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1日星期四

访名人故居与古庙有感


访名人故居与古庙有感
* 柯木林 *
       前几天,驱车经过里峇峇利路(River Valley Road)陈金声故宅,看到故宅原址上已耸立起新式高楼,不禁感从中来!
      1973年初,我曾到访这座故宅,当时是希望从访古中得到口述历史的资料,可惜却不得其门而入。19823月,中西各大报章都以显著版位,报导陈金声故宅被拆除的消息。见报后旧地重游,大有沈园再到之感,故宅已被拆除一大半,满目疮痍。庭前杂物废纸狼藉,令人不期然想起了民国初年“大内档案”的命运,所幸陈金声文物,已交由博物馆保管。
      陈金声是十九世纪华族先贤,他曾拨巨资兴建自来水库,使我们有卫生的食水。今日的金声路、金声桥、金声选区,以及伊丽莎白女皇道(Queen Elizabeth Walk,俗称五丛树脚)的喷水池,都是用来纪念他的。他对早期新加坡社会的贡献,功不可沫。
      距离陈金声故宅不远,就是振裕园。这是李清渊的住宅。在加东,也有一座振裕园,那是清渊长子俊源的住所。加东的振裕园在1981年年底被拆除,遗址现为高楼大厦。清渊、俊源父子同是本世纪初期炙手可热的侨领。李清渊的振裕园,仍是清末醇亲王的行邸。醇亲王载沣是光绪皇帝的胞弟,宣统皇帝溥仪的父亲。十九世纪末当他抵达新加坡时,就住在这里,所以振裕园的正门,至今仍悬挂着“多罗贝勒行邸”的名匾。
回顾十三年前撰述的《石叻古迹》一书,发现清元真君古庙、广福古庙、绿野亭公所、曹家馆、豆腐街消失了;“天福宫”的旧名匾不知所踪;粤海清庙庭园变小, 气派大不如前,双林寺虽在,寺内古老的法堂已经被拆除重建,而粉刷一新的恒山亭、玉皇殿,早已失却当年古风,萃英书院面临被拆除的厄运。十三年的岁月,不 仅人事翻新,连古迹也历尽沧桑。清末左秉隆领事游廖内时曾到古庙虔祷,“唯愿铁钉嘉树荣”,他希望当地风调雨顺,人民安居乐业。今天,我们所要虔祷的是这 些与新加坡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文物,在各公私单位的庇护下,得以保存下来,因为,这是我们历史的见证人,文化的根!


摘自《源》(创刊号),(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861月),页39,署题“我来古庙申虔祷”



联合早报 - 重视我们的文化资粮
2011年7月30日·谢燕燕




联合早报 - 潮州建筑风格国家古迹“资政第”公开招标寻买主 2013-05-28
Straits Times - Courtyard house up for sale 2013-05-28


联合早报 - 广告 - 招标出售 - 陈旭年大厦 2013-6-12







Straits Times - Restored Teochew temple garners Unesco award 2014-09-03





《联合晚报》 - 道教协会接手180年老庙玉皇宫元旦举行开宫大典 2014-12-31







《联合早报》 - 每座古庙都是文化遗产 (2015-01-18)



http://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50118-436451



  新加坡最早的几座华人庙宇,不仅维系着各个华人籍贯的文化信仰与传统习俗,也汇集早期华人移民的族群历史、特有习俗和共同记忆。每一座历经岁月沧桑的百年古庙,都是无可替代的珍贵文化遗产。
   有几座已晋升为国家古迹、由不同籍贯族群创立管理的古庙,近年来相继展开大规模落架大修,有些庙宇还获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存奖,为 古庙增添荣耀,当中夺下最高卓越奖的是南安人创立的凤山寺。本地最典型的潮州人庙宇粤海清庙去年也传出得奖喜讯,而福建帮创立的天福宫,是最早受表扬的庙 宇。
  本地古建筑专家,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建筑与可持续设计助理教授杨茳善曾以修复顾问身份,参与当中好几项落架大修,包括凤山寺、粤海清庙和庆徳楼(目前的玉皇宫)。
  他受访时说,天福宫和凤山寺属于闽南的泉州建筑,最大特点是屋脊呈现弧形,而屋檐下的斗拱,经常能看到飞天。

传统庙宇融入本地色彩
  不仅传承原有闽南建筑风格,还融入了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本地色彩,最明显的例子是陈武烈1906年修复天福宫时,在地上和墙壁裙堵铺上西方的“红毛”花砖,以及在大门外安装苏格兰铸造的铁栏杆。
  由本地土生土长华人所建造的庆徳楼,安装了一座通往二楼的铁制旋转梯。虽然旋转梯是在本地铸造,但却带有西方色彩。
  潮州人兴建的庙宇最大特点是屋顶上精致的嵌瓷和主梁下的金漆木雕。杨茳善说,闽南庙宇受潮州影响也采用剪瓷,但通常只用于花鸟设计。潮州嵌瓷除了花鸟,还有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粤海清庙最独特之处,是嵌瓷装饰不仅出现在弧形屋脊和垂脊上,还布满屋面,华丽之至。
  杨茳善认为客家人的望海大伯公庙属于漳潮建筑,虽较接近潮式建筑,但潮式庙宇采用开窗,望海大伯公庙则有两个小圆窗。该庙在屋顶卷草处有剪碗雕饰,但最独特的是部分雕饰是用蚶壳制成。蚶壳在古代是流通货币。
  相较于闽南潮州建筑,本地粤式庙宇显得朴素简单,最大特点是屋脊没有弧度而呈直线,屋顶装饰采用石湾陶和琉璃瓦。建筑的木结构不上漆,最多涂油,展现自然木纹。典型的粤式古建筑例如旧同济医院还有另一个特点,那便是高大突出的山墙,而且沿用锅耳墙或马头墙。
  杨茳善说,从建筑学看,海南人没有自己的一套建筑风格,新马一带的海南人建庙时一般沿用粤式庙宇特色,例如高大的山墙。
  他说,本地最古老庙宇不仅反映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不同籍贯族群的深厚历史,也能看到这些族群南来后的相互影响,在保存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也吸收其他籍贯,甚至其他种族的建筑特色。
  这些庙宇在最初建庙时不是面海就是近河,例如天福宫、庆徳楼、望海大伯公庙和琼州天后宫都是坐落在海边,而凤山寺、粤海清庙则靠近新加坡河,万山福德祠则靠近加冷河。

各籍贯族群最古老庙宇巡礼:

●天福宫——福建帮最具代表性庙宇
  本地福建帮于1840年创建的天福宫,是典型泉州式建筑,由开埠时期福建帮领导人陈笃生和陈金钟父子创建。庙宇崇祀守护航程安全的“天后圣母”(即妈祖),两侧则供奉保生大帝和关圣帝君(关羽)。
  天福宫在1998年至2000年耗资400多万元进行落架大翻修时,首次卸下高悬在大殿的“波靖南溟”御匾,结果在锡筒内发现清朝光绪皇帝的御书原件。这座古庙在2011年再耗资200多万元展开修复工程。

●凤山寺——南安族群最引以为傲庙宇
  本地南安族群最引以为傲的国家古迹,最初由祖籍诗山凤坡的梁壬癸于1836年创建。该古庙在2006年耗资255万元展开落架大修,于2010年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亚太区文化遗产保存卓越奖,是本地古庙至今获得的最高荣誉。
  目前位于莫罕默苏丹路的凤山寺,是林谋盛之父林路带领邑人于1908年重建,是典型的泉州庙宇。

●粤海清庙——潮州帮最具代表性庙宇
  从2010年起耗资750万元进行落架大修的粤海清庙,是潮州社群最早的一座庙宇,去年赢得联合国亚太文化遗产保存优异奖。
  粤海清庙是由两个左右相连的祠庙组成,左边是天后宫,供奉着天后妈祖,右边为上帝宫,崇祀着玄天上帝,即北帝。
  这座位于菲立街的精致庙宇,具体的创建年代有待考证,但一般认为是在1820年之后。目前,该庙宇仍延续着1896年扩建时的规模与样貌。

●万山福德祠——广府社群最具代表性庙宇
  本地广府人创立的庙宇犹如凤毛麟角,目前位于沈氏通道的万山福德祠,与加冷河早期的砖窑史息息相关,也是本地最具代表性的粤人庙宇。
   万山福德祠的创立年代有待考察,但庙宇负责人认为可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现有庙宇兴建于1900年,庙内供奉着福德正神(大伯公)、金花夫人、华佗先 师、保生大帝、花公花婆和十二奶娘等。庙宇的土地被政府征用后,曾向建屋局租地30年,契约已在2009年中到期,目前命运未卜,前景不明朗。

●望海大伯公庙——客家社群最具代表性庙宇
  从前坐在“海唇”上“望海”的新加坡客属八邑福德祠,是本地目前唯一由客家人创立和管理的庙宇。据说大伯公庙创立于莱佛士开埠时期,但现有庙宇建于1844年,它汇集本地客家族群的历史、文化和共同记忆。
  位于珊顿道附近珀玛路的福德祠,自33年前被政府征用之后,便一直处在前景不明朗的胶着状态。

●天后宫——海南社群最具代表性庙宇
  1962年落成的琼州大厦坐落在琼州天后宫原址,海南人最古老的庙宇,目前虽被“包”在大厦内,仍能从后巷看到原庙的粤式“锅耳墙”。
  海南天后宫的历史可追溯到1854年,海南乡贤韩亚二和王志德等人在马拉峇街买下三间店屋来设庙建会馆。后来,在1880年再通过集资购买现有地段,于1887年建好这座传统古庙。
  海南人也崇祀天后圣母,另外供奉水尾圣娘和昭烈一百零八兄弟。

●庆徳楼——早期土生华人最古老私庙
  目前已变身为玉皇宫的国家古迹庆徳楼,可说是本地土生土长华人所建造的最早的庙宇。作为天福宫“东塔”的庆徳楼,原本是庆德会成员的私人祠堂和家庙。
  庆德会由36个家庭于1831年创立,但庆德楼兴建的年代待考,学者估计它建于1847年至1856年之间。新加坡道教协会于2010年顶下庆徳楼后,便耗资380万元修复占地200多平方米的庆德楼。


《联合早报》 - 文史爱好者寻获130年划地界石 章芳林巴西班让拥地多少添新线索 (2015-09-28)


http://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50928-531344

  本地华社先贤章芳林及其家族当年拥有的房地产范围多大,如今或许难以确定,但一群文史爱好者前年在南波那维斯达路寻获一对曾用来标志章芳林父子产业分界的界石,为章芳林及他的家族史相关的研究,增添新线索。
  出生于新加坡的章芳林(1825年-1893年),继承父亲章三潮的烟酒生意及大笔财富。他生前乐善好施,曾独资组织消防队,拨款兴建孤儿院,出资支持及兴建庙宇、学堂等。
  由于章芳林对社会做出许多贡献,获海峡殖民政府封为太平局绅。他出钱在市中心建立公园,也就是现在的芳林公园。

刻有章芳林商号“苑生”
  其中一块历尽岁月沧桑的石碑,刻上“苑生界止”四个字。“苑生”是章芳林的商号,这块界石,约一米高,估计有近130年历史,近300公斤重,相信曾用来标明章芳林产业的界线。今年5月起,“苑生界止”石碑在土生文化馆展示,放置在“高山仰止-50位土生社群先驱的非凡人生”展览中介绍章芳林的展区内。该展览将举办至明年4月。
  另一块已断了一大截的石碑则刻有“苑生(全记)界止”,约50公斤重,相信是标明章芳林的儿子章壬全产业范围的界石,目前储存于裕廊西的文物保管中心。章壬全于1940年逝世。
  两块界石从近乎被遗忘到受保护,过程曲折,充满机缘巧合,也反映本地文史爱好者对抢救文物的热心与坚持。
  在国家博物馆担任义务导览员的李国樑(53岁,特许工程师)、刘家明(60岁,电子工程师)和目前已退休黎上增(65岁),以及文史研究员吴庆辉(55岁),在寻获两块界石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

寻碑过程曲折离奇
  曾住在南波那维斯达路附近的黎上增,早在12年前就无意间发现“苑生界止”石碑的位置。黎上增说:“界石处在一所幼儿园篱笆外和马路之间的地方。当年它布满青苔,看不出字样。直到2003年某天,界石上的青苔消失了,上面浮现‘苑生界止’四个字。”
  他拍下石碑的照片,询问当时在国家博物馆任职的吴庆辉。吴庆辉请教时任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副馆长的林源福,确认界石与章芳林的关联。由于不确定界石所处位置是由哪个政府部门负责,黎上增与吴庆辉决定让界石留在原地,日后再决定是否进行搬运。
  黎上增后来搬了家。“我是提心吊胆的,毕竟那一带要兴建新住宅,我担心界石会被移动或破坏。”
  2013年,李国樑从黎上增那里获知界石的存在,决定亲自去探看。李国樑说:“那天是清明节,我根据黎上增描述的位置去找,却看不到界石,一度以为找不到了。可是,我仿佛‘鬼使神差’地走向马路斜对面,突然在一道小山坡上,发现了另一块断碑。它仿佛是被遗弃在那里,上面似乎刻有字,但当时看不出端倪。”

章氏家族经营鸦片生意
  一周后,李国樑同刘家明一起重返山坡,在断碑上撒爽身粉,“苑生(全记)界止”字样才浮现。两人也在一堆树丛下找到“苑生界止”石碑。两块石碑被寻获时,位置相隔100米。
  李国樑说:“冥冥中似乎注定,我们必须先找到(章芳林)儿子的界石,才找到父亲的界石。”
  由于那一带的发展项目越来越多,这群文史爱好者担心两块石碑会被丢弃或遭破坏。李国樑、刘家明、吴庆辉及另三名义务导览员前年7月13日,决定将石碑搬运到国家博物馆储存。
  由花岗岩制成的“苑生界止”石碑不易搬动,幸好当天有数名热心客工的帮忙,任务才顺利完成。
  史料记载,章芳林在振瑞路(Chin Swee Road)和合乐路有许多房地产。
  刘家明说,南波那维斯达路就在巴西班让,属于富人住宅区,章芳林家族在那里有房地产也不稀奇。何况,章氏家族经营鸦片烟生意,两块界石被寻获的地点不远处就是“鸦片山”(Bukit Chandu),即当年属于殖民地政府的全东南亚最大的鸦片提炼工厂所在地,而章氏也可能为经营鸦片业务而在该处置产。




《联合早报》- 珍稀文化资产:先贤名人街道双语并列 (2015-10-11)


http://www.zaobao.com.sg/forum/opinion/story20151011-536218


  马国土地比我们广袤得多,集合其14城镇以华人命名的街道也不到80条,而新加坡一弹丸小岛,以华人先贤、种植者、富贾来命名的街道就多达200条,个人或家族成员齐上,一人一条街,区内全是“咱们家爷爷的路”,比现今富商的一二栋楼,威水多了。
   城市街道以伟人、先贤、名人命名,新加坡不算独有,但若以城邦的土地面积、人口与街巷密度、命名族群与样式之丰富多样来衡量,我国弹丸之地表现出优异成 绩,如果街名双语并列,更能显示新加坡的国际水平与人文内涵,看似无甚稀奇的街道名称,实含深层的社会、生态与文化意涵,尤其对一个新兴城邦而言。
   早年旅游,在中国多个省市都看到建国路、建军路、解放路、胜利路、团结路,到台湾各地也遇见多条中山路、复兴路、重庆路、南京路,初次到访的旅客经常邂 逅相同街名。大凡街道名字突出革命、建军、胜利等名号,自然多为社会主义国度,或折射一种筹谋反攻复国大计的毕生宏愿,苦心都可以理解,但其国内省市皆效 仿首都首府做法,就显乏味。旅客同个时期密集到访同一国家不同城市,扑面而来一般同仇敌忾的革命忠烈街名,入夜寻觅夜宵美食,朦胧灯影下漫步,经常时空错 乱,不知身在何处,这里描述的,是许多年前没有谷歌、没有手机、没有GPS的年代。
  小都会如港、新、马国某些城镇,街名地方色彩富足,尤其是港、新二地,除了一般以名人、机构、历史文化命名之外,还有中外城市地方、殖民者与皇室成员、建筑、天文、行业,以至节庆、食品、动植物的称谓,通通有资格留名。这是对人民生活的尊重。
   新加坡没有大江大河、森林湖泊,但高低有致、曲折蜿蜒的路段,从殖民时代沿用至今的形制分类,一贯英国人的科学思维、一板一眼,街道名称充满地理趣味和 乡土气息,非大路、大道、大街般的工整铁板,该弯时弯,是径就径、遇岭造岭,既精确反映地形,也刻意细分地段以资识别,不让条条大街专横十数里。
  城市规划与路段厘清,秉承不含糊的科学头脑,延续在地的地形独特性,让蕞尔小岛拥有如斯丰富的地理名词:滨海、港湾、码头、山、谷、岭、景、段、台、径、埔、坊、坪、坂、坡、域、园、林、弯、圈、巷、弄、道、通道、环道、连路。
  更关键的,是星洲数百年来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菁英、劳工及探险家移民,铸造了极其独特的名人街道流芳史。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11-17)曾发文“海外以华人名字命名的街道(作者注:‘海外’指中国境外),言及“马来西亚14个城镇中,以华人名字命名的街道起码有77条之多。”
  马国土地比我们广袤得多,据上所述,集合其14城镇以华人命名的街道也不到80条,而新加坡一弹丸小岛,以华人先贤、种植者、富贾来命名的街道就多达200条,个人或家族成员齐上,一人一条街,区内全是“咱们家爷爷的路”,比现今富商的一二栋楼,威水多了。
   再据官方街道指南初步统计,包括马来裔、华裔、印裔、欧亚裔、少数族裔名人而命名的街道,总数超过千条,其中以殖民统治阶层的英人与皇室成员命名,就有 约600条,马来裔和印裔也多达数百条,加上命名族裔的多元和包容、与人口密度的比例,这世上不知还有哪个国家地区的名人街道,会比小岛新加坡更出众。
  除了名人,我们有很多植被的街道名称:杏仁道、白杨林、桦木林、秋海棠弯、仙人掌弯、杉木林、紫丁香道、含羞草弯、月桂木道、橡木林、独木山、棕谷路、松木林、红木道、花梨木道、玫瑰巷……
  另外以赤道丰盛水果入街名也不少,榴梿、山竹、红毛丹、人心果、柠檬,黄梨,连荔枝也有,还有中文只音译英文植物街名的腰果弯、肉桂弯、木麻黄路、雪松道、樱桃道、雏菊道。
   这还没完,我们有很诗意浪漫、田园风情的街道(原名为英文):绿岸、夏坊、青谷坡、绿叶林、青木弯、春林台、泉滨景、斜阳道(不是“夕阳”)、海风林、 海鸥径,新加坡多有文化气质!在盛产松木、红木、花梨木、柏杨、桦木、樱桃、肉桂、杏仁的北方,想必都没有新加坡人对园林作物的这番深情。可惜上述高水平 的中文译名,只是刊印在中文版的街道指南,如果中译街名也能出现在街道指示牌上,肯定能为新加坡的市容增添缤纷多彩的人文风景。
  已晋升世界发 达之列的我们,对于彰显华裔先贤(包括本身拥有中文姓名的土生华人)艰苦奋斗最终扬名本区的名人街道,至今为何不能自豪而崇敬地还原其名、自信感恩在大街 上宣示“黄浦、义顺、文庆、国专、佘街、延谦、金钟、金声、陆佑、运涛、陈笃生、余东璇、芳林公园”等近二百先贤的中文名字?
  街牌语文可视先 贤族裔灵活处理,以英华、英巫、英印语文标志,这在外部而言明显能促进旅游业,也绝对有助内部族群的和谐团结,更是推进本地翻译水平的最佳示范,还给母语 滑坡的新一代上了珍贵而“无处不在”的历史课,更是政府念兹在兹的“双文化”的漂亮实践。另一同样重要的目的,则是对广义的“建国一代”,接续完整真实的 历史传承和记忆链接。
(作者从事媒体与翻译培训)




《联合早报》- 活着的国家古迹 (2016-01-10)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story20160110-569195


  上个月我国的国家古迹再添一员,前浮尔顿大厦(现富丽敦酒店)被列为第71个国家古迹。这是历史性建筑物的至高荣誉。本地有哪些国家古迹?这些古迹是如何鉴定及保留?保存古迹法令又如何运作?
  国家古迹保存是按照法令执行,具有法律保障。政府在1970年制定保存古迹法令(Preservation of Monuments Act),第二年成立国家古迹保存局(Preservation of Monuments Board)开启了鉴定国家古迹的工作,第一批国家古迹于1973年诞生。
  谈到保留古迹,人们可能会联想到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故居。故居最终是否会被留下,列为国家古迹仍是悬念。按照本地保存古迹法令,文物局会征询私人和公共领域专家的意见,同时争取业主的支持保留老建筑,法令能发挥多大影响力备受关注。
  新加坡建国只有50年,在受保留的71个国家古迹中,“楼龄”最久的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其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初的1826年,而最“年轻”的裕廊镇大会堂建于1971年至74年间,反映了我国鉴定国家古迹着重的是建筑物在国民历史书写历程中的代表性和意义。》p11-16
  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古迹与遗址保存司助理经理张裕(25岁)受访时指出,我国国家古迹是“活着的古迹”。
  她指出,许多古迹至今仍是原生社群的生活场所,这些社群透过建筑物的历史和外界互动,让本地人、外来居民和游客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等知识。文物局也定期主办国家古迹导览活动,吸引公众参加,多年来深受欢迎。
  古迹与遗址保存司的前身是1971年成立的国家古迹保存局(Preservation of Monuments Board);2009年与国家文物局合并,2013年改为今天的名称。
  古迹与遗址保存司重组易名是为了更加突出它保存古迹的职能。根据古迹保存法令,它肩负了鉴定古迹、保存和传播古迹资讯、推广古迹教育,以及提供古迹保留、修复的指导规则和支援。

鉴定标准不一
  我国根据历史和社会价值、建筑特色等多个方面进行古迹的鉴定工作,因此国家古迹可以是宗教、民事、文化甚至商业建筑物。
  张裕说:“国家古迹鉴定工作需要大量的资料收集,考证建筑物的建筑特点,社会历史意义和建筑美学。考证过程中,须确认它对国家建设有多重要,和哪些重要的人、事件有联系。”
  她强调,每个经过审核的国家古迹都是独特的,鉴定工作很难用统一标准来进行。“国家古迹目前有71个,从国民意义的角度而言,它们是同等重要的。”
  按照原来的用途分类,71个国家古迹中宗教场所、学校、政府办公楼、公用建筑物占多数,其余还有酒店、富商宅第等。修复工程十分讲究,特别是华社的许多老建筑很少留下绘测图和旧照片,有时候得漂洋过海到该族群的来源地考察。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story20160110-569197

  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古迹与遗址保存司助理司长陈加定(47岁)向本报说明国家古迹审批的过程。
  他说,在确认该建筑物为古迹后,古迹与遗址保存司将为建筑物的持有者准备相关的保存条例资料,对于近年加建的项目会要求在修复工程施工时恢复原貌。
  以坐落在莫罕默苏丹路(Mohamed Sultan Road)的凤山寺为例,这座建于1908年至1913年的宗教建筑物,是当年来自中国福建南安的南安人所兴建。1978年凤山寺被列为古迹,当时为了确认建筑物的建筑风格,新加坡南安会馆所聘用的古迹修复顾问曾赴南安诗山考察当地的庙宇特色。70年代添加的瓷砖装饰在修复寺庙时拆除,恢复原貌。
  陈加定补充,作为公用建筑物,国家古迹需要遵守现行的建筑管理条例,确保公众安全。因此它们都得符合消防、逃生的现行安全规定。例如建于1937年至38年的前统帅府(位于武吉知马路一带)在修复时,外部添加逃生梯。
  陈加定说:“新加坡迈入老龄化社会,确保长者的活动便利也是古迹修复时需要注意的细节。”
  古迹保存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往后的维修工作,以及维持经营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我国的国家古迹都作为公用或商业用途,确保它们有能力“自力更生”。
  陈加定强调,活用国家古迹是新加坡独特之处。71个古迹,其中31个被非营利机构团体使用,其余多作为公共事业与商业用途。
  他说,31个非营利机构所经营的古迹可向国家古迹基金(National Monuments Fund)申请津贴,至于其他出租作商业用途的古迹则由经营者负责维修保养的费用。其中,不少古迹是政府办公楼、学校,它们所属的政府部门也负责保养费用。
  国家古迹基金于2008年设立,政府拨出500万元款项,分五年资助非牟利的国家古迹进行维修。去年,政府另添700万元投入基金。非商业和非牟利古迹可以共同负担的形式,向古迹与遗址保存司申请进行修复工作,及增设为照顾老龄化社会需求的设施项目。

古迹的生命力与使命——解读亚美尼亚教堂
  亚美尼亚教堂(Armenian Church of St. Gregory the Illuminator)信托人之一皮埃尔·亨尼斯(Pierre Hennes,43岁)常驻在教堂旁的原牧师宿舍。受访时,他笑称:“我居住在新加坡最棒的房子。巴士站就在大门前,地铁站也在附近……”
  19世纪30年代建成的亚美尼亚教堂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基督教堂,它的建筑师是殖民地时代负责公共事业和城镇规划的第一任总监,爱尔兰建筑师科尔曼(George D. Coleman)。该教堂当年是居住在新加坡的亚美尼亚人的活动中心,现在仍是本地亚美尼亚人的精神故乡。
  亚美尼亚(The Republic of Armenia)位于欧亚交界的高加索地区,也是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众多共和国之一。
  当年的亚美尼亚社区人才辈出,像培植国花万黛兰的爱尼丝·卓锦(Agnes Joaquim)、创办莱佛士酒店的萨尔基奇兄弟(Sarkies Brothers)、《海峡时报》创办人之一的摩西(Moses Catchik)。在新加坡建国进程中,这个当年最多只有80人的小社群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
  现任教堂信托理事自2001年接棒以来采取了和以往团队不一样的运营作风,强调公开透明开放,并加强教堂的法律基础,确保教堂永续经营。
  2003年以来,教堂每天定时敞开大门,迎接本地和外国游客。每天70至100名造访者当中,至少有1人来自亚美尼亚。教堂也积极参与国家文物局主办的教育活动,包括连续三年在夜游古迹活动期间点亮教堂园地,营造白天所看不到的游览经验。
  亨尼斯说,对于亚美尼亚人来说,这座教堂象征了先辈们的生存斗志,他们在300年前从亚美尼亚到伊朗,再经过印度、孟加拉、缅甸、槟城,最后落户新加坡。这些地区都有亚美尼亚人在当地建设教堂的足迹。
  他说:“当年在新加坡的亚美尼亚人只有三四十名,全盛时期只有80人,他们为后代子孙打下基础。我们希望透过积极地参与古迹与遗址保存司的活动,教育我们的年轻一代,也让本地人和游客知道亚美尼亚人对新加坡的影响。”
  目前,居住在新加坡的亚美尼亚人约有100名。三分之一是当年旅居本地亚美尼亚人的后裔,另外三分之一在2003年开始前来定居,金融海啸后,另外三分之一移民到新加坡。这些在本世纪才移居新加坡的亚美尼亚人都能说亚美尼亚语言,仍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
  今年是该教堂180周年,配合纪念活动,筹备了三四年的亚美尼亚博物馆将在年底启用。它将成为亚美尼亚人的教育中心,访客到教堂也可参观博物馆,进一步认识该社群的历史和文化。亚美尼亚博物馆由也是百年建筑的原牧师宿舍改建。
  亨尼斯说,保存古迹除了制定条例,更重要的是日常有人负责管理照顾。
  他指出,古迹建筑最花钱的是消除白蚁,更换屋檐这些大工程项目。五年下来,工程费用高达50万元。目前,教堂主建筑的维修工程基本上已完成,新装置的发电系统方便在此主办婚宴的客人,不需要自备发电机。不久教堂内会装置冷气,为参加活动的宾客提供更舒适的环境。
  教堂平均每年主办35至40场婚宴,预计设施提升后接办活动的次数会增加。收入增加无形中奠定了教堂永续经营的条件。
  论及新加坡古迹保存工作,亨尼斯观察到,新加坡独立后的前40年进行了大量的国家认同建设——为了创造现在不惜打破过去的历史和记忆。
  他说:“现在公民社会日趋成熟,开始思考过去的价值,2000年以后,人们对保存过去更加重视,在文化保存工作方面,老建筑、文化传统被赋予角色,得到更多关注。”

国家古迹知多少?
  现有的国家古迹,你知道多少个?
  若按71个国家古迹原有用途分类,以宗教、文化和公益性质的建筑占多数,近五成,公共建筑占三成,与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有关的则是第三大类,占一成,剩下的是商业建筑和私宅。
  这样的组合和比重体现了在国家建设进程中,不同历史阶段所发生的事件和族群记忆将获得永久保存。在受保留的公共建筑古迹中,很多是英殖民地时代留下的产物,它们代表了岛国推崇法治、公共服务效能的历史渊源。
  宗教建筑古迹占多数,和早期宗教活动与不同社群的社交生活密不可分。例如凤山寺是由100多年前从福建南安南下到狮城的福建移民兴建的。当年的凤山寺也是南安人在新加坡的社交中心,南来移民会到那里寻求支援,结交朋友。
  这些宗教场所至今还非常活跃,贯彻我国活用国家古迹的精神。

古迹分布体现城市规划史
  也有一些国家古迹因为位置较偏远,或用途与之前的相差十万八千里而让人忘记它们的历史地位。
  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古迹与遗址保存司助理经理张裕指出,一些古迹由于地点关系,知名度不及聚集在市中心的建筑,也有一些因为是政府办公楼,平时公众很少接触,因此可能也没有想到它们其实是国家古迹。
  例如位于新加坡中央医院里的陈德源大楼,它和医学大厦一样在2002年被列为国家古迹,但由于位置比较不明显,不容易被看到。它建于1910至11年,是新加坡第一所医学院。这座国家古迹是陈笃生孙子陈齐贤出资兴建,以其父陈德源命名。
  另一个公众较少机会接触到的国家古迹是前总检察署(现国会大厦C座)。这座20世纪初建成的大厦一直作为公共建筑用途,直到1991年进行修复工程,次年被列为国家古迹。我国兴建新国会大厦时把它纳入国会大厦建筑群一员,作为国会秘书处和议员图书馆等设施用途。
  国家古迹的分布也反映了我国城市规划的历史。国家文物局古迹与遗址保存司助理司长陈加定指出,东部目前只有中正中学总校一个国家古迹,北部则有前海军司令部官邸,东北部的后港斗母宫和圣母圣诞堂,西部前南大图书馆兼行政楼、建校纪念碑和牌坊、裕廊镇大会堂,大部分古迹都集中在南部和市中心。
  不过,即使是位于市中心和南部的一些国家古迹,平日人来人往,大家习以为常,忘记它们大有来头。
  位于乌节路一带的前陈旭年宅第、良木园酒店(主楼)、麦唐纳大厦等为例,它们分别在1974年、1989年和2003年被列为国家古迹。
  前陈旭年宅第建于1882至85年间,是19世纪四大潮州头家豪宅硕果仅存的一栋。它见证了潮州富商在殖民地时代所享有的社会地位,陈家搬迁后由红十字会接管,二战时曾受战火摧毁沦为日军货仓。现由鹏瑞利房地产控股(Perennial Real Estate Holdings,简称PREH)所持有,此前曾被芝加哥大学租用为校舍。
  良木园酒店(主楼)曾是德国俱乐部,独特的建筑设计是德国人遗留新加坡的足迹。这栋有115年历史的建筑物也是新加坡酒店业从殖民地时代直到今天繁荣发展的象征。
  麦唐纳大厦当年的派头可不小。它建于1948年至49年,是东南亚第一栋有冷气设备的办公楼。它的设计和建造为我国全冷气设备办公楼开了先例。上世纪60年代马印对抗时期(Konfrontasi),印度尼西亚曾在此装置炸弹,导致3人死亡,多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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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迹的存在,跟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息息相关,但对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来说,却往往因为近在眼前,反熟视而无睹。本期专题找齐71个国家古迹,希望大家可以逐个去重新发现它们的美,进而更爱惜自己生活的地方。

宗教∕文化∕公益场所
亚美尼亚教堂(建于1835-36年)
Armenian Church of St. Gregory the Illuminator 60 Hill St S179366
天福宫(建于1839-42年)与崇文阁(建于1849-52年)
Thian Hock Keng and Chongwen Ge 158 Telok Ayer St S068613
圣安德烈座堂(建于1856-61年)
St. Andrew’s Cathedral 11 St Andrew's Rd S178959
善牧主教座堂(建于1843-47年)
Cathedral of the Good Shepherd 4 Queen St S188533
圣乔治教堂(建于1910-13年)
St. George’s Church 44 Minden Rd S248816
卫理公会直落亚逸礼拜堂 (建于1924-25年)
Telok Ayer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235 Telok Ayer St S068656
布连拾街长老磐石堂 (建于1930-31年)
Prinsep St Presbyterian Church 77 Prinsep St S188649
圣伯多禄及保禄堂(建于1869-70年)
Church of St. Peter and St. Paul225A Queen St S188551
圣约瑟教堂(建于1906-12年)
St. Joseph’s Church 143 Victoria St S188020
圣德肋撒天主教堂(建于1927-29年)
Church of St. Teresa 510 Kampong Bahru Rd S099446
露德圣母堂(建于1886-88年)
Church of Our Lady of Lourdes50 Ophir Rd S188690
滑铁卢街犹太教堂(建于1873-78年)
Maghain Aboth Synagogue 24/26 Waterloo St S187968
圣母圣诞堂 (建于1898-1901年)
Church of the Nativity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1259 Upper Serangoon Rd S534795
圣诺犹太教堂(建于1905年)
Chesed-El Synagogue 2 Oxley Rise S238693
凤山寺(建于1908-13年)
Hong San See 29 Mohamed Sultan Rd S238973
莲山双林寺(建于1904-07年)
Former Siong Lim Temple (Lian Shan Shuang Lin Monastery) 184E Jalan Toa Payoh S319944
粤海清庙(建于1852-55年)
Yueh Hai Ching Temple 30B Phillip St S048696
后港斗母宫(建于1919-21年)
Tou Mu Kung 779A Upper Serangoon Rd S534648
陈氏宗祠(建于1876-78年)
Tan Si Chong Su  15 Magazine Rd S059568
应和会馆(建于1844年)
Ying Fo Fui Kun 98 Telok Ayer St S048474
前庆德会(新加坡玉皇宫,建于1856年之前)
Former Keng Teck Whay Building (Singapore Yu Huang Gong) 150 Telok Ayer St S068608
哈贾法蒂玛 回教堂 (建于1845-46年)
Hajjah Fatimah Mosque 4001 Beach Rd S199584
马里安曼印度庙(建于1843年)
Sri Mariamman Temple 244 South Bridge Rd S058793
斯里尼瓦沙柏鲁马印度庙(建于1961-66年)
Sri Srinivasa Perumal Temple 397 Serangoon Rd S218123
丹达乌他帕尼印度庙(建于1859年)
Sri Thendayuthapani Temple 15 Tank Rd S238065
詹美回教堂(建于1830-35年)

Jamae Mosque 218 South Bridge Rd S058767
苏丹回教堂(建于1924-28年)
Sultan Mosque 3 Muscat St S198833
阿都卡夫回教堂(建于1907年)
Abdul Gafoor Mosque 41 Dunlop St S209369
阿卡夫回教堂(建于1931-32年)
Alkaff Upper Serangoon Mosque 66 Pheng Geck Ave S348261
纳歌达卡印度回教文化遗产中心(建于1828-30年)
Former Nagore Dargah (Nagore Dargah Indian Muslim Heritage Centre)
140 Telok Ayer St S068604
阿尔阿布拉回教堂(建于1850-55年)
Al-Abrar Mosque 192 Telok Ayer St S068635
商业建筑 前同济医院(建于1891-92年)
Former Thong Chai Medical Institution 50 Eu Tong Sen St S059803
莱佛士酒店(始建于1887年)
Raffles Hotel 1 Beach Rd S189673
良木园酒店(主楼) (建于1899-1900年)
Goodwood Park Hotel (Tower Block) 22 Scotts Rd S228221
前浮尔顿大厦(富丽敦酒店,建于1924-28年)
Former Fullerton Building (The Fullerton Hotel) 1 Fullerton Sq S049178
前国泰大厦(建于1937-41年)
Former Cathay Building (The Cathay) 2 Handy Rd S229233
麦唐纳大厦(建于1948-49年)
MacDonald House 40 Orchard Rd S238838
前福特汽车厂(建于1941年) Former Ford Factory (Memories at Old Ford Factory)
351 Upper Bukit Timah Rd S588192
学府 前圣婴女校礼拜堂与古德威尔屋 (赞美广场,始建于1840年)
Former Convent of Holy Infant Jesus Chapel and Caldwell House (CHIJMES)
30 Victoria St S187996
前圣约瑟书院(新加坡美术馆,始建于1855年)
Former St Joseph’s Institution (Singapore Art Museum) 71 Bras Basah Rd S189555
前南洋大学图书馆兼行政楼、建校纪念碑和牌坊 (建于1954-55年)
Former Nanyang University Library &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Memorial & Arch
Nanyang Drive & Jurong West St 93
前道南学校(土生文化馆,建于1910-12年)
Former Tao Nan School (The Peranakan Museum) 39 Armenian St S179941
华侨中学(钟楼)(建于1923-25年)
Chinese High School Clock Tower Building 673 Bukit Timah Rd S269735
前莱佛士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武吉知马校园,建于1926-28年)
Former Raffles College (NUS Campus at Bukit Timah) 469G Bukit Timah Rd S259776
中正中学(总校)行政楼和牌坊(建于1965-68年)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Main)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and Entrance Arch
50 Goodman Rd S43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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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筑
海滨公园纪念碑群:林谋盛烈士纪念碑(建于1953-54年)∕陈金声喷泉(建于1882年)∕世界大战阵亡战士纪念碑(建于1920-22年)
Esplanade Park Memorials: Lim Bo Seng Memorial, Tan Kim Seng Fountain and Cenotaph
Esplanade Park, Connaught Dr
总统府与斯里淡马锡(建于1867-69年)
Istana and Sri Temasek Orchard Rd S238823
前政府大厦(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建于1926-29年)
Former City Hall (National Gallery) St Andrew’s Rd S178958
维多利亚剧院(建于1855-62年)及音乐厅(建于1903-05年)
Victoria Theatre and Concert Hall 9 Empress Place S179556
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建于1826-27年)
Former Parliament House and Annex Building (The Arts House) 1 High St S179429
前最高法院大厦(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建于1937-39年)
Former Supreme Court (National Gallery) 1 St Andrew's Rd S178957
前皇后坊大厦(亚洲文明博物馆,建于1864-67年)
Former Empress Place Building (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 1 Empress Place S179555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建于1884-87年)
National Museum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93 Stamford Rd S178897
前总检察署(国会大厦C座,建于1906年)
Former Attorney-Generals Chambers (Parliament House Block C) No.1 Parliament Place S178880
裕廊镇大会堂(建于1971-74年)
Jurong Town Hall 9 Jurong Town Hall Rd S609431
前直落亚逸巴刹(老巴刹,建于1890-94年)
Former Telok Ayer Market (Lau Pa Sat) 18 Raffles Quay S048582
前禧街警察局(建于1931-34年)
Former Hill Street Police Station 140 Hill St S179369
前丹戎巴葛火车总站(建于1929-31年)
Former Tanjong Pagar Railway Station 30 Keppel Rd S089059
医学院大厦(建于1926年)
College of Medicine Building 16 College Rd S169854
前圣占姆士发电厂(建于1924-27年)
Former St James Power Station 3 Sentosa Gateway S098544
前劳工部大厦(家事法庭,建于1928-30年)
Former Ministry of Labour Building (Family Justice Courts) 3 Havelock Square S059725
前陈旭年宅第 (建于1882-85年)
Former House of Tan Yeok Nee 101 Penang Rd S238466
鲍尔楼(建于约1926年)
Bowyer Block 11 Third Hospital Ave S168751
前统帅府(建于约1937-38年)
Former Command House 17 Kheam Hock Rd S298791
前海军司令官邸(建于1923-39年)
Former Admiralty House 345 Old Nelson Rd S758692
中央消防局(建于1908-09年)
Central Fire Station 62 Hill St S179367
陈德源大楼(建于约1910-11年)
Tan Teck Guan Building 16A College Rd S169855
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建于1966-67年)
Civilian War Memorial Beach Rd
前新加坡大会堂与职工总会大厦(新加坡大会堂,建于1962-65年)
Former Singapore Conference Hall and Trade Union House (Singapore Conference Hall) 7 Shenton Way S068810
其他 甘榜格南皇宫 (建于约1839-43年)
Istana Kampong Gelam 85 Sultan Gate S198501
晚晴园 ——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建于约1880年)
Former Sun Yat Sen Villa (Sun Yat 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12 Tai Gin Rd S327874




《联合早报》- 暖带入春风 本地华人庙宇一瞥 (2016-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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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华人通史》是本地首部以华文书写、专注于新加坡华人的通史,是一部介于学术与通俗之间的历史专著,由新、马、中、港、澳(洲)37位 学者共同编撰完成,涵盖自14世纪迄今新加坡近700年的历史,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早报周刊《话史》版将分四期选登该书的部分章节片段,以飨读者。这 期的主题是本地华族庙宇。
  在社会生活和娱乐方式尚不丰富的年代,庙宇成为华人节日庆典的主要场所,而农历新年对于华人来说,无疑集合了节日来 源的所有要素。新年期间,大部分新加坡华人都要扶老携幼去庙里拜拜,除了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家和人旺,更要讨个红包求个开年好彩头,顺便找找自己的值年太 岁祷告一下,保佑自己在新的一年里趋吉禳灾。
  说到庙宇,新加坡星罗棋布的华人寺庙宫观,无论大小新旧,都有自己的故事和传奇。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三间久负盛名且在华人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庙宇,让那一段段与庙宇有关的传奇佳话陪伴您度过佳节。

天福宫
功能多元的妈祖庙

  位于市区繁华地带的天福宫,历史悠久、地位显赫,其优雅细腻的建筑风格亦受到游客的喜爱,如今已是狮城著名的旅游胜地。
  天福宫于1840年由闽帮人士建立。1821年,泉州的乌槽帆船首次直航至新加坡,掀开了中国沿海移民乘帆船大批南下的序幕。
  这艘帆船在直落亚逸靠岸时,海员们即在海滩上摆设香炉,设立神龛,安上天后妈祖的神位膜拜起来。随着漳泉人士的增多,闽帮人士决定建立正式的议事之所,便在妈祖神龛的基础上修建了后来的天福宫。

落成盛况
   天福宫的落成是当时华社的重要事件。宋旺相在《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中生动地记录道:“这一回的迎神行列,长达三分之一英里,可说锣鼓震天,彩旗蔽日。而 最精彩的还是那些彩女,都是五到八岁的小姑娘。一队队出现于行列中扎彩的花台上,穿的是满汉衣服。这些小孩双足踏在铁杆上。铁杆被掩藏在衣服下面。他们服 饰艳丽,又多笑脸迎人。有无数锦伞为她们遮掩炙热的太阳。”
  作为主祀海神妈祖的庙宇,天福宫最主要的功能当然是宗教信仰的场所,尤其是满足海上从业者和旅客的信仰需求。
  在殖民地时代,每三年天福宫举行一次迎神赛会,主事者事先在《叻报》上登载迎神路径,以昭告各商家善信做好迎神准备。迎神赛会之日,连《叻报》报社都要停工一天以示与众同欢。
  进入20世纪,天福宫的宗教活动依然丰富多彩,除了打醮超度,圆瑛法师也曾在30年代来天福宫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大批听众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
  1945年日本投降后,新加坡终于从日本人的统治下获得解放,佛教徒祈祷庆和平的活动就在天福宫举行。

曾担任的角色
  会馆:闽人建立天福宫的目的,在《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年立)中清楚列明,其一是“食德思报”,为感恩而设;其二是“唐人会馆议事之所”,即充当会馆功能。1860年福建会馆成立,附设于天福宫内。
  教育:1849年闽帮领导人陈金声在天福宫旁建了“崇文阁”书院,上层祭祀梓潼帝君,下层为学校,教授“四书五经”。1854年又创办了萃英书院,为华人子弟提供受教育机会。
  福利:天福宫作为闽帮权益的代表,要处理社群公务,也要负责照顾属下闽籍人士的福利,为他们排忧解难。例如寻觅工作、联络家人、给予金钱接济,甚至举办婚礼仪式。
  政治:在辛亥革命前,新加坡的大部分中国移民依旧认同并效忠于清政府;而清政府为了集资筹款、拉拢海外华侨以对抗海外革命党的壮大,则通过卖官鬻爵、赠送匾额等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新加坡建国后,国家高速发展,社会结构已然完备。天福宫完成各个时代赋予的政治社会功能,回归于宗教本体。
  1973年,天福宫被列为国家古迹,是新加坡华人历史文化的典型象征之一,以其细腻建筑、高超雕刻、华丽色彩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而其承载的厚重历史则成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华人社会的范本。

都城隍庙
一段僧俗唱和的佳话

  都城隍庙原称“星洲城隍庙”,后改称“丹戎巴葛都城隍庙”,简称都城隍庙,1905年由瑞于法师修建。在高楼林立的市区中,这座古香古色的小小城隍庙,成为一道令人瞩目的人文风景。
  都城隍庙所在的丹戎巴葛,原是一片面朝大海的渔村。
  随着新加坡的开发,丹戎巴葛地区被辟为新的港口,逐步发展成为新加坡重要的商业区之一,也是华人聚集的主要区域。
   鸦片战争后大量的华人劳工与苦力来到新加坡,他们大多数是年轻男子,或者单身,或者妻眷留在家乡。  他们工作十分辛苦,甚至充满危险性。为了减轻身心 的双重痛苦,他们往往沉溺于赌博、鸦片和嫖妓。据说都城隍庙的创立者瑞于法师,初到新加坡时就在丹戎巴葛、直落亚逸一带,替那些底层苦力占卜问事,以解他 们心灵之苦闷。

莫逆之交
  瑞于(1867-1953)法师,俗名黄杏村,自号痴禅。祖籍福建省晋江县。曾是前清 秀才,诗文俱佳,精通易学。20岁时在漳州龙溪南山寺出家。1904年左右来到新加坡。初来时,因人地生疏,乃设摊路旁,为人卜卦。之后受邀在凤山寺担任 住持。1905年,得星洲名士、富商邱菽园资助,在柏城街筹建了都城隍庙。
  传说邱菽园听闻瑞于卜卦颇灵,特意乘坐华丽马车前往问卜而与瑞于相识,从此二人成为莫逆之交。
  邱菽园(1874-1941),原名邱炜菱,字萱娱,号菽园。祖籍福建省海澄县,是新加坡著名的诗人和文化人,曾出版过多部诗文集,还成立过文社、办过报纸。他热心社会活动,曾与林文庆等人创办《天南新报》,支持康有为的维新变法运动。
   他也笃信佛教,参与过不少新加坡的佛教事务。而瑞于工于诗画、精于书文,佛学造诣深厚,精通易学。因为有着相同的知识背景和爱好,二人惺惺相惜,引为知 交。再加上都有颇高的诗词造诣,可以往来唱和,以诗文会友,因而相互赏识,建立了深厚友情。瑞于留下了《瑞于上人诗集》,邱菽园则有《菽园诗稿》等著作。
  1905年,邱菽园慷慨解囊为瑞于捐资修建了都城隍庙,供他清修。这份情谊着实令人感动。都城隍庙建成之后,这里也成为当时文人雅士聚会场所。
   都城隍庙大殿后有一片小院子,院子正中有一棵大榕树。瑞于和邱菽园等人常常在后院的大榕树下品茶、说古论今、诗词酬唱、谈玄论道,还吸引不少文化界名人 到庙里寻风雅。也有人不辞旅途遥远前来求笔墨之宝,使得这座庙宇当时颇有文化气息,远近驰名,也给都城隍庙留下了一段风雅往事。
  20余年后,邱菽园因投资失败宣布破产,从此生活潦倒,恶疾缠身,唯靠友人接济度日。瑞于不忘旧日之恩与相知之情,每周必去邱菽园寓所探望,带去日用品和银元,10年如一日,直到1941年邱菽园逝世为止。
  瑞于一直在都城隍庙里替人解签卜卦,他特意辟出一方静室,挂上“昭庆院”牌子(“昭庆院”之名的来历可惜已无人知晓),作为给信众卜卦问事、解决精神苦恼的地方。“昭庆院”静室至今保留在都城隍庙内。

诗词酬唱
   都城隍庙里挂有一幅瑞于法师的炭笔肖像画,右上角有邱菽园的题字“痴禅开士造像偈赞”:“者箇阿师,自名曰痴;既痴于禅,亦痴于诗;非儒非墨,不惠不 夷;侠游詟服,风雅主持;敏捷华藻,昂藏威仪;铃语殿角,茶烟鬓丝;丈室寂照,四海名驰;有相皆妄,念佛是谁;诗禅痴禅,一以贯之。”这首“偈赞”充分体 现了邱菽园对瑞于的理解和赏识。
  斯人已逝,而这段僧俗结交、诗词酬唱,以及报答知遇之恩的风雅历史仍在民间流传,被人称颂着。

双林寺
一代富商与一座禅寺
  中峇鲁区有一条安静的金榜路,除了几位历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怕是没有几个新加坡人懂得这条街道纪念的是百余年前的一代华商巨富——刘金榜(1838-1909)。不过若提起刘金榜与狮城第一禅寺双林寺的渊源,不少人倒是略知一二的。
  刘金榜出生之时,鸦片战争即将爆发。1858年,中国局势动荡,百姓生活艰难,20岁的刘金榜跟随同乡人的脚步,离开老家福建漳州市南靖县船场乡,远涉重洋来到新加坡谋生。

创立商业王国
  从打工仔到杂货店老板,再到富甲一方的巨商,40年间刘金榜通过自己的商业才干在新加坡创立了商业王国,成为当时的金融界巨头之一。只是这段奋斗期的历史记载并不多,他在历史上留下的重要足迹几乎都集中在人生的最后十年。
   而这十年是以一场奇梦来开场的。据《西禅小记》一书记载:“(贤慧禅师)次年戊戌(1898)至星洲,时刘公金榜父子俱梦金人西来,适禅师至,迎请留 住,敬之如佛,因虑师离星回闽,遂于小坡,募建双林禅寺,请师主持。”刘金榜因这场奇梦诚心挽留从印度朝圣而归、途经新加坡的贤慧禅师一家,并许诺仿照贤 慧禅师出家的福州怡山西禅寺的建制修建一座禅宗丛林。为实现承诺,刘金榜献出50英亩土地,50万家产,耗尽10年心血,一座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古香古 色的三进两庭四合院建筑“莲山双林寺”终于矗立于南洋一端。“莲山”是形容那片土地前低后高,环境清幽,如莲花之形;而“双林”则指佛陀在拘尼那城外的娑 罗树下涅槃时,四边的同根双树各一枯一荣的典故。双林寺因刘金榜与贤慧禅师的因缘而起,“双林”又似乎暗指二人共同的创举。
  但是双林寺建设工程启动的第三年便遭遇贤慧、性慧两位法师相继圆寂的打击。所幸刘金榜不改初衷,在接下来的几年为建双林寺大力奔走,积极募款,终于在1909年完成全部工程。遗憾的是,这一年冬天刘金榜病逝,而双林寺尚未举行开幕大典。
  尽管最终建成的双林寺总占地不到刘金榜所奉献地皮的十分之一,但相较于当时新马地区其他庙宇已然是恢宏壮阔、巍峨壮观的宏伟建筑了。而且双林寺完全遵照福州西禅寺的建筑模式修建,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观音堂、功德堂,排列有序;飞檐翘翅、雕梁画栋,美轮美奂。
  时至今日,双林寺已经历14位住持。1980年,新加坡古迹保存局宣布双林寺为第19个国家古迹,是当时唯一被列为国家古迹的佛教寺院。如今的双林寺成为闹市中的一方净土,它既是佛教徒的精神家园,也吸引着慕名而来游客们。

信徒赶来插头香
   双林寺也是每年春节信徒们赶来插头香的主要庙宇之一。每年农历新年除夕晚上,本地有插头香的习俗,各大庙宇宫观均在除夕晚上彻夜开放,迎接如潮水般的信 徒赶来插新年的第一炷香,以迎春纳福,祈求好运相随。此时的双林寺一改往日的清幽,张灯结彩,广迎信众,普施善缘。刘金榜如果看到今日大放异彩的双林寺, 定当是心有所慰吧。
  新加坡的庙宇有讲不完的传奇故事,它们或者关乎信仰,或者关乎历史,或者关乎文艺。他们是岛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 承载华人集体记忆的方式之一。庙宇与节庆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只是春节,任何时令节庆,如果你不知道该去哪里,那就去逛逛庙宇,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 和惊喜。




Straits Times - Building's rich history (2015-12-8)





Straits Times - Fullerton Building now a national monument (2015-12-8)






《联合早报》- 独一无二的云南园 (2016-03-09)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talk/story20160309-590591

  南洋理工大学招标重新发展云南园的消息传出后,备受各界关注。一座大学校园花园的动向,会如此受人重视,当然是因为这片园地和新加坡历史文化息息相关,是国家发展历程上一座重要的文化地标,承载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意涵,其价值与定位的重要性,早有公论。
  虽然有关计划刚开始招标,所谓“重新发展”的具体规划尚未完全明朗,但由于可能会涉及这座园林的未来面貌,笔者认为有关单位除了必须重视云南园的历史文化意义,也应重视其独特的园林设计风格与内涵,才能更清楚认识到其珍贵价值,明白这是一座非常独特的文化园林,不仅在新加坡,甚至在亚洲也是独一无二。
  这座建于1950年代的南洋名园,最特别之处是融合了东西方与南洋三种不同的园林设计风格,反映了新加坡建国先驱与文化前辈们对多元文化精神的肯定。
  首先,云南园的基本设计结构,呈现的是西方园林风格。
  整座云南园设计,并非东方传统花园强调曲径通幽的迂回结构,而是西方传统古典园林规则式的开放布局。
  园里最明显的“西方式”特色,就是轴线对称、相对均衡的布局,以纵横交织的石板步道,把整座花园切割成许多规律性的块状,完全呈几何图案构图,形成强烈的韵律节奏感,使整个花园显得更开朗、对称,具有统一中又富有变化的景观效果。
  这种平面的规律性几何构图风格,不但是欧洲古典主义造园的基本设计,经过17世纪英国自然主义园林的冲击,到19世纪上半叶,西方设计师又提出建筑与自然之间最好有几何式过渡的园林景观,导致几何式与规则式园林的综合设计在这时期又纷纷出现,形成后来工艺美学的净化思潮。
  上世纪50年代新加坡仍是英国殖民地,这股近现代的西方园林设计风潮,或许因此影响了当时正在兴建的云南园设计。
  其次,云南园对草木的处理,呈现的是具有热带风情的南洋风格。
  西方规则式园林设计,追求人工化的自然,讲究把植物都修剪成几何体,连树木也要排列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
  云南园里的草木,不但都是热带树木,处理方式也采取相对的自然主义,并不刻意修剪,任其自然成长,形成一片郁郁葱葱的热带气息。花草树木则以群落配置的手法,利用树木疏密有序的配置,营造视线的转换与分隔,在园里各不同空间分别展现南洋热带园林粗犷自然的艺术风格。
  整个云南园设计里最特别的组成部分,则是它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东方风格。
  园里最明显的东方风格代表,当然就是被列为国家古迹的南洋大学建校纪念碑,及分布园区各处多座中国建筑风格的八角亭,还有近年新仿建的南大牌坊。
  这些东方风格的建筑,都是属于的“显性”的具体造型,但在当年的布局设计上,整个园区还有三层属于“隐性”的文化结构。
  一是园区内的步道,虽属于西方几何式结构,但其形式却是东方的“方胜纹”样。
  所谓“方胜纹”,是以两个菱形压角相叠而构成的几何图形,为一种中国最古老的装饰纹样图案。历代因用途不同,原本的标准菱形结构又延伸出或扁或长的多种变体图案,但始终保持对称盘结的特点。
  名称里的“方”并非纯指方形,而是指并排成双的意思。《说文解字》称:“方,并船也。”也就是说,“方”原为并行的两只船,所以并排行驶的两车称“方轨”,并排的窗户称为“方轩”。
  方胜纹结构有两大特点,一是对称,二是连续,起源自古代的编织(如渔网和猎网),因编织具有连绵不断的工艺特性,故常被人们作为诸事顺利、好事连绵的象征。
  从云南园的鸟瞰图,可以清楚看见园里左右两边对称的几何图形,仍保留传统方胜纹的形式结构,只是因为顺应地形而呈椭圆形,两边各为半椭圆状,合起来就呈“合璧”。玉璧为中国古代最尊贵的礼器,基本为圆形,两个半圆的半璧美玉成双合并,象征众美毕集,相得益彰,圆圆满满。在云南园正中央的“合璧”位置,又特别设置了一个四环结构,属于中国传统的同心圆纹饰。这种四环相交、如同四面围扰的形式,称为“四合”,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造物讲究四方四合、八方吉祥的吉祥理念。所以,整个云南园布局,就是以方胜纹结构组成的合璧,加上同心圆,表达了四方同心、一切通明的美好意愿。
  二是园区内的建筑布局,构成特殊的“七星伴月”景观。
  云南园区里的建筑,除近年新建的牌坊不计,全为50年代造园时原来的建筑,各位置布局都依然保留当年原貌,因此可以很清楚看见其建筑分布所形成的“七星伴月”格局。
  园里有七座中国风格的八角凉亭,一座是中央亭,其余左右两边各有三座,总共七座,犹如七颗星。除了这些凉亭,整个云南园区里只有一座建校纪念碑,在中国传统观念里,碑有阴阳性质,犹如日月。七星伴月原意指中秋时节围绕在月亮周边闪闪发亮的北斗七星,象征相助辉映,益增光华。而整个云南园的园地形状,有方有长,就有北斗之状。
  具有如此完整布局的园林,在亚洲各地著名的园林设计中,云南园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代表作。
  三是整个园区的位置,体现了中国建筑方位设计中屋前应有大水池的观念。
  云南园花园是华裔馆前一大片近椭圆形的下凹地段,状如大池,依中国传统建筑方位设计,此地势称堂前聚水,也就是明堂前有水,传统的说法叫“福泽”,意寓福泽万物、福泽深厚、福泽绵长。
  “大池”里的七星伴月建筑群,意寓水上星月交辉,宛如天池,天地如一,是东方古代人文宇宙观罕见的园林艺术体现。
  整个园区以方胜纹形式的步道,构成两个半园组成的合璧结构,结合以步道串连象征星月的凉亭与纪念碑,呈现的就是一大幅“珠联璧合”的动人景观,表达了最美好的颂愿。
  云南园里的这些“显性”建筑和“隐性”的结构,交叠形成了一整套丰富的东方传统文化内涵,加上西方造园风格、南洋热带园林风格,三大文化交融形成的一座独特园林,不仅在新加坡是唯一的一座,在亚洲相信也无法再找出一座具备同样丰富内涵与风格的园林作品。
  建国总理李光耀晚年曾说过“如果失去南大精神,新加坡就会有麻烦”。他所说的南大精神,就是砌在云南园山坡上的“自强不息,力争上游”八个大字。这些文字,自南大建校及云南园完成时就砌在这片草坡上,风雨如晦,岁月如歌,早已成为见证南大建校的历史古迹,也是云南园里唯一清楚写明南大精神的珍贵文化标志。
  迄今已经超过半世纪的云南园,不仅代表了50年代新加坡最重要的一件造园作品,整个园林的布局景观,处处均蕴含丰富文化特点,是本地年轻一代研究传统多元文化如何融合的一个典型实例,对于新加坡的文化传承与信念,具有重要作用。
  在云南园计划重新发展的关键时刻,希望有关负责人与规划者都能深入了解这座园林不平凡的特点,能尊重历史,认识与重视文化,慎重处理发展工作,不能轻率从事,让新加坡珍贵的文化资源蒙受无可弥补的损失。




《联合早报》- 借出收藏多年曾祖黄亚福油画 黄佩璧获颁赞助文化遗产“支持者”奖 (2016-04-20)

http://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60420-607168

  柔佛港主黄亚福的曾孙女黄佩璧,20多年来收藏着黄亚福的一幅肖像油画。当这幅画像能在国家博物馆的历史馆派上用场时,黄佩璧毅然借出画像,她因此获颁2015年“文化遗产赞助奖”中的“支持者”奖。
  去年新加坡金禧年庆祝活动,激发更多人慷慨捐赠或借出文物,也使得今年共有104家机构或个人在2015年“文化遗产赞助奖”(Patron of Heritage Awards)中获得肯定,数目比2007年多了一倍,只比2013年略少。
  黄佩璧(65岁)所收藏的黄亚福肖像,一度因画框破落,画面破损肮脏而被搁置在储藏室里。她后来找了专家细心修复,才发现这幅作于1924年的油画,出自英国著名肖像画家亚历山大·柯克(Alexander Kirk)之手。
  为了不让这幅传承黄氏显赫家族史的油画,日后被不知情的后代子孙变卖或丢弃,黄佩璧决心为画作寻找理想的栖身之所。
  国家博物馆去年9月重新开馆前,历史馆的策展员在讲述新加坡历史时,触及早期新加坡与柔佛和廖内的三角关系。黄亚福(1837-1918)刚好在那段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他的肖像画能让这段历史变得更为生动。
   原籍广东台山,木匠出身的黄亚福1853年移居新加坡,后来从事种植及建筑业。他是港主,也是柔佛政府主要建筑承包商,和柔佛苏丹阿布峇卡关系很好。新 山许多开埠时期历史性建筑如大皇宫(Istana Besar)、己关闭的监狱都是他承建的。新山今天还有一条无人不晓的黄亚福街,就是以他命名的。
   退休前是本地购物中心业界女强人,曾经担任新加坡购物中心协会会长的黄佩璧说,小时候,黄亚福的肖像一直挂在祖父黄兆源家的客厅里。黄兆源是黄亚福的最 小儿子。黄亚福虽在柔佛发迹致富,他的九个孩子(五男四女)却在新加坡受教育长大,最小的三个儿子在莱佛士书院毕业后还到英国深造。
  黄兆源当年就读于英国康伯恩矿校,回来后曾在锡矿业工作,后来转行当建筑师,还设立自己的事务所。
  黄佩璧从小听了许多“阿公的故事”,包括油画的由来。黄亚福去世后几年,亚历山大·柯克夫妇到新加坡旅行,黄兆源便拿了父亲的照片,委托他作肖像画。他是感念父亲的养育之恩请人作画,好天天看到父亲容貌。
  黄佩璧从报章报道中得知亚历山大·柯克和妻子是在1923年12月抵达新加坡。柯克擅长人物肖像,妻子擅长水彩画,夫妇俩到过马来亚、印尼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作画,最后以旅途中所做的60幅作品,在莱佛士酒店办了一次画展。
  从那些报道中,黄佩璧发现柯克不仅画了她的曾祖父,还画了1921年至1925年任新加坡大法官的沃特·肖尔(Walter Shaw)。柯克和肖尔其实是连襟,两人的妻子是姐妹。
  虽然有关亚历山大·柯克的史料不多,但黄佩璧知道他的一幅人物肖像作品被英国国家肖像美术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所收藏,可见他并非泛泛之辈。

捐汉代墓砖给华裔馆
  另一位获颁“支持者”奖的是喜欢在大型国际拍卖会上竞标古文物的特许会计师陆来聪(45岁)。他把三年前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标到的一对中国汉代长方形陶墓砖捐给华裔馆。
   陆来聪受访时说,他花两万新元(包括标价、保险和运输费)把古汉墓墙砖从纽约运到新加坡后,却因为陶砖太大太重,无法在家中摆设。每块陶砖将近一米长, 因此需要较大的空间展示。他觉得与其把陶砖长期收在货仓里,不如捐出来供人观赏,于是开始为陶砖寻找新家,最后找上了华裔馆。
  对国际文物拍卖并不陌生的陆来聪说,他特别喜欢夏商周、春秋战国和汉代文物,特别是那个时期的青铜器和陶瓷器。




《联合早报》-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百年大厝再探 (2017-06-18)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others/story20170618-772101

  今年年初,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推出了《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电子版,其内容也经由图书馆委托新加坡传统文化学会进行校注。宋旺相在书中曾提及本地19世纪末五栋传统华族宅邸建筑,即宋长溪宅邸及“四大厝”。作者撰文尝试以更全面的方式与角度重新认识五栋传统宅邸中的三栋,以期使之“重现”于新加坡的建筑史之中。
  《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是新加坡著名律师宋旺相以英文撰写,并于1923年出版的著作。此书记录了新加坡19世纪至20世纪初许多有关华人社群的发展与活动,是研究新加坡早期华人史的重要书籍。  今年年初,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推出了此书的电子版,其内容也经由图书馆委托新加坡传统文化学会进行校注。图书馆又于4月设置网页,开放让公众提供史料以增补该校注版的内容。
  多年前,阅读此书时读到以下有关新加坡19世纪末,五栋传统华族宅邸建筑的段落:“……在桥北路的中国式华丽宅第,乃19世纪80年代所建……”,以及“采用中国典型的建筑设计和风格所建成的四座宅邸”。前者说的是宋长溪的宅邸,后者则是普遍称为“四大厝”的四栋宅邸。

四潮商所建“四大厝”
  在这五栋建筑中,宋长溪的宅邸资料最少。宋旺相在书中除了提到宅邸建成的时期以外,没有其他有关宅邸的细节。查询其他历史文献与档案资料也毫无所获。
  书中提及的“四大厝”,指的是四位潮商所建的宅邸,即陈成宝宅邸(禧街和陆佑街)、黄亚佛宅邸(禧街)、佘石城宅邸(驳船码头,俗称吻基),以及陈旭年宅邸(登路,即今天的克里门梭道)。
  在福建与潮州语中,“厝”的意思是房屋或家。以“四大厝”来特指宋旺相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中所提及的这四栋宅邸,源自1961年1月25日《南洋商报》全文刊载许云樵敎授前一天在新加坡广播电台《马来亚丛谈之二十三》节目的广播内容。此后,许多中文文章在谈论到这四栋宅邸时都沿用了“四大厝”一词。
  鉴于这五栋宅邸中宋长溪宅邸的资料最少,陈旭年“资政第”资料最丰富,本文拟集中聚焦其他三栋,即陈成宝宅邸、黄亚佛宅邸和佘石城宅邸,以期让它们“重现”于新加坡的建筑史之中。

细看三栋经已消失的大厝

●陈成宝宅邸
  关于陈成宝宅邸,宋旺相在书中提到其建成年份为1869年,并用作中国领事馆多年。书中亦提到,宅邸所在地段在书出版时已改建为店屋。
  从1893年的《新加坡市区地图》看该宅邸的覆盖区面(building footprint),宅邸应该是由主座和左右护厝组成(图④)。但从此地图,仍无法判断宅邸的正门是面向亚美尼亚街或面向禧街,也很难判断其设计风格是否属“中国典型”。若可寻获宅邸的平面图,想必能对建筑的设计风格与格局有更深的理解。

●黄亚佛宅邸
  在陈成宝宅邸的斜对面是黄亚佛的宅邸。依宋旺相的说法,宅邸建成于1878年,但其又在书中另一处说黄亚佛于1875年在此宅邸中过世。这显然有笔误,而黄亚佛的曾孙女Wee Phek Neo医生也曾于1964年10月8日在《海峡时报》澄清说宅邸是建于1873年。
  从1893年的《新加坡市区地图》中可见,该宅邸是由门楼、主座和左右护厝组成。主座的中央与后方各有一处天井。
  查阅旧报章广告资料,黄亚佛宅邸在1889-92年之间曾作为家具制造与零售商Knight & Co. 的工厂与零售展厅。宅邸后来也曾作为圣玛丽收容所的临时会所,还一度属于亚塞高夫(Al-Sagoff)家族所有。最后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购得并用作于会所。
  宋旺相的书中还有一张名为“A Typical Chinese Gateway”,即“典型的中国门楼”的照片(图①)。 照片中的凹肚门楼立面不开窗;墙堵有灰塑;屋檐下有屐头,都是典型潮州建筑的特色。
  书中虽然没有指出这属哪栋建筑,但就建筑立面的风格来判断,应当属于某潮州式宅邸的门楼。再与另外一张确认为黄亚佛宅邸门楼的照片(图②)作对比,凹肚门楼墙堵的灰塑虽已改为仿砖漆做法,其风格极其相似。
  照片中还能看出门楼正脊以及垂脊牌头均有潮州嵌瓷,正脊嵌瓷甚至以镂空作。若说宋旺相书中门楼的照片属黄亚佛的宅邸也不无可能。
  再从1934年的建筑平面图来看,门楼后方是宅邸的前埕,再来便是主座。主座面开三间,左右两侧设通往左右护厝火巷的侧门。主座的步口廊左右延伸至侧门,给人建筑犹如面开五间的视觉效果。侧门旁建有内围墙(图⑤)。
  主座两侧设有厢房。再往内,左右各有一道通往二楼的楼梯。楼梯后方是天井,而天井之后就是正厅。正厅左右亦设有厢房,后方有一内厅,内厅背面则面向后天井。主座二楼格局基本上与一楼相似。主座与护厝以火巷隔开。左右护厝各有三间厢房。

●佘石城宅邸
  关于佘石城位于驳船码头的宅邸,宋旺相在书中提到其建成年份为1872年 。由1893年的《新加坡市区地图》(图⑥)可见,该宅邸的位置乃现今国会大厦的所在。从建筑覆盖区面的形状亦能看出宅邸的格局与黄亚佛的宅邸类似。
  现存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与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有数张以远距离拍摄新加坡河的历史照片。照片中隐约可看该宅邸有一凹肚门楼;门楼屋脊似有嵌瓷卷草;门楼山墙似有灰塑装饰;门楼前有木栏杆。(图③)
  1918年12月30日,佘石城的儿子佘应杰和佘应坤将宅邸卖给佳之地公司(Guthrie and Company)。 后来,林德利公司(Lim Teck Lee)向佳之地公司租用该宅邸并于1931年准备进行装修。这份1931年的平面图仍可见宅邸原有的格局,大致上与上述1893年《新加坡市区地图》的吻合,平面设计也确实与黄亚佛的宅邸类似(图⑤与图⑥)。
  但在约莫7年之后,即1938年,佳之地公司向有关当局申请拆除宅邸并提交图纸,欲在该地段建造仓库。佘石城的宅邸就此走入了历史。
  笔者认为,《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的内容若能配合其他历史材料,如建筑图纸、土地注册记录、旧报章、旧照片等,并结合对建筑的知识,想必能以更全面的方式与角度来重新认识一些已消失的历史建筑,让它们“重现”于新加坡的建筑史之中。




《联合早报》- 文物局已规划16历史走道 (2017-07-17)

http://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70717-779543

  除了旅游业者推出的邻里导览,国家文物局自1999年以来已在全岛不同地区规划出16条历史走道,记载并呈现本地这些地方的历史和社会记忆,当中有超过10条位于市中心外围。
  该局提供给《联合早报》的数据显示,自文物局网站Roots.sg去年4月推出以来,已有超过2万6000名访客上网浏览了市中心外的历史走道相关线上资料。
  这些历史走道所在地就包括义顺—三巴旺、宏茂桥、勿洛、裕廊和惹兰勿刹等邻里地区。
  国家文物局添加额外数码内容是为了让使用者有更全面的导览体验,这与沿途设在历史走道个别地点的资料相辅相成。使用者可随时透过流动电子设备浏览相关历史走道的档案照,以及阅读较鲜为人知的间断资料等。
  该局希望透过这些历史走道让本地人或访客对国人居住、工作和进行休闲活动的地方所承载的多元丰富文化有更深刻了解。
  为配合将在淡滨尼天地开设的淡滨尼展厅,文物局也将在今年8月推出淡滨尼历史走道。





《联合早报》- 鼓浪屿笔山路5号 林文庆宅邸百年沧桑 (2017-07-22)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others/story20170722-780974

  林文庆把将近五分之一人生奉献给厦门大学,也将家族最重要产业之一——鼓浪屿笔山路5号留给这所他挚爱的大学。作者因教学工作得以进入重修后的宅邸参观,却发现一些承载着林宅重要历史信息的景观被忽略而损毁,故居内也未见展示林文庆事迹的记录。
  2017年7月8日,波兰克拉科夫传来消息,厦门市鼓浪屿申遗成功,成为中国第52处世界文化遗产!这一消息也牵动着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心,因为在这座小岛上南洋华侨留下上千座建筑,是申遗成功的重要资产。
  也在同月14日,《联合早报》刊出韩咏红题为《在鼓浪屿寻找林文庆故居》的文章,却道出海外华人有心寻访先人足迹而不得的遗憾。作为研究鼓浪屿的学者,我对此感同身受:该如何有效地保护与利用华侨建筑?该如何正视华侨华人在家乡的贡献?该如何维系华侨华人情感与弘扬侨乡文化?

林文庆出生于峇峇家庭
  在鼓浪屿置业的众多华侨华人中,有一位狮城闻人——林文庆(Dr Lim Boon Keng, 字梦琴,1869-1957),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新马最受瞩目的风云人物,是一个医生、议员、商人、科学家、教育家、哲学家、社会改革家、儒学运动首领”。也正是他,带领厦门大学走过创校艰难而精彩的16年。
  出生于峇峇家庭,林文庆是位不折不扣的海峡土生华人。他于1879年进入莱佛士书院,1887年成为第一位获得女王奖学金的华人,远赴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修习医学。在英国求学期间,林文庆意识到自己作为华人不识华文的悲哀,萌发了对中国的文化认同。获得医学内科荣誉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后,他于1893年回返新加坡,行医经商,投身社会运动,成为海峡华人精英代表。

鼓浪屿女婿
  对于林文庆,中国原本是遥远的,然而两次婚姻将他与故土真实地联系起来。林文庆于1896年12月29日迎娶黄端琼,其父为福州名侨黄乃棠。然而,这位学贯中英的妻子不幸于1905年早逝。在好友殷雪村的介绍之下,林文庆于1908年4月迎娶其妹殷碧霞(Grace Pek Ha Yin,1884-1972),从此成为鼓浪屿女婿。
  华侨与故土的情感无疑是建立在亲情之上,林文庆因为妻子的关系,与厦门建立起密切联结。殷碧霞父亲殷荣康由江苏移居厦门,是厦门港堂会长老,母亲吴淑懿为俄籍犹太人。殷碧霞与兄长接受了良好的中英文教育,曾担任厦门女子高等学校英文教师。与林文庆成婚之后远嫁新加坡,然而她对母亲的牵挂、对殷家的依恋、对生长之地鼓浪屿的感情,促使她频频回乡省亲,并在鼓浪屿产下儿子炳汉。

笔山路宅邸
  1908年4月与殷碧霞成婚之时,林文庆便开始在鼓浪屿购地置业,其中最重要的产业便是笔架山麓宅地。1909年至1922年,先后与黄四美堂、黄水心、黄蔡氏等人签约,以长达13年的时间完成六亩多土地的收购。
  林文庆宅邸位于会审公堂后方,主入口设在较隐蔽的东南侧笔山路上,西侧笔山路上则设有小门。林宅巧妙利用地势,两层高的主楼和副楼颇有气势,住宅功能分区清晰,强调景观的重要性。主楼坐北朝南,前部环以外廊,为起居会友之所。
  林文庆在厦门交游广泛,家中藏书万卷,常与朋友谈古论今。饮酒喝茶,有时也为人看诊。主楼前后部之间设有走廊及楼梯,确保后部卧室的私密性,底层北侧设有外廊观赏后院,上层前方设有观景平台远望鹭江风光。副楼为仆从住所和厨房等服务用房,以通道连接主楼廊道与后院,设有独立的内院和侧门。

宅邸的历史价值
  笔山路5号林文庆宅邸的历史价值远不止其建筑,林宅庭院顺山势修整,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笔架山麓的原始地理特征,反映了当时厦门地区的社会风俗,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空间意义。
  当年厦门人对石头和坟墓有着特殊崇拜,认为对石头的不当开打会打搅神灵破坏风水,祖坟设置和保护更是关系家族兴衰的头等大事。
  林宅布局体现了对这些地方习俗的尊重,界内岩石山坡等地貌特征得以充分保留,特别是后院中的鼓浪屿风水石——笔架石,石下还设有风水池。

厦门大学产业
  1921年,林文庆接受陈嘉庚先生邀请,出任厦门大学校长,居住在笔山路5号。16年间,这位长须长者日复一日乘船渡海至厦大办公,其间遭遇许多艰难困顿。除了面对中国思潮巨变所带来的办学理念上的纷扰,更要面对窘迫的大学财务问题,以老迈之躯三次回新马为厦大募捐,甚至将薪金捐给厦大。
  1937年抗战爆发,厦大正式由私立改为国立,林文庆携家眷返回新加坡,将笔山路宅邸托付给亲戚照管,从此未能重返鼓浪屿。1957年,林文庆在新加坡与世长辞,遗嘱中将这座宅邸留给厦门大学,1980年代由其子女执行,正式将产业赠予厦门大学。由于林宅长期为亲戚代管,加上产业权利纠纷不断,建筑残破不堪,庭院景象沧桑。
  然而,当时的景物保留有许多重要信息,植被郁郁葱葱,一般民众都能入内观赏。在完成林文庆宅邸产业权利后,厦门大学投入大笔资金,进行建筑测绘修缮,改造作为国际接待中心,设置小型研讨室和客房。
  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对宅邸历史与地理价值的认知,虽然建筑修复一新,一些承载着林宅重要历史信息的景观却被忽略而损毁。翻修后的林文庆宅邸,设有专人看管,并不对外开放。
  笔者因参加国际研讨会,有幸入住一次,年初经厦门大学特别安排,带领学生进入参观。令人伤感的是,林文庆先生把将近五分之一的人生奉献给厦门大学,也将家族最重要的产业之一留给这所他挚爱的大学,然而,在他遗赠的故居,却未能见闻其事迹。
  林文庆作为英籍海峡土生华人,在个人生活中建构起与祖籍地的关联和情感,形成强烈的族群认同,并以华侨的双重身份贡献厦门社会。如今中国政府推动“一带一路”,应重新审视与东南亚的历史与当代关系。在侨乡,这些承载着华侨华人情感的建筑,是至为宝贵的建成遗产,不仅仅要保护其建筑主体,更要尊重其景观环境,在扎实的历史研究基础上,审慎地恢复其原貌,将华侨华人事迹融入古迹再利用中,展示华侨建筑应有的社会与文化意涵。
  有关林文庆鼓浪屿产业的详尽分析,参见陈煜《一砖一石乡土情:解读林文庆在鼓浪屿的购地置业》,载于2009年由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与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李元瑾主编的《林文庆的厦大情缘》。




Straits Times - 174-year-old church keeps up with the times (2017-06-08)




《联合早报》- 清朝乾隆年间 华人移民新加坡新证 (2017-09-30)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multiplex/story20170930-799305

  从作者个人的童年记忆,及中国闽南地区族谱中的新发现,证明在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以前逾百年,就有华人在新加坡生活、定居甚至安葬。
  我的童年和少年,在中央医院附近的石叻村龟仔山顶度过,时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龟仔山早年是座坟山,山下石叻路口就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华人庙宇恒山亭,建于1828年(道光八年)或更早以前,是19世纪初先辈为祭祀及管理这一带坟山而建的祠庙。
  龟仔山上的古坟,属于恒山亭坟山的一部分,为新加坡最古老的坟山地带,当时山上古坟已多是无人祭祀的荒冢。
  在好玩的少年时代,长满乱草的坟山野坡,成了我和童伴们经常活动之地,满山道光和咸丰纪年墓碑的荒冢比比皆是,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乱草之间,有几个雍正和乾隆纪年的墓碑!
  当时华文还用繁体字,因为字体相同,我起初老把墓碑上的乾隆念成“ 干隆”(干字繁体为乾),被大人嘲笑纠正,因此印象特别深刻。当时丽的呼声广播王道讲古,说过的吕四娘夜取雍正人头报仇故事,脍炙人口,所以一见墓碑上的“雍正”就懂。
  所以上小学前,我已在龟仔山的古坟墓碑上认识雍正、乾隆,及道光咸丰这些“古字”。
  这些记忆中的古墓,说明早在1819年莱佛士登陆以前,本地就已有华人移民生活,是重要的历史遗迹。可惜这片坟山60年代中期清理时,未留下任何记录。

早期华人移民的记录
  有关华人和新加坡的记录,最早见于元朝航海家汪大渊《岛夷志略》,书中记录龙牙门提到的“ 单马锡番”,并称岛上有“男女兼中国人居之”。
  近年本地考古发掘,也显示早在宋元时代,新加坡与中国已有贸易往来,故当时有华人落户定居或卒葬本地,亦属正常。
  但这些史料,都没有明确的人物身份记录。
  黄尧《星马华人志》称早期市区“山仔顶”的山上原有宋代古墓,墓碑刻的是“谢”姓人士;另外1949年在义顺村附近也曾发现明代古墓。
  但这座宋代古墓未有其他留存材料佐证,所谓明代古墓虽有墓碑拓片,但据碑文“义叙明考朝元程公之墓”的格式 ,应为反清复明志士之墓,年代可能迟至晚清,非明墓。
  近数十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本地发现年代最早的华人古墓,为1833 年(道光十三年)的方珊坟墓。
  据新加坡南洋方氏总会的记录,那是1941年方姓族人在“新加坡升旗山旁侧的龟仔山墓群中”(又是龟仔山!)发现的,当时已成荒冢,遂由方姓族人出资将它迁葬“武吉知马咖啡山公冢”,2008年再度被发现。
  这个记录,已被2012年新发现的两座1829年(道光九年)古墓取代。
  它们是武吉布朗咖啡山寻墓人吴安全兄弟所发现,墓主人分别是邱其连、海澄人洪斌老。其年代比方珊墓还早四年,遂成为目前本地发现年代最早的古墓。
  1829年是莱佛士登陆后第10年,故无论邱其连和洪斌老二人何时来新,依去世时间,都应属开埠时的第一代华人移民。

开埠前的华人移民
  关于新加坡开埠前的华人移民,主要记录有:

一,天猛公的说法。
  1819年1月30日,当莱佛士与天猛公签订临时协定后,威廉·法夸尔的副官纽波德上尉问天猛公,本岛上有多少居民。天猛公的官员回答,当时岛上的居民约有150人,有马来人及海人,亦有约30名华人。
  这段英国人记录的“150人荒凉小渔村论”,多年来曾是新加坡早年史的金科玉律,近年来学界已多方论证当时岛上人口其实远不止此数。
  但即使只依该记录,也证明早在莱佛士到来之前,就已有30名华人移民在本地生活。

二,法夸尔中校(W. Farquhar)的说法。
  海峡殖民地政府旧档案《三州府纪录》卷L之11有两则记录,是新加坡开埠后首任驻扎官法夸尔致给莱佛士的秘书赫尔中尉(Lt. I.W.Hull)的报告书。
  1822年12月23日的首份报告书说:“皇家山北面的第一座小山是实利己山,……我发现这一部分的西面是一个华人的甘蜜园。……从皇家山的西面一直伸展到大元帅府的旷地,都未开发。但是,在此处的东北面倒有一个华人的甘蜜园,这甘蜜园是我们未来新加坡前便已开拓的。”
  1822年12月28日的第二份报告书又说:“天猛公曾把若干地拨给华人及马来人作种植的园丘。这类园地计有20份,都是英国人来此驻扎前拨给的。”
  这两份报告书清楚说明,在莱佛士登陆前,已有不少华人在此拓殖甘蜜园。
  假设这20块园丘地由华人及马来人各占一半,每块地只颁给一人,则在英国人来此之前,至少已有10名华人在此拓殖甘蜜园,他们已非无分文的苦力移民,而都是园主。

三,《三州府纪录》卷之六记载土地局土地买卖簿册。
  这份殖民地官方档案的土地买卖登记,记载1822年5月10日,英国印地安那号船长柏尔上尉(Captain J. Pearl),向三名华人购买史丹福山周围三块甘蜜园,他们分别是,陈源夏(Tan Ngun Ha),园地在山之西面;陈亚鲁(Tan Ah Loo),园地在西南面;王瑞(Heng Tooan)园地在东南面(中文人名皆音译)。
  由此可见,当时的史丹福山(后随柏尔上尉姓氏改为珍珠山,Pearl Hill)几乎全部都是陈源夏、陈亚鲁、王瑞三人经营的甘蜜园,而且均于英国人未来之前便已拓殖。
  据档案馆前馆长林孝胜从上述华人名字在档案里的英文拼音,推测陈原夏与陈阿鲁是福建人,王瑞为潮州人,他们是目前有姓名记录的三名开埠前华人移民。
  但他们在本地生活的时间,仍是开埠前后的清朝嘉庆、道光年间。

清初移民的出现
  多年来未能在现有史料中见到任何与雍正、乾隆年间华人移民本地的明确资料,我童年记忆的疑问,始终未能解惑,只能一直留存心中。
  没想到答案却“藏”在中国民间的族谱里!
  上世纪50年代末,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的学者庄为玑、林金枝、桂光华等人,曾在泉州晋江侨乡收集80部族谱,进行研究。后来学者专家继续收集,于1998年由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出版《泉州谱牒华侨史料与研究》一书,收录有泉州、晋江、南安、安溪、惠安、永春、石狮、德化八县市收集的200余部族谱和家谱。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这些族谱中,发现不少当地人在清朝时期出洋到新加坡的珍贵资料。
  最重要的是厦门大学学者李勇,在福建晋江《鳌岱柯氏族谱》所发掘的两则记录:
  一,“则美公,……生康熙丙子年(1696)九月廿四日,卒乾隆辛巳年(1761)九月廿二日,住新加坡”;
  二,“则盛公,……生康熙乙酉年(1705),卒乾隆庚寅年(1770)十月廿二日,住新加坡。”
  上述记录说明,早在康熙、雍正与乾隆年间,两位福建晋江人柯则美和柯则盛,已经在新加坡生活,是目前发现有姓名身份记录最早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人!
  若按华人“弱冠南渡”的一般规律,以20岁计算,他们二人约当分别于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1725年(雍正三年)来到新加坡。
  在另一部永春《桃源东熙王氏族谱》中,还有两则记录:
  一,“明助,生乾隆已丑年(1769)七月廿七日,卒乾隆壬子年(1792)八月廿七,葬在新加坡”。
  二,“明侃,生乾隆辛丑年(1781),卒乾隆乙卯年(1755),葬新加坡虎亭。”
  这两记录,明确写明两名永春人王明助、王明侃,先后于乾隆二十年和五十七年葬在本地,都是属于乾隆年代的古墓。
  此外,在50年代收集的80部晋江专区侨乡族谱中,学者也发现乾隆、嘉庆年间,南安、永春地区共有23人到新加坡的记录,其中乾隆年间(1736 -1795)有六人,嘉庆年间(1796 - 1820)有17人;其中有许多就是“葬实叻”。
  这些族谱只是闽南部分地区的民间记录,未能代表全闽及粤潮琼等华南各地的历史全貌,但仅此就足以证明,在新加坡开埠之前逾百年,已有晋江、南安、永春人南来新加坡并安葬于本地。
  值得一提的是,那名永春人王明侃,他在1755年(乾隆二十年)的葬地为“新加坡虎亭”,虎亭应为地名,但也显示当地应有一座称为虎亭的坟地山亭,说明当时新加坡已有福建人的坟山组织与建筑。
  此外,1828年恒山亭新庙落成后四年,1831年该庙前还发生有人被老虎杀害的新闻事件。我童年时就曾听村里老辈说该庙为一“虎穴”,这说明恆山亭周围原是老虎出没的地方,“虎亭”之名,不知道是否就是恆山亭原来的名称?只是年代久远,只能联想揣测,已经难以确定。

华人移民年代提前
  1983年本地学者庄钦永在百年古庙天福宮內的观音殿,发现一枚古铜钟,钟上志期为“乾隆十年”(1745年),由于天福宮落成于1840年,这个乾隆古钟的来历也就成为谜团,人们多认为它是新加坡开埠后,才被人带来本地,供奉于天福宫(这件重要文物已于2004年成为厦门华侨博物馆珍藏)。
  查道光年间出版的《厦门志》卷一五风俗条,就有雍正、乾隆年间,厦门船舶常到新加坡的记录。记载称:“厦门贩洋船只始于雍正五年(1727年),盛于乾隆初年(1736年左右)”,船舶“外至吕宋、苏禄、实力(新加坡)、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
  这项记载,加上闽南地区族谱中的新发现,确实证明早在雍正、乾隆年间,就有华人来到新加坡从事贸易活动的事实,也就有了定居甚至安葬的可能。
  天福宮內的乾隆古钟,及我童年在龟仔山上所见的雍正与乾隆纪年古墓,显然就是部分早期华人移民的遗迹。
  特别是自福建地区族谱里的新发现,由于族谱是比家谱更正式的宗族记录,入谱程序十分慎重,可靠性甚高,而且记录不少,互相作证,更可将华人移民本地的确实年代,提早到莱佛士开埠前逾百年。
  这项新发现,不但填补一段历史空白,也证明我童年记忆中在本地见过的雍正、乾隆纪年古墓,确实曾经存在。



《联合早报》- 抚今追昔马六甲 (2017-11-09)



http://www.zaobao.com.sg/zlifestyle/travel/story20171109-809517

  无论何时看马六甲都觉得这城像位风韵犹存、薄纱半遮面的混血儿。马六甲历史要从新加坡说起,因为满剌加王朝的开国者拜里米苏拉是从新加坡到马六甲建国的。
  我们现在称马六甲,中国古代文献里称满剌加。
  真希望能穿越时空,到明朝的马六甲,看看明代通事(翻译员)马欢在《瀛涯胜览》里所说的一切和今天有什么不同。
  古代浙江人似乎偏爱到南洋旅行,例如元朝南昌人汪大渊、温州人周达观,还有明朝马欢。马欢是浙江绍兴人,曾经以通事的身份,三次跟随郑和下西洋。归国后于景泰二年(1451年)撰成《瀛涯胜览》。“瀛涯”为天涯海角之意,“胜览”为游览风景胜地之意,意即海外游记。马欢算是游遍半个世界的明朝人。
  “国人男子方帕包头,女人撮髻脑后,身体微黑,下围白布各色手巾,上穿细布衫,风俗淳朴”,这是马欢在《瀛涯胜览》里对马六甲人的观感。对马六甲的建筑则作如是形容:房屋如楼阁之制,上不铺板,但高四尺许之际,以椰木树劈成片条稀布于上,用藤缚定如羊棚样,自有层次。想想,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马来甘榜景象吗?
  自郑和下西洋以来,华人就在这个地方居住。这里曾是东西交通的枢纽,世界各地的商贾都以此作为中途站贸易。曾是中外货物的聚散地,码头边泊满来自五湖四海的舶船。然而今天,这一切像不曾发生过,历史消失在空气中。

古城是马六甲招牌
  衰败大多是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开始的。满剌加王朝的衰败,直接导致西方列强的占领。葡萄牙人占领满剌加,标志西方殖民主义觊觎东南亚丰富物资的开始。香料贸易的巨额利润,犹如糖果吸引蚂蚁般引来船坚炮利的列强。
  无论满剌加王朝的民族英雄汉都亚有多勇敢,始终抵挡不了葡萄牙人的大炮。郑和下西洋所做的生意看似赔本,但600多年来,郑和的亲善却深入民心,三保公始终是南洋华人心目中的保护神。
  葡萄牙在马六甲所建筑的城墙被英国人炸得粉碎,还好遗留下一个城门。古城因此成为马六甲的标志。来马六甲的旅客都要来古城看看,就好像到澳门一定会去大三巴牌坊。古堡背后的小山丘上,尚有一座教堂遗迹——圣保罗教堂。这座建于1521年的教堂是葡萄牙人为了感激圣母保佑脱离海上风暴而建的。这使我想起我们也有一个圣母叫妈祖,同样也是救人于海难。
  圣保罗山上的晚风不晓得是从马六甲海面吹来的吗?远处马六甲海峡的天空彩霞满天。我想,明代时的晚霞景观应该和今天的相同吧!

香烟缭绕的慰藉之所
  观音亭街上不单有华人的佛堂,也有印度庙与清真寺。这条街是多元民族文化在异乡融合的典范。青云亭已是马六甲华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何时,青云亭都是甲埠老百姓精神的慰藉之所。
  午后我来到青云亭,面向拜亭,在香烟缭绕之际,闭目膜拜,口中喃喃自语,祈求的无非是家人平安,生活如意。越过拜亭,进入清雅的殿堂,正殿上的观音竟然是典型的明代造像。脑中回旋的是,青云亭建于清初,为何会供奉着一尊那么珍贵的明代观音?再想,其实也不出奇。康熙年间距离明代也不久远,无论是明朝遗珍,抑或是前朝遗风,都是自然不过的。倒是好奇,如今的马六甲的老百姓是否曾仔细想过,祖先为何千里迢迢从家乡带来这么一尊菩萨?远观菩萨慈目微张,仿佛在聆听众生的倾述。
  青云亭的护厝里,立有好几方石碑,记载庙宇历来修建的事迹。其中一方记载了青云亭的创建史,立碑年号清楚地刻着龙飞二字。以龙飞为年号立碑,是比较罕见的,碑文叙述甲必丹李经为是因为“明季国祚沧桑,遂航海而南行,悬车此国……”立碑年号隐喻反清的心态。
  离开观音亭前,站在山门欣赏墙上的彩绘,有这么一小行落款,仔细一读:新加坡合顺梁忠作,写在庚子年冬。时间过得真快,上一个庚子年距今也50多年了。新加坡与马六甲的历史永远连在一块。

荷兰街黄金时代不复返
  如今在荷兰街走动的荷兰人,已经不是马六甲的主人了。狭窄的街道两边,大都是土生华人的住家。短短的一条小路上,新马许多望族皆源自这里。荷兰街今天已改称为惹兰敦陈贞禄,是为纪念陈家对国家的贡献。住在这里的华人后裔,或许会缅怀荷兰人时代,当过甲必丹的祖先曾经有多风光。
  甲必丹(Kapitan)是荷兰人沿用统治印度尼西亚的侨领制度,委派管理华人社群的一个职衔,它是从captain转译而来的。在巴达维亚(即今日雅加达)还有雷珍兰(Luitenant)和玛腰(Majoor)两个职衔。这批节气较高的华人当官绰绰有余,为了逃避清朝统治,而老远跑到南洋,屈就于甲必丹这么个小名堂。
  漫无目的地行走在马六甲河边,偶尔有游船驶过。多年以前,河边停泊的是马六甲对岸的印尼小货船,满载木料及火炭,来古城贸易。荷兰街杂货店的老板说,用奶粉、阿华田换。荷兰街头转角的咖啡店里,那熟悉的云吞面档已经消失。他们说,煮面的妈姐自返乡后,再也没有回来。马六甲是很多人的暂居地,留下来的和离开的,始终眷恋荷兰街长长的屋墙和无云的晴空。
  只是住在荷兰街上的黄金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犹如街口的夕阳,期待美好的明天。




从夜暮到黎明 - 众里寻他千百度 - 寻访金兰庙原址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4/10/blog-post.html?m=1&from=singlemessage








《联合早报》- 潮式大厝资政第 (2017-12-0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e4db230100cauo.html

  1885年完工的潮式大厝“资政第”位于槟榔路(Penang Rd),是19世纪潮籍殷商陈旭年的宅第。古厝正对着现代化的总统府花园,因其建筑风格与周遭的现代景物迥异而形成鲜明对比。
  立于闹市中的古宅第,屋前屋后布满了精致的人物木雕与石刻,五彩嵌瓷花鸟鱼兽与潮式瓦当,加上依畔于荷花池的凉亭,构建成极为古雅的潮汕庭院风格——“四点金”。
  目前,这古建筑群由鹏瑞利置地集团所拥有,并在此设立一站式北京中医药门诊中心“明医馆”。医馆名字出自已故肝病专家关幼波教授对医德的诠释,他认为医者应有“三明”:明医理,明人心,明人情。
  笔者置身古宅第,被精雕细琢的工艺作品所环绕,惊叹之余,也渐渐体会先贤的智慧和超凡想象力。在拍摄过程中,更得以细细欣赏古早工匠的传统技艺,并从中领略雕琢人文景物的寓意,对笔者来说可算是个小确幸。
  为了营造复古氛围,笔者也找来湘灵音乐社团员许素珍和吴丽慧身着古装,在资政第里的数个角落拍照。
  古建筑群是“硬体”,但真正体现其价值的是创建和保留传统文化的初心。庆幸政府把这座华人古厝列为受保留建筑,让各族人士从中认识并体会华族先辈的智慧和优良价值观。



《联合晚报》- 市建局修订准则 修复受保留建筑 不可擅改原设计 (2018-01-02)