年后的早晨,在72年前的战场,武吉布朗学会的会员等与60位公众分享这场尘封旧事,下午则有另一批会员与80余位参加二战研究学会主办活动的公众讲解战时情景。
   日军声东击西牵制大批英国劲旅,第5和18师团乘机进攻西部,然后向武吉知马推进。盟军总司令韦弗尔将军从爪哇飞来巡视,他下令部队必须战斗到底并主张 反攻。2月12日汤姆部队(Tomforce)进行英军唯一的反攻,但徒劳无功。他们所面对的是曾经攻打中国的第18师团之第56和114联队,是山下奉 文麾下的精锐部队。
  从11日晚上开始,主要的抗日华人领袖如林谋盛、庄惠泉、郑古悦等人陆续逃离新加坡,13日早上,星华义勇军被令解散。马 来亚海军司令史般纳海军少将召集海港残存的50艘船艇,运载最后一批撤退人员,包括大批澳大利亚护士、工程师、华商如林忠邦与家眷,以及部分军事人员,但 船只被日军发现并遭轰炸。此刻白思华在亚当路和罗尼路以北部署重兵,准备背水一战。
  14日晚上,日军发动强大攻势,部署在蓄水池水塔山 (Water Tower Hill)的守军萨福克(Suffolk)抵挡不住猛烈的炮火,从森路的岛屿乡村俱乐部朝武吉布朗大伯公庙撤退,他们没法抵挡坦克,但武吉布朗的坟墓却迫 使坦克停止前进。隶属第5师团9旅团,11联队之第三大队的步兵取代了坦克,在冲进坟场与英军厮杀之前,高呼万岁以振兴士气。墓碑成为屏障,两军短兵相 接,以刺刀甚至赤手搏击。与此同时,英军坦克从武吉知马路开进谦福路,日军坦克也掉头迎战,双方在王氏太原山下正面交锋,一时枪林弹雨,烈焰炮火,四处飞 窜。
  白思华与众将领在福康宁战争指挥室商讨军情,东路日军近卫师团已经占领加冷与巴耶利峇,西翼则与英军在汤申路激战;准备与近卫师团会师汤 申路的第5师团,却在罗尼路遭阻拦,没法跨越咖啡山,其西翼更遭守军康桥郡(Cambridgeshires)炮轰;但西路的18师团在巴西班让战败马来 军团之后已迈向花柏山。
  此时爆炸声此起彼伏,许多屋宇在燃烧,水供、存粮、汽油、炮弹就将耗尽,而街道上尸体四处遍布却无人理会。兵临城下,众将领一致认为新加坡无法防守,白思华最终扛上一生之耻辱,步向山下奉文的营寨签署降书,他最后的请求就是保护妇孺以及英籍百姓。
   咖啡山是全球少数仅存的二战战场,这场战役之教训应该传承给全职与战备军人,以及学生,他们都应该到此了解当时的战情。2月15日,文化、社区及青年部 代部长、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黄循财在一个纪念活动上说,“一个国家不汲取历史教训,就不会有未来;一个国家不记得捍卫者,势必被历史遗忘。”的确, 新加坡不应该忘记捍卫者,因此国防部和教育部是否考虑将武吉布朗战役列为训练与教育的一部分?



《新明日报》- 中国申请将南京大屠杀列世界记忆名录 (2014-06-12)






《联合早报》 - 蔡史君:“大检证”不应改称为“肃清” (2015-03-11)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talk/story20150311-455579


  今年是日本投降70周年。为了庆祝这个令亚洲民众从饱受战祸涂炭、生命徘徊于生死边缘的噩梦中解脱的、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新加坡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新加坡战争罪犯法庭档案馆”展览是其中之一。
   “档案馆”展览旨在通过历史照片、审讯记录及视频等,再现战后英殖民政府设立战争罪犯法庭,审讯73年前新加坡沦陷后日军所犯下的、包括“肃清行动”、 “亚历山大医院大屠杀”、“双十事件”等战争罪行的情况。主题明确,值得给予好评。但其中有关日本占领初期对华侨华人大量屠杀行为的个别图片解说文,则与 事实有所出入、有待商榷。
  解说文中谓日本称该屠杀行动为”Kakyo Dai Kenshyo”(即日文汉字和中文的“华侨大检证”),而新加坡则称之为“肃清”。但实际上,年长一辈的新加坡人都知道,战后以来,新加坡华人社会都将 该屠杀行动称为“华侨检证大屠杀”、“华侨大检证”,或简称“大检证”。
  至于日本方面,就笔者所知,所使用的名词包括“检查”(屠杀行动后的 “昭南警备司令声明”)、“检举”行动(当时报道该行动的《朝日新闻》、《彼南日报》等)、“肃清”工作(《大本营大东亚机密作战日志》)。此外,也有部 分英文著作使用”Sook Ching”,这是从日语汉字“肃清”(shukusei)转为华文的读音。由此可见,“肃清”一词从来就不是战后华人社会的传统用语。
  战后 几十年来,对于日军占领后对手无寸铁的华侨华人所采取的、下马威式的大量杀戮行为,本地人都称之为“华侨检证大屠杀”、“华侨大检证”或简称为“大检证” 等。例如:调查华侨在战时所蒙受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以提供战犯法庭作参考而成立的组织,其正式名称就是“新加坡华侨被日寇检证及杀害集体鸣冤委员会”;开 庭审判的该案件被称为“检证大屠杀案”;再如许钰(即许云樵教授)1946年撰写的、记述审讯经过的文章《昭南检证大屠杀案等始末记》等皆是。
   华人社会之使用“检证”这个造语,是源于日军对被放行者或发给盖上“检”字的小纸张,或在纸张用罄后盖在身体任何部分的“检”字(顺便指出的是:分发的 是盖上“检”字的小纸,并非展览文中所说的“good citizen card”。)“检证”实际上已成为华人社会对这新加坡史上最为黑暗、最为恐怖的日子的共同记忆与符号。
  至于所谓“肃清”,是指“严厉取缔不 良分子和反对者,以整顿社会和政党”(日文辞典《广辞苑》);或“削平寇乱”(《辞源》、《辞海》)的行动。日方使用如此词汇的目的,不外在于为加害者 (即侵略者)的屠杀行为冠上“大义名分”,以及作为在罪犯审判法庭上寻求逃脱责任的托词。作为受害方的新加坡,无论是无辜的受害冤魂、受害者的遗族,乃至 华人华侨社会,如果也接受“肃清”的用语,就等于承认冤屈而死的先人是“罪有应得”及“死有余辜”。
  将日军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的行径称之为“肃清”,显然不是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来看待这段不幸的历史。明辨是非者是不该使用“肃清”或”Sook Ching”这个用语的!
  明辨是非不等同于记仇或记恨。相反的,只有认清历史真相,才能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
作者为前日本津田塾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
厦门大学客座教授





《联合早报》- 昭南时代 (2015-2-2)




《联合早报》 - 日本右翼报章报道 “新加坡大检证”申遗失败 (2016-05-25)

http://www.zaobao.com.sg/news/world/story20160525-621006

  日本派人前往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机关参加会议,了解该机构之前将“南京大屠杀”资料列入记忆遗产的过程,无意间获悉了有关二战日军入侵新加坡后华人遭屠杀的“大检证”证言资料也在申请行列中。
  日本《产经新闻》昨日在头版独家公开“新加坡大检证”申遗事宜,不过这一申请最终并未过关。产经的报道对“大检证”的注解使用了“华侨肃清”一词,并且很在意提交的大检证证言集里包含了“虐杀”(屠杀)字眼。
  产经的报道称,日本代表首次出席本月18日至20日的世界记忆遗产“亚太区域委员会”会议,从中了解到“日军占领下的新加坡证言集”也在申请行列中。
  产经引述日本教育部消息,指这个申请去年10月份提出,审查过程包括一个发表会,最后经讨论进行一国一票的表决。由于所有资料未呈交总会是无法对外公开,日方称他们这一次虽然出席了区域会议,但无法详查提交的资料内容。
  产经此文稍微解释了昭南时代日军对华侨的“大检证”,“战时,日本占领下的新加坡,有许多中国籍居民被逮捕,并受到处刑。”但也同时强调日本称之为“华侨大肃清事件”。“肃清”在日本指的是“严厉取缔不良分子和反对者”,以此作为日军二战时在新加坡杀害平民的因由。
  就产经了解,同样资料在2013年的审查中曾被卸下。它引述日本教育当局掌握的内容,指这一次提交的资料大同小异,使用了“虐杀”字眼。产经很在意虐杀一词,在报道中都画上括号。对于杀害人数,也模糊指出“死者数千到数万之说存在”。




《联合早报》- 川岛真:八年抗战?还是十四年抗战? (2017-09-20)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70920-796698

  最近日本《每日新闻》报道,中国的新教科书开始使用“十四年抗战”取代“八年抗战”。对于中国延长抗战时间,日本媒体说“新解释是为了即将在10月举行的党代会之前,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权威”。
  中国教科书的抗日期间确实从八年修改为14年,修改的根据之一就是2015年9月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阐述了“70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
  确实,中国的历史学术界,自很久以前就有“十四年抗战”的说法,即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为止的抗战期间。蒋介石当时也用过“抗战八年”的说法,但在1945年9月2日的日记中,他写道:“‘雪耻’的日志不下十五年,今日我国最大的敌国日本已经在横滨港口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的投降了”,还写道“五十年来最大的国耻与余个人所受之逼迫与侮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谈及了更长的“国耻”时间为50年之久。在中国除了“抗战”之外,还有“国耻”等许多概念,时间设定也都不一。
  日本也有15年战争论的说法。这是以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和日本只注重的1941年12月开始的日美战争(太平洋战争)相比,15年战争论,就是让人关注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历史事实。但是,近年来的日本学术界,已不太使用“15年战争”这一说法。
  可能的原因是,九一八事变在1933年的塘沽停战协定告一段落,日中战争始于1937年,这种想法占据主导地位所致。即1933年到1937年是和平摸索期。不过,日本历史学术界没有否定从1933年到1937年,日本强化对华(尤其是东北和华北)的侵略。
  也就是说,以侵略为标准的话,不论是15年,还是更长的期间,侵略一直在持续的看法占多数,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也是如此描述。
  从这次报道来看,日本社会广泛认为中国加强了“反日教育”,但是中国将抗战从“八年”改为“十四年”,并不一定只是针对日本。
  第一,中国与台湾的关系十分重要。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6年西安事变,国民党采取“安内攘外”政策,在军事上并非对日本进行抵抗,共产党对此进行了批判。1936年西安事变让蒋介石走向抗战。将这段抗战历史作为与台湾国民党的“相同的历史”,可利用于统一战线上。但是,这段抗战历史的改变没有奏效。
  第二,估计中国作出了将抗战延长至14年,可以充分刻画共产党的“抗日英雄”故事的判断。
  在这些意义上,可以判断中国共产党中央认为抗战日期延长到14年,更能强调共产党的历史正当性。
  但是,这些修改造成国内外各种揣测,尤其是日中关系,所以希望中国能就修改的意义和想法,对日本作出详细的说明。一般来说,日本社会认为对中国1990年代实施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反日教育”。
  虽然是中国国内的政策,但对外也具有深远影响,希望中国能作出明确说明,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
作者是东京大学教授



《联合早报》- 再说抗日烈士 (2017-10-05)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multiplex/story20171005-800539

  三年六个月的日本统治时期,新马为抗日牺牲的烈士众多,华族抗日烈士除了林谋盛,实际还有林江石、梅启康、谢叔文、谢文斯、庄朝松、陈重庆、叶金钟等。
  9月22日,出席国家博物馆“见证战争:永忆1942”展览开幕仪式上,很高兴见到98岁的飞虎队队员何永道。在展览厅看到许多见证这场战争的文物,包括抗日烈士林谋盛75年前留下的一本日记,使我想起我们的抗日历史并不完整,我根据资料毛遂自荐做一些补充。

华族抗日烈士众多
  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5日的三年六个月里,为了反抗日本侵略而牺牲的新马烈士众多,在教科书里或主流媒体的报道之下,华族烈士只有林谋盛,马来烈士也只有阿南。其实,华族抗日烈士不只林谋盛一人,星华义勇军司令员林江石,广惠肇留医院总务梅启康,冈州会馆理事长谢叔文和外务主任谢文斯,南洋商报校对主任庄朝松,校对员陈重庆和叶金钟等,都是被日军逮捕,在狱中牺牲的抗日烈士。
  据著名报人胡愈之和蔡建奕等的忆述,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至少有十余新闻从业员牺牲,海峡时报印刷部主任黎俊群也罹难。
  林谋盛是众所周知的抗日烈士,他是136部队马来亚区华人区长,他在霹雳州务边被捕,囚禁在华都牙也监狱,另两名136部队的成员陈崇智与余天送也被囚禁在该监狱,陈老与余老曾对笔者说:“林谋盛在狱中患赤痢,没有得到医药照顾而牺牲。”光复后,林谋盛的遗体运回新加坡,在政府大厦前举行公祭,过后在伊丽莎白皇后道建立纪念碑纪念他,可谓“极尽哀荣”。

林江石两度逃脱
  林江石的命运就不一样,他是星华义勇军司令员,1941年12月30日,新加坡华社接受汤姆斯总督的请求,成立星洲华侨抗敌总会,陈嘉庚任主席,林江石出任民众武装部主任。1942年2月1日星华义勇军成立,协助英军抗日,林江石担任司令员,胡铁军任副司令员。
  从2月3日至13日,林江石率领义勇军与入侵的日军展开多次浴血战斗,以落后的枪枝抵御武器精良 且从空中扫射的日军,死伤惨重。在大检证行动中,他逃过厄运,却在几天后的夜晚,被日本宪兵围捕,他逃出屋外,在黎明时被逮住。
  林江石被押到东陵宪兵部,他机警地带着手铐逃脱。同年4月,他和林亚当、邱俊杰三人乘坐小船,准备渡过柔佛海峡时,再度被捕;沿途遭毒打,到宪兵部更是刑杖交加,手脚都被铐住,直到死亡。他于1942年7月18日牺牲,年仅26岁。

梅启康沤死于拘留室

  自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陈嘉庚领导华社成立星华筹赈会,宣传抗日,筹款支援祖国(中国)的伤兵及难民,梅启康、谢叔文和谢文斯都是筹赈会的粤帮积极分子。
  日军滥炸新加坡期间,广惠肇留医院有病楼被炸,死伤几十人。沦陷后,医院照常运作,身为义务总务的梅启康为了照顾病人,不顾安危,照常到医院去。3月6日,他在医院被带去宪兵部“问话”,一去不回。后来,充当通译的黄某对他的家人说,梅启康先被打了几个耳光,接着要他供出抗日分子的名单,他不说话,黄某劝他讲,他还是不讲,最后日本军官在他的背上划个“十”字,把他推入单独监禁的拘留室,后来他在拘留室沤死(受伤没有得到治疗而丧命)。
  梅启康的儿子梅保坚说,宪兵部不许家人去探望被拘禁者,父亲死后尸体在哪里也无法知道。1965年他们为父亲举办追悼会,并将其衣冠安葬在碧山亭。

谢叔文谢文斯一去不回
  冈州会馆前辈回忆,日军滥炸新加坡时,殖民地政府要求会馆让守军在会馆的天台安装探照灯,侦察敌机。理事长谢叔文和外务主任谢文斯等吓坏,因为会馆附近都是旧店屋,居民不少,一旦成为敌机轰炸的目标,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推派能讲流利英语的谢文斯去跟政府官员沟通。官员倒通情达理,考虑到居民的安危,取消在冈州会馆天台安装探照灯。
  谢文斯的族人说,大检证过后,谢叔文与谢文斯到会馆料理会务,被日本宪兵带去“问话”,一去不回,这三位粤帮先贤遇害时,大约40来岁。

不少新闻从业员牺牲

  报馆前辈蔡建奕说,南洋商报的庄朝松、陈重庆和叶金钟(也称叶时候)因参加抗日活动,被捕入狱,在狱中牺牲。庄朝松是136部队庄惠泉的弟弟,当时日军在柔佛州丰盛港路班兰镇建飞机场,他当建机场的工人,同时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收集情报。1944年他从工地回到宿舍被捕,在附设于新山警察局的特高科受审,1944年5月17日在新山监狱内的吊刑台牺牲,时年27岁。
  陈重庆与叶金钟于1942年6月28日被捕,罪名是从事抗日活动。起初,他俩被拘禁在中央警察署,后来法庭判决陈重庆徒刑八年,叶金钟徒刑10年。先在欧南监狱服刑,1943年初转移太平监狱,两人都在狱中牺牲。
  据与叶金钟一同被关在中央警察署、欧南监狱,接着又一同转移到太平监狱的难友李铁(又名李帖,笔者于1998年在香港访问他)说,被关押期间,挨受折磨多时,大家都孱弱不堪,叶金钟虽有坚强的意志,抵不住病魔的侵袭。他全身肿胀,直至小腿暴烈,流出黄色的臭水而牺牲。时间为1944年8月20日,年仅19岁。
  在大检证中罹难的南洋商报记者有许贻瑶和林潮平。据蔡建奕说,林潮平是个杰出的意外新闻记者,他兼任《海峡时报》的华侨消息通讯员,他是潮州人却兼任广播电台的粤语新闻播报员。

星华记者公会筹款 抚恤死难报人家属
  近代中国著名作家郁达夫于二战前南来,在星洲日报担任副刊编辑。虽然在新加坡沦陷之前,他与胡愈之、张楚琨等人一同逃到印度尼西亚,改名换姓而卖酒;不幸被日军“请去”当翻译,日本投降之前,为了灭口杀了郁达夫。
  1941年12日下旬,新加坡文化界成立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简称文工团),设立青年干部训练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郁达夫担任团长,领导文工团。据蔡建奕回忆,郁达夫爱护文艺青年,常常有文艺青年到报馆来,他很热心指导他们。
  在大检证中罹难或在沦陷时期牺牲的《星洲》编辑部成员有美术编辑张汝器,他是著名画家,记者郑卓群、王君实、彭佐良、电讯翻译沈良牧、美术员林道安;《总汇报》(胡文虎经营的《星洲》的姐妹报)编辑纪友德、记者林维翰。此外,海峡时报印刷部主任黎俊群,以及槟城《现代日报》驻新加坡记者方壮志等都在大检证中罹难。
  据蔡建奕说,二战之前报馆编辑部的成员不超过30人,由此可见,当年新闻从业员的牺牲人数的百分比相当高。他说,光复后,星华记者公会筹一笔款项抚恤死难报人的家属。
  可以这么说,在新加坡沦陷的年代里,肯定有许多人为了反侵略献出宝贵的生命,在缅怀这段历史时,应该让后人知道,我们的二战烈士不仅是林谋盛一人。




《新明日报》 - 空军展览馆 纪念品店售枕垫 印二战日战机国旗 标上'我爱新加坡' (2017-12-16)



《联合早报》 - 日本曝光文献表明 昭和天皇应允发动太平洋战争 (2018-08-16)

https://www.zaobao.com.sg/news/world/story20180816-883499

  日本一份重要的二战前文献日前曝光,上面记载着太平洋战争开战前,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向昭和天皇汇报的过程。这份手写笔记清楚记载,东条英机向昭和天皇详细报告开战的步骤与顺序,东条甚至说到,“您可以完全放心,以这种状态而言,我们可以说是已经获得胜利。”
  据报道,留下这历史笔记的是东条英机的内务次官汤泽三千男。他在战后写过不少对二战事件的回顾,唯独没有提及这个笔记的内容。近日,同汤泽的后人有着深交的旧书店老板幡野武夫在整理汤泽遗物时发现一些信笺,其中包括这份极具历史价值的笔记。
  汤泽这份笔记共有三页,写在开战前夕的12月7日晚间11点20分。当天中午,东条英机向昭和天皇汇报,晚上,他召集陆军次官等官僚,一起磋商隔天的战局。
  汤泽描述东条“显得如释重负”“带着微醺”,并说“应该也可以得到陛下的表扬”等。
  据这份笔记记载,东条谈到昭和天皇的反应时说,“他一旦作出决定后镇定自若不动摇”“(听取汇报后)出声应允,与平时无异”“若是还记挂与英美谈判,就可能产生阴影,但他并没有那样”。
  日本媒体昨日解读,这份笔记表明,原本想要走“谈判”路线的昭和天皇应允了东条的开战主张。
  日本早前出版的《昭和天皇实录》也记载,在开战前夕昭和天皇曾听取东条汇报;但对那次汇报的细节,该书编者无资料可寻。最新曝光的这份笔记提供宝贵的线索,受到日本现代历史学者们的评价。
  日本大学教授古川隆久指出,“这笔记的内容说明东条对日皇接受其建议有着极高的满足。以此,对于研究甲级战犯东条这个人物有帮助。”
(记者是《联合早报》东京特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