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2日星期五

读史随笔三则



* 柯木林 *

其一
上个星期,林珊在《海峡时报》双语版的《华絮》专栏里说:“华族人民是世界上唯一的,保有自己完整历史的民族”,这句话,触发了我写这篇短文的动机。
中 华民族或许是世界上最富历史感的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不是凭空捏造的。这不仅有文字记载,也有出土实物为根据。在纸张未发明以前,中国的历史先是刻于龟甲 上(甲骨文),然后是铸于金属器上(钟鼎文),接着是用漆书于竹简上(竹书)。从公元前一千三百年的殷朝开始,保存自己的历史,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
周 朝时设有史官。史官可以牺牲宝贵的生命,前仆后继,为的是要保存翔实的历史记载,这就是“董狐之笔”。以后各朝的史馆,不仅要负责修撰本朝史,还要编修前 代史。此外,民间私修的历史、野史、笔记、小说,也多少保存了某方面的历史面貌。最近电视播映的记录片《巨龙之心》,显示成都区地震局的工作人员,正从古 书籍中寻找历代地震的资料,就是一个例子。
在 中国,保存家谱最完善的,要首推“孔子世家”了。在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至今仍然住着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孙子。两千五百年来,对孔子后裔的记录,就从未间断 过。据有关史书的记载,历代帝王中曾出巡到孔庙的有汉高祖、汉明帝、汉章帝、汉安帝、魏文帝、唐高宗、唐玄宗、周太祖、宋仁宗、清圣祖、清高宗等,共十一 个皇帝,十九次出巡来过这里。前些时候,世界船王包玉刚回乡查阅家谱,赫然发现自己原来是北宋名臣包拯(包公)的第廿七代孙。这些例子,正说明了中华民族 的“历史感”。

凡是到中国旅游的人,都不难发现到处都有碑文匾额。这些都是重要的历史文物。中华民族往往把重大事件镌刻于碑文或匾额上。其中西安碑林是集中保存碑石和保存数量最多的地方,共有一千余方,这也是“历史感”的表现。
中国历史悠久,人物众多,其中有不少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中国的历史,可说是“历史的百货市场”,五彩缤纷,样样齐全,只要一踏进入,就足以令人眼花撩乱。难怪学者要感叹地说:“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

原载《海峡时报》1985717
其二
关于中国历朝的兴衰,我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总是一治一乱的。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然而,从整体的发展过程看,是盛世长于乱世。也应当如此,否则中华民族早已灭亡。
第 二,乱世造成民不聊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是可以肯定的。不过,“有失必有得”,五胡乱华,南北朝大混乱的局面,虽然为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但胡汉血统的 大溶合,却为中华民族带来了新机,从而出现了像唐太宗、李白等伟大的政治家和诗人,及有唐一代的盛世。胡乐等文化的传入,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第 三,西方民主政体,每数年通过民选,决定是否要改换政府。中国虽然没有这样的制度,但却有改朝换代的史实,只是时间较长,而且往往产生动乱、流血。除了周 朝有将近八百年的历史外,其他几个朝代如东西汉、唐、两宋、明、清等都有二百年以上的历史;甚至连最短的秦朝也有十五年。
中国历史渊远流长,读史者是能从中得到不少启示的!

原载《海峡时报》1985724


其三
最近,几位国际著名儒学者在新加坡大谈儒术,使我想起了儒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念,那就是“德”。中华民族很重视品德的修养,几乎人们的一切行为准则,都以“德”为中心。
从 小处着眼,文人要有“文德”,历史学者要有“史德”,学武功的要有“武德”,做生意的要有“商德”,医生要有“医德”。一个理想的人是才德兼备的人。如果 两者取其一,那宁可舍“才”而取“德”了。北宋名臣范仲淹说:“德过于才是为君子,才过于德是为小人”,就是这个道理。
所 以,有才干的人如果没有良好的品德,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聪明的小人罢了!聪明的小人不但损人,况且才干愈高,为害愈大,甚至可以祸国殃民。历史上的秦桧、 阮大诚、汪精卫等就是例子。尽管他们的才干与文采都不错,但由于没有品德,只能遗臭万年,而其著作也不被欣赏。苏小小、薛涛、小凤仙等虽为风尘女子,可是 她们清高的品质与侠义行为,却传为佳话。
从大的方面看,治理国家也是如此。“远人不服,则修文德来之”,“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唯有仁者能治之”。从睦邦到安内,都有“德”的成份,这就是“德政”。
中华民族重视“德”,就如重视本身的历史传统一样,是文化的精髓,而这精髓是必须继承与发扬的。

原载《海峡时报》1985820





《联合早报》- 徐李颖:关于“经”和“史”的疑问 (2017-07-17)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70717-779639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7月4日于《联合早报》发表的文章《“经史”断裂与中国历史的未来》,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他认为中国当今意识形态的混乱,是因为历史书写传统的断裂,而“经”是写“史”的“理论”“原则”和“指导思想”,“经”所代表的价值观念的断裂,影响到“史”的书写;反过来,不写“史”就无法从传统中寻找到适合中国的意识形态,也就是“经”。
  作者举出的例子就是《清史》和《民国史》至今没有修成,并认为问题出现在对修史的主导思想上,大家缺乏共识。细思之后,我对这一观点产生一些疑问,提出来跟大家探讨。
  中国传统上确实有盛世修典、盛世修史的惯例。但是何谓盛世?是国内生产总值(GDP)高居榜首?是军事实力遥遥领先?是经济发展呈现两位数增长?又或者盛世并没有绝对标准,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感受?当今中国整体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贫富差距依然很大,阶层固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对某些人来说,这已然是盛世;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恐怕距离盛世依然遥远。
  中国人修史,一般是修前朝史,既是为了给当下的执政者寻找法理依据,也是为了知道兴衰更替并引以为鉴,从这两点出发,修《清史》《民国史》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是为了从传统文化中为中国寻找出路,寻求适当的意识形态,又何必非得清朝和民国。被称为“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各抒己见,思想井喷,留下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东汉之后统治者独尊儒术,十三经是南宋时才确立的儒家核心经典,二十四史是否都是在这些“经”的指导原则下书写的,本身就是巨大的疑问。儒家与政治纠缠不清,佛与道却在政治之外扮演着精神救赎的角色。儒释道三家共同撑起了中国人的生活、思想、意识和追求。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文化虽然泥沙俱下,但每个时期都有可以借鉴之处,西汉的黄老之治、唐朝的海纳百川、宋代的市民经济。如果仅靠修《清史》和《民国史》就能够给中国找到更先进的意识形态、在混乱中找到指路明灯,是不是有点儿过于容易了?
  中国虽然有着漫长的书写历史的传统,但这种传统史观在西学东进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纵观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将相史,是重要历史事件史,是官方主导的单一维度的历史。这样的历史观受到了西方史学界“自下而上”历史观的冲击。
  在中国正史中,作为历史主体的老百姓被完全忽视,普通民众生活彻底隐身,这样的历史真的能够反映历史的真相吗?当代史学认为,历史是个复杂的概念,既包括真实发生过的历史、记忆和传说中的历史,以及重构后的历史。历史研究早已上升到历史哲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人类走过的道路。
  早在100多年前,思想家梁启超就发表了著名的《新史学》,抨击了以往帝王将相的历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顾颉刚、胡适、钱玄同为主的“古史辨派”,开始采用文字训诂的方式对传统经典进行“疑古辨伪”。顾颉刚也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方言、歌谣、唱本、谜语、谚语、风俗等传统历史之外的内容。古史辨虽然有缺陷,但极大地促进了史学思想的解放。
  之后,历史学家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考古资料重述上古史,并与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经济学合作,不断扩大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的深度与广度,史学流派竞相争鸣。随着社会史学的兴起,历史研究早已不局限于自上而下的正史、官方史。史学的书写也变得更加多元,层次更加丰富。
  回顾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的社科类图书,关于清史、民国史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了。距离当代越近的朝代,资料也越多,除了官方史料、皇帝奏折,还有文人著作、戏曲小说、账本族谱、仪式信仰、童蒙课本、书信账单……挖掘不完的研究资料,讨论不完的研究课题。清朝、民国的历史尚有太多太多的疑问等待解答。
  能不能写出《清史》《民国史》,并不是“经”的问题,而是官修历史,是否还有必要的问题;即便需要一部统一完整的前代史,恐怕也难有一种万全的书写方式,让大部分历史学家满意。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早已变得立体多面、层次丰富。是否存在一部“公正”的史书的观念,也早已经被历史学界所抛弃。
  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用在当今的史学界,西方历史哲学与中国传统写史经验相互碰撞、交融;新的史学观念正在打破学科的壁垒,而传统的研究方法依然是强有力的研究工具。
  在这样一种看似混乱的状态,却是最有可能碰撞出新的火花的年代。这样的时代,真的还需要用“经”来指导“史”,用“史”来阐述“经”吗?
  作者是新加坡隆道研究院研究员
历史学博士







《联合晚报》- 屈原原姓羋? (2017-05-29)






《联合早报》- 刘行之:庙堂与江湖 (2019-01-07)

https://www.zaobao.com.sg/zopinions/views/story20190107-921808

  流年不利文曲星。金庸辞世不久,深受民众喜爱的著名作家二月河在北京病逝。他以清代康、雍、乾三帝命名的系列长篇历史小说脍炙人口,并被拍成热播电视剧——在中国颇为流行且良莠不齐的众多帝王剧、宫廷剧中,实属内容严肃、质量上乘的剧目。
  金庸既写江湖,又影射庙堂。二月河则以庙堂为江湖。他对王朝政治斗争的描摹,如江湖绝顶高手过招一般惊心动魄,又让人倍感真实,乃至被好事者奉为政治教科书。早年有人戏称,每见高官巨贾落马,就回家翻检二月河小说,看是甚么套路使然。
  江湖总有正邪。二月河的庙堂,也有励精图治的明君能臣,和老谋深算的大奸巨贪,有改革派和既得利益集团斗法。金庸的江湖、庙堂,是在六、七十年代,从香港对内地的回望。二月河的庙堂江湖,却是在八、九十年代,身处江湖之远而不忘庙堂之忧。两位作者出身、经历和视角有异,加之时代变迁,对庙堂的评价和期许,自然不同。
  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历史小说亦不免是当代小说。改革和反腐,堪称二月河小说暗含的主题。他笔下激烈的政争权斗,似乎在提示,统治者自上而下推进改革、整肃吏治,何其艰难。即便英睿如康熙、坚忍如雍正,也不得不时常向官僚集团妥协。
  而一旦统治者妄自假满、意志懈怠,守旧、腐败力量立即卷土重来。有人批评,二月河的清帝三部曲,逃不脱明君贤臣、兴废在人的底色,仍是一种陈旧的“帝王史观”。这恐怕是读的粗疏,进而苛求了。二月河名之“落霞三部曲”,自有深意在焉。
  2012年后,中国政坛掀起反腐风暴,二月河盛赞为“遍览二十四史所未有”,称王岐山为“心目中的英雄”,并以史为鉴,警告腐败反噬的危险,获王岐山引为知音。嗣后,中共提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二月河又建言,笼子的钥匙要掌握在人民手上,否则将无济于事。
  二月河小说中,改革和反腐是关联的。这灵感却未必远取诸有清一代。
  改革开放之初,邓公鉴于国家财力有限,要削减军费,倾力经济建设,提出“军队要忍耐”,同时默许了军队搞经营活动,减少了改革阻力。这究竟是出于无奈,抑或是“杂于利害”“取之予之”的政治智慧,后人已不得而知。尔后多年,一大批干部子弟和大大小小的官员,领风气之先,纷纷从庙堂出走江湖,“下海”经商。其中很多人确实才具魄力出众,脚踏实地干事创业。
  也有不少是游走于江湖和大大小小的庙堂之间,仗“尚方宝剑”经商的。还有一众起身草莽的江湖英雄,也审时度势,与庙堂、衙门深相结纳。即便如此,其所作所为,几许是腐败、几许是原罪、几许是“冲破旧体制机制束缚”,功罪是非,亦无法一概而论。大浪淘沙、人事浮沉,其间幸存至今的各路英雄,与所谓既得利益集团,实在是剪不断、理还乱。
  在制度变迁、经济转轨之初,腐败能起到“润滑剂”作用,帮助做成许多旧体制不允许的事。而后,又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制约新体制的建立。这在转轨经济学中,早已是老生常谈。中共四十年来一路改革、一路反腐,均可谓屡进屡退、一波三折。2012年后,中共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实属息息相关。在反腐风暴最猛烈之时,胡舒立撰文称,“反腐为改革清障开道”“不反腐,改革将寸步难行”,几近是代高层做最直白的喊话了。
  数年间,无论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莫不望风披靡,似乎真应了那句“出来混,早晚要还的”。声势传导、风气变化,江湖上渐觉履霜坚冰、风声鹤唳。乃至高层2018年一再喊话、派定心丸,司法机关迅速跟进,为一干民营企业家洗雪沉冤,政府机关纷纷出台政策,改善营商环境。庙堂、江湖相需之切,今时尤甚往日,而情隔之远,竟至于此。
  2018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纪委工作报告,认为“党内政治生活展现新气象,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必须不断“自我革命、自我净化”。此前不久,陕西省西安市因拆除秦岭违建不力,一批官员遭到严厉整肃。
  此事反映出,贪腐和官僚主义仍然严重。在严肃的政治氛围下,地方官员仍敢虚与委蛇、应付差事,甚至贪腐如故,“不收敛不收手”,原因究竟何在?二月河的小说中,是否有所揭示?
  斯人已逝。而改革与反腐,将如何互相借力深入?庙堂与江湖,未来将如何互动?后人之视今者,是否亦如今人之视往昔?历史终将给出答案。寄望2019年,会有更多不同。

(作者是中国吉林省传播中心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